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报纸起源的几种说法

（1）周朝说

我们在前面提到，先秦时代的周朝出现了记事的史官和采风的乐官，因此，有人就推测，像《春秋》和《诗经》这样的史籍，在当时很可能就是一种报纸，它们带有宣传和公报的性质。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是几位外国学者，比如说曾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多年的美国新闻学者白瑞华。但是，这种说法大部分只是学者们的大胆假设，并没有足够的史实根据。先秦的任何典籍中也没有记载周朝的“报纸”的文字。所以，这种说法不能成立。

（2）汉朝说

持这种说法的以我国著名的新闻史学家戈公振为代表。在他的《中国报学史》中的有一节专门论述汉朝的报纸，节的题目是“汉有邸报乎？”他认为，汉朝幅员广大，工商繁荣，文化发达，各藩王与汉武帝之间关系密切，对于京师的政治情报，必定有殷切的需求，而邸报自然应运而生了。应该承认，这些事实都说明了汉朝的确具备了一定的抄发报纸的客观条件，而且也的确有了“邸”这个机构，但是，却没有关于“邸报应运而生”这样类似的记载，在现存的汉朝文献资料中，也看不到“邸报”的字样。因此，汉朝有报纸的说法也不能成立。

另外还有东晋说等，我们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从这些说法中我们可以看出，关于报纸的起源是需要用能看到的实物或是确定的记载来证实的，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位老师曾对我们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做学问需要有这样的方法“大胆推测、小心论证”，这用在我们新闻史的研究中也非常合适，我们需要根据现有的材料大胆的推测一些材料背后的事情，但是翻回头还需要找大量的史料来对想法进行论证，只有想法是不够的。

根据现有的材料，比较可靠的说法是：中国的报纸开始于唐朝。

3、唐代的进奏院状报

到了唐朝，我们知道，这是我国封建社会时期空前繁荣强大的一个朝代。它采取了一种与前朝不同的行政制度——藩镇制度。我们在中学历史中已经学到，藩镇割据的形势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现象。随着藩镇势力的日益发展，各藩镇的办事代表“节度使”纷纷在京都设立自己的办事机构，叫做“邸”，后来又改叫做“上都知进奏院”，简称“进奏院”。这里的负责人也就叫做“邸吏”或者是“进奏官”。他们的工作是为所代表的地方长官呈递章奏，下达文书，办理需要和政府中枢各部门请示汇报、联系交涉的各项事宜，也为地方了解、汇集和通报各项政治消息。其中，我们注意到，由邸吏或者是进奏官们，为地方长官了解、汇集和通报各项政治消息而传抄的报告，已经不同于以往的诏书性质的文件，诏书是有强制性的行政公文，而这些报告，却显然不具备这样的功能，仅仅是提供了信息，因此它是一种专门用来传递新闻的渠道。而“邸”或“进奏院”这样的机构，也就成为藩镇首领们设在首都的、了解朝廷和全国情况的信息中心。只是这些报告在当时没有固定的称呼，有称“进奏院状报”的，也有称“状报”或“报状”的，还有称“留邸状报”的等等。因此，可以这么说，如果唐代确实存在“进奏院状报”的话，那么它将是我国最早的报纸。

现在，我们需要证明的就是，唐代确实有“进奏院状报”。有两种途径:一是需要在古籍中找到关于这种形态的报纸存在的确切记载，或者是找到“进奏院状报”的实物来证明。恰巧，这两方面的证据我们都已经找到了。

（1）先说史料的记载。

在唐人的著作和有关唐代的史籍中，已出现“新闻”、“编辑”等名词，至于“报”、“状”、“条报”、“杂报”等词语，更是频繁使用。在有些著作中还对此作了具体的描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一个叫孙樵的人在自己的著作《经纬集》中的一篇文章《读“开元杂报”》。

孙樵，是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的弟子，生活在公元八百多年的唐朝中后期，曾作过中上级的政府官员。

