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古书在流传过程中会产生的错误,首先要了解古书是以何形式流传的,这样我们就很容易分析出其中可能存在的错误：一、古藉简介记录古代文献之书籍《说文》：“古,故也”故古籍又称故籍、故书、载籍等古代文献,最早见载于甲骨、金石,“甲骨卜辞”也称“殷墟书契”作为最早的正式书籍,为用竹木及缣帛记录文献之简牍、帛书晋太康二年（公元280年）汲群魏襄王墓出土之《纪年》、《穆天子传》等竹书,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之《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简书,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之《秦律》等简策,以及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之《老子》、《经法》、《战国纵横家书》等帛书,为传世之最早古籍汉代纸问于世,遂有手抄、唐写、宋元明清刻印书籍据国务院古籍小组的规定,以辛亥革命（1911年）为断限,凡辛亥革命以前记录古代文献之书籍,通称为古籍据古籍目录《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地方志综录》、《贩书偶记》以及佛藏、道藏、通俗小说、讲唱文学、金石碑录等不完全统计,我国现存古籍约10万多种 二、古籍类别与版本 善本：书籍精加校勘,错误较少者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全集·集古录跋尾》卷八《唐田弘正家庙碑》：“自天圣以来,学者多读韩文,而患集本讹舛,惟余家本屡更校正,时人共传,号为善本”又,珍贵难得之旧刻本、精抄本、精校本、手稿、旧拓碑帖等,通常亦称为“善本” 孤本：仅留存一份之书本一部书之某一书本,未刻之手稿,碑帖之旧拓本,在现世间仅有一份流传者,均可称为孤本 蓝本：谓著书或刊书所依据之旧本《居易录》：“今方修一统志,似当以旧通志为蓝本”凡是重刊或校勘,必以最精之本子为蓝本 刻本：又称“椠本”、“刊本”,雕板印成之书我国雕板印书始于隋唐,至宋而大盛按刻书之不同情况及刻本之不同类型,可分各种不同型式：以时代区别,有宋、金、辽、元、明、清刻本；以地域区别,有浙江、福建、江西、山西、江苏、安徽、四川等各地刻本；以刻书者区别,有官刻、私刻、坊刻等；以版式区别,有九行本、十行十八字本、四周单栏本、左右双栏本、竹节栏本、白口本、黑口本、两节本、袖珍本、巾箱本等；以字体区别,有大字本、小字本、宋体字本、软体字本（亦称写刻本）、篆字本、梵文本、满文本、满汉文合刻本等；以墨色区别,有朱墨印、几色套印等；以纸张区别,有皮纸本、麻纸本、棉纸本、竹纸本、开化纸（亦称桃花纸）本、宣纸本、毛边纸本、毛太纸本、罗纹纸本、连史纸本等；以装订形似区别,有经折装（亦称梵夹装）本、旋风装本、蝴蝶装本、包背装本、线装本、毛装本、金镶玉本等；以刻书先后区别,有原刻本、重刻本、仿刻本、初印本、后印本等；以内容及价值区别,有足本、残本、增订本、删节本、繁本、简本、批点本、评本、单疏本、集解本、重言重意本、纂图互注本、绣像本等 祖本：一种书最初刻印之本一种书在不同时期往往刻有多种本子,难免产生讹误,而祖本则保持其本来面貌,因此为人所重 原本：第一次写成或刻成之书本为对增订、修改和重刻、改版而言原始稿本和最初刻本与增订、重刻之本往往有很多不同可供查考一种著作之发展过程 定本：一书之最后确定之本指自己编撰或整理前人之著作,在一定时间内,已经整理完毕,最后确定,准备发表之本子 