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文典籍载体中,有哪些是藏文化特有的,其存在反映了藏文化的哪些特点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7浏览:1收藏

藏文典籍载体中,有哪些是藏文化特有的,其存在反映了藏文化的哪些特点,第1张

藏文化丰富多彩,为大家列举一二。

1阳光:因为离天空最近,西藏是最受阳光眷顾的地方,全年日照时间长达3000小时以上。

2笑容:藏族人的笑容会让所有摄影师兴奋,并拍下个人摄影生涯最棒的照片。这样的笑可以用金子来形容。

3布达拉官:没去过西藏的人也早在无数影像和文字中熟悉了它,不过真正见到时感受完全不同。

4大昭寺:据说能在大昭寺的殿顶悠闲地待上大半天,才称得上是真正的背包客。

5转经轮:藏族人用转经轮来代替念经,除了寺庙里的大经轮,最常见的就是手摇小经轮,游客最爱买的礼物之一。

6长明灯:在西藏,有寺庙就有长明灯。信徒们表达敬意的方式之一就是给每一盏长明灯添酥油,边添边诵经,默默祈祷。

7八廓街:拉萨最古老的街道,著名的汇聚各地朝拜者的转经道,拉萨的地标之一。

8磕长头:口诵六字真言、三步一拜、每拜必五体投地的伏身叩拜者在西藏随处可见。他们的虔诚让人感受到了信仰的力量。

9六字真言:藏传佛教著名的“嗡、嘛、呢、叭、咪、吽”六字真言,就是如来佛把孙猴子压在五行山下那六个字,韩红在歌里也反复哼唱过

10密宗:密宗又称藏密,因其神秘性而多附会,武侠小说就最爱用密宗双修法来说事。

11雅鲁藏布江:西藏第一大河,藏人的母亲河,正如郑钧所唱,雅鲁藏布江有着把心洗清的能量。

12神山圣湖:朝拜神山圣湖是藏族人的人生目标之一。神山圣湖中最神圣、最受尊崇的是冈仁波齐和玛旁雍错。

13冈仁波齐:在印度教、藏传佛教、西藏原生宗教苯教看来,世界的中心就是这座在藏语中意为“神灵之山”的山峰。

14转山/转湖:朝圣者最常采用的方式,很多藏族人一生中总要有几次转山/转湖的经历。

15唐卡:唐卡即藏语卷轴画之意,唐卡是供奉的圣物,绘制完工后要经由开光、加持,使之具有灵气,才算完成。

16哈达:尽管蒙古族也献哈达,但远远没有藏族人用得那么普遍。藏人出门总要随身带上几条以备不时之需。

17藏民族:传说神猴与罗刹魔女结合而繁衍出藏族先民。远古的传说竟与猿变人的进化论不谋而合,不能不说是奇迹。

18藏语:除了扎西德勒和金珠玛米,“锵”(青稞酒)恐怕就是内地人最熟悉的藏语单词了。

19藏医:神奇之处甚多,比如对胚胎学的认识甚至早于西医,至今没有合理的解释,难道真是神示的结果

20藏香:是西藏宗教生活不可缺少的必备品;藏区之外,它成为情调的发散装置和保健用品。

1、历史悠久

据考古发现,早在4000多年前,藏族的祖先就在雅鲁藏布江流域生息繁衍了。

2、地域性和多样性

藏区以地域主要分为卫藏、康区、安多、阿里四地,各自的文化呈现不同的特色。以地理环境而言高地、平地、山谷、林区等所处的地域文化有所不同。以劳动产业不同而言牧区、农区、农牧结合以及少数的渔业区的文化不同。

