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常识:中国古代书籍的装帧艺术包括哪些内容
(1)简策
简策就是编简成策的意思。“策”就是“册”的假借字。古代有些词有音无字,行文时只好依声托事,借用同音的字加以表示。这种现象,文字学上就称为同音假借,也称为古音通假。“册”是象形字,像是绳穿、绳编的竹木简。所以《说文解字》解释“册”字说:“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礼记·聘礼》中说:“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在这句话的“策”字之下,有两个不同时代的人分别作了解释。一位是东汉的郑玄,他说:“策,简也。”一位是唐代的孔颖达,他说:“策是众简相连之称。”郑玄的意思,“策”就是竹木简;孔颖达的意思,“策”是编连在一起的竹木简。两个人的解释都对,但角度不同。我们把这两个人的解释综合起来,那就是一根一根写了字的竹木片就称为“简”,把若干根简编连在一起就成了“策”(册)。可见简策的确是编简成策的意思。
古人编简成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单绳串连;一种是两道绳、乃至四道绳的编连。汉代刘熙在《释名》中说:“札,栉也,编之为栉齿相比。”这意思是说在写好的竹木简上端钻孔,然后用绳依次串编。上边好像梳子背,下边诸简垂挂,如同梳子的栉齿并列相比。另一种是用麻绳或丝线绳,像编竹帘子一样地编连竹简。编绳的道数取决于竹木简的长短。短简两道编绳即可,甘肃出土的《永元兵器簿》,就是两道编绳(图6)。长简两道绳子编不结实,就编三道或四道编绳。如武威出土的《仪礼》汉简,简长三尺,其编绳就是四道。至于是先写后编,还是先编后写,则两种形式都有。
图6 东汉永元兵器簿编简
为了保护正文不致磨损,古人编简时常在正文简前边再加编一根不写文字的简,叫作赘简。今天书籍的封面,就仍然带有这种赘简的遗意。赘简上端常常书写篇名,下端书写书名。这是因为古人写书于简,不能无阶段地写下去,那样编简太大,不易检阅和收藏,所以常常写到一定长度就结为一篇。而用书的人也常常要先查找篇名,然后才能找到自己所要检索的内容。可是古书往往一书包括很多篇,例如《论语》就有22篇,《孟子》也有七篇。七篇中的各篇还要再分上下。如《滕文公上》、《滕文公下》、《公孙丑上》、《公孙丑下》等。如果所要查找的内容不知道在哪一篇,那就无从着手了。所以古人很重视篇名,把篇名写在赘简上端,以示醒目。而把书名反倒写在赘简的下端,以示篇名的归属。这种格局虽然是仅适应简策书籍而出现的特定形式,但对后世书籍形式的影响却是极其深远的。直到雕版印书盛行的宋代,特别是北宋时代,卷端题名还常常是小题在上,大题在下。这仍是简策书籍格局的流风余韵。
一篇文章的简编完,或一编编好的简写完,便以最后一根简为轴,像卷竹帘子一样从尾向前卷起。《永元兵器簿》出土时,就保持着原来卷起的形式。武威旱滩坡出土的医简,有的也保留着卷起的原型。武威出土的汉代《仪礼》简,篇题和篇次并写在第一、二简的背面,卷起后正好露在外面。这也证明其原型是从尾向前卷起的。卷起的简需要捆好,而后放入布袋或筐箧〔qie切〕。居延出土的简策中有“书箧一”的记载。《汉书·贾谊传》中也有“俗吏之务在于刀笔筐箧”的说法。这些盛装简策的布袋、筐箧相当于“帙”〔zhi至〕,而一帙通常包函10卷。简策书籍这种编连卷收的做法,也只是适应竹木简的特质而形成的特定形式,但对后世书籍的装帧形式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帛书卷子装、纸书卷轴装的出现及长期流行,完全可以说是对简策卷起收藏形式的模仿。
(2)帛书卷子装
帛书与简书虽然制作材料不同,成书之后的面貌也各异,但在装帧形式上彼此却有许多相似之处。缣帛轻软,可塑性较强。表现在装帧形式上便既有折叠,也有卷子。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有的写在整幅帛上,难以卷收,故折叠随葬在一个漆盒内。有的写在半幅宽的缣帛上,则以一条23厘米宽的竹片为轴心,将帛书从尾向前卷成帛卷,这大概就是卷轴装的雏形了。
清代有位著名的史学家、目录学家,叫章学诚。他有一部著名的著作,叫《文史通义》。他在《文史通义·篇卷》中说:“古人之于言,求其有章有序而已矣。著之于书,则有简策,标其起讫,是曰篇章。”还说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受命整理国家藏书,“著录多以篇、卷为计,大约篇从竹简,卷从缣素,因物定名,无他义也。而缣素为书后于竹简,故周、秦称篇,入汉始有卷也。”这两段话的意思是说篇、章是竹木简书的计量名称,卷则是缣帛书的计量名称。周、秦时盛行竹木简书,故多以篇称之。入汉以后,缣帛为书普遍流行,卷便成了广为使用的计量名称。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国家藏书,凡是整理完毕正式誊录进呈的书,都是用缣帛书写的。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佚文十一》说“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这里的“上素”,就是抄写在缣帛上。于是“卷”便成了主要计量单位。表明章学诚所说的“入汉始有卷也”的理论,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也证明帛书的装帧形式主要还是卷子装。
(3)纸书卷轴装