副本：同一书籍抄出之副本为对正本而言过去公私藏书家,得一稀见图书,依样重写,储作副本《隋书·经籍志》：“炀帝即位,秘书三阁,限写五十副本”今亦指国家对内或对外文件之正式签署之副本,备存查和通知有关方面之用 别本：同书同一来源之另一本子亦称“副本”《南史·刘孝绰传》:“又写别本封至东宫”又,同书另一来源之本子亦称“异本”因所根据之来源不同,内容也有出入如：书有《别本十六国春秋》,帖有《黄庭坚别本》 仿刻本：摹仿原版字体版式刻印之书本宋无刻本,多以擅长书法者上版,加之雕印精湛,明清两代刻书往往予以摹仿,故有“仿宋本”、“仿元本”之称 影刊本：照原书版式影刊之书本珍贵之古籍,为存原书面貌,以适应研究之需要,清乾、嘉以后,常用影刊方法加以传布如黄丕烈所刻《士礼居黄氏丛书》,其法大都先照原书影摹,然后上版开雕摄影术发明后,亦有用原书照相雕版者刻成之后,与原刻相仿,精工者几难识别自影印兴,影刻之书渐少 抄本：也称“写本”即抄写之书本习惯称唐以前为“写本”,唐以后称“抄本”宋以后,雕版虽以盛行,但抄本与之并行,如明《永乐大典》、清《四库全书》皆为抄本；有些较为专门或需要不广之著作,仍靠抄本流通更有抄书者系著名藏书家或学者；除书之内容外,其手迹也值得珍重故抄本图书一直为人们所重视,藏书家以精抄本与宋元刻本相次比对于不详年月之抄本,约在清嘉庆以前者通称“旧抄”,晚清者称“近抄”,辛亥革命以后者称“新抄”对于确定为明代或清代之抄本而无从断其年月者,则统称“明抄”或“清抄” 朱墨本：用朱、墨两种颜色套印之书本最早为元至元六年（1340年）湖北江陵资福寺所刻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卷首之《灵芝图》和经注,都用朱墨两色套印沿至明末,吴兴（今湖州市）闵齐吉、凌檬初两家盛用两色套印,墨色印正文,朱色印评语及圈点 珍本：指具有历史、艺术和类别科学价值之珍贵罕见之写本或刻本 初印本：书版刻成后第一次印刷之书本特点是字画清晰,赏心悦目,故为藏书家与读者所重 后印本：历次再版印刷之书本其字迹漫漶,版断框歪,墨色暗淡,故不受人喜爱 重刻本：一种书重新刻印之本相对原本而言不但字体版式与原本不同,在文字内容上也往往有所修改,多在序文凡例中加以说明 道藏本：根据道藏刻印之书本同样,佛经中亦有“碛砂藏本”、“嘉兴藏本”等称呼 卷子本：用卷轴装订之书籍唐以前抄写书本均用长幅纸,卷成一束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唐人写本存于今者皆为长卷,如手卷之状,收藏家谓之卷子本” 百衲本：用百种不同版本之残卷零页配合或汇印而成一部完整之书本“百衲”取僧衣破敝补缀之称如商务印书馆影印之《百衲本资治通鉴》、《百衲本二十四史》 残本：内容残缺不全之书本 配本：一部书因有残缺,用其它版本之同一种书予以配全,故称 三朝版：经过三个朝代修补之书版南宋杭州国子监,所藏各种书版多有残缺元朝时,将这些版片转入西湖书院,加以修补印行至明洪武八年,书版又移至南京国子监,再次进行修补印刷对这部分递经宋、元、明三朝修补之书版,后人称为“三朝版” 活字本：用活字排版印刷之书本活字印刷为宋仁宗庆历时（1041——1048年）毕升所发明其法,用胶泥刻字,火烧使坚,排版印刷为中国之伟大创造,早于欧洲活字印刷400多年元代又创木活字明弘治时创铜、铅活字,为我国近代铅字印刷术之前导 影印本：根据原书用照相制版方法印成之书本有胶印、大石印、珂罗版（即玻璃版）印、铜版印等稀少、罕见之图书资料,为研究之需,常用原书影印,以广流传 石印本：以药墨书写于特种药纸上,用石制版印刷之书本用摄影制版石印之书,则称“大石印本” 排印本：用活字排印之书本为区别版本,通常称铅字排印之书为“排印本”,而其它活字排印之书则分别称为“泥活字本”、“铜活字本”、“木活字本”等 