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认为，是东晋初，豫章内史梅赜伪作。

汉时，秦博士伏生口授28篇，隶书。是为今文《尚书》。西汉时，鲁恭王在撤除孔子故宅时，发现另一部《尚书》，古文（先秦的一种书体）书写。是为古文《尚书》。孔安国整理，比今文多出16篇。西晋永嘉之乱时，今古文《尚书》全部散失。

东晋初，豫章内史梅赜献于朝廷一部《尚书》58篇，包括今文33篇，古文25篇。现在流行于历代的《尚书》就是梅赜的本子。

扩展资料：

梅赜献书；

西晋永嘉之乱，文籍丧失，今、古文都散亡，连石经也遭破坏。司马氏逃到江南建立东晋，仍要靠儒家思想维持统治，又广求经典。豫章内史梅赜献了一部《古文尚书》，计有经文五十八篇，其中包括西汉今文二十八篇。

但把它析成三十三篇（分《尧典》下半为《舜典》，《皋陶谟》下半为《益稷》，《顾命》下半为《康王之诰》，《盘庚》仍分三篇）。

又从百篇《书序》中采十八个篇题，从当时有的一些古籍中搜集文句缀成二十二篇（十八篇中《太甲》、《说命》各作三篇），另新撰《泰誓》三篇，这就是伪古文二十五篇，用此来凑成刘向、郑玄所说的古文五十八篇之数。全书各篇有标为《孔安国传》的注，并有一篇《孔安国序》。

从《史记》、《汉书》看，孔安国并没有做过这些东西，又二十五篇与刘歆所举孔安国逸书十六篇的篇题也不一致，它的破绽显然存在。

-古文尚书

众所周知，“伪书”系指一书的公认著者及时代并非这书的真正著者及时代的书，或简言之“著者不真实的书”①。伪书的产生历史悠久，纵观其踪，不外乎两种情况:一种为无意误成。如《逸民传》旧题“少元山人皇甫涍撰”，在《明史·艺文志》及《江南通志》两书中却因“涍”与“濂”经常连用而误题为“皇甫濂撰”，皆成伪书。另一种则是有息伪之书(见下文详述)。然而，不论是否有息，“伪书”都不同于“伪事”。或许“伪书”在末被辨伪之前曾给科学研究以极大的棍乱，可经证伪，还原其历史真实，“伪书”终将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因此，本文试图探讨有息制伪者的六类编撰动机，思考“伪书”蕴涵价值的挖掘意义。

1“托古传道”意图及其价值挖掘

以“托古传道”为意图编撰的伪书，大抵都是著者“心血之所寄，甚或累世相传之经验，若谓作者不欲自举其名，殆无人信，其所以依托他人，则在借币他人之名，以传其书。”②可见，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思想继秦汉之后，业己演化成“尊古卑今、贵远贱近”之学风，世人普遍认可了古代的东西可信，古代的东西价值大的观点。于是，著书立说中以“托古传道”、“借名传学”为意图之古籍伪书日渐丰益。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早在先秦时期，“托古”伪书己有“儒家托于周公;农家托于神农;道家托于黄帝。”后《四库提要》又将兵家伪书总论作“盖宋以来兵家之书多托于亮”。更有数术之书托名唐代大文数学家李淳风者，先见于《旧唐书·经籍志》的仅有五种，后经宋元明清，竟多达27种。无怪乎，《四库提要》对此现象感慨万千:夫古书日亡而日少，淳风之书独愈远而愈增，其为术家依托，大概可见矣!

由此可见，“托古传道”作伪者，多有托“风范之家”，传己学识与心思的心理。他们或假托他人之名而传播，如《大禄阁外史》;或沿袭旧名作新书，自著自注以流传，如《孔子家语》等，意在借世人“重古之风”达到流传个人作品的目的。然而，排除此类伪书之盗名瑕疵，还原它真实的历史内容，我们不应当错视其珍贵的史料价值与学术研究价值。如前所述《孔子家语》一书，虽确系王肃伪造，然而，“其流传己久，且遗闻轶事往往多见于其中，故自唐以来知其伪而不能废也。”③滤其虚伪，仍可见其极高的史料价值;至于融入作者学术研究的伪书，如《银海精微》，虽伪托医药大家孙思邈之名而获流传，却能“辨析诸症颇为明析”、“其法补泻兼施，寒温互用，亦无偏主一格之弊。”蕴藏了中华民间医药之实践偏方而颇具有药学研究价值

要知道古书在流传过程中会产生的错误，首先要了解古书是以何形式流传的，这样我们就很容易分析出其中可能存在的错误：

一、古藉简介

记录古代文献之书籍。《说文》：“古，故也。”故古籍又称故籍、故书、载籍等。古代文献，最早见载于甲骨、金石，“甲骨卜辞”也称“殷墟书契”。作为最早的正式书籍，为用竹木及缣帛记录文献之简牍、帛书。晋太康二年（公元280年）汲群魏襄王墓出土之《纪年》、《穆天子传》等竹书，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之《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简书，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之《秦律》等简策，以及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之《老子》、《经法》、《战国纵横家书》等帛书，为传世之最早古籍。汉代纸问于世，遂有手抄、唐写、宋元明清刻印书籍。据国务院古籍小组的规定，以辛亥革命（1911年）为断限，凡辛亥革命以前记录古代文献之书籍，通称为古籍。据古籍目录《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地方志综录》、《贩书偶记》以及佛藏、道藏、通俗小说、讲唱文学、金石碑录等不完全统计，我国现存古籍约10万多种。

二、古籍类别与版本

善本：书籍精加校勘,错误较少者。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全集·集古录跋尾》卷八《唐田弘正家庙碑》：“自天圣以来，学者多读韩文，而患集本讹舛，惟余家本屡更校正，时人共传，号为善本。”又，珍贵难得之旧刻本、精抄本、精校本、手稿、旧拓碑帖等，通常亦称为“善本”。

