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 集：敦煌

公元1006年，这座戈壁上的城市再次被恐怖所笼罩，位于新疆与中亚的黑汗王朝，占领了于阗王国之后，可能继续向东推进。消息传来，饱受战争劫难的三界寺里的僧人们，意识到又一次大难将至，他们出门逃难。就在逃难之前，他们把所有不便带走的经卷、文书、绣画、法器等全都藏进了这个小小的洞窟中，然后用泥壁封好，绘上壁画，一切显得了无痕迹。三十年过去了，信奉佛教的西夏王朝，最终占领了这座城市。然而，不知是什么原因，这次出门逃难的僧人们再也没有回去，这个藏有经卷文书的神秘洞窟至此变成了尘封千年的秘密。

九百多年过去了，1900年初夏的一天，一个来自湖北的普通老道士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神秘的洞窟。当洞窟中的这些文物宝藏重见天日，丝绸之路上这座几乎被遗忘的历史文化名城，终于告别了千年的沉寂，重新获得了世界的瞩目，它曾经的辉煌，依然渐渐变得清晰而鲜活起来。

“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史记·大宛传》中这段文字，是敦煌这个地名的最早记载。后人解释敦煌的意思，敦，大也，煌，盛也。战国时代，强大的月氏吞并了羌人，秦朝末年，他们又驱走当地的乌孙人，从此，月氏人成为敦煌与河西地区的主人。然而，没有永远的强者，公元前209年，崛起的匈奴击败月氏，成为这里的新主人，并不断侵犯汉朝边境。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刘彻派张骞出使西域，欲联络大月氏合击匈奴，但此时的月氏人乐不思蜀，张骞只好空手而返，张骞却有意外的收获，他将就这次长达13年的出的使见闻，向汉武帝递交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成为汉武帝随后用兵西域，和打通丝绸之路的重要参考。

郑炳林：当时汉武帝打匈奴，就是匈奴与羌人结合以后呢，把河西走廊占领以后呢，汉朝政府在与世界接触的这个窗口路线整个堵掉，他没办法，他要跟世界接触，必须把这个匈奴和羌人对他的围堵形成的包围要打破。

公元前121年，雄大才大略的汉武帝，派骠骑大将军霍去病率领一支远征军西出河西，结果，霍去病击败匈奴，从此，河西纳入汉朝版图。为确保敦煌与河西地区的长治久安，公元前111年，西汉王朝在河西设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进行行政管辖，并大规模移民屯田，敦煌逐渐繁荣起来，从此，有文字记载的敦煌历史正式开始，中西交通的陆路国际通道丝绸之路也得以开通。

郑炳林：敦煌在这个路线上，它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就是你出去不论到哪条线，出了敦煌以后，都得走将近1500里路，因此在敦煌出关的时候，必须经过行资的准备。经过一个月回到敦煌，也得休息，那么就在敦煌地区，这个商业城市就这么形成了，所以敦煌城市的形成。即带着军事性质，又带着商业性质。

东汉末年，中原地区军阀混战，虽然经历了西晋的短暂统一，但很快就是八王之乱，永嘉之乱。接着西晋灭亡，晋室南迁，中原进入十六国时期。敦煌也先后归属于前凉、前秦、后凉、北凉、西凉等五个政权，与战乱频仍的中原地区相比，敦煌社会的总体形势比较稳定，经济持续发展。随着大批中原大族与士人的迁入，文化也逐渐繁荣起来。

儒家经典在在敦煌广为流传，一些大儒如张奂、宋纤、索袭、敦禹、阚裀、刘昞等纷纷隐居于此，聚徒讲学。其中刘昞一生著述甚丰，撰有《略记》八十四卷，《敦煌实录》20卷。张奂之子张芝为著名书法家，擅长草书，被誉为“草圣”，为后来王羲之等书法家开创书风起了先导作用，敦煌已经成为一个人文荟萃之地。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拥有文人和文化的城市，才算是一座真正有内涵的城市，经过四百年积淀，文化敦煌终于呈现在我们面前。但此时的敦煌，仍让人觉得还缺少一样东西。

于是，佛教来了，这正是敦煌一直在默默等待的。大约从公元前260年开始，佛经由天竺僧人带入西域，西域成为佛教的第二故乡，是当时佛法最兴盛的地区。敦煌是佛教传入中原的第一站，佛教传入之初，敦煌就出了不少著名的高僧。魏正始年间（240—249），月氏人竺法护在敦煌出家。晋武帝时，他随师游历西域诸国，带回许多佛经，在敦煌、长安、洛阳等地翻译、传播。因竺法护世居敦煌，人们便称他为“敦煌菩萨”。竺法护的弟子竺法乘也是一带高僧，在敦煌一带的影响甚至超过他的师父。

这是敦煌特有的一种佛教祈福仪式，每年春天，敦煌城里的僧人要在城东这座建于公元386年的白马塔前，举行一场法式活动，为的是纪念著名高僧鸠摩罗什的心爱坐骑驼经白马。

十六国时期，龟兹高僧鸠摩罗什来到中原传授佛学。他骑一匹名叫“天骝”的白马向东而行，行至敦煌，白马突然病倒。相传白马临终之前，当晚托梦于鸠摩罗什，说现已入关，前面就是阳关大道，敦煌是自己的超脱生死之地，今后再也不能陪伴他继续前行，并叮嘱鸠摩罗什一路珍重。说毕，化成一片彩霞升天而去。为了纪念一路与他相依为命的白马，鸠摩罗什化缘建造了这座白马塔。一千多年来，白马塔巍然屹立，成为这座古城悠久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在十六国时期，由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提倡，中原地区佛教愈加兴盛，越来越多的西域高僧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中原弘扬佛法，敦煌依然是他们进入中原的第一站。敦煌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刻终于到来，此前几百年的准备仿佛就是为了这一刻的到来。

