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岭南中药学著作是生草药性备要。《生草药性备要》，本草著作。一名《生草药性》，2卷。清代何谏约撰于清康熙末年。所记多为草药，计有植物药301味。每药数语，简介性味、功治，偶述形态别名。多有《本草纲目》未载之品，如田基黄、丢了棒等，均为今南方常用民间草药。

何氏的《生草药性备要》，第一次系统的整理了岭南民间草药治病的经验，奠定了清以后岭南草药穴发展的基础。如赵寅虎的《本草求原》、萧步丹的《岭南采药录》及胡真的《山草药指南》，是清代以后较有影响的草药专著，但都是在继承此书的理论体系基础上的补充和发挥。

本书上卷记载岭南生草药305种，每药下简要列出其性味、功用等，其中一部分现已广泛应用于临床；下卷为七种杂症的生草药治法。书中或从草药形态推断药性，如草药茎梗成四方形、叶对生者多属温性，椭圆者多属寒性等。

岭南古琴地域是岭南派主要流行在珠江三角洲一带（据说云南一带也有岭南派的支流）。发源地：广东新会。

基本介绍 中文名 ：岭南古琴 地域 ：流行在珠江三角洲一带 发源地 ：广东新会 风格 ：古朴、刚健、爽朗、明快。 释义,历史脉络,前景展望, 释义 风格 ：古朴、刚健、爽朗、明快。 琴曲 ：《碧涧流泉》、《渔樵问答》、《怀古》、《鸥鹭忘机》、《玉树临风》、《双鹤听泉》、《神化引》、《平沙落雁》、《乌夜啼》等。 名琴收藏 ：《绿绮台》、《春雷》、《都梁》、《天蠁》、《松雪》、《振玉》、《水仙》、《韵馨》、《松皇戛玉》、《松风》、《中和》、《谷响》、《流泉》、《蕙兰》等。 当代琴家 ：杨新伦，谢导秀。 新秀 ：谢东笑、陈磊、高欲生、方锦龙等 历史脉络 岭南派的创始人是清道光年间的广东新会人黄景星（字煟南，？——1842），琴艺学自其父及兄黄观炯（1761-1814），由于官考屡次失败，生活贫困，只得寓琴为乐。晚年客居广州，并与陈绮石等人组织琴社，切磋琴艺。黄景星在1836年编辑的《悟雪山房琴谱》自序中说：“余生也晚，适当老成。凋谢之秋，窃取先君子手抄《古冈遗谱》一帙，按而习之，而苦心与手，不能相应也。已末岁得晤香山（今广东中山县）何琴斋洛书并其翩君耕耘文祥先生，始知心与手合，音与意合之旨。拜受十余曲并前所习者，祥加？订……”《悟雪山房琴谱》共收集琴曲有五十首，大多出自《古冈遗谱》。 南宋末年，金元入侵中原，南宋皇室被迫从临安（即今杭州）南迁至冈州崖山，改号祥兴。祥兴三年，金兵追至，南宋爱国丞相陆秀夫身背少帝赵昺在崖门投水殉国，从而结束了宋朝的历史。相传《古冈遗谱》就是在当时遗留下来的古琴谱。 由于宋室的南迁，也把中原文化带来广东，特别对广东的琴学发展带来极大的影响。在后来的几百年中，广东琴学昌盛，琴人辈出，影响较大的有：陈白沙、陈秋涛、邝海雪、何洛书、何文祥、黄观洞、黄景星、陈绮石、莫南桥、赵古农、何耀琨、杨锡泉、李宝光、黄炳堃、何斌襄、董百庆、梁启运、释闻一、陈予壮、陈子升、张可园、张二乔、邓尔雅、朱启连、陈昙、汪少庸、李仙根、陈恭尹、张西铭、曾卓如、何增佑、荣庆端、梁于渭、梁觉住、梁月槎、朱子宜、潘宝璜、黄咏雨、居廉、冯燧川、陈叔举、荣心言、程竹韵、谈少抚、 郑夫人、郑健候、梁老太、孙慕唐、卢家炳、招鉴芬、周桂菁、杨新伦、莫尚德、莫仲予、麦汉兴、谢沣、胡玮阳等人。藏琴方面：有《绿绮台》、《春雷》、《都梁》、《天蠁》、《松雪》、《振玉》、《水仙》、《韵馨》、《松皇戛玉》、《松风》、《中和》、《谷响》、《流泉》、《蕙兰》等名琴。琴学论著方面：有黄景星的《悟雪山房琴谱》（1836），何斌襄的《琴学汇成》（1869），朱启连《鄂公祠说琴录》，容庆端的《琴瑟合谱》等。 迄今为止，已发现的《古冈遗谱》琴曲有《碧涧流泉》、《渔樵问答》、《怀古》、《鸥鹭忘机》、《玉树临风》、《双鹤听泉》、《神化引》、《平沙落雁》、《乌夜啼》等。这些琴曲的演奏手法与其他流派的传谱有很大区别，象《鸥鹭忘机》与其他版本和流派的《鸥》曲简直是同名异曲，《渔樵问答》、《碧涧流泉》等曲的演奏风格充分体现了岭南琴派的古朴、刚健、爽朗、明快的特点。 岭南琴派的近代主要代表人物是郑健候和杨新伦先生。杨新伦师从郑健候，而郑健候学琴于其祖母郑夫人。郑健候，广东中山县人，生卒年不详。郑先生身材矮小，但指力过人。郑家祖传名琴《松雪》一张，连当时已闻名全国的琴家杨莳伯都弹弄无声，唯郑先生弹奏此琴铮铮作响。1929年，杨新伦为得到岭南琴艺真传，好不容易才找到郑健候先生，由于郑先生孤身一人，杨新伦便把郑先生供养在家中达二十年之久，后由于战事爆发而失去联络。 杨新伦（1898—1990），广东省番禺县鸦湖乡人，早在广东昆维女子师范学校、江苏镇江闽城中学、上海精武体育会等人武术教师。一次听了著名琴家吴纯白演奏古琴后，被古琴的高雅清逸的艺术魅力所吸引，先后师从王绍贞（广西人）、卢家炳（广东中山人）、郑健候等人，杨新伦先生为了生计，先后在广东、上海、天津、沈阳等地任过保险公司职员等职务。1953年，杨新伦先生回到广东，被吸收为广东省文史研究馆任研究员，从而结束了近半个世纪的漂泊生涯。1960年9月，南国最高音乐学府——广州音乐专科学校（即今星海音乐学院）开设古琴专业，杨新伦先生被聘任为古琴教师，学生有谢导秀、关庆耀等人。 1964年后杨新伦先生又在家中设帐传授岭南琴学，主要门生有袁建城、罗巧灵、区君虹、王怀志、林仲伟等人。 当代岭南琴派重要的代表人之一谢导秀，1963年毕业于广州音乐专科学校民乐系古琴专业，师承岭南琴派一代宗师杨新伦先生。三十多年来，谢导秀致力于岭南派古琴艺术的研究和教学工作，重新纪录整理和打谱《古冈遗谱》琴曲，在家设坛传授岭南琴学。曾先后赴北京、成都、苏州、镇江及香港等地演出交流，其演奏琴曲多次在中央电台、中央电视台、广东电台、广东电视台、无锡电台等播出。至目前为止，谢导秀已收徒五十余人，学有所成者如高欲生、伍翠群、陈磊、陈瑞明、黄振成、谢明强、方锦龙、沈继承等，继往开来者有许海帆、谢东笑、韩晓华等。他们广泛分布在广州、江门、深圳、珠海、佛山、香港、台湾、日本、新加坡等地。岭南琴韵将永远在南国天地和一切热爱她的人们中回响、古冈遗音定将绽放新蕾、永吐芬芳。 前景展望 值得一提的是《古冈遗谱》中的古冈，即广东新会县（现为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因新会古称“冈州”。 学者型琴人许海帆在对岭南古琴的钩陈索隐尤其是陈白沙于古冈遗谱的整理从而对岭南古琴的传承方面作出了大量不为人知的工作，以大量确凿的证据和毋庸置疑的史料最终证实岭南古琴的发源地是江门新会，并且对陈白沙的琴学思想和其反省内修、鸢飞鱼跃、天理自得的理学思想第一次做了系统的探索性梳理研究。 执教于星海音乐学院的谢东笑老师对古琴的现代发展尤其是与其他民乐的合奏甚至与西洋乐器的协奏做了许多前无古人的尝试。 定居于广东省江门市、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古琴古筝家韩晓华女士现为广东省古琴研究会理事、广东省江门市古琴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岭南古琴》副主编，胸怀为岭南古琴发源地重放异彩的神圣使命，师从岭南古琴大师谢导秀先生，琴筝双修，创办华厦大音琴筝学苑，并在学苑的旗帜下创办了白沙古琴社、古冈琴社和五邑大学古琴社，甘为岭南古琴在侨乡江门的普及、发展以及与国际接轨做出自己默默的耕耘和奉献，因为其杰出的贡献，江门市 特赋予其优秀中青年专家的光荣称号，为古琴艺术在现代的发展赢得了崇高的荣誉。韩晓华女士在长期的音乐研究及教学实践中开创性提出全息音乐体系，专著《音乐全息论》正在出版中，其中，尤其对古琴古筝的全息现象做了广泛而深入的考察和高度的概括，在音乐养生、音乐治疗、潜能开发诸方面有极其广阔的套用前景，引起业界内外强烈的关注。 目前，星海音乐学院有关教授正在为岭南古琴申报世界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殚精竭虑，他们为保护人类精神文明火种所表现出来的敬业精神和无私品德令人敬佩和感动。

