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旧时代最重要的蒙学读本是“三、百、千”；“三”是《三字经》，“百”是《百家姓》，“千”则是《千字文》和《千家诗》。其中《千家诗》尤为世人看重，它不仅是青少年学习近体诗的必备读物，也为众多读书人所欣赏，是值得一藏的古典诗歌选本。千家诗》有过多种体裁和版本。最早是南宋刘克庄编选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刘克庄号后村居士，这本诗选又称《后村千家诗》。该选本共22卷，分为14类，以绝句和律诗为限，主要选辑唐五代及宋人的诗作；因书中篇目和门类较多，当时流传不广。后出现宋代谢枋得选、明代王相注的《增补重订千家诗》和王相选注的《新镌五言千家诗》，这两种版本，前者专选七言诗，后者专选五言诗，各有所长，又都有欠缺。新注韵对千家诗 金善堂藏版明末开始将七言诗和五言诗合刊在一起，总称《千家诗》。该刊本行世后影响很大，对清代沈德潜编选《唐诗别裁》、孙洙选辑《唐诗三百首》都有启发和借鉴。新中国成立以来，为弘扬传统文化，各地都出版了大量的《千家诗》注本，像赵兴勤、杨侠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的《千家诗新注》，首印22万册，张哲永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的《千家诗评注》，首印202万册。这些新注本力求校正舛误，注释准确，并附录作者简介和有关古诗对韵知识，比老版本更受读者欢迎。

《千家诗》之所以流传不衰，至少有三个长处：其一，所选篇目数量适中，全书224首诗，大都是唐宋诗家名作，比起浩如烟海的48万首《全唐诗》和《四朝诗》中的78卷宋诗，该选本应该说较好地体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丰富多彩，也便于携带和诵记。其二，对作者没有门户之见，全书124位诗作者，上至帝王将相、名人学士，下到和尚牧童、无名氏，不论名气大小、门第高低，只要有可取之处，同样选入书中，这种编选态度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其三，诗内容大多浅近流畅，易读易记，比如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王之涣的“白日依山尽”，杜甫的“两个黄鹂鸣翠柳”，朱熹的“万紫千红总是春”等名诗，言浅而意深，很适合青少年读诗学诗的需要。

　　另外，该选本篇目次序按春、夏、秋、冬四季编排，诗中景物变化、诗人情感因时而异，读后给人一种鲜明的季节感，这也是其他诗选本所不具备的一个特点。《千家诗》还收录了一些应制诗与酬和诗，如贾至、岑参、王维等人的《奉和早朝大明宫之作》四首、蔡襄的《上元应制》，韦应物的《寄李儋元锡》、杜审言的《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等，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倾向，有一定的认知价值。但也有个别版本像中华书局1999年版的《新编千家诗》，大量删除应制、酬和诗，更换其他篇目，并增加老刊本不收的五言、七言古诗；如此新编经世相传的《千家诗》，未必合适。

《点石斋》是我国清代光绪年间的出版机构。《点石斋丛画》系清光绪十一年由上海点石斋石印。丛画序言由尊闻阁主人撰并书，此人号恕道人。整套丛画装在一个与其大小一致的小木盒内，精巧别致。

　　该丛画共10卷，分为8册，其中卷四缺。丛画每一卷都有根据绘画题材确定的命题，据不完全统计，整套丛画有画稿670余幅，诗200多首，其中有历代约50多位画家、书法家，如石田、石谷、王蒙、唐寅、八大山人、任伯年、恽寿平、郑板桥、钱慧安等的作品。

　　收入《点石斋丛画》的绘画题材十分丰富，山水画几乎囊括了我国所有的名川大山，而且绘画手法多变，极具欣赏价值。其它如人物、仕女、花卉、走禽等不仅数量繁多，而且韵味十足，使人爱不释手。如卷九中的《李跃门百碟图》是清朝道光年间诸多书画家赠送给当时书画名流李跃门三兄的蝴蝶画配诗图，共有50幅之多，其中蝴蝶是李跃门自己画的，合计蝴蝶100只，故称百蝶图。绘画题材最丰富的当属第十卷，共有10方面的内容。其中最具观赏价值的有：“五岳图”、“十宫图”、“九秋图”，而“幽诗七月图”则用季节表现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富有生活情趣。还有用一至十数字命名绘画题材，其内容贴近生活、富有情趣，如一品当朝、二品翻经、三阳开泰、商山四皓、五福祥集……如此多的古代名画，令观者美不胜收。

　　丛画不仅是我国灿烂文化的一部分，而且可增长收藏者历史、文化、地理、古代社会风貌等知识，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古籍善本，收藏意义十分大。

这里两本不成套，而且品相不好，市价不会很高，还是自己留着好好收藏。

在科学研究中，积累资料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众所周知，中国古籍中的天象记录有如汗牛充栋，比比皆是。其他国家则不然，所存寥寥，如凤毛麟角。相比之下，我们确是佼佼者，这在国际上是公认的。如法国的天文学家巴尔代曾对中国古代的天象记录作过研究，他于1950年时说：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是世界上最好的。英国学者李约瑟，日本学者新城新藏等也都对我国古代天象记录有较高的评价。

