在温差较大的环境里，纸张的破损速度是最快的，所以在古籍文献保存过程中，应将温度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变化范围内。

湿度也是影响古籍文献存放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环境中湿度过大，就会使得纸张含水量远超于它的正常比例标准，纸张会出现变软、断裂和变形的情况，还容易滋生霉菌微生物，加速纸张的破坏和腐朽。

文书是指古代盟约、公文、契约、书札、案牍以及诏诰、奏议、文告、诉状等，如侯马盟书、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徽州文书。

档案经过立卷归档集中保管起来的，具有查考、使用价值的各种文件材料，称为档案。

中国档案起源很早，清末河南安阳出土的甲骨卜辞，就“属于王室的文书记录，是殷代的王家档案”（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46页）。存世和出土的西周铜器铭文，所记有册命、赏赐、志功、征伐、诉讼等各个方面的大事活动，自然也是具有档案性质的。中国现存的档案实物以明、清档案所存为最多，大约还有一千多万件（册），主要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档案是人们在各项社会活动中自然产生的，是原始的文字记录，从未经过修改和加工，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可以直接反映出历史原貌。档案与图书不同。由于档案具有这样的原始性和客观性，所以它比其他史料、典籍更加真实可靠。

总集汇集多个作者的单篇诗文为一书，称为总集，它是与别集相对而言的。

总集这种体裁的产生，则首推晋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晋书·挚虞传》：挚虞“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日《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可惜《文章流别集》今已亡佚。所以，今天所能见到的现存最早的总集，应是南朝梁萧统所编的《文选》。

别集指汇集某个作者所著多种文体作品为一书的文献著作，与“总集”相对而言。

“别集”这个词出现大约有2000年的历史，早在东汉就出现了，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别集开始盛行，并有了很大的发展，到唐宋以后就更加繁荣，出版的别集相当之多。

类书是我国古代采辑或杂抄各种古籍的有关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编排列于从属类目之下，以供人们查阅的工具书。

类书，“以杂见称”为其特点。所收内容往往是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旁及社会生活、科学技术、文化知识，举凡人间的学问，世上的知识，以类相从，无所不收，是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古典文献。

政书是辑录文献中的典章制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编排和叙述，以便查考的工具书。简言之,政书就是专门记载历代或一代典章制度的专书。涉及的内容范围很广，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以及天文、地理、文学、艺术都包罗在内。 最早创制政书这种体裁的是唐代的刘秩,他收录了大量典章制度资料,编成《政典》，该书于唐玄宗开元(713～741年)末编成。

政书按其收录典章制度的时代范围,可分为两大类,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通古今”的,即所谓“九通”十通”。

一类是断代性质的,即所谓“会要”和“会典”。

丛书又称丛刻，丛刊，丛编，汇刻，合刻，是编辑根据一定的目的,汇刻有关的著作并冠以总名的一种著作集。丛书所收的著作，多的有几千种，少的只有寥寥数种。对丛书来说,这些被收入的著作，称为丛书的子目。

以“丛书”命名的图书,最早的是唐朝陆龟蒙的《笠泽从书》，但该书不是汇刻群书的丛书只是作者的诗赋杂文集。真正的汇刻丛书始于五代冯道倡议校刻的《九经》（又称《监本九经》），这是类编丛书汇编丛书,一般变为以南宋嘉泰二年(1202年)俞鼎孙、俞经辑抄的《儒学警语》为最早。该书汇辑了有关“举子之事业,人事之劝惩”的七种著作,是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丛书。

丛书种类很多,大体上可以分为综合性和专科性两大类《中国丛书综录》分为“汇编”和“类编”。“汇编”下分杂纂、辑佚、郡邑、独撰五目,“类编”下分经、史、子、集四目。

笔记指中国古代著作者随记录的短篇文献，并将这些短篇文献汇集成册出版的图书，也叫笔谈，或随笔。笔记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笔记起始于先秦，魏晋南北朝有了较大的发展，当时的志怪体笔记较多，例如晋代张华的《博物志》和干宝的《搜神记》。南朝的刘义庆所著的《世说新语》，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轶事笔记的代表作。到了唐朝，笔记便“演志怪为传奇，变轶事为杂录”，例如《酉阳杂俎》。宋元以后，笔记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数量猛增，题材扩大。