拓本：即摹拓金石彝器碑碣印章之本用红色拓者称“朱拓”,黑色拓者称“墨拓”,最早拓者称“初拓”初拓字迹（或图案）清晰,墨色匀净,较为珍贵 稿本：即作者之原稿作者亲笔写定者称“手稿本”,经过整理誉清者称“清稿本” 影写本：用纸覆于原书上影写成之书本其点画行款,一依原本一般专指影写宋、元善本,如明末常熟毛晋及古阁据宋本影写,非常精工 校本：根据不同本子和有关资料核对过之书本取某书之一本子作底本,搜罗一种或几种不同本子及有关资料相核对,发现其讹误衍脱,即在底本上加以批注如只传抄他人所校,则称为“过录校本” 内府本：明、清两代宫廷内部刻印之书本校勘,刻印,都较精良清昭梿所撰《啸亭杂录续》有内府刻书目录一卷,可资检览 藩刻本：明代分封各地之藩王所刻印之书本因有些藩王、子孙及其门客颇有学问,而且刻印之书所据底本多为御赐宋、元善本,故其版本价值较高 聚珍本：清代以木活字排印之书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刻印《四库全书》中善本,因仿宋人活字版式,镌木单字25万余枚高宗以活字版名称不雅,改称“聚珍版”凡排印之书,首有高宗题诗十韵,每书首页首行之下有“武英殿聚珍版”六字,世称武英殿聚珍版书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颁发聚珍版于东南各省,并准所在锓木通行先后承命开雕者有江宁、浙江、江西、福建等地这些仿聚珍版刻印之书籍,通称为“外聚珍”,而将武英殿聚珍版称为“内聚珍”,以示区别后来中华书局创制仿宋体铅字,就名为“聚珍仿宋版” 闵版：明万历、天启年间,吴兴闵齐伋、凌蒙初采用朱墨与五色套版所印之书其选择经、史、子、集各类凡士人习用书籍,专辑前人评论批点,使用方正宋体字和优质白纸,作朱墨两色或兼用黛、紫、黄各色套印,后人称为“闵版”特点为词义显豁,脉络分明,行疏幅广,光彩夺目近人武进陶湘,编有《明吴兴闵版书目》 麻沙本：南宋福建省建阳县麻沙镇书坊刻印之书本因该地盛产榕树,木质松软,易于雕版,故书坊集中,于当时图书流通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书贾射利,校勘粗疏,刷印低劣,故《石林燕语》有“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之说 蜀本：四川刻印书本之总称宋代眉山为四川刻书中心刻书多为大字颜真卿体,故又有“眉山本”、“蜀大字本”之称 浙本：浙江刻印之书本又分杭州本、婺州本、衢州本、台州本宋代浙本大都字体方整、刀法圆润,为宋版之上品 闽本：亦称“建本”,即福建刻印之书本又分建宁本、建阳本、麻沙本等 宋本：宋代刻印之书本雕版书至宋代而大盛,杭州、建阳、眉山等都为当时刻书中心公私所刻,有监司、家塾、坊肆等其风格北宋质朴,南宋挺秀；多仿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字体；白口居多,至南宋中后期出现细黑口；避讳较严所印书籍,校勘精审、雕印精美者颇多,往往为后世刻本所依据,为学者所重视 金本：金代刻印之书本金代雕版中心在平阳（又称平水,今山西临汾）,其地产纸丰富,书坊很多,设有管理出版机构所刻著名者有《刘知远诸宫调》、《萧闲老人明秀集注》等此外,山西运城所刻之《藏经》及河北所刻之经书、音韵学书,也颇有名 元本：元代刻印之书本元代雕版中心在杭州、建阳、平水等地公私所刻,无论校勘与雕印,不乏精品,堪与宋本媲美其风格、字体大都摹仿赵孟頫书法,扁方圆活,常用简体字,黑口、双鱼尾居多,初期行字疏朗,中期以后行格渐密,由左右双栏趋向四周双栏,目录和文内篇名上常刻有鱼尾 