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分哪些种类
雕版印刷的出现
书册制度
宋刻本(包括辽金刻本)宋浙本
宋建本
宋蜀本
辽本和金平水本
元刻本元浙本
元建本
明刻本明前期即从洪武到弘治的刻本
明中期即从正德到隆庆的刻本
明后期即从万历到崇祯的刻本
清刻本(以及清以后的民国刻本)清前期即从顺治到雍正的刻本
清中期即从乾隆到咸丰的刻本
清后期到民国即从同治到宣统民国的刻本
活字本
套印本
插图本
抄本
稿本
批校本
影印本雕版印刷的出现
书册制度
宋刻本(包括辽金刻本) 宋浙本
宋建本
宋蜀本
辽本和金平水本
元刻本 元浙本
元建本
明刻本 明前期即从洪武到弘治的刻本
明中期即从正德到隆庆的刻本
明后期即从万历到崇祯的刻本
清刻本(以及清以后的民国刻本) 清前期即从顺治到雍正的刻本
清中期即从乾隆到咸丰的刻本
清后期到民国即从同治到宣统民国的刻本
活字本
套印本
插图本抄本稿本批校本影印本展开 我国古代的图书,主要是以写本和印本两种形式流传后世的。由于写刻的时代不一,地区有异,写刻者不同,以及抄写方式和刻写方式的差别等原因,古代图书就有了各种各样的版本。我们通常把研究这些版本的学问叫古籍版本学。
编辑本段雕版印刷的出现
印刷术是我国发明的,开如发明的是雕版印刷,这应是家喻户晓的事情。所谓雕版,是指用木板雕刻。木板选料有讲究,质地太松不适宜,所以一般用梨木和枣木,前人把刻印书叫做“付之枣梨”, 印书一般都用黑墨,但第一遍印时为了便于三校,有时也用蓝色或红色印,清代以到民国时刻书则多用红印,也有用蓝印,当然也可以不用红蓝试印直接用黑墨印。 雕版印刷发明的时代,明清以来有种种讲法。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隋文帝开皇时说和唐太宗贞观时说。雕版印刷进入五代,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即不再停留于刻民间需要的日用印刷品以及一些字书、宗教读物,而转入刻印正统的书籍。重点是刻经,这不仅因为在封建社会中经是最主要的、为人所必读的书籍,而且和唐以来推地科举制有很大关系。
编辑本段书册制度
是指书籍的形式,再具体点可以说是单指书籍的外形,而不包括书籍的内容,也不包括书籍的材料,以及抄写、刊刻或其他印刷的方法。 “旋风叶”是从卷子演变成册叶的第一步,或者可以说是从卷子到册叶的过渡形式。翻到哪里就可翻到哪里,查找起来极其方便,即使从头到尾翻一遍也极其迅速,迅速得像旋风一样,于是给它起了个“旋风叶”的名称。旋风叶进一步演变就成了“蝴蝶装”。到蝴蝶装书已不用长条木板印刷而改用长方块木板印刷,成为若干单页装订起来的书籍。
纸面上印版所占的地方,叫“版面”。版面以外空白的余纸,上边叫“天头”,下边叫“地脚”,左右都叫“边”。版面的四周叫“版框”,拼成版框的粗线叫“边栏”,也叫“栏线”,。上方叫“上栏”,下方叫“下栏”,左右叫“左右栏”。边栏只有一条线的叫“单边”或“单栏”,在粗线内侧现加一条细线叫“双边”或“双栏”。有“四周单边”、“左右双边”、“四周双边”三种形式,而绝无作上下双边而左右单边的。版面用直线划分成若干“行“。版面中间一行,不刻正文(当然也不刻小注),叫“版心”,也可叫“中缝”。版心往往用花纹或横线分划成三段,花纹按其形状叫“鱼尾”。只有上面一个鱼尾,下面用横线的叫“单鱼尾”,上下都有的叫“双鱼尾”。 蝴蝶装有个缺点,即由于书页的后半页的背面和第二页前半页的背面不相连,读下去必须连翻两页,平时打开书来,也往往遇上空白的背面,不方便。于是,有人把书页的反面对后面折起来(像后来的线装书那样),让书页的两个外边粘在书背上,就成为“包背装”,也叫“里背装”。 现在的线装,是明代中期出现的。其所以出现,当是由于包背装在书背处易于破损,破损了光靠两三个纸捻不能把书脑部分压平伏,书的右上右下两角卷起来很不美观。于是在包背装的基础上加以改良,即在打孔订好纸捻后,不再用整张书衣而改用两张半页大小的书衣,分置书前书后,然后在书脑处再打孔穿线订成,所以叫线装。