表谱指按照事物类别或系统编制的反映时间和历史概念的表册性参考工具书、是历表、年表等历史表谱的总称。 表谱能帮助人们考查和换算不同历法，年，月，日，能使读者系统地了解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发展和演变的情况，有助于对中外历史进行横向比较研究。

表谱分为年表和表谱两种。

地方志是指记述某一个行政区域的自然和社会各方面情况的图书，也称方志。这种书的内容非常广泛，一般包括行政建制、沿革、疆域、山川、津梁、名胜、资源、物产、天文、气候、灾害、人物、文化、教育、科技、体育、民族、民俗等各个方面，反映了不同阶段的社会历史生活状况和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的发展状况，对于中国的经济、文化、科技建设和学术研究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中国的地方志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根据《周礼·春官》一书记载，周代曾经设有“外史”这一职务，负责“掌四方之志”。方志导源于我国古代记载地理知识的《山海经》和《尚书·禹贡》等。 1、书名与作者

①古书多无书名

古人著书，或叙事抒情，或论辩说理，都是动情于中，而形于言，往往是先写作而后命题，并不是先命题而后写作。据《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汉高祖刘邦初定天下，曾指示陆贾为他写一部历史故事书，陆贾写了二十篇，刘邦看了很高兴，认为书中故事都是闻所未闻的新鲜话，所以起名为《新语》。由此可知，陆贾在写作前并未拟定书名。

古书不题书名，是常有的。现在所知的古书之名，大多数是后人追加的。②关于古书的命名：

以著作开头二字为书名者。如汉代史游所著识字课本《急就篇》，开篇云：“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就是用“急就”二字作为书名。

公羊传校本

以作者姓氏或称号为书名者。如春秋三传：《左氏传》，左丘明撰；《公羊传》，公羊高撰；《谷梁传》，谷梁喜撰。 以概括内容命名者。如春秋时鲁国史书称《春秋》，就是以一年四季的春秋二字来概括一年，用以表示为一种按年纪事的编年史。

以寓意命名者。如韩非子的《五蠹》、《孤愤》、《说难》等篇,屈原的《离骚》。

先秦典籍，往往不提作者姓名，一部《诗经》，三百余篇中除极少数可以考见作者姓名外，绝大部分是无名氏的作品。先秦诸子著作，题为某子，但并非他们自己的手笔，不少是出于门生、弟子、宾客及其子孙后代之手。

汉代以后，典籍作者署名逐渐增多，而标法不一，或标姓名，或标字号，或名号同时标出，或用自号而不用名，或带作者籍贯、官衔职务等等，如南宋词人张炎，号玉田，原籍天水，他的词集《山中白云》题为“西秦（指天水）玉田生张炎叔夏”。又如《资治通鉴》标示：“端明殿学士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朝散谏议大夫充集贤殿修撰、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上柱国、河内郡开国候、食邑一千八百户、赐紫金鱼袋臣司马光奉敕编集。”

2、古书篇名与序传

古书篇题列于正文之后

古人编书的体例，常与后人不同。小篇及章的目录，一般都放在一篇或一章之末。例如《荀子》书中有一《赋篇》，包括《礼》、《知》、《云》、《蚕》、《箴》五篇赋，每一赋的末了都把所赋的物名说出，并把这物名重叠一遍，这种重叠，决不是多余的重复。这礼、知、云、蚕、箴五个字，就是这五篇赋的题目，而且都题写在每篇之末。长沙马王堆汉墓土的帛书《老子》卷前4种佚书，题目都是在一篇或一章之后的。

把古书目录放在卷首，大概都是雕版印刷术盛行以后的事，书籍应用日广，篇题置于全书之末，翻检不便，于是很自然地出现了这样的变化。

古书序传常置全书之末

了解一部书的内容主旨、篇目体例以及成书经过等,最好先读它的序文。古书往往有序文(统称为序传)。《史记》的《太史公自序》就是典型的序传，它总结作者自己的世系,叙述著书的经过,考证学术源流，还给每篇的述作大意逐篇作了提要。

现代编印的书籍,序文均列于卷首，而古书的序传，则均列于一书之末。例如上列《史记》的《太史公自序》，又《淮南子》的《要略》，《汉书》的《叙传》，许慎的《说文解字叙》，梁刘勰《文心雕龙》的《序志》等。

