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扬菜是我国最著名的菜肴风味流派之一，与川菜、鲁菜、粤菜并称为“四大菜系”。淮安为淮扬菜故乡，淮安菜则是淮扬菜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历史久远，饮食文化源远流长。据考古证明，淮安下草湾文化、青莲岗遗址，先民们使用石器、骨器、陶器、饮具、炊具等，已从事渔猎和农耕活动，并能制作烤、炮(泥土包裹至熟)、水煮肉类和蔬菜谷物，蒸、炖的肉类，还会酿制天然的果酒。

　　夏 商周时期淮安为淮夷徐戎活动范围。据《史记·禹本纪》载，淮安地区水运在夏代即有“陆则资车，水则资舟”之便，出土的徐文化遗址得知，徐人创造了发达的农牧渔猎业。种植的农作物有稻、麦、粟等并开始饲养狗、牛、马、羊、猪等家畜。春秋末期，吴王夫差于公元前486年始凿邗沟达淮，之后的交流发展奠定了淮扬菜产生的历史价值；战国时《尚书·禹贡》载:“淮夷蠙珠暨鱼”。表明蚌珠和鱼已是贡品，也是特产烹饪原料了。从淮安出土战国时的青铜器(错金银嵌松绿石飞鸟壶、错金银盘龙纹鼎、错金银牺尊、镂空雕盘龙纹铜架等)，可见社会进步很快。这一时期菜肴已能制作炙(烤肉、鱼)、羹(肉汁、荤素浓汤等)、腥(动物浓汤)、脯(肉干)、醢(肉酱)、齑(腌菜)、脍(细切肉丝)等。从烹调方法上来看，多使用烤、煎、蒸、煮、炖等方法，口味上多咸、酸、苦、辛之味。

　　秦 汉之后，淮安地区美食记载频频见于典籍。西汉淮安人枚乘《七发》中推荐给楚太子的饮食:“犓牛之腴，菜以笋蒲；肥狗之和，冒以山肤。楚苗之食，安胡之饭，抟之不解，一啜而散。于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调和，熊蹯之臑，勺药之酱，薄耆之炙，鲜鲤之鱠，秋黄之苏，白露之茹，兰英之酒，酌以涤口，山梁之餐，豢豹之胎。小飰大歠，如汤沃雪。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强起尝之乎？”。这些食物为淮扬地区所产，熊蹯豹胎今天看不到了，蒲菜至今仍是名肴，菰米现已食用变异的茎（茭白）了，反映了汉代淮扬地区肴馔的精美和用料多样，为淮扬地区有记载的第一份史料食单。

　　魏 晋南北朝380多年中，淮安为南北漕驿商旅的水陆通道。这时期的白鱼菜，鳝鱼菜记述多了起来。如《齐民要术》中就记有“酿炙白鱼”，此外“饼炙、炙鱼、毛蒸鱼菜、纯羹”等菜中也用上了白鱼。特别是“酿炙白鱼”中的白鱼规格“长二尺”与后来宋·扬万里《初食淮白鱼》诗中“更买银刀二尺围”的标准不谋而合 。

　　隋 唐至宋代淮安菜开始逐步形成，唐代楚州是著名的港口城市，歌楼酒馆满堤，灯影筝声连宵，一派通都大邑的气象。唐温庭筠《赠少年》诗云：“秋灯点点淮阴市，楚客联樯宿淮水。灯影半临水，筝声多在船；酒酣夜别淮阴市，月照高楼一曲歌”。繁华都市吸引着海内外众多商人来此贸易；并经楚州过泗州去长安、汴京。饮食业因贸易繁荣而兴盛，形成了多民族的饮食结构，清真菜、南方菜、北方菜和地方菜的多元风味，相互影响借鉴。李白在《淮阴书怀寄王宋城》诗中，有“欣得漂母迎，斗酒烹黄鸡”款待的记载。晃无咎诗云：“已喜淮阴见白鱼”；苏轼诗云：“明日淮阴市，白鱼几许肥”。又在《赠孙莘老》云：“三年京国厌藜蒿，长羡淮鱼压楚糟”。杨万里《初食淮白鱼》诗云：“淮鱼须将淮水煮，江南水煮正相违。霜吹柳叶落都尽，鱼吃雪花方解肥。醉卧高丘名不恶，下来盐豉味全非。饔人且莫供羊酪，更买银刀二尺围”。也是诗人对淮地名产白鱼菜肴的赞美和感悟，以及迫切品尝白鱼菜肴的心情。

