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刻书机构区分。计有：官刻本（包括国子监本简称监本、兴文署本、经厂本、武英殿本简称殿本、内府本、府学本、州学本、县学本、藩府本、官书局本、各地书院本）、家刻本、坊刻本等。

按雕版印刷情况分。计有：精刻本、写刻本、单刻本、丛书本、道藏本、祖本、原刻本、翻刻本、影刻本、初印本、后印本、递修本、百衲本、旧版、通行本、邋遢本、书帕本等。

将记事类文件加以编排，供人阅读，并达到传播知识经验的目的，便形成了一部图书，图书的内容日益增多，载体趋向多元，制作技术不断改进，为了方便阅读，产生了“简册”、“卷轴”、“册页”、“线装书”等不同的装帧样式。

扩展资料：

古籍版本的历史说明：

春秋末战国时编定撰写的经、传、说、记、诸子书等是古籍的上限。下限则一般划到清代末年（这和史的分期有所不同）。

广义的下限是：辛亥革命以后的著作如果在内容或形式上沿袭前此的古籍而并未完全另起炉灶，例如旧体诗文集、对古籍所作的旧式校注之类，一般仍可以划入古籍范围。

诸病源候论校注，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年版好。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年版《诸病源候论校注》是中医古籍整理丛书重刊的系列精品之一，该书对《诸病源候论》进行了系统、翔实、可靠的整理，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其内容仍然存在一些可商之处。兹对该书注释和校勘两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逐条辨析。

生平简介

王鸣盛，字凤喈， 一字礼堂，号西庄，晚年号西b，嘉定镇人（今上海市人）。官侍读学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光禄寺卿。

康熙六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1722年7月4日）生，幼奇慧，四五岁日识数百字，县令冯咏以神童目之。年十七，补诸生。岁种试屡获前列，乡试中副榜，才名藉甚。苏抚陈大受取入 书院肄业，东南才俊咸出其下。在吴门，与王昶德甫、吴泰来企晋、赵文哲损之诸人唱和；沈尚书归愚以为不下“嘉靖七子”。又与惠松岩讲经义，知训诂必以汉儒为宗。服膺《尚书》，探索久之，乃信东晋之古文固伪，而马、郑所注，实孔壁之古文也；东晋所献之《太誓》固伪，而唐儒所斥为伪太誓者实非伪也；古文之真伪辨，而《尚书》二十九篇粲然具在，知所从得力矣。

乾隆十二年（1747），26岁时参加江南乡试中举。

乾隆十九年（1754），33岁时参加会试，中式；殿试以一甲第二人及第，投翰林院编修。掌院事蒋文恪公溥重其学，延为上客。后迁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

乾隆二十四年（1759），38岁即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不久出为福建乡试主考官，途中与一女子相识、纳为小妾，被御史罗典借题发挥，左迁光禄寺卿。

乾隆二十八年（1763），42岁时以老母去世，从此休官不做，安家于苏州。家居者三十年，闭户读书，从事著述，以汉学考证法治史，与惠栋、 研究经学。

撰《十七史商榷》百卷，主于校勘本文，补正讹脱；审事迹之虚实，辨纪传之异同；于舆地职官典章名物，每致详焉。《蛾术篇》百卷，其目有十：曰说录，说字，说地，说制，说人，说物，说集，说刻，说通，说系。盖访王深宁、顾亭林之意，而援引尤加博赡。古文纡徐敦厚，用欧、曾之法，阐许、郑之学。诗早岁宗仰“盛唐”，独爱李义山，吟咏甚富，集凡四十卷。

自束发至垂白，未尝一日辍书。68岁时，两目忽瞽，阅两岁，得吴兴医针之而愈，著书如常时，嘉庆二年十二月二日（1798年1月18日）去世，得年七十六。

主要著作

王鸣盛著述宏富。他用汉学考证方法研究历史，历时20多年，撰写《十七史商榷》共100卷。将上自《史记》，下迄五代各史中的纪、志、表、传相互考证，分清异同，互作补充，又参阅其他历史名著纠正谬误。对其中的地理、职官、典章制度均详为阐述，为清代史学名著之一。

所著《尚书后案》30卷及《后辨》1卷，专重东汉经学家郑玄之说，此书亦为继承汉代经学传统的重要著作。

晚年仿顾炎武《日知录》著《蛾术篇》100卷，对我国古代制度，器物、文字、人物、地理、碑刻等均有考证，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蛾术篇》原稿约百卷，王氏生前尚未有定稿，据姚承绪承《蛾术编跋》至道光中谋刻，有钞本九十五卷，而实刻八十二卷，其《凡例》曰《说刻》十卷，详载历代金石，已见王昶《金石萃编》，无庸赘述（实则《萃编》并未全收）；《说系》三卷，备列先世旧闻，宜入王氏《家谱》。故所刻之本为八十二卷。分别为《说录》一四卷、《说字》二二卷、《说地》一四卷、《说人》一0卷、《说物》二卷、《说制》一二卷、《说集》六卷、《说通》二卷。为王氏平时论学之作之汇编。由迮鹤寿参校，校刻时核对原文，为注出处，出言过分者则稍圆其说，迮氏所注亦存书中。存世有道光二十一年世楷堂刻本（即此本）、《续四库全书》本等。