线装是有一定规格的,一般只打四个孔,叫“四针眼装”,厚一点的书有时在上下角各多打一个孔,叫“六针眼装”。书衣在明代多用蓝色(也称磁青色)和棕色(也称古色、古铜色),清代则棕色多一点,个别也用混金的,但清末民国时又喜用蓝色。绝大多数用纸裱两至三层,也有用绫或绢裱制的。在前后书衣和正文之间至少订进一张空白纸,有时可多至两三张,叫“护页”或“副页”,也有人称之为“看页”。 明清时喜欢给线装书做“书套”,雅一点也称之为“函”。用硬纸做亲里,外面裱糊蓝布,里面裱糊白纸,把书四边包起,用两个牙签插紧,只空出书头和书根,讲究的则不用蓝布而用锦,有时还把书头和书根也包起来,叫“四合套”。四合套中讲究的更把书头、书根的两块接边处挖成云纹镶嵌,叫“云字套”。但这些书套因为用桨糊裱 ,易被鼠咬,日子外了又易散坏,因此好多人喜欢用所谓“夹板”。这是用两块和书册一样大小的木板,上下两头各穿上一根布带子,把书册夹住扎牢。木板要结实,多用梓木、楠木、花梨木、枣木、樟木之类。此外,还有些文物性的善本书除了用书套或夹板外还常做精致的木匣子或小木箱子装起来,匣里或社会公德同上刻上书名、版本、册数以及收藏者姓名字号。
编辑本段宋刻本(包括辽金刻本)
宋浙本
北宋继承五代的传统,以官刻为主,官刻中又以国子监词条一即监本为主。 南宋泊本中的官刻本仍以国子监粞为主。当时礴京国子监的书版都被金人弄走了,为了满足读书的需要,新京城颐安府即杭州的国子监覆刻了北宋监本的经注和单疏,现存的《周易正义》、《春秋公羊传疏》、《尔雅疏》就都是南宋初年的监本,不过有的版片已经后来修补过。
宋建本
北宋时福建地区刊刻的书,现在留下来的只有两部佛教的《大藏经》,一部是北宋元丰三年在今福州开刻的《万寿藏》,一部是政和二年在同地开刻到南宋乾道八年才完成的《毗卢藏》。 古藉版本学上所说的宋建本,主要是指建宁府建阳县的坊刻本。因为建宁府在宋代属于福建路,而福建地区古称为闽,所以也有人称之为闽本。北宋时的建阳坊刻本没有能流传下来,传世的都是南宋时所刻,其为数不多,几不亚于浙本官刻而大大超过杭州的陈、尹诸家坊刻。
宋蜀本
唐五代以来,今四川成都成为与杭州东西对峙的全国雕版印刷中心。北宋开宝四年中央政府专门派人到成都开刻了我国最早的一部印本佛教《大藏经》,也称《开宝藏》,是卷子本,字体颇有唐写卷子本的味道,多少夹杂点北魏字体的成分,现在还保存有一些零卷。早期的蜀本已经看不到了,保存下来的最早也只是北宋末南宋初的刻本,此外都是南宋本。
辽本和金平水本
辽的刻书技术应是从宋传过去的。刻书中心大概不会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的辽的政治中心上京,辽的南京即今北京,倒有成为刻书中心的可能,但也无明文可稽。刻本则长期以来从未有人见过。今天见到的辽刻本,是在山西应县发现的。应县有个佛宫寺,寺里有座辽清宁二年建筑的木结构的释加塔,1974年在塔第四层主像释加牟尼腹中找出六十一件辽刻本。 金初兴时虽然以武力称雄,但也颇重视文化。现存的金平水本为数极少,只有《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壬辰重改正吕太尉经进荘子全解》、《刘知远诸宫调》、《南帝内经素问》、《重编添补分门事苑撮要》、《萧间老人明秀集注》、《新修■音引证群籍玉篇》等几种,基本上都是坊刻。
编辑本段元刻本
元浙本
国子监这个名称当然取消了,但原先南宋的国子监并没有拆毁,而改成了西湖书院,元黄溍《西湖书院义田记》说:“西湖书院,宝宋之太学,规制尤甚,书所刻经史群书,有专宫以掌之,号书库官,宋亡学废,而板库具在。”据考证,其中绝大多数是南宋国子监遗留下来的,也有个别是元代浙江地区刊刻的元浙本。这些地区的家刻本,也和南宋一样还不如官刻之多。现存较有名的有在今浙江淳安的邵桂子编刻《邵氏世谱》,在今江苏松江的业曾南阜书堂刊刻《东坡乐府》,在今江西南丰的西思敬刊刻《元丰类稿》,在今江西南丰王常刊刻《王荆文公诗笔注》。
元建本
元建本上多有牌记,或曰某某书堂,或曰某某书舍,或曰某某精舍,或曰某某书院,一概都是书铺的牌号,和政府设立的书院是两回事。和南宋时一样,在元代官方有时也把书交给建阳书坊刊刻。