孤本：仅留存一份之书本。一部书之某一书本，未刻之手稿，碑帖之旧拓本，在现世间仅有一份流传者，均可称为孤本。

蓝本：谓著书或刊书所依据之旧本。《居易录》：“今方修一统志，似当以旧通志为蓝本。”凡是重刊或校勘，必以最精之本子为蓝本。

刻本：又称“椠本”、“刊本”，雕板印成之书。我国雕板印书始于隋唐，至宋而大盛。按刻书之不同情况及刻本之不同类型，可分各种不同型式：以时代区别，有宋、金、辽、元、明、清刻本；以地域区别，有浙江、福建、江西、山西、江苏、安徽、四川等各地刻本；以刻书者区别，有官刻、私刻、坊刻等；以版式区别，有九行本、十行十八字本、四周单栏本、左右双栏本、竹节栏本、白口本、黑口本、两节本、袖珍本、巾箱本等；以字体区别，有大字本、小字本、宋体字本、软体字本（亦称写刻本）、篆字本、梵文本、满文本、满汉文合刻本等；以墨色区别，有朱墨印、几色套印等；以纸张区别，有皮纸本、麻纸本、棉纸本、竹纸本、开化纸（亦称桃花纸）本、宣纸本、毛边纸本、毛太纸本、罗纹纸本、连史纸本等；以装订形似区别，有经折装（亦称梵夹装）本、旋风装本、蝴蝶装本、包背装本、线装本、毛装本、金镶玉本等；以刻书先后区别，有原刻本、重刻本、仿刻本、初印本、后印本等；以内容及价值区别，有足本、残本、增订本、删节本、繁本、简本、批点本、评本、单疏本、集解本、重言重意本、纂图互注本、绣像本等。

祖本：一种书最初刻印之本。一种书在不同时期往往刻有多种本子，难免产生讹误，而祖本则保持其本来面貌，因此为人所重。

原本：第一次写成或刻成之书本。为对增订、修改和重刻、改版而言。原始稿本和最初刻本与增订、重刻之本往往有很多不同。可供查考一种著作之发展过程。

定本：一书之最后确定之本。指自己编撰或整理前人之著作，在一定时间内，已经整理完毕，最后确定，准备发表之本子。

副本：同一书籍抄出之副本。为对正本而言。过去公私藏书家，得一稀见图书，依样重写，储作副本。《隋书·经籍志》：“炀帝即位，秘书三阁，限写五十副本”。今亦指国家对内或对外文件之正式签署之副本，备存查和通知有关方面之用。

别本：同书同一来源之另一本子。亦称“副本”。《南史·刘孝绰传》:“又写别本封至东宫。”又，同书另一来源之本子。亦称“异本”。因所根据之来源不同，内容也有出入。如：书有《别本十六国春秋》，帖有《黄庭坚别本》。

仿刻本：摹仿原版字体版式刻印之书本。宋无刻本，多以擅长书法者上版，加之雕印精湛，明清两代刻书往往予以摹仿，故有“仿宋本”、“仿元本”之称。

影刊本：照原书版式影刊之书本。珍贵之古籍，为存原书面貌，以适应研究之需要，清乾、嘉以后，常用影刊方法加以传布。如黄丕烈所刻《士礼居黄氏丛书》，其法大都先照原书影摹，然后上版开雕。摄影术发明后，亦有用原书照相雕版者。刻成之后，与原刻相仿，精工者几难识别。自影印兴，影刻之书渐少。

抄本：也称“写本”。即抄写之书本。习惯称唐以前为“写本”，唐以后称“抄本”。宋以后，雕版虽以盛行，但抄本与之并行，如明《永乐大典》、清《四库全书》皆为抄本；有些较为专门或需要不广之著作，仍靠抄本流通。更有抄书者系著名藏书家或学者；除书之内容外，其手迹也值得珍重。故抄本图书一直为人们所重视，藏书家以精抄本与宋元刻本相次比。对于不详年月之抄本，约在清嘉庆以前者通称“旧抄”，晚清者称“近抄”，辛亥革命以后者称“新抄”。对于确定为明代或清代之抄本而无从断其年月者，则统称“明抄”或“清抄”。

朱墨本：用朱、墨两种颜色套印之书本。最早为元至元六年（1340年）湖北江陵资福寺所刻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卷首之《灵芝图》和经注，都用朱墨两色套印。沿至明末，吴兴（今湖州市）闵齐吉、凌檬初两家盛用两色套印，墨色印正文，朱色印评语及圈点。

珍本：指具有历史、艺术和类别科学价值之珍贵罕见之写本或刻本。

初印本：书版刻成后第一次印刷之书本。特点是字画清晰，赏心悦目，故为藏书家与读者所重。

后印本：历次再版印刷之书本。其字迹漫漶，版断框歪，墨色暗淡，故不受人喜爱。

重刻本：一种书重新刻印之本。相对原本而言。不但字体版式与原本不同，在文字内容上也往往有所修改，多在序文凡例中加以说明。

道藏本：根据道藏刻印之书本。同样，佛经中亦有“碛砂藏本”、“嘉兴藏本”等称呼。

卷子本：用卷轴装订之书籍。唐以前抄写书本均用长幅纸，卷成一束。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唐人写本存于今者皆为长卷，如手卷之状，收藏家谓之卷子本。”

百衲本：用百种不同版本之残卷零页配合或汇印而成一部完整之书本。“百衲”取僧衣破敝补缀之称。如商务印书馆影印之《百衲本资治通鉴》、《百衲本二十四史》。

残本：内容残缺不全之书本。

配本：一部书因有残缺，用其它版本之同一种书予以配全，故称。

三朝版：经过三个朝代修补之书版。南宋杭州国子监，所藏各种书版多有残缺。元朝时，将这些版片转入西湖书院，加以修补印行。至明洪武八年，书版又移至南京国子监，再次进行修补印刷。对这部分递经宋、元、明三朝修补之书版，后人称为“三朝版”。

活字本：用活字排版印刷之书本。活字印刷为宋仁宗庆历时（1041——1048年）毕升所发明。其法，用胶泥刻字，火烧使坚，排版印刷。为中国之伟大创造，早于欧洲活字印刷400多年。元代又创木活字。明弘治时创铜、铅活字，为我国近代铅字印刷术之前导。