明本：明代刻印之书本明代雕版之普遍,出版量之庞大,前所未有版画艺术、铜活字版及彩色套印,为明代雕印技术发展之辉煌成就但有些刻本校勘不精,删节不当,甚至妄改书名、伪造古书,后人多有批评明初刻书犹沿元代风格,黑口居多,正德、嘉靖间,出现仿宋风气,白口为多,字体横平竖直,起落顿笔有棱角,字形方正,显得板滞万历以后,字形由方变长,字画横轻直重；部分家刻及坊刻本出现软体字,较为美观 高丽本：亦称“朝鲜本”,指朝鲜刻印之中文古籍我国印刷术很早传入朝鲜,朝鲜刻印之书流入我国也很多无论刻本或活字本,均为软体大字,皮纸精印,书品宽大,醒人眼目 东洋本：亦称“日本本”,即日本刻印之书本我国印刷术首先传入朝鲜,其次为日本日本所刻古籍,多用美浓纸精印,近似朝鲜本,但在字体与装订等方面,下朝鲜本一等有些书行间注以平假名或片假名,较容易识别 越南本：越南刻印之书本越南之印刷术也从我国传入,故刻印风格及装订形式与我国基本一致流入我国之书籍,大都在相当于清道光咸丰年间刻印,未见有更早印本 官刻本：历代各类官方机构刻印之书本如宋代秘书监、转运司、茶盐司、公使库、郡庠、县斋以及州府县学,元代国子监、各路儒学、府学、兴文蜀,明代经厂、南北两京国子监,清代武英殿等所刻之书,都属于官刻本 监本：历代国子监刻印之书本监本始于五代后唐,宰相冯道命判国子监事田敏等校定九经,刻版印售以后国子监都印图书,以经、史为主明朝南北两京设立国子监,都有刻书,故有南监本、北监本之称 家刻本：私人刻印之书本亦称“家塾本”私家刻书为宋代以来雕版事业之重要组成部分,因不以营利为目的,校勘、刻印俱精,版本价值颇大其中著名者,如宋陆遹刻《渭南文集》、黄善夫宗仁家塾刻《史记正义》；元平阳府梁宅刻《论语注疏》、古遇陈氏刻《尹文子》；明袁褧嘉趣堂刻《世说新语》；清黄丕烈刻《士礼居丛书》等 坊刻本：简称坊本,指书铺刻印之书本因以营利为目的,一般雕印不如官刻本之精,校勘不如家塾本只审但也因地因人而异,如宋代临安陈氏书棚本,校印精湛,极为人所重；福建麻沙本,讹误较多,人多不贵之因坊刻本面向大众,许多医书、民间文学赖以流传,故颇受人们喜爱 三、主要错误辑佚（缺失）：由于古藉承载物有甲骨、简、金石、帛等形式,在某种情况下都会受到损坏,造成句字缺失,甚至整本整卷残缺不全,虽然后人会整理出“辑佚本”,辑佚本几乎一定会有错漏、误解辑佚可能是古藉传出错最大的原因有时不是整段缺失,会少写少抄一字,往往被称为“脱字” 错字（别字）：古人在誊刻、誊写、排字等过程中由于疏忽、误读、误认、通假字等原因造成错字有些错字是关键字眼,甚至会造成后人对某一历史事件的误解例如况周颐在《蕙风词话》卷四中提到：“朱淑真词,自来选家列之南宋,谓是文公侄女,或且以为元人,其误甚矣淑真与曾布妻魏氏为词友曾布贵盛,丁元以后,崇宁以前,大观元年卒淑真为布妻之友,则是北宋人无疑李易安时代,犹稍后於淑真即以词格论,淑真清空婉约,纯乎北宋易安笔情近浓至,意境较沈博,下开南宋风气,非所诣不相若,则时会为之也池北偶谈谓淑真玑图记,作於绍定三年绍定当是绍圣之误绍定、理宗改元,已近南宋末季浙地隶辇毂久矣记云：‘家君宦游浙西’临安亦浙西,讵容有此称耶”由上文可见,绍定是绍圣之误,一字之差,谬之千里这也是一个古藉出错的主要原因 误中国文字几千年来词意变化很大,早期古文又十分简练,会造成后人在阅读时产生不同的理解结论,如果流传载体同时有缺失,后人在整理时加入自己的理解,就会产生很大误解 张冠李戴：同在以上《蕙风词话》同一卷中,指出欧阳修的一首词误入朱淑真集 以讹传讹：古人读书人少,写书人更少,当一专家泰斗在书中写出错误结论时,很少有人去怀疑其正确性,后人引用此论,导致以讹传讹 标点错误：古书没有标点,后人在标点过程中会加入自己的理解,不一定是古人的愿意,甚至有可能完全是相反的意思 标音错误：在校勘过程中,注音也是工作内容之一,校勘者对原文注音的理解不同,也会造成一定错误 年代错误：对古藉出现、整理或作者生存年代的误认 以上为几种主要错误,由于本人不是这方面专家,只是对此感兴趣的“票友”,答案不能作为专业使用,仅供参考谢谢!