岭南文化·少数民族风情·黎族的历史文化

(1) 古骆越的后裔

目前岭南黎族人口约八十多万，主要聚居于海南省五指山区一带的黎族苗族自治州及保亭、乐东、东方、琼中、白沙、陵水、昌江、儋县、崖县等地，呈大分散小聚居的形态。在先秦时期，海南岛的居民主要是南越族中的骆越人。从历史文献、考古发现和黎族的文化特征来考察，骆越人应该就是黎族的先祖。

关于骆越人，史籍多有记载。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逸周书》第七卷《王会解第五十九》中提到的“路人”，“路人”就是“骆人”，是南越族的一个较大的部落，聚居于粤西，雷州半岛和海南岛。《吕氏春秋》内则称之为“越骆”。《汉书·贾捐之传》的记载便更为明确了：“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东汉以后，“骆越”之名便不再见于史籍，却出现了多种杂乱而笼统的称谓，如“里”、“俚”、“狸”、“獠”、“獠蛮”等等。到唐代末年，开始出现了“黎”的名称。刘恂《岭表录异》记述：“紫贝即砑螺也，儋振(当时海南的儋州和振州)夷黎海畔采以为货。”这是文献史籍中最早称海南少数民族为“黎”的著作。也是自此以后，海南的少数民族便习惯上被称之为“黎”。清初学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还特别作了解释：“按俚讹为黎，声之转也久矣。”由此可证：“黎”就是唐以前的“俚”，西汉以前的“骆越”。但“黎”只是汉语的习惯称谓而非这一民族的自称。黎族人自称为“赛”(黎语的汉语音译)。