另有《续宋文鉴》80卷，《周礼军赋说》6卷。

史学思想

王鸣盛强调“求实”，以考证“典制之实”和“事迹之实”为治史宗旨。中国史学发展到清代，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厚重积累，成就固然伟大，流弊也积重难返。每当一种史学思潮形成以后，都按其宗旨对前代的书籍加以整理和改造，这固然促进了史学的发展，但也不可避免地造成种种人为的舛

误，出现古代史籍被歪曲和篡改的积弊。乾嘉时期的史家以前所未有的理性意识，对中国古代史籍做了一次全面清理。

王鸣盛考史特点是首先对一部正史作总体评价，然后考证各种具体问题，最后论及与此相关的其他史书。例如考证《汉书》，开端以“《汉书》叙例”、“《史》《汉》烦简”诸条作整体概括，关于《汉书》文字和历史事实的考订，末尾附带考证《汉纪》。再如考证两《唐书》，开端以“宋欧修书不同时”、“二书不分优劣”诸条作整体概括，以下考证新、旧《唐书》书法和历史事实，结尾附带考证《唐史论断》、《唐鉴》等书。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和《廿二史札记》、《廿二史考异》相比，成就突出表现在史书文字的考订、历史事迹的考订和地理、职官等典章制度的考订方面，为清理和总结中国古代史学作出了贡献。

王鸣盛撰《十七史商榷》的动机，表现出史家深刻的理性意识。他本着自任其劳、后学受益的理性精神，以全身心的精力投入历史考证。他阐明撰写此书目的在于“学者每苦正史繁塞难读，或遇典制茫昧，事迹葛，地理职官，眼眯心瞀。试以予书为孤竹之老马，置于其旁而参阅之，疏通而证明之，不觉如关开节解，筋转脉摇，殆或不无小助也与！夫以予任其劳，而使后人受其逸；予居其难，而使后人乐其易，不亦善乎！”（《十七史商榷·序》）这种甘做后人阶梯的意识驱使王鸣盛不辞辛劳，知难而进，无怨无悔地投入历史考证事业，取得了丰硕的考史成果，在某些问题上甚至能够发千载之覆。例如他考证《新唐书》对《旧唐书·崔传》删削失实，同时指出宋代吴缜《新唐书纠谬》因不明唐代制度而致误。距离唐代时间较近的吴缜没能解决的问题，反而由千余年后的王鸣盛解决，恐怕不尽关乎个人能力问题，主要是有没有甘愿辛劳、嘉惠后学的意识。这种理性精神值得后人景仰。

王鸣盛史学的 理性 意识

王鸣盛史学的理性意识，在代表作《十七史商榷》一书得到反映。王鸣盛把考证清楚历史典章制度和历史事件悬为史家治史鹄的，反对史家主观褒贬予夺和驰骋议论。他说：“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矣。其事迹则有美有恶，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也。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俾年经事纬，部居州次，记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之天下之公论焉可矣。”（《十七史商榷·序》）王鸣盛把记载和考证历代典章制度、历史事件的真实作为治史宗旨和考史原则提出来，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历代治乱兴衰正是通过典章制度反映出来，史家略去典制不载，后人就无法考察前代社会的利弊得失，史学也就失去了借鉴和经世的作用。《十七史商榷》一书的性质就是考察历代正史记载是否据事直书，把因各种原因造成的记事失实恢复真相。王鸣盛这种注重考证而慎言褒贬的态度，表现出治史尊重客观事实的理性精神。《十七史商榷》中的“项氏谬计四”、“刘藉项噬项”、“陈平邪说”、“范睢倾白起杀之”等条，也议论历史人物和褒贬历代史迹，但褒贬是建立在真实的历史事实之上，议论是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之中，并非空洞抽象地议论褒贬，与不顾客观事实而驰骋议论性质完全不同。这种历史评论的实质表现为尊重史实和客观评价的辩证统一，对中国古代史学方法论的发展至关重要。