关于彗星的记录，据不完全统计，至1911年为止，史书中有554次记载。由于时代不同，所用的名称也不同，很是复杂。其中记作彗星的有256次，记作星孛或孛星的103次，记作客星的79次，只记作星的39次。还有其他的名称，如长星、异星、奇星、蓬星、景星、妖星、瑞星、天冲、旬始、格泽、蚩尤、天狗、白光、白气……刀次。从现代天文学角度看，这些记载不完全是彗星。一般记作彗星、孛星、星孛的多数是彗星。记作客星的，多数是新星，少数是彗星。记作其他名称的，多数是彗星，个别的是流星。在《史记·天官书》中，一般用客星的名称，《汉书·天文志》中，客星和彗星的名称相混。唐李淳风撰晋、隋《天文志》把客星另立一类，唐、宋诸志沿袭下来。《明史·天文志》把客星叫做新出星，这是受了西方的影响，而它的《客星篇》里记载的又大多数是彗星。《清朝文献通考》中指的客星是与恒星、行星不同的各种星，的总称而不加以区别。史书中的记载虽多，分类不严，但可以肯定，这500多次大部分记的是彗星。

特别是对哈雷彗星的记载，可以说是时代早、连续和完整。有一位波兰天文学家，在50年代曾发表过一篇文章，他说中国对哈雷彗星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盟世纪的夏代。但由于资料太少。证据不十分充分，不为多数学者所承认，只算作一家之言吧，现在公认，的是春秋时代鲁文公十四年，也就是公元前613年，对哈雷彗星的记载是世界上最早的。从秦始皇七年，即公元前239年，直到清宣统二年，即公元1910年，它的每次出现，中国的史书上都一次不漏地有记载。这些记载对天文学某些领域的研究是很有用处的。当然，明、清两代的记载，已无参考价值了，这是因为到了1610年，望远镜已问世，观测记录详尽精密，中国的史书上的记载就显得太粗略了。

《清朝文献通考》：“七月己巳，彗星见东北方，白色，尾迹长二尺余，指西南，在井宿北河北。壬申行东北，尾迹长六尺余”(1682年9月15日)。

《清朝文献通考》：“二十四年三月甲午，彗星见于虚宿之次，色苍白，尾迹长尺余，指西南，每夜顺行，十余日伏不见。四月戊辰复出，在张宿，体势甚微，向东顺行，至五月初隐伏”(1759年3月13日)。

《清朝文献通考》：“道光十五年闰六月十一日彗星见”(1835年11月16日)。

《清朝文献通考》：“宣统二年四月初二日寅初初刻，东北方云中彗星出见，尾指西南方。因在云中，未能考测。初五日寅初一刻，东北方见彗星，在外屏之北，尾指西南危宿土公吏之间，测得彗星高四度，正东偏北十五度，嗣于十六日不见。四月十八日戌正三刻，正西偏南柳宿间彗星出见，尾指东南，翼宿名堂之间，测得彗星高二十六度，正西偏南十二度。日渐微，至五月三十日不见”(1910年4月20日)。

约在100多年前，中外一些学者曾对我国的彗星记录作过整理、研究和计算，从中选出了哈雷彗星的记录，所以上面抄录的是可靠的。

从这些古代记录中，可以看出，哈雷彗星的轨道是在不断地变化的。在10几年前有人研究了公元295年至1835年间哈雷彗星21次回归的轨道运动，认为它受1颗未知的大行星的引力作用。他们算出了这颗未知的大行星离太阳约为g7亿千米。质量为土星的3倍。这种想法也是有先例的，以前曾发现天王星的运行与计算值不符，由此发现了海王星，随后又以同样的办法发现了冥王星。但是这次就不同了，天文观测始终没有证明这颗新行星的存在。近些年发现彗星的轨道变化是由于所谓非引力的效应造成的。关于这一点，后面还要提到。

特别要提到的是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钰哲先生在前些年对哈雷彗星曾作过全面的研究，不仅对哈雷彗星的古代记录作了认真的分析，而且在他的主持下利用电子计算机对哈雷彗星的轨道变化作了全面研究。张钰哲先生对哈雷彗星的研究虽是属天文范畴的，但他研究成果的某些方面也可应用到历史研究中去。例如他从秦以前的彗星记录中又确认了几次是哈雷彗星的记录，根据其中的一次记录为古史中的武王伐纣的年代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关于武王伐纣究于何年，史学界一直众说纷纭，难于确定。汉代的刘歆认为是公元前1122年，唐兰先生的《中国古代历史的年代问题》中定为公元前1075年，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定为公元前1066年，章鸿钊先生的《中国古历析疑》中定为公元前1055年，日本学者新城新藏在《周初之年代》中定为公元前1066年，华裔美籍学者彭瓞钧先生认为是公元前1059年。张钰哲先生推算为公元前1056年，这个结果对史学界是很有影响的。