　　元 代淮安仍属港口城市，《马可波罗游记》第六十六章《淮安府》写道：“淮安府是一座十分美丽的城市，位于东南和东方之间的方向。它是蛮子国的门户，由于它的地理位置靠近黄河的河岸，所以过境的船舶舟楫，穿梭般地川流不息。淮安府是大批商品的集散地，通过大河将货物运销各地，这里货产量极其丰富，不但能够供应本城市的消费，而且还行销远近的地方，大汗从这种盐税中，得到巨额的税收”。南北商品集散地和盐业繁荣，其饮食业也必然非常繁荣。元代诗人萨都刺《题淮安王氏小楼四首并引》中云：“雪满寒江压酒旗，江南无处不堪题。小舟载得梅花去，度领春风过水西。”从中可知淮安酒店之多，雪天仍在营业，当是饮食业繁荣的写照。

　　明 初至清代，国家的“漕河盐榷”萃于此地，淮安依其特有的地理位置而成为富庶之地。在强大的物流、人流、商贾的高消费以及政治因素的推动下，饮食业成熟发展，从清宫皇帝南巡底档膳单中就能洞悉淮安肴馔的精美。《乾隆三十年江南节次照常膳底谱》和《乾隆三十年江南额食底谱》，在平桥大营正膳有肥鸡大羔、肥鸡豆腐片汤、炒粳米老米膳等。晚膳有爆肚子、蒸鸡蛋糕、茄干等。御膳选料也多用产自淮安的莲子、春笋、野鸭等，淮安的优质稻米也被用来做炒饭。在额食底谱中，乾隆大量食用牛羊肉，饽饽、奶子、奶皮、烧鹿肉等满族饮食。淮安《河下志》载：“市不以夜息，人不以业名。富庶相沿，奢侈成俗”。达官贵人府内，富商巨贾家中更是极尽盛馔侈靡之能事。居民从而效之，积习熏染，一般小康人家也讲究口味，精研烹技。大的酒楼菜馆更是千方百计延揽名厨，穷搜天下奇珍异品，别出心裁地以稀有之味独领风骚。此时肆厨与官厨、家厨各见所长，饮食业之间的竞争尤为激烈。在此背景下，清代淮安地区出现了名气极大的“全羊席”、“全鳝席”，在清代全国五大宴席中独占其二，奠定了淮安菜的发展形成。《清稗类钞》记述肴馔有特色者：为京师、山东、四川、广东、福建、江宁、苏州、镇江、扬州、淮安。此时淮安肴馔与以上诸城市一样有自己特色，在全国亦有重要影响，并形成独立的流派。

东汉时期的《五十二病方》和《医简》中记载的50余种病，其中半数左右可以食疗或以食养之。《医简》还记载了饮食宜忌和食物作为药引与赋形剂。东汉时期杰出的医家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采用不少食物进行治病，如千百年来仍在广泛使用的当归生姜羊肉汤是典型的食疗方。

在《礼记·内则》中有“周代八珍”的记载；

“周代八珍”是 为周天子准备的宴饮美食，由两种主食和六种菜肴组成。东周洛阳宫廷“八珍”， 主食 有“淳熬”和“淳母”，“淳熬”即蒸熟的米饭沃以肉酱，“淳母”就是蒸熟的黄米饭沃 以肉酱。菜肴包括“炮豚”，即用煨制的小乳猪，烤炸后隔水炖制而成；“炮胖”，将羔羊 同法烹制；“肝营”，将狗肝切成丝，裹上油后炸；“熬”，将牛肉块熬煮而成的五香牛肉； “渍”，将小牛里脊肉切成薄片，用酒和醋腌后生食；“捣珍”是把牛、羊、犬、鹿、猪肉 用石臼捣去筋膜，做成肉团煮食，类似肉丸子。

