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十个出名历史古典文献名词解释,例如《四书五经》、《四库全书》、《永乐大典》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7浏览:2收藏

求十个出名历史古典文献名词解释,例如《四书五经》、《四库全书》、《永乐大典》,第1张

1十通:是指我国古代十部闻名的政书,包括:唐代杜佑根据刘秩所编《通典》,宋代郑樵编纂的《通志》,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清朝的《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皇朝(清)通典》、《皇朝(清)通志》、《皇朝(清)文献通考》和清末刘锦藻所编《皇朝(清)续文献通考》。“十通”使我国几千年的古代典章制度有了系统完整的记载。2四分法指关于典籍文献的四部分类法。起源于魏晋之际,初步成熟于东晋时期。唐初修《隋书经籍志》,继承前代,正式确立经、史、子、集名称,概括各类书籍性质内容。3元朝马端临积二十余年功力著成《文献通考》,为一部著名的典章制度通史。与杜佑《通典》、郑樵《通志》并称为“三通”。4《通志》,宋郑樵撰。本书是仿《史记》的体例,收罗上起传说中的三皇、下迄隋唐之史料而编成的一部通史著作。高宗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成书。全书200卷,附考证3卷,内容极广,包括了本纪、年谱、世家、列传、载记和二十略。其中纪传终于隋,礼乐刑政诸略止于唐,艺文、校雠二略止于北宋。此书发凡起例,贯穿各史书志,包举历代典章制度、学术源流,提供了有关古代社会和自然的各种知识,在史学上颇有贡献。其最大价值在于“二十略”,除礼、职官、选举、刑法、食货五略多据前人典章加以论述外,余下十五略多为阐述个人见解,而且氏族、六书、七音、都邑、昆虫草木等五略为旧史所无,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等略亦颇有可取之处,有较高的文化史、学术史价值。有商务印书馆1935年影印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重印本。5《古今图书集成》 清陈梦雷原编,蒋廷锡奉敕校补,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体例最完善、用途最广的一部类书。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编成。全书10000卷,分为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等六汇编。汇编之下又分32典,典下分部,共6117部,每部设有“汇考”、“总论”、“图表”、“列传”、“艺文”、“选句”、“纪事”、“杂录”、“外编”等项,无者缺之。它集古代图书之大成,搜罗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历史、地理,以及天文、气象、地质、矿产、农业、牧业、渔业、手工业、工程技术、数学等各方面的资料,其中保存明代文史资料特多,西学传入也多有反映。此书不仅收罗丰富,而且分类细密,体例完善,检索甚为方便6"十三经注疏正义“ 宋佚名编,清阮元撰校勘记,嘉庆二十年(1815年)南昌府学刊本,中华书局1982年据原世界书局缩印本影印出版。十三经为儒家的经典著作,历代注疏本甚多,且单独成书。南宋绍兴间始有合刊本,共416卷。包括:《发表于 2009-08-24 02:36:44 引用 1 楼 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周礼注疏》、《仪礼注疏》、《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春秋公羊传注疏》、《春秋谷梁传注疏》、《论语注疏》、《孝经注疏》、《尔雅注疏》、《孟子注疏》。 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周礼注疏》、《仪礼注疏》、《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春秋公羊传注疏》、《春秋谷梁传注疏》、《论语注疏》、《孝经注疏》、《尔雅注疏》、《孟子注疏》。7蜀本:宋代四川地区所刻的书,世称“蜀本”。蜀本特点是:字体多似颜体,字画肥劲朴厚,结构架势雄浑壮丽,版式疏朗悦目。版心大都是白口,左右双栏,没有耳子。版心下端多有刊工姓名。纸张雪白,校勘精当,可与浙本相媲美。宋叶梦得《石林燕语》评宋刻本书:“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由于在宋末元军进攻四川时大肆焚毁抢掠,因而蜀本流传至今,比浙本、建本要少得多了。蜀本中又可分为成都本、眉山本。8四书五经是四书和五经的合称,是中国儒家的经典书籍。四书又称为四子书,是指《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五经是《诗经》(《诗》)、《尚书》(《书》)、《礼记》(《礼》)、《周易》(《易》)和《春秋》等五本儒家经典的合称,是“六经”、“七经”、“九经”、“十二经”、“十三经”的一部分。9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亲自组织的中国历史上一部规模最大的丛书。1773年5月1日,清朝开设《四库全书》编纂馆。 由总纂官纪昀(晓岚)穷毕生精力,率三百六十位一流学士成书于公元1782年3月12日,该书包括经、史、子、集四部,3461种书目,79039卷,总字数将近10亿,可谓超级文化大典。《四库全书》为后代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提供了较完善的文献资料。10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编撰于明永乐年间,历时六年(1403—1408年)编修完成,初名《文献大成》,是中国最大的一部类书。全书22937卷,11095册,约37亿字,它保存了14世纪以前中国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其他百科文献,汇集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是一部集大成的旷世大典,与法国狄德罗编纂的百科全书和英国的《大英百科全书》相比,都要早300多年。《永乐大典》屡遭浩劫,正本不知去向,副本今存不到800卷,约为原书的4%,《大英百科全书》称之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