用纸来制作书籍,东汉已发其端。纸具备着缣帛的轻软,但较之缣帛则更易成型。所以纸书出现之后,它的装帧形式便模仿帛书卷子装,而慢慢发展为普遍流行的纸书卷轴装。这无论是从文献记载,还是实物留存,都能得到有力的证明。
晋代傅咸的《纸赋》中,除了赞美纸的方正洁白,很便于书写之外,还说纸张“揽之则舒,舍之则卷”。这两句话实际是对卷轴装书籍的描绘。纸张有一定弹性,卷久了就有回收的惯性,所以用手揽之便舒展开来,可是一撒手就又收卷回去。这是卷轴装书籍固有的现象,也是这种装帧形式的弊病之一。可见晋时纸书已是卷轴装了。
《续高僧传》卷二,记载隋朝文帝时有一位沙门叫明穆彦宗,他曾经利用梵文经本校对佛经。说昔日“支昙罗什等所出《大集》卷轴,多以30成部”。说明早在隋朝以前,纸写的佛教《大集经》,已装潢成了卷轴。
《续高僧传》卷三十八,记载隋朝另一位沙门叫法泰,他自己精勤书写了一部《法华经》,多次显现灵瑞,所以要把它带到成都去进行装潢。可是中途过河掉在了水里,以后又失而复得,所以“至成都装潢,以檀香为轴”。可证隋朝的书籍不但已是卷轴装,而且所用轴材有的已是檀香木了。
《续高僧传》卷五,记载唐玄奘从印度取经回国之后,又奉皇帝之命在大慈恩寺翻译佛经。当他翻译完毕,装成卷轴之后,曾经上书皇帝,请求皇上给写一道序文。他说:“所获经论,奉敕翻译,见成卷轴,未有铨序,伏惟陛下睿思。”可见唐玄奘翻译过来的佛经,其装帧形式也都是卷轴。
《续高僧传》卷二十六,记载唐开元间沙门玄览,他一个人就“写经三千余轴”。
所有上述这些,都是唐及唐以前关于纸书采用卷轴装的记载。而唐以后关于这方面的记载,那就更是史不绝书了。北宋欧阳修在他的《归田录》中说:“唐人藏书,皆做卷轴。”元朝吾衍在他的《闲居录》中说:“古书皆卷轴。”明朝都穆在其《听雨记闻》中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清朝高士奇在其《天禄识余》中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此制在唐犹然。”这些说法,也证明自纸书出现,直到唐、五代,大约八九百年的时间里,书籍盛行的装帧形式,的确是卷轴装。
本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了大批遗书,其中主要是手写本佛经。现在分藏在世界各国,其中主要收藏在英国、法国、中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国。总计大约四万多件。这些敦煌遗书产生的时代,大约上起南北朝,下至五代,即公元420—960年这500多年的历史跨度内。此期正是手写纸书的高峰期。这些遗书,有的就是简单的一卷儿,有的木轴犹存,进一步又以实物,证明唐五代及唐五代以前,纸书的装帧形式,的确普遍流行卷轴装。
古时历代纸张的大小规格不尽相同。晋代纸高大约23—24厘米,长26—27厘米;唐代纸高25—26或26—27厘米,长40—43厘米或44—51厘米;五代时期纸张的规格大小不等。内容长的书,一张纸无法容纳,只好写完一张再接写第二张、第三张……直到写完为止,可能是几张、十几张、几十张,乃至数百张。一部用多张纸写完的书,按顺序粘接成一幅长条。长条可以先写后粘接,也可以先粘接好后写。写完的长条纸书,即可以从左向右,或说是从尾向首卷起。为使纸卷不至于折皱或损坏,在长条纸书最后一纸的末尾粘上一根圆木棒,然后以木棒为轴心从左向右搓卷,所以称作卷轴。轴的长度比纸的高度略长,纸书卷好后上下两端都有轴头露出,这样有利于图书保护(图7)。
古书卷轴装似乎也有精装与简装的区别。简装,仅用一根普通的圆木棒为轴,有的甚至连轴都没有,只是从尾向前卷起,也是卷轴装。精装就有不同的讲究了,据记载,王羲之、王献之晚年写的字要比青少年时写得好。他们在缣帛上写的字,要以珊瑚装饰轴头;在纸张上写的字,要以金属装饰轴头;最次的也要以玳瑁、旃〔zhan沾〕檀装饰轴头。可见晋代的卷轴装,有的已经相当精致了。
《隋书·经籍志》说隋炀帝即位之后,秘阁所藏之书,上品的要用红琉璃轴,中品用绀〔gan干〕琉璃轴,下品用漆轴。表明隋朝政府的藏书,其卷轴装潢已分出不同品级。《大唐六典》记载唐政府的藏书,经库书用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用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书用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书用绿牙轴,朱带白牙签。可见唐代的政府藏书不但裱轴十分讲究,而且已经懂得用颜色来类分图书了。
图7 卷轴装示意图
图8 卷轴插架示意图
为保护图书内容不受污损,卷轴装在正文第一张纸前边还要粘加一张空白纸,考究的粘加绫、绢等丝织品。粘加的这张空白纸或绫、绢,叫作“褾”〔biao表〕,也叫作“包头”或“玉池”。褾的右端接有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带。带的右端接有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别子,叫作“签”。卷子卷好,褾在最外层,用带绕捆,以签别住。卷轴存放的方法是在书架上平放,轴的一端向外,系上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书签。签上标写书名、卷次,以便于取阅。取阅图书时依签上所标抽出卷轴,用毕原位插入,所以称为插架(图8)。唐代文学家韩愈的《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中说“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描绘的便是一座插架宏富、装帧考究、满目琳琅的私人藏书宝库。