汉代饮食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第一要素，先哲有云“民以食为天”；《淮南子》亦曰“食者民之本也”；《尚书•洪范》提出治国之“八改”，即以“食”为先。《汉书•食货志》也将“食”置于首位。人类的衣、食、住、行等社会生活中，饮食也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人类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和领域也是奠基于饮食生活之上的，都是由饮食生活所决定和制约的，与饮食生活息息相关，互相联系。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就是这个道理。

如今，除少部分文献史书与文学作品记载外，还有出土的简牍，甚至刻画有生动图像的汉画像石、画像砖和壁画对反映饮食文化的内容比较形象直观，尤其，对一些肉食类副食说明的问题更具体，着意表现肉食代表美食、食欲的价值趋向。

《 周礼•天官冢宰》曰：“凡王之馈食用六谷，膳用六牲。”可见，从先秦时期我国就有了“六牲”的说法。在《诗经》中也多次提到。“六牲”包括马、牛、羊、豸、犬、鸡。“六牲”中马主要用于交通、军需，用于国家边防。因此，除了马之外，其余五种再加上鱼，就构成了古代肉食类的主要部分。随着汉代社会饮食不断发展，汉人逐渐发现了肉类食品的营养和价值，饮食中的肉类食品比例，较前代也有了很大的增长。直到后世的主体肉食类在汉代已经具备，并且占据主要地位。

一 肉食饮食结构

1．牛 六畜之一，上古时期,牛主要用于食用和祭祀。春秋中后期，随着铁犁、牛耕的出现，牛主要被用来耕畜。而汉代以农为本的基本国策，使养牛业备受关注，养牛业迅速进入高潮时期，并且能够长久不衰。因此牛肉在整个肉食中所占的比重始终最大，因此可以说，牛肉是秦汉时期肉类中的上等食物。

汉代时期，牛的饲养规模和数量有明显增长。《史记•货殖列传》中，不少人家有“牛蹄角千”，富比“千户侯”，养牛的规模比前代有了很快的增长。《史记•货殖列传》云，而桥姚“已致马千匹，牛倍之”《汉书•叙传》言，西汉初年，班壹在楼烦 “致马牛羊数千群”《后汉书•马援传》载，西汉末年，马援在北地“因处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

汉代统治者对牛采取了严格保护的措施，更是禁止随意宰杀耕牛。所谓“盗马者罪死，盗牛者加。”《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厩苑律》规定，耕牛腰围减瘦一寸，要笞打主事者十下。《法律答问》又规定：对于盗牛的臣妾处以城旦舂，平民则处以系 一岁之刑。《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光武帝建武四年诏令“毋得屠杀马牛”。只有在国家发生重大事件时，皇帝“赐民百户牛酒”百姓才能吃到牛肉。而《三国志•魏书•陈矫传》载，东汉末年，曲周百姓杀牛为父祷病，官府便按法律将其“弃市”。可见，牛作为最重要的农耕工具，而不是食物受到高度重视。

汉代时期牛的价格也是较高的，在《九章算术》里载，一头牛的价格在一千八百钱左右。因此，只有王公贵族和豪富之家才有条件宰牛食用。山东邹县、滕县出土的汉画像石中，都有椎牛的场面。因此，贫苦百姓也是买不起牛的，他们仅能乘社祭之时合资共买，宰杀分肉，如《九章算术•盈不足章》载，内容为一百二十六家共买一牛，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2 羊 羊肉是汉代主要肉类品种。羊肉在古代饮食生活中的比重，从汉代起大约已经略胜猪肉一筹了。羊肉会被认为是精美的肉类，被用作赏赐，《东观汉记》里有“建武中每腊，诏书赐博士一羊”“赐羊一头”；

《后议书•第五伦传》中载：东汉越骑校尉马光，冬日腊祭—次就用“羊三百头”、“肉五千斤”若以每头羊出肉20斤算，则用有羊肉六千斤，在五千斤肉里，也占很大一部分。可见，羊肉也是很重要的肉食之一。在一些文学作品中，涉及“羊羔莫酒”，猪肉反而很少为人提及。

羊是一食草动物。在两汉时期，养羊业比较发达，除了北方的草原，在内地区域范围内也大量饲养。《史记•货殖列传》所言：“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