3、完整性

藏族文化主要以藏族聚居的地域文化为主,解放前藏区处于几乎封闭的环境,保持着较完整的原始状态,保留着的文化较完整。

4、宗教性

藏区的文化几乎全部都跟宗教有关联或受宗教的影响,藏传佛教是佛教与藏区土生土长宗教“苯教”结合而成,因此它的宗教有一定的独特性。

藏族的史前文化特点

一、史前藏文化的本土特质

1、石器——狩猎文化和游牧文化的象征。

2、半地穴、圜地式房屋——藏族碉房建筑的源头。

3、石棺葬——远古藏族先民本土的丧葬习俗及宗教情怀。

4、大石遗迹——原始风俗及宗教现象的文化遗存。

5、岩画——远古藏族先民生活及精神的写照。

二、史前藏文化呈现出的多元性特点

三、史前藏文化是人类古文明的象征

1、从地理环境的角度分析,可以说明远古时代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具备了猿和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在藏族口承文学中,大量的藏族神话、民间故事和传说等,记录了史前藏族人民的思想意识、信仰观念、行为方式,以及社会和文化结构的初始形态。

因此,考察史前藏文化的文明史,不仅可通过考古,也可通过对藏族民间文学作品的分析,从而总结出史前青藏高原历史文化的形态,说明在史前的生态环境和文化背景下,本土族人的物质、精神、制度三方面的传承和变迁的起始过程。

2、藏族文明史有5千年以上的历程。具有5千年历史的卡若文明、曲贡文明、象雄文明,以及雅隆部落文明正是以游牧、畜牧兼农业经济为主的,以既本土又多元的文化特性构筑了藏族5千年的文明史。

史前藏文化不仅具有悠久古老的历史,而且有着丰富多彩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是人类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居住在青藏高原的藏族人民,在远古、在史前一直不断地创造着藏文化的远古文明,构筑了藏文化史前的本土性、多元性和变迁性。

西藏人民出版社、西藏古籍出版社、西藏自治区藏文编译局。

根据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驻西安办事处官网相关资料显示:西藏1950后的出版社如下:

1西藏人民出版社,成立于1980年7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自治区的地方政府出版社。

2西藏古籍出版社,成立于1989年,以整理、出版西藏自治区以及西北各省区藏族的古籍文献为已任。

3西藏自治区藏文编译局,编译局以编译藏文教材为主。

出版社是一种组织机构,主要是指采集、整理、编辑、印刷多种出版物的机构。

这个链接里具体列出了2932种古籍:

http://cachebaiducom/cm=9d78d513d9d431a44f99e7697d67c010194381132ba1d70208d2843898732f40506793ac57290775d4d20c1616dc3e4beb802103361454c78cb9885dadca866f6fd6286e365ac45613a004b28e0360d620e70bb8f35ff0ba8767ceeac5d3a8050fd7194032caedce00505c9025b50953e1a69b4a1f5d11bae93467fb5b752d9b264bb040f8f7321951dca7&p=9b759a479f871bb943be9b7d0b42&user=bai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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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去百度搜索“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然后在第一个搜索结果那点“HTML版”查看。

进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2392种古籍中,计有汉文古籍2282部,包括简帛117种、敦煌文书72件、古籍2020部、碑帖73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110部,包括焉耆-龟兹文、于阗文、藏文、回鹘文、西夏文、白文、蒙古文、察合台文、彝文、满文、东巴文、傣文、水文、古壮字等14种文字。