从考古发现的多处海南岛上自新石器时期以来的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包括有肩石器、几何印纹陶器的大量文物，都与岭南各地同一时期的出土文物具有相同的特征，应该都是古南越族文化系统的器物。在现今黎族人民聚居的“山栏”地区，还随处可以捡到各类属于新石器晚期的石器残片。黎族人称这些石器残片为“雷公斧”，视之为神物。检拾到后，往往当作平安吉祥的守护神，摆放在鸡笼上。由此亦足以证实，在远古时期，这里便是古骆越人的先祖们繁衍生息之地。

秦汉以后，中原人开始逐渐进入海南岛。汉武帝时在海南岛设置珠崖、儋耳二郡，派遣了太守和军队，进行管治，但由于多数官员都视骆越人如禽兽，又无限制地对骆越人进行掠夺式的横征暴敛，引发了严重的民族矛盾。骆越族人的武装反抗屡剿屡兴。《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其珠崖、儋耳二郡在海洲上，东西千里，南北五百里。……武帝末，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蛮不堪役，遂攻杀幸。”“中国贪其珍赂，渐相侵侮，故率数岁一反。”《汉书·贾捐之传》也说：“自初为郡至昭帝始元二年，二十余年间，凡六反叛。”汉王朝统治者最后被迫于公元前46年(汉元帝初元三年)撤消了珠崖、儋耳郡，改为朱卢县，辖属合浦(今属广西)郡。骆越族人终于获得了短暂的自由发展机会，坚持本民族的文化传统，避免了早期的汉化。

隋唐以后，历代统治者对黎人的政策仍然脱不了剿、抚并用，主要目的还是迫使黎族人民驯服归化，对黎族人民的生产生活，从未有过认真的关注。随着历代王朝对海南岛的开发，大批汉族人进入了这个原来荒僻而富裕的宝岛。不少黎族人逐渐汉化，而其主体部分则被迫离开沿海地区，进入人迹罕至的五指山区，依然过着世代相传的原始氏族部落生活。直至今天，还依然可以从黎族人民的生活习俗中，印证到古骆越人原始文化的某些特征。但黎族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历史变迁之后，仍然一如古南越族人那样过着大分散、小聚落的社会生活，各部族之间互不统属，各具本身特色和差异，甚至连语言也不尽相同。因而今天的黎族便分成“侾黎”、“杞(歧)黎”、“本地黎(润)”、“美孚(阜)黎”等四个分支。

(2) 古朴的民族风情

黎族的社会生活，直至本世纪50年代，依然保持着类似氏族社会的“合亩制”。据中南民族学院经实地调查编著出版的《海南黎族情况调查》披露，所谓“合亩”，黎语称为“纹茂”，即家族的意思。从其组织形式看，类似父系氏族公社的生产、生活组织，带有明显的古骆越人父系氏族公社的色彩。据史籍记载，海南岛骆越人大致上是在西汉时期进入父系氏族公社的。《汉书·地理志》记述：骆越人“男子耕农，种禾稻、苎蔴;女子桑蚕织绩。”这种生产分工形式，可说是经历了两千多年而没有质的变化。在50年代，仍然是每个“合亩”各为一个生产单位，小者五六户，大者数十户。各合亩都以血缘关系为区别，“合亩”内由辈份最高的男性长者担任“亩头”，负责组织领导“合亩”各户的生产安排、主持产品分配，代表“合亩”的一切对外交往事务，处理“合亩”内的一切人事纠纷，组织有关重大节日、喜庆、葬丧等活动。“合亩”内的耕地、耕牛、大型农具，理论上是私有财产，名义上属物(业)主所有，但却全都要无偿地交由“合亩”共同使用。由“亩头”统筹安排全“合亩”的劳动力，共同耕种、管理、收获，再由“亩头”按户平均分配产品。以粮食为例，稻谷收割后，按产量多少，以户为单位，平均分成若干份，不论人口多少，每户只能分得一份;孤寡老人，无力参加耕种收获的，亦可同样得到一份;如某户人口多，所分粮食吃光了，又可以在“亩头”的主持下，向多粮户无偿取用。上山打猎，也大致上按此办理。先推出“领队”，获得猎物后，按出猎的人、狗、枪总数平均分成若干份，按人及狗、枪拥有者领取自己的一份。若偶然碰上一个毫不相干的过客，则多分一份，所谓“见者有份”。理由是野兽本不属于任何一个私人，而是属于所有的人。若猎获走兽，则“领队”先得兽头。射中猎物者可得两份。

“合亩”各户，如有盖房子、婚丧疾病或其他突然事故需帮助时，即由“亩头”带领全“合亩”成员无偿地全力支助。

“亩头”在“合亩”内虽有绝对权威，但在财产分配上，并无特权，同样只能拿到应得的一份粮食或猎物，只是为了表示对“亩头”辛劳的感激，在每年分配粮食时，特备少于“一份”的“稻母谷”(稻种)给“亩头”而已。