《齐民要术•养羊 》在介绍牧草种植时 ，以牧羊“羊一千口”为典型。从“千足羊”到“羊一千口”，说明汉代的养羊业发展似乎是在成倍增长的。

另外，汉墓中也常有灰陶羊的模型和羊骨出土，在汉画像石上常有宰羊、剥羊的画面。在扬州汉墓中常出土有肉制的狗、羊、牛等动物。这也可以反映汉代畜牧业的兴旺景象。

3．猪 猪在古代名称很多，最常见的有彘、豕、豚等。猪肉同羊肉一样是汉代肉类食品中的主要原料，山东诸城前凉台厄庖厨图上，有一庖丁在宰杀猪的画面，在其身后的木架上挂着猪头、猪肝、猪后腿等。由于畜牧业的发展，人们还把多余的肉食，制成腌制品，加以贮藏。发现的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在扬州汉墓中，随葬有大量的陶猪舍、陶猪、玉猪、染金滑石猪的模型。《淮南子•汜论训》载“猪肉之所以是祭祀时的上牲”是因为“以为子者家人所常畜，易得之物也”。

在秦汉时期，猪的饲养比较普遍，如西汉蜀地富人家奴“持梢牧猪” ；《后汉书•吴佑列传》提到，东汉官宦子弟吴佑年二十，不受他人馈赠，“常牧豕于长桓泽中”；《后汉书•杜乔列传》里亦有“托疾牧豕”的记载。

《齐民要术•养猪》篇说；“猪性甚便水生之草，杷耧水藻等令近岸，猪则食之，皆肥。”文献中常见 “牧豕海上”《汉书•公孙弘传》；“牧豕于泽中” 见于《后汉书•孙期传》 所载。

由于汉代地区养猪以放牧为主，成本较低对，因此猪的饲养量相对比较可观。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西汉前期就出现了大规模的养猪专业户，借此机会发家致富。《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到过，泽中千足彘”(250头猪)，“此其人告与千户侯等”。由于养猪业的迅速发展，猪成为人们饮食生活中最主要的肉类来源之一。

4 犬 两汉时，人们普遍喜欢吃狗肉，所以狗肉也就成为当时的主要肉食之一。《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田律》规定：百姓的家犬进入禁苑捕兽，守苑者可将其杀死后“食其肉而入其皮”。《礼记》中多次提到周天子吃狗肉。《国语•越语上》记越王勾践“十年生聚”，为鼓励生育，特规定“生丈夫(男孩儿)，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小猪)”。由此看来，最初，狗肉比猪肉贵重。战国以后，屠狗已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如《史记》中的侠义之士荆柯聂政，以及跟随汉高祖转战南北的樊哙等人，最初都是“以屠狗为业”。

用狗肉作的菜肴也十分丰富，见于秦汉简犊记载的有:五香狗肉干、狗羹、狗芹羹、狗苦羹、炙狗肋、炙犬肝等。孔颖达在《礼记•曲礼上》“效犬者左牵之”的注中曰:“大者为犬，小者为狗”。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上的肉食标本分析，当时汉人食用的肉以养了一年内的小狗肉为佳，小猪则以出生两个月至半年者为佳。说明在汉人在食用肉类时，就比较讲究其大小和老嫩。在扬州汉墓中常有灰陶狗模型出土；《淮南子》中将猪肉与狗肉并提；《泰族训》云：“剥狗烧豕，调平五味”，“剥狗烧猪”的成语也来源于此。

5．鸡 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食用鸡肉和鸡蛋。一般家庭把“杀鸡为黍”作为敬老养老和接待宾客的家常菜食，这说明汉人对鸡肉和鸡蛋的营养价值已有了相当的认识，鸡的数量和蛋的产量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两汉的养鸡业非常发达，是当时养殖量最大的一种动物品种。 汉代民间养鸡业极盛。《西京杂记》记载，关中人陈广汉家中有“万鸡将五万雏”，这是汉府文献记载中的养鸡业规模之最。