3、古代“篇”与“卷”的含义

古代文献的著录，都以篇、卷为计，从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开始就已如此。

木简

中国古代用竹、木简写书，编简成策（册），通常一策就是一编（篇）。故称之为“篇”。在竹、木简盛行的同时，也用缣帛写书，并以“卷”计。因此，对于“篇”“卷”两个词语的解释，一般认为：“篇”批量竹简、简册，后来用以指有首有尾完整的文章，也用来指称成著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作《孟子》七篇”。“卷”指写在缣帛上的卷子，后用以指全书的一部分，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一》：“凡书，唐以前皆为卷轴，盖今所谓一卷，即古之一轴。” 校雠是简册时代校书的一个环节，刘向所下的定义是：“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其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曰雠”。所谓“校雠”就是今天校勘中的对校，也即版本校。由于那时简册笨重，这一工作通常由两个人来完成。而今天的校勘含义较“校雠”宽泛了很多，除对校外，还包括本校、它校和理校等方法。

校勘与校对的区别：校对是出版的一个环节，它的唯一任务就是：保障出版物和原稿绝对一致。因此，校对基本上是一项机械性工作。有时为保障正确率，校对者甚至从文章末尾倒着校，使校对者读不成句子，以保证一个字一个标点的与原稿进行核对。校对虽然也是“对”，也是“核查”，很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的校勘，但校对是单向的，必须忠实于原稿，因此，与作为学术工作的校勘有明显的不同。 1、校勘有助于古籍整理：

古籍整理主要包括校勘、标点、注释、翻译、汇编等九个方面的工作。校勘除了本身就是古籍整理的一项重要工作以外，还是其他八项古籍整理工作的先导。因为，这八项工作都需要有一个文字正确无误的底本。如果不先做好校勘工作而以误本为底本，从而误解误释，不仅劳而无功，甚至得不偿失。

2、校勘有助于古籍研究：

对于某种古籍进行研究，首先应该有一个正确无误的底本。

3、校勘有助于疏通文字词义：（1）祛疑。看到文字错误难以疏通之处，谬妄者往往穿凿附会，望文生义，哄了自己也误了别人。（2）显真。有些文字虽是错的，但意义没有太大的变化。碰到这种情况，校勘同样必要。（3）明微。有些语词的含义，看上去简单易懂，而真要弄懂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4）欣赏。文字作品中，往往一字之差，就会影响到作品的韵味，埋没作者经营的苦心。

不同方言区彝文古籍文献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一、彝文古籍的编纂写作分类：从编纂、写作者的角度来分类，彝文古籍可以分为毕摩文献、摩史文献和其他文献三大类。其中毕摩文献是最多的一类。

1、毕摩文献毕摩是彝文古籍的主要创作者、收藏者和使用者。毕摩古籍主要是经书，也有其它书籍。根据王继超与余海所著《彝族传统信仰文献研究》的分类，结合彝文典籍的情况，毕摩经书可分为十大类：（1）丧事祭祀时迎毕摩与献酒类，有《迎毕摩献酒经》、《毕摩溯源经》、《献水经》、《献茶经》等。

（2）丧祭仪式经书类，有《丧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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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仪经》等。

（3）丧事活动的禳解仪式经书类，有《解冤经》、《解除衍尤经》等。

（4）丧祭仪式用的破司署经类，有《破除司鬼经》等。

（5）丧祭仪式用消灾经类，有《解除灾难经》、《治星经》等。

（6）丧祭仪式其他经书，有《物始纪略》、《那史释名》等。

（7）祭祖仪式用经类，有由祭祖文献传承下来的《彝族源流》、《更换祖筒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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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祭祀与崇拜神祗类经书，有《省舍多苏》、《延续寿命经》等。

（9）消除灾难类经书，有《解除灾难经》、《局卓布数》等

（10）测算、占卜类文献，有《吉禄扎数》、《署舍》、《署莫》等。

毕摩文献也是最先引起外界注意的彝文文献。1936年，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与彝族翻译家罗文笔先生合作出版《爨文丛刻》，被日本学者称为“彝学走向世界的标识”。而《爨文丛刻》中的绝大部分作品就是毕摩文献。

2、摩史文献：摩史文献中，著名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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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彝志》，《摩史苏》，《诺沤》等。