据悉，国际天文学联合会(AU)于1994年8月24日在荷兰海牙举行大会，决定自1995年1月1日起，采用类似小行星的以每半个月为单位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彗星命名新办法。

新发现的彗星标志顺序：发现时的年份、发现时那个半月的英文大写字母(以英文字母为序，每半个月固定用一英文字母表示)、以阿拉伯数字顺序排列发现时是该半个月内正式公布发现的第几颗彗星。同时仍保留以发现者姓氏命名的传统作法；但命名最多只取前2名，且天文台数人组成的寻彗小组只取寻名。1995第1颗彗星于1月8日被罗伯特·杰狄克发现，标志为：Cornet P/1995A1(Jedike)。

当发现的新天体的性质被确认后，将在名称前加以区别：小行星被误认为彗星的，加A/；非周期彗星加C/；已消失彗星加D/；周期彗星加P/；若无法计算出该彗星有意义轨道则加X/；如果彗星破碎，则在名字后加-A，-B……，以区分每个碎核。如果彗星被观测到回归，则在P/(或/D)前加上一个由IAU小行星中心给定的序号，以避免该彗星回归时重新标志。例如：1P/1682Q1＝1P/Halley＝哈雷彗星。以下是几颗较为熟知的周期彗星的标志。

2P/Encke=恩克彗星

6P/d’Arrest=阿雷斯特彗星

8P/Tuttle=塔特尔彗星

9P/Tempel1=坦普尔1号彗星

10P/Templ2=坦普尔2号彗星

9P/Borrelly=博雷林彗星

26P/Grigg-Skiellerup=格里格-斯克杰利厄普彗星

29P/Schwassmann-Wachmannl=施瓦斯曼-瓦赫曼1号彗星

45P/Honda-Mrkos-Pajdusakova=本田-马尔科斯-帕德贾萨科维彗星

55P/Tempel-Tuttle=坦普尔-塔特尔彗星

95P/Chiron=奇隆彗星(另译“卡依伦彗星”)

96P/Maehholzl=麦克霍尔兹1号彗星

107P/Wilson-Harrington=威尔逊-哈林顿彗星

109P/Swift-Tuffle=史威夫特-塔特尔彗星

95P/Chiron被发现于1977年，当时认为是1颗小行星，编号2060。1988年重新认定为彗星。

横穿出世，阅尽天下春色。自从盘古开天地，昆仑山贯通华夏文化，历经5000年历史长河，一直笼罩着神秘的色彩。它雄浑伟岸，乃群山之祖；其峡谷深阔，实为万壑之宗；更有众多江河在源处交汇，又可谓万水之源。　　亿万年前那声震撼寰宇的巨响，那来自次大陆的裂变，那地球板块的巨烈碰撞，猛然间使特提斯古海高高隆起，成为地球的至高之处，成为气势磅礴的昆仑山脉，成为凝固了的、变形的、站立的大海。横空出世，阅尽天下春色。　　这就是莽昆仑。　昆仑山脉分为喀喇昆仑和西昆仑。　沿中巴边境逶迤而行，主脊在新藏交界处调头东行的是喀喇昆仑，平均海拔6000米以上，其8000米以上的高峰共有4座，主峰乔戈里峰海拔8611米，是世界第二高峰。　东经86度以西地段为西昆仑，《水经注》称其为阿耨达山。它西起帕米尔东部，蜿蜒2500公里，直指巴颜喀拉山。　昆仑山脉山势雄伟，悬岩峭竣，巨峰拱列，犹如万笏朝天，抬头仰望苍茫云海，那冰冻千载，雪积万年，直刺青天的伟大山系，总会令人肃然起敬。它古老苍凉，神奇壮丽；它浑莽高远，横穿出世，阅尽天下春色。自从盘古开天地，昆仑山贯通华夏文化，历经5000年历史长河，一直笼罩着神秘的色彩。它雄浑伟岸，乃群山之祖；其峡谷深阔，实为万壑之宗；更有众多江河在源处交汇，又可谓万水之源。 昆仑山脉山势雄伟，悬岩峭竣，正是雪莲生长的地方。　　作为孕育了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黄河的发源地，昆仑山在华夏文化中一直都被视为炎黄子孙之祖脉所系。作为地球上最孤寂的高地，它苍茫千里的身姿，实实在在地存在于中国的西部、存在于亚洲的中心地带。但由于千百年来人迹罕至，它传诸于世的，是神话传说，是至高之境，神居之所。它被视为先祖皇帝居住的“圣山”，是通篇天堂的“通天”之山，它还被奉为道教师门的圣界。在古籍《穆天子传》、《山海经》、《楚辞》、《庄子》和汉代的《淮南子》以及不明年代的《神异经》等典籍中，都有有关它的神奇记载。许多神奇的故事或根植昆仑，或情系昆仑，或源出昆仑，或归隐昆仑，千古流传，直至今天，成为古往今来无数持有不同心态之人的向往之地。其想象瑰丽铺张，神异崇高。顾颉刚先生曾著文指出，“在《山海经》中，昆仑山是个有独特地位的神话中心”。（见顾颉刚先生《〈庄子〉和〈楚辞〉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　在文人墨客那里，它是一座想象之山。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昆仑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而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毛泽东也有“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的诗句；还有人在比喻昆仑之高时，说“一伸手，攥着满天星斗”；仅清代的《佩文韵府》一书就编辑了古代流传的与昆仑有关的词汇100多个。　难以抵达，就只能神往。就连壮游过天下的李白也只能以“风流倘相因，更欲凌昆墟”来表达他的登临之志。 昆仑山脉山势雄伟，为整个世界，特别是为西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探险潮。　　在人们的印象之中，它是一座传说之山，梦幻之山，直到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一些外国人的身影来到这里。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为整个世界，特别是为西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探险潮。几百年间，人类已把能去的地方走了个遍。喀喇昆仑这条通道虽然偶有通行，但正如斯坦因当年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演讲稿《亚洲腹地》（载于该会出版的地理学杂志第65卷第56期）中所说的：“其地海拔约18600英尺，仅此一路可通拉达克及印度河流域。道路既高险，地复荒凉，运输上颇为不便，故除近日因政治背景，提倡由此路以连塔里木河及印度外，其在昔日，实非冲途。”但在这世界屋脊上，还是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雕版印刷的出现