孙樵的《读“开元杂报”》作于公元851年，这一年，他在科举考试中中了进士，从自己的家乡——襄汉（也就是今天的湖北）一带，来到皇都长安，在长安亲眼看到了“进奏院状报”之后，回想起自己在家乡曾经见到的出自开元年间（713-741）的报纸，所作的一篇文章。（见附录）

在这篇文章中，孙樵生动地描绘了开元杂报的有关情况，使我们研究我国最早的报纸产生情况的宝贵资料。

在文章中，关于《开元杂报》的外观提了两点：一，“数十幅书”，也就是几十张未加装订的单页书面材料。二，“系日条事，不立首末”，也就是按日记事，没头没尾，各页之间互不衔接。

关于它的内容，文章中举了几个例子：“某日皇帝亲耕籍田，行九推礼”、“某日百僚行大射礼于安福楼南”、等等，孙樵后来拿《开元录》核对了一下，“条条可复”，也就是说都可以得到印证。（《开元录》是关于唐朝开元年间的编年史，现在已经看不到了。但我们从其他的史书中仍然可以验证，《开元杂报》的内容确实是发生在开元年间的政治事件。）

孙樵还把他在襄汉间看到的《开元杂报》与后来在长安看到的“条报朝廷事者”相类比，可见它们是同一类型的东西。它的存在，为唐代中期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进奏院状报”提供了一个证明。

我们把它和现在的报纸相比较一下，可以发现，孙樵所看到的“数十幅书”，在当时并没有正式名称，“开元杂报”只是孙樵随意给它加的一个称呼。它没有固定的刊期和报头，是否印刷，现在也还没有定论，但是它肯定是经过复制的多份“条报于外者”的，而且，内容纪录的是最近发生的新闻，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它就是我国的早期报纸。这也就证明了我国在唐代就出现了官方发布、抄录、传播新闻的做法，时间可以追溯到孙樵《读“开元杂报”》一文中引述的史实的上限，也就是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

《开元杂报》的原件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后人根据孙樵的记载作了一份复制品。（见附录）

（2）现存的唐代报纸——“敦煌进奏院状”

我们说，孙樵的《读“开元杂报”》虽然从史实上为我国唐代报纸的出现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但是，“开元杂报”却并不存在了，这不得不使人遗憾。但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先后发现了两份唐朝进奏院状报的原件，再次为我国古代报纸的产生提供了实物证据。这两份报纸分别保存于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图书馆和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

这两份进奏院状，都是唐僖宗时期，有驻地在沙州的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派驻朝廷的进奏官发回沙州的，因为沙州在今敦煌地区，这两份进奏院状又都曾长期封存于敦煌莫高窟，属于敦煌文物，所以被称为“敦煌进奏院状”。（见方汉奇通史54页图）

从两者的内容看，并不是朝廷公文所载的，而是进奏院官员收集、归纳的，具有新闻报道的性质，因此，它和开元杂报一样，也属于一种由官文书向正式官报转化过程中的原始状态的报纸。

4、我国早期报纸的形态

从以上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我国早期报纸的特征：

内容：进奏院下发的这些报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皇帝的活动、皇帝的诏旨、官吏的任免、臣僚的奏章等等朝廷的政事活动。

发行：这些报状是不定期地由首都向地方传发的，它的主要读者是各地的藩镇长官。

版式：这些报状无报头、无固定名称，有的称为“进奏院状”，有的称为“邸吏状”，有的称为“报状”或“状报”等等。不分栏，只是按照时间顺序依次纪录。

新闻来源：它所提供的信息，有不少是进奏官们自行采集的，有的则是他们所获得的朝廷动态消息中筛选出来的。

所有这些特征，我们用先前给出的“报纸”的定义来衡量一下，就可以看出，我国早期的报纸并不符合报纸所具有的全部特征，只能说，它是一种原始状态的报纸，但正是这种原始状态的报纸，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步成为了我国封建社会新闻传播渠道的主导。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我国古代报纸的发展情况。

三、我国古代报纸的发展

我国古代报纸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宋朝时的发达、明朝时的独立、清朝时的完备。下面我们就依次来看一下它的发展轨迹。