引言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地大物博，文明上可达五千年之久，是世界上极少数文明没有断层的国家之一。更何况中国古代人民善于总结经验，基本上，每任帝王都要在自己的在位期间编纂各种史书和进行文化、技术总结。我们所熟知的类似书籍有《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就是帝王在位期间命令下属官员呕心沥血编写的。如今又在湖北的张家山再次发现震惊世界的张家山汉简！

正文

张家山汉简于1983年12月到1984年1月发掘出土的一座汉代墓。坟墓内并没有存放尸体，而是一些汉代竹简。这些竹简主要包括《二年律令》、《奏谳书》、《算数书》、《历谱》和遣册、《盖庐》、《脉书》、《引书》等《二年律令》就是讲述汉代律法的竹简。

根据可考的张家山出土的竹简得知，汉朝充分吸取秦代暴虐的政治模式，为避免秦的悲惨后果，汉注重休养生息，出土的《二年律令》简内容丰富，包括27种汉代律法，涉及当时社会范围较广，对于研究相关历史的学者都有重大意义，《二年律令》里相当一部分的律法都吸收了秦代律法，这给研究秦汉文化的相关学者提供了非常大的直接史实证据。《脉书》、《引书》则讲述了有关古代医学，道家养生的内容，时至今日，还有一定参考价值。《奏谳书》与《二年律令》能更进一步地解决秦律的一些疑难问题。在湖北省挖掘出的张家山汉简要比睡虎地简材料丰富不少，相对详实的资料也有力地减少相关专家关于秦汉历史的争论。

还有同样出土的《算数书》，内容主要讲了数学方面的实用问题，比我国第一部数学名著《九章算术》还要早。本书内容里涉及有直到现在仍然在负数和分数等数学概念，比欧洲还早了几个世纪。有关学者提出，《算数书》里所记载内容更像是作为一本字典来被当时的官吏使用，这足以说明古代时数学应用已经比较普遍。《算数书》里的许多内容大多整理于战国时代，最晚也不过秦。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二年律令》中所涉及到律法的思想，今人可以从这些律法中窥到古代生活的一角。在《二年律令》中，汉代封建社会对于父权的维护是天然的、绝对的。无论是亲属关系方面还是财产继承方面，父权嫡子都有着不可取代的优势，如果有遗腹子的情况，也有明确的条文规定，这代表着古代人已经有了高超的立法意识和原则。父亲就是权力的象征，对于子女的生死有着绝对的掌握权。同时，确立一定的律法条例来确定父权的绝对权威，即使是主动自首也不能减轻处罚。再次，弱化或降低妻子儿女等人的人权。如果有人犯了罪，那么律法会规定妻子儿女以及其他家属受到同样的牵连，这样极大地把妻子儿女等人的人权如物品般附属于父权象征的人身上，这样就会无形之中加强“父权”在社会中的精神地位和实际地位。

张家山出土的汉简出现多本失传的“古籍”，比如《二年律令》和《算数书》等，出土的汉简涉及内容十分广泛，对于研究西汉的科技和历史现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脉书》、《引书》所刻竹简字迹清晰，是对马王堆中出土的帛书类古代医学文献重要补充，张家山所出土的医学竹简史更新了中国医学上的最早记录，其中所记载的一个关于人体骨骼修复的手术要比葛洪的记录早四五百年。

《算数书》是我国最早的数学著作，是我国数学的奠定书。著名的《九章算术》就是受《算数书》的影响而写成，这样看来，多个方面都开创了中国许多的先河，说改写世界是一点儿也不为过。而有些西方学者总是对这些既定的事实表示怀疑，中国大可不必放在心上，因为真相就白纸黑字地放在那里，谁也改变不了。

结语

张家山汉简所记载的内容比较全面，涉及有军事、医药、律法、科技等，相信能引起相关学者对于汉代社会和秦代等相关朝代的研究热，并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共同关注。但总有好事的西方学者不承认我国的灿烂的古代文化，觉得张家山汉简名不符实。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必去过多忧虑的，因为事实胜于雄辩。

有的，不过很多西欧国家对《山海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几个方面：

第一，作者的身份。《山海经》传入西欧国家以后，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兴趣和关注，他们认为，尽管这部书不知道作者是谁，但很可能不是一时编辑成的，而是经过了很多时代才完成的。有任海认为作者很有可能是，战国晚期到西汉时期的人。

第二 整体结构。《山海经》这部著作不是一部单纯的地理学著作，而是包括，历史、植物、动物、矿物、神话各个方面的记载，可以说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

第三 文学价值。《山海经》的文学价值，也备受西欧学者的关注。他们认为，《山海经》的文学性不是很高，但是从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历史文化和文化精神的价值趋向。

第四 浪漫主义思想。西欧作者，对于《山海经》中的浪漫主义神话，有着较浓厚的兴趣。这部作品中所包含的丰富想象力，深刻的影响了后来浪漫文学的创造。其中大量的神话资料，也是后世传奇、小说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综上所述，西欧学者对《山海经》还是进行了比较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如一位意大利学者，曾经写过一部著作：《古代中国的神话和宇宙》；此外一名法国学者，出版了一部著作：《关于古代中国神话和民族学的研究》