(4)经折装
经折装也称折子装,顾名思义,应该是从折叠佛教经卷而得名。前边说过了,到唐代为止,最盛行的书籍装帧形式,仍然是卷轴装。但到唐代,佛学在中国的发展也达到了鼎盛时期。一方面是僧尼遍于域中,另一方面翻译过来的佛经又普遍以卷轴装的形式流行。僧尼遍于域中,意味着善男信女诵经的普遍;卷轴装盛行,则意味着它对僧尼们诵经的不便。因为佛门弟子念经,要盘禅入定,正襟危坐,以示恭敬与虔诚。善男信女们念经时的这种姿态,卷轴装的不方便可想而知。任何一种纸卷,包括佛教经卷,卷久了,都会产生卷舒的困难。由于卷久的惯性,念过去的部分,经卷会由右向左自动卷起;未念到的部分,经卷又会自动由左向右卷起。这种情况,如果不及时调整镇尺的位置,经卷就会从左右两个方向朝中间卷起。试想,如此麻烦不便的卷轴装式,怎么能适应佛门弟子们那种盘禅入定、正襟危坐的读经方式呢!因此,一场对流行许久的卷轴装的改革,首先在佛教经卷上发生了。这就是将本是长卷的佛经,从头至尾地依一定行数或一定宽度连续左右折叠,最后形成长方形的一叠,再在前后各粘裱一张厚纸封皮,一种新型的装帧形式就出现了,这就是所谓的经折装。正像元朝吾衍和清朝高士奇所揭示的那样,经折装的出现,完全是针对卷轴装卷舒之难的弊病而发生的。元朝吾衍在《闲居录》中说:“古书皆卷轴,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折。久而折断,复为簿帙。”清朝高士奇在《天禄识余》中也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此制在唐犹然。其后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折。久而折断,乃分为簿帙,以便检阅。”这两位不同时代的古人,揭示了同一个道理,即经折装的确是由改造卷轴装而来。
1975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钱存训先生的《中国古代书史》,披露了一幅经折本图版,经名为《入楞伽经疏》,共211叶,原出自中国敦煌石室。其装帧形式就是左右相连折叠的经折装。这是唐代佛经出现经折装的实物证明。
英人斯坦因在他的《敦煌取书录》中,还描绘过一件五代印本佛经的装式,也是经折装。他说:“又有一小册佛经,印刷简陋……书非卷子本,而为折叠而成……折叠本书籍,长幅接连不断,加以折叠……最后将其他一端悉行粘稳。于是展开以后甚似近世书籍。是书时为乾祐二年,即纪元后九四九年也。”斯坦因看到并描绘的这件实物,表明印刷而成的佛经,在五代时期也有的是经折装式了。
(5) 梵夹装
过去的书史论著,常把经折装混为梵夹装。说经折装又称梵夹装,或者说梵夹装就是经折装,或经折装即梵夹装。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梵夹装并不是中国古代书籍的装帧,而是古代中国人对古印度用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佛教经典装帧形式的一种称呼。梵是天竺国梵文文字的创始人。《祐录》卷一《梵汉译经音义同异记》中说:“昔造书之主凡有三人:长名曰梵,其书右行;次曰佉楼,其书左行;少者苍颉,其书下行。梵及佉楼居于天竺,黄史苍颉在于中夏。”印度是佛教的发祥地,产生在印度的佛教经典,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将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的,所以又称为贝叶经。当然也有不少写在桦树皮上。
我们在前边说过了,书籍的装帧形式,只能视书籍的制作材料和制作方法而采取相应的方式。古印度佛经既是采用修长硕大的贝多树叶或桦树皮书写,其装帧形式也就只能适应这种材料而采取相应的方式了,这就出现了古代中国人所称呼的梵夹装。何谓梵夹装?如果用最通俗的语言加以铨释,那就应该是古印度用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或桦树皮上的佛教经典而采用夹板式以绳穿订的装式。对这种装帧形式,古代中国人称之为梵夹装。隋朝有个叫杜宝的,他有一部著作叫《大业杂记》。杜宝在《大业杂记》中说东都洛阳的“承福门即东城南门。门南洛水有翊津桥,通翻经道场。新翻经本从外国来,用贝多树叶。叶形似枇杷,叶面厚大,横作行书。约经多少,缀其一边,牒牒然今呼为梵夹”。夹原意同册,后来演化为夹。这段描述,比较明确地告诉我们,梵夹装是隋时人对传入中国的古印度书写在贝多树叶上梵文佛教经典装订形式的一种形象化的称呼。其具体的装订方式,是将写好的贝叶经,视经文段落和贝叶多少,依经文的次序排好,形成一摞。然后用两块比经叶略宽略长一点的经过刮削加工的竹板或木板,将排好顺序的贝叶经上一块下一块地夹住,然后连板带经穿一个或两个洞。一个洞者,穿绳之前先将绳的一端挽上疙瘩,以另一端将夹板及贝叶串连;两个洞者,则以绳子两端同时将夹板及贝叶串连,最后绕捆起来,一个梵夹装式就算完成了。这就是杜宝所说的“约经多少,缀其一边,牒牒然”的梵夹装。
图9 僧伽罗文贝叶经装帧
用贝多树叶来写经,不仅是古印度如此,近世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中也有用贝叶写经的。北京图书馆就藏有僧伽罗文的贝叶经(图9),其装帧形式就是典型的梵夹装。近年北京图书馆还入藏一批傣文贝叶小乘经,其装帧形式也是梵夹装。这些实物也印证了古印度梵夹装的形式特点,从而丰富了中国书籍的装帧形式。