谢谢

用藏文写成的古代文献浩如烟海。公元13世纪元世祖忽必烈下令在国中推行一套新创成的“蒙古新字”,或者叫“八思巴蒙文”,就是在藏文字母影响下产生的。

藏文典籍的印刷首先要按传统方法刻板。刻板是用细密坚硬的上等桦木制作的,刻板制成后,灵巧的工匠便在上面雕刻文字和图案,雕刻的文字图案,点画清晰,刀深光洁,功力深厚,堪称藏族文化一绝。经板的制作工序是十分繁杂的,主要 经过三道工序:一是把秋天刚落叶的红桦木伐来劈成一块块的板块,用桦木屑烧火熏干,然后放在羊粪中沤一冬天,取出洗净,经水煮后,捞出烘干刨平,制成毛板。二是在加工好的板子上一刀一刀,一个字一个字一丝不苟的雕刻。为了提高雕刻质量,主管规定工匠们每人每天只准刻一寸板面。当一个板面刻完后,必须进行严格校对,如发现雕错,要及时进行修补。三是把雕刻好的经板在煮化的酥油中浸泡一天,取出晾干后,用“苏巴”草根熬成的水洗刷干净再晾干,此时,雕板加工才始告完毕。 印刷书籍的纸张是特制的,是用一种藏语叫“阿补扎补” 的草根皮制成的,其特点是纸质韧性强,有毒性,虫不蛀、鼠不咬,久藏不坏。书籍的印刷也是非常讲究的,重要经典一律用朱砂印刷,一般的书籍也要用白桦墨印刷。木刻印版的板有一手柄,两面均雕刻有十分工整的藏文正楷字体。这些板子,久藏不朽,久印不损,光洁耀目。印版的规格均根据佛教刻经量度而确定,长印版每块长110多厘米,宽70多厘米,厚约3厘米;中等印版每块长60厘米,宽10厘米,厚约3厘米;短印版每块长40多厘米,宽10厘米,厚约3厘米。尤其是雕刻卷首佛像和佛画时,必须严格遵循《丹珠尔工巧明》的准则。藏文书籍根据自身的特点,运用卷本和梵夹本的形式,均采取横书右行,书面成长方条状,横行字数多竖距较大,清朗舒目,便于翻页和诵读。十九世纪前的藏文书籍,一般均采用黑墨印刷,并没有彩色插图等文样之类的装饰,个别也使用朱砂印刷。其中,贵重的经典、卷首页各以花纹和佛像装饰,并配以插图,然后用金银、玛瑙等各种宝石研成色汁印刷。书籍上下夹以木板,夹板均为红漆描金,制作精细,有的夹板还镌刻有佛像、火焰宝和吉祥八宝等彩色图案。在雕刻中莲花运用最为广泛,佛教把莲花视为纯洁、高尚的象征,并有吉祥、神圣之寓意。此外,有些贵重的佛教经典用深黄的锦丝锻包裹数层,上下夹以檀香木板,然后用细牛皮条或丝带捆扎,当作神品供奉。在携带经典书籍时,普遍取势胸前,托抱或肩托手扶以示恭敬。

圣大解脱经简介此经为佛临涅盘时,转大法轮,与三万六千菩萨亲口宣讲,凡受持者无不解脱轮回之苦,是经广大无边、无不摄受、大圣如来、哀从定起,悲彼长迷众生,开示三宝之真依处,佛经云:是大方广经典、十方佛之所修行……诸佛之母、诸佛之王、妙义之威、菩萨之道……尊贵莫札法王.宁玛玛巴噶陀黄金法座,久修是经四十多年日日持诵无间,十分相应。深圳的 邱 居士,在家中供奉此《圣大解脱经》是南京印的兰皮本的,有天她打开此书,从书页中掉出一枚白色舍利子,另一位同修也看到,她们不敢确认,就请莫札法王同鉴定。莫札法王看后很高兴,说是真正舍利子。 2006 年 2 月 27 日莫札法王在香港传法讲解《圣大解脱经》时,又重新提到此事,并说可见此经功德无量,后来我们问 邱 居士,她说后来,供经的佛台上又出现了一枚红色的舍利子。后来莫札仁波切又写了转经轮功德的文章,并请了很多转经轮带回寺里和给居士。我们也因此而很受鼓舞。下面是此汉文本寻找,发掘的略记《大通方广忏悔灭罪庄严成佛经》——藏传佛教《圣大解脱经》汉文本寻找、发掘和整理略记《圣大解脱经》的汉文本是今年二月在本人的至尊恩师雍和宫的拉西仁勤喇嘛启发和指导下开始寻找的。这部经文是藏传佛教三大解脱经之一,在蒙藏地区持诵得十分普遍,并且有为亡故的眷属持续念诵此经四十九天的习俗。为激励弟子们的善法意乐,上师多次强调这部经文对当今众生成佛和忏悔业障十分重要,具有很大加持力,并答应尽快按藏传佛教仪轨给弟子们传这部经。几年前,赛仓活佛也曾敦促北京居士寻觅过此经的汉文本,虽然没有找到,但从《藏汉大辞典》中查知《圣大解脱经》有对应的汉文本,经名为《佛说大方广解脱忏悔梵行净罪成佛庄严经》。这个线索非常重要,依据这个经名提供的关键词,终于在北京法源寺中国佛学院图书馆首先查到了一部线装手抄本的经文(藏书编号 No2871 ),它的经名为《大通方广忏悔灭罪庄严成佛经》,与《藏汉大辞典》中的经名极为类似,经上师核查,它的内容完全符合藏文《圣大解脱经》的内容,因此可以断定,它就是《圣大解脱经》的汉文本。这部手抄本实际是一部与藏文《圣大解脱经》对照的校译本,校译者姓氏不详,从纸张和字迹上推断,成文至少已五六十年。在佛学院性慈法师的指导下,最终在《大正藏》中找到了《大通方广忏悔灭罪庄严成佛经》——也就是手抄本的出处。