文书是指古代盟约、公文、契约、书札、案牍以及诏诰、奏议、文告、诉状等,如侯马盟书、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徽州文书。

档案经过立卷归档集中保管起来的,具有查考、使用价值的各种文件材料,称为档案。

中国档案起源很早,清末河南安阳出土的甲骨卜辞,就“属于王室的文书记录,是殷代的王家档案”(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46页)。存世和出土的西周铜器铭文,所记有册命、赏赐、志功、征伐、诉讼等各个方面的大事活动,自然也是具有档案性质的。中国现存的档案实物以明、清档案所存为最多,大约还有一千多万件(册),主要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档案是人们在各项社会活动中自然产生的,是原始的文字记录,从未经过修改和加工,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可以直接反映出历史原貌。档案与图书不同。由于档案具有这样的原始性和客观性,所以它比其他史料、典籍更加真实可靠。

总集汇集多个作者的单篇诗文为一书,称为总集,它是与别集相对而言的。

总集这种体裁的产生,则首推晋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晋书·挚虞传》:挚虞“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日《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可惜《文章流别集》今已亡佚。所以,今天所能见到的现存最早的总集,应是南朝梁萧统所编的《文选》。

别集指汇集某个作者所著多种文体作品为一书的文献著作,与“总集”相对而言。

“别集”这个词出现大约有2000年的历史,早在东汉就出现了,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别集开始盛行,并有了很大的发展,到唐宋以后就更加繁荣,出版的别集相当之多。

类书是我国古代采辑或杂抄各种古籍的有关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编排列于从属类目之下,以供人们查阅的工具书。

类书,“以杂见称”为其特点。所收内容往往是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旁及社会生活、科学技术、文化知识,举凡人间的学问,世上的知识,以类相从,无所不收,是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古典文献。

政书是辑录文献中的典章制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编排和叙述,以便查考的工具书。简言之,政书就是专门记载历代或一代典章制度的专书。涉及的内容范围很广,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以及天文、地理、文学、艺术都包罗在内。 最早创制政书这种体裁的是唐代的刘秩,他收录了大量典章制度资料,编成《政典》,该书于唐玄宗开元(713~741年)末编成。

政书按其收录典章制度的时代范围,可分为两大类,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通古今”的,即所谓“九通”十通”。

一类是断代性质的,即所谓“会要”和“会典”。

丛书又称丛刻,丛刊,丛编,汇刻,合刻,是编辑根据一定的目的,汇刻有关的著作并冠以总名的一种著作集。丛书所收的著作,多的有几千种,少的只有寥寥数种。对丛书来说,这些被收入的著作,称为丛书的子目。

