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典籍指古籍中专门记载历史的书，在四库分类之中就是史部。

中国西周末年各诸侯国已有历史记载，如晋国之《乘》、郑国之《志》、楚国之《_杌》、鲁国之《春秋》等，《墨子》里面说墨翟曾见过百国春秋。早期的史书都是以编年史的形式存在，晋朝太康年间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也是编年体。东汉末年，荀悦撰成《汉纪》，开创了编年体的断代史。梁启超在《新史学》将史籍划分为十种二十三类，即正史、编年、纪事本末、政书、杂史、传记、地志、学史、史学、附庸等。

按时间和空间分类：

通史：连贯地记叙各个时代的史实的史书称为通史，如西汉司马迁的《史记》。记载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代，历时三千多年的史实。

断代史：记载一朝一代历史的史书称为断代史，创始于东汉班固的《汉书》。二十四史中除《史记》外，其余都属断代史。

国别体：以国家为单位分别记叙的史书。如《战国策》。

　　嘉业堂《二十四史》书箱二十四史是我国古代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即：《史记》（汉·司马迁）、《汉书》（汉·班固）、《后汉书》（南朝宋·范晔）、《三国志》（晋·陈寿）、《晋书》（唐·房玄龄等）、《宋书》（南朝梁·沈约）、《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梁书》（唐·姚思廉）、《陈书》（唐·姚思廉）、《魏书》（北齐·魏收）、《北齐书》（唐·李百药）、《周书》（唐·令狐德棻等）、《隋书》（唐·魏征等）、《南史》（唐·李延寿）、《北史》（唐·李延寿）、《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宋·欧阳修）、《宋史》（元·脱脱等）、《辽史》（元·脱脱等）、《金史》（元·脱脱等）、《元史》（明·宋濂等）、《明史》（清·张廷玉等）。

　　“正史”之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清代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正史”一称即专指“二十四史”。按《四库全书》的规定，正史类“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即未经皇帝批准，不得列入正史。

　　二十四史总共3249卷，约有4000万字。它记叙的时间，从第一部《史记》记叙传说中的黄帝起，到最后一部《明史》记叙到明崇祯17年（公元1644年）止，前后历时4000多年，用统一的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二十四史的内容非常丰富，记载了历代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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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史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三国时期社会上已有“三史”之称。“三史”通常是指《史记》、《汉书》和东汉刘珍等写的《东观汉记》。《后汉书》出现后，取代了《东观汉记》，列为“三史”之一。“三史”加上《三国志》，称为“前四史”。

　　历史上还有“十史”之称，它是记载三国、晋朝、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朝十个王朝的史书的合称。后来又出现了“十三代史”。“十三代史”包括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十史”。

　　到了宋代，在“十三史”的基础上，加入《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形成了“十七史”。

　　明代又增以《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合称“二十一史”。

　　清朝乾隆初年，刊行《明史》，加先前各史，总名“二十二史”。后来又增加了《旧唐书》，成为“二十三史”。后来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旧五代史》也被列入正史，经乾隆皇帝钦定，合称“钦定二十四史”。乾隆四年至四十九年武英殿刻印的《钦定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正史最完整的一次大规模汇刻。

　　1920年，柯劭忞撰《新元史》脱稿，民国十年（1921年）大总统徐世昌以《新元史》为“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但也有人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如果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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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版本

　　毛泽东点评二十四史明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南监本）

　　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北监本）

　　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十七史”

　　清乾隆武英殿刻“清乾隆武英殿本二十四史”

　　清同治光绪间五省官书局合刻“二十四史”

　　民国商务印书馆印张元济辑“百衲本二十四史”

　　中华书局排印“点校本二十四史”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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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评价

　　梁启超评价二十四史

　　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点校本二十四史评价

　　点校本二十四史，底本选择精当，点校体例谨严，点校确当，版式设计，清晰便览。

　　点校本动员了全国史学家许多学有建树的专家学者和古籍整理工作者，历时二十余年，于1978年全部出齐，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二十四史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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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史内容

　　史记

　　汉·司马迁著，130卷。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大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候，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庇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史记》序中写道，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汉书

　　东汉·班固著，100卷。

　　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详细的展现了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后汉书

　　南朝宋·范晔著，120卷。

　　《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范晔撰。范晔字蔚宗，顺阳人。出身于一个世族家庭。他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书。《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

　　元嘉九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元嘉二十二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州郡志》等五志的时候，有人告发他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

　　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问世的有关东汉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繁补缺，整齐故事，超越众家，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盛行于世。而诸家《后汉书》，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相继散亡。于是范晔《后汉书》成为我们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范晔《后汉书》的记述，起于刘秀起兵推翻王莽，终于汉献帝禅位于曹丕，详载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

　　三国志

　　西晋·陈寿著，65卷。

　　《三国志》，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时期的历史。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生于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233年），死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他在蜀汉做过官，三十岁时，蜀汉政权灭亡，入晋后做过晋平令、著作郎。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我们阅读《三国志》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陈寿没有编写志。我们要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寿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可惜的就是内容太少。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

　　晋书

　　唐·房玄龄等著，130卷。

　　《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记载了从司马懿开始到晋恭帝元熙二年为止，包括西晋和东晋的历史，并用“载记”的形式兼述了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兴亡。

　　唐太宗是一位有所作为的君主，他非常重视史书的撰修工作，而在唐太宗以前，有关晋代的史料，没有一家令人满意的。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对各家史著逐一进行了批评。撰写一部系统、完整、旨趣较高的晋史，是唐太宗的一大心愿。贞观二十年他下诏让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担任监修，组织编写《晋书》。

　　众人撰写《晋书》，从受命到成书，仅历时两三年。成书时间之所以较短，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晋书》由于有政府作后盾，人力、物力、财力和图书档案资料都有保证，这些条件，是私人修史无法比拟的。二是有多种晋史著述可供参考。由于有蓝本作为依据，成书自然较为容易。