黎族社会还存有某些母系氏族社会的遗风。黎族妇女虽早已失去在家族、家庭中的主导地位，但在生产、生活、婚姻等方面，仍然具有某些权威。在生产活动中，制造陶器、纺织等固然是妇女的职责，就是大田作业，妇女也具有一定的重要地位。在黎族某些水稻耕作区，每逢插秧开始，必需先由“亩头”的妻子主持一个简单的拜祭仪式，然后先带头插下几簇稻秧之后，大伙才能开始插秧。在本世纪50年代以前，黎族男性之间仍然经常发生集体械斗。往往是某一“合亩”中的男子与另一“合亩”中的男子结怨，遂爆发两个“合亩”之间的决死战。在这种时候，也只有妇女冒着刀箭之险，挺身而出，才能化险为夷，化敌为友。平时“合亩”之间发生纠纷，也往往由妇女充任“和平大使”的角色，以避免惨剧的发生。

母系氏族遗风最为突出的表现，莫过于妇女在家庭家族、房系的归属关系和婚姻关系方面的作用。黎族妇女的婚嫁习俗，在本世纪60年代，还沿袭着“不落夫家”的惯例;黎族的未嫁姑娘，享有性自主和较大的性自由。黎家村寨中多建有专供青年男女幽会的“寮房”，未嫁姑娘可以和不同血缘关系的男性青年在“寮房”里共度良宵。已嫁的姑娘大多过门二三天后即返回娘家，继续过着未嫁时的浪漫生活，她们与自己心爱的恋人在寮房里幽会被认为是正常的，做丈夫的也不能干预。若因此而怀孕，这妇女才会重回夫家，成为一个真正的妻子。这妻子在“不落夫家”时和别的恋人生下的孩子，也按习俗成为做丈夫者的孩子，任何人不得歧视。“不落夫家”时间的长短，多以妻子回娘家后怀孕时间的长短而定，也许一二年，也许十年八载。出嫁后再返夫家的妇女死后，也必须将遗体送回娘家安葬，受娘家子孙祭祀。她生前所有的遗物，也要全部送交娘家的亲人。

有着种种美丽神话传说的黎族妇女的绣面纹身习俗，其实也是古南越族人的图腾、祖先崇拜观念长期保留的结果。黎族妇女的绣面纹身习俗，有着极悠久的历史，明代戴熹修撰的《琼州府志》记述了东汉明帝时交州刺史僮尹曾亲临珠崖劝谕俚民不要绣面的事。东汉杨孚所著的《异物志》应是最早明确介绍黎族“雕题”之俗的著作。其中有“儋耳，南方夷，生则镂其颊皮”的描写。从有关文献史籍记载及本世纪50年代所见的实例看，只有女性才纹面。经实地调查证实，黎族妇女脸上所刺的花纹图案，实际上是一种血缘紧密的家族标志。凡是同一血缘家族的妇女，脸上所刺花纹图案，都是完全相同的，而且不容许有丝毫的错漏。时至今日，黎族妇女已不再纹脸，但在出嫁时或去世后，仍要用颜料进行象征性的纹脸，并举行纹脸仪式。这是因为黎族人认为自己家族的女性，尽管已出嫁了，但死后灵魂仍然要回娘家的，为了便于祖先灵魂的认同接纳，故而便要把家族的标志刻在脸上。

黎族人民的居屋，多数是覆船形的干栏式。明嘉靖《广东通志》说：“珠崖人巢居”。也就是说，到16世纪时，黎族人住的仍是巢形屋，可惜没有更详尽的介绍。幸而清代的张庆长在所著的《黎歧纪闻》中有所补充：“黎人屋室形似覆舟，编茅为之，”“屋内架木为栏，横铺竹木，上居男妇，下畜鸡豚。”这正是古南越族人的干栏式居屋，而现在五指山区的黎族人民，依然是住在这种极适宜于亚热带气候的住宅内。

黎族人民社会生活中处处表现出的古朴风情，显然是古骆越人的遗风，对现在研究古南越族的文化历史，具有极其珍贵的价值和意义。

(3) 技艺高超的家庭纺织业

黎族人民的纺织技术，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光辉灿烂的时期。早在汉代，黎族妇女生产的“广幅布”便是极其珍贵的贡品。如前文所引《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即写到，因珠崖太守孙幸大肆征集“广幅布”，借交纳贡品而肥私，激起了骆越人的武装反抗，杀死孙幸，酿成巨变。经有关学者考证，“广幅布”之所以可贵，一是因为海南岛当时盛产内陆所没有的木棉(其质地与现今的棉相似)。二是因为黎族妇女具有高超的纺织技术。唐代以后，黎族人又以“贝吉布”而驰名中原;又引进了中原丝绸织物，改进技术，加入当地特产的木棉纤维，混纺成令人惊叹的“织花缣文纱。”据《桂海虞衡志》《岭外代答》《南越笔记》《黎歧纪闻》等古籍记载，宋元时期，黎族妇女的纺织工艺技术，有极精彩的创造性，已能织出用“中国(按：中原)锦彩，拆取色丝，间木棉，挑织而成，每以四幅联成一幕”的“黎幕”，还有被“桂林人悉买以为卧具”的“黎单”，“间以五采，异纹炳然”的“黎锦”，被誉为“粤东棉布最美者”的“白毡”，驰誉中原的以“五色绣成若锦”的“黎��”，以及精美的绣着文字、几何图案、色彩绚丽的鞍搭等等。工艺水平远远领先于全国，令中原人视为至宝，争相抢购。被尊为我国古代女科学家的黄道婆，就是在宋元时飘流至海南岛后，从黎族妇女学习了这种先进的纺织技术，再带回家乡江苏松江府，传授给当地妇女;又一再改进了棉纺织工具，从而大大提高和推进了江南纺织技术和纺织业的。黎族妇女对我国中世纪后江南棉纺织业的勃兴和发展，实在是功不可没。