《西南彝志》原名《哎哺啥厄》，是清朝贵州省黔西州彝族热卧土目家的摩史益果那埃拔辑录、整理历代彝文史籍而成书。全书37万多字，26卷，分480多个标题，记叙从天地形成，到清朝初年的整个彝族历史，涉及许多彝族古代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典章文物、风俗文化等，被称为“彝族的百科全书”，是截止目前发现的字数最多、内容最为丰富的彝文古籍。

《摩史数》是彝族丧祭仪式摩史用书。贵州彝文木刻本中仅存的一本，记录了摩史在一场丧祭场合的主要活动过程。书中阐述生死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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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神地祗也不能幸免，强调个人的伦理道德及应尽的义务。《摩史书》对历史人物历史典故亦多有涉及，反映了先民由哎哺、尼能、什勺、米靡、举偶、六租六个时期过来，走过了四川平原，经过了滇西，翻越点苍山麓来到滇东、滇东北，落脚于黔西北，经历过笃米与“六祖”时期的强大，以及开发乌撒、水西的艰辛。

3、其它文献：其它文献中，以金铭石刻文献居多。这些文献中的一部分是毕摩和摩史所作，但绝大多数是彝族历史名人、或其他作家所作。例如著名的在贵州省大方县的《水西大渡河建桥碑》，分为彝文碑一通和汉文碑一通。彝文碑上的彝文共有1972字，是目前发现的字数最多的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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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刻。其碑文是水西著名君长、贵州宣慰使安国亨所撰。又如在贵州省七星关区的《李雨铺四棱碑》，字数仅次于《水西大渡河建桥碑》，也是一块著名的碑刻。其它如西汉时期的彝文铜器《祖祠手碓》，蜀汉时期的《妥阿哲纪功碑》，宋代的《拦龙桥碑记》，明代的《成化钟铭》、《罗婺盛世史摩崖》、《新修千岁衢碑记》，清代的《蚂蚁河桥碑》、《扯凯箐摩崖》、《桃源峡摩崖》等，都非常有名。

二、彝文古籍的内容分类：彝文文献的内容非常丰富，可以分为历史、政治、经济、军事、宗教、谱牒、哲学、伦理、民俗、文学、艺术、医学、教育、地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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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类：有《西南彝志》、《彝族源流》、《彝族创世志——谱牒志》、《滇彝古史》、《古侯曲涅谱》、《凤氏谱系》、《尼祖谱系》、《毕摩谱系》、《蒙化左氏家谱》等。《彝族源流》以父子连名谱为线索，记录哎哺、尼能、什勺、米靡、（武僰）、举偶、六祖等六个时期的彝族历史，认为彝族共同起源于哎哺时期，哎哺繁衍的尼能、什勺、米靡、武僰四大氏族是今彝族的主要来源，其中尼能、什勺氏与米靡的结合，繁衍了昆明人和叟人，昆明人和叟人即是彝族先民。什勺氏还繁衍了南诏国王室的彝族蒙氏等。武僰氏族则在滇川黔的部分地域及结合部繁衍了卢夷国、朱提国、夜郎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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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以后，武僰系彝族从今黔西北、滇东北往云南中西部地区迁移，而昆明人和叟人则从云南中西部地区往今黔西北、滇东北迁移，形成了彝族居住地域大体的分布格局。

2、政治类：有《古史通鉴》、《治国安邦经》等。

3、哲学类：有《吐鲁立咪》，《吐鲁窦纪》等。

4、宗教类：这是彝文古籍中数量和内容最多的种类。主要有《献酒经》、《指路经》、《献牲经》、《作祭经》、《祈福禄经》、《吾查 们查》、《查诗拉书》、《尼布木司》、《诅咒仇人经》、《退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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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解咒经》、《招魂经》、《祭祖经》、《驱除病魔经》、《送鬼经》等。

5、文学艺术类：也是彝文古籍中数量众多、类别丰富的一种，主要有《阿诗玛》、《尼苏夺节》、《查姆》、《普曲荷歌传》、《牧羊人史郎若》、《则谷阿列与依妮》、《赛玻嫫》、《贾斯则与朱武斯》、《妈妈的女儿》、《孜孜尼扎》、《红白杜鹃花》、《达恩妹与鲁汝朵》、《阿买恳》、《曲谷》、《走谷》等。