中国以纸张来制作书籍,至隋、唐而极盛。书籍的制作材料与贝叶不同,当然装帧方式也就不同。但中国纸制书中,包括写本和印本,也有裁成长条而模仿贝叶的。现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手稿部的中国敦煌遗书中,还颇有几件这样的遗书。它们状似长条,形仿贝叶,编绳虽然已不复存在,但当年的穿孔犹存,表明它们的确是中国纸书中模仿梵夹装的装帧形式。北京图书馆珍藏一件五代时回鹘文写本《玄奘传》。其书叶狭长,横作行书,每叶上靠近两端各有一红色圆圈,据说也是模仿的梵夹装式。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中,有一件唐写本《思益梵天所问经》(图10)。其写纸为长条形,意仿贝叶。厚厚一册,却中间穿孔,单绳穿装,是中国纸书遗存中典型的梵夹装。其夹板虽佚失一块,但另一块却原样留存。穿绳虽也大部分佚去,但仍有一段原绳贯穿册叶与夹板。直到后世刻印的藏文大藏经、蒙文大藏经,也都是纸作长条,横作行书,上下各有一块厚重的夹板,所以它们也是中国纸书中模仿梵夹装的装帧形式。只是这种装帧形式在中国并未普遍流行,所以也就鲜为人知了。但不管是古印度的梵夹装,还是中国纸书模拟的梵夹装,以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书中模仿的梵夹装,都和经折装毫无相同之处。所以经折装就是经折装,梵夹装就是梵夹装,两者既不相等,也不相通,不应混为一谈。
图10 唐写纸本《思益梵大所问经》梵夹装
(6)旋风装
过去很长时间里,中外学者对什么是中国古书的旋风装认识并不清楚。长期把经折装粘加一张整纸就说成是旋风装,或把经折装直接说成是旋风装,就是这方面的例证。事实上,旋风装跟经折装没有任何联系。它与经折装产生的文化背景完全不同。它们是在同一个时代里,同在卷轴装的基础上,由于不同的社会文化需求而产生出来的两种完全不同的书籍装帧形式。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政治、经济、科学、文化都有长足的发展。尤其是文学,诗歌几乎占据了整个文坛,使唐代成了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诗歌的发展,特别是近体律诗的发展,一方面要求要有严格的韵律,一方面遣词造句、运用掌故又要求典雅有据。这就促使唐代社会相应地产生并发展两方面的著作:一方面是备查检掌故用的类书空前发展;另一方面就是供起韵赋诗、检查格律的韵书一再被修正、增补、传抄而流布社会。唐代的韵书,类乎现在的字典,带有工具书的性质,是备随时查检使用的。因此,这类书籍的书写方式和装帧形式,也就都要以方便随时翻检为原则而作相应的改变。
但是,我们在前边说过了,唐代书籍最通行的书写方式和装帧形式,仍是单面书写的卷轴装。这样,在通行的装帧形式与要方便翻检之间便产生了很大的矛盾。继续采用单面书写的卷轴装,翻检方便难以解决;突破卷轴装,另外采取更新的装帧形式,一时又难以创造出来。于是便出现了一种既未完全打破卷轴装的外壳,又达到了方便翻检为目的的装帧形式,这就是旋风装。
在当今的世界上,中国古书旋风装的实物留存绝无仅有。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可以说是现存中国古书旋风装的典型实物例证。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全书共五卷24叶。除首叶是单面书字外,其余23叶均为双面书字,所以共是47面。其装帧方式,是以一比书叶略宽的长条厚纸作底,然后将书叶粘在底纸上。其粘法是,除首叶因只单面书字而全幅粘裱于底纸右端之外,其余23叶,因均是双面书字,故每叶都只能以右边无字空条处,逐叶向左鳞次相错地粘裱于首叶末尾的底纸上。所以从书叶左端看去,错落相积,状似龙鳞。收藏时,从首向尾,或者说是从右向左卷起,外表仍然是卷轴装式。但打开来翻阅,除首叶因全裱于底纸上而不能翻动外,其余均能跟阅览现代书籍一样,逐叶翻转,阅读两面的文字。这种装帧形式,既保留了卷轴装的外壳,又解决了翻检必须方便的矛盾。可谓独具风格,世所罕见。古人把这种装帧形式称作“龙鳞装”或“旋风装”。
图11 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装帧
北宋欧阳修在他的《归田录》卷二中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其后有叶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备检用者,卷轴难数卷舒,故以叶子写之。如吴彩鸾《唐韵》、李郃〔he 合〕《彩选》之类是也。”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图11),相传就是吴彩鸾书写的。欧阳修所见到的大概就是这类的东西。他说出了这种装帧形式产生的原因,也描绘了这种装帧像策子的特点,但未说出它究竟叫什么名字。
南宋初年的张邦基,则在自著《墨庄漫录》卷三中说:“成都古仙人吴彩鸾善书名字,今蜀中导江迎祥院经藏,世称藏中《佛本行经》十六卷,乃彩鸾所书,亦异物也。今世间所传《唐韵》犹有,皆旋风叶。字画清劲,人家往往有之。”可见南宋张邦基也见过这类的东西,他则把这类书籍的装帧形式称为“旋风叶”了。
元朝王恽在他的《玉堂嘉话》卷二中说:“吴彩鸾龙鳞楷韵,后柳诚悬题云:‘吴彩鸾,世称谪仙也。一夕书《唐韵》一部,即鬻〔yu玉〕于市,人不测其意。稔闻此说,罕见其书,数载勤求,方获斯本。观其神全气古,笔力遒劲,出于自然,非古今学人所可及也。时大和九年九月十五日。’其册共五(疑五为二误)十四叶,鳞次相积,皆留纸缝。天宝八年制。”可见元朝王恽也见过这类东西,而且见到的是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收藏并写了上述题识的那件东西。王恽描绘它是“龙鳞楷韵”,“是鳞次相积”。与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装帧形态完全相同。