书册制度

宋刻本（包括辽金刻本）宋浙本

宋建本

宋蜀本

辽本和金平水本

元刻本元浙本

元建本

明刻本明前期即从洪武到弘治的刻本

明中期即从正德到隆庆的刻本

明后期即从万历到崇祯的刻本

清刻本（以及清以后的民国刻本）清前期即从顺治到雍正的刻本

清中期即从乾隆到咸丰的刻本

清后期到民国即从同治到宣统民国的刻本

活字本

套印本

插图本

抄本

稿本

批校本

影印本雕版印刷的出现

书册制度

宋刻本（包括辽金刻本） 宋浙本

宋建本

宋蜀本

辽本和金平水本

元刻本 元浙本

元建本

明刻本 明前期即从洪武到弘治的刻本

明中期即从正德到隆庆的刻本

明后期即从万历到崇祯的刻本

清刻本（以及清以后的民国刻本） 清前期即从顺治到雍正的刻本

清中期即从乾隆到咸丰的刻本

清后期到民国即从同治到宣统民国的刻本

活字本

套印本

插图本抄本稿本批校本影印本展开 我国古代的图书，主要是以写本和印本两种形式流传后世的。由于写刻的时代不一，地区有异，写刻者不同，以及抄写方式和刻写方式的差别等原因，古代图书就有了各种各样的版本。我们通常把研究这些版本的学问叫古籍版本学。

编辑本段雕版印刷的出现

印刷术是我国发明的，开如发明的是雕版印刷，这应是家喻户晓的事情。所谓雕版，是指用木板雕刻。木板选料有讲究，质地太松不适宜，所以一般用梨木和枣木，前人把刻印书叫做“付之枣梨”， 印书一般都用黑墨，但第一遍印时为了便于三校，有时也用蓝色或红色印，清代以到民国时刻书则多用红印，也有用蓝印，当然也可以不用红蓝试印直接用黑墨印。 雕版印刷发明的时代，明清以来有种种讲法。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隋文帝开皇时说和唐太宗贞观时说。雕版印刷进入五代，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即不再停留于刻民间需要的日用印刷品以及一些字书、宗教读物，而转入刻印正统的书籍。重点是刻经，这不仅因为在封建社会中经是最主要的、为人所必读的书籍，而且和唐以来推地科举制有很大关系。

编辑本段书册制度

是指书籍的形式，再具体点可以说是单指书籍的外形，而不包括书籍的内容，也不包括书籍的材料，以及抄写、刊刻或其他印刷的方法。 “旋风叶”是从卷子演变成册叶的第一步，或者可以说是从卷子到册叶的过渡形式。翻到哪里就可翻到哪里，查找起来极其方便，即使从头到尾翻一遍也极其迅速，迅速得像旋风一样，于是给它起了个“旋风叶”的名称。旋风叶进一步演变就成了“蝴蝶装”。到蝴蝶装书已不用长条木板印刷而改用长方块木板印刷，成为若干单页装订起来的书籍。