1、发达的宋朝报纸

我国早期的报纸，到了宋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开始出现了在封建政府中枢部门统一管理下发行的官报：邸报。负责发行邸报的机构是进奏院。

（1）邸报

邸报，只是从宋朝开始的，对封建官报的最经常最习惯使用的一种称呼。宋朝的报纸和唐朝一样，也没有固定的名称，邸报是其中一种。

宋朝建立之初，对唐朝的进奏院进行了整顿，我们知道，唐朝的进奏院是由各地方藩镇首领建立的，他们各自为政，各进奏院的官员们只负责摘录各自的长官所需要的信息。这种状况到宋代有了质变。宋朝在这些分散的进奏院之上建立了一个都进奏院，对各进奏院的活动实行统一管理，其中负责信息采集和传报工作的进奏官或邸吏，由封建中央政府统一领导。

这样一来，原来由各个地方诸州的进奏院自行开展的对稿件的采集、编辑、整理、审定等新闻信息传递的工作，就逐步由中枢部门接管，只是在发报环节上，仍由各地的进奏院和进奏官们负责。因此，和唐代的进奏院状比起来，宋代的邸报具有更多的报纸的特征和封建官报的色彩。

首先，它已经不像唐代进奏院那样，只是一种由派驻首都的进奏官向自己的上级藩镇长官报告新闻的新闻信，而是一种在封建中枢部门统一管理下，按照一定制度，一式多份地发往诸路州郡，向地方传报朝廷信息的中央一级官报。

第二，它的读者已经不像唐代进奏院那样，只限于少数藩镇长官，而是逐渐扩展到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官员和士大夫知识分子。

第三，它已经完全从官文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官方的新闻传播工具，信息量逐渐加大，新闻的时效性也有所加强。

第四，它是定期连续发行的。发行的周期，各时期不太一样，从每日、每五日到每月，都有过。

不过，虽然邸报比起进奏院状报来显示出更多的进步性，但是邸报和进奏院状报在本质上都是同一种事物，他们的性质是完全一样的，即都是封建官报。这一点大家要引起注意。

宋朝邸报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皇帝的诏旨、皇帝的起居、官吏的任免、臣僚的章奏、战报、刑罚等。

为了巩固皇权、维护封建统治的秩序，宋代开始注意到对邸报的传发工作进行管理。其中，严令规定了不许刊登的一些不利于统治的内容，比如说灾异、军情、朝廷机事（也就是皇帝认为容易引起反对和非议的一些事情）、还有未经批转公布的臣僚章疏，这些内容一般都是不允许报道的。为此，宋代还实行了“定本”制度，“定本”，指的是经官方审定的邸报样本，进奏官们必须根据这一样本进行发报，不得超出这个范围。

（2）小报

另外，宋朝之所以被称为我国古代报纸的发达时期，原因不仅仅在于邸报有了质的发展，还在于，在宋朝出现了另一种形式的古代报纸——小报。说到小报，我们一定会想起“小道消息”这个词，它和我们正常的信息来源相对，是一种非官方的说法。有时候，小道消息比正规的消息来得早，有时候，小道消息传播了正规渠道不传播、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又是迫切想知道的新闻。

“小报”记载的也是非官方发布的消息，它是我国新闻史上最先出现的民间报纸。由于这种报纸为读者提供了不少官报所不载的和官方禁止发表的文件和新闻，满足了他们对朝廷人事变动和政事活动消息的需求，成为邸报的重要补充。而且，可以说，小报是比邸报更为先进的报纸。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仍从报纸本身的特征来看。

首先，小报的内容较为丰富，可读性较高。大家翻回去看一下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邸报，它的内容很局限，无非是皇帝的活动、皇帝的诏旨、官吏的任免、臣僚的奏章这些正常的朝廷政事。而小报比起邸报来，内容则广泛的多，有进奏官提供的邸报没有报道的事情，也有从朝廷泄露出来的和报探大街上窃听到的，等等，内容多，来源广，人们读小报的积极性大大超过读邸报。