清朝初年的著名藏书家钱曾,也见过这类东西。《涵芬楼烬余书录》引证他的话说:“吴彩鸾所书《唐韵》,余在泰兴季因是家见之,正作旋风叶卷子,其装潢皆非今人所晓。”可见钱曾见到的,跟故宫所藏相传为吴彩鸾所写的《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其装帧是完全一样的。他将之称为“旋风叶卷子”。可见我们把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装帧形式称作旋风装,是不乏古人见证的。
且考自然界旋风的形象特征,亦是因某处气压低,四周空气向一处注流而形成的螺旋式旋转的风,其中大而强烈的,就是龙卷风。这种风的特点,就是空气分若干层次前后朝一个方向旋转。它的立体形象就仿佛若干张鳞次相积卷起的芦席,像个圆筒。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其装帧形式,内中书叶错落相积,朝一个方向卷收,外壳又保留着卷轴装的格局。装帧完毕,卷收起来,内中书叶很像空气分若干层朝一个方向旋转的旋风。因此,我们认定这种形式才是中国古书的旋风装。不是经折装包粘一张整纸就成了旋风装,更不是经折装又称为旋风装。旋风装有自己的独立形态,但又没有完全摆脱卷轴装的制约。它是对卷轴装的一种改进,是卷轴装向册叶装转化过程中的过渡形式。经折装是对卷轴装的彻底改造,已由卷轴装过渡到了册叶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旋风装比经折装出现得要早。
(7) 蝴蝶装
(8)包背装
殷商晚期,生产力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人们逐渐掌握了冶炼铸造等技术,于是,产生了黄金、铁、锡、铜等金属器物,其中以青铜器最为著名。青铜器不但是当时珍贵的器皿,而且还被用来记载文字,流传后世。因此,青铜器也是古代最重要的历史典籍之一。
青铜器的种类很多,按其底部形状可分为圆底、平底、觚形底,底部用三四足支撑。这些器皿都由两部分构成,由圆形、方形或长方形配上造型的柄、足、盖等。以其用途来分,可分为彝器、乐器、兵器、度量衡、镜、钱币、印章等。文字常刻铸于这些器物之上,被称为“金文”,也叫“钟鼎文”,统称为“铭文”。
铭文有的通过铸造,有的则是雕刻而成。商代和西周时期的铭文一般是铸于器皿上,较晚的铭文也有雕刻而成的。铭文不断演变成各种形体,通称“钟鼎文字”,在汉字书体上叫做“籀文”、“古文”或“大篆”。
铜器铭文字数多寡不一,多者可达三四百个。一般来讲,商代铭文简单,西周时期铭文繁多,而至春秋战国时期又趋于简单,至秦汉时期则很少发现载长篇铭文的青铜器了。
周王朝初年所用的金文从笔画到结构都跟殷商甲骨文非常相似。周昭王以后,西周金文日渐成熟。代表作有周昭王时的《宗周钟》、周恭王时的《墙盘》等。此时金文书法的主要特点是:笔画由蝌蚪尾巴形状渐变圆润,起笔、转换、收笔也多为圆笔;结体比周初金文更平正、更紧密、更稳定,也更有规律。章法方面开始注意到纵横的字距和行距,带界格的铭文章法更为严整,而字距、行距较大的则显得十分疏朗开阔。目前所见铭文最长者要属西周晚期周宣王时期的《毛公鼎》,载字497个,它的篇幅相当于《尚书》一篇,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
毛公鼎是西周晚期周王室嫡裔毛公所铸青铜器,清代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即现在的宝鸡市岐山县。圆形,两个立耳,深腹外鼓,三蹄足,口沿饰环带状的重环纹,造型端庄稳重。
鼎内铭文记载了毛公衷心向周宣王为国献策之事。其书法乃成熟的西周时期金文风格,奇逸飞动,气象浑穆,笔意圆劲茂隽,结体方长。
在所有青铜器中,彝器的铭文最多。彝器又称“礼器”,它的盛名与当时社会的礼乐制度休戚相关。礼器用来祭天拜祖、宴请宾客、赏赐功臣、记功颂德、死后随葬。在青铜礼器中,鼎最为重要。它不仅是一种祭祀器具,而且是江山社稷的象征。
当时的治国者凡遇重大事情,必铸造铜器一件,并把那桩盛事记于青铜器上,其目的是长久保存。据《礼记·祭统》记载: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
周代的铭文脱胎于甲骨文,但字体较甲骨文定型,而且逐渐走向规范。铭文可以灵活自如地表达思想、描绘事物,其笔画形状也发生了变化,线条不似甲骨文的瘦硬,尽是直笔,出现了圆笔,字体刀称,大小整齐划一,标志着一字一音的符号性质取代一形多义的图画性质的汉字新时代的到来。
从青铜考古实物来看,铭文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当时战争、盟约、条例、任命、赏赐、典礼、奴隶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西周初年的一件礼器,内底有铭文4行32字,是记载周初周武王伐商的唯一记录。再如,西周中期铜器《盠方尊》铭文,记载周懿王命盠不但要统帅护卫王室的“西六师”,而且还要兼管镇抚东夷和统治东方的“殷八师”或称“周王八师”。这些记录与禹鼎、大克鼎、勿目壶相同。
青铜器上的花纹、浮雕、半浮雕等各种装饰,具备了那个特有的历史面貌和时代风格。因此,这些饰纹同样是青铜书的重要组成部分。青铜器的艺术装饰大多采用动物的形象,自然界中的动物,其中有许多与人类的生产、生活关系极为密切,如:鱼、蛙、龟、蚕、羊、牛、象、鸟等。在各种动物纹样中,最具特色的是兽面纹,流行于商代及西周早期。