可惜的是，宋元以后，汉族统治者对黎族妇女辛勤纺织的珍品实行超强度的掠夺，汉族商人也以种种恶劣手段，千方百计地诈骗，再加上民族歧视和压迫日渐加强，迫使黎族人民逃入更为封闭的深山荒壑之中，不仅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极大的破坏，而且连最基本的生产环境也被剥夺。自后，黎族妇女的纺织技术便难有进一步发展的机会而日益失去其光华，终至无声无息了。

冼（Xiǎn 洗）姓源流：

　　1江三角洲的冼氏族谱多说冼姓出自于沈姓，是一名沈汭的人秦末随赵佗来南越，定居南雄珠玑巷，然后在宋代由珠玑巷分居珠江三角洲各地。具体过程如《岭南冼氏宗谱》所说：“冼氏之先，盖出沈子国，亦周之苗裔。在秦，居真定郡（原注：今直隶正定府）。有名汭者，以义侠闻，为仇家所持，因秦法严，改今姓。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24年)，遣赵佗将谪卒五十万人戍五岭，汭与佗同里，且有旧，往投其帐。至岭南，遂家焉。是为冼姓入粤之始。 …… 自此子孙蕃衍于岭南。有居广西者，不甚显著，今镇南关内有冼村，亦俨然一都会也。以广东为大宗，分为二支：居广州者为南海冼氏；居高州者为高凉冼氏。虽郡望不同，乃汭公之后。”

　　2出自洗姓，“冼(Xiǎn)”与“洗(Xiǎn)”的实际情况是改革以后洗(Xiǎn)姓多作“冼”，实际上，“冼”成为了原来正体字“洗(Xiǎn)”的通用简化字，原来的正体字“洗(Xiǎn)”已很少有人用了。所以，在翻印古籍时要用原来的正体字即繁体字“洗(Xiǎn)”，今人应使用其通用的简化字“冼”。

　　3壮、黎、苗等民族也有此姓。 二、迁徙分布　　冼姓出自古代南方高凉少数民族姓氏。据万震《异物志》说：“广州南有贼曰俚，此贼在广州之南，苍梧、郁林、合浦、宁浦、高凉五郡中央，地方数千里。”这“数千里”之地位于西江以南。在梁、陈、隋时，这一带土著居民以俚人为主，也有后来分别称为僮（壮）、瑶、黎人和汉人共居，他们的文化经过通婚、融合，形成了共同的信仰，敬奉远古祖先名叫盘瓠，尊称“盘王”。盘瓠是神农氏后裔高辛氏的女婿。据考古发现，在漠阳江上游阳春地域，有从北而南一百多华里喀斯特地貌的石灰岩山带。石山带北段的凌霄岩风景区，于2004年被国土资源部命名为“阳春凌霄岩国家地质公园”。在距今一万五千余年前后，石灰岩溶洞居住着先民部落，以渔猎为生，溶洞里的文化层中埋藏着大量的各种古野兽遗骨化石。考古学家在阳春县独石仔岩洞发掘出旧石器晚期古人类文化遗址，经过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鉴定，独石仔岩洞深达25米的上中下三个文化层，距今为15350年至16650年。这个盘瓠部落的先民，在石器工具发展，以农、渔、猎为谋生手段以后，离开洞穴逐步向漠阳江、鉴江流域迁徙定居繁衍，称为“狗郎部落”，所居村庄均称“狗郎寨”，有的沿用到解放后，至今大都以谐音改称高朗寨、高良垌等等。此区域的俚人和其后的僮（壮）、瑶人，均以盘瓠为祖先，以其狗头人身的头像为旗帜，北方的汉人讹音称之为“高凉人”。秦始皇时进军统一岭南。岭南之地土著居民称为“百越”人，又以所居地域分别称为“山越”、“瓯越”、“骆越”。戍军中有一个河北真定人沈汭，是沈子国的后代，和秦军统领尉官赵佗是同乡。沈汭（Ruì 音锐）被高凉部落的女首领招为夫婿，生儿育女，发展男系氏族，以岭南地域最先取姓的“先”字加沈汭的姓名“氵”旁，取姓洗（Xiǎn 音显），沈汭的儿子取名洗齐。从此世称洗氏。沈汭和他的夫人洗氏往见南越王赵佗，相谈甚欢，赵佗遂命洗氏世守高凉。经秦、汉至晋，洗氏未留世系记载。洗姓人相传：“沈改为洗，原因莫问。”到了清康熙己丑年（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广东冼姓入编西江房冼氏族谱，开始把“洗”姓书写为“冼”姓，尊东晋时的冼劲为始祖。东晋元兴年间，著名的清廉官吏广州刺吴隐之以人格力量感化高凉俚人，召其首领冼劲率领部队出为广州刺史府中兵参军。东晋元兴三年，流贼卢循率众攻广州，冼劲领扬威兵五百人出战，兵败被执，骂贼不屈而死。刘裕受晋禅位，建立宋（南朝），追封广州死难将领冼劲为曲江县侯，以冼劲遗孤冼承烈袭爵。承烈生楚艾，楚艾生文斡、文枢，文斡生企圣、企贤、企豪，文枢生企及（杰讹音），企圣生长子冼挺和次女冼英，冼英嫁高凉太守冯宝称为冼夫人，是冼劲的六世孙女。冼氏在阳江西部的黄什河边西岸建立冼村，由来已久。远在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南越，在广州属下设立高凉县，县治遗址在今阳江市北的阳东县大八镇古城村，冼村在阳江北。高凉县辖地包括恩平、阳春、阳江、电白、茂名、化州、吴川至廉江广阔地域。东汉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吴主孙权派吕岱为交州刺史，征讨高凉俚人，俚人首领钱傅（即洗傅谐音）战败归降，因汉人不承认有“洗”姓，《三国志》以谐音写为“钱傅”。吴主命洗氏部落从漠阳江东迁至漠阳江西，任命洗傅为“高凉西部都尉”，后改为高兴郡（余略）。冼姓望居南海郡（秦置南海郡，治番禺，今广东省广州市西南一带。赵陀据其地建南越。汉武时再置。隋唐有广州。隋为番州，南海郡）、高兴郡（今广东省化州市）。

