侗族作为我国的56个民族之一，你可否了解关于侗族的 历史 文化 呢能代表一个民族的特色的有很多，饮食，建筑，文字还有传统的 节日 等等，下面由我给大家整理了侗族的节日有哪些相关知识，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侗族的节日

　1 春节

　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但各地的过节方式不一样。在北部侗乡的新晃、芷江、玉屏、锦屏一带侗族过春节与当地汉族差不多。南部地区凡建有萨坛的村寨，新年 初一 或 初二 ，先要到萨坛祭祀祖母神。通道侗族 除夕 之夜守岁进，全家围在火塘边吃粥，叫年羹饭。

　等到鸡叫头遍，男人放12个大炮竹，以求一年顺当大吉。妇女们则去挑新年水，用以煮年茶。他们不兴拜年，初一初二不串门， 初三 请客吃油茶，初四请吃饭。宣恩侗族一天过两次年，称过重年，从年三十到正月十五敲年锣，敲得越响亮越好。

　2侗年

　根据侗历来确定的新年。一般为农历十月底或十一月初。现大部分侗族均不过此年。仅有部分地方仍过侗年。这些地方每年过两种年。称侗年为小年。春节为大年。榕江七十二寨一带的侗寨于农历十一月初过侗年。十月将屋前屋后打扫干净，杀猪宰牛，舂糍粑，准备过年。从十一月初一到初五举行大规模的踩歌堂、跳芦笙和斗牛活动。有的地方把姓氏节也称为过侗年，各个姓氏节日期不一。但一般为农历的十一月。

　3大雾梁歌节

　也称大戊梁歌会。每年 立夏 前18天，湘黔桂三省(区)边境的侗族，还有苗族瑶族等青年云集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的大雾梁上，举行一年一度的歌会，参加人数少则数千，多者上万人。这个歌会是由纪念一对饮恨惨死的恋人而兴起的。

　4花炮节

　侗族一年一度的花炮节，各地举行的日期不同。拿三江侗族自治县来说，是正月初三(农历，下同)，梅林是二月初二，富禄是三月初三，而林溪却是十月二十六。花炮分为头、二、三炮，包炮都系上一个象征幸福的铁圈，外用红绿线包扎。燃放时以火药铁炮为冲力，把铁圈冲上高空。当铁圈掉下来时，人们便以铁圈为目标，蜂拥争夺，谓之“抢花炮”。

　俗传，谁抢得花炮，谁在这一年里就人财两旺，幸福安康。因此抢花炮时个个奋勇，人人争先，志在必得花炮，为本村争光。抢花炮的时间不限，谁能把花炮先交到指挥台，就算优胜。抢花炮比赛结束，便开始了各种游艺活动。芦笙队在芦笙场上赛芦笙;老人在树下斗画眉，拉家常;年轻姑娘和小伙子则趁此良机，对歌谈情。侗家山寨，到处洋溢欢乐的节日气氛。

　5赶社

　侗家有赶社的习惯。赶社不在寨里，而在野外，如放牧坪或田坝里，作为社场。每年到社日这一天，男女老少从四面八方赶赴社场。小孩看热闹，大人买东西，交换农副产品。姑娘和后生们穿上新衣裳。姑娘戴各种银饰，系上绣花围腰和编带，手提 刺绣 荷包，包里装着酸鱼酸肉和糯米饭，三五成群，满面春风，在社场上请后生共进午餐。后生则买糖果送给姑娘。初次相识的对歌结情，早有交往的则重叙旧情，约定下次相会的时间。晚上，后生还请姑娘到寨上作客吃社饭。饭后男女青年走进歌堂对歌。如今，赶社变成青年男女交往的节日，而社场就成为定情的场所。

　6斗牛节

　侗族斗牛节

　每年农历二月与八月的亥日。侗族喜欢斗牛，每个村寨都 饲养 有专供比赛用的“水牛王”。“牛王”的圈多建在鼓楼附近，干净通风，称为“牛宫”。牛王有专人割草担水拌料伺候，还要经常供给蜂蜜、猪油、米酒等食物。“牛王”体格硕大而健壮，浑身滚瓜流油，犄角粗壮尖利，象张开的钢杈。

　节前青年人吹着芦笙到其他村寨去“送约”邀请对手。“送约”之后，便到“牛宫”前吹奏芦笙，敬祭3日，替牛“养心”。节期一到，群众集汇于斗牛场周围，参赛“牛王”在芦笙伴奏下开始“踩场”：青年手举写有“牛王”的“马牌”前行，昂首挺胸，“牛”气十足。“马牌”后紧随举着木制“兵器”的卫队和鼓乐队。

　“牛王”犄角上镶戴着铮亮的铁套，头披红缎，背驮“双龙抢宝”牛王塔，塔上插有4面令旗和两根长长的野鸡翎，象古代的一样。牛脖上挂有一串铜铃，悬在胸前，朗朗有声。“踩场”结束后，牛王退场。三声铁炮轰鸣，正式斗牛开始。牛倌把点燃的两把火分别抛到自己的“牛王”前边，同时放开手中缰绳，两牛冲向对方，群众敲锣呐喊助威。败方彩旗要允许胜方的姑娘们“抢走”。获胜的“牛王”披红挂彩，再度入场接受欢呼。若打得难解难分，就要用棕绳套住牛后腿拉开，握手言和。几天后，胜方姑娘去送还败方彩旗，败方小伙子设宴款待，陪唱“大歌”，并赠礼品“赎旗”。哪个寨子的“牛王”能获胜，是全寨的荣耀，所以斗牛后有群众性歌舞饮宴庆祝。近年贵州省的侗族“牛王”，还到一些大城市去表演角斗，使这种特殊的 娱乐 文化更加声名远扬。

　7八月十五

　侗族过八月十五 中秋 节，除吃月饼、赏月亮等与汉族相同外，还有一些特殊内容。北部侗乡有以青年男女社交为主的“八月十五哥送饼”的活动。这天早饮后，后生们背上月饼，到预先约定的地方与姑娘们相会。见面后，按花园会友的传统程序坐定。后生取出月饼排成双数摆开，用歌声劝姑娘们吃月饼。姑娘以歌答谢。

　双方一边吃月饼，一边用歌和白话互诉衷情。直到夕阳西下才告别。分手时，小伙装剩下的月饼包好送给姑娘。新晃有“八月十五偷月亮菜”的习俗。相传中秋之夜偷食别人家的瓜果蔬菜会带来 健康 、幸福。月亮下“偷”来的菜只能在野外食用，不能带回家中。

　8播种节

　聚住在湘、桂、黔交界边境的侗族人民，每在农历三月初三这天，都要举行传统的播种节盛会。

　由于人们的 爱好 不同各个村寨的活动内容和方式也不相同。有的寨子在这天放花炮;有的踩芦笙，坐歌堂;有的走亲邀客。而最风趣的是“舞春牛”。接着农耕队还要表演谷种农事活动。整个表演场地被当成一块田，扮演农民的几个人，有的背犁耙，有的荷锄头，还有的背竹篓。他们把田坎、耕田、插秧、收割，动作逼真、优美，用歌舞表现了侗家田间耕作的欢乐气氛。