纸面上印版所占的地方，叫“版面”。版面以外空白的余纸，上边叫“天头”，下边叫“地脚”，左右都叫“边”。版面的四周叫“版框”，拼成版框的粗线叫“边栏”，也叫“栏线”，。上方叫“上栏”，下方叫“下栏”，左右叫“左右栏”。边栏只有一条线的叫“单边”或“单栏”，在粗线内侧现加一条细线叫“双边”或“双栏”。有“四周单边”、“左右双边”、“四周双边”三种形式，而绝无作上下双边而左右单边的。版面用直线划分成若干“行“。版面中间一行，不刻正文（当然也不刻小注），叫“版心”，也可叫“中缝”。版心往往用花纹或横线分划成三段，花纹按其形状叫“鱼尾”。只有上面一个鱼尾，下面用横线的叫“单鱼尾”，上下都有的叫“双鱼尾”。 蝴蝶装有个缺点，即由于书页的后半页的背面和第二页前半页的背面不相连，读下去必须连翻两页，平时打开书来，也往往遇上空白的背面，不方便。于是，有人把书页的反面对后面折起来（像后来的线装书那样），让书页的两个外边粘在书背上，就成为“包背装”，也叫“里背装”。 现在的线装，是明代中期出现的。其所以出现，当是由于包背装在书背处易于破损，破损了光靠两三个纸捻不能把书脑部分压平伏，书的右上右下两角卷起来很不美观。于是在包背装的基础上加以改良，即在打孔订好纸捻后，不再用整张书衣而改用两张半页大小的书衣，分置书前书后，然后在书脑处再打孔穿线订成，所以叫线装。线装是有一定规格的，一般只打四个孔，叫“四针眼装”，厚一点的书有时在上下角各多打一个孔，叫“六针眼装”。书衣在明代多用蓝色（也称磁青色）和棕色（也称古色、古铜色），清代则棕色多一点，个别也用混金的，但清末民国时又喜用蓝色。绝大多数用纸裱两至三层，也有用绫或绢裱制的。在前后书衣和正文之间至少订进一张空白纸，有时可多至两三张，叫“护页”或“副页”，也有人称之为“看页”。 明清时喜欢给线装书做“书套”，雅一点也称之为“函”。用硬纸做亲里，外面裱糊蓝布，里面裱糊白纸，把书四边包起，用两个牙签插紧，只空出书头和书根，讲究的则不用蓝布而用锦，有时还把书头和书根也包起来，叫“四合套”。四合套中讲究的更把书头、书根的两块接边处挖成云纹镶嵌，叫“云字套”。但这些书套因为用桨糊裱 ，易被鼠咬，日子外了又易散坏，因此好多人喜欢用所谓“夹板”。这是用两块和书册一样大小的木板，上下两头各穿上一根布带子，把书册夹住扎牢。木板要结实，多用梓木、楠木、花梨木、枣木、樟木之类。此外，还有些文物性的善本书除了用书套或夹板外还常做精致的木匣子或小木箱子装起来，匣里或社会公德同上刻上书名、版本、册数以及收藏者姓名字号。

编辑本段宋刻本（包括辽金刻本）

宋浙本

北宋继承五代的传统，以官刻为主，官刻中又以国子监词条一即监本为主。 南宋泊本中的官刻本仍以国子监粞为主。当时礴京国子监的书版都被金人弄走了，为了满足读书的需要，新京城颐安府即杭州的国子监覆刻了北宋监本的经注和单疏，现存的《周易正义》、《春秋公羊传疏》、《尔雅疏》就都是南宋初年的监本，不过有的版片已经后来修补过。

宋建本

北宋时福建地区刊刻的书，现在留下来的只有两部佛教的《大藏经》，一部是北宋元丰三年在今福州开刻的《万寿藏》，一部是政和二年在同地开刻到南宋乾道八年才完成的《毗卢藏》。 古藉版本学上所说的宋建本，主要是指建宁府建阳县的坊刻本。因为建宁府在宋代属于福建路，而福建地区古称为闽，所以也有人称之为闽本。北宋时的建阳坊刻本没有能流传下来，传世的都是南宋时所刻，其为数不多，几不亚于浙本官刻而大大超过杭州的陈、尹诸家坊刻。

宋蜀本

唐五代以来，今四川成都成为与杭州东西对峙的全国雕版印刷中心。北宋开宝四年中央政府专门派人到成都开刻了我国最早的一部印本佛教《大藏经》，也称《开宝藏》，是卷子本，字体颇有唐写卷子本的味道，多少夹杂点北魏字体的成分，现在还保存有一些零卷。早期的蜀本已经看不到了，保存下来的最早也只是北宋末南宋初的刻本，此外都是南宋本。

辽本和金平水本

辽的刻书技术应是从宋传过去的。刻书中心大概不会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的辽的政治中心上京，辽的南京即今北京，倒有成为刻书中心的可能，但也无明文可稽。刻本则长期以来从未有人见过。今天见到的辽刻本，是在山西应县发现的。应县有个佛宫寺，寺里有座辽清宁二年建筑的木结构的释加塔，1974年在塔第四层主像释加牟尼腹中找出六十一件辽刻本。 金初兴时虽然以武力称雄，但也颇重视文化。现存的金平水本为数极少，只有《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壬辰重改正吕太尉经进荘子全解》、《刘知远诸宫调》、《南帝内经素问》、《重编添补分门事苑撮要》、《萧间老人明秀集注》、《新修■音引证群籍玉篇》等几种，基本上都是坊刻。