6、教育伦理类：主要有《赛特阿育》、《凤凰记》、《劝善经》、《玛牧特依》、《色尾处莫》、《那朵合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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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医药类：主要有《医算书》、《双柏彝医书》、《寻药经》、《元阳彝医书》、《选药治病书》、《聂苏诺期》、《齐书苏》等。

8、经济类：如《宣慰岩石刻》、《中建丹书》以及其它一些彝文书契。

9、天文历法类：如《宇宙人文论》、《母虎日历碑》等。

10、其它：没有归入以上类别的彝文古籍。

三、云南彝族古籍简介：

云南彝族人口有4705658（2000年），以大分散小聚居的方式散居于全省各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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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主要聚居区有楚雄彝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滇东乌蒙山区及滇西北小凉山一带。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共分东部、东南部、南部、西部、北部、中部6个方言区。彝文古籍的产生于宗教有密切关系，它的传播以宗教活动为载体，使用范围主要是宗教领域。彝文古籍内容广泛，大多为手抄本，有少量木刻本。目前发现最早的是明版《太上感应篇》。迄今云南已有39部彝文古籍被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云南彝族文献古籍中较具代表性的有《梅葛》、《查姆》、勒俄特依》、《阿细的先基》、《阿诗玛》、《劝善经——太上感应篇》、《指路经》、《尼苏夺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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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兹楠兹》、《洪水泛滥》、《查诗拉书》、《彝族创世史》、《尼布木司》、《万物的起源》、《祭龙经》、《彝族打歌调》、《尼祖谱系》、《滇南彝族指路经》、《木荷与薇叶》、《红鱼姑娘》等。

彝族口传古籍主要有：神话传说《更资天神》、《虎公虎母造万物》、蜘蛛撒经线》、《独眼人、直眼人和横眼人》、《伏羲兄妹创人烟》、六气造化天地》、《冬德红利诺》、《虎氏族》、《三女找太阳》、《祭黑龙》、龙女寄书》、《阿鲁举热》、《孟获的传说》、《火把节的传说》、《三月三》、《毕老造字》等；民间故事《梦先生》、《三妹和蛇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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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蛤蟆》、《媳妇坟》、《聪明的媳妇》、《老虎不容猫长大》等；叙事长诗《则谷阿列与依妮》、《花鹿姑娘》、《百花公主》、《太阳和月亮》等；歌谣《求婚歌》、《配偶经》、《十看郎》等。

“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献指的是古代先贤的见闻、言论以及他们所熟悉的各种礼仪和自己的经历。

宋代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将文与献，作为叙事与论事的依据：“文”是经、史历代会要及百家传记之书；“献”是臣僚奏疏、诸儒之评论、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在他的影响之下，关于文献的认识，便只限于一般的文字记载，不能表达为文字记载的东西，则不能称之为文献。

文献现如今还是一版学术周刊：

《文献》创刊于1979年，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主管、中国国家图书馆主办的哲学与人文科学学术性刊物。

据2020年第02期期刊内页显示，《文献》编辑委员会有编委25人、学术顾问6人，编辑部有责任编辑1人。 

据2020年4月4日中国知网显示，《文献》共出版文献5280篇、总下载914238次、总被引13474次、（2019版）复合影响因子为0221、（2019版）综合影响因子为0167。

（1）段成式，唐朝人，所著《酉阳杂俎》成书于公元1000年之前，其中有“又有一种，形如番芋，蔓生，艺者架小棚使蔓之，花开亦落土，结子如香芋，亦名花生”的描述。

（2）贾铭（1279—1368），元朝人，在《饮食须知》中有“落花生，味甘、微苦、性平，形如香芋，小儿多食，滞气难消……”的记述。《饮食须知》中的内容均来自诸家本草，成书年代应在14世纪中期，而所摘引材料的来源则应更早于成书年代。

