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古籍记载了药酒制做法?
药酒制做法,古人早有论述,如《素问》中有“上古圣人做汤液醒”,“邪气时至、服之万全”的论述,这是药酒治病的较早记载。
东汉时期,张仲景的《金匮要略》中收载的红蓝花酒、麻黄醇酒汤所采取的煮服方法,则类似于后世的热浸法。
而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则较全面地论述了药酒的制法、服法,“凡合酒,皆薄切药,以绢袋盛药内酒中,密封头,春夏四五日,秋冬七八日,皆以味足为度,去渣服酒,大诸冬宜服酒、至立春宜停。”
又如《本草纲目》记载烧酒的制作即用蒸馏法,“用浓酒和糟入甑,蒸汽令上,用器承取露滴,凡酸之酒,皆可烧酒,和曲酿瓮中七日,以甑蒸取,其清如水,味极浓烈,盖酒露也。”此种操作方法即与后世基本相同。
根据历代的医药文献记载,古人的药酒与后世药酒具有不同的特点,一是古代药酒多以酿制酒的药酒为主,亦有冷浸法、热浸法;二是基质酒,多以黄酒为主,而黄酒性较白酒缓和。后世药酒则多以白酒为溶媒,含酒精量一般在50%以上,少数品种仍用黄酒制作,含酒精量略少,制作方法为浸提法,很少有用酿造的。
隋唐时期,是药酒使用较为广泛的时期,记载最丰富的数孙思邈的《千金方》,共有药酒方80余首,涉及补益强身和内、外、妇科等几个方面。《千金要方·风毒脚气》中专有“酒醴”一节,共载酒方16首,《千金翼方·诸酒》载酒方20首,是我国医著中最早对药酒的专题综述。
此外,《千金方》对酒及酒剂的毒副作用已有一定认识,认为“酒性酷热,物无以加,积久饮酒,酣兴不解,遂使三焦猛热,五脏干燥”,“未有不成消渴”。因此,针对当时一些嗜酒纵欲所致的种种病状,研制了不少相应的解酒方剂,如治饮酒头痛方,治饮酒中毒方,治酒醉不醒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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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及初唐时期(武则天执政时期之前 684 年)草书书迹遗留下来 的不多。不多的主要原因不详,可能是当时的书家不重视而不写 或写得不怎么好(与唐中晚期的草书比)而没有流传下来。
为了叙述和阅读方便,从唐朝写经谈起。唐·敦煌草书墨迹《因明入正理论略抄》+《因明入正理论后疏》 合卷。长 13964 厘米,高约 29 厘米,奘门大德净眼撰,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藏。卷首朽蚀,故《因明入正理论略抄》缺首题和著者名号,现存 446 行,计 12478 字。《因明入正理论后疏》为 508 行,计 13364 字。通卷由无名氏书手以独草体写成。一 个写卷里有两篇文章,分别是关于‘因明入正理论’理论的阐述 和解释。文意深奥,与本文主旨无关,不赘述。
《因明入正理论略抄》开始部分。
《因明入正理论后疏》开始部分
经考证(从教义、教义历史、纸张质量等方面)此写卷书写于贞观年间,或以后几年,但一定是初唐时期。
局部
此卷书风质朴、古雅、有章草遗韵,草法以章草为主,今草为辅。用笔内(扌厌),线条中含、瘦硬,转折处多用转,圆弧形笔画 多呈曲折之势。此书风、用笔习惯、线条特征多承王献之。
初唐时期的行草书都尚 王献之,(苏涣诗句‘亚相指当时的副宰相书 翰凌献之’;再,沈尹默《二王法书管窥》中有详细的考证)就 连唐太宗李世民的书风也袭小王书风。
在唐太宗有意‘崇拜王羲之、贬低王献之’的影响下,出现了继承王羲之草书一脉的代表性之作——孙过庭的《书谱》。
孙过庭的草书卷《书谱》有明确记年‘垂拱二或三年’(公 元 687 年前后,武则天执政时期,初唐与盛唐的分水岭),书风 完全是王羲之血脉,用笔外拓,多用折,线条一拓之下,无曲折 势。
从以上两件作品书风的比较分析可以得出一个观点——唐朝草 书在武则天执政时期有一个大转变——由之前尚王献之转变到 尚王羲之。
那么在回过来看《出师颂》
《出师颂》局部
绍兴本《出师颂》本无名款,后人认为是西晋索靖或南朝 梁·萧子云作,或谓隋贤或唐人书,并无定论。从本幅中有唐太平公主、李约、王涯等人鉴藏印看,书写不会晚于初唐。据宋·米友仁跋定为“隋贤书”当较可信。此书属较典型的章草书体,与 隋·智永《真草千字文》中的草体大致相近(只是若干个笔画相 近)。故被定为隋人书。整体书风规整、 劲健中见自然飞动之势,古拙又典雅,是六朝以来创立规范章草 的传统体貌,唯稍增飘逸之势。线条中含、廋硬、紧密,骨气凛 凛,用笔内(扌厌),转折处多转,草法遵循章草规范,少加变动。
再来看另一件传为隋·智永书《千字文》, 传智永曾写千字文八百本,散於世间,江东诸寺各施一本。现传世的有墨迹、刻本两种。墨迹本为日本所藏(现已毁),纸本,册装。计二 百零二行、每行十字,原为谷铁臣旧藏,后归小川为次郎。后有 杨守敬、内藤湖南所写两跋,论者认为墨迹本为智永真迹,也有 人疑为唐人临本。笔者认为是唐人临本。宋米芾《海岳名言》评 曰:“智永临集千文,秀润圆劲,八面具备”。此件作品已无隋时 的用笔习惯,外拓用笔,线条变得圆润,气韵秀丽,没有了古拙 感(与‘出师颂’比)。所以小编认为是初唐至盛唐时期的临作。梁 平 梁平书法馆
“文化”这个词最早出现于名为《说苑·指武》的古籍。这本古籍的创作者是西汉时期一名叫作刘向的文学家,他在这篇文章中以春秋战国时期的事情为切入点来讲述武力一事。其中刘向在这篇文章之中提及“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这句话便是关于“文化”一词的最早记录,而此话的主要内容则是强调治国应当先德后武。
“文化”这个词的源头可以追溯至《易经》这本古籍。《易经》所涉及的内容主要是“卦”与“爻”,其中卦辞相传是出自于周文王姬昌之手,而爻辞则是姬昌之子周公所著。《易经》中有部分内容是这样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从中可以看出,这个时候的“文”与“化”二字虽然已经开始同时运用于同一句子中,但是还未合并使用。
《易经》的这部分内容透露出这个时期的古人认为想要更好地治理天下,需要同时观察天文与人文。其中天文就是指各种天象,而人文则包含各种人类关系与活动。其中对人文活动的观察可以帮助治国者更有效地以感化的方式来实现治国,简而言之就是“以文教化”。“文”与“化”之间有了这样的联系之后,“文化”一词便也就随之出现。
说起“文化”这个词,看似只有简简单单的两个字,实际上它所包含的内容以及定义是无法用言语明确表达出来的。而且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文化也在不断变化。现在我们所熟悉的网络文化、饭圈文化等类型的文化都是古代不曾拥有的。与此同时,古代诸多文化也在历史变革中消失不见。
本文2023-08-07 07:46:19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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