王鸣盛把主要精力用于校注古籍、考证史事，正是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适应了中国传统文化总结时期的社会需要。他在治史实践中认识到：“古书传抄镂刻，脱误既多，又每为无学识者改坏，一开卷辄叹千古少能读书人。”（《十七史商榷》卷四二《黎斐》）倘若不先考证清楚史书舛误，而依据错误的史实著书，肯定没有学术价值。王鸣盛认为，当务之急是对古代史籍全面考误订疑，而不是忙于著述。他说：“好著书不如多读书，欲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读之不勤而轻著，恐著且多妄矣。”（《十七史商榷·序》）他主张把考误订疑和立意著书合二为一，对撰写《十七史商榷》一书具有辩证认识：“予岂有意于著书者哉，不过出其读书、校书之所得标举之，以诒后人，初未尝别出新意，卓然自著为一书也。如所谓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与夫强立文法，擅加予夺褒贬，以笔削之权自命者，皆予之所不欲效尤者也。然则予盖以不著为著，且虽著而仍归于不著者也。”（《十七史商榷·序》）他认为只有史实正确、内容征实的考史之作才是著作，而那些离开历史事实主观驰骋议论、褒贬予夺之作不是史书。王鸣盛的这种著书意识在乾嘉史家中最具代表性，反映出清代史家的著述价值观。

王鸣盛治史注重考辨史书记载真伪

王鸣盛治史，以“期于能得其实”为依归，故特重方法论的训练。积一生之治学经验，他总结出了一整套如何读书、如何校书、如何考辨史书记载之真伪的方法。其中，以通晓目录之学为前提的读书、由此而打下广博的知识基础，乃是以“得其实”为依归的史学研究的必要准备；但在古书未经校勘、语多讹夺的情况下，读书又须与校书相结合，二者互为前提；由校书而展开考辨史书记载之真伪的工作，读书、校书与辨伪又相互依存而密不可分。似乎可以说，他的读书法即校书法，校书法即辨伪法，一切都围绕着“期于能得其实”这一史学宗旨而展开。

王鸣盛如何校书？《十七史商榷序》说“余为改讹文，补脱文，去衍文，又举其中典制事迹，诠解蒙滞，审核w驳，以成是书，故曰商榷也。”在王鸣盛这里，所谓“校书”并不仅仅是通常所理解的文字勘误的工作，而且是一项包括史实考证在内、以据实恢复历史之本来面目的科学研究的工作。他之所以把他的史学着作题名为《十七史商榷》，主要的着眼点就是要在史实的真伪方面与以往的史书、特别是官修的正史“商榷”一番。校勘的过程即是认认真真地读书的过程：“既校既读，亦随校随读，购借善本，再三雠勘。”至于考辨史书记载的真伪，则需借助于正史以外的多重证据。

在王鸣盛搜集的各种史料中，约分两类：一类是文献记载，包括野史笔记、方志谱牒、诸子百家、诗文别集、佛道典籍等等；另一类是文物资料，包括钟鼎尊彝之款识、山林冢墓祠庙伽蓝碑碣断阙之文；他认为这两类材料可以互相检照、互相印证，并且实际运用这两类材料进行“参伍错综，比物连类”的史学研究。这一方法，也就是后来王国维所说的“二重证据法”。

王鸣盛治史强调“金石之有关史学”

他认为古代的金石铭文资料，既可补充史书记载之阙，亦可纠正历史记载之讹。二者对于据实恢复历史的真相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利用金石资料补充史书记载之阙方面，他的发现对于史学研究的价值尤为重大。例如，《旧唐书》和《新唐书》都没有记载杨国忠与李林甫互相勾结陷害名将王忠嗣之事，但这件事却与后来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有非同寻常的关联。“史有所漏，赖碑得见”。王鸣盛乃依据元载撰写的《王忠嗣神道碑》补充了这一被遗漏了的重要史实，说明了王忠嗣遭受陷害的经过，从而为全面解说安史之乱何以发生、唐王朝何以由盛而衰提供了又一不可忽视的证据。诚如王鸣盛所云：“忠嗣在唐名将中当居第一等，其老谋成算，体国惠民，尤不易得。横遭冤诬，身颓业衰。使忠嗣得竟其用，不但二边无扰，亦无禄山之难矣。唐人自坏长城，乃天下之大不幸也。”至于凭借金石资料以纠正历史记载之讹，王鸣盛亦多有发现。如依据《李良臣碑》《李光进碑》和《李光颜碑》的拓本，纠正了《旧唐书》误把李良臣在平息安史之乱中的战功附会为其子李光进的战功的错误。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王鸣盛治史重视野史笔记

与同时代的历史学家赵翼一样，王鸣盛也认为历代所谓《实录》有“为尊者讳”的弊病，转而重视野史笔记的史料价值。赵翼根据野史笔记中的真实可信的史料来订正历代官修史书的作伪失实之处，提出了“书生论古勿泥古，未必传闻皆伪史策真”的论断。王鸣盛的观点亦与此相似，认为“采小说者未必皆非，依实录者未必皆是”。这里所说的“小说”，即是指民间的野史笔记；而“实录”，则是由朝廷的史官所记载、作为官修正史之依据的历朝官方史料。王鸣盛认为，“实录中必多虚美”，例如五代诸实录“多系五代人所修，粉饰附会必多”，“盖五代诸实录皆无识者所为，不但为尊者讳，即臣子亦多讳饰”，而野史笔记中则多有真实可信者。所以他颇为公允地指出：“大约实录与小说互有短长，去取之际，贵考核斟酌，不可偏执。”这种以野史与正史相互参订以寻求历史真实的方法，也是合乎近代科学精神之要求的。