公元366年，一位名叫乐僔的高僧西行来到敦煌，在城东南鸣沙山东麓，眼前忽然一亮，三危山上出现了万道金光，在金光之中，依稀有千佛化现而出。乐僔坚信这里就是自己寻找的佛国圣地，于是决心留在这里修行，并在三危山上开凿了第一个禅窟。这件事远近传扬，虔诚的善男信女纷纷来到这里朝拜。许多年后，法良禅师从东方来到敦煌，又在旁边开凿了另一个石窟。从此，香火更旺，信佛的人更多，石窟越开越多。于是高僧大德、王公贵族、普通市民各色人等，不论高低贵贱，男女老少，都在三危山上争相开凿大大小小的石窟。他们根据各自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做着不同的功德，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中积蓄着智慧的结晶，酝酿着博大的佛教文化。

道证：抄写经卷有功德，挖掘开凿洞窟，能够消除我们的烦恼，这本来在经典上面就有记载，这些行为能够增加我们的福慧，这个过程首先就是一个修行的方法。

每天，莫高窟回荡着钟鼓铃铎的清响，成群结队的善男信女身穿华美的服装，手里拿着香炉、花束或者乐器，嘴里念诵着佛号，从一个洞窟到另一个洞窟，顶礼膜拜，喃喃许愿，每一个洞窟里香烟缭绕，每一坐佛像前点着长明灯。

隋朝虽为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之一，但在敦煌佛教传播史上，可以大书特书。因为在短短三十七年中，莫高窟竟留下了94个石窟，平均每年完成两个半以上，有些洞窟规模宏大，绝非一两年可以完成。

雷闻：敦煌的佛教在隋代获得巨大发展，其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整个大的背景，隋代的两代皇帝，就是隋文帝和隋炀帝特别崇佛，这样整个社会上弥漫着一个崇佛的风气。另外一个就是具体敦煌这个地方，它是地处边陲，另外，它是地处中西商路的要道，所以往来的客商其实在一路上并不平安，也面临着很多危险，有人为的，有自然的。所以他们也是需要，到了敦煌以后，祈求佛的保佑。

敦煌城外，漫漫丝绸路，茫茫无人区。敦煌既是起点，同时又是终点。商人行旅由此往西，通过阳关和玉门关就是茫茫戈壁和无尽沙漠。只有两样东西才可能支撑旅人们踏上这条险象环生，甚至完全可能有去无回的险路，那就是：金钱和信仰。敦煌，既是中西商贸的中心，又成为佛教的圣地，其原因正在这里。

公元633年，敦煌正式更名为沙州，随着盛唐的到来，敦煌迎来最为辉煌的时代。大唐王朝如日中天，威加海内，唐太宗被西域各族尊称为天可汗。为控扼西域，保护商路，唐王朝在安西都护府下设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史称安西四镇。

郝春文：在安西都护府和安西四镇设立之前，一旦西域被少数民族政权控制，敦煌就变成边缘前线了，现在有了安西四镇和安西都护府，这样敦煌就变成了后方了，所以在唐前期，安西都护府存在的时期，敦煌它的安全就有了保障。

据唐人杜佑的《通典》记载，天宝年间，敦煌有人口6395户，32234人，茫茫戈壁滩上的敦煌城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唐代近三百年间，人们在莫高窟开窟279个，为历朝历代最多，至此，三危山莫高窟南区崖面上，大小石窟群密如蜂窝，已很难再找到开窟之所。这里，终于成为拥有一千多个石窟的佛教圣地，故又称千佛洞。莫高窟现存洞窟870余个，其中保存较好的492个洞窟内，共存壁画四万五千多平方米，彩塑2415身，规模宏大的莫高窟不仅蕴藏着丰富的艺术珍品，而且包含了中古中国，以及西域的传统文化艺术。由于其壁画及彩塑艺术的宏富辉煌和内容博大精深，因此得到世界艺术画廊、墙壁上的博物馆，实际艺术宝库等称誉。

赵声良：汉唐是中国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了，那么，唐代的东西在哪找，在内地已经没有了，就在敦煌。所以敦煌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代表中国美术史一个重要的方面。

172窟是盛唐时期经变画中杰出的代表作品，这个洞窟南北两壁的主要内容是《观无量寿经变》，北壁经变画中以西方净土为主，以佛为中心，这是三维复原后效果，四周绘有场面宏大的寺院建筑群，它规模宏大，气势磅礴，形体俊美，庄重大方，整齐而不呆板，华美而不纤巧，舒展而不张扬。宏伟壮观的楼台亭阁，耸立在碧波荡漾的七宝莲池中，这是唐代壁画中表现建筑群的典型代表作。

赵声良：顺便说一句，这个壁画不光是建筑画的好，人物也画的非常好，那个佛和菩萨画的非常精彩，尤其是前面那些供养菩萨，小的菩萨，各种各样的姿态，有的人好像在沉思的状态，有的人好像在听佛说法，一种喜悦的状态，有的人好像在动作想去看看跳舞的状态，每个人都画得非常生动，它把一个佛国世界展示得非常美妙。天上还有飞天，飞来飞去，这个时候你看那个飞天化的很小，远远地看着，好像从建筑后面就飞过来了，在亭台楼阁的背后，我们还发现，从那个房子后面还发现有一点点山水景色，这样的话，它就有深度了，这是一个很真实的空间。这幅画当中有气、有气势，然后画一个人是有精神神韵，这才是一个艺术追求的一个最终的目标。而不是说它那个细微的地方是不是很像，中国画历来讲究追求，就是艺术真实。

第96窟始建于延载二年（695），主尊为倚坐弥勒大佛，高达355米，据说莫高窟第一坐佛也是依照武则天的形象而塑造。在窟中，抬头欣赏这尊弥勒大佛的丰姿时，许多人都会想起那位以弥勒自居，在许多方面做出辉煌成就的一代女皇武则天。第130窟还有一尊高达27米的“南大像”，走进这个深深的洞窟，仰视这尊雄浑饱满、雍容庄重的弥勒大像，让人感受到来自盛唐穿越千载的那种自信而从容的时代精神：盛唐气象。