以“丛书”命名的图书,最早的是唐朝陆龟蒙的《笠泽从书》,但该书不是汇刻群书的丛书只是作者的诗赋杂文集。真正的汇刻丛书始于五代冯道倡议校刻的《九经》(又称《监本九经》),这是类编丛书汇编丛书,一般变为以南宋嘉泰二年(1202年)俞鼎孙、俞经辑抄的《儒学警语》为最早。该书汇辑了有关“举子之事业,人事之劝惩”的七种著作,是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丛书。

丛书种类很多,大体上可以分为综合性和专科性两大类《中国丛书综录》分为“汇编”和“类编”。“汇编”下分杂纂、辑佚、郡邑、独撰五目,“类编”下分经、史、子、集四目。

笔记指中国古代著作者随记录的短篇文献,并将这些短篇文献汇集成册出版的图书,也叫笔谈,或随笔。笔记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笔记起始于先秦,魏晋南北朝有了较大的发展,当时的志怪体笔记较多,例如晋代张华的《博物志》和干宝的《搜神记》。南朝的刘义庆所著的《世说新语》,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轶事笔记的代表作。到了唐朝,笔记便“演志怪为传奇,变轶事为杂录”,例如《酉阳杂俎》。宋元以后,笔记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数量猛增,题材扩大。

表谱指按照事物类别或系统编制的反映时间和历史概念的表册性参考工具书、是历表、年表等历史表谱的总称。 表谱能帮助人们考查和换算不同历法,年,月,日,能使读者系统地了解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发展和演变的情况,有助于对中外历史进行横向比较研究。

表谱分为年表和表谱两种。

地方志是指记述某一个行政区域的自然和社会各方面情况的图书,也称方志。这种书的内容非常广泛,一般包括行政建制、沿革、疆域、山川、津梁、名胜、资源、物产、天文、气候、灾害、人物、文化、教育、科技、体育、民族、民俗等各个方面,反映了不同阶段的社会历史生活状况和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的发展状况,对于中国的经济、文化、科技建设和学术研究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中国的地方志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根据《周礼·春官》一书记载,周代曾经设有“外史”这一职务,负责“掌四方之志”。方志导源于我国古代记载地理知识的《山海经》和《尚书·禹贡》等。 1、书名与作者

①古书多无书名

古人著书,或叙事抒情,或论辩说理,都是动情于中,而形于言,往往是先写作而后命题,并不是先命题而后写作。据《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汉高祖刘邦初定天下,曾指示陆贾为他写一部历史故事书,陆贾写了二十篇,刘邦看了很高兴,认为书中故事都是闻所未闻的新鲜话,所以起名为《新语》。由此可知,陆贾在写作前并未拟定书名。

古书不题书名,是常有的。现在所知的古书之名,大多数是后人追加的。②关于古书的命名:

以著作开头二字为书名者。如汉代史游所著识字课本《急就篇》,开篇云:“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就是用“急就”二字作为书名。

公羊传校本

以作者姓氏或称号为书名者。如春秋三传:《左氏传》,左丘明撰;《公羊传》,公羊高撰;《谷梁传》,谷梁喜撰。 以概括内容命名者。如春秋时鲁国史书称《春秋》,就是以一年四季的春秋二字来概括一年,用以表示为一种按年纪事的编年史。

以寓意命名者。如韩非子的《五蠹》、《孤愤》、《说难》等篇,屈原的《离骚》。

先秦典籍,往往不提作者姓名,一部《诗经》,三百余篇中除极少数可以考见作者姓名外,绝大部分是无名氏的作品。先秦诸子著作,题为某子,但并非他们自己的手笔,不少是出于门生、弟子、宾客及其子孙后代之手。

汉代以后,典籍作者署名逐渐增多,而标法不一,或标姓名,或标字号,或名号同时标出,或用自号而不用名,或带作者籍贯、官衔职务等等,如南宋词人张炎,号玉田,原籍天水,他的词集《山中白云》题为“西秦(指天水)玉田生张炎叔夏”。又如《资治通鉴》标示:“端明殿学士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朝散谏议大夫充集贤殿修撰、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上柱国、河内郡开国候、食邑一千八百户、赐紫金鱼袋臣司马光奉敕编集。”