　　冼（xiǎn）姓，在全国约有人口83万，在各姓中排第310位，占全国人口的006%。冼姓主要分布于今广东、广西两省。广东冼姓主要分布于茂名、湛江、广州、阳江、江门、云浮、肇庆、佛山和珠海等地。

　　岭南位于中国的南方，因在五岭之南而被称作岭南。该地区地形复杂，由山地、丘陵和平原等多种地形共同组成。五岭重岩叠嶂，构成一道险峻的天然屏障，把岭南地区与中原地区分隔开来，使得岭南文化得以在中原文化有限的影响下形成自身相对独立的特点，具体表现为岭南人在审美观念、行为习惯、人生态度等方面都与中原地区有着显著的区别。

　岭南地形复杂，加之处于热带和亚热带季风区，气候特点为高温、湿热、多雨，夏秋时节常有台风过境，且猛兽蛇虫多，生存环境相对恶劣。复杂的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使得岭南人在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上形成与环境相适应的模式，由此孕育出岭南人注重实际功能的现实主义思维方式和务实精神。

　岭南地区背山面海，素有“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之称。繁荣的海上对外贸易加上五岭山脉对中国儒家文化中“重农抑商”思想的适当阻隔，使得岭南地区逐渐发展成商业趋利型的社会。到了近代，经历了五口通商到一口通商的变迁，直至鸦片战争后被迫彻底开放口岸，甚至允许外国人在广州设立租界区，岭南尤其是广州的对外贸易日益活跃，商业活动明显要多于其他沿海地区。

　社会政治的急剧变革和长期对外贸易中积累形成的经验和处事习惯，使岭南人易于接受外来的思想和事物，不过分拘泥于约定俗成的规范和准则，甚至善于以“见怪不怪”的心态去包容那些异己之声、异己之物，从而取其实用或美观之实利为己所用。这种开放性和包容性是国内其他地区所难以比拟的，体现了岭南人在商业趋利型社会中形成的实用至上的思想原则。

　自古以来，岭南地区属于百越民族的聚居地，岭南先民和岭北人民有着一定程度的经济和文化交往。秦始皇一统中国后，以中原文化为主的岭北汉文化大规模传入岭南，与岭南原有的多民族文化碰撞融合，促使岭南地区的文化日益向着丰富多元的方向发展。除了内部的文化交融，岭南人在长期对外贸易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把外来文化吸收并糅合进自身的文化体系里，形成了以汉文化为主，外来文化多元共生的文化态势。

　到了近代，鸦片战争的爆发虽然带来了西方文化的强行输入，但也因此保证了岭南地区的中外文化以一种不平等的方式继续进行着。无论处在文化强势抑或是文化弱势的一方，岭南人始终保持着积极进取、敢于创新的开放心态，充分利用岭南地区地理环境的独特性和社会环境的时空先发性，有选择地接受外来文化，并逐渐形成了求同存异、“中体西用”、兼容并蓄、择善而从的价值取向。

　岭南文化具有兼容性、务实性、世俗性与创新性四大文化特征。这些特征在传统岭南建筑上均有所体现，主要表现为建筑中灵活变通的处理手法和实用至上的设计原则。其中，建筑灵活变通的处理手法其实就是不循规蹈矩的设计理念，即优先考虑建筑的世俗功能，而不是约定俗成的标准和规范。在实用性原则的指导下，传统岭南建筑不特意追求设计手法，也不过分介意引入的异质元素和建筑其他各部分之间是否协调一致，因此经常会呈现出一些古今中外都不曾出现过的“奇怪的”建筑面貌。

　建筑美是建筑的审美属性和人的审美需要，在建筑审美活动中相契合所产生的一种价值，说明了建筑的审美体验因人而异，这种差异源于不同群体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就岭南地区而言，岭南人自古以来开放包容，易于接受不同文化及其美学形式的嫁接和混搭，包括早汉文化和百越文化的交融、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汇等，可以说岭南人的审美标准和其他地区相比，具有更大的适应性和可调整性。同时由于岭南地区的建筑大多遵从实用主义的设计原则，导致了该地区的建筑审美必然会主动与建筑实用性相适应，从而形成一些与传统审美有出入的美学形式。

　结合传统岭南建筑的实用性文化和审美文化，我们不难发现，每当两股不同的文化出现碰撞和融合之时，新的艺术形式往往就会应运而生。在这种新形式刚出现时，人们很容易因为“审美惯性”而给它贴上“奇怪”的标签。例如历史上绘画风格大胆创新的八大山人、“扬州八怪”和石涛等人，他们故意在画面中通过奇特的构图和怪异的造型表现出和当时所谓的正统画派相去甚远的画面，并被冠上了“人怪画亦怪”的名声。