赵声良：其实我们要想，古代人的信佛，他进到里面他要拜佛，他是处在一个比较矮的位置，仰起头看这个佛像，那个时候感觉这个佛，那个眼睛往下视，那种慈悲的感觉，你受到关爱这样一种感觉。所以现在我们欣赏敦煌艺术，还是应该想，还是应该体验，体会那个宗教的情怀。如果没哟宗教情怀的话，我们很难体会敦煌最美的地方。

在隋唐的三百多年间，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彩塑，在华夏大地上，扮演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大智大慧的佛法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相遇后，逐渐实现了自己的完美蜕变。

杜永卫在莫高窟从事临摹复制彩塑造像已有二十多年，他一直在潜心研究失传的敦煌彩塑技艺，一百多年，许多艺术家把一生都奉献给了敦煌彩塑，他们都在试图破解盛唐时代彩塑技艺的密码。敦煌目前尚存彩塑三千多身，这些彩塑经千年不裂，历千年色彩鲜艳，技艺之精，为世界所罕见。在杜永卫看来，他的方法和理念更接近于古人。

杜永卫：古人他们就利用这个矿物质颜料，都是来自于这种自然的这种天然颜料，他结合得是那么天人合一，那么自然，做像的时候他们就怀着一种虔诚，一种敬畏，一种慈悲，这种心理去做，他才能做出好的佛像来。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河西防御空虚，吐蕃趁机出兵占领凉州，之后甘、肃二州相继沦陷。公元786年，敦煌为吐蕃政权所占领，吐蕃遵守勿徙他境的盟约，敦煌避免了人口的大规模流失。吐蕃当时的赞普是赤松德赞，他大力弘扬佛法，敦煌正是他所要保护的一座佛教圣城。他在敦煌继续开窟建寺，使佛教在这一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

158窟是开凿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一个典型洞窟，在佛坛之上，一座长达156米的涅槃佛像静静地躺在那里。“涅槃”是指灵魂脱离肉体，进入不生不灭的佛教最高境界。这尊佛右胁而卧，神态安详，唇含笑意，没有世人临终的苦痛，表现了“寂灭为乐”的涅槃世界。

与此涅槃像相呼应，洞窟南、西、北壁的壁画描绘的是弟子与世俗人物的举哀图，表现了他们得知佛陀入灭后极度悲恸的场景。引人瞩目的是，在北壁各国王子举哀图中，就有吐蕃赞普的形象，他的旁边，则是一位汉装的帝王像。在他们身边，还有13位中亚或西域的国王，采取了割耳剺面、刺心剖腹等惨烈的哀悼方式。

但吐蕃奴隶主统治的主旋律，终归野蛮残暴，敦煌人民为此忍受了近70年苦难。于是，公元848年，敦煌人张议潮带领人民揭竿而起，赶走吐蕃奴隶主，收复瓜州、沙州等地，赶走吐蕃后，张议潮多次派人赴长安联络，渴望重新回到中原政权的怀抱。从画面可看出，当时敦煌及河西各族人民欢庆光复的盛况。敦煌虽然再度回到了唐朝的怀抱，但此时的唐王朝却已经走向衰落，这昭示着敦煌接下来的坎坷命运。

公元1006年，位于新疆与中亚的黑汗王朝占领了于阗王国之后，继续向西推进，消息很快传到敦煌。三界寺中一群惶恐不安的和尚，将花费多年心血积累下来的大量经卷、文书和绢画藏进了那个神秘的洞窟。这就是我们本集开头所看到的那一幕。外面的世界从不停止喧嚣，唯有那个幽暗洞穴里的经卷文物，在岁月的长河里冬眠不醒。

公元1036年，西夏占领瓜、沙二州，沙州（敦煌）自此归西夏政权统治前后长达191年，这是敦煌自建立郡县以来，由少数民族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时期。

1524至1714年的近二百年间，敦煌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先后被吐鲁番等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使敦煌绵延千年的汉唐文化传统因失去传承而销声匿迹，流行一千多年的佛教绝迹，被佛教徒视为圣地的莫高窟，不断遭到人为破坏，昔日繁荣的莫高窟变得满目疮痍。

明王朝西部边陲是肃州以西70里外的嘉峪关，敦煌被弃至关外，从此失去屏蔽河西的重要作用，而联络古丝绸之路的交通干线，也不再经过敦煌，而该走嘉峪关直通哈密之路，交通枢纽地位的丧失，使敦煌从此失去了它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1715年，康熙派军队大举西征，收复敦煌。之后大量移民至敦煌屯田，社会经济开始恢复，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得以重现。清雍正元年（1723），“复立沙州所，三年，旋升所为卫”。从此，清王朝恢复了对敦煌的统治。清政府广移民，修县城，兴文教，敦煌政治经济文化从此得到重建与发展，佛教开始复兴。但汉唐时代的文化辉煌一去不返，敦煌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败的命运。就在清王朝走向穷途末路之时，丝绸之路已成为历史，敦煌也逐渐为人们所遗忘。但时间的脚步不会为敦煌的衰败而停止。

公元1900年初夏，敦煌天气渐热，莫高窟里却仍旧荒凉破败得让人揪心。这位来自湖北的莫高窟看守人——道士王圆箓开始忙碌起来。农历5月26日这天，王道士清沙工作进行到第16窟时，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神秘的洞窟，正是这次偶然的发现，将沉睡将近九百年的一批长眠者唤醒过来。

这就是今天编号为第17窟的藏经洞，藏经洞里有从公元4世纪末到11世纪初的各种历史文献与文书，数量总计五万多卷，其中百分之九十为佛教典籍，但也有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道教典籍、官方与私人文书、档案、以及曲谱、舞谱等，在文字上，除了主体的汉文部分之外，数量最多的是古藏文文献，其次是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以及少量的梵文文献。一批价值连城，非常罕见的珍贵文物，如堪称国宝的绢画，麻布画、木版画，经文、佛像等珍贵文物，满满地堆积在这个见方3米的洞窟里。