《大通方广忏悔灭罪庄严成佛经》,又名《大通方广经》,分上中下三卷。近代日本学者才在编纂《大正藏》时,分别从四处(日本松本文三郎氏藏敦煌本、大谷大学藏敦煌本、知恩院藏写本以及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本 S1847 )搜集到了经文的绝大部分内容,这些内容主要来源于敦煌藏本,经整理校勘后,连缀成文,收录在《大正藏》第八十五卷(倒数第二卷),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周叔迦居士的《法苑丛谈》一书曾援引《广弘明集》上的记载:此经在梁朝前后,是与《金光明忏》并列的、非常盛行的忏法之一,当时还有依此经制定的《大通方广忏》,然而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不幸佚失。在《大正藏》中收录的此经,没有译经的朝代和译师的姓氏,只是中卷的结尾有如下一段文字:“开皇十年(公元 590 年,随炀帝时。校勘者注。)十一月二十日清信女董仙妃积和南十方一切三宝今仅亡夫曾雅造此经一部流通供养愿亡夫泳(疑为沐)此善因游魂净土面诸佛永虽(疑为离)三途长超八难耳听法音心悟智忍普共六道同向菩提”。这段了记录向我们披露这部敦煌藏经底本的造经原因及年代,真可谓年代久远。如果没有二十世纪初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这部经文不知还要隐没到何时。由于收录的经文原件年代久远的缘故,文中有许多缺字的地方,急待校勘。因为《大正藏》收录的这部经文是目前已知的唯一的汉文版本,所以,校勘者工作只能借助于藏文的《圣大解脱经》,因此,在这方面,这部手抄本的校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是他们首先发现并确立了《圣大解脱经》,与《大通方广经》之间的联系,为校勘《大通方广经》找到了依据。然而,手抄本虽然通过藏文《圣大解脱经》补译了一些缺字之处,但是中卷卷首仍缺三千五百多字没有补译。由于当时精通汉藏经文的善知识们的利他工作都十分繁忙,很难抽出时间在近期完成这项补译工作,因此让《圣大解脱经》汉文本——佚失千年之久的《大通方广忏悔灭罪庄严成佛经》尽快面见世人,将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在焦急踌躇之中,本人偶然于北京法源寺房山石经编委会,在法映法师的帮助下查找到了《大通方广经》的拓本(编号 8 洞 0682 )。不可思议的是拓本的内容仅为中卷卷首的前三页,多余更无,除二十多字因石碑年久风化无法辩认外,其余恰好将《大正藏》中所缺的三千多字基本补齐,就好像为了这一天这部分经文专门等候在那里似的。这个进展不仅使全文的补译总工作量减少至八十余字,而且保持了原译风貌,令人惊喜异常。

