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敦煌学大辞典》

国内外第一次以工具书形式反映敦煌学研究成就的大型专科辞典，中国20余所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老中青三代专家学者100余人参与编写，共收词900余条，总字数约200万字，插图700余幅，对敦煌学所涉及的众多学科，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2、《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带走的敦煌遗书数量没有斯坦因多，但他进洞数周，“翻阅了每一张纸片”，所得7000余件皆为精华，文本、考古价值最高。去年，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终于“回家”，5300余件以数字资源登陆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距离1908年它们被带出敦煌，正好110年。

3、《敦煌变文选注》

敦煌汉文卷子中，许多人们前所未闻的变文、曲子词、白话诗等，使研究者大开眼界，改变了对中国文学史的认识。其中尤以变文最先引起中外研究者的广泛注意。郑振铎说过：在敦煌所发现的许多重要的中国文书里，最重要的要算“变文”了。

在它没被发现前，我们简直不知道“平话”怎么会突然在宋代产生？“诸宫调”的来历是怎样的重要问题，这些都一度成为疑案而难有确定的答案。

4、《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成名作，以社会学的观点，根据汉籍、印度经文、敦煌和其他西域文书，分析了从南北朝到五代期间的中国寺院经济。

比如，唐代实行度牒制度，持有祠部所颁发的度牒的道士方为正名，享有免除差徭、赋税、兵役的特权，而且籍隶宗正寺，享受皇室宗亲的待遇。所以，出家当道士在唐代很时髦，这也导致了国家为维持官方教团而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

5、《归义军史研究》

近20年后再版，足以证明这部敦煌学入门书的畅销。作者重点探讨了归义军的政治史和对外关系史，对九世纪后中期至十一世纪前期将近200年的晚唐、五代、宋初的西北地区历史作了深入的研究。这位北大历史系教授2001年出版的《敦煌学十八讲》，也是敦煌学的入门读物。

张大千的出生颇有传奇色彩。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已亥)5月10日（农历四月初一），他出生在四川省内江县城郊安良里象鼻嘴堰塘湾的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他本名叫张正权，又名张权。传说其母在其降生之前夜梦一老翁送一小猿入宅，所以在他二十一岁的时候改名猨，又名爰、季爰。后因为出家为僧，法号大千，所以世人也称其为"大千居士"。

他祖上曾作过内江知县，后归田耕读，写诗作画，过着闲淡的田园生活。传到张大千已是第十代。其父张忠发，字怀忠，母亲名叫曾友贞。张忠发夫妇共生育九男二女，都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他的兄弟张正兰也是现代著名的画家。在他六岁的时候他就跟着姐姐哥哥读书识字，九岁时在母亲和姐姐的教导下正式开始学习绘画、书法。他姐姐琼枝擅长画花卉、小鸟，在幼年时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大千自幼就很聪明，所以作画进步很快。十岁的孩子就能帮助母亲描绘花样，画比较复杂的花卉、人物，写字也很工整。他的四哥张文修在资中家教私塾，故大千也就从四兄就读古籍，在课余常随兄赴资中游览山水名胜，培养了对自然的审美意识。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围对他起到很好的启蒙作用，同时也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

1912年他入内江天主教福音堂开办的教会学校华美初等小学学习，开始接受了近代教育。他十六岁时离开了家乡内江，来到重庆读初中，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担任其体育老师的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将军刘伯承。1917年在他暑假回内江的途中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他被一帮土匪掳去，土匪见他是个读书人，竟然要求他留下来作师爷。身在匪窟，他却常读《读诗涵英》这本书，学习了写诗的一些规则与技巧，百日后出逃，年底，他告别故乡经重庆抵达上海，结束了他富有传奇性的少年时代，真正踏上了他的艺术人生。

张大千先生为了临摹敦煌莫高窟的画卷，专门托友人从青海塔尔寺等地购买画布、纸笔及胶粉，从西藏（据说从印度或缅甸进口到西藏的）运来石青、石绿和朱砂等矿物颜料，又从西宁兰州等地采购日用品，前后动用了七十八辆驴车运往敦煌。

1942年先生又请塔尔寺喇嘛画师去敦煌，帮助准备画布和调制颜料。藏族喇嘛画师鼎力相助，用绝技制成的画布天衣无缝，布面光滑，自制的佛画颜料历久不变，金粉的亮度绝无仅有。

到达莫高窟后，大千先生被满壁彩绘和精美的彩塑所慑服， 他首先给石窟编号，以祁连山的水流方向，从南到北，由低到高，再由北向南，由下至上往复进行，仿佛英文的E字形，历时五个多月，共编309号。后来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二十万字的《敦煌石室记》。

敦煌的生活清苦艰难。日用品需从外地购买。为改善伙食，自己开荒种菜养鸭，因藏、回、汉饮食习惯不同，先生开了三个灶。冬天，敦煌的温度在零下二十至三十度，他们需到两百多公里以外的沙漠去寻找枯木，以便做饭取暖。为防土匪袭击，先生还花钱请当地驻军做护卫。为了维持敦煌和老家人的开销，先生深夜赶制画作，寄回四川朋友代售，敦煌之后令他债台高筑，耗费了大约5000两黄金，他忍痛出售了两百多幅珍蔵的古画。

敦煌之行让张大千先生的画风大变，由早年的清丽雅逸变成富丽堂皇，仕女人物变得雍容华贵，妩媚动人，画中常出现敦煌窟顶藻井图案。

张大千上书国家保护敦煌，成立敦煌莫高窟研究院。1949年张大千去印度办画展，不管求购者出多高的价钱，他的200多幅敦煌画一幅都不卖，全部捐献给国家，现存于四川博物馆。