编辑本段明刻本
明前期即从洪武到弘治的刻本
明前期的刻本,基本上延续了元刻本的风格。除了北方的临汾人明后不再成为别具格局的刻书中心,不再有明平水本之称外,大体分成一大一小两个系统。即建阳的坊刻建本继续局守一隅成其小系统,此外全国各地几悉继承元浙本系统成为大系统。此大系统的主要特点即和元浙本同样使用赵体字,而且不论官刻、家刻、坊刻在字体以至版式上几无甚出入,仅管刻手有精粗之别。这种所谓明初本以官刻为多。官刻中包括内府本,国子监本,其他中央机构的刻本,地方官刊的所谓书帕本,以为介于官刻和家刻之间的潘府本。明前期家刻本传世的似不如官刻之多。明前期坊刻本除建本外也不算多。
明中期即从正德到隆庆的刻本
明刻本到这个时期起了一次大变化。变化的最显著之点,即字体由前此的赵体突然改换成整齐的欧体,而版式也由前此的大黑口变成了白口。这个变化始于正德,剧于嘉靖,下及隆庆,其中尤以嘉靖时所刻的数量既多,质量又高,成为明刻本以至我国版本史上的一大特色。“嘉靖本”也随之成为了版本目录上的专用词语。 大概由于这种刻书风格新鲜受欢迎,很快传播到外地,不仅影响到外地的家刻,还影响到官刻、藩府刻、坊刻。这种标准嘉靖本的风格,到隆庆时才逐渐起了变化,向后期的万历本过渡。
明后期即从万历到崇祯的刻本
从万历开始,明刻本又出现不同于标准嘉靖本的新风格。其主要特点仍在字体和版式,尤以字体的转变更为显著,即由原先虽见方板整齐但仍出于南宋浙本欧体的标准嘉靖本字体,转变成为更加方板整齐、横平竖直,而且横细竖粗、完全脱离欧字的新字体。这种新字体世称“方体字”,但也有人称之为“宋体字”。从现有资料来看,开始用这种方体字刻书是在安徽的徽州。明以来徽州人多外出经商,人称“徽商”。徽商们常到南京、扬州、杭州等地活动或定居,往往会把徽州的刻工带过去,同时徽州刻书又常请苏州的文人主持校勘,因此江浙的刻书风气很快受其影响,随之这种方体字刻本普及到全国很多地区。 万历时还出现了一种所谓“写刻本”。所谓“写刻本”,而是由于嘉靖、万历时刻书字体日益整齐规范,最终产生了完全脱离普通书写字体而专用来刻书的方体字,这时再重新用普通书写字体来刻书,就被称之为“写刻”,称其本为“写刻本”。万历时出现的写刻本仍用赵体字,但讲究的已不像所谓明初本的赵体那样笔道丰利刚健,而转趋流利生动。 天启、崇祯两朝的刻本通称为明末刻本。明末刻本中除保持了万历时的方体字和少数写刻者外,在杭州的坊刻中又使用了一种新的方体字。它不像万历时始创的方体字那么方,那么横细竖精,而变为字体稍长、笔画较瘦的方体字,可称之为长方体字,看上去颇有清朗醒目之感。
编辑本段清刻本(以及清以后的民国刻本)
清前期即从顺治到雍正的刻本
清代前期,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刻本,多数继承了明代后期的传统刻方体字本,其中以万历传下来的方体字为主,也有用天启时创制的长方体字和汲古开创制的扁方体字。这时期的方体字本有粗有精。长方体字的本子比方体字本刻得少。清前期这种方体字本以及写刻本的纸张,一般用厚一点的毛边纸或薄一点的毛太纸,而以毛太为多,早一点的也使用明末刻本常用的质地更差的竹纸,另有用一种白色的纸叫连史纸,这些都比较常见。 清代坊刻的章回小说一般也通用方体字,但多数比明后期的建本小说还要拙劣。清代前期刻本中比上述几种方体字本更具特色的是写刻本。顺治时清世祖还宠用宦官,设立十三衙门,汉经厂等依然存在,内府刻书当仍由宦官掌管。世祖死,宦官即被整肃,其首脑吴良辅处斩,十三衙门撤销,其后修书刻书当转归文职职人员办理。所以清代皇家刻书笼统地自可称为内府本,而习惯上将康熙及其后的专称“武英殿本”,还常简称为“殿本”,而顺治时刊刻的仍称之为内府本。
清中期即从乾隆到咸丰的刻本
清武英殿刻书在乾隆整六十年间可说进入了全盛时期。所刻书据统计多至三百零八种,到嘉庆时的二十九部、道光时十二部、咸丰时二部就明显地在走下坡路。进入后期同治一部、光绪二十二部、宣统二部然后清朝的统治结束。