房山石经洞历史上曾多次打开,最近的一次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比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晚五十多年。从事几十年房山石经整理工作的法映法师十分高兴,对此项工作的意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据老法师讲,在房山石经拓本中,这是一部《无头经》,很特殊,仅有中卷前三面碑文,更奇怪的是中卷的起始并没有承接上卷的结束,而是衔接在《阿弥陀经》之后,多年来并没注意到这么一小部分片断竟恰好是《大正藏》中一部年代久远的经文所缺的部分。这一切确实应验了当年高僧大德和帝王们不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和漫长的时间营建藏经洞的初衷,那就是当世上经文不存在的时候,藏经洞中还有。古代先贤大德们不可思议的宏深愿力和殊胜功德所辐谢出的光芒,超越了时空以及一切的障碍,至今依然泽被着我们后人……。从房山石经中寻找到的这部分经文的内容主要包括为命终之人三称三宝名字超拔超度的方便、一相三宝的开示以及针对菩萨的大量的教诚—菩萨大慈大悲之喻、菩萨所应受持的十善法和十法、於恶世中行菩萨道的殊胜、对菩萨的勉励和菩萨成就菩提所应修行的四法。这些内容对恶世末法众生意义极其重要。获此进展后,本人随即向另一位至尊恩师胡继欧居士请求帮助补译此经,胡老师虽已年近八十,仍然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请求,与藏文本对照通校了全部的《大通方广经》。前后历时三个多月,共校译十三次。当时正值北京酷暑,其间胡老师带病仍坚持校译工作,使人深受教育。《大通方广经》终於以最快的速度、完整地与世人见面了。这部经文的缘起本身就极具殊胜加持力,感人泪下。它是我们的本师释迦世尊去娑罗树涅盘途中宣讲的经文。释迦世尊临欲涅盘的时候,心中仍充满了对我们罪苦众生的极大悲悯,再赐净除罪障的方便,教令称念十方三世佛和菩萨名号以及十二部经名。另外,本经内容十分丰富:不仅宣讲了忏悔净罪的殊胜法门,包括参加修持的人数、天数和占梦的验相等,还宣讲了三乘是一乘、别相三宝、一相三宝、超拔众生的方便、无上空义、成就菩萨道的方便、佛的本生的故事、对虚空藏菩萨的授记等等。

经中讲,此经比佛更难值遇。我们的本师释迦佛曾经历劫修行,供养无数诸佛,但仅仅得闻一次此经的名字,并未亲眼得见此经。而后又经多劫修行,终於定光佛时得闻得见此经,并得授记。经中还讲,得见此经的人,就等於见到了本师释迦佛,并且会得到释迦佛的授记,若人受持此经,就能除灭一切烦恼重罪,饶益一切众生,功德无量,十方佛土,随意往生……这部历史上曾仅存名字的经典,一百年前终於振落掉了敦煌藏经洞千年的尘封,它先辗转飘零於异国他乡,而后又在它的故土上与房山石经洞的藏经完整地会聚一处,最终在大悲上师三宝的覆护之下,汉地众生从藏传佛教系统又重新接续上了《大通方广忏悔灭罪庄严成佛经》殊胜的无间断的传承加持,使《大通方广忏悔庄严成佛经》的法门得到了再次的弘扬,无量的众生将因此而证得解脱……。每当想起所有的这一切,心中就涌起了对大悲上师三宝无限的感恩与思念……在寻找、发掘和整理这部经文过程中,始终穿着本人至尊恩师拉西仁勤师父的耐心细致的指教和关怀,使得一个个的困难终得以克服。另外,在整理和助印方面,很多善信居士们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最热情的支持,感人至深。此次校勘还仅是一个初级性的工作。在校勘过程中,本人遵从上师的要求,作了一些文字整理工作,由於水平和时间有限,可能会有许多讹误疏漏之处,敬请批评赐教,祈请上师三宝容恕。虽愿承办尽赤诚,然由恶业过失多,今对师佛善信前,至心忏悔祈加持。佛说真实解脱经,师赐不共解脱径,虔诚精进求解脱,解脱一切父母众。二○○○年九月 承办者谨识上师题拔(噶陀莫札仁波切)本大解脱经,昔无藏文,遂由汉文七百零二偈,二卷一百一十二偈译藏传入,石经存于南京,古本存于峨眉山万年寺(译音)如经中所云:“复次善见王,于我灭度后,若能有一人,须臾读是经,敬重佛法僧,孝顺供养师,如是诸人等,亦为报佛恩”若能如是受持读诵,不堕三恶道,是佛所说,决定无有疑。——噶陀莫札祖古 书上师题拔(噶陀格泽仁波切 )