　9姑娘节

　在湘黔桂边境的少数民族，要过农历四月八日的“姑娘节”。相传这个习俗来自侗族杨姓。每年这一天，出嫁了的姑娘，必须要回到娘家来，与自己家的亲姊妹和姑嫂们欢度佳节。届时，姊妹们 唱歌 说笑，共同制作一种节日食品——乌饭糍粑。在她们回婆家去的时候，还要带着许多乌饭糍粑，分赠给亲友吃，也好补偿“姑娘节”这一天小伙子们的寂寞。四月八吃乌饭(又叫黑饭)是一个古很老的风俗，据说是为了纪念侗家女英雄杨八美。乌饭是用一种带黑色浆汁的叶子渍水，把侗区特产的“糯禾米”染黑，蒸煮而成的。

　10尝新节

　“六月六，早禾熟”。侗族地区把这一天作为尝新节，有的地方择吉日尝新。

　湖南通道尝新节这天，狗是上宾，新米饭煮出来，让狗尝过以后人才尝。因为 传说 远古时期，洪水滔天，绝了谷种，是一条白色的神犬飘洋过海，在西王母的晒谷坪里打了一个滚，满身粘谷粒，在回来时身上的谷粒被水洗掉了，只有狗翘在水面上的尾巴尖带着几颗谷粒。人类靠这几粒谷种才发展到今天。为了不忘狗的功劳，因此新谷登场要请狗先尝。尝新节是侗族地区共同的节日，各地尝新节内容大同小异。

　黎平县称“尝新节”为“天贶节”，俗称六月六。不少侗寨都在这天包粽粑，又称粽粑节。特别是肇兴、岑岜、龙额、水口、东郎、新平等乡的侗族过得特别隆重，仅次于过年。

　11赶歌会

　农历七月二十日，是贵州省剑河县高坝地区侗族人民的盛大节日——赶歌会。这一天，姑娘、小伙子们打整得利利落落，约上伙伴，三三两两赶赴高呗歌场。在这之前，青年们一般会把农活提前干完，同时积极 收集 、改写或新编大量山歌或情歌;以便届时同歌中强手匹敌。

　中午，赶歌会的中心——高坝寨头的绿草坡变成了人山歌海。曲调别致的盘歌、情歌、山歌声此起彼伏。男女青年们借歌会寻找自己的新友故交，道情表心，谈天论地，或者交替唱起令人陶醉的情歌，直到第二天黎明。有不少青年人是通过歌会成为幸福伴侣的。传说，高坝赶歌会是为了纪念一个忠于爱情的侗族女歌手而兴起的。

　12过冬节

　也就是“ 冬至 ”，这天所有侗族地区地人们都过侗年，相当于过春节，各地区活动热闹非凡，有赛芦笙、多耶、侗戏、对歌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在广西南宁没能回家过侗年的朋友，每年的“冬至”这天在南宁的很多侗族同胞们都会聚集在一起欢歌、交流。

　13“为也”

　“为也”是侗语音译，为做客之意。但这种客人不是一般的客人，是特指村寨之间互相访问的集体客人。当地汉话称为“吃乡食”。一般在春间或秋后进行，是侗乡规模最大的社交和娱乐活动。规模不等，少则20—30人，多则100余人。男女老少均可参加。都要带上本寨的歌队、戏班、芦笙队、诵款人等。事先由客寨到主寨下帖，主寨认可接受帖子，双方约定日子。主寨各家各户作好接待准备，客寨组织好队伍，作好行前准备。贵州黎平、榕江、从江一带的“为也”队伍多以歌队或戏班为主。当客人来到主寨时，主寨的姑娘们用稻草人、布匹或板凳、织布机、水桶等 物品 拦住寨门，唱起了拦路歌。

　双方对答后，放炮迎客，杀猪宰牛，盛情接待。“为也”期间，整个村寨成了文娱大舞台，开展对歌、唱戏、斗牛等活动。客人走时，每个姑娘拿出几条自织手帕挂在竹竿上作为赠送给客人的礼物。还要包上装鱼肉的糯米饭包给客人路上作午餐。广西三江的“为也”队伍多带上芦笙队。芦笙队员身穿羽毛花衣，头插鸡尾。路过其他村寨时，奏《过路曲》，不进寨。快到主寨时，奏《进寨曲》。主寨芦笙队奏《迎客曲》出迎。进寨后，主客两队进鼓楼坪赛芦笙。赛完后，芦笙队和其他客人都集中在鼓楼坪上，待主寨寨老一声令下，主人们便争相涌入坪中“抢客”。他们抢去客人头上的鸡尾，客人便随之到家，宴饮作乐。次日再比赛芦笙。有的地方还要举行踩歌堂、对歌、比武等活动。欢度3—5日方散。别离前要举办一次全寨性大宴，在鼓楼或风雨桥上举行。席间主客各出一人，讲诵款词和赞颂歌。

　14“为嘿”

　这是南部侗族村寨之间一种盛大的集体结交、集体做客的结群交往活动，侗家称之“为嘿”。这种有“嘿”关系的两个村寨之间为了加深他们的友谊，双方商定：每年农历正月间定期“为嘿”，即今年甲寨的全体男女老少去乙寨集体做客(或限定人数)，明年乙寨的全体男女老少(或对等的人数)又来甲寨集体做客，通过这种集体结交的活动，以加强他们之间传统的亲密关系，很像带有结盟性质的朋友。乙寨要到甲寨去“为嘿”，需事先去信，甲寨认为条件成熟，即可写回帖，一面作接客准备。客人到村口时，姑娘们用布匹等物拦住寨门唱“拦路歌”，双方对答后，放炮迎客。杀猪宰羊，盛情接待。这期间，开展对唱大歌、演戏、斗牛等活动。“为嘿”一般举行3—5天。当“为嘿”活动结束，客人要离去时，主寨上除了举行“拦路”表示挽留和欢送客人外，姑娘们每人赠送毛巾数条，挂在竹竿上;用禾草包包起若干包糯米饭，饭内夹有腌鱼、腌肉，送给客人在途中做午餐;主寨还送一头小牛和一只小羊，给客人带去留做“尾巴”，以示今后继续往来。客人离寨时，主寨又鸣放铁炮，敲锣打鼓，吹起芦笙，全寨男女老少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把客人欢送出寨外。

　15“为顶”

　这是南部侗族村寨男女青年之间互相结伴走寨，互相探访，交友联谊的一种集体性的社交活动，侗家称之 “为顶”，亦叫“吃相思”。活动时间为每年农历正月间，一般都在7天以上。活动的程序与“为嘿”基本相同。不同的是由乙寨的“罗汉头”或“姑娘头”组织本寨二、三十个热心交往，喜欢走寨的男女青年，组成侗歌队或侗戏班去甲寨唱侗歌、演侗戏，进行各种文艺活动，借与甲寨老幼同乐之机，与甲寨男女青年进行交往。双方男女青年每晚在“歌堂”里“行歌坐夜”谈情对歌，增加彼此间的了解和交 流感 情。当交往活动结束时，客人要离去时，主寨上的青年男女们除了用“拦路”的形式表示挽留或送客外，还要赠送一些糖果、糕点、糯米粑粑等食物作为全寨男女青年友好的情意给客人带回乙寨。客人回到寨上即邀请本寨的全体青年男女来共享甲寨馈赠所有食品，大家边食边歌，直到尽欢而散。有来无往非礼也。第二年乙寨男女青年则邀请甲寨男女青年来做客。这样，两个寨子的男女青年，通过轮流相邀，结伴走寨，互相探访，达到交友联谊的目的。

　侗族的由来

　侗族(dòng zú)(The Kam People)主要分布在贵州省、湖南省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交汇处，以及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此外，江苏省、广东省、浙江省三省侗族人口各有几万。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侗族人口数为2960293。侗族中有一些是北侗族，有100万多名说北侗族话的人生活在中国南部贵州省和湖南省交界处的地方，大部分北侗族人生活在湖南省的新晃县和贵州省的天柱县。