莫高窟千佛洞始建于十六国时期，坐落于河西走廊西端。据唐书记载，第一窟乃僧人乐尊所开凿，后法良禅师亦在此凿洞静修，僧人开始逐渐多了起来。

藏经洞，即是今日敦煌莫高窟第17窟的俗称，它开凿于第16窟甬道北侧岩壁上，并不十分起眼，若不是王道士清淤修缮，可能至今无缘面世。也许人类天生就向往神秘，藏经洞“重见天日”勾起了人们对那段尘封历史的探索欲望。

藏有四五万件珍宝的它，为何尘封近千年？

从史学家的考证来看，藏经洞封存的原因主要分为两派学说。

一、 避难说

二、 废弃说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1908年《敦煌石室访书记》中说到：

“首当研究之问题，厥为卷本入洞之约略年代，此实有准确之凭证在焉。卷本所题年号，其最后者为宋初太平兴国（976-984）及至道（995-997），且全洞卷本，无一作西夏字者。

伯希和作为较早一批深入莫高窟探险寻宝的探险队长，最先提出洞口封闭原因及年代。

伯希和认为，洞中所藏经卷，标注年号最晚的一批是在宋初时期，而1035年西夏国侵占又此地，以西夏同样尊崇佛教的习惯，也应在洞中留下西夏文经书，但洞中并没有西夏文字，所以藏经洞封闭大概在1035年之前。

（伯希和）

至于封闭原因，伯希和猜测是战乱导致。由于洞中经书绢画陈列杂乱，像匆忙堆砌，所以极有可能是在战乱时，僧人怕宝物被抢夺，仓皇之中把这些宝物杂乱堆在此洞中，急忙封闭入口。

这种观点得到了当时大部分国内学者和欧洲“探险考察队”学者的认同，姜亮夫亦称其乃“宋时西夏之乱，千佛洞下寺僧人”藏经卷文书等封入洞中。

西夏于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占领瓜沙二州，在此之前，敦煌莫高露作为丝路上一个非常繁华的宗教圣地，集合了众多民族的佛教信徒，所以藏经洞中所藏经书也不单只有汉文，还包含很多少数民族的文字。但其中最奇怪的一点是，众多文字中唯独不见西夏文，翻阅历史典籍可知，西夏这个民族也是非常信奉佛教的，所以结合1035年战乱、信奉佛教的侵略者、洞中未发现西夏文字等诸多因素，可推测出藏经洞的封闭，主要是为了躲避西夏入侵，所以匆忙之中把诸多珍宝杂乱堆砌到藏经洞之中。

这就是所谓的“避难说”

当然，关于避难说，史学界也产生了分歧，比如有人认为是西夏入侵的战乱，有些认为是当时统治沙州的曹氏归义军政权内部的政变，即1002年曹宗寿逼其叔父，原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瓜州防御使曹延端自杀。政变过程中，极有可能是其中一方搜罗了大量珍宝，藏于第十七窟中，但由于计划失败，便无人知晓其中秘密了。

关于避难说，学者贺世哲曾发表过一篇文章，《从一条新资料谈藏经洞的封闭》。此文是从另一个历史角度去分析的，他说11世纪初期，敦煌东边党项势力日渐强盛，把扩张目标放到了河西走廊；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觊觎河西走廊的并不只有东方党项势力，西边信奉伊斯兰教的哈拉汗王朝也在不断向东高歌猛进，一路扩张过来。

受到了双面夹击的严峻形势下，统治沙洲的曹家归义军不得不开始备战工作，因地处特殊，孤立无援，为了防止双方进军破坏，敦煌各个寺院相约之下，把佛教典籍、画卷以及其他各种文卷集中到莫高窟，并封闭于高僧洪的影堂中。为不露痕迹，佛教徒们特意在堵塞窟口的壁上绘制了壁画。

相对于避难说，我更倾向于“废弃说”。

废弃说所指，是说藏经洞本是一处类似“废品收容站”的地方，里面存放了大多遗弃不用的物品，所以陈列上相对杂乱，毫无章法而言。

佛教用物不比寻常用品，寻常用品废弃不用的话，可能就随手扔掉了，但佛教信徒认为这些东西是神圣的，所以就在岩壁上开凿了一个小窑洞，用来存放这些废弃不用的物品，数百年下来，才累积了数万件。

如方广锠认为，这些经卷遗书都是当时敦煌僧众抛弃无用的废品。

之所以说是僧众抛弃的无用废品，原因也是多种的，其中有日本学者所谓“书库改造说”，说的是北宋年间，中国折叶式的佛典写本已逐渐取代了卷轴装的形式，所以之前所用卷本多数被存放到藏经洞中。

了解书画的朋友大概是知道的，在宋时确实出现了“册页”的装裱形式，就是类似于奏折的格式。而在此之前的经文，都是手卷的格式，因为这种格式的转变，会导致就有经卷被统一归类放置，即今日之藏经洞。

当然，同样是废弃说，出发点也并不全都一致，西方学者斯坦因曾入洞，对洞中物品翻检。、

他所记载的是，洞中所有材料大体分在两种包裹内，一是混杂类包裹，其中包含藏文、梵文、于阗文、回鹘文、粟特文的写本、绘画、丝织品及汉文碎片。

二是正规文本包裹，其中有一千多本汉文卷本，每个包裹内都装有十几个写本，其中包括一些藏文经卷。他的最后结论是：藏经洞乃是从敦煌各寺院中收集来的“神圣废弃物的存放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