王鸣盛学术思想也有保守的一面。在经学研究方面，他有所谓“求古即所以求是”、“治经断不敢驳经”、“但当墨守 家法，定从一师，而不敢他徙”之说。所有这些说法，都是吴派朴学的局限性的表现。然而，王鸣盛毕竟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他所提倡的以求真为最高目的的史学宗旨、考辨史书记载之真伪的实证方法，以及他的不同凡俗的论史卓识，对于推进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贡献影响

王鸣盛极为重视史籍校勘，对校勘的重要意义及必须具备的条件做出了科学的论断；并充分运用各种校勘方法校勘史籍；同时还注意结合探讨史籍致误原由，并进而归纳总结出“误例”，校勘方法全面，成果丰硕，对促进清代考据学日臻完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后人整理研究古代史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在史学宗旨上，王鸣盛坚决拒斥孔子的“《春秋》笔削大义微言”和宋明儒家的“驰骋议论，以明法戒”的传统，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以求真为最高目的的史学宗旨；在史学方法论上，系统论说了“考其典制之实”和“考其事迹之实”的实证方法；在史论方面，王鸣盛亦一反儒家传统观念，依据历史事实，为范晔、初唐四杰、永贞革新、甘露之变、温廷筠和李商隐等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翻案，表现出不同凡俗的论史卓识。

藏书之家

性俭素，无玩好声色之嗜，唯左图右史，宋椠元刻明本亦多有收藏，黄丕烈、莫伯骥、丁丙、罗振常等藏家的书目中亦有其旧藏著录。研究《尚书》30余年，撰有《尚书后案》30余卷。著《十七史商榷》百卷，为史学经典名著之一。对金石、目录之学亦有研究。藏书丰富，多为治史所用，广泛搜集野史笔记，百家小说，碑帖鼎彝，藏书处曰“耕养斋”、“颐志堂”等，校勘精审。藏书印有“通议大夫”、“乙丑探花及第”、“西庄居士”、“西b居士”、“光禄卿之章”等。著述宏富，主要有《周礼军赋说》、《西b居士集》、《蛾术编》等。又选辑平生交游能诗者12家，编成《苔岭集》，自刻为《西庄始存稿》。

子书是我国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早的一批子书产生在春秋末到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其中不少是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珍贵结晶。秦汉以后的整个封建社会中，还有不少思想家和学者写过类似的著作，其中也不乏优秀的作品。

五十年代，中华书局修订重印了建国前由原世界书局出版的诸子集成。这套业书汇集了清代学者校勘、注释子书的成果，较为适合学术研究的需要。但其中未能包括近几十年特别是建国后一些学者整理子书的新成果，所收的子书种类不够多，断句、排印尚有不少错误，决定重新编辑出版

一套新编诸子集成。

新编诸子集成收入先秦到唐五代的子书，着重选收与哲学、思想史的研究关系较密切的。个别不属于子部的书如班固的白虎通义，因与哲学、思想史的研究关系较密切，也拟选入（用清陈立疏证）。

全书将分两辑出版。

第一辑所收子书与旧本诸子集成略同，是一般研究者经常要阅读或查考的书。每一种都选择到目 前为止较好的注释本。极少数尚无注释本的，另行注释。有的书兼收数种各具优长的注本。为

保持体例基本一致，除个别书外，一般只收用文言或浅近文言撰写的注本。各书正文、注文一律加以新式标点，校正版刻或排印错误。

第二辑收集第一辑之外的其它子书。其中大部分没有现成注本，凡有必要进行注释的，应加注释；其馀的选择较好的版本进行点校。这一辑中有不少是残阙或散佚的书，整理时区别不同情况，有的选取较好的现成辑本，有的要进行补辑或重辑。

子书中有一部分是伪书或被怀疑为伪书。凡产生时代较早，在历史上发生过一定影响，对研究某些问题还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拟酌量选入。 本书第一、二两辑均拟先出版平装本，每种单独定价，陆续发行，全部出齐后再出版精装合订本。平装本每种书后均附有本辑拟目，以便读者了解这一套书的概貌。

　　(1)社会因素

　　唐代立国之初至安史之乱前, 国势强大, 经济富裕, 朝廷百官宴游, 多唱诗互和, 以为谈佐之乐。而国家的统一, 南北交通无阻, 文人有机会饱览祖国的大好山河, 激发诗情。诗歌的酬唱流传, 蔚成一时的风气。至於安史之乱后, 藩镇之祸继起, 唐室中衰, 加以外患日极, 以致诗人大多饱历离乱, 为其提供丰富的生活素材, 及刺激文学创作的灵感, 郁结之情, 正可用诗歌来抒发, 也促成唐诗的兴安。