　侗族自称Gaeml(发音近似于汉语的“干”、“佄”或“更”字)，依据联合国倡导的“名从主人”原则， 国际 标准译名为“Kam”、“Kam People”。侗族的名称，最早以“仡伶”，见于宋代文献。明、清 两代曾出现“峒蛮”、“峒苗”、“峒人”、“洞家”等他称。新中国成立后统称侗族。民间多称“侗家”。

　侗族使用侗语，属壮侗语系，分南、北部两种方言。原无文字，沿用汉文，1958年设立了拉丁字母形式的侗文方案。大部分通用汉文。

　主要从事农业，兼营林木。林业以产杉木著称。以生产鱼粳稻为主，选育栽培有本民族独特优质的水稻品系——“香禾糯”(Kam Sweet Rice) ;善用稻田养鱼，创造和传承了以“稻鱼鸭共生”为特点的侗乡有机农业文化遗产。有自己的民间戏曲——侗戏。鼓楼、风雨桥、风雨亭是侗族的主要标志。风雨桥因桥上建有长廊式，可遮蔽风雨的桥屋而得名。三江著名的程阳风雨桥，被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桥上建有五座多脚宝塔，通道两侧有栏杆，形如游廊。桥梁结构不用一根铁钉，只在柱子上凿穿洞眼衔接，斜穿直套，结构精巧，十分坚固，令人叹为观止。

　侗族的箫、笛、芦笙是中国传统的 乐器 之一。侗族还以建筑艺术见长。每个寨子都有造型别致的木楼。这种不用一钉一铆的木结构建筑吸收了中国古代亭台、楼阁建筑的部分精髓，建筑中的代表有：风雨桥、吊脚楼。

　　侗族民间叙事 http://wwwchinesefolklorecom 民间文学2006年12月12日中国侗族的文学，包括该民族的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两个组成部分。在侗族民间文学中，"嘎"、"垒"和"暖"是出现比较早的部分。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例如《洪水滔天》、《开天辟地》，在侗族中间有广泛的流传。而长篇史诗《祖公之歌》，则是追溯本民族祖先来历的叙事大歌。英雄史诗《萨岁之歌》歌颂了一位侗族古代的女英雄，也表现出浪漫主义的神话色彩。侗族传说，影响较大的作品有《杨太公救飞山》、《杨天应收云雾》、《吴勉的传说》等人物传说以及《双龙斗凤》、《鼓楼的来历》等风物传说。而民间故事在侗族中也是题材广泛和内容丰富的，表现爱情生活、机智人物、歌师艺人、农民起义等情节的故事，都有大量的流传。侗歌在侗族文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可分为"叙事歌"、"大歌"、"坐夜歌"、"玩山歌"、"劝世歌"、"礼俗歌"和"儿童歌"等多种类别。侗族民歌在其演唱形式上，有"嘎"、"耶"、"款"的区别，"嘎"是独唱或二人二声部重唱，"耶"是集体合唱，"款"则是只诵不歌的"款词"。在侗族民间，能唱歌又能编歌的人是受到尊敬的，被称为"歌师"。《歌师传》是侗族民歌中一部重要作品，全歌116行,叙述了历史上的14位歌师以及他们的19部作品。侗族文学中的某些优秀作品，还存在同一题材多种体裁的情况，例如《珠郎娘美》，就有故事，有只唱不说的叙事歌，有载叙载唱的叙事歌，以及侗戏等。大约在唐代，侗族即开始出现文人用汉字创作作品的情况，而现在所能看到的侗族文人作品，是从清代才开始流传下来的。姚复旦、杨廷芳、杨昭敏等是清代侗族作家的代表。 《珠郎与娘美》　中国侗族的民间叙事长诗。作品的题材来自民间传说，其故事梗概是，在黔东南的侗族地区，有一对青年恋人，男的叫珠郎，女的叫娘美。为了摆脱不情愿的包办婚姻，他们翻越了九十九个坳，在它乡安家。当地的地主银宜，蓄意要霸占美貌的娘美，便定计杀害了珠郎，还诬陷死者是奸细。娘美为了给丈夫报仇，以愿嫁给为珠郎下葬者为诱饵，斩杀了仇人银宜，然后背上心上人珠郎的遗体，重返故土。《珠郎与娘美》的故事在侗族地区流传过程中出现了多种的异文，民间叙事长诗是在流传中由侗族民间歌师们加工完成的。1921年，侗族戏师梁绍华又将《珠郎与娘美》创作改编成同名侗戏。

　《吴勉的传说》　中国侗族的民间传说。吴勉是明代洪武年间侗族农民起义军的首领，他所领导的农民起义，有侗、苗等族20万人参加，波及黔、贵、湘三省。《吴勉的传说》，是侗族人民世代缅怀和歌颂这位民族英雄的产物，在作品中，吴勉被描绘成一位能够呼风唤雨、剪纸成兵、赶山退敌、死而复生的神奇英雄，作品处处洋溢着浪漫主义的气息，把传奇性与幻想性结合起来，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在侗族聚居地区广泛地得到流传。

　大歌　中国侗族的传统民歌形式之一。大歌由集体吟唱，是一种多声部自然声的演唱方式。其主要流行地域是贵州省的黎平、榕江、从江和广西的三江等侗族聚居地。大歌的歌队由少则三人多则十数人组成，要求在演艺方面训练有素。演唱往往在侗寨鼓楼中进行。大歌的种类很多，有"叙事大歌"、"抒情大歌"、"说理大歌"以及专门展现音调的"声音大歌"等等。《门龙之歌》、《娘美之歌》、《肇兴歌》、《父母歌》、《三月歌》等，是侗族大歌的代表作。

　坐夜歌　中国侗族的传统民歌形式之一。坐夜歌又称走寨歌和青年男女歌，因经常用琵琶伴奏，也称琵琶歌。坐夜歌是一种情歌，男女青年在表达彼此爱慕之情时，可即兴而编，借歌传情。有些编得比较好的歌也会被他人借唱，从而逐渐变为传统的唱段。"情人歌"是在贵州黎平、榕江、从江和湖南通道、绥宁以及广西三江、龙胜等侗族地区广为流传的作品，是由《新情人》、《旧情人》、《本寨的情人》、《离散的情人》、《美丽的情人》等十几首歌构成组歌的形式。"情人歌"语言生动而且韵律严格。

　多耶　中国侗族的传统民歌形式之一。多耶是在寨和寨之间集体走访中的集体歌舞活动，男女分队，围成圆圈，载歌载舞。歌唱的顺序是，先由女方唱三支歌，而后再由男方步女方歌意唱三支歌，这样每三支一套，对唱一二十套后，再唱结尾歌。在多耶活动中所唱所传统民歌，有"祖母耶歌"、"父母耶歌"、"星宿耶歌"、"争取平等耶歌"、"猜谜问答耶歌"等等。

　文章

　　1、侗族的族源

　　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她的族源更是源远流长。广泛分布在我国东南方的印纹陶诸文化，是目前所获得的最早的包括侗族先民在内的南方民族来源的资料。有人认为：创造这一文化的人们后来发展为楚族群，是“祝融之后”，或者是发展成为夏禹诸部落。到了战国时期，进一步发展成为分布在我国东南和南方的“百越”民族群团。