兽面纹所表现的动物其重要特点是:眼睛巨大,凝视,大嘴咧开,口中有獠牙或锯齿形牙,额上有一对立耳或大犄角,并有一对锋利爪子。这种形象以表现动物的头部特征为主。这类饰纹被后来宋代学者称为饕餮纹。
据古代神话传说,饕餮是神人缙云氏的一个“不才子”。它非常贪吃人类,吃到把人塞在口中,但无法咽下去,终于害了自己,变成了有头无躯的怪物。古代儒生认为,西周鼎中有这种饰纹,其目的是让人们知道因果报应的道理。
在各种饰纹中,龙和凤常出现在青铜器的表面。龙的古老神话传说和“大禹治水”的故事有较密切的关系。禹是当时的半人半神的治水英雄,这种虚构的龙的传说,乃是古人对克服水灾的幻想的形象化。
在远古时代,治水是农业生产的一大问题,而当时人们屈服于自然的压力,只能借助想象的神物来制服洪水。后来,龙被当做水神来崇拜,象征水。《考工记·画缋之事》谈到衣上的绘画时说:“水以龙。”龙的传说影响深远,至今不衰。
凤在青铜器中的表现为华丽的鸷鸟,也是虚构之物,商代人认为玄鸟是自己的始祖,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充分表明了商代以玄鸟为图腾,而玄鸟就是凤。凤鸟又是风神,农作物的生长与风有关,所以对凤的崇拜就是对风这一自然力的崇拜。
青铜器上的纹物除以上述及外,还有几何纹、有关人物活动的饰纹,如有关宴乐、舞蹈、狩猎、攻战、采桑等。人物画像反映了当时贵族社会的生活,开了后来秦汉时期画像石和画像砖的先河。
总之,青铜器的铭文记载了许多古代文献,而青铜器上的饰纹也反映了当时的许多信息。由于铭文和饰纹在我国古籍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影响深远,故被后人称之为“青铜器的书”。
甲戌本(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本,抄本)
己卯本(脂砚斋凡四阅评过,己卯冬月定本,抄本)
庚辰本(脂砚斋凡四阅评过,庚辰秋月定本,抄本)
列藏本(苏联列宁格勒抄本《石头记》,抄本)
戚张本(张开模旧藏戚蓼生序本,抄本)
戚正本(有正书局石刊戚蓼生序本)
戚宁本(泽存书库旧藏戚蓼生序本,抄本)
王府本(清王府旧藏本,蒙古王府本,抄本)
杨藏本(杨继振旧藏本,红楼梦稿本,抄本)
舒序本(舒元炜序本,抄本)
郑藏本(郑振铎藏本,抄本)
梦觉本(梦觉主人序本,甲辰本,抄本)
程甲本(乾隆五十六年辛亥萃文书屋活字本)
程乙本(乾隆五十七年壬子萃文书屋活字本)
东观阁刊本(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
善因楼刊本(批评新奇,绣像红楼梦,善因楼梓)
宝文堂刊本(同治壬戌重镌,宝文堂藏板)
抱青阁刊本(嘉庆己未年镌,绣像红楼梦,抱青阁梓)
本衙藏板本(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本衙藏板)
藤花榭刊本(嘉庆庚辰镌,绣像红楼梦,藤花榭藏板)
宝兴堂刊本(嘉庆丙寅新刻全部绣像红楼梦,宝兴堂藏板)
凝萃草堂刊本(道光辛卯孟冬,绣像红楼梦,凝萃草堂监印)
三让堂刊本(绣像批点红楼梦,三让堂藏板)
五云楼刊本(咸丰己未新镌绣像红楼梦,五云楼藏板,光华堂发兑)
耘香阁刊本(绣像红楼梦,藤花榭原板,耘香阁重梓)
聚和堂刊本(绣像红楼梦,济南聚和堂藏板)
同文堂刊本(曹雪芹原本,右文堂发兑,同文堂藏板)
纬文堂刊本(绣像批点红楼梦,纬文堂藏板)
翰选楼刊本(绣像红楼梦,翰选楼藏板)
文元堂刊本(绣像批点红楼梦,文元堂藏板)
忠信堂刊本(绣像批点红楼梦,忠信堂藏板)
经纶堂刊本(绣像批点红楼梦,经纶堂藏板)
务本堂刊本(绣像批点红楼梦,务本堂藏板)
经元升记刊本(绣像批点红楼梦,经元升记梓)
登秀堂刊本(绣像批点红楼梦,登秀堂藏板)
连元阁刊本(曹雪芹原本,新增批点绣像红楼梦,佛山连元阁藏板)
三元堂刊本(东观阁梓行,三元堂藏板,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
双清仙馆评本(洞庭王希廉雪香评)
妙复轩评本(张新之评)
聚珍堂评本(王希廉评)
翰苑楼评本(王希廉评)
芸居楼评本(王希廉评)
卧云山馆评本(张新之评)
同文书局评本(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王希廉、张新之、姚燮评)
大观琐录评本(增评绘图大观琐录,王希廉、姚燮评)
增评补像全图本(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王希廉、张新之、姚燮评)
诵芬阁评本(古越诵芬阁藏板,王希廉、姚燮评)
增评补图本(王希廉、姚燮评)
上海书局石印评本(王希廉、张新之、姚燮评)
绣像全图增批评本(王希廉、姚燮评)
桐荫轩石印评本(王希廉、蝶芗仙史评)
求不负斋石印评本(王希廉、张新之、姚燮评)
广百宋斋铅印评本(王希廉、姚燮评)
阜记书局评本(王希廉、蝶芗仙史评)
民国部份
增评加批图说本(王希廉、蝶芗仙史评)1914年上海石印本
增评加注全图本(王希廉、张新之、姚燮评)1925年上海石印本
文明书局评本(王希廉、张新之、姚燮评)1927年上海文明书局铅印本
江东书局石印评本(王希廉、张新之、姚燮评)
铸记书局评本(王希廉、姚燮评)
万有文库评本(1930年商务印书馆铅印)
许啸天句读本(1923年上海群学社铅印本)
汪原放句读本(1921年上海亚东图书馆铅印本)
大达图书本(1929年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铅印本)
广益书局本(1934年上海广益书局铅印本)
新文化书社本(1929年上海新文化书社铅印本)
通俗小说库本(1937年上海中央书店铅印本)
亚东初排本(1921年上海亚东图书馆铅印本)