　　(2)政治因素/ 君主提倡

　　唐代几个有权力的皇帝, 不仅都爱好音乐, 并大加提倡。高宗、武后, 好乐章, 常自制新词, 编为乐府。到了玄宗, 此风更盛。他自己是诗人、乐师兼优伶, 爱好文艺, 附庸风雅, 对於文艺的发展, 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另外唐代以诗取士, 於是诗歌一门, 成为文人得官干禄的捷径, 对加强诗歌技巧的训练和诗歌的普及, 有重要的作用。

　　(3)诗体的进化/ 文学本身的发展

　　从先秦的《诗经》、《楚辞》、两汉的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 建安、正始和两晋的诗歌创作, 以至南北朝声律说的提出和应用, 都为唐代诗歌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七言古诗及律体、绝句的新诗体, 在六朝时代, 才开始形成, 格式音律初具规模。到了唐代, 社会生活日益复杂, 诗人的思想感情丰富, 在诗歌创作上, 新的内容, 要求新的形式, 唐代诗人正好运用新兴的形式来表情达意, 使这些新体诗在形式、声律、辞藻各方面都趋於成熟。

　　(4)思想、文化的活跃/ 其他艺术对诗歌发展的影响

　　唐诗在发展时显然受到其他艺术的影响。唐代的音乐、雕塑、舞蹈、绘画等, 在中国传统的基础上, 又吸收了外来的影响, 对诗歌的内容和风格有积极的影响和启发作用。如王维的山水诗, 号称「诗中有画」, 显然受到山水画的影响。至於李颀、岑参、杜甫等人描写音乐、舞蹈、绘画的诗歌, 可以看出当时作家勇於接受新鲜事物的时代精神。

　　(5)诗歌应用价值的提高

　　诗歌在唐代社会的应用价值得到空前的提高, 如向达官名流谒求进用、送人出使也用诗。自帝王、贵族、文士、官僚, 以致道士、歌妓, 均有佳作, 此当与诗歌应用价值的提高有关。

　　补充

参考资料：

唐诗兴盛的原因

　　诗歌进入唐代，文质彬彬，蔚为大观。三百年间，诗家辈出，除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辉耀千古的巨星之外，还有“初唐四杰”、陈子昂、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刘长卿、韦应物、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等数不清的璀璨的星星。可以说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士子僧尼。三百年间，名篇浩瀚，据不完全统计，有五万五千多首。诗歌反映生活面之广阔，内容之丰富，情感之饱满，技巧之纯熟，音律之严整和谐，达到前所未有，后人也难以攀越的高度。诗在唐代，是一个鼎盛的时代！一个黄金的时代！

　　然而，关于唐诗兴盛的原因，却没有一致的见解，虽争论不断，然难归于统一，其观点主要有下列数种。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 诗人地位的转移。认为唐诗的内容之所以丰富，涉及到各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诗人的地位有了变化。唐以前的诗坛大部分掌握在君主贵族手中，而唐代诗人大多出自民间，他们都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并对现实社会有深切的体验。譬如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孟郊、张籍、元稹、白居易等等，大都是从穷困或是从流浪中奋斗出来的。“唐代用科举考试，打破了过去几百年的门阀制度，使得中下层知识分子，通过考试，可以登上政治舞台。这不仅在政治上反映出进步性，同时在文学上也反映出进步性，这是一个文化普及的解放的新时代。从此被压迫的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文化上得到自由发展的机会，于是文学的创作，就冲破了六朝贵族文学的束缚，深刻广泛地反映了人们的生活与感情，丰富和提高了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从君主贵族掌握的诗坛，转移到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手里，实在是使唐诗发达起来光辉起来的最重要的原因。”

　　二、 统治阶级的提倡。刘大杰先生举太宗、高宗、武后、中宗及玄宗为例，说明唐统治者无不爱好文艺音乐，提倡风雅，尤其是在科举中，把诗歌的创作作为一项考试的内容，使诗歌一门成为“文人得官干禄的终南捷径”和“青年的必修科目”。这种大力的提倡，使诗歌的兴盛发达与普及成为“必然的现象”。

　　三、 诗体进化的规律所致。六朝开始形成七言古诗和律、绝新体诗，在形式、音律和词藻各方面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唐代诗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大显身手，“来完成诗歌本身尚未完成的生命”，从而造成光辉灿烂的成就的。另外，南北文风的融合与民族的创造力量也是唐诗繁荣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在南北朝时，两个政权虽然相互对立，但文化与血液交流的激荡，一刻也不曾停止。到了唐代统一，南北文风，得到进一步的融合，形成新的风格，表现出民族强大的创造力量。

　　北京大学中文系专业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从多方面分析了唐诗兴盛的原因，然最为强调的是唐代的经济繁荣与阶级斗争。书中说：

　　如前所述，国家的富强昌盛，社会的和平安定，生活的富裕安乐，不仅使诗人们能够“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丰富了生活经历，扩大了眼界，而且培养了诗人乐观的精神以及为祖国建立功业的理想，激发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而阶级社会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以及诗人个人政治上的失意，又直接或间接地使诗人接触现实，正视现实，从而孕育了他们对现实的叛逆精神，或批判现实的精神。