　　“百越”，亦写作“百粤”，因其分布面广，内部“各有种姓”，所以被称为“百越”。越人的分布范围，有的说在江南；有的说自会稽至交趾；有的认为包括中国南方和越南北部；有的认为包括现在的中南半岛诸国。较为一致的意见是：越人主要分布在今天中国的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台湾、广东、广西、安徽、湖南、贵州、云南诸省区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北部。

　　春秋晚期至战国前期，越人的主要一支曾在今浙江一带建立强大的越国，共传8代君王，历时160多年。曾向周朝贡，尊周天子为“共主”。周天子也赐以祚命，封为方伯。越国曾与当时中原国家会盟，雄视江淮地区，号称“霸主”。后来越被楚所灭，从此分散，诸侯子争立，有的称王，有的称君，活动于江南沿海一带，均朝服于楚国。 战国后期，除有百越名称外，还有扬越的名称，即扬州地区的越族。扬州包括今淮南、长江下游和岭南的东部地区，有时又包括整个岭南地区。所以扬越实际也是战国以来至秦汉时期对越人的另一种泛称。

　　秦汉时，泛称中国南方民族为越族，史称“北方胡，南方越”。由于历史的发展和变化，汉初，越已逐渐形成几个较大的部分或支系，即东瓯、闽越、南越、西瓯、骆（雒）越。东瓯在今渐江省南部的温州一带；闽越在今福建省福州一带；南越在今广东省境内和广西及其以南地区；西瓯分布在今广东西部、广西南部及其以南地区；骆（雒）越主要分布在广西和越南的北部。这些部分都形成了政治中心，都与汉王朝有密切关系。比如闽越第一代君主无诸和东瓯第一代君主摇，都受汉朝封号。南越王赵佗原是河北真定人，秦时为南海郡龙川令，后为南海郡尉，乘秦末之乱，于汉初以武力击并了桂林、象郡，占有整个岭南3郡，建南越国，对汉朝时臣时叛。西瓯似未有统一的政治组织，处于部落分散状态，被秦征服后属桂林、象郡，后又被赵佗征服，成为南越的一部分。“骆越”一称，有人认为西瓯与骆越同族异名，有的认为是两个不同的部分。越族建立的这些政治中心，后来都被汉武帝征服，改为汉朝的郡县。此后，百越这个名称在史籍上逐渐消失。

　　侗族源于百越，这已成为史学家们的共识，但具体源于百越的哪一部分或者是说侗族源于百越的哪一支系，则看法不完全一致，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较典型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侗族是由古越人中的骆越支系发展而成的，主要依据是历史上骆越的分布地就是今天侗族的分布地。而且在文化上有许多共同之处，是骆越文化的直接继承者之一。以后分布在这一地区的骆越之民又被称为“僚”（音老）。因此侗族的来源大致可表述为越－－僚－－侗族。

　　第二种意见认为，侗族是由古越人中的干越支系发展而来的，其后被称为“东越”或“东瓯”。大约在战国初期，西迁岭南落居在今天的梧州一带，继而逐步发展为东达怀集、高安、罗定，西及柳州、象州、武宣、贵县，南至玉林、北流、信宜，北抵鹿寨、荔浦、恭城、贺县。即粤西、桂东相接之地，史称其民为“西瓯”。约在唐代以前，又在“西瓯”的基础上，随着自身发展和外来因素的影响，逐渐地发展为新的人们共同体，即侗族。然后才迁居到今天侗族分布的地方，这就是所谓的“外来说”。并认为侗族的自称是从“干”演变而来的。

　　第三种意见是相对于“外来说”的所谓“土著说”。“土著说”认为，今天的黔东南和湘西南的大部分侗族地区，春秋战国至秦时，属黔中地，居民被称为“武陵蛮”，又因境内有五溪（《南史·蛮传》载：雄溪、■溪、辰溪、酉溪、■溪），六朝时被称为“五溪蛮”。所谓黔中蛮、武陵蛮或五溪蛮，概谓之南蛮，这些显然都是统治阶级对居住在这一地区民族的侮辱性的泛称，其中就包括有侗族先民的成分在内。这是土著说的第一种说法。土著说的第二种说法是：侗族先民是由百越中的“区”人发展而成的。持这一说法的学者认为，越人居住区域较广泛，如《汉书·地理志》引臣瓒的话说：“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逸周书·王会解》中有“区阳以鳖封”的记载，这里的“区”似是指活动在沅水中游一带的越人而言。“区”的活动区域在“阳”。“阳”之所在据王念孙引《荆州记》说：“武陵郡西有阳山”。西汉武陵郡西有阳山郡，治义陵，即今之溆浦县。溆浦之西是今之辰溪、泸溪、怀化县一带。

　　以上几种较为典型的关于侗族来源的说法，论证都比较充分，尽力旁征博引，不仅利用汉文文献，同时也利用实地调查资料和民间传说资料，有的还利用了近期从地下挖掘出来的考古材料等来证实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力图以此来说服对方。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侗族来源仍然是侗族史研究中的主要争论焦点之一。这一事实的存在从另一方面又说明了侗族来源的“多源性”。

　　笔者认为，侗族来源于古代越人；当越人在历史上消失之后，这一地区又出现了僚人；当僚人在这一地区消失之后，又同时出现了包括侗族在内的多个近现代民族共同体。

　　越人见诸于汉文文献始于战国，到秦汉时仍“各有种姓”，分布甚广。据罗香林在《中夏系统之百越》中称，越有于越、瓯越、闽越、东越、扬越、山越、南越、西越、骆越、腾越、滇越等等。他们的分布地正如吕思勉在其所著的《中国民族史》中所概括的：“自淮以北皆称夷，自江以南则曰越”，而且有较突出的文化特征，如语言为粘着型，断发文身，契臂为盟，多食海产，巢居，善于使舟及水战等。显然，越人是一个典型的直接从氏族、部落发展而成的古代民族，即第一种类型的民族。那些各有“种姓”部分，就是越族的各个支系。她们中的几个主要支系大致的分布地是：南越分布在以番禺（今广州）为中心的地区；闽越分布在今福建省一带；滇越分布在今滇池周围地带；山越分布在今安徽、江西和湖南东北部；西越、瓯越和骆越分布在今广东西部、广西全境和越南北部。由此看来，侗族来源应是与瓯越、骆越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当然也不排除与之毗邻、杂处的民族。比如武陵蛮、黔中蛮或五溪蛮，乃至“区”人、干越等等。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不同于氏族、部落。氏族是以血缘为纽带联系起来的人们共同体。而民族则是以地域为纽带联系起来的人们共同体。因此这些来自于同一民族的各个部分或不同的民族又在同一地域上结成了新的民族，使旧的民族逐渐消失，新的民族逐步形成，其名称也就出现在史籍上了。

　　当百越民族消失以后，在魏晋南北朝时，这一地区开始出现僚人。《隋书·南蛮》卷八载：“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蜒、曰■、曰俚、曰僚、曰伶，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从这以后，记载这一地区民族的活动更为具体，而且从记载中直接可以看出与侗族有关，甚至有直接记载侗族的。如《宋史·蛮夷传》载：“宝元二年（1039），辰州秸僚三千余人款附”。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载：“峒僚者岭表溪洞之民，古称山越，唐宋以来，开拓浸广。”《明史》称侗族农民起义首领吴勉为“蛮僚”。明邝露在其所著的《赤雅》一书中更为明确地说：“侗亦僚类”。