敬礼文殊师利往昔人寿百岁时,断证二德究竟二智智慧胜者自性之本师释迦能王,于南瞻部洲中央摩竭陀国附近之王舍城,与八万大比丘及三万六千菩萨僧,在二月十五日临涅盘时,转大法轮,加持大地圆满具足后,亲口宣说此无垢教言,凡有受持者,能解脱轮回痛苦,于极乐清净刹土中获稣息,故依本经旨趣,当如获如意至宝。今由意乐清净佛徒,台湾译师法护伉俪编辑法施,深以随喜,由衷至谢!——噶陀格泽祖古林滇局美滇巴坚参 书上师题拔(锡饮毗庐仁波切)文佛能仁释迦尊 亲口宣说诸法教 无量加持威神力浊世易修具大利 圣大解脱大乘经 汉地早已译此经唯因时恶遂不现 今有弟子贤伉俪 信法意乐善心起重将汉文方广经 集补全令无阙 编辑印行广流通一切法施威神力 普愿众生全世界 现世消除瘟疫疾战乱饥馑一切断 具足幸福灭罪障 心想事成增财富究竟三身佛果位 真实不虚必得证 是故每日或每月若能持诵一遍数 前说功德利不欺 祈请信解最重要——锡钦毗庐遮那化身名衔者后记本经是少数经由汉文泽成藏文的经典,藏译大藏经中经题全称是《圣大解脱方广忏悔灭罪成佛庄严大乘经》,藏僧简称为《圣大解脱经》,汉地原经名《大通方广忏悔灭罪庄严成佛经》或略称《大通方广经》、《方广灭罪成佛经》。本书尊重,难以信称,如师子吼菩萨在经中云:“是方广经典。诸佛之母。菩萨大道。学者眼目。摄诸邪见。救护失心。闭三恶道。开无上菩提门。”其余世间功德,更何用说,蒙诸佛菩萨亲口授记、龙天立誓拥护,故此经灵验神异,多有验效,尤其忏悔灭罪之德,不可思议,藏传各派僧侣莫不持诵赞欢,尤其久缠病榻、痼疾不痊、辗转呼吸间,具回生度死之劫,堪能续命,病即得痊,否则速脱病痛销蚀,并有度亡来罪超生、消灾解厄之效;经中载有忏悔、持诵经咒之法,传入西藏后颇受重视,如米局多杰深本上师、噶举派的恰美仁波切,亦曾造一短忏法。据《广弘明集》卷二十八载,早在南北朝间,陈文帝( 560 年)便御制《大通方广忏悔文》;隋文帝开皇十年( 590 )信士为先亡造经流通回向,甚至东邻日皇弘仁十四年( 1483 )亦召空海、勤操、长惠等僧入清凉殿,修此大通方广经,足见过去信仰之风。

由于该经无译师名号,为失译,隋费长房之《历代三宝纪》中在本经下标“世注为疑”四字,至后唐代道宣撰《大唐内典录》便载为伪经,武后时期明全撰《武周刊定众经目录》亦列为伪经,之后汉传大藏经中竟至失传千年,连同日本在内,仅在 1754 年日僧永超撰《东域传灯目录》中见本经及经疏一卷之名,内容不详,日本续藏经中只存藏上卷、知恩院藏下卷, 1924 年至 1934 年间日本编辑大正大藏经,适逢敦煌石室宝藏在 1900 年重见天日,藏有《大通方广经》,经取松本文三郎、大谷大学、大英博物馆三处所藏敦煌残卷,及知恩院藏下卷写本,合缀全卷,收入大正藏,列于古逸疑似部,唯属残卷,各卷中有脱漏字句,中卷前分亦佚,近年内地整理房山石经,知有石刻,待出刊本所缺,法宝灵文,龙天拥护,信其壁,仅有即数字尘灭难辩,缺漏,能有如此内容,实已难能可贵。有鉴于汉地传统对经文文字的尊重,字字句句,重若须弥,故对于缺漏字,吾人极用前述西藏大藏甘殊尔所录藏经(台北版西藏经 Vo114,No264 )对勘文义补全,其余文句,无论字词是否疑误及音译义译顺达与否,均不异动,只在该字旁另标别字。就文化层面而言,能将古籍残本,对勘补人行世,自然有其非凡的意义,然就宗教而言,过去隋唐业林道场常用经忏悔仪轨,能重新完璧,就利生而言,更为殊胜。本经广称礼敬诸佛菩萨名号,除具世间经忏中,消灾解厄、忏悔灭罪、去病超生众功德外,其内义讲述三乘一乘究竟理趣,义同法华;直述空义,非常非断、无生无灭、毕竟常住,义同般若;广述菩萨行趣,即与大乘诸经究竟义趣同一密意,兼善深观、广行二门,内容之完称及深入宝非南北朝间即能伪造,吾人宁信众生福薄,难承深法,遂令宝法沉隐。值遇本经,是属希有难得,佛在经中直言“善男子,若八万劫以为一日,以是三十日为一月,十二月为一岁,以此岁数过百千亿劫,得值一佛,复过是数,得值一佛,此经难值,复过于是。”周叔迦先生的《法苑谈业》中曾引古籍:“梁代有《大通方广忏》又名《大通方广忏悔灭罪庄严成佛经》,其源始于荆襄,本以疠疫,祈诚悔过,感得平复。”今日世间,灾过频起,天灾早涝地动,人过刀兵战争,瘟疫病苦,正合本经应世之要缘,遂衔师命,整理流通,愿普消诸难,皆得安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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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大解脱经简介