　但是，他们这种抒发内心愤懑之情的创作手法却开拓了一种全新的审美风尚，并不断得到后人的传承和赏识。可以说，这里的“怪”指的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创新美学，是一种不符合传统审美标准的、另辟蹊径的创造形式。怪诞的文化特征在岭南地区古已有之，无论是岭南画派的“怪”，抑或是粤剧的“怪而创新”，还是传统岭南建筑里各种奇怪的建筑面貌，都充分展现了岭南人经世致用、开拓创新的价值取向，开放融通、择善而从的民众心理，经验直观、发散整合的思维方式，以及清新活泼、崇尚自然的审美趣味。

岭南文化·岭南民俗文化·形成过程和主要特征

(1) 与汉民俗的渊源关系

民俗是与人类社会生活一起产生、形成、发展的。我国是一个具有异常丰富而多姿多彩的民俗的古老大国。各个民族、各个地区，都有着独特的民俗文化，从古到今，始终是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民俗所反映的我们各民族的文化特征、人民的精神面貌、心理状态、伦理道德观念、生活习惯和方式、生产习俗等等的差别，体现了民俗生成的自发性、原生性、地域性和民族性的特点;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整体民俗性格和精神风貌，又体现了汉民族文化的主体精神和强大的亲和力。

在我国民俗文化发展的历史中，只有华夏一汉民族在民俗原生期便能充分注意到民俗与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重要关系，因而极其重视对民俗的了解和提倡，以达到正风俗、移民情、稳定社会生活秩序的目的。《周礼》说：“礼，履也，国人所践履，定其法式，大而冠婚丧祭，小而视听言动，皆有其节文也。”“俗者习也，上所化者曰风，下所习者曰俗。”因此，必须注意“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礼记·曲礼》)。《汉书·食货志》记述周代的统治者极重视风俗民情，并因此而建立采风制度的情况：每年春天初临，专职的行吟诗人便到民间采诗(反映民情风俗的民谣一类的民间诗歌创作)，然后汇总交给王家专职乐师。乐师整理后谱上音乐曲调，然后献给天子。何休《公羊传注》也有类似记述。东汉末期著名学者应劭所著《风俗通义》更强调：“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户异政，人殊服，”“为政之要，辨风正俗最其上也。”正是华夏族早期先进的文化意识和价值观念，使华夏—汉民俗得以在原生期便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和介入，将无序的纯属民间自发生成的风俗，加以改造，使之成为有序的，具有某种法的约束力的社会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而又能相对独立地成为自成体系的民俗文化。也正是华夏—汉民俗文化的系统性、社会性、可操作性和经由统治阶级有意识地由下而上，再由上而下的改造所形成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使汉民俗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其传承性的惯性力量，在大多数民俗事象中，竟可延续二千年以上。自秦以后，岭南原生期民俗，便直接受着如此先进的华夏—汉民俗文化的冲击、锲入、改造、融合，最终被取代。因此，说到岭南民俗的渊源，就只能是华夏—汉民俗文化与之关系最为深远显著。

先秦时期岭南的主要居民南越族文化是一种原生型的地域文化，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俗文化，同样处于原生状态：以适应生存发展为价值取向的自发、无序、原始、野性、生态环境特征显著，是先秦处于原生状态的岭南民俗的主要形态和特征。诸如图腾崇拜与祖先崇拜合而为一的原始宗教俗信所引生的断发纹身、祀鬼、鸡卜等迷信习俗;因以水为生而形成的嗜食海产生物的食俗;因生态环境而创造的干栏式巢居习俗;因仍处于父系氏族向奴隶社会的转型期而残存的母系、父系氏族社会生活。观念、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等方面的不知有父，只知有母、鼻饮(用鼻吸喝水)手抓食物、父子同川而浴、穿着只有脖子处开口的套衣(卉服)、行成年礼时要凿去两只门牙(凿齿);甚至吃头生儿子来求多生后代(宜弟之俗)、捕人而食，以人肉为祭品;农业生产上极端原始的火耕水耨等等。

自秦汉以后，中原礼乐教化在岭南原生民俗中产生了日益显著的改造、融汇、整合作用。其中伦理道德方面，更因统治阶级赋予刑法的权威性和强制性而显得更为突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精神贯串于汉民俗中，更使岭南民俗纳入了儒文化的轨道。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曾多次出巡，每到一处，便刻石为颂，其中也夹杂一些有关移风易俗的法令，强迫全民遵守。如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巡游到浙江，登上会嵇山祭祀大禹后，刻石立碑，颂扬始皇功德。其中便说到：有夫弃子而嫁，背夫不贞无情。以礼分别内外，禁止纵欲放荡，男女都应洁诚。丈夫在外 ，杀了无罪，男子须守规程。妻子弃夫逃嫁，子不认她为母，都要感化清正。治理荡涤恶俗，全民承教化，天下沐浴新风(《史记·秦始皇本纪》)。