　　由以上文献资料我们可以大致看出侗族来源的脉络。下面我们再从越人、僚人、侗族的文化特征等方面来探讨其来源的相续性。

　　语言是人们交际的重要工具，是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介体。语言是构成民族的一个重要特征。一般说来，一定的语言属于一定的民族，一定的民族离不开一定的语言。语言又具有传承性，现在的语言是从古代发展而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语言本身就是一部历史，是一部人类文明的历史。因此，语言对于探讨民族的来源是很有帮助的。越人虽然离我们所处的时代相当遥远，而且留下的语言资料也较少，但我们仍可从有关的汉文史籍中找到一些依据来进行比较分析，如《越绝书》、《吴越春秋》、《说苑》、《方言》等就有这方面的资料。从这些书中我们可以寻觅到一些方言词汇，特别是西汉刘向《说苑·善说》中有一首用汉字记音的《越人歌》，记载了春秋时代楚国令尹鄂君子皙在游船上榜■越人拥楫而歌的歌词，既有汉字记越语的语音，又有当时楚语的译意，是探讨壮侗语诸民族族源的重要资料。经有关专家研究认为，它与侗族早期民歌有直接的渊源关系，表明古越人语与侗语有亲缘关系。侗语与僚语的关系更为密切。据《广西通志》引《庆远府志》记载，僚人语言的基本词汇与侗语基本相同。比如，僚人称母为“乃”，称弟为“农”，称穿衣为“登苦”等等，均与侗语相同。从越人到僚人再到侗族，其间虽经历了二千余年的历史，民族之间有分化、融合和沧桑变化，但从语言的比较中可以看出，距今二千余年的古越语与今天的侗语相近，而在越人之后形成僚语则又与侗语的词汇基本相同。由此我们可以推断，越语、僚语与侗语有先后的传承关系。

　　从住房来看，越人、僚人均住“干栏”式房屋。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侗族的住房虽有所变化，但仍保留着“干栏”式。《博物志》载：“南人巢居，北朔穴居，避寒暑也”。这里所说的“南人”当包含“越人”，“巢居”是一种以茅草、木头为材料的简易楼房，上层住人，下层圈畜或存放柴草。“巢”是这类建筑的汉称，形似鸟巢，古越语称为“干栏”。由于受方言、土语的影响，有的又称之为“阁栏”。继越人之后的僚人亦住“干栏”。《北史·僚传》载：“僚者，盖南蛮之别种，散居山谷，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栏’”。《唐书·南平僚》中对僚人的“干栏”有了更进一步的记载：“人并楼居，登楼而上，号曰干栏”。继僚之后形成的侗族房屋也是“干栏”，有些地方至今仍称之为“阁栏”。《贵州图经新志·黎平府风俗》载：“洞人，……其所住房用竹为阁，或板为之，人安其上，畜在其下”。这种房屋在现在的侗族聚居区仍然比比皆是。

　　从宗教信仰来看，越人信鬼神，尤以“鸡卜”为最。《史记·封禅书》载：“是时既灭南越，……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无坛，以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越祠鸡卜始用”。《汉书·郊祀志》也有类似记载：“粤人信鬼，而以鸡卜”。汉代以后鸡卜之俗仍在越人后裔中流行，如唐代柳宗元《柳州峒岷》诗云：“鹅毛御腊缝山■，鸡骨卜年拜水神”。宋人周去非在其所著《岭外代答》一书中对鸡卜则有更详细的记载：“南人以鸡卜，其法以小雄未孽尾者，执其两足，焚香祈祷，所占而卜杀之，取腿骨冼净，以麻线束两骨之中，以竹挺插所束之号，俾两腿骨相背于竹挺之端，执挺现再祷”。“乃视两骨之则，所有细穴，以细竹挺长寸余者遍插之。或斜，或直，或正，或偏，各随其斜、直、正、偏而定吉凶”。以鸡卜定吉凶的习俗从越人至僚人一直流传到侗族。《贵州图经新志·黎平府》载：“洞人病不服药，惟于古木水边祭鬼，以鸡以卜吉凶”。《平乐县志》载：侗僚“婚葬用五行，以鸡骨卜吉凶”。这种情况，目前在一些侗族地区仍可见到。

　　越人有“椎髻”的习俗，如《吴越春秋·吴王寿梦传》载：“寿梦曰：孤在蛮夷，徒以椎髻为俗”。《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说南越王赵佗也行“椎髻箕踞”之俗。《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凡交趾所统，……项髻，徙跣，以布贯头而著之”。僚人也有这一习俗，如《太平寰宇记》载：“蛮僚之类……椎髻”。侗族仍保留有这一习俗，如宋代陆游《老学庵笔记》称：“在辰、沅、靖州等地，有仡伶、有仡■，男未婚者，以金鸡羽插髻”。乾隆《柳州府志》载：“……峒人，椎髻”。。

　　越人有“凿齿”的习俗，如《淮南子·坠形训》说：“凡海外三十六国，……自西南至东南方，……凿齿民”。《战国策·赵策》说：“黑齿雕题，■冠秫缝，大吴之国也”。晋代著名史学家习凿齿，荆州襄阳郡人，很可能就是凿齿人的后裔 。所谓“凿齿”、“黑齿”，都是拔牙的习俗。僚人也有这一习俗，如《太平寰宇记》载：“蛮僚之类凿齿、穿耳”。侗族一些地方的青年男女，喜将一二颗门牙镶成“金牙”或“银牙”以为华饰；在人死后，如果牙齿尚齐全，必须敲掉一颗门牙以后才能入棺埋葬。这说明凿齿（打牙）在侗族中仍有遗迹存在。

　　概述

　　在世界的东方、太平洋的西海岸，有一块古老的土地，她自西向东，地势逐渐降低，形成三大阶梯。第一级阶梯是青藏高原，海拔多在4000-5000米，其上耸立多座海拔超出7000米的山峰，以珠穆朗玛峰为世界之最。第二级阶梯是从青藏高原的北缘与东缘到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之间，包括了若干高原和盆地，其中最著名的是云贵高原、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和塔里木盆地、柴达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四川盆地。第三级阶梯是更东的低山丘陵、大平原以及大陆架，其中最著名的是江南丘陵、两广丘陵、东南沿海丘陵和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以及黄河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这就是地理学上所称“中国大陆”，也是人们俗称的“中华大地”。在这块古老的中华大地上，生息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汉族。

　　汉族的人口如果从其族源夏民族算起开始约有200余万人，历经夏、商、周三代，到战国盛时已有2000万人左右了。在汉族形成的两汉之时，汉族人口已达5000余万人，到唐代前期达到8000万至9000万人之间，到北宋大观年间达10441万余人（王育民《中国人口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11月版）。

　　元代以后，在中国统一的大趋势下，汉族人口这个雪球越滚越大。明万历二十八年(1601年)人口达15亿，（何炳棣著、葛剑雄译：《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62页）。及至清道光三十年(1851年)则达4亿以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其人口约6亿，到20世纪末已达10亿以上。在地域上则从黄河、长江流域向南发展到珠江流域抵台湾岛和海南岛，向东北发展到黑龙江流域，向西北发展到天山南北，向西南发展到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

　　汉族在全国分布的特点是东密西疏，据1990年的统计，全国1039亿汉族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9192%，其中汉族人口占当地总人口的比例，江苏、浙江分别为9977%、9949%，而新疆、西藏则分别为3758%和205%。

　　汉族所用的汉语属汉藏语系。经过数千年的互动演化，现代汉语分为九大方言，即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粤方言、闽方言、赣方言、客家话、平话、晋语。