影印本：根据原书用照相制版方法印成之书本。有胶印、大石印、珂罗版（即玻璃版）印、铜版印等。稀少、罕见之图书资料，为研究之需，常用原书影印，以广流传。

石印本：以药墨书写于特种药纸上，用石制版印刷之书本。用摄影制版石印之书，则称“大石印本”。

排印本：用活字排印之书本。为区别版本，通常称铅字排印之书为“排印本”，而其它活字排印之书则分别称为“泥活字本”、“铜活字本”、“木活字本”等。

拓本：即摹拓金石彝器碑碣印章之本。用红色拓者称“朱拓”，黑色拓者称“墨拓”，最早拓者称“初拓”。初拓字迹（或图案）清晰，墨色匀净，较为珍贵。

稿本：即作者之原稿。作者亲笔写定者称“手稿本”，经过整理誉清者称“清稿本”。

影写本：用纸覆于原书上影写成之书本。其点画行款，一依原本。一般专指影写宋、元善本，如明末常熟毛晋及古阁据宋本影写，非常精工。

校本：根据不同本子和有关资料核对过之书本。取某书之一本子作底本，搜罗一种或几种不同本子及有关资料相核对，发现其讹误衍脱，即在底本上加以批注。如只传抄他人所校，则称为“过录校本”。

内府本：明、清两代宫廷内部刻印之书本。校勘，刻印，都较精良。清昭梿所撰《啸亭杂录续》有内府刻书目录一卷，可资检览。

藩刻本：明代分封各地之藩王所刻印之书本。因有些藩王、子孙及其门客颇有学问，而且刻印之书所据底本多为御赐宋、元善本，故其版本价值较高。

聚珍本：清代以木活字排印之书。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刻印《四库全书》中善本，因仿宋人活字版式，镌木单字25万余枚。高宗以活字版名称不雅，改称“聚珍版”。凡排印之书，首有高宗题诗十韵，每书首页首行之下有“武英殿聚珍版”六字，世称武英殿聚珍版书。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颁发聚珍版于东南各省，并准所在锓木通行。先后承命开雕者有江宁、浙江、江西、福建等地。这些仿聚珍版刻印之书籍，通称为“外聚珍”，而将武英殿聚珍版称为“内聚珍”，以示区别。后来中华书局创制仿宋体铅字，就名为“聚珍仿宋版”。

闵版：明万历、天启年间，吴兴闵齐伋、凌蒙初采用朱墨与五色套版所印之书。其选择经、史、子、集各类凡士人习用书籍，专辑前人评论批点，使用方正宋体字和优质白纸，作朱墨两色或兼用黛、紫、黄各色套印，后人称为“闵版”。特点为词义显豁，脉络分明，行疏幅广，光彩夺目。近人武进陶湘，编有《明吴兴闵版书目》。

麻沙本：南宋福建省建阳县麻沙镇书坊刻印之书本。因该地盛产榕树，木质松软，易于雕版，故书坊集中，于当时图书流通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书贾射利，校勘粗疏，刷印低劣，故《石林燕语》有“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之说。

蜀本：四川刻印书本之总称。宋代眉山为四川刻书中心。刻书多为大字颜真卿体，故又有“眉山本”、“蜀大字本”之称。

浙本：浙江刻印之书本。又分杭州本、婺州本、衢州本、台州本。宋代浙本大都字体方整、刀法圆润，为宋版之上品。

闽本：亦称“建本”，即福建刻印之书本。又分建宁本、建阳本、麻沙本等。

宋本：宋代刻印之书本。雕版书至宋代而大盛，杭州、建阳、眉山等都为当时刻书中心。公私所刻，有监司、家塾、坊肆等。其风格北宋质朴，南宋挺秀；多仿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字体；白口居多，至南宋中后期出现细黑口；避讳较严。所印书籍，校勘精审、雕印精美者颇多，往往为后世刻本所依据，为学者所重视。

金本：金代刻印之书本。金代雕版中心在平阳（又称平水，今山西临汾），其地产纸丰富，书坊很多，设有管理出版机构。所刻著名者有《刘知远诸宫调》、《萧闲老人明秀集注》等。此外，山西运城所刻之《藏经》及河北所刻之经书、音韵学书，也颇有名。

元本：元代刻印之书本。元代雕版中心在杭州、建阳、平水等地。公私所刻，无论校勘与雕印，不乏精品，堪与宋本媲美。其风格、字体大都摹仿赵孟頫书法，扁方圆活，常用简体字，黑口、双鱼尾居多，初期行字疏朗，中期以后行格渐密，由左右双栏趋向四周双栏，目录和文内篇名上常刻有鱼尾。

明本：明代刻印之书本。明代雕版之普遍，出版量之庞大，前所未有。版画艺术、铜活字版及彩色套印，为明代雕印技术发展之辉煌成就。但有些刻本校勘不精，删节不当，甚至妄改书名、伪造古书，后人多有批评。明初刻书犹沿元代风格，黑口居多，正德、嘉靖间，出现仿宋风气，白口为多，字体横平竖直，起落顿笔有棱角，字形方正，显得板滞。万历以后，字形由方变长，字画横轻直重；部分家刻及坊刻本出现软体字，较为美观。

高丽本：亦称“朝鲜本”，指朝鲜刻印之中文古籍。我国印刷术很早传入朝鲜，朝鲜刻印之书流入我国也很多。无论刻本或活字本，均为软体大字，皮纸精印，书品宽大，醒人眼目。

东洋本：亦称“日本本”，即日本刻印之书本。我国印刷术首先传入朝鲜，其次为日本。日本所刻古籍，多用美浓纸精印，近似朝鲜本，但在字体与装订等方面，下朝鲜本一等。有些书行间注以平假名或片假名，较容易识别。

越南本：越南刻印之书本。越南之印刷术也从我国传入，故刻印风格及装订形式与我国基本一致。流入我国之书籍，大都在相当于清道光咸丰年间刻印，未见有更早印本。

官刻本：历代各类官方机构刻印之书本。如宋代秘书监、转运司、茶盐司、公使库、郡庠、县斋以及州府县学，元代国子监、各路儒学、府学、兴文蜀，明代经厂、南北两京国子监，清代武英殿等所刻之书，都属于官刻本。