　　这种分析问题的“视角”显然带着时代的政治特点，但不无道理。北京大学1955级的《中国文学史》所揭示的其它原因约略同于刘大杰先生的。

　　吉林大学中文系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稿》更加重视从社会政治经济基础上寻找原因，他们认为的原因主要有：一、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对农民采取一些让步政策，阶级矛盾有所缓和，使生产力得以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相对繁荣，文化艺术亦随之欣欣向荣；二、唐王朝不断巩固边防，并扩张疆土，促进了中外贸易和文化的交流；三、商业城市的兴起和市民阶层的形成；四、由于实行科举制度，中小地主阶层的知识分子成为统治的基本依靠力量。这四个方面都对唐代文学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所述的原因中有一个原因是之前学术界未提到的，即“文禁松弛”。书中说：

　　就整个唐代来说，是封建社会中的繁荣上升时期，统治者对自己的统治力量还具有一定的信心，在文禁方面也比较松弛，不像以后的宋、元、明、清的统治者那样在文禁上一代比一代更加严密而残酷。

　　该书认为，这一个原因对于文学的发展相当的重要。

　　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所揭示的原因与他人略有不同，不同之处有两点：一是说唐代诗人对文学遗产采取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态度，他们既不拜倒在古人脚下，又能虚心地向古人学习。二是诗歌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这固然是唐诗繁荣的结果，但反过来又促进了诗歌创作的发展。

　　马茂元在《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中也探讨了唐诗繁荣的原因，他主要讲了三点：一是唐代诗人继承和发扬了过去诗歌的优秀传统，二是对民间文学高度重视，从民间文学中吸取营养，三是“诗不言法”，“他们没有被任何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所束缚，被嵌在一个模子里，而是每个诗人，都能以自己独有的面貌与我们相见。”马氏因为没能从社会基础——政治经济的视角去分析，还遭到了时人的批评。

　　1979年之后，文学批评的禁区被打破，唐诗繁荣原因的讨论又活跃了起来。《文学评论》于该年第1期刊登了梁超然的文章，对之前的看法提出了商榷。认为将诗歌的繁荣与经济的繁荣直接联系起来是一种“庸俗化倾向”，亦与唐诗发展的实际情况不符。例如唐太宗贞观时期的经济高涨就并没有带来诗歌的高潮。再者，作者也不同意把庶族地主阶级视为唐代诗坛的主要阶级基础和唐诗繁荣的决定力量，认为那种说法夸大了世、庶斗争的意义，夸大了庶族地主的进步性。实际上，“庶族地主”是个极其复杂的概念，是否是一个统一的阶层以及能不能形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都值得怀疑。同一期的《文学评论》上，还发表了皇甫煃的《唐代以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的关系》一文，该文对于把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视为“促成唐诗繁荣的一个直接原因”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科举制度只是一种考试制度，庶族地主可以利用它，世族地主也可以利用它。”“笼统地说唐代以诗赋取士因而促成了唐诗的繁荣，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初唐这一百年间，不用说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连律诗的最后定型也要到沈佺期、宋之问那时候，更不用说像后来那样用五言排律来考试进士了。然而初唐时期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而诗歌已相当繁荣，这说明唐诗繁荣还有其它更重要的原因。”

　　之后，许多专家仍坚持经济繁荣与唐诗兴盛有直接的关系。王水照《再谈唐诗繁荣的原因》（《文学评论丛刊》第7辑）一文，分析了其关系的具体内容：① 经济的繁荣为诗人创作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良好的创作环境。② 经济繁荣造成的国力强大，直接影响到唐诗的创作精神，那就是“蓬勃向上、奋发有为的理想”、“表现于不同题材、体裁中的开阔境界和昂扬的气象”。③ 经济繁荣所造成之交通、旅游和商业的发达，促进了诗歌内容的丰富和题材范围的扩大。④ 经济繁荣为诗歌的发表和流传提供了物质手段（“发表和流传”指驿寄、投赠、“温卷”、题壁等）。

　　最近出版的章培恒等人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强调了多种思想并存的局面对唐诗繁荣的积极影响。该书说：显然儒家思想在唐代是公认的正统思想，儒家经典是士人必读的书籍，在进士科和明经科的科举考试中，也都要考经书。而且，自唐立国以后，一些文人要求重兴儒学的呼声时起时伏，从未停止。这些都证明，儒学的地位在唐代较之魏晋和南朝有所提高。但是，儒学却并没有获得统治性的地位。道教和佛教，无论在统治集团还是在整个社会中，受重视的程度都不低于它。这种思想多元化的状况，使得思想界较为自由活跃，文学创作也很少禁区。