　　语言学界传统认为现代汉语分为七大方言，近几年来不少学者认为广西的平话、山西的晋语应与其他七大方言并列。此外，有的学者还将闽方言分为闽南话和闽北话。这些方言有各自的分布通行地域，每个方言内部又可再分区划片，从而构成了汉语方言复杂，南北互不相通的语言状态。尽管如此，由于汉字的高度统一，对汉族具有强大的内聚作用，所以，我们似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汉字，就没有汉族。

　　汉族的文化丰富多彩，在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开放虚怀、兼收并蓄，形成了齐鲁、中原、燕赵、关中、巴蜀、荆楚、吴越、岭南、滇黔、闽台、松辽、徽赣等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反映了汉族文化的多元性和多彩性。

　　汉族自古对各种宗教信仰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天命崇拜和祖先崇拜是汉族宗教的主要传统观念。

　　历史上汉族人一部分信仰道教和佛教；后来天主教、基督教传入中国，又有一些人开始信仰这些宗教。

　　几千年来，提倡以仁为中心，重视伦理教育，由孔子、孟子思想体系形成的儒家学说对汉族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汉族由于分布地区广大，其传统住房因地区不同而有不同的样式。居住在华北平原的汉族，其传统住住房多为砖木结构的平房，院落多为四合院式，以北京四合院为代表；居住在东北的汉族，其传统住房与华北基本相似，区别在墙壁和屋顶，那里的住房一般都很厚实，主要是为了保暖；居住在陕北的汉族，则根据黄土高原土层厚实、地下水位低的特点挖窑洞为住房，窑洞不仅冬暖夏凉，而且不占耕地面积；居住在南方的汉族，其传统住房以木建房为主，讲究飞檐重阁和律卯结构。由于南方各地习俗和自然条件不同，在住房建筑布局上也有差异。如丘陵山地的楼房依山而建，江浙水乡则注重前街后河，福建的土楼庞大而美观，苏州的楼阁小巧而秀丽。

　　无论南方还是北方的汉族，其传统民居的共同特点都是座北朝南，注重室内采光；以木梁承重，以砖、石、土砌护墙；以堂屋为中心，以雕梁画栋和装饰屋顶、檐口见长。

　　汉族主要从事农业，主食以小麦、玉米、稻米等为主，辅以蔬菜、豆制品和鸡、鱼、猪、牛、羊肉等副食，茶和酒是传统饮料。以大米为主食的，习惯将大米做成米饭、粥或米粉、米糕、汤圆、粽子、年糕等各种不同的食品；以小麦为主食的，习惯将麦面做成馒头、面条、花卷、包子、饺子、馄饨、油条、春卷、炸糕、煎饼等。讲究并善于烹任，是汉族的一大饮食特点。不同地区的汉族人民以炒、烧、煎煮、蒸、烤和凉拌等烹饪方式，经过长期的实践，形成了不同的地方风味。汉族的粤、闽、皖、鲁、川、湘、浙、苏等八大菜系，闻名于海内外。

　　汉族人饮茶，据说始于神农时代，少说也有4700多年了。直到现在，中国汉族同胞还有民以茶代礼的风俗。汉族对茶的配制是多种多样的：有太湖的熏豆茶、苏州的香味茶、湖南的姜盐茶、成都的盖碗茶、台湾的冻顶茶、杭州的龙井茶、福建的乌龙茶等等。

　　汉族的服饰比较复杂，从古到今，变化很大。古代服装有裙装、袍服、襦裤服等。到近现代，汉族服饰开始改变，古代服装几乎被完全淘汰，代之而起的是：男子穿简化了的长衫和马褂，头戴呢帽、皮帽、毛线帽，也有的穿西式礼服、戴呢帽；女子最初穿简化了的上衣下裙，以后流行穿改良的旗袍，也有的以连衣裙作礼服。公职人员和知识分子穿中山装，城乡男女则穿对襟和大襟式的衣服。50年代，城市男女多穿蓝干部服，男女服装的区别只在于领口不同和衣袋的多少，进入80年代以后各地流行起西服、夹克、风衣、运动衫、呢大衣、羽绒服等，特别是女青年的服装更是款式新颖多样，追逐着服装时尚的新潮流。

　　汉族的节日很多，主要是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元宵节、中秋节等等。过“春节”又称为过年，是汉族人千百年来的传统节日，也是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过年时，除夕要守夜，初一要拜年。

　　汉族人口众多，习俗各异。如今男女婚嫁大都已移风易俗，采用简单而又热闹的婚礼。但在有些汉族地区的农村，传统的民俗至今仍然保存着。

　　据史料记载，汉族旧称汉人是因中国的汉王朝而得名，汉朝以前称“华夏”或“诸夏”。无论是在政治、军事、哲学、文学、史学、艺术诸方面，还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汉族人民都创造了许多辉煌的业绩。

　　汉族人民历来以简朴、富于创造精神著称。汉族历史上的经济是以农业为主，兼营家庭副业，是一种典型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汉族的农业生产在历史上素来发达，尤其以水利灌溉和精耕细作著称于世，汉族的手工业也有相当高的发展水平。

　　文化信仰

　　汉民族传统中信仰儒家思想、道教、佛教，在儒家文化的社会基础中对道家、佛家诸说多有崇敬。

　　民族历史

　　汉族的起源

　　汉族是一个历史从未中断过的、历史悠久的民族。汉族的起源是多元的，而且既有主源又有支源。

　　炎黄集团是汉族的一个主源。在中国的原始社会末期，在黄河两岸中原地区崛起的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结成部落联盟后，为了争夺部落联盟首领的权位而酿成了历史上有名的“阪泉之战”，黄帝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称雄于中原。追本溯源，汉族世称“炎黄世胄”、“黄帝子孙”，其源盖出于此。其后，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民族--夏民族与黄帝部落有直接的族源关系，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更是明言夏民族与黄帝部落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其云：“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颛顼之孙也。”不仅如此，后来崛起的周民族与留居渭水流域的黄帝部落和炎黄部落也有着族源关系。如周民族的女祖，《诗·大雅·生民》说：“厥初生民，时维姜嫄”亦即《史记·周本纪》所说：“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炎帝就是一个姜姓部落，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周民族的外祖世系就姓的炎帝部落。关于周民族的男祖，就是姜嫄所生的弃，《史记·周本纪》说：“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黄帝就是一个姬姓部落，这又明确地告诉我们周民族的祖父世系就是姬姓的黄帝部落。

　　正是因为炎黄集团与汉族有族源关系，如毛泽东、朱德在《祭黄帝文》中所说：“赫赫始祖，吾华肇造；渭衍社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毛泽东、朱德：《祭黄帝文》，《新中华报》1937年4月5日。）汉族世代尊黄帝为鼻祖，称之为“人文初祖”。至今位在陕西中部的黄陵县，传说为黄帝之墓的黄帝陵，在数万株千年古柏的簇拥中耸立在桥山上，成为汉族起源的象征。

　　东夷集团是汉族的另一个主源。在汉族起源的时代，与炎黄部落联盟并居黄河流域的是东夷。东夷集团主要分为蚩尤、帝俊、徐夷、莱夷和淮夷五大部分。他们的地理分布情况是：蚩尤部居今山东西南一带，帝俊部居今山东和河南交界的地区，莱夷居今山东东部地区，徐夷居今苏北淮河以北徐州一带，淮夷居今淮河以南的苏南、皖南地区。其间还有一些小的氏族或部落。从这个分布中可以看出东夷集团主要分布在包括淮河流域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