沙武田：我们知道正史，二十五史，那记载的都是帝王将相的历史，那是政治史，但是，藏经洞，记载的那就是老百姓的历史，这是非常珍贵，为什么敦煌资料这么珍贵，就是因为它这样的第一信、第一手原始资料，还有一个，它记载正史里面的所不计的一些内容。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珍藏的从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部分遗书中，有大量的敦煌手抄经卷。李际宁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的研究员，今天，他为我们打开了一幅一千多年前珍贵的手写经卷。

李际宁：这是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是南北朝北魏延昌二年写的，写着延昌二年四月十七日敦煌镇，管经生令狐礼太抄写的，当时由官方聘用的一些写经生，专门来抄书，在那个时期抄的经，我们可以看到，带有很强的浓郁的隶书风格，那么我们现在在敦煌遗书里见到了大量的、这样失传的典籍。

令人遗憾的是，20世纪初，这批刚出土的珍贵的文物和文化遗产，随即遭到西方列强的疯狂劫掠。公元1907年5月，英籍匈牙利探险家斯坦因在莫高窟见到了王道士，他自称大唐高僧玄奘的忠实信徒，沿着他的足迹前来朝拜。头脑简单的王道士深为感动，同意将文书和经卷以极低的价钱卖给他，16个月之后，装满写本的24口箱子及五个装满绢、纸绘画艺术品的箱子，在夕阳的余晖下被运离了敦煌。

随后到来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夜以继日地把剩下的所有写本都翻检了一遍，最后仅花五百两银子，就骗走了极具价值的七千多件藏经洞经卷文书和古画。美国人华尔纳、俄国人奥登堡、日本大谷光瑞闻风而至，他们或揭走壁画，或掠走文物。敦煌藏经洞所拥有的五万多卷价值连城的文物，经过西方列强的一再盗劫，劫余的被清政府运至北京，入藏京师图书馆。

一番劫掠之后，敦煌藏经洞的文物散落于世界十多个国家。有人这样说：藏经洞文物藏于英国者最多，藏于法国者最精，藏于俄国者最杂，藏于日本者最隐秘，藏于中国者最散乱。

目前大约有16000多件敦煌遗书主要珍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这其实这是冰山一角。

李际宁：这件金刚经是武则天仪凤元年，为她父母祈福抄写的，所以用上好的纸张，著名的书手，这件宫廷抄写的金刚经，这纸非常的细腻，我们在这个高倍放大镜底下看这个纸张，这个纤维打的非常地细，表明处理得非常光滑。

藏经洞的发现震惊了世界，从此，国际上多了一门显学：敦煌学。敦煌学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以及敦煌史地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在法国、英国、俄罗斯、美国及日本的学者，对敦煌文献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一百年来，中国同样涌现出许多敦煌学研究者，他们怀着民族文化与文物被劫掠的耻辱感与愤激情怀，对敦煌的历史文化进行潜心研究，取得了一批又一批让世界瞩目的研究成果。

柴剑虹：敦煌学的形成造就了一大批热爱敦煌文化，热爱我们文化遗产的这么一大批人，自觉地、有牺牲精神地去保护莫高窟，保护敦煌这些文化瑰宝，我们最典型的就像常书鸿先生，守在莫高窟，去保护莫高窟，一干就是几十年，还有一代一代的敦煌人，以常书鸿为代表的，后来由段文杰院长，现在有范锦诗院长。所以，我认为他们的一种精神就是热爱文化，保护文化遗产，献身文化传承的事业，这点对我们今天是非常重要的。

郝春文：我们经过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努力，我们已经改变了，就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这个面貌已经彻底改变了，现在我们的口号是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世界。

虽然敦煌藏经洞多数文物流失国外，但敦煌在中国，敦煌历史文化的根在中国。三危山上的莫高窟已静立一千多年，它脚下的大泉早已干涸，再也照不出伟大佛教艺术的溢彩流光。然而，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所蕴涵的文化宝藏，都在记录着我们沧桑而辉煌的历史，记录着我们祖先无穷的智慧和伟大的信仰。

敦煌文化的高峰已经不再，汉唐时代的辉煌不会重现，但敦煌的历史还要写下去，对于中华儿女来说，继承它博大的精神内涵最为重要，敦煌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毫无疑问，敦煌是我们的文化血脉，敦煌就是我们自己。

　在各种收藏门类中，古书是最早的收藏品之一。那么古书收藏的知识是什么呢下面是我为你整理的古书收藏的知识，希望对您有用。

古书收藏的知识

　按照图书所有者性质的不同，中国历史上藏书系统可分为四类：官藏(即国家藏书)、私藏(即私人藏书)、书院藏书和寺院藏书。

　有确切记载的我国的国家藏书起于周朝，著名的思想家李耳(即老子)是已知最早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当时馆长称为“守藏室之史”。到了秦代，国家藏书处称为“石室”。汉代初年，广征图书，并设立六处公藏图书处，即太常、太史、博士、延阁、广内和秘室。三国魏国设有秘书、中、外三阁国家藏书处，晋沿魏制，国家收藏图书归兰台和秘书两处。到隋唐两宋，国家藏书更加丰富，但却因朝代的更叠或意识形态的原因，而使国家藏书受损。到元代，先崇道贬佛，后崇佛贬道，将《道藏》大统《玄都宝藏》连书带版全部焚毁，以至今日，元《玄都宝藏》只有一二页残片留于世间。明代是中国古代藏书的一个兴盛时期，不只国家藏书，而分封的各藩王也大多喜藏书、刻书，从属性上讲，藩王藏书也是介于官藏与私藏之间的一种藏书形式。到了清代，才是中国藏书——不论公藏、私藏——的黄金时代，其藏书规模及其藏书研究都远胜于列代。

　书有水、火、兵、虫“四厄”。随着时代的发展，越古的书收藏难度越大，故善本的范畴也随之后延。清末藏书家叶德辉说：“南宋人重北宋本，元明人重宋本，国朝收藏家并重元明本。”从而说明了历代藏书的范畴。