在乾嘉学派的推动下,又一次出现了刊刻古书的高潮。这次高潮和明嘉靖时出现的不完全一样,嘉靖时刻古书重在作诗文,乾嘉时则重在讲学问,所刻古书的特点一是注重校勘,多数要写出校语,叫校勘记或考异。再是不惜工本地刻仿宋本,版式行款一依旧本不让变动。这时期不论仿宋本、写刻本、方体字本一般都有内封面,多数是正面题书名卷数,背面题刊刻者或年月,不像明万历以来坊刻本的内封面具有广告性质。
清后期到民国即从同治到宣统民国的刻本
就刻书事业来看,乾嘉的全盛时期过去之后,到这时却颇有点复苏的气象。其标志则是在好些省会正式办起了公家的刻书机构,叫书局,刻印了大量价廉而质量也不坏的书籍。前此地方官刻书全凭官们个人的喜好或需要,不曾设立过专职的刻书机构,所以这时书局的设立可说是我国出版史上一件大事。以致到民国时好多公私出版机构还承用了书局这个名称,即至今日仍有中华书局之称。 按设置地点来讲,在南京的有金陵书局,人民国幷入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即今南京图书馆,有江楚书局(人民国并入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在扬州的有淮南书局(人民国并入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在苏州的有江苏书局(人民国并入江苏省立第二图书馆),在杭州的有浙江书局(人民国改为浙江省立图书馆附设印行所),在南昌的江西书局,在武昌的崇文书局(人民国改湖北官书处),在长沙的有传忠书局、思贤书局,在成都的有存古书局,在济南的有皇华书局(后改山东书局),在太原的有浚文书局(后改山西书局),在福州的有福州书局,在广州的有广雅书局(人民国改为广雅版片印行所),在昆明的有云南书局,在贵阳的有贵州书局。这些书局刊刻的书,人们通称之为“局版”、“局本”。
编辑本段活字本
不用整片的木板来刻书,而改刻单个可刷印的反体字,不要印书不须雕版用这些单个字拼排就能印,印毕拆散这些单个字又可用来印别的书,灵活而不像雕版印刷那么固定死。所以当年沈括把这种用单个字拼排的书版叫“活板”,后来就称这些拼版用的单个字叫“活字”,印成的书叫“活字本”,以便和整片雕版的刻本相区别。
编辑本段套印本
不论刻本或活字本,一般都用一种颜色来刷印,其中最常用的自然是黑色,试印本或其他特殊情况有用蓝色或红色的。套印本则印一部书一页书用两种颜色,即除黑色外还用红色,而且是把这印黑色的文字和印红色的文字分别刻成两副版片,先在纸上刷印黑色的,再把红色的套上去刷印,刷印成既有黑色即墨色、又有红色即朱色的本子,人们称之为“朱墨套印本”,更常省称之为“套印本”。
编辑本段插图本
在书上配刻了图书的
,通称为“插图本”,也可称“带图本”,再由此派生的以图书为主体的书则通称为“书谱”。这些都是我国雕版印刷中固有的东西。
编辑本段抄本
抄本,过去多写作“钞本”,如今则习惯作“抄本”。这里讲的抄本是指刻本出现后派生的抄本,即绝大多数是从当时已难得的旧刻本抄录及展转抄录的本子。
编辑本段稿本
“稿本”,广义的是凡撰写的文章著作没有付印的都应叫稿本,付印了那原稿也仍是稿本。但古籍版本里的稿本,只是指总论第一章古籍范围之内的书籍的稿本。此外的近现代人著作的稿本如是名字且有价值者自宜珍藏,但不在这古籍的稿本之列。
稿本又应分为三类,即“原稿”、“清稿”和“写样待刻稿”。原稿:是作者的手稿,一般是亲笔。清稿:原稿往往要经作者涂改,涂改得多了,就由作者自己或请别人重抄一遍,叫清稿。写样待刻稿:著作要刊刻时,如第三章所说要在印好的方格纸上用刻书的字体、刻书的要求把全书腾写一遍,叫做“写样”。
编辑本段批校本
“批校本”,是一个笼统的广义词,它包括了“批本”、“校本”、以及既校又指的“批校本”。批本:是在刻本或抄本上施加批评圈点。校本:是在刻本或抄本上用其他刻本抄本或其他古籍来校出异文,改正文字。批校本:这是狭义的批校本,即指既校又加圈点评语的本子。
这三种之外,还有一种叫“过录本“的,是借到了一部名人或有价值的批本、校本或批校本,自然另找一部相同的刻本把这种批校原样过录在上面。
编辑本段影印本
这里所说的是影印本,是狭义的专指我国古籍的影印本,是把古籍的刻本以及前面讲过的活字本、套印本、插图本、抄本、稿本、批校本等摄影后制版印刷,