好象没有啊

《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套图书集成（其次是明朝的永乐大典）。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始编纂，历时9年成书。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304册，近230万页，约8亿字。整套书收录了从先秦到清乾隆前大部的重要古籍（一部分被列为禁书），涵盖了古代中国的几乎所有学术领域。

整套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44类，其中也包括了《论语》、《大学》、《孟子》、《中庸》、《周易》、《周礼》、《礼记》、《诗经》、《孝经》、《尚书》、《春秋》、《史记》、《尔雅注疏》、《说文解字》、《史记》、《资治通鉴》、《孙子兵法》、《国语》、《水经注》、《战国策》、《本草纲目》、《茶经》等其他经典著作，还有日本、朝鲜、越南、印度以及来华欧洲传教士的一些著作，为后代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提供了较完善的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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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的编纂

清乾隆38年（1773年）2月朝廷设立了“四库全书馆”，负责《四库全书》的编纂，由乾隆皇帝的第六个儿子永瑢负责，任命皇室郡主于敏中为总裁，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为副总裁，召著名学者纪昀为总纂官开始编纂这套卷帙浩繁的丛书。陆锡熊、孙士毅、戴震、周永年、邵晋涵等其他学者也参与了编纂。曾参与编撰并正式列名的文人学者达到3600多人，而抄写人员也有3800人。

《四库全书》收录了当时在全国各地征收的流通图书、清内廷收藏的图书以及《永乐大典》中辑出来的珍本善本。据统计，光是征收得的图书就达13501种。这些书筛选后按“著录书”及“存目书”分别收入，其中“存目书”不录全书，只摘部分内容，而“著录书”则经过整理、校勘、考证后，按特定格式重新抄写存入，誊写完成后，还要与原本反复校勘。最后收录的图书有3461种。

《四库全书》为了美观与便于识别，采用分色装潢，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月白色（或浅蓝色），集部灰黑色。四部颜色的确定，依春夏秋冬四季而定。《四库全书总目》因为是全书纲领，采用代表中央的**。

乾隆49年（1784年）四套书陆续完成，全书共抄7部，分别贮于北京紫禁城皇宫文渊阁、京郊圆明园文源阁、奉天故宫（今沈阳）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合称“内廷四阁”（或称“北四阁”）。又在镇江金山寺建文宗阁，扬州大观堂建文汇阁，杭州西湖行宫孤山圣因寺建文澜阁，即“江浙三阁”（或称“南三阁”），各藏抄本一部。副本存于京师翰林院。其中文渊阁本最早完成，校勘更精、字体也更工整。

乾隆52年（1787年）乾隆皇帝抽查《四库全书》时发现一些书有诋毁清朝的字句，因此下令重检《四库全书》，并最终删除《诸史同异录》等11部。但这11部书虽然从《四库全书》中删除，但是依然存在宫中，没有销毁，这11部书中的9部还流传到今天。

嘉庆八年（1803年）由纪昀主持进行了《四库全书》最后一部分官修书籍的补遗工作，进一步完善《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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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改古籍

编纂四库全书时，清廷为维护统治，大量查禁明清两朝所谓有违碍字句的古籍，见四库禁书。并且大量篡改古籍，如岳飞的《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胡虏”和“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于是《四库》馆臣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张孝祥的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其中“膻腥”犯忌，改作“亦凋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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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的命运

《四库全书》完成至今的两百年间中国历经动乱，《四库全书》也同样饱经沧桑，多份抄本在战火中被毁。其中文源阁本在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时被焚毁，文宗、文汇阁本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被毁；杭州文澜阁藏书楼1861年在太平军第二次攻占杭州时倒塌，所藏《四库全书》散落民间，后由藏书家丁氏兄弟收拾、整理、补钞，才抢救回原书的四分之一，于1881年再度存放入修复后的文澜阁。文澜阁本在民国时期又有一次大规模修补，目前大部分内容已经恢复。因此《四库全书》今天只存4部，其中文渊阁本原藏北京故宫，后经上海、南京转运至台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是保存较为完好的一部）。文溯阁本1922年险些被卖给日本人，后从沈阳故宫转运至兰州，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津阁本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而残缺的文澜阁本则藏于浙江省图书馆。