2、古书篇名与序传

古书篇题列于正文之后

古人编书的体例,常与后人不同。小篇及章的目录,一般都放在一篇或一章之末。例如《荀子》书中有一《赋篇》,包括《礼》、《知》、《云》、《蚕》、《箴》五篇赋,每一赋的末了都把所赋的物名说出,并把这物名重叠一遍,这种重叠,决不是多余的重复。这礼、知、云、蚕、箴五个字,就是这五篇赋的题目,而且都题写在每篇之末。长沙马王堆汉墓土的帛书《老子》卷前4种佚书,题目都是在一篇或一章之后的。

把古书目录放在卷首,大概都是雕版印刷术盛行以后的事,书籍应用日广,篇题置于全书之末,翻检不便,于是很自然地出现了这样的变化。

古书序传常置全书之末

了解一部书的内容主旨、篇目体例以及成书经过等,最好先读它的序文。古书往往有序文(统称为序传)。《史记》的《太史公自序》就是典型的序传,它总结作者自己的世系,叙述著书的经过,考证学术源流,还给每篇的述作大意逐篇作了提要。

现代编印的书籍,序文均列于卷首,而古书的序传,则均列于一书之末。例如上列《史记》的《太史公自序》,又《淮南子》的《要略》,《汉书》的《叙传》,许慎的《说文解字叙》,梁刘勰《文心雕龙》的《序志》等。

3、古代“篇”与“卷”的含义

古代文献的著录,都以篇、卷为计,从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开始就已如此。

木简

中国古代用竹、木简写书,编简成策(册),通常一策就是一编(篇)。故称之为“篇”。在竹、木简盛行的同时,也用缣帛写书,并以“卷”计。因此,对于“篇”“卷”两个词语的解释,一般认为:“篇”批量竹简、简册,后来用以指有首有尾完整的文章,也用来指称成著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作《孟子》七篇”。“卷”指写在缣帛上的卷子,后用以指全书的一部分,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一》:“凡书,唐以前皆为卷轴,盖今所谓一卷,即古之一轴。” 校雠是简册时代校书的一个环节,刘向所下的定义是:“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其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曰雠”。所谓“校雠”就是今天校勘中的对校,也即版本校。由于那时简册笨重,这一工作通常由两个人来完成。而今天的校勘含义较“校雠”宽泛了很多,除对校外,还包括本校、它校和理校等方法。

校勘与校对的区别:校对是出版的一个环节,它的唯一任务就是:保障出版物和原稿绝对一致。因此,校对基本上是一项机械性工作。有时为保障正确率,校对者甚至从文章末尾倒着校,使校对者读不成句子,以保证一个字一个标点的与原稿进行核对。校对虽然也是“对”,也是“核查”,很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的校勘,但校对是单向的,必须忠实于原稿,因此,与作为学术工作的校勘有明显的不同。 1、校勘有助于古籍整理:

古籍整理主要包括校勘、标点、注释、翻译、汇编等九个方面的工作。校勘除了本身就是古籍整理的一项重要工作以外,还是其他八项古籍整理工作的先导。因为,这八项工作都需要有一个文字正确无误的底本。如果不先做好校勘工作而以误本为底本,从而误解误释,不仅劳而无功,甚至得不偿失。

2、校勘有助于古籍研究:

对于某种古籍进行研究,首先应该有一个正确无误的底本。

3、校勘有助于疏通文字词义:(1)祛疑。看到文字错误难以疏通之处,谬妄者往往穿凿附会,望文生义,哄了自己也误了别人。(2)显真。有些文字虽是错的,但意义没有太大的变化。碰到这种情况,校勘同样必要。(3)明微。有些语词的含义,看上去简单易懂,而真要弄懂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4)欣赏。文字作品中,往往一字之差,就会影响到作品的韵味,埋没作者经营的苦心。

我国古籍目录数量多、种类多,内容极其丰富。如果从目录编制的体例看,大致可分如下三种:

第一种,部类前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解题又叫叙录或提要。它的作用是叙述作者生平,概括全书大旨,品题得失,考辨讹谬。这种既有序又有解题的目录,不仅剖析学术流别,而且提要钩玄、举其大旨、“故虽书有亡失,而后之学者览其目录,犹可想见全书之本末”(朱彝尊《曝书亭全集》卷四十四),因此在学术上有很高的价值,历来被学者们所推重。流传至今的有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这种解题目录始于刘向的《别录》和刘歆的《七略》,到宋代时已趋于成熟,《郡斋读书志》与《直斋书录解题》就是标志;而清代所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加完善,成为解题目录的集大成者。

第二种,部类前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无解题。这种目录,价值在于小序。小序条辨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家之学,使人得以由委溯源,考辨学术源流。流传至今者,有《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

第三种,只记书名,无小序、解题。如宋代郑樵《通志·艺文略》,清代张之洞《书目答问》,唐以下各史《经籍志》、《艺文志》,以及一些私人藏书目。郑樵《通志·艺文略》的宗旨是:“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郑樵《通志.校雠略》)。郑樵反对每书之下必有解题,认为这是“泛释无义”、“文繁无用”,主张从目录的分类来体现学术源流的本末先后。他排斥目录中的解题,未免失之偏颇,但他所编《艺文略》,分类之间剖析流别,秩然有序,确实体现了“类例既分,学术自明”这一原则。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令其门径秩然”(《书目答问》略例),其编排之法与郑樵的原则相吻合。因而在只记书名的目录当中,《通志·艺文略》和《书目答问》为人们所重视,具有一定的价值。

由此可见,考辨学术源流是我国目录学的正宗及优良传统。

此外,从目录的形成及目录的体制看,又可分为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私人藏书目录等三种。

第一种官修目录,这种目录是在国家藏书的基础上编制成的。历代封建统治者,在政权趋于巩固、国家安定的情况下,往往着手整理文化典籍,当然也为了对人民实行思想统治。从汉代至清代,历代王朝大都搜集天下遗书、编制全国性的综合目录。这种目录由于是政府组织编修,因而无论人员的配备,还是书籍资料的搜集,都雄厚而充实,特点是书籍著录完备,包罗宏富。如《群书四部录》(唐开元初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但由于成于众手,往往失于疏漏,这是一个缺点。

第二种史志目录,这种目录是历代史官在修史时,根据同时期的国家藏书修成的。目的是记一代藏书之盛,把一个时代的学术文化情况作为历史的一个方面记录下来,和正史一同流传。自从班固首创《汉书·艺文志》,开了正史中记载目录的先例,历代修史者相沿不绝。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等。从汉代到清代,史志目录一直是我国目录学发展史中一支重要的流派。可据以考见一代学术源流及典籍的存亡,在历代官修目录大部分佚失的情况下,同史书一同流传下来的历代史志目录就更显得珍贵了。

第三种私人藏书目录,这种书目是以私人藏书为基础编制的。限于各方面的力量,它不如官修目录的完备、宏富,但它可以补官修目录及史志目录之阙,特别是私人所著的解题目录,在补阙这一点上尤其重要,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这两部目录著录的书籍,后来大多佚失;但由于这两部目录都有解题,因而“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伪,考核异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成为“考证之所必资”的重要目录。

我国古代目录的种类,如果从它的性质上看,也可以分为三种,即综合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

第一种综合目录最为常见,一般都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分类。历代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私人藏书目录、通常都属于综合目录。

第二种专科目录是伴随着科学文化的逐步发展,适应人们对某一学科进行不断深入的研究的要求而产生的专业性目录。我国最早的专科目录是汉武帝时杨仆的《兵录》。后来,与历代学术的兴盛相适应,产生了各种不同的专科目录。汉魏以来,文学开始繁荣。晋初产生了荀勗的《杂撰文章家集叙》、挚虞的《文章志》。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开始盛行,由于我国有儒家独尊的传统,佛教仍被视为异端,佛经在目录中没有地位,这反而促使佛经目录向专门化发展。晋代释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齐梁间释僧祐的《出三藏记集》,都有一定的价值。史籍目录兴起于唐代,金石学目录源于宋代,时代愈晚,专科目录愈多,也愈加专精。如清代朱彝尊的《经义考》、谢启昆《小学考》,都是质量较高的好目录。