印成基本上保留原书面貌的本子。这种摄影和制版的技术,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在这以前要新本子保留原书面貌,只能用前面讲过的仿刻、覆刻等办法,但即使最精细的覆刻,也不如这种影印的新技术之能不走样。因为这种新技术引进后,很快地“洋为中用”用在影印古籍上面,从清后期开始,到民国时已基本上取代了前此仿刻、覆刻而成为古籍出版的一种重要方式。 我国用来影印古籍的技术,大体有石印、珂罗版印、金属版印、照相胶版印几种。
按活字性质分为:泥活字本、铜活字本、木活字本、铅活字本、铁活字本、瓷活字本等。
印刷术是我国发明的,开如发明的是雕版印刷,这应是家喻户晓的事情。所谓雕版,是指用木板雕刻。木板选料有讲究,质地太松不适宜,所以一般用梨木和枣木,前人把刻印书叫做“付之枣梨”,印书一般都用黑墨,但第一遍印时为了便于三校,有时也用蓝色或红色印,清代以到民国时刻书则多用红印,也有用蓝印,当然也可以不用红蓝试印直接用黑墨印。雕版印刷发明的时代,明清以来有种种讲法。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隋文帝开皇时说和唐太宗贞观时说。雕版印刷进入五代,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即不再停留于刻民间需要的日用印刷品以及一些字书、宗教读物,而转入刻印正统的书籍。重点是刻经,这不仅因为在封建社会中经是最主要的、为人所必读的书籍,而且和唐以来推地科举制有很大关系。 编辑本段书册制度 是指书籍的形式,再具体点可以说是单指书籍的外形,而不包括书籍的内容,也不包括书籍的材料,以及抄写、刊刻或其他印刷的方法。“旋风叶”是从卷子演变成册叶的第一步,或者可以说是从卷子到册叶的过渡形式。翻到哪里就可翻到哪里,查找起来极其方便,即使从头到尾翻一遍也极其迅速,迅速得像旋风一样,于是给它起了个“旋风叶”的名称。旋风叶进一步演变就成了“蝴蝶装”。到蝴蝶装书已不用长条木板印刷而改用长方块木板印刷,成为若干单页装订起来的书籍。 纸面上印版所占的地方,叫“版面”。版面以外空白的余纸,上边叫“天头”,下边叫“地脚”,左右都叫“边”。版面的四周叫“版框”,拼成版框的粗线叫“边栏”,也叫“栏线”,。上方叫“上栏”,下方叫“下栏”,左右叫“左右栏”。边栏只有一条线的叫“单边”或“单栏”,在粗线内侧现加一条细线叫“双边”或“双栏”。有“四周单边”、“左右双边”、“四周双边”三种形式,而绝无作上下双边而左右单边的。版面用直线划分成若干“行“。版面中间一行,不刻正文(当然也不刻小注),叫“版心”,也可叫“中缝”。版心往往用花纹或横线分划成三段,花纹按其形状叫“鱼尾”。只有上面一个鱼尾,下面用横线的叫“单鱼尾”,上下都有的叫“双鱼尾”。
鉴定古籍版本对收藏者的意义重大,版本学是从书籍的字体、纸张、版式、刀法、墨色、刻印、题跋、批稿、印章等方面来研究图书版本的,在鉴定一部比较完整的古籍(即全文、序跋、版式、刻工姓名等都具备)的情况下,所审阅、考察和判断的古籍版本不仅是文献,也是文物。鉴定版本是一项实践性、经验性较强的技术工作,其实质就是要熟悉旧书,熟悉版本,从而能举一反三。学习版本鉴定方法最好是多看、多比较、多实践,俗语说“百闻不如一见”,纸上谈兵是永远行不通的。还要懂一些金石学、印章、目录学的知识,笔者对古籍版本研究已有10多年了,收藏各种宋、元、明、清、民国版本达500多册。
在长期实践中,笔者逐步掌握了鉴定古籍版本的一般规律,形成一套鉴定的程式,每当鉴定一种版本,我首先要揭开卷首看一看,从字体、版式、纸张的特点来判断一下,是何朝何时所刻,也可以从书名、编著者、校订人的姓名来作参考,心中有了底,再考证真伪,详看序跋、目录、卷末、书尾,查找有无牌记、封面、刊工姓名等。我的鉴定经验是:
字体鉴定。不同年代、不同地区刻本字体都有不同,如北宋早期多用欧体,瘦劲清秀,丰厚淳朴。南宋刻字多用柳体,工整有力。金代多用柳体。元代初期似宋,后仿赵孟兆页体,流利活泼,柔软圆润,官家刻本不惜重金,故字体工整漂亮,而书坊以刻书营利为目的,贪多求快,字体多恶劣粗俗。明刻本保留元末遗风,自嘉靖年起变化成一种横平竖直、横细竖粗、直挺整齐严谨的长方形字体,清刻本多为仿宋体,尤显柔美、秀丽,令人耳目一新,但以后字体变得呆板,字行密集如涂鸦一片,很不雅观。