　　《晋书》在取材方面，不十分注意史料的甄别取舍，喜欢采用小说笔记里的奇闻轶事，《搜神录》、《幽明录》中一些荒诞不经之谈也加以收录，有损于它的史料价值。另外，书中有记事前后矛盾和疏漏遗脱的地方。《晋书》的执笔人，大多数擅长诗词文赋，撰史过程中，有片面追求词藻华丽的倾向。因此，后人批评它“竞为绮艳，不求笃实”。这也是《晋书》的缺点之一。

　　宋书

　　南朝梁·沈约著，100卷。

　　《宋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著，记述南朝刘宋王朝自刘裕建基至刘准首尾六十年的史实，为沈约所撰。全书一百卷，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作者根据何承天、徐爱等所著宋史旧本，旁采注纪，撰续成书。

　　纪传部分成于南齐永明六年，诸志当成于隆昌元年之后。全书以资料繁富而著称于史林，为研究刘宋一代历史的基本史料。

　　各志工程巨大，内容详备，篇幅几占全书之半。志前有《志序》，详述前代修志情况，并上溯各志所记制度源流，可为考补前史缺志之助。《州郡志》记三国以来地理沿革并及东晋以来侨州郡县情况，有补于史事考证。《律历志》全载景初、元嘉、大明三历文字，为历法学的珍贵资料。

　　《乐志》记叙汉魏及两晋乐府情况，乐府诗章有分类开录，并保存有汉魏以来大量乐府诗篇及乐舞文辞，其中“古辞”多为汉代遗篇，是研究乐府及诗史的重要文献。纪传叙事详密，列目入载二百三十余人。纪传中收录的大量诏令、奏疏、书札及文章，虽冗长，但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

　　《宋书》的作者沈约，是南朝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声律学家，字休文，吴兴武康人。父沈璞，刘宋时为淮南太守，元嘉末年于皇族争权夺位之乱中被害，沈约时年十三岁。少年时代，沈约横遭家难，潜窜流寓，家境孤贫。他笃志好学，读书昼夜不倦，遂博通群籍，善属诗文。天监十二年卒，年七十三岁，谥曰“隐”，后世亦称“隐侯”。

　　南齐书

　　南朝梁·萧子显著，59卷。

　　《南齐书》记述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原名《齐书》，至宋代为区别于李百药所著《北齐书》，改称为《南齐书》，撰著者为萧子显。

　　萧子显，字景阳，南朝历史学家、文学家。出身皇族，萧子显博学多识，长于写作，又是自齐入梁的贵族人物，对南齐许多史事、王室情况是熟悉的或是亲自经历过的，加之梁朝取代南齐，未经重大战乱，许多图书文籍得以保存，都为萧子显撰著史书提供了有利条件。

　　《南齐书》现存五十九卷，其中帝纪八卷，志十一卷，列传四十卷。所缺一卷为《自序》。

　　梁书

　　唐·姚思廉著，56卷。

　　《梁书》记载自梁武帝萧衍建国至梁敬帝萧方智亡国共五十六年间的历史，是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辛勤撰写完成的。

　　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南朝历史学家。历经梁、陈、隋三朝，于陈朝任秘书监、领大著作、吏部尚书等职，于隋朝任秘书丞。入隋后于文帝开皇九年又受命编撰梁、陈两代历史，未竟而卒。临终时遗命，嘱其子姚思廉继续完成撰史工作。

　　姚思廉，字简之，姚思廉在撰史工作中，充分利用了其父已完成的史著旧稿。自贞观三年至贞观十年，历时七年最终完成了《梁书》与《陈书》的撰写工作。

　　姚察及姚思廉父子虽为史学家，但都有较深厚的文字素养，于史文撰著方面，文字简洁朴素，力戒追求辞藻的华丽与浮泛，继承了司马迁及班固的文风与笔法，在南朝诸史中是难能可贵的。

　　陈书

　　唐·姚思廉著，36卷。

　　《陈书》是南朝陈的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记载了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被隋文帝灭国首尾三十三年间的史事，由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撰写的。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姚思廉，字简之，陈亡后，迁家关中，为万安人。两人事迹已于本书《梁书》前言中作了介绍，可以参阅。

　　《陈书》中的帝纪六卷，列传三十卷，共三十六卷，无表志。

　　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或许与此有关。《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

　　魏书

　　北齐·魏收著，130卷。

　　《魏书》，一百二十四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因有些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三卷，实共一百三十卷。北齐魏收撰。

　　鲜卑族是我国古代东北大兴安岭东麓一个古老的民族。公元一世纪末，随着匈奴帝国的解体，鲜卑族逐渐向西迁徙，成为大漠一个强大的民族集团，公元三世纪初，鲜卑拓跋部首领猗卢在塞北建立了代国，公元376年，代政权被氐族建立的前秦消灭。公元386年，拓跋鲜卑各部复拥拓跋珪为代王，重建政权。拓跋珪解散了拓跋鲜卑原有的部落组织，定居农耕，迁都平城，于公元398年改称魏，史称北魏。由于吸收先进的汉族文化，北魏国力日益强盛，终于在公元439年统一中国北方，结束了十六国时期的动荡局面。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改姓元氏，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措施。到宣武帝元恪时，北魏达到鼎盛时期，在西边夺取汉中，进窥巴蜀，在东边巩固了洛阳周边的防御，并与梁朝争夺淮南，但不久就由于政治腐败和人民的反抗而崩溃，分为东魏和西魏两个对峙的政权。《魏书》记载了鲜卑拓跋部早期至公元550年东魏被北齐取代这一阶段的历史。

　　拓跋时就曾命令邓渊撰《代记》十卷，按年月编次本朝史事。太武帝拓跋焘神嘉二年，诏撰《国记》，由崔浩定为编年体，成书三十卷。

　　《魏书》在流传过程中亡佚甚多，本纪缺二卷，列传缺二十二卷，此外又有三卷残缺不全，分别由后人取其它史书补足。

　　魏收，北齐钜鹿下曲阳人，字伯起，小字佛助。他机警能文，与温子升、邢子才号称三才子，但生性轻薄，人称“惊蛱蝶”。他奉命著《魏书》时曾声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书成之后，众口喧嚷，指为“秽史”，魏收三易其稿，方成定本。

