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史书指古籍中专门记载历史的书，在四库分类之中就是史部。

中国西周末年各诸侯国已有历史记载，如晋国之《乘》、郑国之《志》、楚国之《梼杌》、鲁国之《春秋》等，《墨子》里面说墨翟曾见过“百国春秋”。早期的史书都是以编年史的形式存在，晋朝太康年间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也是编年体。东汉末年，荀悦撰成《汉纪》，开创了编年体的断代史。北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至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编年体的优点是方便考查历史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了解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还避免叙事重复，《资治通鉴》的成功开创了撰写编年史的高潮。陈寅恪曾说：“中国史学莫盛于宋。”。编年体盛行起来，从而产生了纲目体与纪事本末体，梁启超以为：“盖纪传体以人为主，编年体以年为主，而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夫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非以事为主不可。”

范晔撰著《后汉书》时曾对纪传体和编年体进行过比较。他说：“《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人拟作，所以为短；纪传体，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作之。”张辅根据《史记》、《汉书》字数多寡来评价作者，“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所以认为《史记》优于《汉书》。干宝《晋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

袁宏谈及写作动机说：“予尝读后汉书，烦秽杂乱，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为《后汉纪》。”袁山松撰写《后汉书》，他总结说：“书之为难也有五：烦而不整，一难也；俗而不典，二难也；书不实录，三难也;赏罚不中，四难也；文不胜质，五难也。”

杜佑推出《通典》后，史书增加了典制体，又衍生了会要体。

章太炎在《中国通史略例》主张以《表》、《典》、《记》、《考纪》、《别录》等五种体例来撰写历史；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主张以《年表》、《载记》、《志略》、《传志》四种体例撰写历史。

梁启超在《新史学》将史籍划分为十种二十三类，即正史（官书、别史）、编年、纪事本末（通体、别体）、政书（通体、别体、小纪）、杂史（综记、琐记、诏令奏议）、传记（通体、别体二）、地志（通体、别体）、学史、史学（理论、事论、杂论）、附庸（考据、注释）等。

弘扬中华传统道德文化，许多文友都提出要读古代经典，尤其是孔孟诸子百家的著作；但也有华文学校教师说，读中文已够繁重的了，哪有时间和精力再读中国古代经典？

　　为什么要读古典？读过的人都知道它的好处。古典诗书是古人的经验之谈，读经典就是读史，能从中悟出古人从心底发出的声音，体会真切的情感，取得正能量，陶冶心灵，提高思想，有利于促进人类文明。

　　别说中国历代古人视经典如珍宝，就连老外的托尔斯泰，晚年时接触到中国古典，便拼命地读起孔孟和庄子的书。时至今日他的故居还摆放着他当年读过的中国经典译文，还有留下的笔痕和折叠的书页。托翁曾与友人说过，“我如果能更早地读到中国哲人的思想，该是多么幸福啊！那样我思考的问题，我的整个人生都会大为不同。”

　　中国古代经典，是中华民族一笔供价的精神财富。古今中外，不论阶级、年龄、地域都视为珍宝。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野蛮的物质主义时代，道德的沦落、文明的陌生，触目惊心，也就越发地体会到菲华孝道学会创始人庄老倡导的“弘扬传统道德”深远的现实意义。“弘扬”不是口号，有许许多多具体的、艰苦的工作要做，多读古典著作，精读经典是其中的一项。中外古今都读，我们没有理由不读。

　　古典是源，是文化、文明之源头。华文学校教师有责任先读好，才能引导学生读好。像菲律滨嘉南中学那样，把“中国历史”作为必修课，让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在广大师生中扎根、开花、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