监本：历代国子监刻印之书本。监本始于五代后唐，宰相冯道命判国子监事田敏等校定九经，刻版印售。以后国子监都印图书，以经、史为主。明朝南北两京设立国子监，都有刻书，故有南监本、北监本之称。

家刻本：私人刻印之书本。亦称“家塾本”。私家刻书为宋代以来雕版事业之重要组成部分，因不以营利为目的，校勘、刻印俱精，版本价值颇大。其中著名者，如宋陆遹刻《渭南文集》、黄善夫宗仁家塾刻《史记正义》；元平阳府梁宅刻《论语注疏》、古遇陈氏刻《尹文子》；明袁褧嘉趣堂刻《世说新语》；清黄丕烈刻《士礼居丛书》等。

坊刻本：简称坊本，指书铺刻印之书本。因以营利为目的，一般雕印不如官刻本之精，校勘不如家塾本只审。但也因地因人而异，如宋代临安陈氏书棚本，校印精湛，极为人所重；福建麻沙本，讹误较多，人多不贵之。因坊刻本面向大众，许多医书、民间文学赖以流传，故颇受人们喜爱。

三、主要错误

辑佚（缺失）：由于古藉承载物有甲骨、简、金石、帛等形式，在某种情况下都会受到损坏，造成句字缺失，甚至整本整卷残缺不全，虽然后人会整理出“辑佚本”，辑佚本几乎一定会有错漏、误解。辑佚可能是古藉传出错最大的原因。有时不是整段缺失，会少写少抄一字，往往被称为“脱字”。

错字（别字）：古人在誊刻、誊写、排字等过程中由于疏忽、误读、误认、通假字等原因造成错字。有些错字是关键字眼，甚至会造成后人对某一历史事件的误解。例如况周颐在《蕙风词话》卷四中提到：“朱淑真词，自来选家列之南宋，谓是文公侄女，或且以为元人，其误甚矣。淑真与曾布妻魏氏为词友。曾布贵盛，丁元以后，崇宁以前，大观元年卒。淑真为布妻之友，则是北宋人无疑。李易安时代，犹稍后於淑真。即以词格论，淑真清空婉约，纯乎北宋。易安笔情近浓至，意境较沈博，下开南宋风气，非所诣不相若，则时会为之也。池北偶谈谓淑真玑图记，作於绍定三年。绍定当是绍圣之误。绍定、理宗改元，已近南宋末季。浙地隶辇毂久矣。记云：‘家君宦游浙西。’临安亦浙西，讵容有此称耶。”由上文可见，绍定是绍圣之误，一字之差，谬之千里。这也是一个古藉出错的主要原因。

误解：中国文字几千年来词意变化很大，早期古文又十分简练，会造成后人在阅读时产生不同的理解结论，如果流传载体同时有缺失，后人在整理时加入自己的理解，就会产生很大误解。

张冠李戴：同在以上《蕙风词话》同一卷中，指出欧阳修的一首词误入朱淑真集。

以讹传讹：古人读书人少，写书人更少，当一专家泰斗在书中写出错误结论时，很少有人去怀疑其正确性，后人引用此论，导致以讹传讹。

标点错误：古书没有标点，后人在标点过程中会加入自己的理解，不一定是古人的愿意，甚至有可能完全是相反的意思。

标音错误：在校勘过程中，注音也是工作内容之一，校勘者对原文注音的理解不同，也会造成一定错误。

年代错误：对古藉出现、整理或作者生存年代的误认。

以上为几种主要错误，由于本人不是这方面专家，只是对此感兴趣的“票友”，答案不能作为专业使用，仅供参考。谢谢！

何谓古籍善本？清朝版本目录学家张之洞的解释为：一是足本，没有删节和缺卷；二是精本，精校精注，错误极少；三是旧本，即传世很久的木刻本、传抄本和线装书。当代学者对古籍善本的解释为：一是年代久远而且有文物性；二是印刷插图精美而具有艺术性；三是书籍内容精辟具有学术资料性。国家文物法对古籍善本曾明文规定，凡是乾隆六十年（1795年）以前出品的文物和图书，均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私自出口。于是收藏家们往往将这一时限之前的清代初期或更早期的精刻本和精抄本视为珍宝，因为最起码它的历史文物价值和学术资料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从而决定了其收藏和价值也是相当高的。古籍善本由于是纸质品，很容易受到损毁，如水灾、火灾、虫蛀等自然及人为因素的影响，保存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实属不易，这就导致了流传下来的古籍善本十分稀少，许多古书现已绝迹，留存下来的古籍善本中不乏孤品、珍品，有的存世量也不过是寥寥几部，因此，古籍善本的价值珍贵也就不难理解了。　

一、评判古籍善本价值的标准

1、文献价值　古书籍所描述记载的史料非常丰富，是研究古代社会不可缺少的第一手材料，因此古籍的价值首先体现于它的文献价值。　

2、版本价值　　古籍的版本种类很多，一般来说，稿本（作者的原稿）、旧抄本、原刻本、精刻本、初印本以及各类活字印刷本等版本的价值更高。　

3、艺术价值　有些古籍字体雕刻精美，印刷水平较高，如精写本、精刻本、各种套印本、红印本、拱花等。　

4、学术价值　如名家稿本、精校本以及在某一学术领域有独到见解或较为少见的稿本、写本、批校本、过录本等，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5、文物价值　有些古书，抄写或刻印本年代久远，流传又稀少，如宋版书存世不多，无论从纸质、墨迹、印刷技能、装帧水平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文物考古价值。

二、各种古籍善本的市场价格　　　　

近年来，我国古籍善本在拍卖市场上行情十分走俏，价格不断向上攀升。如一册《唐人写经遗墨》以88万元成交，《续华严经疏》以40万元成交，《四库全书珍本》以29万元成交，明代版《陀罗尼经》成交价9万元，清乾隆年间《汪由敦诗翰》成交价165万元，民国版《朱拓千叶莲花造像》成交价055万元等等，可见古籍善本近年来已成为拍卖会的重头戏，购买者十分踊跃。古籍善本现已成为收藏家们苦苦追求的收藏精品。　