　　北齐书

　　唐·李百药著，50卷。

　　北魏末年，北方六镇发生声势浩大的反叛浪潮，后出身于怀朔镇低级武官的高欢获得了对二十余万鲜卑人的领导权，控制了北魏朝政。公元534年，高欢所立的孝武帝元修被逼西奔长安，高欢于是另立孝静帝元善见，迁都邺城，史称东魏。公元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废孝静帝自立，建立北齐。东魏、北齐统治区域南至长江，与梁、陈两朝先后对峙，西边在今山西、河南、湖北，与西魏、北周分界。公元577年，北齐被北周吞并。

　　《北齐书》本名《齐书》，宋时才加一“北”字而成今名。它虽以记载北齐历史为主，但实际上记述了从高欢起兵到北齐灭亡前后约八十年的历史，集中反映了东魏、北齐王朝的盛衰兴亡。

　　李百药（公元565--648年），字重规，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出身仕宦之家。李百药从小好学，博览经史著作，隋初曾任太子舍人，袭父爵为安平公。贞观二十二年卒，享年八十四岁。

　　北齐政权中，皇族内部叔侄、兄弟相互残杀，使这个二十年的短命王朝换了六个皇帝。《北齐书》对封建统治者之间的权势争夺有较多的叙述。《北齐书》在流传过程中残缺严重，现在只有十七卷保持原貌，其他都是后人用《北史》等著作增补，这使《北齐书》的价值大大降低。

　　周书

　　唐·令狐德棻等著，50卷。

　　《周书》，五十三卷，其中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唐令孤德主编，参加编写的有岑文本和崔仁师。

　　北魏末年，政治动荡，乱事遍起。出身于北魏北方六镇中武川镇的宇文泰，率领一批以武川镇人为主的鲜卑族军队，联合关陇地区的汉人豪族武装，建立起西魏政权。后宇文泰的第三子宇文觉在公元557年代魏建周，史称北周。西魏、北周这两个前后相续的政权，统治区域大致包括今天陕西、宁夏、甘肃和四川的大部，山西西南部、湖北西部及河南西部。与东边的东魏、北齐和江南的梁、陈成鼎足之势。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中国北方。公元581年，杨坚代周，建立隋朝。

　　《周书》虽以“周”题名，但实际上记述了从公元534年东、西魏分裂到杨坚代周为止四十八年的西魏、北周的历史。

　　《周书》由于根据的资料贫乏，再加上它所记载的人物多是本朝显官的祖先，因而显得单薄而不尽合事实。但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权的建立，建立后三个封建政权之间的战争，以及宇文政权上层集团内部斗争的情况，是研究和了解西魏、北周历史最基本、最原始的一部史书。

　　隋书

　　唐·魏征等著，85卷。

　　《隋书》共八十五卷，其中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本书由多人共同编撰，分为两阶段成书，从草创到全部修完共历时三十五年。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令狐德提出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朝史的建议。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编修，但数年过后，仍未成书。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征“总知其务”，并主编《隋书》。《隋书》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

　　《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

　　首先，它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下令修隋史的唐太宗亲历了灭隋的战争，在执政之后，他经常谈论隋朝灭亡的教训，明确提出“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的看法。汲取历史教训，以史为鉴就成了修隋史的指导思想。其次，《隋书》弘扬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主编魏征刚正不阿，他主持编写的纪传，较少曲笔，不为尊者讳。如隋文帝之“刻薄”专断，“不悦诗书”，“暗于大道”，隋炀帝矫情饰貌，“锄诛骨肉，屠剿忠良”等情况，都照实写来，了无隐讳。再次，《隋书》保存了大量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化资料。其中十志记载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些部分甚至追溯到汉魏。

　　南史

1、《论语》：《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写而成，至战国前期成书。全书共20篇492章，以语录体为主，叙事体为辅，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

2、《中庸》：儒家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一部道德哲学专著，是中国古代儒家经典之一，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相传为战国时期子思所作。其内容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把“诚”看成是世界的本体，认为“至诚”则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宋代从《礼记》中抽出，与《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

3、《孟子》：《四书 》之一。战国中期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著，为孟子、孟子弟子所作。最早见于赵岐《孟子题辞》：“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

4、《大学》是一篇论述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思想的散文，原是《小戴礼记》第四十二篇，相传为曾子所作，实为秦汉时儒家作品，是一部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著作。经北宋程颢、程颐竭力尊崇，南宋朱熹又作《大学章句》，最终和《中庸》、《论语》、《孟子》并称“四书”。宋、元以后，《大学》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5、《三字经》：中国的传统启蒙教材。在中国古代经典当中，《三字经》是最浅显易懂的读本之一。《三字经》取材典范，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学、历史、哲学、天文地理、人伦义理、忠孝节义等等，而核心思想又包括了“仁，义，诚，敬，孝。”背诵《三字经》的同时，就了解了常识、传统国学及历史故事，以及故事内涵中的做人做事道理。

广南历史悠久，文化积淀厚重，公元前三世纪，在云南东南部广南县境及其周边地区，存在着一个句町（gou ding）古国，即“古代壮族王朝”。“句，壮语直译为九；町，直译为亲、盟、红。句町，壮语意为九部联盟。”句町国在历史上存在500多年，句町古国的行政中心（都城）究竟在哪里呢？这个困扰着历史学界多年的问题，引起了广西关于句町古国文化源头的极大兴趣，确定句町古国的都城在哪里，意味着无可估量的文化推动。很多地方因为发掘历史文化，给当地经济带来了活力，“句町文化”作为古代壮族的文化代表必定能给广南带来生产力的飞跃。目前，广南与广西西林对于句町古国文化的研究交流十分活跃，网上《滇桂悄然掀起“句町”之争品牌所有权属谁》wwwGXxinhuanetcom引起众多关注。