亚东重排本(1927年上海亚东图书馆铅印本)
中华索隐本(1916年上海中华书局铅印本)
世界书局本(1934年上海世界书局铅印本)
开明书店洁本(1935年上海开明书店铅印本)
传世一十二种脂砚斋评石头记钞本之版本概况
诗曰
自执金矛又执戈 自相戕戮自张罗
茜纱公子情无限 脂砚先生恨几多
是幻是真空历遍 闲风闲月枉吟哦
情机转得情天破 情不情兮奈我何
乾隆中(一七五四年顷),有小说曰石头记者忽出于北京,历十数年而盛行,然皆写
本。时传抄面世,即为脂砚斋之评本。惜乎书犹未就,雪芹曹先生为泪尽而逝。诸本
止八十回矣。藏书家抄录传阅,纸贵京都,几三十年。沿传既久,坊间缮本及诸家所
藏秘稿,繁简歧出,前后错见。比乾隆五十六年(一七九一),乃有程伟元、高鹗之百
二十回刊印聚珍版问世,改题红楼梦,字句亦时有不同,不明何人续撰。程本既出,
风靡天下,势力影响,莫与之京。钞本遽日渐湮埋,不为世人所晓。其后伪本垄断,
几至一百二十年,千亿坊间本俱其化身,遂成定本。一时海内哄传,士人争读,谓之
历代小说中之无上上品,曰
「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
直至清季民元(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方有沪上狄平子石印戚本行显于世。脂本始
得重见天日,此举于红学界中不啻石破天惊。迨民国十年(一九二一),胡适先生为亚
东图书馆之新式英文标点排印本(世称亚东初排本即是)作序,题红楼梦考证,为新红
学滥觞,令学界震动。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俞平伯先生红楼梦辩改定,顾颉刚先
生序之曰,胡俞二著标识着「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建立」云云,始有新旧红学二
者之分辨。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甲戌本出,归胡适。庚辰本随之继现。新红学遂
凭借此等新材料,借助新方法,破中见立,颇有建树,成就较之旧红学不可以道里计。
红楼梦之版本研究亦由是肇始。
自此以降,七十年来,世间幸存之脂砚斋评石头记古旧钞本相继重现人间,迄今凡
一十二种,实如凤毛麟角,弥足珍贵。脂本留存未经旁人改动之曹雪芹原文面貌,可
供校雠,更兼有脂砚斋(或曰雪芹乃其亲侄)等人评批三千余条,散见诸本,间或透露
作者身世,或指示写作意图,或论及八十回后佚稿及作者修改删却的情节,其文艺批
评自身亦独具只眼,颇是精到,历来为方家所重。是为天下红迷不可不读,不可不知。
然各钞本版本不一,互有出入;历经二百余载,蠹祸难免,实无完璧。
公子闽人,性耽红楼。今受业西郊燕园,得傍规模居国内第三的北大图书馆,古籍
庋藏只让北图,与上图比肩。馆藏脂系中最为重要的庚辰本,并有名藏书家冯隅卿先
生所遗之九部古版红楼梦,内有大陆仅存的三部程甲本之一,九部程乙本之一,以及
最早的雕版刻本东观阁本一部。时值大四,公子功课骤弛,更喜都门连降大雪。夫天
下至乐,莫若雪夜拥被读红。公子心血来潮,入库翻书,搜罗脂本点滴资料,并细加
梳理,述其大要,开列于下,盖「以公同好」 耳。
注:文首之题红楼梦七律止见于庚辰本第二十一回回前评。
目 次
脂评石头记八种:
壹 甲戌本;贰 己卯本;三 庚辰本;肆 列藏本;
伍 戚 本;陆 戚宁本;柒 蒙府本;捌 靖 本;
脂评红楼梦四种:
玖 甲辰本;拾 梦稿本;壹拾壹 己酉本;壹拾贰 郑藏本。
说 明
脂砚斋评本石头记系统的传世写本依据底本年代,所存原文与脂评情况及后人窜改
多寡,大致可划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较为正规,为最早期的脂本。多题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保存着最近于曹
雪芹原文的正文文字和大量较可信的脂评。研究价值最高。如上之壹至三,可包括梦
稿本前八十回中的六十余回未改前的原文。对列藏本的版本价值有较大争议,但公认
不如前三种。
第二类:经加工过。批语全无署名。多题为石头记。出现了许多早期脂本所无的批
语,不能确认是否脂评。价值稍逊。如上之伍至捌,且此四种为同一祖本,属戚本系
统(或称立松轩本系统) 。
第三类:经增删窜改。大都以红楼梦为题。以脂本为根据,大量删改原文或删弃脂
评。如上之玖,壹拾壹,壹拾贰,以及梦稿本前八十回中的六十余回改后的面貌。
甲戌本第一
又称脂残本,脂铨本。
题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见于各册首回首页首行。
因第一回第八页楔子正文中 「出则既名,且看石上是何故事」 句上,比他本多出
「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一十五字,指明所据底本年代,故名甲戌本。
甲戌年,是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
存十六回。即一至八回、十三至十六回、二十五至二十八回。第四回回末缺下半叶,
第十三回上半叶缺左下角。四回一册,共四册。每半叶十二行,行十八字。
一、此本祖本可能是脂砚斋的编辑本。理由是每页版心下部都有脂砚斋的署名,有
些地方虚以待补,如若干回的回前诗,仅有「诗曰」空悬。林黛玉眉目描写尚未成文,
其下半句以朱笔空围。底本无拼凑现象,正文很少修改,有部份批语系从另本移录。
一、此本第一回有畸笏叟丁亥春的行侧朱批,墨抄总评也有作于丁亥者,说明抄录
时间在乾隆二十三年丁亥(一七六七)之后。
一、第一回第一页第一行顶格题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二行 「凡例」二字,