目前，市场上的古籍善本价格还在不断攀升，特别是宋版书或更早的古籍涨幅更是惊人，眼下一般宋版书都是按页论价，而不是以本论价。一页品相上好的宋版书市场价大致在1 万元左右，换句话说，一册100页左右的宋版书价值可达到100万元左右。由于宋版书十分珍稀，其市场价格有可能还会进一步上升。元版书市场价与宋版书相差不是很大，市场价也随着宋版书的上扬而升值。明版书市场价要比宋版书低不少，其价格目前还比较平稳，但明版书要比以后的清版书的价格昂贵。明代初期的版本因流传下来的比较少，所以明初版本的升值潜力千万不可小视。明代中叶及明未的各种版本由于尚有一定的存世量，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其市场价格仍将平稳地维持着原状。清版书由于存世量较大，清中叶及晚清的版本，市场价还不是很高。但清初康熙、乾隆年间的版本仍具有很高的收藏和价值。清代图书以木刻为主，晚清时有一部分石印版出现。清代版本尽管目前价格不是很高，但在这部分存世量较大的图书中仍不乏精品善本，这就要看收藏者的识别能力了。此外，民国初期的石印版和二十世纪30年代的一部分铅印版、影印版虽然不属于很珍贵的古籍善本，但也值得者收藏。古籍善本由于近年来在收藏品市场上十分受宠，因而各种伪造的古籍善本也应运而生。

三、古籍善本的几种作伪手法。

1、纸张做旧：纸张是文字的载体，没有纸张就没有书籍，因此判断古籍的真伪，首先要看纸张是否古旧。所以制作古籍伪本必须将纸做旧。将纸做旧有两类：一类是“染纸”，包括用糖水，或用栗子壳熬水，或用茶水，或用其它方法等将纸染成黄褐色，也有用烟将水熏黄的，以求使纸显旧色；二类是用“旧纸新印”，如果作伪者存有古纸，就可在纸上面新印古书内容，然后订成“古籍”，这种作伪方法尽管较少，但却使人很难从纸张上辨别其为赝本。　

2、伪造序跋：一些重复刻印本上，除保留有原书的序跋外，又增刻新有序跋，叙述重印的原因，序跋后还著有姓名、年月等。这些都表明了书籍的真实年代。作伪者往往裁掉对其作伪不利的序跋，或涂改其中的年代，也有重新伪造对其作伪有利的序跋。　

3、伪造名人题跋，藏章印记。　

4、伪造牌记：保留旧牌记，挖掉复刻牌记，或挖补，涂改复刻牌记的年代。　

5、裁截目录：将原目录裁去部分或全部，使人不知收全该书究竟有多少卷，以便用残本充当全本。

6、利用著录书：有些著录书的记载是错误的，作伪者便故意以此为据来兜售自己制作的伪本。　

总之，古籍善本作伪的手法有多种多样，有时只采用一、两种，有时则可能是各种手法混合应用。收藏者在实际辨别时，应该运用自己掌握的学识和有关资料进行全面考察被鉴定的古籍，并可请专家一起鉴定，应注意去伪取真，才能真正做到所购古籍物有所值。

在投资领域中，古玩字画已成为当前有艺术雅兴投资者的一种时尚。大凡初入此道者，都愿先从收画作为投资点，认为书画书画在国内外艺术市场炙手可热，行情旺、风险小、增值快、效益大，其收藏价值经久不衰，是投资回报率最为理想的收藏品，然而，随着投资者不断增多，字画价格愈来愈高，特别是名家作品的高价位，驱使某些贪财者不择手段地制造假字画。那么，在此介绍一些最常见的作伪方法，以达到能够辨别真伪的目的。

1、勾描着色填墨

作伪者用纸或尖铅笔双勾措下线条轮廓。如果是，即在空心中填墨；若是绘画，则按线条轮廓对照原作模仿着色。这种伪作乍看还有些相似，但仔细端详就会发现整幅作品气韵滞钝，笔锋呆板无神，墨色缺少浓淡，有的伪作虽然先描后临，但终因心虚笔怯，难免其神韵，只要细察即能看出破绽。

这种手法以伪造名人题款和名家书法为多。如南宁岳飞的《满江红》等草书，明人的条幅，以及清代和的书法作品等，都常见此类伪品。

2、改头换面

作伪者利用残破字画，采取挖、洗、添、改移等各种手段，将无款作品变成有款作品，将近代作品改成古代作品，将一般作品改成名家作品，曾使不少功力不深、见识不广的投资者上当受骗，甚至行里人也难免落入圈套。

书的作品几乎每件都有题款，而作者款的签名却根据他不同、不同境遇及心情等有所变化。款字是历来作伪者下功夫最大的地方。

迄今所能见到有题款的画作，应从北宋开始，这些画的题款位置不一，而字都很小。到了南宋，一些画院的画家有的写款，有的不写款，有的即使写款也仅简单地落个姓名款。元明清的院体画，多不题诗文，只写年月日、姓名、仅写一行款，很少有二行款。明代院体画的时代离我们这样近，而流传下来的画却很少。因为明院体画的款少，容易让人挖去，冒宋人作品，于是传世署名的明代院体画也不多。

洗款，是题款作伪的手法之一。所谓洗款，就是把原作者的款字洗去，不裁，不挖，不补。这种作假手段不十分多见，因为过去书法家讲究腕力，其书常透纸背，入木三分。也就是说下笔很重，笔画扎实，墨渗过纸背。既然如此，款字怎么可能洗去呢？岂不会把纸洗烂？这类作品当然无法被洗款。被洗款的作品所用不是一般的纸，而是用的藏经纸。

加伪款是作假的另一种形式。我们对书法作品进行时，首先要看款与字的风格是否相符。书法家写字都很熟练，写完主文，连下来将落款一笔写就，极其自然，而伪款就前书主文的风格不同。

还有一种作伪的手法值得注意。旧时有的书画家为了自己学习之用，照临别人的作品，到了末篇，连原作者的题款也如实临下，最后在落上自己的款。

挖款也是题款作伪的常见手法之一。

书画题款作伪的手法虽然多种多样，有的甚至十分隐蔽，但总会有漏洞可寻。我们如果掌握了作伪的规律，在实践中认真考辨，就可以予以识别了。

3模仿风格特征

一个书画家长年累月所形成的笔法习惯，无论其作品题材如何变化，总能看到他的笔法轨迹和风格特征。作伪者往往故意在伪作上夸大原作者的某些习惯性特点，哪怕是缺点，也尽其渲染，其用心是使人猛然一见，反而会产生开门见山的效应。