版式。北宋早期多白口,后期左右栏,版心为刻工姓名和字数,南宋四周双栏,元代也是如此,只是鱼尾多,行间更窄,书口更阔,明初刻本多承元刻版式,内府刻本字大行疏,独具一格。正德以后仿宋版格式,并且出现毛氏汲古阁刻本的名家雕刻版本,清武英殿刻本最好辨认。
印纸。书坊刻本大多用价格低廉的劣质纸印书,官家刻本纸张要好一些,宫廷刻本印纸更好,要分清竹纸、棉纸、麻纸、皮纸的不同,宋刻本主要用麻纸和竹纸,白棉纸印本是嘉靖刻本的特点,万历多用竹纸、黄棉纸,清代刻本印纸繁多。
墨色、刀法。宋代刻印书籍,用墨比较讲究,墨色浓厚似漆,字黑纸白,十分显眼,宋版刻工刀法较精细认真,笔划不苟。元版墨色较混,刀法生硬而无力,明代一些仿宋刻本,形似原版,细加比较,差强人意。
装帧。宋代书籍主要是蝴蝶装,少有施用装,南宋出现色背装,流行于明嘉靖、隆庆时,至万历开始广泛用线装形式。
序跋、版记、避讳字。看序跋作者查年代,看版记知坊刻本、官刻本、私刻本,各个朝代的皇帝姓名都有避讳。
题跋。藏书印章,题跋内容较广,清代很多藏书家,精于版本鉴定,经验丰富,见多识广,他们的题跋多有百年之论,可供后人参考,藏书印章是藏书家钤印在藏本上表示所有权和鉴定意见的信物,以及藏书印章。
行款字数。伪本的鉴定,如宋嘉定刻本为半页7行,行15字,小字双行,宋代黄善夫刻本为半页10行,行18字,注文双字,行24字,四周双边,左有耳,耳记篇名。
综上所述,古版本的鉴定较为复杂,以上只是笔者收藏古籍版本的一些初浅体会,供藏友参考
1.伪改书名、著者以充罕见之书
过去的藏书家选择善本书时,罕见之书是一条重要的标准。书贾利用藏书家以稀为贵、奇货可居的心理就剜改书名、著者,伪造罕见的书。如杜氏《通典》二百卷,明嘉靖十七年王德溢、吴鹏有刻本。因为唐杜佑撰的《通典》流传较广,倘若以原书真实面貌出现,对藏书家不会有多大吸引力。书贾就将书名剜改为《国史通典》,同时剜去题下杜佑的名衔,加印“南宋礼部尚书锡山郡宝国贤撰”字样,序文也作删改,还在书名和著者剜改的地方钤了“南京翰林院印”和季振宜的藏书印,以掩饰剜改的痕迹,经过这样的剜改,就成了罕见的奇书乐。元刻明修本《晋书》,书贾动手剜改了书名,称为《两晋人物传》,并伪题“无锡王达撰”。这样一改,使人感觉书名既冷,著者亦奇,比大家熟知的二十四史之一的《晋书》更容易吸引某些藏书家的注意,大可收到射利的目的。明徐弘祖《徐霞客游记》是地理方面的名著,书贾为了制造罕见书的假象,把书名改为《游名山记》。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很需要引起警惕,切不可一见假造书名、著作不见各家著录便认为奇货可居,故应谨防受骗上当。
2.增删刻书牌记
古书中的牌记是考证一书的出版人、出版地和出版年代的重要依据。有这块牌子无这块牌子,书的版本价值是很不一样的。书贾抓住这一点,怎么对他有利,他就怎么干。北京图书馆藏有一部王国维亲笔题跋的明嘉靖刻本《孔子家语》,刻印精良,书品极好。但书贾硬在书前加了一页刻书牌记,右上角竖行题称“陈眉公先生重订”,中间竖行大字题名《孔子家语》,左下角署“古关杨敬泉梓”。陈眉公即陈继儒,明万历时人。本来是嘉靖时刻的书,却安上了一块万历时的刻书牌记,目的在于借重陈眉公的大名以抬高本书的学术价值,并想利用这块牌子来说明此书版本的完整性和确切性。二者合一,此书便可以身份大增,书贾从中获利。清初刻本《诗人玉屑》,书前原有“处顺堂藏板”的刻书牌记,且有“重刊元本”字样。由于书机时作伪,撤去了这块刻书牌记,竟骗过了墨海楼蔡氏。蔡氏以元刻本收进,察觉上了当,却又反手卖给了别人。这种增换刻书牌记的情况,往往在明清之际所刻的从书中和翻刻本中时常发生。尤其是翻刻本貌似原刻本,作伪方法简单,只需抽去牌记,略加伪饰即成。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牌记虽是鉴定版本的重要依据,但不能轻信,应该多方考证,审慎鉴定。