句町，这个古老的国名，最先见于《汉书·地理志》。《汉书·地理志·牂牁郡句町注》应劭曰：故句町国。师古曰：音句挺。它是古人遗留给后人争议的一个谜。因其涉及到句町古国在今何地的可信性问题，即是否应还给它本来历史面目的问题。故自《汉书》上有其名称后，人们一直就为之而苦苦追索。《汉书·西南夷传》：有“句町侯亡波有功立为句町王”的记载。至于句町侯被立为王，是否还在其领地，则未有记载。《云南通志》卷十七载：“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侯亡波从军……。”《汉书·西南夷传》：“句町侯毋波被赐为王，始于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据此则句町赐侯亡波，是被赐封后才去从军的。依据史料推断，句町古国，不仅在汉时存在，至少在汉以前即已存在。但是，由于有关资料不全，物证难以查找，至今尚未完全揭开其谜底而得出一个确切的回答。

本文就句町古国，在今何地一题，试将学术界诸家关于句町国所在地考证的说法，作一个大胆的分辨，给句町古国国都原在广南境内，增添一个历史的佐证。

一、句町国的发祥地在广南

有关句町国的发祥地及统治范围，史书皆有明确记载，许多专家也有精辟的考证；《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南夷，为牂牁郡”，领夜郎、句町等十七县。《汉书·地理志》载：“句町，文象水东至增食（今田东至武鸣一带）入郁，又有卢唯水，来细水，伐水。”王先谦先生的《汉书补注》言：句町“在宝宁（今广南）、百色、泗城、镇安之间”，“其地为牂牁”南境，与交趾、郁林两郡相接”。《水经·温水注》说：“文象水，导源牂牁句町县。文象水、蒙水与卢唯水，来细水、伐水并自县东历郁广至增食县，注入郁也”。《新篡云南通志》载：“文象水即今之西洋江，卢唯诸水即西洋江之支流”。据考察，发源于广南县九龙山麓的西洋江，其主要支流有八宝河、阿用河、夕板河等，均由广南城东面相继汇集，又与驮娘江合流而成右江，至广西邕宁再与左江汇合而成郁江。可见历代史书记载与客观实际完全吻合。这充分证明，广南是古句町国的发祥地，而位于西洋江西边的广南莲城镇一带则是古句町王府的所在地，即古句町县治所。坐落在广南者兔、底圩、者太三乡交界处的九龙山是壮族神圣的“竜”山，因山中流出九股溪水而得名，山里的原始森林中，有太阳神树，祖先神树、寨神树，野生三七和石祖，当地人说：“古句町国是山水之国”。这里就是它的发源地。这一带地区自古孕育了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化，当地壮族年年都要祭“竜 ”，并以之作为村社发展的精神支柱和本民族群体团结的纽带。蒋廷瑜教授著《西林铜鼓墓与汉代句町国》载：“西汉前期西林地区历史情况、史无明载。以前编篡的地方志书，只笼统地说这里是汉属益州牂牁郡句町县《广西通志稿·地理编》，1949年油印本。按《汉书·地理志》载，句町设县是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的事，而句町县名，据《汉书》注引应劭说，是从“故句町国”而来的，因此，应先有句町族，立句町国，然后才有句町县。也就是说，汉武帝时代以前句町县那块地方原是句町族的聚居地……看《汉书·西南夷传》关于句町族活动的记载，可知其北部与漏卧（今云南罗平、贵州兴义一带）、夜郎（今贵州西部）为邻，可达贵州兴义地区；南近进桑（今云南河口），接近红河；西接滇（今云南昆明附近）和同并（今云南弥勒），通南盘江上游。其范围是很大的。”据此，解放后国家正式出版的《辞海》记载：“句町，古县名。‘句’一作钩，古句町国也。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县。治所在今云南省广南县境内。南朝梁废。”

综上所述，句町国的发祥地应当在广南，句町本部应在今滇东南和桂西一带。随着进桑，漏卧与其结盟及毋波晋爵为王，而滇和夜郎又相继衰亡之后，句町国曾经盛极一时，其统治范围也有所扩大，包括了今云南省文山州全部、红河州中东部，以及玉溪、曲靖和广西百色三个市的部分地区。

二、句町国存在的时间及其疆域

句町进入阶级社会的时间较早，汉以前已建立奴隶政权，拥有“邑君长人民”和比较强大的武装力量，是“南中侯国以十数”中较大的一国。至汉昭帝始元年间（公元前86—80年），因协助汉王朝平定姑缯，叶榆的反叛“有功”，其首领毋波被封为“句町王”（《汉书·西南夷传》），在西南夷中有其特殊的地位。《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侯王国以什数,”又载：“句町国，汉时受封迄今”。这里所言的汉时受封，系指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南夷时，以其国授之，故应为汉以前的古国；而所言“迄今”，则是指常琚作《华阳国志》之时，略当晋穆帝（公元344—360年）之世。据史料记载：从汉昭帝始元六年诏封毋波为王开始，句町王国一直延续到萧齐被梁朝取代之时（公元前81—公元502年）。由此可知，句町国在历史上存在了583多年。蒙文通在其《越史丛考》中说：“《西南夷列传》举其君长之最大者有夜郎、滇、邛都，然通观汉晋之世，句町实也一方之雄也”。

江应梁先生在其《傣族史》中载：句町国的辖区，“从北盘江以南到红河之间，也就是从今贵州的兴义一带经云南的师宗、弥勒至建水，东南下至文山州境内和广西左右江上游一部份地方。据查，句町国的原有疆土在今云南文山州、红河州和广西百色地区的西林、隆林、田林、乐业、凌云以及越南北部地区。至毋波被封为王后进入极盛时代，其统治区域已向西北扩展到滇池地区，约8万平方公里，横跨当时的牂牁郡和益州郡。《汉书·地理志》载：“句町，文象水东至增食入郁，”该书牂牁郡句町县条师古注云：“其地为牂牁南境，与交趾、郁林两郡相接。”今知郁江乃由左右江汇合而成，地在南宁地区之邕宁县，可见句町东南部已达南宁西北。牂牁郡在汉代属益州刺使部管辖。据蒙文通考评：“《汉书·明帝纪》载：（元凤）五年（公元前76）的罢象郡，分属郁林、牂牁，句町宜即自象郡分属牂牁者”。可见句町南境直抵越南北部。清洪亮吉《三国疆域志》及谢钟英《三国疆域表》皆称：“今贵州兴义县，为古句町县域”。