在全国各地的两汉墓葬中常有鸡蛋、鸡骨架、陶制鸡模型、鸡树出土。在扬州、仪征、宝应汉墓中常伴有肉制的鸡树、肉鸡、肉鸭、肉鹅出土。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竹葡内贮有10余只鸡蛋壳，在出土的简犊上常有蒸卵韭卵、拘豚韭卵等菜肴的记载出现，说明当时鸡蛋做菜已十分普遍了，食用方法与今大体相同。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有“鸡白羹一鼎瓠菜”的简文。《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中》有 “鸡子五枚”的记录。鸡在一般家庭是节日和待客的主要肉类食品。如《后汉书•郭泰列传》中，东汉时农人茅容“杀鸡为馔”，客人郭泰“谓为己设 ”。

6鱼 汉代时期 ，鱼也在饮食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汉书•地理志》曰：“江南地广……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史记•货殖列传》称山东“多鱼、盐”，濒临渤海的燕地有“鱼盐枣栗之饶”。可见，渔业已与牛、羊、彘、犬等相提并论了。在粮食匮乏时期，还用鱼来加以弥补。《后汉书•董卓列传》载，董卓征讨羌人被围，“粮食乏绝，进退逼急。乃于所度水中伪立鄢，以为捕鱼。”沈莹《临海水土志》曰“土地饶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取生鱼肉杂贮大瓦器中，以盐卤之，历月所日，乃啖食之，以为上肴”也。可见，汉人还可以把生鱼用盐储藏起来，有另外一番美味。

汉代以捕鱼为生的人很多，两汉捕捞业的发达，给人们食用鱼虾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原料，鱼脍、炙鱼、鱼羹成为人人喜爱的菜肴，蜀地涪翁以钓鱼为生，南阳高凤“隐身为钓，终于家，”残存的《四时食制》列举的鱼类种类繁多。长沙马王堆出土的鱼类残骸种类记载也有：鲤鱼、鲫鱼、鳜鱼、刺鳊……鲤鱼是最为常见的鱼类，也是食用量最大的鱼类，并成为主要的养殖对象。陶朱公《养鱼经》就是记录了鲤鱼养殖的相关问题的。《汉书•广陵王刘青》载，即有刘青的庭园中有水池，池中养鱼的记载。

还用鱼东汉时期的地主庄园里也常建有专门的养鱼池，进行人工喂养。捕涝使用的鱼具主要有网、瞥、鱼叉、鱼钩等。《淮南子•说林训》中将捕鱼的技巧概括为:“钓者静之，与罒瓜瓜死者扣舟，网者动之，罩者抑之，罣者举之，为之异，得鱼一也。”这里以静、动、抑、举表达了几种渔具的操作方法。这些捕获方法在汉画像中都能清楚的展现出来。《后汉书•刘般传》载:“民资渔采，以助口实”，特别是连江襟海地区捕捞经济尤为突出。

除了上述主要的肉食品种，汉人还有食动物下水的习惯。居延汉简中频见食用动物内脏的简文，包括肝、胃、肾、肠等。如《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简286•19B记录的下水包括头、颈、心、肝、肺、迹、舌、胃、界等。居延汉简破成子51235载有肝、胃、肾、肠的分配的簿籍。

二 肉食烹饪技术方面

从上述饮食结构可以看出，秦汉的饮食水平较之前代确有极大的提高。相对来说，汉代一般农民食素比较多，肉类种类却相对较少；与此相反，贵族们不仅“食必粱肉”，并且吃肉很有讲究。据文献记载和出土实物证明，汉代饮食烹调技艺也已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而如脍、炙、脯等食法却都是贵族们常用的食肉方法。