　在中唐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初，主要用于印刷佛经、字书和历书等。到北宋，印刷书才逐步取代抄本、写本而成为书之主流，于是隋唐五代及其之前的写本就成为宋人眼中的古书了。但宋初距今已逾千年，宋之前的古本流传至今已近绝迹。上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才使得今人可以得见晋唐之珍籍，这些珍本今日仍有机会收藏到，有实力的朋友，当然应当买这些遗珍。

　至明代中叶，宋版书就已经是清中藏书家追求之物了，虽然宋代刻书达数万种，但到这时就稀见难得了。由于宋人刻书态度严肃，刊刻和印刷水平均很精良，所用纸墨也十分考究，再加上文化气息浓厚，自然成了明代藏书家珍藏之物。当时官府藏书也大增，明正统六年，杨士奇查勘文渊阁藏书，编出《文渊阁书目》，著录了图书43200余册，7000余种。可惜政府藏书疏于管理，到万历三十三年再查文渊阁藏书时已十不存一了，再加上明末战争，这些藏书基本上全部毁失了。

　私人藏书在明代大为兴盛，明开国之初分封藩王，他们由于不掌兵权，再加上皇帝赏赐大量宋元留下的善本，故多位藩王热心于藏书活动，如周王朱和宁王朱权都珍藏有大量珍籍秘本，尤其朱五世孙朱睦桔收购了山东章丘李开先的藏书，在开封筑万卷堂，成为皇族中最有名的藏书家。

　明代有名的藏书家有数百人，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也有十余家，尤其私家藏书楼的兴起，使得私家藏书更加规范化，著名的有宋濂的青萝山房，藏书8万卷以上，叶盛的竹堂，以藏有抄本著称，藏书22700卷。叶氏尤其著名的是他的一方藏书章，章文是：读必谨，锁必牢，收必审，阁必高。子孙子，惟学，借非其人，亦不孝。范钦的天一阁，在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于家乡鄞县建天一阁藏书楼，藏书7万余卷。天一阁至今保存完好，为我国保存至今最古老的藏书楼。明代其它著名的还有胡应麟的二酉山房，祁承邺的澹生堂、毛晋的汲古阁、钱谦益的绛云楼等。

　清代是中国古代藏书的鼎盛时期，无论公藏私藏都发展到了顶峰。清初皇帝对文化事业十分重视，除翰林院、国子监有大量藏书外，内府也分别珍藏了大量典籍，如皇史收藏本朝实录、玉牒与《大清会典》;昭仁殿专收宋、金、辽、元、明的善本;武英殿所刻之殿版书均存于此。尤其为后世藏书家所追求的是“天禄琳琅”藏书。天禄琳琅是乾隆皇帝的藏书处，专藏宋元明珍籍善本，到民国年间，这些书被宣统挟带出宫，有些流散到民间。这些书在宫中都进行了重新装潢，五色织锦封面，宣绫包角，尤其一望便知是天禄琳琅之物的特殊处，因其在每册书的封面和封底衬页上都钤上“古稀天子之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天禄琳琅”、“天禄继鉴”等五方玉玺，称之为“乾隆五玺”。天禄琳琅之书大部分都存在故宫、国家图书馆和台湾图书馆，留在民间的已如星凤，藏书家见之自当珍惜机会。

　清代的私家藏书更是藏书史上的黄金时代，出现了几百位藏书大家，如吴骞、孙星衍、汪宪、汪启淑、鲍廷博、卢文、朱彝尊、卢址、徐乾学等。尤其著名的大藏书家黄丕烈，他的藏书观点开一代风气之先，经他手批跋之书成为后世藏书家追捧之物。

　清代四大藏书楼的出现，尤其是其藏书观念，对后世影响深远。

　民国藏书无论从藏书方式还是藏书理念，都是清代的余续，也产生了多位大藏书家，如傅增湘、陶湘、李盛铎、周叔等，他们仍然是按照传统的方式来藏书，但是他们在藏书的分类方式上有许多新观点，可供今日藏书者借鉴。有兴趣深入探求藏书真谛的书友，可读一些他们所著的版本学、目录学和校勘学方面的专著。

　古今善本观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学术思潮，随着时代的变迁，善本书的范畴也在发生着变化。从西汉到清末，中国总计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这期间，总计出版了181755部各类书籍，合2367146卷。这些典籍历经各种磨难，留传至今约有不足8万部。又由于历代的翻刻和改刻，又产生出不同的版本，而只有在内容、学术价值、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皆佳的善本才极具收藏价值。所以首先搞清楚哪些是善本，才是藏书选择的关键。

　朱弁在《曲消旧闻》中写道：“宋次道家藏书，皆校雠三五遍，世之藏书，以次道家为善本。”叶梦得《石林燕语》：“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书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从以上可以看出，宋人认为精加校雠的书籍就是善本。明代和清代中前期，基本延续宋之善本标准。清末张之洞从读书角度谈出自己的善本观：“善本非纸白版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道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不讹不缺之本也。善本三义有三：一曰足本(无缺卷、未删削)，二曰精本(精校精注)，三曰旧本(旧刻、旧抄)。”当时的旧刻、旧抄指的是明嘉靖前的刻本及明蓝格抄本。

　建国以后，国家组织专家编撰《全国善本书总目》，制定了《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收录标准和范围》，将善本标准归纳为“三性九条”。虽然有些专家对此有不同看法，但对藏书者来说，这种规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故录全文如下：凡是在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三方面，或其中某一方面具有特殊价值的，应是善本。具体是：1、元及元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2、明刻本和明抄本;3、清代乾隆及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和抄本;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刻印的图书;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件，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7、有名人学者亲笔批校、题跋、评论的刻本、抄本;8、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9、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印谱(有特色又系足本或有亲笔题记的)。