三、句町国及其族人

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们研究民族史成果都说明，壮族，来源于我国的古代越人，而古越人分为西瓯，骆越两大族群，西瓯族群也叫西部越人，主要聚居在岭南直至云南、贵州和越南北部的广阔地带，而今天我国境内的壮族、傣族、侗族、布依族、水族、仡佬族等，都是西瓯越人的后裔。生活在古代云南、贵州和广西左、右江上游的古代越人，都自称濮和僚、而现今生活在广南的壮族人，侬支系自称濮侬、布道；沙支系自称布依、布雅依、布瑞等，土支系自称布傣、布僚，他称土佬等，则“濮”与“濮”同源，“濮”与“布”同音，“僚”与“僚”同源，“僚”与“佬”谐音，这充分说明，古代的濮、僚与今天的濮侬、布道、布依、布雅依、布瑞、布傣、布僚、土佬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而现居住在广南的壮族，毫无疑问是由古代滇濮、滇僚发展而来的。其依据有：《壮族通史》载：“百濮即百越”，在古代对江南越族群不同时期有不同称谓；上古越族群在我国东部有于越、山越、闽越（今浙、闽、皖等省），岭南及西南有南越（今粤、桂两省区），西瓯、骆越（今广西大部和黔南、滇东南等地）、滇越（滇西一带）、越裳（越南北部一带）。《云南古代史略》载：“南中（今云、贵两省及川南部分地区）自古代为夷越之地滇东南、滇西南、黔西一带居住着僚人（越）和濮人”。

《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侯王国以什数”，又载“句町县，故句町王国名也，其置逢濮，王姓毋，汉进受封迄今。”

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尤中先生讲：“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771年的商朝和西周时期，越亦称作濮”，他还讲：“公元前三世纪时当时在今贵州和云南东南部的濮人，显然大部份指的是百越系统的部落”；方国瑜教授更为明确地说：“惟句町濮即后世之‘濮侬’、‘濮僮’、‘濮衣’之先民，”从各方面的记载来看句町为壮，可能主要是侬人；南盘江以北的漏卧人，可能主要是沙人，而红河以东的进桑，可能主要是土族人，这些集团都属于壮语族，有亲密的历史渊源”，还说：“壮人是古越人的后裔，云南东南部的侬人、沙人和僚人，也是壮语族的支系，古为句町部族”。句町原住居民（滇、桂结合部及中、越边境地区自称为濮侬、布越、濮傣、布依的壮家人），其传统文化符号都是稻作、干栏、铜鼓众多专家学者的研究表明：句町王国是壮族先民建立的古老国家。

四、句町资料考

《汉书·地理志》载：“句町，文象水东至增食入郁，又有卢唯水，来细水、伐水。”《水经·温水注》云：“温水又东迳增食县，有文象水注之，其水导源牂牁句町县。”资料中注明的文象水为今广南、富宁县境内的西洋江和驮娘江。其均发源于广南县者兔乡的九龙山。1982年出版《中国历史地图集》，从秦汉到三国两西晋的所有地图，也都把今西洋江标定为文象水，把广南标定为句町县治的所在地。清嘉庆十五年（公元1810年），上海曹树翘编撰的《滇南杂志》，对古句町国及古句町县进行了一番考证之后，说：“句町国在滇东牂牁、夜郎之间，僻于南夷，道险阻。”在这里，其所说的句町国的地理位置是值得考虑的。

古时所谓“国”，本是部落的意思。(见郭沫若《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故句町古国的辖区，应仅是一个小部落。

句町古国与古句町县，是有着历史渊源了。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所置句町县，有可能就在原句町古国，也可以说句町县，源于句町古国。

汉开滇为益州、夜郎、牂牁诸郡。(牂牁之开，在益州之前。)《汉书·地理志》载：“益州郡，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开；牂牁郡，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开。”足证牂牁郡比益州郡早开两年。(此处所说的益州郡，是辖今楚雄、曲靖、昆明、红河、文山等地州的益州郡’不是蜀，成都的益州郡)。

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印藏苏励编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195页载；“句町县，汉置。故城在今云南通海县东北五里。”

《辞源》1979年版，第一册471载：“句町，汉县名，属牂牁郡。地在今云南蒙自县。”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句町，本汉时西南夷之国，今云南蒙自道也。”

凌云书房《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1980年版载：“句町，旧句町国，汉置县，属牂牁郡。东汉属益州牂牁郡。晋属宁州兴古郡。南宋，南齐因之。唐改置通海县。今云南通海县东北五里。”

方国瑜教授《西汉云南郡县建置表》列：“句町，属牂牁郡，在今广南，富宁，广西百色。”

《云南通志》卷十七：“钩町，亦作句町。汉属牂牁郡(今广南附近---贵州一带)。

《昆明报》1987年6月4日，《春城古今》张维桢《反莽起义》：“句町属牂牁郡，在今文山州以北地区。”

《广南府志》光绪三十年补刻版，载：“……自远古。西南夷句町、进桑部族地区，西汉置县，属牂牁郡。”

上列诸家既说法不一，且无实物佐证，令人莫衷一是。笔者认为；句町古国，原在今之广南是有据可查的。

其一，《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328页载：“句町县治所在今云南广南县。”

其二，《文山州文史资料》第五辑，戴启林《广南建置沿革》引王先谦《汉书补注》：“句町在宝宁(今广南县)……”