其次，小报传播迅速、时效性较强。由于小报不用审查，因此小报往往比邸报传播的早，而且快。

另外，小报的读者面也更广，不仅是官员、士大夫知识分子，社会上关心朝廷政事的人，也有不少是小报的热心读者。

小报的出版，打破了封建官报一统天下的局面，突破了官方对于新闻传播活动的垄断和封锁，具有积极的社会作用和很强的生命力，一直延续到清末。但同时，它也触犯了封建统治者议论朝政的禁忌，泄露了新闻，因此，小报自诞生之日起，都一直处于非法的身份，历来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查禁。

2、明朝时民间报房的出现和报业的独立

目前有关元朝新闻事业的记载不多，因此，这段时期在新闻事业史上也没有什么重要的影响。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不做过多的介绍了。到了明朝，我国古代报纸的发布抄传情况又有了巨大的突破，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是：民间报房的出现和报业的独立。

明朝的新闻事业与以前的朝代有所区别，它不设进奏院，而是由中枢部门统一安排封建官报的发布抄传工作。发自首都的官报仍被习惯地成为邸报。

明朝邸报的发布和抄传活动，主要通过三个环节：通政司、六科、提塘。通政司汇集各类题奏和地方上报的信息，也就是说臣僚们的章奏，要让皇帝看到，必须经过通政司，因此朝野人士对这个部门都十分重视，认为它是“朝廷的喉舌”；六科收集和发布有关的诏令和题奏，通政司的给皇帝的章奏，经过御览之后，有一部分就交给六科分类抄传，他们抄录的内容逐日装订成册，成为邸报的母本，为了工作方便，六科设在故宫午门外的阙右门和端门之间的长廊一带；提塘的办公地点称为“提塘报房”，没有固定的地点，靠租民房来维持，一般也离故宫不远，比如说，《醒世姻缘传》中提到的一处提塘报房就设在人民大会堂西南侧一带。提塘将这些诏令和题奏从六科抄出，经过筛选和复制，传发到省，再传到府县，通过辗转抄录，在各级官绅中传阅，这就是明代邸报抄传活动的全过程。

明朝邸报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增加了社会新闻，比如说，有这样一则史料：

弘治末，随州应山县女子生髭，长三寸余，见于邸报。

与抄发邸报的地方——提塘报房相比，明代更具重要意义的是民间报房的产生。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新闻信息的需求越来越迫切，由于邸报的传播范围和传播内容非常有限，是许多人都得不到自己想要的新闻。小报的产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于新闻的需求，但是由于小报是私自发行，政府很难对其施加有效的控制。于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从明朝开始，政府允许民间自设报房，翻印部分邸报稿件，公开出售。这样，从事抄报和送报工作，就成了一个有利可图的行业。这一现象在许多史料中都有记载。比如说，明末有一个叫祁佳彪的御史，在他的日记中曾经记录了这样一件事：

何甥来，云送邸报为业。

其中的何甥，是他的亲戚，他的职业就是送邸报。这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有姓名可考的与邸报发行活动有关的人。

明朝既有抄报行、报房，又有送报人，作为独立的社会行业之一的报业也正在形成，这是我国新闻事业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

3、清朝的京报——古代报纸的完备

到了清代，民间报房有了明显的发展，以京报的刊行为代表。

明代的民间报房，更多是依靠着提塘报房的，他们的消息仍然得自六科和提塘，所刊行的报纸与邸报内容基本一致。到了清朝乾隆年间，一部分人开始从提塘报房中分化出来，他们摆脱了官方的身份，专门以编发报纸为职业。清代的民间报房具有了更强的独立性，他们所刊发的报纸，也与以前的邸报有了明显的变化。清代民间报房所处的报纸，统称为京报，这些报房因而也被称作京报房。

大家把教材翻到25页，这是一份清代京报的封面。我们知道，在这之前的报纸是没有报头和封面的。这时报纸的封面是用**的连史纸作的，所以有“黄皮京报”的名称。封面上用“京报”两字作为报头，因此，清代的京报，又可以写作《京报》。报头下面通常给有某某报房的印戳，比如我们书上的这个，就盖的是“集文报房”，说明这份报纸出自当时的集文报房。当时北京存在的像这样有名号的民间报房很多，聚兴、集文、同顺、公兴、连升等十余家。每期报纸一般为4-10页，对叠后装订成册，大小就同书上的差不多。