有很多名人字画，风格极其鲜明，特点非常突出，不少玩字画的老手，以不看题款便知何人作品来炫耀自己的眼力，作伪者抓住这些人的轻浮心理，专门模仿原作特征，以至达到以假乱真程度，使某些骄傲粗心的投资者上当受骗。

前人考辨古籍真伪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三项：

①利用各种书目和提要，从文献的流传线索上去发现问题和寻找区别真伪的佐证。对文献的真伪产生疑问，是辨伪工作的起点，而这些疑问有很大部分是从流传上发现和提出的。至于区别真伪的佐证，更离不开查考作者生平和从目录学、版本学角度对文献形成、流传过程的考察。

②根据其他文献对一书的引证来核实该书真伪。任何一部真实存在的文献都会或多或少地在流传过程中留下其形式和内容的踪迹，特别是当时能见到这部书的人对它的引证，这些资料可以作为鉴别真伪的有力佐证。例如当发现“后人谓某书出现某时，而彼时人未见此书”，或“甲书未佚之前，乙书有引用，而甲书今本无乙书所引之文”(以上梁启超语)，则可基本断定此书系出于伪造。

③从文献的内容和文体上鉴别其是否与著作年代相符。例如可从作品所表现的史实、学术思想、文体、文法、语言文字(包括特定时代的方言)以及称谓、提法等方面去寻找佐证。如书中引及了后代的史事和学说，出现了与特定时代环境不符的语言现象，则至少可确定其书在著作年代上存在问题。前人对《列子》真伪的考定，即在很大程度上运用了这一方法。为了更正确地运用这一方法，还要求人们对古书的著作体例有所了解。古代典籍尤其是先秦文献，有其独特体例，一些著名典籍往往不是出于一时一人之手，而是经过较长时间的流传增补才定型的。这和严格意义上的伪书有所区别，张心说：“大抵战国及战国以后之伪书，由于后人之伪造者居多,其过多在作伪者;战国及战国以前之伪书，有由于读者之误会，其过或在于读者，此又辨伪者所宜知也”(《伪书通考·总论》)

在C造假的历史源远流长！！

赝品，自有金石书画收藏以来，就禁绝不了。对藏品的鉴定是一门相当专门的学问。梳理一下古代的收藏史，发现上到乾隆，下到张之洞，都曾上过赝品的当。

乾隆钟爱《富春山居图》（子明卷），在上面题满了字。后人研究发现，这也是赝品。

明朝时

江南曾是古董造假中心

中国人自古以来喜欢收藏金石书画，赝品也随之而来。

据《韩非子》记载，春秋时，齐国进攻鲁国，索要珍贵的谗鼎，鲁国就拿伪造的“雁（赝）鼎”蒙混过关。可见文物造假，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

到了唐宋时期，经营古玩已经成为一项热门产业，各种仿古铜器和临摹书画的水平越来越高，甚至到了“下真迹一等”的程度。到了明朝，古董造假技术已相当成熟，收藏家高濂发现：山东、陕西、河南、南京等处，都有造假青铜器的，“伪造鼎彝壶觚尊瓶之类，式皆法古，分寸不移，而花纹款识，悉从古器上翻砂，亦不甚差”。但论赝品制造数量之多、造假技巧之高、胆子之大还是首推江南地区。当时有人记载苏州的古董造假：“姑苏诸技艺皆精致甲天下，善为伪古器，如画绢之新写者，而能使之即旧；铜鼎之乍铸者，而能使之即陈。”买家上当还不知道，“欣然自谓获古物，而不知其赝。”这些古董商人为了赚钱，不仅使出各种仿古奇招，而且发明了许多子虚乌有的“古物”。

明朝万历年间，著名收藏家李日华曾在南京遇到一个桂林的好友，在他的住所见到一幅古画，题款为宋朝王安石绘。大政治家王安石会画画？李日华断定是假货。再一打听，原来此画是朋友在杭州时所购（见《味水轩日记》）。可见，在明朝人心目中，江南已是古玩造假贩假的中心，赝品如果不出自江南反倒奇怪。最终，赝品充斥导致收藏市场“消化不良”。一个南京的古董商就告诉李日华，现在的假货太多，大家不玩了，韭菜不好割了，“书画道断，卖者不卖，买者不买”。一直到了清朝康乾时期，随着经济的繁荣，古玩市场才又活跃起来，最重要的是皇上也爱收藏了。

乾隆收藏品够开几个“赝品博物馆”

他的最爱竟然也是赝品

乾隆皇帝大概是中国有史以来藏品最多的收藏家。他的书画藏品目录编成了一部旷古巨著《石渠宝笈》，几乎囊括了唐代到北宋所有的传世名画，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过收藏太多，难免鱼龙混杂，乾隆收藏的假货也足够开几个“赝品博物馆”。

有意思的时候，当藏品里出现“李逵”和“李鬼”PK的时候，乾隆往往看走眼。比如清宫曾藏有两幅宋代大书法家蔡襄的楷书《谢赐御书诗表》，内容一模一样，风格均是行墨持重，措笔安和，其中有一幅被乾隆皇帝赏给了皇六子永瑢，清末又流传去了日本，而剩下的一直留在清宫，并被刻入《三希堂法帖》。专家整理清宫遗物，才发现留下的恰恰是赝品。