圣大解脱经简介

此经为佛临涅盘时,转大法轮,与三万六千菩萨亲口宣讲,凡受持者无不解脱轮回之苦,是经广大无边、无不摄受、大圣如来、哀从定起,悲彼长迷众生,开示三宝之真依处,佛经云:是大方广经典、十方佛之所修行……诸佛之母、诸佛之王、妙义之威、菩萨之道……尊贵莫札法王.宁玛玛巴噶陀黄金法座,久修是经四十多年日日持诵无间,十分相应。

深圳的 邱 居士,在家中供奉此《圣大解脱经》是南京印的兰皮本的,有天她打开此书,从书页中掉出一枚白色舍利子,另一位同修也看到,她们不敢确认,就请莫札法王同鉴定。莫札法王看后很高兴,说是真正舍利子。 2006 年 2 月 27 日莫札法王在香港传法讲解《圣大解脱经》时,又重新提到此事,并说可见此经功德无量,后来我们问 邱 居士,她说后来,供经的佛台上又出现了一枚红色的舍利子。

于道泉(1901—1992),藏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字伯源,山东省临淄县人。

1920年入齐鲁大学,主攻数学、社会学和欧美史。后到国立北平大学,任梵文教授钢和泰男爵的课堂翻译,并从其学习梵文、藏文、蒙文。

人物简介

于道泉(1901~1992421)字伯源,临淄区齐都镇葛家庄人,是著名教育家于明信先生的长子。藏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

从小受其父的熏陶和影响,养成了凛然正气和笃学的精神,季羡林曾评论他:“是一个有天才的人,学富五车,满腹经纶,淡泊名利”;据《民族学院院报·语言奇才于道泉》说他:“掌握了十三种语言,有藏、蒙、满、英、法、德、日、俄、西班牙、土耳其、世界语等”。

1920年入齐鲁大学,主攻数学、社会学和欧美史。后到国立北平大学,任梵文教授钢和泰男爵的课堂翻译,并从其学习梵文、藏文、蒙文。1927年入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年赴法国巴黎大学现代东方语言学院学习土耳其语、藏文文法、蒙文文法和民俗学。

1938年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讲授汉语、藏语和蒙语。将100 多首藏族民歌译成德文。1949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文学院藏文教授,后随专业一起并入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从事藏学人才的培养。著有《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

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用藏文以外的文字介绍藏族文学的专著,受到当时国际藏学界的广泛关注。1951年,他根据拉萨话的语音系统,设计了一套藏语拉丁化拼音方案,效果很好。1953年开始主持编纂藏汉对照的拉萨口语词典,1983年出版。

70年代以后,工作重点转向对号码代字和号码代音字的研究。他设计了藏文数码代字,这种字在文献、资料检索以及通讯和计算机输入等方面有许多便利之处,而且它不仅可用于藏语、藏文,还可以用于其他的语言文字。