1966年10月，为保护《四库全书》安全，经中央有关部门协调，辽宁省将文溯阁《四库全书》秘密运至兰州，藏于山中。目前，辽宁有关人士要求归还，以“书阁合璧”。甘肃方面也修建藏书楼，加强保护。文溯阁《四库全书》其最终归属仍未定。

民国初期，商务印书馆影印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了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将之缩印。199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分别出版发行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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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

据文津阁藏本，该书共收录经、史、子集书籍3450 种，79072 卷、36000 余册）

"四库"之名，源于初唐，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

清代乾隆初年，学者周永年提出"儒藏说"，主张把儒家著作集中在一起，供人借阅。此说得到社会的广泛响应，这是编纂《四库全书》的社会基础。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可，接着便诏令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这样，由《永乐大典》的辑佚便引出了编纂《四库全书》的浩大工程，成为编纂《四库全书》的直接原因。

《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共分四步：第一步是征集图书。征书工作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结束，历时七年之久。为了表彰进书者，清廷还制定了奖书、题咏、记名等奖励办法："奖书"即凡进书500种以上者，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进书100种以上者，赐《佩文韵府》一部。"题咏"，即凡进书百种以上者，择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题咏简端，以示恩宠。"记名"即在提要中注明采进者或藏书家姓名。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协助和藏书家的积极响应下，征书工作进展顺利，共征集图书12237种，其中江苏进书4808种，居各省之首；浙江进书4600种，排名第二。私人藏书家马裕、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等也进书不少。

第二步是整理图书。《四库全书》的底本有四个来源：一是内府藏书，二是清廷官修书，三是从各地征集的图书，四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佚书。四库馆臣对以上各书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应抄之书是认为合格的著作，可以抄入《四库全书》。应刻之书是认为最好的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抄入《四库全书》，而且还应另行刻印，以广流传。应存之书是认为不合格的著作，不能抄入《四库全书》，而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仅存其名，列入存目，这类著作共有6793种、93551卷，比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多出将近一倍。对于应抄、应刻的著作，要比较同书异本的差异，选择较好的本子作为底本。一种图书一旦定为四库底本，还要进行一系列加工，飞签、眉批就是加工的产物。飞签也叫夹签，是分校官改正错字、书写初审意见的纸条。这种纸条往往贴于卷内，送呈纂修官复审。纂修官认可者，可用朱笔径改原文，否则不作改动。然后送呈总纂官三审，总纂官经过分析之后，可以不同意纂修官的复审意见，而采用分校官的初审意见。三审之后，送呈御览。

第三步是抄写底本。抄写人员初由保举而来，后来，发现这种方法有行贿、受贿等弊病，又改为考查的办法，具体做法是：在需要增加抄写人员时，先出告示，应征者报名后，令当场写字数行，品其字迹端正与否，择优录取。考查法虽比保举法优越，但也有不便之处，因此最后又改为从乡试落第生徒中挑选，择其试卷字迹匀净者予以录用。这样，先后选拔了3826人担任抄写工作，保证了抄写《四库全书》的需要。为了保证进度，还规定了抄写定额：每人每天抄写1000字，每年抄写33万字，5年限抄180万字。五年期满，抄写200万字者，列为一等；抄写165万字者，列为二等。按照等级，分别授予州同、州判、县丞、主簿等四项官职。发现字体不工整者，记过一次，罚多写10000字。由于措施得力，赏罚分明，所以《四库全书》的抄写工作进展顺利，每天都有600人从事抄写工作，至少可抄60余万字。

第四步是校订。这是最后一道关键性工序。为了保证校订工作的顺利进行，四库全书馆制定了《功过处分条例》，其中规定：所错之字如系原本讹误者，免其记过；如原本无讹，确系誊录致误者，每错一字记过一次；如能查出原本错误，签请改正者，每一处记功一次。各册之后，一律开列校订人员衔名，以明其责。一书经分校，复校两关之后，再经总裁抽阅，最后装潢进呈。分校、复校、总裁等各司其职，对于保证《四库全书》的质量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第一部《四库全书》终于抄写完毕并装潢进呈。接着又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抄完第二、三、四部，分贮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北四阁"。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又抄了三部，分贮江南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南三阁"。每部《四库全书》装订为36300册，6752函。七阁之书都钤有玺印，如文渊阁藏本册首钤"文渊阁宝"朱文方印，卷尾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方印。

《四库全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按照内容分类，包括4部44类66属。经部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史部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子部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又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