乾隆的“赝品博物馆”里，最有名的藏品自然是《富春山居图》子明卷。《富春山居图》是元代大画家黄公望的第一杰作，乾隆十年，乾隆皇帝得到了一幅黄公望的《山居图》（子明卷），第二年又得到了一幅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这两幅黄公望，哪个是真迹呢？乾隆经过仔细研究，认为子明卷才是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真迹，而无用师卷是赝品。皇上一锤定音，底下群臣自然集体点赞，称颂万岁爷眼光独到。于是，子明卷成了乾隆皇帝的白月光。从乾隆十年起，皇帝东临泰山，西巡五台，六次南巡，几十次到承德避暑山庄、天津盘山行宫，子明卷一直跟在皇帝身边，得宠程度超过了任何一位嫔妃。春暖花开，皇帝打开画卷，在空白处写一段鉴赏文字；倚窗听雨，再写一段心得；政务闲暇，又记下一段。甚至在看画时听闻台湾天地会首领被抓住了，皇帝精神振奋，当即在画卷上题写“展卷想见凯旋将士，过桐江富春喜色”。细数子明卷上五十多处题跋，不难想象当年乾隆内心的满足感。等到留白处实在写不下来了，晚年的乾隆决定在卷首写个总结：“以后展玩亦不复题识矣”，似乎在为自己的收藏生涯画一个圆满的句号。至于“赝品”无用师卷，被束之高阁，皇帝一个字都没题写。

然而历史和这位“十全老人”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后世学者经过反复研究，发现子明卷是明朝人伪造的摹本，而无用师卷却是黄公望真迹。错过乾隆的青睐，却也避免了无数墨迹题跋破坏画面美感，反而成了《富春山居图》的大幸。

张之洞

鉴宝专家的囧事：

把烧饼当成青铜器

皇帝日理万机，不懂古玩造假门道，专攻收藏鉴定的大学者应该不会吃亏吧？那也未必。

阮元，清代著名考据专家，也是鉴定收藏大家，亲自主编了《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是清代金石学的奠基人之一。

阮元当浙江巡抚的时候，有一位弟子到京师赶考，在通州的旅店买烧饼充饥。忽然看到烧饼背面龟裂斑驳，好像是青铜器的铭文一般。想起老师酷爱收藏，于是灵机一动，用纸将烧饼背面作成拓片，寄给老师。说是自己在某古董铺子看到一尊古鼎，价值千金，自己无力购买，也不知是什么年代，现将铭文拓片呈上，请老师鉴别。阮元与严小雅、张叔禾等几位好友苦心研究数日，众说纷纭，意见不一。最终阮元认定，此物就是宋徽宗所编《宣和图谱》中记载的某鼎。铭文某字某字都与图谱吻合，某字因年深日久而剥落，某字因拓片制作者技术不高而模糊，总之，确为古物，绝非赝品！学生收到老师寄回的拓片，还有诸位学者洋洋洒洒的题跋，肚子都笑疼了。

阮元晚年，对金石钟鼎的收藏兴趣不减，自夸鉴定功力深厚，“老眼无花”。曾有古董商带来一只青铜折足铛（古代装食物的器具），只见此物遍身绿锈，青翠如瓜皮，极为古雅。阮元审视再三，断定为秦汉时期古物，于是高价买下。有一次大宴宾客，竟用它代替陶钵装鸭汤炫耀。在座客无不摩挲叹赏。不料，这古铛是用胶粘接起来的赝品，受热时间一长，顿时土崩瓦解，不可收拾。阮大人囧得不行，事后悄悄把造假的奸商抓过来，却不是要他赔钱坐牢，而是令他再精心制造若干赝品，用作官场人情往来。从此，阮元赠送给同僚的青铜器，再也没有一件真品了。

阮元的这种经历，晚清重臣张之洞也遭遇过。他也是个古董迷。有一年他看中了口大陶缸，缸的四周还都刻着古拙的文字，张之洞觉得是上古的蝌蚪文，最终以两千两银子成交。回去之后，张之洞先派人把缸上的古文字拓印了几百份，分送收藏圈好友。随后把大缸放在院子里，灌满水，养上几条金鱼。不料一天晚上电闪雷鸣，风雨大作。第二天早上去看陶缸，发现缸上的斑斓锈色和神秘文字全都被大雨冲刷掉了。张之洞捡起落在地上的碎屑仔细端详，才发现那些斑斓的色彩都是纸片染色后贴上去的，而神秘的古文字，竟是用蜡刻出来再粘上去的。古董商并不懂古文字，只是凭空臆造，却骗过了一帮“学贯中西”的精英。

用假古董求取功名利禄

新垣平被夷灭三族

因为古玩买卖的特点，古人在购买后即便发现是假的，往往只能自认倒霉。但事情总有例外。汉文帝刘恒晚年迷信，希望自己能长生不老，于是一个名叫新垣平的人，找来一只普通玉杯，上刻“人主延寿”四字，送给汉文帝，并称这是一位神仙送的“长生杯”。汉文帝很高兴，欣然收下，赐予新垣平大夫的官位。

得手后，新垣平继续以假古董蒙骗汉文帝。他告诉汉文帝：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东北汾阴直有金宝气，意周鼎其出乎？兆见不迎则不至。

于是汉文帝兴建庙宇，想通过祭祀让周鼎重现人间。

新垣平的举动，引起了朝中臣子张苍和张释之的怀疑，他们经过一番调查，终于查出事实真相。汉文帝知道后，下令革去新垣平的职位，把他送交有司审问。最终因欺君之罪被夷灭三族。

赝品，说来就是造假，其用途多是用来骗取暴利。稍微高明点的造假者，会对照古籍来制造假货。在此次重庆大学博物馆展览的物品中，也不乏这样的作品，比如“天子驾六”。

我们今天之所以还能够对古人的饮食起居、风俗习惯及文化特点都能有所了解，很大程度上是从各种传承下来的古代器物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中得知的。如果造出的假货乱了真，那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来说，是一个大灾难。

　　古书鉴别涉及的内容比较复杂，技术性强，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很多喜欢研究文学的人们都会想要去购买一本真品。那么你知道应该如何去鉴别清楚它的真伪吗以下是我为你整理的古书鉴别真伪的方法，希望能帮到你。

古书鉴别真伪的方法

一、封面。古书封面为四周单线边栏，分为三行，右行为编著撰选者姓名，中行为书名，左行为刊印人或斋、堂名。

二、装订。古书装订在宋以前均为卷轴形式和摺叠页装。册装书的出现是在宋代以后，册装最初是蝴蝶装，后来进到了包背装。线装书是在明代中叶以后才有的。

三、版式。古书的版式，北宋和南宋前期刻本基本上是白口，南宋后期出现黑口，元末至弘治年间通行粗黑口。明正德，嘉靖年间又出现白口书，之后一直到清代，黑白两种书口同时流行。