脍，即生肉片，《汉书•东方朔传》:“生肉为脍。”是用精选出的鲜嫩的肉切成，《说文解字》云：“细切肉也”。如《释名•释饮食》曰:“细切肉令散，分其赤、白异切之，己乃会和之。” 汉人讲究吃生肉片，具体吃法是把切好的肉片肥瘦分开，沽上调料生吃。据说孔子食脍很为讲究，《论语•乡党》里记载他“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脍不厌细”就是肉片切得越薄越好。《酉阳杂姐》记一位叫段硕常的人做脍技艺很高，切成的肉片薄得“轻可吹起”。鱼肉也可切成片生吃，古谓之“鱼脍”，现在叫“生鱼片”。一般人认为“生鱼片”是日本特有的菜肴，其实这在中国“古已有之”。早在先秦时代，人们就有吃生鱼片的习惯，如《诗经•小雅•六月》就有“饮御诸友，热鳖脍鲤”的记载，“脍鲤”即用鲤鱼做成的生鱼片；《仪礼》、《礼记》所列的士大夫宴会的菜谱中也有“鱼脍”一肴。到了汉代仍是如此，如汉乐府诗《羽林郎》中也有“就我求珍肴，金盘脍鲤鱼”的诗句。《淮南子•散不足》载：“燔炙满案，臑鳖脍鲤”。扬州地处江淮之间，东临沧海，是有名的水乡泽国，水产十分丰富，喜食鱼脍是当时人的一种爱好。1939年在扬州胡场七号汉代木棒墓中出土了三条完整的鱼骨。可见汉人生前喜食鱼脍，死后亦念念不忘。

脍品是生肉，选择不好吃下去难免闹肚子，《后汉书•华佗传》记载汉广陵太守陈登“食脍致疾”，请华佗治病的故事。汉广陵太守陈登:“忽患胸中烦淤，胸中有虫……虫头赤而动。半身犹是生鱼威。”食脍至疾，可见陈登嗜鱼脍之甚。

炙，从火从肉，从字形看即可知是指烤肉。以火烤肉起源很早，据古书记载，原始社会“隧人氏”发明“钻隧取火，以化腥躁”《韩非子•五蠢》，结束了“茹毛饮血”的落后生活方式。不过当时只是化生食为熟食。“炙”是由此发展而来的。现存的汉代朱鳍墓室画像:一个人立火炉旁，一手拿着穿有肉串的钎子，一手拿着长方形扇子煽火，然后用炭火来烤，与现代的羊肉串儿做法近似。可见烤肉串儿也是由来已久，不过在当时可能只有周文王、朱鳍这样的王公贵族才享用得起。《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中描写关羽，“刮骨疗毒”，不畏疼痛。时关羽适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流离，盈于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割炙引酒”，即一边用刀割食大块的烤肉，一边喝酒。《齐民要术》所记南北朝时的名肴“炙豚”、“炙鹅鸭”，也都是整烤割食的炙品。

脍、炙泛指美食佳肴，所以《孟子•尽心》篇公孙丑问孟子“脍炙与羊枣孰美”孟子断然回答:“脍炙哉!”后人比喻诗文优秀，令人品味无穷，也用“脍炙人口”这一成语。

修、脯，都是咸干肉，《说文解字》:“脯，干肉也”“修，脯也。”所不同的，修是加姜、桂、椒、盐等调料制成的腊肉条，脯是咸肉干，正如《周礼•天官•膳夫》贾公彦疏所说:“加姜、桂锻治者谓之惰;不加姜、桂，以盐干之者谓之脯。《韵会》也解释说:“薄析曰脯，捶之而施姜、椒曰锻修。”做法是将肉切成薄片然后涂盐晒干的方法。修、脯也是宴会上常用的肉食，《礼记•内则》列有牛修、鹿脯、采脯等。修指腊肉，十条为一束，《论语•述而》记孔子教学生，收“束修”作为学费。因此，后世人往往用 “束修”一语代教师酬金。

脯的制作方法十分普及，用脯制作的肉类品种也颇多。洛阳汉墓 出土的陶敦上有“鸡脯”的题记。居延汉简有 “遗脯一”“野羊脯”以及“买牛肉百斤治脯”的简文。

此外，还有其他的食肉方法，如煎、蒸、等，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三 肉食的相关特点

1．汉代是以农业种植为主，肉食在饮食牛活中的比重自然要比粮食小得多，但随着家庭畜牧业的发展，食肉量较之前代有所增加。西汉中期桓宽在《盐铁论•盐不足》中对西汉初期家畜情况作一对照：古者庶人粝食藜藿，非乡饮酒、膢腊、祭祀无酒肉。故诸侯无故不杀牛羊，大夫无故不杀犬豕。今闾巷县佰，阡伯屠沽，无故烹杀，相聚野外，负粟而往，挈肉而归。中者“屠羊杀狗”，贫者也有“鸡系五芳”。汉初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至武帝初年，家畜饲养业有了显著的进步，也提供了较多的肉食，也有富人“椎牛击鼓”，中等人家“屠杀羊、狗”，平民百姓“鸡永五劳”的记录。