3.剜改序跋。
剜改序跋中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或撤换序跋冒充古刻旧刻而从中获利,在古书版本造伪中亦属司空见惯的现象。尤其是在配合其他作伪手段时,挖改序跋中紧要之处,更是屡见不鲜。如时彭大翼辑的《山堂肆考》二百二十八卷,明万历二十三年刻本。书贾将书名控改为《书言故事》,同时将题下彭大翼纂著的“纂著”两字剜下,偷梁换柱贴在书贾加印的“锡山陈幼学”名字下面,投藏书家所好。为了证明这部书确系无锡陈幼学纂著,书贾还对《山堂肆考》原书序文进行剜改,在凌儒的序中就有两处被挖改:一是交序文第六页后半页害虫去后,杜撰墨"无锡陈夫子好古士也"二是第七页文字也作了篡改:“集而成编,总之二面四十卷,名曰《书言故事》”,与剜改书名著者相呼应。因此,凡古书中无序有跋,或序跋与的内容自相矛盾时,切不可轻信其中所题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而应当多方考证后,再做决断。
4.染纸造蛀以充古刻旧刊。
明高濂在《遵生八笺》中曾对染纸和伪造蠹鱼虫蛀痕以作伪有精细的描写和精彩的议论:近日作假宋版书者,神妙莫测。将新刻摹宋版书,特抄微黄厚实竹纸,或用川中茧纸,或用糊褙方帘绵纸,或用孩儿白虎纸,简卷用棰细细敲过,名之曰刮,又墨浸去臭味印成。破碎重补。或改刻开卷一二序文年号,或贴过今人注刻名氏留空,另刻小印,将宋人姓氏扣真两头角处。或用沙面磨去一角,或作一二缺痕,以灯火燎去纸毛,仍用草烟薰黄,俨然古人伤残旧迹。或置蛀米柜中,令虫蚀作透漏蛀孔。或以铁线烧红,锤书本子,委曲成眼,一二转折,种种与新不同。用红色装衬绫锦套壳,入手重实,光赋可观,初非今书仿佛,以惑售者。或札伙囤,令人先声指为故家某姓所遗。百计数人,莫可窥测,收藏家当具真眼辨证。
以上说明,染纸以充旧刻,这种作伪手法早在明代就已经有人采用。同时明代还有书坊染仿旧纸,然后印行古书的,关于这一点,商濂还没有谈到。而近代书贾则是利用清时的影寮刻本进行染色,以充旧刻。
5.版本杂拼。
用几种不同版本杂拼成一部书,是书贾出售残本的一种作伪手段。一般以一种较好的残本作为基础,残缺卷用其他版本或其他书拼配,再进行加工,掩饰杂拼的痕迹,以完整的原刻本的面貌出现。有一部《史记》,一百三十卷,明嘉靖四年汪谅刻本。残存一百十卷,其中卷缺四十八对五十五、八十二至八十七、一百十二至一百十七。书贾为了将这部《史记》配成足本,从明喜靖四至六年王延哲刻本凑齐二十卷配予汪谅刻本。这样就成了一部完整的汪谅刻本的《史记》。为将这部明嘉四年汪谅根据宋绍兴刻本翻刻的书充宋本,书贾剜去目录后“明嘉靖四年乙酉,金合汪谅氏刊行”两行刻书年款,同时剜去题下校题者姓氏,把纸染成暗**,给人以古得古色的感觉。还在序和目录前后伪钤敢“季振宜印”、“钱谦益印”、“牧斋藏书”等名家藏书印。因王延哲刻本也是翻宋刻本,书贾同时染了纸,初看似宋椠,如果不找书影对比,很容易上当。无锡市图书馆藏的《唐诗品汇拾遗》十卷,书贾竟用了三种明刻本拼凑而成。卷一至卷五是半页十一行,行二十字,白口,单鱼尾,卷端题《唐诗品汇拾遗》;卷六、卷七、卷十是半页十行,每行二十字,白口,双鱼尾,卷端、书口均题《唐诗拾遗》;卷八、卷九则是明俞宪辑的《删正唐诗拾遗》的残卷,但版刻年代、版刻者不同,而后一种是另一著作辑本,书贾硬把这三种书凑合在一起,在书前加了一篇明成化十二年陈炜撰的字,就把这部残本伪造成明成化间刻的《唐诗品汇拾遗》了。
6.割改目录、卷数。
目录是全书的纲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古书的章节体例,可以借以了解古书由于刊刻者、刊刻时间不同,目录卷数会产生差异。书贾常常利用这个特点,删割目录,剜改卷数,以残本充全书。书贾除剜瞩目录、纂改卷次外,还有伪加目录一法。此法常见于丛书零种扫作伪;即将几种丛书零种合在一起,加上一个目录,另成一书。如元陶宗仪编的《说郛》,清顺治三年两浙督学周南刻本,存五面六十种。书贾将这些书合起来伪题书名《儒林学海》,明无锡万镗辑,还在书前杜撰了和篇尤镗自序。尽管存书多达五面多种,书贾还是不厌其烦地伪加了目录,同时还钤了清名家阮元的藏书印“文选楼”,将若干丛书零种改头换面,冒充一部完整的稀见丛书。