　　四、字型。古书字型主要有两种，一种宋体字，另一种是元体字。尽管时有非欧非颜，非柳非赵的所谓“馆阁体”出现，但那并非主流。

五、纸张。宋代印书多用麻纸和以竹为原料的玉扣纸。元刻本常用竹纸或皮纸，比宋版用纸稍黑。明代印书，前期多用江西棉纸，后期多用竹纸，晚期盛行毛边纸。清代大多采用开花又称桃花纸，但在实际应用中，几乎以前所用的各种纸张，清刻本中都在运用。

六、讳字。避讳讲究自周代始，官名、人名、地名均随帝王名字的改变而改变，这对判断古籍年代极有参考价值。历代避讳常见的有改字、空字、缺笔。秦汉时大多采用改字和空字避讳，讳名不讳姓。用缺笔字代讳字发端于唐，又在宋版书上特多。金元刻本无讳字，多俗体、简体。明前、中期亦不避讳，明刻讳字始于明光宗朱常洛。清刻本避讳尤其苛严。

古书的纸质

麻纸：分黄、白两种。黄麻纸色略黄，稍粗糙，有的较白麻纸略厚;白麻纸洁白光滑，背面较正面粗糙且有草棍等粘附，质地细薄，坚韧。纸纹均宽，约一指半。宋刻本多用白麻纸，元后期多用黄麻纸，时纸纹渐窄，约一指。明初仍用之。

罗纹纸：色白，质地柔软，具明显横纹，似丝织罗绸，故名。自宋以来代有制造，但宋刻本有此纸者鲜见。

棉纸：又称皮纸，分黑、白两种。白棉纸色白，质地细柔，纤维多，韧性强;黑棉纸色黄黑，韧性稍差。明前期多用。嘉靖前较细薄，隆、万后稍粗厚。清初仅见少数印本。

竹纸：色微黄，稍脆，宋元至明初问有使用，嘉靖后较为普遍。

开化纸：细腻、洁白，薄而韧性强，柔软。清内府刻本及扬州诗局刻书多用之。嘉、道后质次量少，家刻本中偶有采用。

连史纸：洁白纯净，正面光滑，背面稍粗糙，但无草棍纸屑粘附，纸料较细。乾隆后所用甚多。

宣纸;因产于安徽宣城而得名。分为多种。料半纸，薄而质地细，色洁白，绵软有弹性，可以作绘画印书，晚清、民国有些书用之。玉版纸，能吸水，晚清、民国印金石、书画册等多用此纸。棉连纸，摹拓铜器、碑刻及印书画用。

毛边纸：米**，正面光滑，背面稍粗，质脆，乾隆后用得较多。

太史连纸：稍黄，质地细洁而有韧性，乾隆后与上述毛边纸为两种最常使用的印书纸。

如何通过字型鉴定古籍年代

唐刻本

现存最早的唐代刻本，除了敦煌所出乾符四年877与中和二年822两种唐历和刻于咸通九年868卷本《金刚经》已流散异国以外，未见其他传本留存。所以说，唐代古书都是传说级别的东西。

宋刻本

前面说到，宋时刻书印书事业繁盛，两浙、四川与福建等经济发达地区成了刻书的中心，刻书单位有监司、州学、书院、家塾、书坊等。但为何到今天宋版书寥若晨星呢因为即使排除战火、天灾的因素，一般纸的寿命也只不过千年而已。像唐代遗留下来仅存的那几本书，若不是纸张在溼度为零、几乎真空的敦煌戈壁滩的洞窟中存放，绝无保全的可能。

每一册宋版书都是艺术品，弥足珍贵，因此现代按页卖，且每页都在万元以上。其实早在明末崇祯年间，著名的刻书和藏书家毛晋，为搜求宋版书，就按页购宋版书了。他在藏书楼汲古阁门前悬挂征求启事谓：“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百……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

宋代官刻书多在卷末镌校勘人衔名，私刻和坊刻本多在卷末镌刻书题记或牌记。由工于刻书前要请书法大家缮写上版，字型既美，校刻亦精，字型大都采颜、柳、欧阳笔法，其风格北宋质朴，南宋挺秀。所谓“纸坚刻软，字画如写”明高濂《遵生八笺》则是宋刻本的共同特色。

元刻本

元代初期刻书承南宋遗风，字型也接近，常把元刻本误为宋刻本，后流行赵体字。元浙本多由士大夫经手，流风所及，自然流行赵体，渐有颜体字，字瘦一些、圆劲一些，不像南宋建本字那样横细竖粗。元代俗文化发达，故刻本中多简体字和俗字，许多简体字跟现代一致。

官刻、家刻中较少，经史文集中较少，坊刻和话本类书中较多。元本墨色稍淡，刀法也显软弱无力。早期用纸，白麻纸、黄麻纸兼而有之，中期以后，则多用黄麻纸。元朝皇帝为蒙古族。人名汉字都是音译、无法避讳也不用避讳。元人礼制观念淡薄，查禁的也不严，元刻本中几乎没有讳字。

明刻本

明代刻书情况，大致可分三个时期：明初至正德一百余年间，刻书风格继承元代余韵，无论官刻私雕，概括起来讲，那就是“黑口、赵字、继元”。

嘉靖1522—1566至万历1573—1620时期，近百年间，由于前后七子文学复古运动的影响，反映在刻书风格上，一洗前期旧式版式、行款、字型，全面仿宋。这一时期所刻的书，除了司礼监刻一遵旧式少有变化外，其余无论官雕私刻，完全变为另外一种风格，即“白口、方字、仿宋”。颇有宋版遗风。

嘉靖 六家文选 字型

万历后期至崇祯1628-1644时期，刻书风气又一变，字形由方变长，字画横轻竖重，更显死板，讳字也较以前为严。

清刻本

清代刻本繁多，综而观之，大致有如下特点：清代刻本以康熙为界，其字型变化分作两个时期，康熙以前是明万历后的风格，字型长方，横细竖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