但随着武帝时期连年对外用兵，社会经济遭到破坏以及统治者对农民兼并的加重，这种普通农民家能吃上肉的生活就逐渐消失了，到东汉时期，肉的比重已经是很低了。《后汉书•周燮》载，东汉人闵仲叔“含菽饮水，老病家贫，不能得肉，日买猪肝一片，”。古谣谚“知肉食美，则对屠门而大嚼”和望都东汉墓出土的工匠戏书“酒肉日有师不爰手”都表明了普通百姓对肉食渴望而不可得的情形。

2．汉画像石墓和壁画中的厄厨图像所反映的内容看，汉代人们的饮食结构十分丰富。最突出的是肉食类，而屠宰场面又占厄厨的首位。其中家畜有椎牛、杀猪、宰羊、屠狗；家食有杀鸡、宰鸭、割鹅；还有下水及血也是人们食之佳肴。《方言》谓北燕方言：“披牛羊之五脏，谓之膊”《合校》1738“肉十斤直卅”大致每斤3钱，而在《合校》2583里，胃八斤廿四钱，肾、肠、肝各为十钱、廿七钱，可见下水并不比猪肉便宜，只是汉代人口味的偏好而已，而这种食下水的习惯在汉代也是较为普遍的。

佛跳墙

据说，唐朝的高僧玄荃，在往福建少林寺途中，传经路过“闽都”福州，夜宿旅店，正好隔墙贵官家以“满坛香”宴奉宾客，高僧嗅之垂涎三尺，顿弃佛门多年修行，跳墙而入一享“满坛香”。“佛跳墙”即因此而得名。

涮羊肉

涮羊肉可是冬季里最爽的美食，传说是元世祖忽必烈在一次战斗前，军情急迫，没有时间彻底把羊肉煮熟，厨师将羊肉切薄，用沸水稍煮即熟，味道鲜美。忽必烈龙颜大悦，从此就流传下来了。

烤鸭

说到吃，不能不提的那必须有烤鸭，这可是帝都的美食代表，没有之一。烤鸭历史悠久，起源嘛，要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当时《食珍录》中已记有炙鸭。朱元璋建都南京后，明宫御厨便取用南京肥厚多肉的湖鸭制作菜肴。为了增加鸭菜的风味，厨师采用炭火烘烤，成菜后鸭子吃口酥香，肥而不腻，受到人们称赞，即被宫廷取名为“烤鸭”。

烤肉

吃烧烤的心情，中国人，不分地域，都是共通的。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站在摊前，看着肉在炭火上从灰白变得金黄，在油脂鼓过几次泡泡最终给肉蒙上一层油酥后，肉变成了好看的深金棕色。每一次肉的翻面，烟味会更香，结合着炭火里滴了油的滋滋声；都是一次对你味蕾和神经的挑战。从考古的角度来看，烧烤是在秦汉时候流行起来的。《西京杂记》里就曾记载刘邦特别喜欢烧烤鹿肝和牛肚，作为下酒菜；上林方炉也是西汉皇家“御用烤炉”，基本外形设计和工作原理已与现在的烤串炉子没多大区别。

叫花鸡

叫花鸡相传是很久以前的一个叫花子，在常熟的一个村庄乞讨偶然得到了一只鸡，然而并没有炊具和作料，于是他思来想去就随便将鸡的内脏挖去，然后直接就涂上黄泥、柴草，最后直接扔进火中烧烤，从此就有了我们现在吃到的这种美味了。

女儿红

女儿红是糯米酒的一种，主要产于中国浙江绍兴一带。早在宋代，绍兴就是有名的酒产地，绍兴人家里生了女儿，等到孩子满月时，就会选酒数坛，泥封坛口，埋于地下或藏于地窖内，待到女儿出嫁时取出招待亲朋客人，由此得名“女儿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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