岭南虽是新辟初郡，但因秦始皇的严刑峻法，无人敢于违抗，身为岭南郡守的任嚣、赵佗等官员，自然也会积极执行。

汉初，刘邦初定天下，为拢络民心，颁布了多项颇得人心的“圣旨”。其中之一是提倡敬老之风，规定凡年满七十岁的老人，都可得到皇帝御赐的拐杖。岭南时值赵佗为王的南越王国，也仿效汉王朝，由赵佗为七十岁以上老人赐杖，以倡敬老之风。在两汉的四百多年间，岭南的历任各级官员中，极力推行儒家教化，以移风易俗的颇多。如东汉光武年间，河南修武人卫飒任桂阳(今广东阳山、连县一带)太守。他大兴官学，设立婚姻的礼规，使当地“教化大行”(范端昂《粤中见闻》)。东汉和帝时，桂阳太守许荆，因感当地风俗脆薄，人民不懂礼义教化，便亲自制订了婚丧仪礼制度，使人民都能依礼行事。一次，许荆到耒阳县行春，遇上两兄弟争财产打官司，许荆对这兄弟二人自责说：我荷负国家重任，却未能教化子民，这是我的罪过。随即吩咐文吏写自罪文书，上报请罪，终于感化了争讼着的兄弟俩，当场和解，并向许荆请罪(《后汉书·循吏列传》)。光武帝时，九真太守任延，鉴于当地骆越族人没有嫁娶礼法，婚姻关系混乱，人们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的情况，行文各县，规定男20至50岁，女15至40岁，一律按年龄相匹配。因贫穷无法交纳聘金的，由县内各级官员节省俸禄支助。自后乡民生下的子女，才知道自己的种姓。

两晋以后，适逢自秦汉以后的第一次中原人南迁的移民 ，带来了汉族的礼义教化、风俗习尚，岭南土著居民，深受薰陶。驻任岭南的各级官吏，也积极推行儒文化。不少官员还亲自主持为“孝子”、“烈女”、“节妇”扫墓、旌表、立坊碑、建祠庙。这是一次带有决定意义的移风易俗。正如明嘉靖《广东通志》所说：“自汉末建安至于东晋永嘉之际，中国之人，避地者多入岭表，子孙往往家焉。其流风遗韵，衣冠气习，薰陶渐染，故习渐变而俗庶几中州。”由此可见，岭南民俗作为一种文化基本形态，实际上是与岭南整体文化的转型大致同步，而且是以汉民俗文化为主体的。岭南民俗文化与汉族民俗文化的深厚渊源，自秦汉始，至南北朝分裂状态结束，已有超过800年的历史。

(2) 岭南民俗文化的主要特征

岭南民俗文化具有汉民俗的主要表征和内涵，但又具有鲜明的独特风采，处处体现着自成一格的特征。

一是秾丽多姿的岭南风情。岭南大地全年草木常青，四季鲜花飘香，景色迷人。既有风光险峻雄奇、山歌处处的客家村寨，也有河川交错，稻浪翻波的潮汕平原;既有鱼塘桑田、红荔如火的珠江三角洲，也有微带异域情调、风情万种的侨乡，也有港湾如新月、渔船进出繁忙的南海渔村;既有繁华热闹的南国名城，也有椰林摇曳、槟榔飘香的南海明珠……真可以说是七彩缤纷，风情万种，蕴含着无限诗意和浪漫情怀，处处散发着不同于内地的诱人魅力。

二是古南越族民俗的情调和气质。南越族虽然早已在民族融合中消亡，但作为民俗文化的某些因素，却仍然可以通过传承、变异、演进等无形的渠道，不同程度地保存下来，甚至延续至今，不仅表现在日常生活、生产等民俗事象上，而且渗透到岭南人的潜意识中，造就了岭南人勇猛慓悍、坦荡不羁、不易拘束、务实重信的气质和性格。这一特征，使岭南民俗往往与汉民俗出现显而易见的差异，而且更多地表现为对以儒学为主导的汉民俗的“离经叛道”的倾向，较之汉民俗更具反叛性和灵活性。

三是多元的民俗兼容性和开放性。岭南民俗文化在形成过程中，不仅以开放、兼容的姿态接纳了汉民俗，而且也以同样的姿态接纳了楚民俗、吴越民俗和闽民俗。更应注意的是岭南悠久的与海外交流的历史。从先秦以来岭南人便在茫茫大海中探索，并与南洋诸岛国居民实现着文化交流。秦汉以后，岭南的海外交流更日益频繁，交往的地域也越来越遥远广泛，从印度支那半岛、南洋诸岛而印度、阿拉伯、地中海，直至东非。汉唐时明显受印度、阿拉伯文化、包括民俗文化的影响。明清以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兴起，殖民主义潮流泛滥，岭南首当其冲，也因此而得西方风气之先。西方民俗也先是在澳门、香港，继而在沿海地区无声地渗入，加上归国华侨回乡定居日多，西方民俗的某些生活习俗、甚至价值观念，自本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渗入到岭南民俗中，使岭南民俗或多或少带有异域的“洋味”风情。

岭南民俗多元的兼容性、开放性特点，使岭南人对民俗的新事象更易于接受，从而赋予岭南民俗更活跃强劲的生命力。岭南民俗也因此而更富于变异性和开拓性，往往因此而不惜弃旧迎新。

岭南民俗文化，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总的说来是健康的。大多数的民俗，都是岭南人民长期社会生活的积累与升华。其中有记录岭南先民开基创业的史诗式的传说、遗迹;有反映人们对美好生活无限热爱向往的理想情怀;有的留下饱含血泪的挣扎和反抗;有的充分表现岭南人民作为龙的传人的无限忠贞和自豪。最有特色的是反映岭南风情的日常生活习俗和表现岭南人民开拓、冒险、创新精神的风尚爱好：那驰名世界的饮食文化，为反抗封建婚姻制度而形成的“哭嫁”、“童养媳”、“不落家”、“自梳”等等不和谐的婚姻变奏曲，为铭记岭南及中原杰出人物的历史贡献而形成的种种独特习俗、古建筑传说、历史人物神化、仙化的浪漫传奇式的节日活动和纪念方式……这一切，构成了岭南民俗的丰富多姿，充满南国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具有浓郁的生活美、人情美;构成岭南民俗最有魅力的总体特色。我们将在以下各节中摘其精采，略加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