（3）蓝茂（1397—1476），明朝人，所著《滇南本草》中有关于花生的记载，其成书年代约在15世纪中期。

（4）《常熟县志》（1503年）中有花生条目称“花生三月栽，引蔓不甚长，俗云花落在地，亦生子土中，故名，露后食之，其味才美”。

（5）《上海县志》（1504年）、《姑苏县志》（1506年）均有关于花生的描写。

（6）赵学敏，清朝人，1765年所著《本草纲目拾遗》中对落花生有较详尽的考证，书中引用过唐朝《酉阳杂俎》中有关花生的叙述，认为唐朝时已有花生栽培。

（7）檀萃，清朝人，1799年所著《滇海虞衡志》中有“落花生为南果中第一，…宋元间，棉花、番瓜、红薯之类粤估从海上诸国得其种归种之……”，“……棉花、番瓜、番芋、落花生同时传入中国”的记载。这说明中国在宋、元年间（即公元1000年左右）已有花生栽培，而且是与甘薯等作物同时从南洋诸岛国得来的。客观上，我国古代在自然科学方面尤其与农业有关的著述并完整保留下来的不是很多。明朝后期李时珍作著《本草纲目》（1578）和徐光启所著《农政全书》（1628）均未见关于花生的记述，其原因可能是到明朝末年在中国花生还不是一种广泛种植利用的农作物。唐朝《酉阳杂俎》对花生的描述是现存最早而明确的文字记载，但该书若干不同版本中又没有关于花生的文字表述，因此该书关于花生的记述是否出自唐朝原始版本尚有待考证。更早的文献如西晋嵇含所著《南方草木状》（304）中有关于“千岁子”的描述，性状均与花生相同，清朝广东编撰的《大埔县志》中则称千岁子即是花生，而千岁子这一植物名称最早见于汉朝文献《三辅黄图》。从上述有限的文字记载中，暂且不考虑若干不确定的部分，也可以说明在14世纪中期之前中国已有花生的栽培和文字资料。而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是1492年，欧洲文献中直到1535年才有关于花生的记述。

1 方向略有不同

文学院成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目前本所拥有中国古典文献学和中国古代文学两个博士点暨硕士点。中国古典文献学是国内第二批博士点学科，1984年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现设有文学古籍整理与研究、古代文献学研究等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是国内第四批博士点学科，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现设有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唐宋文学、元明清文学等研究方向。

古籍研究所成立于1981年，是由原国家教委批准成立的全国第一个古籍整理研究机构。该所以整理研究中国古代（尤其是元代）文献为主要发展方向。

2 优势不同

文学院从本科到博士都有，除了文献学还有很多其他方向，古籍研究所就那一个专业。

数十年来，北京师范大学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和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形成了深厚的学术传统和良好的学术风气。在学术思想上，两个学科坚持文、史、哲沟通兼容的大文学史观念。在治学方法上，两个学科继承清代学者“义理、考证、辞章”三位一体的优良传统。在研究对象上，两个学科重视文学文本的探幽索隐和作家的心态发微，也重视探求各种文学史现象纵向的传承演变轨迹和横向的错综复杂联系，对各种文学史现象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综合研究和比较研究。在研究领域上，两个学科在中国古代散文研究、中国古代戏曲小说综合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学术史研究等方面，成果丰硕，特色显著。

文献研究不只是个技术活，个人认为文学院体系更完善积淀更深厚，资源更丰富。

3 师资力量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你自己去网站对比一下就明白了。文学院文献学的导师貌似是郭英德教授，郭英德教授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跨世纪优秀人才，致力于中国古代戏曲史和戏曲文献、元明清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等领域的学术研究，有《明清文人传奇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合著)、《明清传奇综录》、《明清传奇戏曲文体研究》、《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等著作。基本也属于镇院之宝一级的人物了。其他知名教授还有很多，网站都有你仔细看吧。

个人意见，两院系明显侧重不同，选择一个适合你的，且你喜欢的吧。

历史和文献是研究历史的重要资源，但它们在内容、形式和使用方法等方面存在一些区别。1 内容：历史主要指古代遗留下来的实物、遗迹、遗址等物质文物，王朝历史、史前文化等；而文献主要指历史时期产生的书籍、文献、文字记录等。2 形式：历史通常以实物的形式存在，例如考古发现的器物、墓葬、建筑等；而文献则以书面文字或其他记录形式存在，例如史书、古代文件、手稿、信件等。3 使用方法：由于历史多是实物，因此研究者需要通过考古学、文物保护等方法进行发现、分析和研究；而文献则更容易获取和使用，研究者可以直接阅读和分析其中的内容。尽管历史和文献存在一些区别，但它们通常互相补充，共同为研究历史提供重要数据和信息。在历史研究中，研究者常常需要运用历史和文献，以获得更全面和准确的历史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