古籍版本决定了古籍价值,同一本书,刻的年代和刻的人不同,其价值也不同。我们常常会好奇,同是《史记》,有的价值上万,有的就值几百。其实这和我们现代的出版物是一个道理,好的出版社出的书,价格自然高,因为人家纸质好,印刷好。古籍也同理。宫里的版本通常在质量上要比民间的坊刻本好很多,因为人家财大气粗。民间的不同刊刻人和作坊(相当于现在的出版机构)之间也有差别,所以版本很重要。
工具/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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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步骤
1.从版刻的风格特点初步鉴定版本
书籍的刊刻风格依托于当时的文化政治背景,刊刻的风格有着非常强烈的时代气息,所以,掌握一个时期刻书的风格特点,对于版刻时地的考定和版本学的研究大有裨益。如宋代刻书从版式上讲,前期多白口四周单边,后期则出现细黑口,版心有鱼尾,版心常镌有本版的字数、书名的简称、卷次、叶码、刻工姓名等,早期刻本卷端多小题在上、大题在下。官刻书多在卷末刻有校勘人衔名,私刻本则卷末多有题记或牌记。宋代四川、两浙、建阳、江西等四大刻书地,在用纸、字体上也各自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特征。四川崇颜体、浙江崇欧体、建阳崇柳体、江西兼而有之。而从现存古籍看,用纸方面建阳多竹纸,其他地区则多为皮纸。
2.根据原书序跋鉴定版本
依据原书的序跋断定版刻年代是常用而且比较可靠的方法,序跋书写的年份、序跋中记载的有关刻书人、时、地的情况,均可作为断定版刻年代的参考。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判定版本必须结合版刻特点等其他因素,避免重刻而保留旧序旧跋的误导,造成判断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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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书牌、木记鉴定版本
古人刻书特别是坊肆刻书,常常在书前内封面镌雕牌记,与现在出版物的版权页有相近之处,注明了书名、著者、批点评论者、刊版年月、雕版的斋室堂名等。这种牌记如果不是后人故意作伪,应该是鉴定版本最直接的根据。如,国家图书馆藏《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原来根据版刻风格等诸因素,断定为宋本。20世纪70年代,山东朱檀墓出土一部此书,与国家图书馆藏本比对,应为同版,而此书有牌记称“武夷詹光祖至元丁亥重刊于月崖书堂”,有明确的刊刻时间,足以帮助我们断定此书并非宋刻,而是元刻,纠正了前人编目的错误。但也经常会有后人因书版易主更改牌记或书商故意剜改旧牌记以冒充早期刻本的情况,也还有牌记写为“╳╳╳藏版”,应区分刻版处和藏版处的不同。
特点:
1、纸色苍润,质地坚良,洁白厚实。笺则古香古色,柔韧而极薄,防霉防蛀。
2、墨色香淡,纸上墨色青纯,笺上墨色光泽如漆,虽水润而绝无漂迹。
3、字势生动,字画刻写古雅苍劲,宋刻字体有肥瘦两种。
4、早期宋版大多为白口,墨栏单边,其后双边渐多,分四周双边和左右双边。版心上记载字数、书名、卷第、刊工姓名,书名通常在鱼尾下。行宽字疏,行格多用乌丝栏,行字不等。
5、书中文字大多避皇帝讳,尤其是内府和官府。
本文2023-08-07 09:04:40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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