京报的内容与当时的邸报基本相近，包括宫门抄、上谕和章奏三大部分。宫门抄，实际上就是由朝廷内部传出、张贴于宫门外的新闻，主要包括朝廷的重大活动，比如召见军机、臣僚们的谢恩谢赏、朝廷的典礼和祭祀活动等等。上谕部分主要是照发皇帝的谕旨，任免、褒奖、赏赐等等。章奏部分是臣僚们的奏疏，包括皇帝的批示。由于这些内容很多，一天的报纸不可能全部容纳，因此选择上的不同，就成为京报和邸报之间、以及各报房所处的京报之间的区别。

京报的发行范围不像官方的邸报，只局限于官府的官员中，而是发自社会各界、甚至全国各地。据史料记载，在晚清时期，京报的发行量曾达到1万份左右，这在当时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我们知道，邸报的发行是靠提塘从京城、到省城、再到县乡这样一级一级来完成的，而京报则是由各报房雇用的送报人直接送给订户的，在北京的订户一般在上午10点左右就可以收到前一天的报纸，外地订户最快的两天就可以收到，而边远的省份也能订阅到京报，只不过收到的要慢一些，需要1个月的时间。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京报是我国古代报纸发展最成熟的形态。

另外，与民间报纸相对的朝廷官报——邸报，仍然是新闻传播的主要渠道。在清朝，这种官方新闻事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地方新闻事业的开创上。也就是说，除首都北京外，清代的各省省会和大一点的地方州府，也出现了专门的新闻传播活动。

在清代的地方新闻事业中，各省的提塘，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清代的提塘分京塘和省塘两种，京塘就是设在北京的提塘，它和我们前面提到的明朝时的提塘相类似。此外，在各省的省会还设立了各自的提塘，叫做省塘，他们除了按规定向各衙门发送官文书和转发来自京都的官报外，也通过自设的报房，翻印京报，向省内的官绅出售。这些翻印的京报，已经不局限于官僚机构内部传抄的官报。

除了翻印京报外，地方报房还刊行了一种报纸，受到当地官绅们的注意，这种报纸叫做“辕门抄”。辕门抄，是一种以报道地方官场消息为主的私营报纸。它们和当地发行的京报相配合，以个体供中央信息，一个提供地方信息，成为地方人士了解政情的两个重要渠道。

以上就是我国古代报纸发展的一个大致情况，内容非常多，为了使大家有个清晰的印象，我们在最后对我国古代报纸的状况作一个小结。

四、小结

我国的古代报纸，分为官报和民报两种。其中官报指的是“邸报”，它有很多名称，比如“状”、“邸吏状”、“进奏院状报”、“朝报”、“邸钞”等等，“邸报”是一个约定俗成的通称。民报又包括两种，一种是产生于宋代的非法的小报，另一种是出现于清朝的合法的京报。它们突破了官方的信息控制，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民众的意见和需求，和邸报比起来，形式和内容都更为先进，具有更多的社会进步性。

但是，从本质上来说，不论是官方的“邸报”，还是民间的小报和京报，都只能是古代报纸。它们共同的具有古代报纸的特征。这些特征是什么呢？是通过与现代报纸相比较，而得出的一些不同之处。

首先，它的内容不同于现代报纸。它刊登的是皇帝的谕旨、臣僚的奏折以及官员的任免升降奖惩、宫廷动态等公告性材料。没有自己采写的新闻，也没有任何言论。

其次，它的形式也不同于现代报纸。它只是一个材料又一个材料的堆砌，没有分栏，也没有标题，更没有消息、通讯、评论等不同新闻体裁的区分。它没有四开或对开的版面，而是抄印在单张的纸上，或者装订成小册子的形式。