清版古书收藏的知识

　传统意义上的藏书以收藏善本古籍为宗旨，善本的概念因不同时期或者不同的取舍而有所区别，但基本上仍是指刊刻精美、流传较少、艺术价值和文献价值高等几个方面，但同时善本古籍的市场价格也随之升高，因此追求善本古籍的收藏不但要求有较高的鉴别水平，还需要相当的经济条件。除善本以外，藏书界还将流传较广、年代较晚或者存世量较大的古籍习惯上称为“通行本”。通行本这一称谓的历史也很悠久，大概有了善本一词以后就相应而生了。不同的时代对通行本的定义也不尽相同，明清时期的通行本，今日已成为了善本。近代的藏书界将清代乾隆朝以后刊刻的一些书籍，包括清末的局本，统称“通行本”，这一概念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通行本”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据清末张之洞的说法，当属于善本求之难得，退而求其次。实际上清代中期以后有很多藏书家，将私藏宋元秘本翻刻成书，又称覆刻本或者影刻本。这其中相当多的书籍不但内容十分重要，且形式上也保存了宋、元善本的不少风貌，只是生产年代较晚，流传广泛，历来是“通行本”中引人注目的内容。其中如黄丕烈刻宋严州本《仪礼郑注》、翁方纲翻刻本《淳熙隶韵》、阮元影刻《古烈女传》、嘉业堂刻本《史记》等，一直为藏书家所珍爱。清代的翻刻本，目前市场价格大约二三百元一册，价格适中，很有收藏潜力。目前有些拍卖行中经常推出此类拍本，似当引起重视。

　清代中期以后，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逐渐向中国传播，其中西方宗教作品通过传教士途径得以输入。在上海土内湾一带(即今日的徐家汇)，开始使用德国海德堡的石印技术，最初是用于印刷宗教宣传品，后为上海点石斋等书肆用来印刷《康熙字典》、《紫光阁英雄谱》等。石印技术是采用近代的油水分离法原理形成的一种新的印刷方法，不仅印刷周期短、生产效率快，而且有的由于采用照相制版，印刷成品也很逼真，且价格低廉，深受当时学人推崇，很快得以风行。清末刊行的石印书籍，大部分采用手工纸，单面印刷，为了降低成本，往往开本很少。这类书中如《点石斋画报》、《芥子园画谱》等印制精美，艺术价值并不低。值得一说的还有清末曾用石印技术印刷过一批开本较小的微型书籍，如《四书备旨》、《五经》等，大不盈寸，可握于掌中，十分有趣。晚清的石印书由于产量大，且历来为藏书家所不取，至今价格仍然很低，不过二三十元一册。但其中有些使用了很白很细的宣纸印刷。制作精良，有些内容也很有参考价值，加之此种石印技术今日也基本废而不用，估计此类书籍今后升值空间乐观，一般初入藏界的书友，不妨从此入手。

　清代刊刻发行的古籍存量非常大，但究其主旨，主要是官刻本、私刻本和书坊刻本三大范围。坊间刻本是民间书坊业的出版物，此类作品由于刊刻者的水平不一，因此同为坊刻但情况差异很大。由于坊间书业大部分以逐利为目的，所刻书籍一般粗糙者较多，且彼此翻刻、校对不精，因此历来不为藏书界所重。但坊刻本中也有一些上乘之作，如南京、苏州等地有些书坊，工匠水平较高，其中如苏州江氏又曾于清晚期开设文学山房，用木活字排印书籍，被称为清季活字版收山之作。又如天津文美斋于宣统时曾刻有《文美斋诗笺谱》，套色丰富，刀法精妙，是为清代版画的终结之作。

　官刻本是封建朝廷的地方官署出版物，其中殿版自不必说。以地方官署而言，由于行政设置不同，又有府、州、县各衙门的不同，清代中期以前，地方官署刻本，常注有“本衙藏版”的特别说明，此表示其地位的特殊。此类刻本多为“官箴”或者“则例”、“章程”三类，内容主要是涉及地方行政、居官心得和地方制度。但由于各地物料不同，组织各异，作为研究清代地方出版历史，颇具文献价值。关于清代晚期的“局本”，其中就有官方组织的，当属官刻本的延续，乃由清朝地方官吏，冀图振兴经义，讲求国文传统，访求造书，详加精校，刊刻成书以为惠取士林。此种官书在清末仍有数十家，在清代的出版史上，可谓独树一帜。另外还有一些“书局”，则为地方新兴出版机构，有些介之于官民之间，有些全系民间出版机构，如北京的开智书局、四川的锦江书局、上海的同文书局等等，这类书局，实际上已经取代了传统的书坊，成为了中国近代新兴出版业的前身。由于书局的情况复杂，对“局本”的评价历来也很有区别，但目前市场“局本”书籍价格仅为每册二二百元，加之其中有很多是内容详实、校勘精到之作，初入藏界的书友如果对此“局本”多有留意，或者会有不少收获。

　鸦片战争以后，洋务运动兴起，清代政府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这一时期，各地翻译引进了大批的西方政治、法律、科学、文化作品。最初由北京同文馆发端，由西洋传教士主持，中方人士协助，由官方组织出版了大量的国际法学作品，如美国传教士丁冠西翻译的《万国公法》、《公法会通》等，此后上海的制造局，在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主持下翻译了《法律医学》、《化学鉴原》、《英国水师章程》等等。此后外国政治、法律和科技书籍的翻译出版形成一种热潮，举国上下纷纷效仿。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严复主持翻译的《法意》、张相文翻译的《契约论》等。甚至还出现了林琴南翻译的《黑奴吁天录》等一批文学作品。这期间大量的西方近代科技书籍被介绍到中国。在所谓“格致救国”的口号下，北京和上海还陆续出版了一些以宣传西学为宗旨的杂志，其中以在北京出版的《中西闻见录》和上海格致书局出版的《格致汇编》最有影响。这类书籍不但宣传了西方的科学与文化，而且印刷制作也有很多更新之举，其中有以传统技术雕版印刷的，也有采用石印技术印刷的，甚至还出现了铅活字排印和铜版插图技术。但可惜这些出版物印刷量一般不多，而且又因其具有较高的文献研究价值，百年以来，被各种公私图书馆网罗了大半，但近来市场上也偶可见到，其价格也在二三百元左右，但往往一露面即为藏界必得之书，可见识货者颇多矣。