编辑本段元刻本

元浙本

国子监这个名称当然取消了，但原先南宋的国子监并没有拆毁，而改成了西湖书院，元黄溍《西湖书院义田记》说：“西湖书院，宝宋之太学，规制尤甚，书所刻经史群书，有专宫以掌之，号书库官，宋亡学废，而板库具在。”据考证，其中绝大多数是南宋国子监遗留下来的，也有个别是元代浙江地区刊刻的元浙本。这些地区的家刻本，也和南宋一样还不如官刻之多。现存较有名的有在今浙江淳安的邵桂子编刻《邵氏世谱》，在今江苏松江的业曾南阜书堂刊刻《东坡乐府》，在今江西南丰的西思敬刊刻《元丰类稿》，在今江西南丰王常刊刻《王荆文公诗笔注》。

元建本

元建本上多有牌记，或曰某某书堂，或曰某某书舍，或曰某某精舍，或曰某某书院，一概都是书铺的牌号，和政府设立的书院是两回事。和南宋时一样，在元代官方有时也把书交给建阳书坊刊刻。

编辑本段明刻本

明前期即从洪武到弘治的刻本

明前期的刻本，基本上延续了元刻本的风格。除了北方的临汾人明后不再成为别具格局的刻书中心，不再有明平水本之称外，大体分成一大一小两个系统。即建阳的坊刻建本继续局守一隅成其小系统，此外全国各地几悉继承元浙本系统成为大系统。此大系统的主要特点即和元浙本同样使用赵体字，而且不论官刻、家刻、坊刻在字体以至版式上几无甚出入，仅管刻手有精粗之别。这种所谓明初本以官刻为多。官刻中包括内府本，国子监本，其他中央机构的刻本，地方官刊的所谓书帕本，以为介于官刻和家刻之间的潘府本。明前期家刻本传世的似不如官刻之多。明前期坊刻本除建本外也不算多。

明中期即从正德到隆庆的刻本

明刻本到这个时期起了一次大变化。变化的最显著之点，即字体由前此的赵体突然改换成整齐的欧体，而版式也由前此的大黑口变成了白口。这个变化始于正德，剧于嘉靖，下及隆庆，其中尤以嘉靖时所刻的数量既多，质量又高，成为明刻本以至我国版本史上的一大特色。“嘉靖本”也随之成为了版本目录上的专用词语。 大概由于这种刻书风格新鲜受欢迎，很快传播到外地，不仅影响到外地的家刻，还影响到官刻、藩府刻、坊刻。这种标准嘉靖本的风格，到隆庆时才逐渐起了变化，向后期的万历本过渡。

明后期即从万历到崇祯的刻本

从万历开始，明刻本又出现不同于标准嘉靖本的新风格。其主要特点仍在字体和版式，尤以字体的转变更为显著，即由原先虽见方板整齐但仍出于南宋浙本欧体的标准嘉靖本字体，转变成为更加方板整齐、横平竖直，而且横细竖粗、完全脱离欧字的新字体。这种新字体世称“方体字”，但也有人称之为“宋体字”。从现有资料来看，开始用这种方体字刻书是在安徽的徽州。明以来徽州人多外出经商，人称“徽商”。徽商们常到南京、扬州、杭州等地活动或定居，往往会把徽州的刻工带过去，同时徽州刻书又常请苏州的文人主持校勘，因此江浙的刻书风气很快受其影响，随之这种方体字刻本普及到全国很多地区。 万历时还出现了一种所谓“写刻本”。所谓“写刻本”，而是由于嘉靖、万历时刻书字体日益整齐规范，最终产生了完全脱离普通书写字体而专用来刻书的方体字，这时再重新用普通书写字体来刻书，就被称之为“写刻”，称其本为“写刻本”。万历时出现的写刻本仍用赵体字，但讲究的已不像所谓明初本的赵体那样笔道丰利刚健，而转趋流利生动。 天启、崇祯两朝的刻本通称为明末刻本。明末刻本中除保持了万历时的方体字和少数写刻者外，在杭州的坊刻中又使用了一种新的方体字。它不像万历时始创的方体字那么方，那么横细竖精，而变为字体稍长、笔画较瘦的方体字，可称之为长方体字，看上去颇有清朗醒目之感。

编辑本段清刻本（以及清以后的民国刻本）

清前期即从顺治到雍正的刻本

清代前期，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刻本，多数继承了明代后期的传统刻方体字本，其中以万历传下来的方体字为主，也有用天启时创制的长方体字和汲古开创制的扁方体字。这时期的方体字本有粗有精。长方体字的本子比方体字本刻得少。清前期这种方体字本以及写刻本的纸张，一般用厚一点的毛边纸或薄一点的毛太纸，而以毛太为多，早一点的也使用明末刻本常用的质地更差的竹纸，另有用一种白色的纸叫连史纸，这些都比较常见。 清代坊刻的章回小说一般也通用方体字，但多数比明后期的建本小说还要拙劣。清代前期刻本中比上述几种方体字本更具特色的是写刻本。顺治时清世祖还宠用宦官，设立十三衙门，汉经厂等依然存在，内府刻书当仍由宦官掌管。世祖死，宦官即被整肃，其首脑吴良辅处斩，十三衙门撤销，其后修书刻书当转归文职职人员办理。所以清代皇家刻书笼统地自可称为内府本，而习惯上将康熙及其后的专称“武英殿本”，还常简称为“殿本”，而顺治时刊刻的仍称之为内府本。