其三，1975年版，《中国历史地图集》载明：西汉、东汉、三国蜀汉、西晋等几个历史时期的句町地理位置，都标注在今广南方位上。

其四，在广南县城西郊约5公里的板宜水库左侧通和洞内的石壁上，有署名句町·夏源的一

个人，于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刻有五言古诗一首：“壬辰仲春初①陪郡伯钟老夫子游通和②

五马盼崖壑，旌忽野凫喧。有时洞燕语，无句不明言。

峭壁疑图画，仙踪未许论。南荒春更好，新阏苑花屯。

客游不到处，选胜白云横。地僻溪流转，天语林鸟鸣。

采松探幻途，击石得金声。尘虑悠然去，烟霞两袖春。

句町 夏源③题诗”

这通和洞内石刻五言古诗署名前的“句町”二字，权作古国句町，原在广南的见证，是接近历史事实的。

其五，2007年9月，在广南县黑支果乡牡宜村发掘出了规模庞大的木椁汉墓，其墓室长51米，宽42米,高195米，其规模与古滇与古滇王墓相当，此墓从上至下，由古木构筑三层，墓室中还有头箱和木雕马模型，说明此墓为王公贵族使用；墓葬出土了黄釉陶、竹筒、漆木器耳杯等40余件珍贵文物。黄釉陶罐在当时极其稀有，很可能是拾骨重葬使用的“金坛 ”；书写工整的汉字竹筒（木牍），则应是当时随葬的“遣册”；漆木耳杯和漆盘底部、还有朱书的“王”和“王承”等字样。此墓极可能就是句町王承的墓，该墓距1919年在黑支果阿章花果村白岩脚出土的“阿章铜鼓”（现珍藏在云南省博物馆内，为镇馆之宝）相隔不到1000米，那里还出土了铜鼎、铜斧等诸多精美的青铜器，并有多座待发掘的古墓封土堆，这一切都说明广南是句町王世代居住的地方。花果，壮族称作“宏谷”，意即老国王的住所。据此许多专家学者又说：“此处才是句町国国王的墓地，句町国的都城应当是广南，这是历史史料记载和出土文物的体现，揭开句町国国都所在地在广南的神秘面纱是用事实说话的。这是勿庸置疑的话题。

由于目前诸家众说纷纭，历史事实应还原于真相，本人撰写此文，意在抛砖引玉，浅见难免偏颇，敬盼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注：①壬辰：清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②钟老夫子：钟韵远，字醒华。一字汝镗，铁岭人，清康熙壬辰年任广南府知府。③夏源：广南人。

(作者系:广南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句町历史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坝美》杂志主编、云南省壮学会理事、广南县壮学会副会长)

一、《山海经》

《山海经》是中国先秦重要古籍，也是一部荒诞不经的奇书。

《山海经》全书记载了约40个邦国，550座山，300条水道，100多位历史人物，400多个神怪畏兽，如混沌：《山海经》第二卷《西山经》云：“又西三百五十里曰天山，多金玉，有青雄黄，英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汤谷。有神鸟，其状如黄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浑敦无面目，是识歌舞，实惟帝江也。”

浑敦即混沌，混沌的形象为识歌舞的神鸟；如穷奇：据《山海经海内北经》所载，指穷奇外貌像老虎，长有一双翅膀，喜欢吃人，更会从人的头部开始进食，是一头凶恶的异兽。

二、《搜神记》

《搜神记》是一部志怪小说，搜集了古代的神异故事共四百多篇，开创了中国古代神话的先河，作者是东晋史学家干宝。

《搜神记》内容十分丰富，有神仙术士的变幻，有精灵物怪的神异，有妖祥卜梦的感应，还有人神、人鬼的交通恋爱，等等。

其中保留了相当一部分西汉传下来的历史神话传说和魏晋时期的民间故事，优美动人，深受人们喜爱。神话，如卷十四的“盘瓠神话”，是关于古时蛮族始祖起源的猜测；“蚕马神话”是有关蚕丝生产的神话。历史传说，如卷十一“干将莫邪”讲述的复仇故事；卷十六紫玉传说，讲吴王小女的生死爱情。

民间故事，如卷十一“东海孝妇”，讲孝妇周青蒙冤的故事；韩凭夫妇的传说则歌颂了忠贞不渝的爱情；卷一仙女下嫁董永的故事也是如此。这些故事是《搜神记》的精华所在，历代长传而不衰。

三、《幽明录》

《幽明录》，亦作《幽冥录》、《幽冥记》，是一本神奇怪异的志怪小说集，为南朝宋宗室刘义庆集门客所撰，30卷。

书中所记鬼神灵怪之事，变幻无常，合于此意，故取此名。《幽明录》中故事的体裁有地理博物体、杂史杂传体、谈佛论道体几种

其中多数作品都短小简洁，缺少细节，但描写文雅细腻。《水底弦歌》、《采菱女》、 《狸说经》、《郭长生》、《费升》、《陈阿登》、《鱼腹丹文》和《方山亭魅》等篇章中还引用了诗歌。

《幽明录》继承了传统的仙怪题材，但也有创新，尤其是在鬼怪的人情化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使作品更有现实感。

四、《神异记》

《神异记》，汉族神话志怪小说集。晋代王浮撰。原书已散佚，仅在鲁迅《古小说钩沉》中找到他约于1910年前后引于类书的《神异记》，共400多字，分为八则，前三则为小故事，后五则每则仅一句话。