作为我国藏学事业的奠基人,它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藏学,有力地推动了藏学事业的健康发展,培养了一代藏学人才,为藏学事业的进一步深入开展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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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于老先生在劫难逃, 他成为第一批住进“牛棚”的“座上客”,白天先生在一座楼前浇灌花木,晚上到“牛棚”受训。记得一次对他的批判会,全系教师及部分学生共200多人。主持会议的党总支副书记先作了简短发言,要全系师生批判相信有灵魂的迷信思想,帮助于道泉先生。

发言者一个接一个踊跃举手,慷慨陈词,有的声色俱厉,有的甚为惋惜其落后,有的十分鄙夷其陈腐,有的引经据典指陈其谬误,总之五花八门,不一而足,闹腾了3个小时。而我们的于老先生却端坐在一根柱子后面,一手抚摸下巴,一手一根一根地拔自己的络腮胡子,全神贯注,神情肃穆,已进入了沉思状态。

主持人叫道:“于先生!于先生!”他完全没听见。主持人急了,提高八度厉声喝叫:“于道泉!”他这才惊醒,茫然地问:“什么事?”主持人说:“刚才大家帮助你3个钟头了,你也表个态,说几句嘛!”

于老先生颇感惊讶:“什么?帮助我?3个钟头了?对不起,我一句也没听见!”引得哄堂大笑!这是真话,他的确没听别人在说什么。老先生早已置身事外,进入自己的冥想王国。他在琢磨“一对多”的翻译机械化问题。

-于道泉

《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2392部,2008年3月1日公布;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的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2392部)名录和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51个)名单,现予公布。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拥有卷帙浩繁的文献典籍。这些文献典籍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人类文明的瑰宝,保护和利用好珍贵文献典籍,对于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指导方针,以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公布为契机,加强科学规划,加大工作力度,切实做好珍贵古籍的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工作,使中华民族珍贵的文献典籍永泽后世。 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51个) 国家图书馆 首都图书馆 天津图书馆 山西省图书馆 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 辽宁省图书馆 辽宁省大连图书馆 黑龙江省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 南京图书馆 江苏省苏州图书馆 江苏省常熟图书馆 浙江图书馆 安徽省图书馆 福建省图书馆 山东省图书馆 湖北省武汉图书馆 湖南图书馆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重庆图书馆 云南省图书馆 山东省青岛市图书馆 河南省图书馆 湖北省图书馆 贵州省图书馆 陕西省图书馆 甘肃省图书馆 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 贵州省荔波县档案馆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图书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 南京博物院 上海博物馆 山西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 河南大学图书馆 河南大学图书馆 苏州大学图书馆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南京大学图书馆 复旦大学图书馆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清华大学图书馆 北京大学图书馆         《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1516部,2013年3月8日公布。

国务院正式公布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上海图书馆藏北宋拓本《三藏圣教序》、徐州市图书馆藏南宋刻本《四书章句集注》、青岛市博物馆藏清蒲松龄《鹤轩笔札》稿本等1516部古籍入选该名录,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浙江省西泠印社、西藏自治区布达拉宫等16家单位成为第四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收录汉文古籍1218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286部,其他文字古籍9部,3种甲骨文。这是甲骨文首次进入《名录》。《名录》收录宋元拓本71种,明清稿本76部、抄本177部;收录舆图43种,其中,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西汉地图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纸质地图,也是世界上最早用于书写的纸张实物,还是西汉初即已发明造纸术的有力证明;收录的民族文字古籍,涵盖藏文、回鹘文、西夏文、蒙古文、察合台文、彝文、满文、东巴文、傣文、水文、古壮字、布依文等12种民族文字。

其中,西藏博物馆藏元刻本《释量论》,是继元刻《因明正解藏论》之后发现的第二部元刻本藏文古籍。这两部元刻本的发现,推翻了元代无刊印藏文文献和明代以前无藏文印刷实物的旧说。

在此次公布的16家“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中,中国嵩山少林寺、西藏博物馆、西藏自治区布达拉宫、西藏自治区罗布林卡、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等5家为宗教、少数民族单位。

截至目前,共有11375部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166家单位成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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