中国古代的邸报，有1100多年的历史，小报有近千年的历史，民间报房出版的京报、辕门抄，也有近400年的历史。它们从诞生到结束，持续的时间都不算短，但发展不快，形式内容的变化不大，在信息量和新闻的时效性等方面，都难以和西方的近代报纸相比。这些报纸之所以发展缓慢，固然受到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各王朝限制报纸出版的文化政策的影响，但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封建自然经济的制约。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生活，安土重迁、分散经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封闭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心理状态，都不利于新闻事业的发展。在这样的土壤上，很难产生对新闻的数量和时效要求较高，和商品化的程度较高的报纸。明末清初，受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影响，一度出现过产生这类报纸的契机，但很快就在日益激化的阶级和民族矛盾面前，被当时的封建统治者扼杀了。

古代报纸长期发展不快、变化不大的状态，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的封建自然经济被迫瓦解，封建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被迫取消，和商品经济有了较大幅度的发展以后，才有所改变。但是这时，旧时的邸报和京报，从形式到内容都已完全僵化，适应不了改变的要求，无法再继续发展下去，只得逐渐被近代化的新型报纸所取代。

孙樵《读“开元杂报”》：

樵曩于襄汉间，得数十幅书，系日条事，不立首末。某略曰：某日皇帝亲耕籍田，行九推礼。某日百僚行大射礼于安福楼南，某日安北奏诸蕃君长请扈从封禅。某日皇帝自东封还，赏赐有差。某日宣政门宰相与百僚廷争一刻罢。如此，凡数十百条。樵当时未知何等书，徒以为朝廷近所行事。有自长安来者，出其书示之，则曰：“吾居长安中，新天子嗣国及穷虏自溃，则见行南郊礼，安有籍田事乎？况九推非天子礼耶？又尝入太学，见丛甓（pi,四声）负土而起若堂皇者，就视得石刻，乃射堂旧地，则射堂废已久矣。国家安能行大射礼耶？自关以东，水不败田，则旱败苗，百姓入常赋不足，至有卖子为豪家役者。吾尝背华走洛，遇西戌还兵千人，县给一食，力屈不支。国家则能东封？从官禁兵安能仰给耶？北虏惊啮边甿(meng二声)，势不可控，宰相驰出责战，尚未报功。况西关复惊于西戎，安有扈从事耶？武皇帝御史以窃议宰相事，望岭南走者四人，至今卿士□舌相戒。况宰相陈奏于仗罢乎？安有廷铮事焉？”语未及终，有知书者自外来，曰：“此皆开元政事，该当时条报于外者。”樵后得《开元录》验之，条条可复。然尚以为前朝庭所行，不当尽为坠典。及来长安，日见条报朝廷事者，徒曰今日除某官，明日授某官，今日幸于某，明日畋（tian二声）于某，诚不类数十幅书。桥恨不生为太平男子，及睹开元中书，如奋臂出其间，因取其书帛而漫志其末。凡补缺文者十三，改讹文者十一。是岁大中五年也。

开元杂报复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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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最早的报纸《开元杂报》是用手缮写的。唐代孙可之《读开元杂报》一文末句说：“因取其书帛而漫志其末”。帛是丝织物的总称，这就明白地指出，《开元杂报》是写在丝织品上而不是印在纸上的。过去，曾有人认为，《开元杂报》是印刷的报纸，其根据是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上记载：“云是唐人雕本”，这是不准确的。

一、《开元杂报》究竟是不是印剧品？

诚然，我国唐代已有印刷术。最先明确提到印刷的文献，是唐文宗于太和九年(835年)十二月初六应冯宿的奏请，为禁止各道私置日历版所下的命令。冯宿是当时的东川节度使，他的奏章大意说：每年朝廷专管颁布历日的机关还没有奏请皇帝批准颂布新日历，剑南、两川及淮南道(即今陕西南部、四川，江苏和安徽一带)已有人用木板印刷历日在市场上出卖，这是对上天对皇帝不敬的表现。由此可见当时印刷术在社会上已相当普遍。