　　在汉族与东夷集团的族源关系中，最重要的是东夷集团中的蚩尤部和帝俊部经过激烈的分化、互动和融合，在夏民族之后，也一举冲破了原始社会的网络，跨进了文明的大门，形成为商民族。《诗经·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就是说商原来是一个以鸟为图腾的部落，表明其与以鸟为图腾的蚩尤部的少昊部落有着血缘关系。《国语·鲁语》说：“商人礻帝舜”。又表明商与舜，即帝俊部有着血缘关系。《史记·殷本纪》所载：“殷契，母日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后之，因孕，生契。”把商部落与蚩尤部和帝俊部的关系糅到了一起。具体分析起来，就是说蚩尤部与商部落有母系血缘关系，帝俊部则与商部落有着父系血缘关系。商王朝是中国奴隶制发展时期，商民族是华夏民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深远的渊源关系，决定了东夷集团是汉族又一个主源的历史地位。

　　不仅如此，在以后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在周代曾不断反周的徐夷、淮夷以及地处僻远的莱夷，先后都无一例外地被卷进了春秋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潮流之中，整个的东夷集团几乎都成了华夏民族的组成部分，这种深厚的渊源关系，从另一个方面又决定了东夷集团是汉族又一个主源的历史地位。

　　苗蛮集团是汉族的一个支源。苗蛮是远古时代中国南方诸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泛称。它最早的活动范围在西北达丹江流域，川东及鄂、湘、赣、皖的沿长江流域，东抵淮河流域，集结在彭蠡(今鄱阳湖)和洞庭之间。

　　苗蛮集团与炎黄、东夷不同，它在向民族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多元化的情况。一方面苗蛮集团的一部分成为后来的苗、瑶、畲等民族的祖先，至今苗、瑶、畲等民族中还盛传着关于盘瓠的传说。另一方面，苗蛮集团的某些氏族、部落，后来发展形成为楚民族，成为华夏民族的族源之一，从而成为汉族的支源之一。

　　百越集团是汉族的第二个支源。远古之时，中国南方的另一支土著--百越也早活跃于长江下游的东南沿海以及岭南一带。

　　百越集团的种类很多，史称“越有百种”。与苗蛮集团发展的情况一样，百越集团在形成为民族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多元化的情况，其中的一部分在历史长期的发展中经过多次分化和聚合，逐步形成为中国南方壮侗语族中的壮族、傣族、布依族、侗族、水族、仫佬族、毛南族、仡佬族等少数民族，另一部分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融合于华夏民族，或同化于汉族，如于春秋战国时融合于华夏民族之中，而南越、东越、闽越则于西汉之时逐渐同化于汉族。

　　而百越集团中以其他一些部落或部落联盟，虽在三国魏晋以后发展演变为俚人、僚人，但经南北朝的民族大同化，俚人、僚人中的一部分也被同化于汉族之中，这个问题已涉及到汉族的发展问题，但仅此也可看出百越集团是汉族的又一支源。

　　戎、狄集团是汉族的第三个支源。戎、狄是中国古代典籍对中原之西、之北各氏族、部落的泛称。其实，戎、狄之称冠以方位，始见于西周，在此之前戎、狄是互通的。当时，中原西部和北部的氏族、部落主要分为三大集团，即狁、鬼方、羌方。

　　戎、狄与汉族的族源关系主要表现在远古的黄帝之时，白狄之先世狁就与黄帝有不可分之关系。相传黄帝在同炎帝作战之时，曾教练熊、罴、貔、貅、豸区、虎六个氏族或部落参加战斗，取得胜利。这六个以北方野兽为图腾的氏族或部落很可能就有属于狁的氏族或部落。因此，黄帝之时，可能就有部分狁的氏族或部落参加了黄帝部落联盟。相传为黄帝衣冠冢所在地的陕西黄陵县，正是狁出没的地方，此其一。其二，在周民族形成的过程中，融合了羌方中重要的一支--姜部落。据《史记·周本纪》记载，传说周人先妣名姜嫄，是姜部落之女。《诗经·大雅·生民》中干脆把姜嫄当做了周人的始祖，古公亶父时姜与周建立了牢固的婚姻联盟，其后周王均娶姜女为后，直到周王朝末年。其三，在春秋战国的民族大融合之时，大部分戎、狄通过被晋、秦征服而成为华夏民族的一部分。如秦与诸戎的关系十分密切，秦的先世本为戎人，因保平王东迁有功而复封。当时平王即对秦襄公宣布：“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史记·秦本纪》）。于是，从秦武公伐邽、冀戎开始，直到秦穆公“遂霸西戎”《后汉书·西羌传》。时止，秦之西的诸戎均融合于华夏民族在西方的主要支系--秦之中了，“自是中国无戎寇”。《后汉书·西羌传》。其四，汉族形成后，白狄之后裔匈奴，历经五六百年的历史，除北匈奴远遁以外，南匈奴全部被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同化的洪流所吞没，而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但是戎狄仍有相当一部分。

　　以上所述，迫于军事压力而向更远的地域迁徙，在新的历史条件和地理条件下，正如《后汉羽·西羌传》所说：“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后汉书·西羌传》。成为今日中国西南、西北藏族、羌族、彝族、纳西族、傈僳族、拉祜族、哈尼族等民族的族源之一。因此之故，戎、狄也仅是汉族的支源之一。总之，历史上的炎黄、东夷是汉族的主源，而苗蛮、百越和戎狄是汉族的支源。

　　汉民族的形成

　　汉族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夏、商、周、楚、越等族从部落到民族的发展过程，又经历了夏、商、周、楚、越等族及部分蛮、夷、戎、狄融合成华夏民族的阶段，最后形成于汉代漫长而复杂的三个历史阶段。

　　1夏、商、周、楚、越诸族的相继崛起

　　汉族的形成起始于夏、商、周、楚、越诸民族相继崛起。

　　公元前23至22世纪左右，夏民族在黄河中游、洛河流域的黄土地带首先崛起。相传夏部落在进入黄河、洛河流域以前，仍然处于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制时代。血缘关系仍然是维系人们的主要纽带。据《史记·夏本纪》说：夏部落姒姓。共12氏族，即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他们以夏后氏为核心组成为一个有共同血缘的大部落。随着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到了大禹时期，青铜工具的出现和使用，对于夏民族崛起的意义是促使"以铜为兵"的灌溉农业经济类型的形成，反映了夏民族形成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条件都已成熟。在这种新的历史转折时期，禹划九州，标志着夏部落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的完成，也标志着夏民族的形成。

　　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当夏民族在黄河中游崛起之时，地处山东半岛，奉鸟为图腾的商部落还过着原始社会“居无定处”、《史记·殷本纪》。“不常厥邑”《尚书·商书·盘庚上》。的流动生活。但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商部落也毫无例外地走上了原始社会解体的道路。“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诗经·商颂·长发》。的记载就是一个信息。于是，本来臣属于夏王朝的商部落，在商国家建立的过程中，“汤证诸侯”，《史记·殷本纪》。“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孟子·滕文公下》。最后在鸣条会战中大胜灭夏，汤建立了一个新的奴隶制国家--商王朝。与此同时，商部落也完成了从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的转化，而发展成商民族，崛起于黄河下游。

　　与商灭夏一样，居住在陕甘渭水上游的溱、沮流域之间，原来是商王朝部属的周部落，重蹈商民族崛起的道路，在臣属于商王朝的历史条件下，完成了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重演了商灭夏桀一幕，在“克商”中建立了周王朝，(《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发展成周民族。