茶圣陆羽在《茶经》“四之器”和“七之事”和《顾渚山记》中，三处引述了《神异记》记载的余姚人虞洪瀑布山遇丹丘子获大茗之事。

五、《汉武帝内传》

《汉武帝内传》又名《汉武内传》、《汉武帝传》，神话志怪小说。共一卷。明清人有云为汉班固或晋葛洪撰者，皆无确据，实为后人伪托。

《四库全书总目》云当为魏晋间士人所为，《守山阁丛书》集辑者清钱熙祚推测是东晋后文士造作，二说大致不差。

本书自汉武帝出生时写起，直至死后殡葬。其中略于军政大事，而详于求仙问道。特别对西王母下降会武帝之事，描叙详尽。

六、《酉阳杂俎》

《酉阳杂俎》唐代小说，作为笔记小说集，有前卷20卷，续集10卷。

这本书的性质，据作者自序，“固役不耻者，抑志怪小说之书也”。

所记有仙佛鬼怪、人事以至动物、植物、酒食、寺庙等等，分类编录，一部分内容属志怪传奇类，另一些记载各地与异域珍异之物，与晋张华《博物志》相类。其所记述，或采缉旧闻，或出自己撰，“多诡怪不经之谈，荒渺无稽之物，而遗文秘籍，亦往往错出其中，故论者虽病其浮夸，而不能不相征引”（《四库全书总目》）。

其中不少篇目颇为隐僻诡异，如记道术的叫《壶史》，钞佛书的叫《贝编》，述丧葬的叫《尸穸》，志怪异的叫《诺皋记》等等。续集中有《寺塔记》2卷，详述长安诸佛寺的建筑、壁画等情况，保存了许多珍贵史料，每为后代编长安史志者所取资。

七、《太平广记》

《太平广记》引书大约四百多种，一般在每篇之末都注明了来源，但偶尔有些错误，造成同书异名或异书同名，因而不能根据它作出精确的统计了。

书前有一个引用书目，共三百四十三种，可是与书中实际引出数目并不符合，大概是宋代之后的人补加的。

《太平广记》是分类编的，按主题分九十二大类，下面又分一百五十多小类，例如畜兽部下又分牛、马、骆驼、驴、犬、羊、豕等细目，查起来比较方便。

从内容上看，收得最多的是故事，实际上可以说是一部宋代之前的故事的总集。其中有不少书已经失传了，只能在本书里看到它的遗文。

许多唐代和唐代以前的故事，就靠《太平广记》而保存了下来。

八、《封神演义》

《封神演义》一般俗称《封神榜》，又名《商周列国全传》、《武王伐纣外史》、《封神传》，亦是一部中国古代的神魔小说。

为明代许仲琳（一说是陈仲琳）所著，约成书于隆庆、万历年间。全书共一百回。

《封神演义》的原型最早可追溯至南宋的《武王伐纣平话》，可能还参考了《商周演绎》、《昆仑八仙东游记》，以姜子牙辅佐周室（周文王、周武王）讨伐商纣的历史为背景，描写了阐教、截教诸仙斗智斗勇、破阵斩将封神的故事。

包含了大量民间传说和神话。有姜子牙、哪吒、杨戬等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最后以姜子牙封诸神和周武王封诸侯结尾。

九、《西游记》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由明代小说家吴承恩所创作的中国古代第一部浪漫主义的长篇神魔小说。

主要描写了孙悟空、猪八戒、沙僧三人保护唐僧西行取经，唐僧从投胎到取经归来共遇到八十一难，一路降妖伏魔，化险为夷，最后到达西天、取得真经的故事。取材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民间传说、元杂剧。

十、《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简称《聊斋》，俗名《鬼狐传》，是中国清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集。

全书共有短篇小说491篇（张友鹤《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朱其铠《全本新注聊斋志异》为494篇）。

题材广泛，内容丰富，艺术成就很高。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典型，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故事情节曲折离奇，结构布局严谨巧妙，文笔简练，描写细腻，堪称文言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

(1)简策

简策就是编简成策的意思。“策”就是“册”的假借字。古代有些词有音无字，行文时只好依声托事，借用同音的字加以表示。这种现象，文字学上就称为同音假借，也称为古音通假。“册”是象形字，像是绳穿、绳编的竹木简。所以《说文解字》解释“册”字说：“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礼记·聘礼》中说：“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在这句话的“策”字之下，有两个不同时代的人分别作了解释。一位是东汉的郑玄，他说：“策，简也。”一位是唐代的孔颖达，他说：“策是众简相连之称。”郑玄的意思，“策”就是竹木简；孔颖达的意思，“策”是编连在一起的竹木简。两个人的解释都对，但角度不同。我们把这两个人的解释综合起来，那就是一根一根写了字的竹木片就称为“简”，把若干根简编连在一起就成了“策”(册)。可见简策的确是编简成策的意思。

古人编简成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单绳串连；一种是两道绳、乃至四道绳的编连。汉代刘熙在《释名》中说：“札，栉也，编之为栉齿相比。”这意思是说在写好的竹木简上端钻孔，然后用绳依次串编。上边好像梳子背，下边诸简垂挂，如同梳子的栉齿并列相比。另一种是用麻绳或丝线绳，像编竹帘子一样地编连竹简。编绳的道数取决于竹木简的长短。短简两道编绳即可，甘肃出土的《永元兵器簿》，就是两道编绳(图6)。长简两道绳子编不结实，就编三道或四道编绳。如武威出土的《仪礼》汉简，简长三尺，其编绳就是四道。至于是先写后编，还是先编后写，则两种形式都有。

图6 东汉永元兵器簿编简

为了保护正文不致磨损，古人编简时常在正文简前边再加编一根不写文字的简，叫作赘简。今天书籍的封面，就仍然带有这种赘简的遗意。赘简上端常常书写篇名，下端书写书名。这是因为古人写书于简，不能无阶段地写下去，那样编简太大，不易检阅和收藏，所以常常写到一定长度就结为一篇。而用书的人也常常要先查找篇名，然后才能找到自己所要检索的内容。可是古书往往一书包括很多篇，例如《论语》就有22篇，《孟子》也有七篇。七篇中的各篇还要再分上下。如《滕文公上》、《滕文公下》、《公孙丑上》、《公孙丑下》等。如果所要查找的内容不知道在哪一篇，那就无从着手了。所以古人很重视篇名，把篇名写在赘简上端，以示醒目。而把书名反倒写在赘简的下端，以示篇名的归属。这种格局虽然是仅适应简策书籍而出现的特定形式，但对后世书籍形式的影响却是极其深远的。直到雕版印书盛行的宋代，特别是北宋时代，卷端题名还常常是小题在上，大题在下。这仍是简策书籍格局的流风余韵。