　除了通行本之外，还有一些地方的书坊、刻字店、学校、寺庙甚至私人还刻印了大量的学生识字、讲评经义、唱本小曲和一些阴阳数术及劝善公德之类的书籍。有人将此统称为“俗本”，此类书籍内容俗败，刊刻粗糙，收藏价值不大，目前在各地旧货市场上，经常可以见到此类“俗本”，往往已经无数淘选，几成书渣。对于这种“俗本”，初涉收藏的可选来作为“样品”，但随着藏书经验的丰富，对“俗本”的认知也会逐渐改变。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丰富，品类齐全，古今中外，集精结粹。作为国家藏书机构，中国国家图书馆依法接收中国大陆各出版社送缴收藏的出版样书，此外还收藏中国大陆的非正式出版物，例如各高校的博士学位论文均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收藏之列。是图书馆学专业资料集中收藏地和全国年鉴资料收藏中心。从藏书量和图书馆员的数量看，中国国家图书馆（即原北京图书馆）是亚洲规模最大的图书馆，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图书馆之一，是世界著名的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藏书可上溯到700多年前的南宋皇家缉熙殿藏书，最早的典藏可以远溯到3000多年前的殷墟甲骨。国家图书馆的馆藏文献中珍品特藏包括善本古籍、甲骨金石拓片、中国古旧舆图、敦煌遗书、少数民族图籍、名人手稿、革命历史文献、家谱、地方志和普通古籍等260多万册（件）。截至到2012年底，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藏书容量达3119万册，其中价值连城的古籍善本就有200余万册，著名的《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举不胜举。其中尤以“四大专藏”即“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和“文津阁四库全书”最受瞩目。 类别文种文献细类册（件）数图书 中文 普通书 5,413,505（册） 普通古籍（含新线装） 1,648,206 （册） 台港图书及海外出版的图书 200,068 （册） 合 计 7,261,779（册） 外文 西文书（英文、法文、德文及其它） 1,895,277 （册） 俄文书（含其它部分斯拉夫语种） 622,147 （册） 日文和东文书（日文及其它部分东方语种） 1,041,785（册） 合 计 3,559,209（册） 图书合计 10,820,988 （册） 期刊 中文 中文期刊（514623种） 6,701,841（册） 外文 外文期刊（47207种） 6,631,305 （册） 期刊合计 13,333,146 （册） 报纸 中文 中文报纸（7624种） 119,097 （合订册） 外文 外文报纸（1708种） 93,206 （合订册） 报纸合计 212,303（合订册） 特藏专藏 古籍善本 282,300 （册,件） 新 善 本 14,918 （册,件） 外文善本 35,638 （册,件） 中文地图 96,861（册,张,幅,件） 外文地图 49,306（册,张,幅,件） 照 片 99,646 （张,册） 画 片 64,581 （张,幅） 金石拓片 304,265 （张,片） 金石书籍 10,080 （册,件） 金石画册 644（册,件） 手 稿 86,178（件） 书 札 2,930 （册,件） 民语文献 159,781（册,件） 精装精印 7,463（册,件） 其他特藏 299（件） 图书馆学资料 41,575（册） 敦煌吐鲁番资料 21,255（册,件） 家谱、地方志资料 53,949 （册,件） 其他国内资料 1,006,990（册） 外国政府出版物 56,985（册,件） 联合国资料 560,897（册,件） 特藏专藏合计 2,956,541 （册件,张,幅,片） 缩微文献 缩微胶卷 100,750 （卷） 缩微平片 1,308,207（张,片） 缩微文献合计 1,408,957（卷,张,片） 视听文献 录 音 带 19,708（盘,盒） 激光唱片 40,224（张） 立体声唱片 967 （张） MP3 2,860（张） 录 像 带 14,608（盘,盒） LD视盘 1,880（张,盘） VCD视盘 85,829（张,盘） VHD视盘 260（盘,盒） DVD视盘 38,037（张,盘） 视听文献合计 204,373 （张,盘） 电子文献合计 42,895 （张,盘） 馆藏总计（截止2010年） 28,979,203册（件） （表格来源： ）

1、《敦煌学大辞典》

国内外第一次以工具书形式反映敦煌学研究成就的大型专科辞典，中国20余所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老中青三代专家学者100余人参与编写，共收词900余条，总字数约200万字，插图700余幅，对敦煌学所涉及的众多学科，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2、《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带走的敦煌遗书数量没有斯坦因多，但他进洞数周，“翻阅了每一张纸片”，所得7000余件皆为精华，文本、考古价值最高。去年，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终于“回家”，5300余件以数字资源登陆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距离1908年它们被带出敦煌，正好110年。

3、《敦煌变文选注》

敦煌汉文卷子中，许多人们前所未闻的变文、曲子词、白话诗等，使研究者大开眼界，改变了对中国文学史的认识。其中尤以变文最先引起中外研究者的广泛注意。郑振铎说过：在敦煌所发现的许多重要的中国文书里，最重要的要算“变文”了。

在它没被发现前，我们简直不知道“平话”怎么会突然在宋代产生？“诸宫调”的来历是怎样的重要问题，这些都一度成为疑案而难有确定的答案。

4、《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成名作，以社会学的观点，根据汉籍、印度经文、敦煌和其他西域文书，分析了从南北朝到五代期间的中国寺院经济。

比如，唐代实行度牒制度，持有祠部所颁发的度牒的道士方为正名，享有免除差徭、赋税、兵役的特权，而且籍隶宗正寺，享受皇室宗亲的待遇。所以，出家当道士在唐代很时髦，这也导致了国家为维持官方教团而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

5、《归义军史研究》

近20年后再版，足以证明这部敦煌学入门书的畅销。作者重点探讨了归义军的政治史和对外关系史，对九世纪后中期至十一世纪前期将近200年的晚唐、五代、宋初的西北地区历史作了深入的研究。这位北大历史系教授2001年出版的《敦煌学十八讲》，也是敦煌学的入门读物。