　　夏、商、周三族在黄河流域相继崛起之后，楚、越两族在长江流域也相继崛起。与黄河流域相比，长江流域社会发展的进程相对来说是比较缓慢的，由于国家还没有出现，所以在相当的一个时期内，长江流域的各氏族、部落被人们称“蛮”。而江汉地区的蛮，则被称为“楚荆”，商时即有“维女荆楚”、“居国南方”（《诗经·殷武》）。之说。按照“从部落发展到民族”的一般规律，正处在阶级产生、国家出现、民族形成前夜的“楚荆”，由于把战争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而崇尚武功，他们在不断向外发动战争中，迅速强大起来。而周成王封熊绎于楚，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不仅奠定了楚开国之基，也是楚民族形成的一个标志。

　　越民族的形成是从于越突起开始的。分布在江浙到两广或云贵高原这一弧形地带的百越集团，终因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而长期处“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瓒所言。的状态。但是，由于历史的机遇和地域位置的优越，商、周之时，与中原诸民族邻接的百越在江浙的一支--于越突起，开始了形成为民族的历程。吴、越国家的建立，反映了于越原始社会的瓦解和崩溃，也标志着于越各部落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的完成。

　　从夏、商、周、楚、越诸民族相继崛起，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此起彼伏的雄壮一幕，是他们谱写了汉民族形成的第一阶段。

　　2华夏民族在大融合中铸成

　　作为历史上发生的东西，民族与其他事物一样，也是不断发展着，变化着。从部落发展成民族的夏、商、周、楚、越诸族作为原生民族，在周王朝的统治下从春秋到战国，民族关系发生大变动、大发展。这时，夏、商、周、楚、越诸族发展、变化的主要形式就是互相往来，互相渗透，互相吸收，出现了民族融合的大趋势。

　　春秋时期的民族大融合，首先是在夏、商、周三族之间进行的。例如晋惠公“作州兵”，就打破了西周以来军队组成的规定，说明“国”与“州”对立的消除，而州人本是被周征服的“庶人”，又表明晋国内各民族之间的鸿沟已逐渐填平。

　　春秋民族大融合，还扩张到部分蛮、夷、戎、狄之间。例如《国语·周语》说：周襄“德狄人，将以其女为后。”《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说：晋献公“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春秋时赫赫有名的重耳本身就是一个混血儿，不仅如此，重耳逃难到狄时，“狄人伐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鯈，叔刘”。《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咎如是赤狄的别种，重耳又与狄人通婚。还有东夷族须句国人成风是鲁喜公之妾；赤狄别种路子婴儿的夫人是晋景公的姐姐。而周民族的晋国人与戎族的秦国人联姻，更表明春秋时包括部分蛮、夷、狄、戎在内的民族界限也被打破。

　　所有这些会合在一起，形成了春秋时期民族大融合，于是一个非夏非商非周非楚非越，又非蛮非夷非戎非狄次生的新民族--华夏民族诞生了。华夏民族，在先秦典籍中多称为“夏”或“诸夏”，又称为“华”或“诸华”。孔子视“夏”与“华”为同义词，所谓“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左传》定公十年。《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说：“楚失华夏”，是关于“华夏”一词的最早记载。此后，“华夏”遂成为春秋时以夏、商、周三族及夷为主源，部分蛮、戎、狄为支源融合形成的新民族的族称。

　　战国时期的民族融合以更深的程度、更广的范围、更快的速度继续进行着。在南方的楚国，春秋以后，楚国纵横于汉水、长江流域一带，经八百余年的扩张经营，文明程度越来越高，民族之间的融合也越来越深，最典型的莫过于屈原的《天问》一例，《天问》是就庙宇中描绘着古史的壁画而发的。当时楚国的画工如此熟悉中原地区的历史，足见民族融合的深广了。在东北方的燕国，到战国时已成为雄据东北方的强国，燕将秦开曾作人质于东胡族，回国后率军打败东胡，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等东郡，大大扩展了燕国的领土。

　　燕对辽河流域的开拓，不仅奠定了古代中国在东北的疆域，也使辽河流域各民族融合成华夏民族的又一个支系。在北方的赵国，战国后期是仅次于秦的强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史实，不仅是战国时期民族融合的实例，而且是华夏文化吸收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明证。

　　在西北的秦国，是战国时代的后起之秀，本是犬戎的一支，而非“诸华”族。因护送平王东迁有功，秦襄公始列为诸侯。在春秋战国之交，秦与西方诸戎族展开了激烈的搏斗，“遂霸西戎”，《史记·秦本纪》。成了西方各民族融合的中心。公元前395年商鞅变法后，秦后来居上，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不仅打败了韩、越、魏三国，而且先后兼并了周围的少数民族，增设了黔中郡、巫郡、南郡、南阳郡、三川郡、太原郡等。昔日西方落后的戎族国家，成为西方民族融合的中心，一跃而成为华夏民族的骨干和核心。

　　从春秋到战国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继夏、商、周、楚、越诸族相继崛起的此起彼伏的中国古代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雄壮的一幕之后，在中国古代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又演出了波澜壮阔的民族大融合的一幕。在这一幕历史活剧中，一个崭新的民族--华夏民族，在民族大融合的熔炉中铸成，分别形成了东以齐、西以秦、南以楚、北以赵、燕为代表的四个大支系，为统一的汉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是汉族形成的第二阶段。

　　3汉族在“大一统”中形成

　　在春秋战国民族融合的熔炉中铸成的华夏民族是一个分散的，不统一的民族，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

　　所有这一切，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求有一个统一的政治中心。于是，秦始皇雄才大略，用十年时间统一了六国，结束了诸侯割据纷争，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封建国家--秦王朝。在“大一统”中，华夏民族也从分散走向了统一。秦王朝建立后，秦始皇采取了推行郡县制，规定“书同文字”，统一货币、度量衡和“车同轨”、“行同伦”，以及筑长城等一系列的措施，统一和稳定华夏民族。

　　正是由于秦始皇的这些“大一统”的措施使得华夏民族更加确定地成为一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所以虽然秦王朝国运短暂，但汉承秦制，在“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政治上，汉武帝创设了刺史制度，把全国分为十三州部，实行“编户齐民”；经济上，汉武帝接受桑弘羊建议，颁行均输法、平准法，以京师为中心，建立了全国范围的商业网，商品流通大大发展；文化思想上，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学发展成了经学，取得了占统治地位的优势，使儒学成了正在形成的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血肉部分。所有这些，表明西汉时中央集权“大一统”封建国家更集中、更强大，使统一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使华夏民族完成了向汉族的发展和转化。

　　华夏民族发展、转化为汉族的标志是汉族族称的确定。华夏民族统一于秦王朝，其族称曾经改称为“秦人”，西域各国就有称华夏民族为“秦人”的习惯。但是秦王朝短命的国运，使“秦人”的称呼很快被人们遗忘了。而汉王朝从西汉到东汉，前后长达400多年，为汉朝之名兼华夏民族之名提供了历史条件。另外，汉王朝国势强盛，在对外交往中，其他民族称汉朝的军队为“汉兵”，汉朝的使者为“汉使”，汉朝的人为“汉人”。于是，在汉王朝通西域、伐匈奴、平西羌、征朝鲜、服西南夷、收闽粤南粤，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空前频繁的各种交往活动中，汉朝之名遂被他族称呼为华夏民族之名。吕思勉说：“汉族之名，起于刘邦称帝之后。”（《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2页。）吕振羽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