一篇文章的简编完，或一编编好的简写完，便以最后一根简为轴，像卷竹帘子一样从尾向前卷起。《永元兵器簿》出土时，就保持着原来卷起的形式。武威旱滩坡出土的医简，有的也保留着卷起的原型。武威出土的汉代《仪礼》简，篇题和篇次并写在第一、二简的背面，卷起后正好露在外面。这也证明其原型是从尾向前卷起的。卷起的简需要捆好，而后放入布袋或筐箧〔qie切〕。居延出土的简策中有“书箧一”的记载。《汉书·贾谊传》中也有“俗吏之务在于刀笔筐箧”的说法。这些盛装简策的布袋、筐箧相当于“帙”〔zhi至〕，而一帙通常包函10卷。简策书籍这种编连卷收的做法，也只是适应竹木简的特质而形成的特定形式，但对后世书籍的装帧形式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帛书卷子装、纸书卷轴装的出现及长期流行，完全可以说是对简策卷起收藏形式的模仿。

(2)帛书卷子装

帛书与简书虽然制作材料不同，成书之后的面貌也各异，但在装帧形式上彼此却有许多相似之处。缣帛轻软，可塑性较强。表现在装帧形式上便既有折叠，也有卷子。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有的写在整幅帛上，难以卷收，故折叠随葬在一个漆盒内。有的写在半幅宽的缣帛上，则以一条23厘米宽的竹片为轴心，将帛书从尾向前卷成帛卷，这大概就是卷轴装的雏形了。

清代有位著名的史学家、目录学家，叫章学诚。他有一部著名的著作，叫《文史通义》。他在《文史通义·篇卷》中说：“古人之于言，求其有章有序而已矣。著之于书，则有简策，标其起讫，是曰篇章。”还说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受命整理国家藏书，“著录多以篇、卷为计，大约篇从竹简，卷从缣素，因物定名，无他义也。而缣素为书后于竹简，故周、秦称篇，入汉始有卷也。”这两段话的意思是说篇、章是竹木简书的计量名称，卷则是缣帛书的计量名称。周、秦时盛行竹木简书，故多以篇称之。入汉以后，缣帛为书普遍流行，卷便成了广为使用的计量名称。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国家藏书，凡是整理完毕正式誊录进呈的书，都是用缣帛书写的。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佚文十一》说“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这里的“上素”，就是抄写在缣帛上。于是“卷”便成了主要计量单位。表明章学诚所说的“入汉始有卷也”的理论，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也证明帛书的装帧形式主要还是卷子装。

(3)纸书卷轴装

用纸来制作书籍，东汉已发其端。纸具备着缣帛的轻软，但较之缣帛则更易成型。所以纸书出现之后，它的装帧形式便模仿帛书卷子装，而慢慢发展为普遍流行的纸书卷轴装。这无论是从文献记载，还是实物留存，都能得到有力的证明。

晋代傅咸的《纸赋》中，除了赞美纸的方正洁白，很便于书写之外，还说纸张“揽之则舒，舍之则卷”。这两句话实际是对卷轴装书籍的描绘。纸张有一定弹性，卷久了就有回收的惯性，所以用手揽之便舒展开来，可是一撒手就又收卷回去。这是卷轴装书籍固有的现象，也是这种装帧形式的弊病之一。可见晋时纸书已是卷轴装了。

《续高僧传》卷二，记载隋朝文帝时有一位沙门叫明穆彦宗，他曾经利用梵文经本校对佛经。说昔日“支昙罗什等所出《大集》卷轴，多以30成部”。说明早在隋朝以前，纸写的佛教《大集经》，已装潢成了卷轴。

《续高僧传》卷三十八，记载隋朝另一位沙门叫法泰，他自己精勤书写了一部《法华经》，多次显现灵瑞，所以要把它带到成都去进行装潢。可是中途过河掉在了水里，以后又失而复得，所以“至成都装潢，以檀香为轴”。可证隋朝的书籍不但已是卷轴装，而且所用轴材有的已是檀香木了。

《续高僧传》卷五，记载唐玄奘从印度取经回国之后，又奉皇帝之命在大慈恩寺翻译佛经。当他翻译完毕，装成卷轴之后，曾经上书皇帝，请求皇上给写一道序文。他说：“所获经论，奉敕翻译，见成卷轴，未有铨序，伏惟陛下睿思。”可见唐玄奘翻译过来的佛经，其装帧形式也都是卷轴。

《续高僧传》卷二十六，记载唐开元间沙门玄览，他一个人就“写经三千余轴”。

所有上述这些，都是唐及唐以前关于纸书采用卷轴装的记载。而唐以后关于这方面的记载，那就更是史不绝书了。北宋欧阳修在他的《归田录》中说：“唐人藏书，皆做卷轴。”元朝吾衍在他的《闲居录》中说：“古书皆卷轴。”明朝都穆在其《听雨记闻》中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清朝高士奇在其《天禄识余》中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此制在唐犹然。”这些说法，也证明自纸书出现，直到唐、五代，大约八九百年的时间里，书籍盛行的装帧形式，的确是卷轴装。

本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了大批遗书，其中主要是手写本佛经。现在分藏在世界各国，其中主要收藏在英国、法国、中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国。总计大约四万多件。这些敦煌遗书产生的时代，大约上起南北朝，下至五代，即公元420—960年这500多年的历史跨度内。此期正是手写纸书的高峰期。这些遗书，有的就是简单的一卷儿，有的木轴犹存，进一步又以实物，证明唐五代及唐五代以前，纸书的装帧形式，的确普遍流行卷轴装。

古时历代纸张的大小规格不尽相同。晋代纸高大约23—24厘米，长26—27厘米；唐代纸高25—26或26—27厘米，长40—43厘米或44—51厘米；五代时期纸张的规格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