唐代《开元杂报》是印剧品，也并非没有可能。不过，我们也要看到，邸报出版的时间性强，不像日历那样稳定；加上孙毓修仅仅是听“云”而已，并未亲眼看见，而且在这段文字末后，孙毓修又说“墨影漫漶，不甚可辨”，因此，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以前，我们认为《开元杂报》仍不能肯定是印刷报纸。

二、镂板印刷的邸报

印刷的邸报可能始于宋代。雕版印刷术自唐代发明以后，到宋代已有相当的发展和改进，雕刻范围也不断扩大，成都、开封等地都成为印刷业的中心。

宋高宗绍兴二年(1133年)，左右司的进言中提到，为了进奏官颁降皇上赏功罚罪的旨令，乞支出镂板工墨钱。第二年，大理寺的进言也提到，上省进奏院接皇上赏功罚罪的旨令“镂板颁降诸路州军监司，及在京官司”。(详见《宋会要辑稿》)可见当时镂板印刷已相当流行。

所谓镂板印刷，是用梨木或枣木作底板雕刻，每版刻两页，刻好后，用刷子蘸墨，正涂于版面，然后用白纸复上，用一无墨刷子刷扫。这种手工印刷方式，一人一天可以印刷二千张。镂板印刷虽比逐字雕刻费工费时，但比以往全靠手工抄写，效率高得多了。

三、邸报何时开始采用活字印刷呢？

有文献资料佐证的是明朝崇祯十一年(1638年)。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顾亭林在《与公甥书》中说：

“忆昔时邸报，至崇祯十一年方有活版，自此以前，并是写本。”

也许有人会问，我国早在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9年)，毕升已发明活版印刷，宋代出版的《毛诗唐风》内有横置的“自”字，说明那时有的书籍已用活字印刷，为什么当时邸报印刷不采用活版，而要待到明崇祯十一年，即毕升发明活版印刷后近六百年，邸报印刷才“方有活版”呢？这的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不过，目前资料奇缺，也无实物佐证，我们只好暂依顾说。

四、“宋体字”

楷书是早期邸报常用的字体。楷体字易写易认，刻字也比其他字体方便，唐以后历代统治者都把楷书规定为书写官府文书和科举文章的正式字体，刻印书报也多用楷书。到明末清初，刻印楷书逐渐变成一种横轻竖重的方块字。由于这种字体是从宋代刻书字体发展起来的，所以大家称它为“宋体字”。

今天，我国中文报刊大部分采用这种宋体字为基本字体，楷体则常用于刊载专栏文章、评论和编后等部位。

戈公振先生说过：“我国报纸，自明以前多系手写，只供少数藩阀缙绅之阅览。后虽改为手印，然为数甚少，极难普遍。”关于近古报纸的印刷，戈公振说：“嘉道间，报纸多木板印刷；咸同间，始多铅印，但印机甚陋，每小时只印一二百小纸；光宣间，石印机与铅印机输入日多，报纸每日可出数千大张，然所用犹普遍之印书机也。”这是对明清间报刊印刷情况的高度概括。

五、我国用金属活字印刷

过去，不少人认为，现代印刷用的铅字是从十九世纪初西洋传教士传入的，这是误会。不错，英国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派他的助手米怜、梁发、蔡高在马六甲出版《察世俗每月统纪传》时，他们曾在那里用铅活字印成一部汉文《圣经》。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英国人台约尔在新加坡制成一套汉文铅字，随后搬到香港印刷书报，成为风行一时的“香港字”。

西洋铅活字印剧木的传入对中国印刷业后来的发展有过重要的影响。不过，我们也知道，在此以前中国已懂得制造并使用铅活字了。

明朝弘治末正德初年(1505-1508年)陆琛著的《金台纪闻》说过，近来常州人用铜、铅做活字，比雕板印刷更巧妙方便。清朝道光十四年(1834年)，湖南人魏嵩在他所著的《壹是纪始》里说：“活板始于宋，……今又用铜、铅为活字。”至于用金属材料制造活字，我国的历史更早。元朝初年的科学家王祯曾说过：“近世又铸锡作字”。