清中期即从乾隆到咸丰的刻本

清武英殿刻书在乾隆整六十年间可说进入了全盛时期。所刻书据统计多至三百零八种，到嘉庆时的二十九部、道光时十二部、咸丰时二部就明显地在走下坡路。进入后期同治一部、光绪二十二部、宣统二部然后清朝的统治结束。

在乾嘉学派的推动下，又一次出现了刊刻古书的高潮。这次高潮和明嘉靖时出现的不完全一样，嘉靖时刻古书重在作诗文，乾嘉时则重在讲学问，所刻古书的特点一是注重校勘，多数要写出校语，叫校勘记或考异。再是不惜工本地刻仿宋本，版式行款一依旧本不让变动。这时期不论仿宋本、写刻本、方体字本一般都有内封面，多数是正面题书名卷数，背面题刊刻者或年月，不像明万历以来坊刻本的内封面具有广告性质。

清后期到民国即从同治到宣统民国的刻本

就刻书事业来看，乾嘉的全盛时期过去之后，到这时却颇有点复苏的气象。其标志则是在好些省会正式办起了公家的刻书机构，叫书局，刻印了大量价廉而质量也不坏的书籍。前此地方官刻书全凭官们个人的喜好或需要，不曾设立过专职的刻书机构，所以这时书局的设立可说是我国出版史上一件大事。以致到民国时好多公私出版机构还承用了书局这个名称，即至今日仍有中华书局之称。 按设置地点来讲，在南京的有金陵书局，人民国幷入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即今南京图书馆，有江楚书局（人民国并入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在扬州的有淮南书局（人民国并入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在苏州的有江苏书局（人民国并入江苏省立第二图书馆），在杭州的有浙江书局（人民国改为浙江省立图书馆附设印行所），在南昌的江西书局，在武昌的崇文书局（人民国改湖北官书处），在长沙的有传忠书局、思贤书局，在成都的有存古书局，在济南的有皇华书局（后改山东书局），在太原的有浚文书局（后改山西书局），在福州的有福州书局，在广州的有广雅书局（人民国改为广雅版片印行所），在昆明的有云南书局，在贵阳的有贵州书局。这些书局刊刻的书，人们通称之为“局版”、“局本”。

编辑本段活字本

不用整片的木板来刻书，而改刻单个可刷印的反体字，不要印书不须雕版用这些单个字拼排就能印，印毕拆散这些单个字又可用来印别的书，灵活而不像雕版印刷那么固定死。所以当年沈括把这种用单个字拼排的书版叫“活板”，后来就称这些拼版用的单个字叫“活字”，印成的书叫“活字本”，以便和整片雕版的刻本相区别。

编辑本段套印本

不论刻本或活字本，一般都用一种颜色来刷印，其中最常用的自然是黑色，试印本或其他特殊情况有用蓝色或红色的。套印本则印一部书一页书用两种颜色，即除黑色外还用红色，而且是把这印黑色的文字和印红色的文字分别刻成两副版片，先在纸上刷印黑色的，再把红色的套上去刷印，刷印成既有黑色即墨色、又有红色即朱色的本子，人们称之为“朱墨套印本”，更常省称之为“套印本”。

编辑本段插图本

在书上配刻了图书的

，通称为“插图本”，也可称“带图本”，再由此派生的以图书为主体的书则通称为“书谱”。这些都是我国雕版印刷中固有的东西。

编辑本段抄本

抄本，过去多写作“钞本”，如今则习惯作“抄本”。这里讲的抄本是指刻本出现后派生的抄本，即绝大多数是从当时已难得的旧刻本抄录及展转抄录的本子。

编辑本段稿本

“稿本”，广义的是凡撰写的文章著作没有付印的都应叫稿本，付印了那原稿也仍是稿本。但古籍版本里的稿本，只是指总论第一章古籍范围之内的书籍的稿本。此外的近现代人著作的稿本如是名字且有价值者自宜珍藏，但不在这古籍的稿本之列。

稿本又应分为三类，即“原稿”、“清稿”和“写样待刻稿”。原稿：是作者的手稿，一般是亲笔。清稿：原稿往往要经作者涂改，涂改得多了，就由作者自己或请别人重抄一遍，叫清稿。写样待刻稿：著作要刊刻时，如第三章所说要在印好的方格纸上用刻书的字体、刻书的要求把全书腾写一遍，叫做“写样”。

编辑本段批校本

“批校本”，是一个笼统的广义词，它包括了“批本”、“校本”、以及既校又指的“批校本”。批本：是在刻本或抄本上施加批评圈点。校本：是在刻本或抄本上用其他刻本抄本或其他古籍来校出异文，改正文字。批校本：这是狭义的批校本，即指既校又加圈点评语的本子。