　　仁智之见，都不无道理。但是独取哪一家之说都显得不够全面，可否将上述各点全部列上，都算作兴盛之原因呢？（朱恒夫，见《中国文学史疑案录•诗赋词曲编》）

　　初唐诗研究概述（许总）

　　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乃至整个中国学术史上，唐诗研究无疑算得上其中之一大宗，而初唐诗作为唐诗整体进程中的重要部分和盛唐诗艺术高峰出现的前奏，自亦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近二十多年来，随着唐诗研究的深入发展，初唐诗研究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

　　文献资料是研究工作的基础，唐诗学界向来有重视文献的传统，在初唐诗研究中，首先值得注意的也正是文献资料建设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为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近二十年来，初唐时期重要诗人的诗集，几乎都有整理校注本出版。王绩诗文集在其去世后由吕才辑为五卷，中唐时被陆淳删节为二卷本，元明以后通行的便只有删节本。韩理洲发现了五卷本王绩文集的三种清代传抄本，便以东武李氏研录山房抄本为底本，参校他本而成《王无功文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共收王绩诗文一百五十余篇，比删节本多收诗文九十余篇，同时还辑入有关王绩的文献资料，成为现存王绩文集最完备版本。另外，王绩诗文集还有王国安的《王绩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和康金声、夏连保的《王绩集编年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初唐四杰”诗文集的整理有徐明霞校点的《卢照邻集•杨炯集》（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以张燮编《幽忧子集》和童佩编《盈川集》为底本，并补入若干佚诗佚文。任国绪的《卢照邻集编年笺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是第一部卢集的编年笺注本，材料详赡，考辨精细。此外，祝尚书有《卢照邻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出版），李云逸有《卢照邻集校注》（中华书局1998年出版）。

　　“文章四友”诗集的整理有徐定祥的《杜审言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和《李峤诗注•苏味道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出版），这两种书都属“唐诗小集丛书”。同属这一丛书的初唐诗人集还有陈文华的《刘希夷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以及王启兴、张虹的《贺知章包融张旭张若虚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

　　其他重要诗人诗集整理本还有彭庆生的《陈子昂诗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卷一为《感遇诗》，卷二、卷三按编年顺序收录其他作品，每篇作品先校后注，并指出编年理由；连波、查洪德的《沈佺期诗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是第一部沈诗全注本，注释简明，并附有历代评论资料；项楚的《王梵志诗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共收诗三百九十首，详加校勘、注释和解说，是迄今搜罗王梵志诗最为完备的注本；钱学烈的《寒山诗校注》（广东高教出版社1991年出版）及《寒山拾得诗校评》（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出版），据现存宋版为底本，收寒山诗三百一十三首、拾得诗五十五首以及二人佚诗十首，并详加注释。总之，文献资料建设方面几乎涉及到初唐时期所有的重要诗人。

　　在初唐诗的研究中，诗人群体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这主要集中在对初唐时期两个最重要的诗人群体即“初唐四杰”和“文章四友”的研究上。

　　有关“初唐四杰”的论著有骆祥发著《初唐四杰研究》（东方出版社1993年出版），该书分生平行踪、德才品评、作品剖析三编，附录有《“四杰”年谱》，是建国以来第一部全面论述“初唐四杰”的专著。张志烈著《初唐四杰年谱》（巴蜀书社1993年出版）则是一部四杰合谱，该书不仅对四杰的人生经历、思想变化以及诗文系年加以详细钩稽考证，同时兼及义理辞章分析，创获甚多。杨柳、骆祥发著《骆宾王评传》（北京出版社1987年出版），前十章叙述骆宾王传奇式的一生经历，后五章评述骆宾王文学创作的特色和影响，以及历代对骆宾王的评价问题，对骆宾王研究有开拓性贡献。除此之外，浙江省古代文学学会还编有《骆宾王研究论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收录论文二十九篇，从各个方面探讨了骆宾王的人生、思想及文学创作。有关“初唐四杰”的论文甚多，主要有：葛晓音《初唐四杰与齐梁文风》（《求索》1990年第3期），探讨了四杰虽然批判齐梁浮靡文风但自己又不脱齐梁习气这一复杂情形及其成因；任国绪《初唐四杰非“浮躁浅露”说》（《北方论丛》1984年第2期）和骆祥发《初唐四杰与“浮躁浅露”说》（《浙江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两文，对《大唐新语》所载唐人有贬四杰“浮躁浅露”的说法加以驳难；徐尚定《四杰诗歌艺术渊源考辨兼析〈昭明文选〉与初唐诗风》（《文献》1993年第2期）、《卢骆歌行的结构模式与艺术渊源》（《文学评论》1993年第6期）两文，前者论述了“选体”、“选学”对四杰的重要影响，后者勾勒出唐代七言歌行体的发展进程，说明四杰在其中的重要作用；许总《论四杰与唐诗体式规范》（《学术研究》1995年第3期）、《论四杰诗在唐前期诗风变革中的作用与意义》（《华中师大学报》1996年第2期）、《论四杰诗歌的昂扬基调与壮大之美》（《江淮论坛》1996年第2期）、《宗经与辨体——四杰文学思想二重特性与唐前期诗史演进》（《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等系列论文，分别从唐诗体式规范、唐代前期诗史进程、唐代前期诗风变革、四杰文学思想的性质、四杰文学创作的审美追求等方面，对四杰加以多角度的研究。