当然，《四库全书》的内容也有不足：第一，重视儒家著作，把儒家著作放在突出的位置。把儒家经典放在四部之首，把一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第二，轻视科技著作。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是"异端之尤"，可以"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除了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类收录少数科技著作之外，一般科技著作是不收录的。第三，不收戏剧著作和章回小说。第四，图书正文或有删节或挖改。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也就是寓禁于征的过程，也就是大兴文字狱的过程。据统计，在长达10余年的修书过程中，禁毁图书3100多种、15万部以上。在收入《四库全书》的图书中，也有不少删节或挖改。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还编了《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等。这几种书可以看作编纂《四库全书》的副产品。《四库全书荟要》是《四库全书》的精华，收书473种、19931卷。开本大小和装帧形式与《四库全书》相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共抄两部：一部放在宫中御花园的摛藻堂，一部放在圆明园东墙外长春园内的味腴书屋。《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是《四库全书》收录书和存目书的总目录。该目录前有"凡例"，经史子集四部之首冠以总序，大类之前又有小序，每书之下都有著者介绍、内容提要、版本源流等考证文字。由于这些考证文字出于纪昀、戴震、姚鼎、邵晋涵等著名学者之手，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简编本，它不列存目书，只列《四库全书》收录的图书，每种书的提要也写得比较简单。《四库全书考证》一百卷是四库馆臣对应抄，应刻各书校勘字句的记录汇编，该书对于校订古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用木活字印成的。它包括《四库全书》中138种"应刻"之书。该丛书在刻印4种之后，主持人金简通过比较，认为木活字花钱少，实用价值高，改为木活字印刷出版。金简把木活字印刷过程写成《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并收入《四库全书》，它是古代印刷史上的重要文献，已被译成德文、英文等流布世界。

《四库全书》编纂成功的原因何在？第一，安定的社会环境。修书期间，正当康乾盛世，天下无事，没有战争的干扰。四库馆臣坐在书案之前，一坐就是10年，没有后顾之忧。第二，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四库全书》从酝酿到修成，乾隆弘历始终参预其事，并由他精心策划。从征书、选择底本，到抄书、校书，乾隆弘历都一一过问，亲自安排。第三，雄厚的资金来源。《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所需经费难以数计，清廷一概包揽下来。第四，严密的组织系统。四库全书馆的最高职务是总裁和副总裁，多由郡王，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兼任，负责总理馆内一切事务，下设纂修处，缮书处和监造处。纂修处负责校理勘定全部书籍，并兼任缮书处缮写书籍的分校工作；缮书处负责全书的缮写及校勘事宜；监造处负责武英殿刊刻、印刷、装订、整理书籍事宜。四库馆臣总计360人，因故革职、身死除名、调用它任者，不在此数。第五，破格录用人材。四库全书馆堪称人才之宝库，集中了大量优秀人才，其中不少人是破格录用的，如邵晋涵、余集、周永年、戴震、杨昌霖等人，入馆前不仅不是翰林，而且戴震、杨昌霖等连进士都不是，仅是举人。人才云集，为编纂《四库全书》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从《四库全书》修成至今已有200余年。《四库全书》的流传情况如何呢？七部之中，文源阁本、文宗阁本和文汇阁本已荡然无存，只有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和文澜阁本传世至今。文渊阁本今藏台湾省，文津阁本今藏北京图书馆，文溯阁本今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澜阁本在战火中多所残阙，后来递经补抄，基本补齐，今藏浙江省图书馆。

如何评价《四库全书》？虽然《四库全书》在编纂过程中，有删削、挖改内容等过错，但就整体而言，应当是功大于过。首先，它保存了大量古籍，是古代文化的一次总结。《四库全书》的编纂，对于弘扬民族文化，对于传播古代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200多年来，递经战乱，如果没有集众书于一身的《四库全书》，古籍将会大量散失，从而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其次，在古籍整理的方法上，尤其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汇刻丛书等方面给后人留下许多有益的启示：在辑佚方面，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并收入《四库全书》者共有385种，不仅使不少亡佚已久的古籍珍本重见天日，而且为后代的辑佚工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在校勘方面，四库馆臣网罗众本、慎选底本等做法，为后代的校勘工作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在目录学方面，《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价值是古代任何官私书目无与伦比的，其编纂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汇刻丛书方面，清人以《四库全书》为榜样，掀起了编刻丛书的热潮。近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续修四库全书》的出版，正是弘扬民族文化、继承和发扬《四库全书》的优良传统而结出的丰硕之果。总而言之，《四库全书》是18世纪70到80年代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项特大型文化工程，在人类文化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