这三种之外，还有一种叫“过录本“的，是借到了一部名人或有价值的批本、校本或批校本，自然另找一部相同的刻本把这种批校原样过录在上面。

编辑本段影印本

这里所说的是影印本，是狭义的专指我国古籍的影印本，是把古籍的刻本以及前面讲过的活字本、套印本、插图本、抄本、稿本、批校本等摄影后制版印刷，

印成基本上保留原书面貌的本子。这种摄影和制版的技术，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在这以前要新本子保留原书面貌，只能用前面讲过的仿刻、覆刻等办法，但即使最精细的覆刻，也不如这种影印的新技术之能不走样。因为这种新技术引进后，很快地“洋为中用”用在影印古籍上面，从清后期开始，到民国时已基本上取代了前此仿刻、覆刻而成为古籍出版的一种重要方式。 我国用来影印古籍的技术，大体有石印、珂罗版印、金属版印、照相胶版印几种。

最古老的藏书阁是浙江宁波的天一阁。天一阁是明代兵部侍郎范钦创建于嘉靖年间的私人藏书楼，也是亚洲现存最古老的一家图书馆。因它走过了一段极端艰难的藏书历程，因而被认为是中国古代藏书楼的典范和文化奇迹，从而成为中国藏书文化的象征。为全面展示范氏十三代族人及地方有识之士、历代文化名人在天一阁发展史上倾注的心血，引导人们更好地畅游天一阁藏书文化的历史时空之旅，天一阁博物馆对原有陈列作了彻底改造。新的陈列以天一阁发展历史为线索、藏书文化为核心、收藏的古籍为主要载体，分范氏私藏期、社会参与期和国家公藏期三阶段，在范氏最早藏书处－－东明草堂、范氏故居、府学藏书楼－－尊经阁、千晋斋等天一阁不同时期的建筑空间，展示了天一阁不同发展时期藏书文化。系统、全面地讲述了天一阁430多年的故事，力求营造一种书香盈溢的氛围。天一阁原有藏书7万卷，至解放时因战乱等原因散失减至1．3万卷，后经天一阁文物工作者悉心访求和宁波藏书家的慷慨捐赠，又寻回范氏原藏4000卷，加上向社会征集的古籍，新天一阁现已有藏书30万卷。历了430年的风雨坎坷，我国现存历史上最悠久的民间藏书楼，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民间藏书楼之一的天—阁，经整修后于近日正式对外开放。天—阁博物馆总体布局有藏书文化区、园林休闲区、陈列展览区三大功能区组成。这次整修，天一阁博物馆对原有的陈列做了彻底的改造，新的陈列以天一阁发展历史为线索、以藏书文化为核心、以收藏的古籍为主要载体，分范氏私藏期、社会参与期和国家公藏期三阶段。

2012年，过云楼藏古籍善本一百七十九种，以216亿元的价格成交，创下了古籍类藏品的成交纪录，这或许令很多藏友记忆犹新。近年，古籍类藏品以稳健的价格表现，丰厚的历史价值，深厚的学术底蕴，逐渐吸引着藏家的眼球。时至今日，这个项目已经不容小觑，很多大型拍行纷纷开设古籍专场。古籍收藏成为市场中的一颗明星。古籍收藏，历来是收藏界中品味较高的一个项目。不仅需要藏家具有欣赏、鉴别的能力，更需要藏家具备一定的学术修养。历来大学问家大多嗜好收藏古籍。为了探寻古籍类藏品的魅力，记者走进中国书店浩如烟海的故纸堆中，拜访了资深古籍鉴定专家窦水勇老师。在业内，人们都称他“窦师傅”。访谈之中，故纸墨香扑鼻而来。古籍收藏，投资正当时古籍收藏自古就是文人雅好，而古籍类藏品的交易量和交易额在艺术品市场中异军突起还是十几年前的事。

1、《陈寅恪“山东集团”辨析》，《史林》2004年第5期。

2、《略谈魏晋的杂传》，《史学史研究》2006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历史学》2006年第6期全文转载。

3、《侨郡改置与前燕政权中的胡汉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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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魏晋嬗代史事探微》，《复旦学报》2008年第2期。

6、《“攀附先世”与“伪冒士籍”——以渤海高氏为中心的研究》，《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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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司马芳残碑〉补释——以中正成立的年代为中心》，《史林》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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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高适家世及其早年经历释证——以新出〈高崇文玄堂记〉、〈高逸墓志〉为中心》，《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合作，第一作者）

11、《高平陵之变发微——以军事、地理因素为中心》，《文史》2010年第4期。

12、《半透明的镜子——司马孚在魏晋政治中的形象与地位》，《学术月刊》2011年第2期。

13、《五星会聚与安史起兵的政治宣传——新发现燕〈严复墓志〉考释》，《复旦学报》2011年第2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11年第4期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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