　　有关“文章四友”的论文主要有：聂永华《玲玲如振玉，累累若贯珠》（《南都学刊》1994年第2期）、许总《论“文章四友”与唐前期诗歌艺术进程》（《中州学刊》1994年第6期）、郑伯勤《论“文章四友”》（《文学遗产》1995年第4期），皆着眼于在综合研究“四友”的基础上，着重探讨“四友”在近体诗规范定型中的作用，并且努力在整个唐代前期诗史进程的背景上把握其文学史价值和意义。另外，毛水清《杜审言四题》（《广西师院学报》1990年第4期、1991年第1期连载），就四友中的杜审言吉州之贬的原因、杜审言的“謇傲”性格、杜审言是否宫廷诗人以及“文章四友”之称始于何时等问题进行考索；葛晓音《创作范式的提倡和初盛唐诗的普及——从〈李峤百咏〉谈起》（《文学遗产》1995年第6期），认为李峤的大型咏物诗集《李峤百咏》是唐初以来对偶声律风气中的产物，实际上是以诗体撰写的作诗入门类书籍，成为当时初学律诗写作者的范本。

　　除此之外，初唐时期的其他重要诗人王绩、沈佺期、宋之问、陈子昂、张若虚，通俗诗人王梵志、寒山，唐太宗李世民以及宫廷诗人李百药等，都有专论发表。比较重要的有：张锡厚《应当全面评价王绩的题酒咏隐诗》（《唐代文学论丛》第7辑）、张明非《论王绩的田园诗》（《文学遗产》1990年第1期）、许总《王绩诗歌的时代类型特征新议》（《齐鲁学刊》1994年第3期），分别对王绩的题酒咏隐诗、田园诗加以重新评价，论述王绩诗歌超脱于唐初时代而与其后时代特征暗合，颇能启人心智。查洪德《沈佺期新论》（《唐都学刊》1991年第3期），提出沈诗艺术成就高于“四杰”而与陈子昂比肩；许总《“沈宋体”形式与内涵新论》（《江西师大学报》2002年第3期），认为“沈宋体”并不全工近体，而是在古体方面也有重要的贡献。韩理洲《陈子昂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是有关陈子昂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创获甚多，韩理洲还有《陈子昂评传》（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亦属陈子昂研究中的填补空白之作。吴明贤《陈子昂论考》（巴蜀书社1995年出版），考论结合，论述全面。另外，分别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香港中国和世界出版公司于1989年、1993年出版的两次陈子昂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收录论文七十篇，展示了近年陈子昂研究的成果。单篇发表的有关陈子昂的论文很多，在此不一一赘述。关于张若虚的重要论文有程千帆的《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与被误解》（《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许总的《刘希夷与张若虚——唐诗意境新指向》（《江汉论坛》1994年第12期）等。关于王梵志、寒山，有张锡厚《王梵志研究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项楚《王梵志诗论》（《文史》第31辑）、张家鹏《再说寒山诗》（《沈阳师院学报》1986年第1期）等。有关唐太宗李世民以及唐初宫廷诗研究，主要有余美云《论唐太宗》（《唐代文学论丛》第3辑）、王玉梅《宫体诗与唐太宗》（《浙江师大学报》1993年第1期）、许总《时代精神与艺术传统的不稳定构合——对李世民诗的客观解析与价值评估》（《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唐前期宫廷诗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1期）、《唐初杰出的宫廷诗人——李百药》（《古典文学知识》1995年第1期）等。

　　试题库

　　填空：

　　1． 被闻一多先生赞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的诗是。

　　2． 宋代诗人苏轼评价的艺术成就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名词解释：

　　王孟

　　背诵：

　　1． 王维《终南山》。

　　2． 孟浩然《秋登万山寄张五》

　　问答题：

　　1． 《春江花月夜》中的名句“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涉及对宇宙永恒和人生短暂的思考。请你参照其他诗作，谈谈古代诗人的自然观，以及你对这种自然观的看法。

　　2． 陶渊明和王维都是田园山水诗歌创作方面的大家，两人也都有隐居不仕的生活经历。请以《渭川田家》与陶渊明《归园田居》一诗进行对比，比较一下两人诗歌意境的异同。

应该算吧！因为专著即专业方面的著作。古代很多典籍写得非常简略，后人不断地加以注解，这些注解的文字专业性非常强。比如孔子的《春秋》，后代有不少人对其进行注解，最有名的是左丘明的《左氏春秋》，即《左传》。现代人对古籍的注解应该也是很专业的事情，形成的著作应该算专著。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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