第三种特种目录是性质特别而又不限于一科的目录。如丛书目录,目前最完善而使用又方便的是上海图书馆一九五九年出版的《中国丛书综录》。禁书目录,有陈乃乾所编《索引式的禁书总录》。版本目录,有清代钱曾《读书敏求记》、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等。敦煌写本目录,有商务印书馆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是目前最好的敦煌遗书目录。另外还有地方志目录、善本目录、词曲目录、辨伪目录等等。

如果我们熟悉并且掌握各种目录的不同性质及其特点,在学习、研究、整理古代典籍的过程中,将会心中有数,目标明确,驰骋自如。

  我国古代图书分类先后有过六分法 四分法 五分法 九分法 十二分法等,其中最重要影响也最大的是六分法和四分法。

  六分法是我国最早的图书分类法,创始于西汉末年的刘歆,他在汉哀帝时期,根据其父刘向在《别录》一书中所撰的古籍提要,把各书一一归类,编成我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七略》,将图书分为辑略(全书总序) 六艺略 诸子略 诗赋略 兵书略 数术略 方技略六类。历东汉 三国

  基本沿用不改。

  西晋时,秘书监荀勖(音同旭)著《中经新簿》,对《七略》六分法做了调整,将全部图书分为四部,一曰甲部,相当于《七略》的六艺略,二曰乙部,相当于《七略》中诸子 兵书 数术 方技四略总合,三曰丙部,系由六艺中的《春秋》类所附史书扩大而成,四曰丁部,即《七略》的诗歌略,并增以图赞和汲冢新发现的古书。

  东晋时,李充撰《四部书目》,更换了荀勖所定四部的次序,使甲部记经部,乙部记史部,丙部记子部,丁部记集部,四部顺序由此确定。至唐代魏征等编《隋书·经籍志》,又明确以经史子集四部代替甲乙丙丁四部,并确立其次序。此后一千余年间一直被沿用。

  清朝乾隆时,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总目》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图书目录,也是用四分法。分为经部十类 史部十五类 子部十四类 集部五类。

  目前,不少图书馆古籍分类仍沿用四分法,所以,了解古代图书四部分类法,就可以按图索骥,有目的的查找现存古籍。

  全手打,我容易吗我?

论文中引用古籍文献标注方式如下:

1、刻本

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献题名(卷次、篇名、部类)(选项)/版本、页码。部类名及篇名用书名号表示,其中不同层次可用中圆点隔开,原序号仍用汉字数字,下同。页码应注明a、b面。

2、点校本、整理本

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献题名/卷次、篇名、部类(选项)/出版地点/出版者/出版时间/页码。可在出版时间后注明“标点本”“整理本”。

3、影印本

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献题名/卷次、篇名、部类(选项)/出版地点/出版者/出版时间/(影印)页码。可在出版时间后注明“影印本”。为便于读者查找,缩印的古籍,引用页码还可标明上、中、下栏(选项)。

4、析出文献

标注顺序: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文集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集题名/卷次/丛书项(选项,丛书名用书名号)/版本或出版信息/页码。

5、地方志

唐宋时期的地方志多系私人著作,可标注作者;明清以后的地方志一般不标注作者,书名其前冠以修纂成书时的年代(年号);民国地方志,在书名前冠加“民国”二字。新影印(缩印)的地方志可采用新页码。

6、常用基本典籍,官修大型典籍以及书名中含有作者姓名的文集可不标注作者,如《论语》、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全唐文》、《册府元龟》、《清实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陶渊明集》等。

7、编年体典籍,如需要,可注出文字所属之年月甲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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