我们现代人，已经习惯了快速便捷的通讯方式所带来的便利，很难想象古代人是如何通讯的，经常看电视剧的人可能知道所谓的“八百里加急”，电视画面中一个骑手骑着马不停地奔跑，中途经过驿站时换马换人，信件则一刻不停地赶往目的地。这样不计成本地送信毕竟是少数，古代的驿站系统往往是给官府使用的，一般平民老百姓用不了这个系统，他们是否会写信呢，写的信又如何寄到目的地呢？英国人斯坦因发现的粟特文古信札或许能够给我们一点提示。

一、斯坦因在敦煌的收获

稍微了解敦煌学的人都应该听过斯坦因的大名，他有着一系列荣誉头衔，英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艺术史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和探险家，他的名字还和中国的西域地区有着深厚的关系。1907年斯坦因第二次来到了中国西北地区，这一次他的目的地是敦煌，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消息并没有激起清政府的官员们的丝毫兴趣，反倒是国外的探险家和考古学者对此表现了极大地兴趣，斯坦因这次就是冲着敦煌新发现的文书而来的。

斯坦因与他的寻宝团队

敦煌位于中国甘肃省的西端，从省会兰州出发，翻过乌鞘岭，就到河西走廊了，河西走廊自东南向西北延伸，是群山之间一条长长的通道，走廊西北端的南面便是敦煌。第一次来中国时，斯坦因在新疆发现了尼雅遗址，这一次他的运气不是很好，王道士外出化缘未归，斯坦因临时决定去敦煌西北边的汉代烽燧调查，在这些烽燧中斯坦因意外的发现了八封古信札，所有的古信札全都放在一个邮包里。

敦煌藏经洞

二、凝结古信札中的历史信息

这些古信札写于西晋末年，大约在公元312年左右，那时候中原地区战乱纷起，匈奴人在刘渊的带领下攻陷了西晋的首都洛阳，俘虏了晋朝的皇帝和大臣，很多名门望族纷纷避祸江左。不仅是汉族想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很多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经商的胡人也想要离开这里，回到自己的故乡中亚地区。他们纷纷写信给家乡的亲朋，或说明中国这边的局势，或向家乡求助，信并不是通过驿站系统传递的，而是通过商人的经商路线所传递的，因此很难保证信能否以及何时到达收信人手中。

西域烽燧

很明显，这八封信没能送到收信人手中，斯坦因发现的八封信分别从金城、姑臧和敦煌等边境地区寄出，随着商队的西行，这些信的目的地是楼兰甚至更西的撒马尔罕。或许是中原紧张的局势让边境的岗哨警惕性很高，守卫烽燧的士兵把商人携带的信札扣留在了烽燧里面，这些信札在滚滚黄沙下沉睡了千年。

三、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

壁画上粟特人

这八封古信札是用粟特文写的，粟特文是一种失传已久的中亚语言，属于东伊朗语系。使用这些语言的人被称为粟特人，他们生活在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地区，古籍中一般称这里为“河中地”，也就是今天的中亚地区，重要的城市有布哈拉、撒马尔罕。撒马尔罕在粟特语中有“石城”的意思，中古时期的撒马尔罕因丝绸之路的通畅而兴起，商人们和传教士去波斯和欧洲必须从撒马尔罕经过，玄奘去印度取经求学时也经过了这里。

今天的撒马尔罕

粟特人以善于经商而闻名，传说粟特会给刚生下来没多久的小孩吃蜜，希望他们长大后能够巧言善辩，从事经商事业。汉文史籍中称粟特人为“九姓胡”，他们在中亚建立了很多城邦小国，比如史国、安国、康国等，这些人进入中原汉地后往往以国为姓，比如史姓、安姓等。

四、米薇写给母亲和丈夫的信

我们重点来看一个叫做米薇的女子写给她母亲和丈夫的信，也就是粟特古信札的1号文书和3号文书。粟特人经商往往是团队行动，他们一群人先到一个地方居住下来，这个地方一般是重要的交通点，其中一些人继续向远方前进，居住点与居住点之间有固定的联系，点与点之间通过交通贸易路线形成了贸易网络，最东一直到达今天中国的辽西地区。

1号文书

公元4世纪初的时候，米薇（Miwnay）和丈夫那奈德（Nanai-dhant）带着女儿莎恩（Shayn）从撒马尔罕来到敦煌做生意。后来那奈德留下米薇和女儿莎恩一个人回了撒马尔罕，这时候中国政局不稳，生活在敦煌的粟特人人心惶惶，米薇母女把钱花完后一直没有丈夫的信息，偏巧丈夫在敦煌的生意出了问题，母女二人被迫做了奴隶。米薇一再写信要求丈夫来接她们，却一直没有回信。

3号文书

1号文书中，米薇向母亲问候后说明了自己的现在的处境，非常希望母亲给予自己帮助。米薇写给母亲的信，措辞还算平和，字迹还算工整，写给丈夫的信，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在3号文书中，米薇并没有向一般粟特人写信先问候对方一样，而是把自己对丈夫的怒火全部都爆发了出来。米薇心中满是对那奈德的不满和痛恨，说自己当初不听父母和兄弟的劝阻嫁给那奈德是一个错误，跟着那奈德远离家乡来到敦煌做生意更是错上加错。米薇越写越气，字体也开始潦草起来，怒气跃然纸上，最后发出了“宁愿嫁猪嫁狗也不愿嫁给你”的怒吼！信的最右边是女儿莎恩的附笔，她告诉父亲那奈德敦煌生意所产生的债务问题，她们母女为了偿还这笔债务而沦为奴隶了，莎恩在信中还指出那奈德有能力和义务偿还这笔债务

古代女性很少能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姓名和事迹，从这点上看，米薇和莎恩是幸运的，她们的名字虽然被埋葬在西域的漫天黄沙之中，终归还是被我们看到，她们是少有的能够青史留名的女性。但她们又是不幸的，这些信总归还是没能送到母亲和丈夫手中，我们很难知道米薇和莎恩最终的命运如何，只能祈祷她们好运吧，虽然这看起来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