可见，我国用金属活字印刷比世界上较早的德国早一二百年。可惜的是，由于当时金属活字不容易受墨，排印时又易发生差错，更主要是封建社会统治者对此未给予必要的重视和支持，因而发展缓慢，未大量推广使用。直到鸦片战争后，西方的石印、铅印和铜印术逐渐传入我国，其中的铅印和石印才逐渐成为我国印刷报刊的主要方法。

六、古代报纸是如何发行的？

关于我国古代报纸的发行，戈公振先生说：“初系赠送不取费，次则雇人兜售，及托商店代售。远道则以信局为媒介，如是而已。”又说：“嘉道间，报纸多系送阅；咸同间，报纸多系挨户乞阅；光宣间，报纸始渐流行，然犹茶余酒后之消遣品也。共和告成以来，报贩渐成专业，派报所林立。”

关于古代报纸发行派送的情形，曾在清光绪年间为《京话日报》写稿的齐如山回忆说：“京报发行的情形，北京城内，所有送报的人都是山东人，都是背着一个用蓝色布做成，五尺多长，五寸多宽，两头有兜的报囊，囊上钉着白布写黑字的京报两字，这种送报人，从前还有由报馆雇妥，直接送报的，后来就不多见了。因为他们替报馆送报，不肯大卖气力……所以后来都归他们自己买报自己送，各人有各人的道路。……他们送报的道路，非常重要，自己老了，可以传给儿子，若外人想接送，则须出钱买这条道。”

这种送报人都有公会，人心极齐，本会中人如越界送报等事，是不易见到的。京外送报，与京内完全不同，近州县如通州、良乡等县，则可以两天送一次。再远如天津等处，则五天一次。如保定府等处，则大约须十天一次，最远的每月一次。更辽远的省份，就更不同了。送报人若专靠送报是不能生活的，因为一个府城……看报的不过几十份，稍僻远之府城，尚无此数。若县城则每县不过几份，怎能养得活一个送报人呢？那么他怎么办呢？全靠副业。副业的种类相当多，一是代人寄信，二是代人寄包裹，三是代人购买物件，四是也往往代人捎送银两。

从齐如山对京报的回忆，我们可以见古代京报发行派送情况的一斑。至于古代官报的发行，一般是由官府的收发文机构扎送，这里就不赘述了。

古代没有报纸，但是有邸报、京报，主要记载的是官方发布的信息，与报纸有很大的区别，也只有官员和知识分子会看，普通人想要得到新闻消息可能还是要靠口口相传了。报纸是很多人曾经见过的纸媒，不过随着网络技术、电子科技的发展，纸媒已经慢慢退出了市场，不再成为传播的主要工具。而古代就更没有报纸了，只有一种记载公文、官方信息的邸报。

1官府发布的邸报。

邸报最早出现在汉代，原本只是一种政府内部的公文传播工具。到了唐代，也依旧是记载着政府公文，只有各州的官员可以阅读。而到了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邸报成为了面向全国的政府新闻公报。据记载每期都会印刷大量的邸报，发布到全国售卖，官员和知识分子都可以阅读。元朝邸报被废，明清时又成为了政府内部的公文，而且只会记载本地的信息。

2京报的出现。

不过明清时期，民间又出现了“抄报行”，它主要是去衙门抄录邸报的内容，再出售出去。而“抄报行”不止记载了官方的公文，还会将官员记载的奇闻异事同样抄录下来。后来随着“抄报行”逐渐发展，邸报变成了一种具有统一报头的印刷品，具备报纸的一些特征。读者也包括官员和平民。只不过这些邸报并不能自行撰写新闻，或者改写文字。

3平民的新闻来自于交流。

无论邸报如何发展，最终的受众群体还是读书人。如果是文盲或者是没有读过书的人来说，阅读这些邸报实在是很困难。而那些文盲大部分都是平民，他们想要知道新闻，就只能依靠打听或者询问的形式去了解。比如去市井街头去听那些读书人或者知道了要闻的人聊天，都比自己去看邸报来的更简单。

总的来说，古代并没有报纸、京报，出现的邸报只是一种公文传递的方式，并不是古人获得新闻的主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