第三行起凡例五则,末题诗一首。陈毓罴认为这一段是脂批,正文当从 「列位看官」
起。其中第一至四则及题诗,共四百一十四字,为此本独有。第五则「此书开卷第一
回也,作者自云。。。」,后来本子仅存此段作为引言,与正文混同,遂成了正文开
始。凡例之末诗前横书「诗曰」二字,脂系钞本题诗多这种格式,下七律一首:「浮
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谩言红袖啼痕
重。更有情痴抱恨长。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脍炙人口
一、第一回第四页下第一行 「丰神迥异」 句下至第五页上末行 「大展幻术,将」
句之间,较他本多出一段文字,恰好两页,四百余字。
一、此本有眉批、侧批、双行批、回前回后批多种,无署名及日期。其中朱墨抄录
双行批是此本一大特色。有九回无批。此本独出的批语都在第六、第八回。
一、所存各回脂批远多于其他脂本,尤有一些重要批语为他本所无。如第一回「满
纸荒唐言」 诗眉批「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
而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每意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不遇癞头和尚何?怅怅!」。
这条批语是持曹雪芹卒于壬午年(一七六三)论者的首要依据。
一、值得注意的是,此本不避康熙帝的 「玄」 字讳。
一、书中有刘铨福几条跋,又有其友濮文暹、濮文昶兄弟跋。胡适、俞平伯、周汝
昌在其上亦有批跋。
一、纸黄脆,已经一次装裱。第十三回首页缺去小半角,衬纸与原书接缝处,钤有
「刘铨福子重印」章。
甲戌本原为清朝大兴刘位坦得之于京中打鼓担中,传其子刘铨福。内有刘铨福在同
治二年(一八六三)、同治七年(一八六八)所作的跋,极有见地。另有刘铨福的友人绵州
孙桐生批语三十余条,署「左绵痴道人」。之后流传不详,一九二七年夏此本出现于
上海,为刚刚归国的胡适先生重价购得,是为首次发现的传抄残本。胡适根据上述第
一回中文字称此本为甲戌本,开以干支年份定名红楼梦各钞本之先河,并且认为甲戌
本「为世间最古又最可宝贵的红楼梦写本」,所以适之先生视此本为平生秘本,向不
轻易示人。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六日胡适南下,临行匆忙,一生藏书俱皆抛下(由北大
图书馆收得),只随身带走了这一十六回的甲戌本和他另藏的一部程乙本。一九六二年
胡适去世后,将此本寄藏于美国Cornell大学图书馆。
一九六一年五月,胡适始决定由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央印制厂影印行世,止五
百部。为朱墨两色套版印刷,附胡适的影印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缘起及跋。次
年六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朱墨套印出版,两种:甲。线装一函两册,保留胡适的序
和跋;乙。依原大四册,去尽胡适手迹,附有俞平伯先生的后记及红楼梦年表,大陆
发行。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据六二年版重印,删去后记,线装四册;一
九七五年五月出平装一册。一九八五年九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据台湾商务版。
己卯本第二
又称脂怡本,脂馆本。
题石头记,见于封面。每回卷端题有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卷之」 字样。
第二册总目书名下注云 「脂砚斋凡四阅评过」 ,第三册总目书名下复注云 「己卯
冬月定本」,故名己卯本。己卯年,是乾隆廿四年(一七五九)。
存四十回。即一至二十回、三十一至四十回、六十一至七十回。其中第一册总目缺,
第一回开始缺三页半,十回末缺一页半,七十回末缺一又四分之一页。十回一册,共
四册,每半叶十行,行二十五或三十字不等。
一、此本第三十四回末题 「红楼梦第三十四回终」,为脂本石头记第一个出现
「红楼梦」标名的本子。如果不是后世藏书家所加,则说明曹雪芹生前一度使用过
「红楼梦」 为书名。
一、第十七、十八回尚未分开,共用一个回目,第十九回无回目,第六十四及六十
七回原缺,此与庚辰本同。此本中六十四及六十七两回系据另一种钞本抄配,文字与
程高本系统相同,见第六十七回末注云「石头记第六十七回终。按乾隆年间钞本武裕
庵补抄」。
一、此本无复杂的眉批侧批,面貌乾净。批语绝大多数在正文内双行书写,计七百
一十七条,除多一条单字批外,与庚辰本全同。只有十二处写在正文右侧。这些侧批
为别本所无,见于第六回和第十回。
一、此本正文始自 「只以观花修竹、酌酒吟诗为乐」,陶洙抄补了前三页半。正
文避国讳 「玄」 和「[礻真ZHEN音]」,避两代怡亲王胤祥和弘晓的名讳 「祥」 和
「晓」。据此判定为清代怡亲王弘晓府中的原钞本。
一、此本第十一回之前,无批语,为白文本。
一、此本中夹有六张笺条,补此书批注不足。第一张为第一回正文 「昌明隆盛之
邦」 批注「伏长安大都」 ;第二张为第四回 「护官符小注」;第三张为第五回题诗
一首;第四张为第六回题诗一首;第五张为第二回前指示将总批低两格抄;第六张为
第十九回一条批注,连所属正文,另纸记在回前。
一、此本曾由陶洙于丁亥年(一九四七)、己丑年(一九四九)据甲戌本和庚辰本份别用
朱蓝二笔校过,有校记二则。
一、此本讹夺字很少。公认与庚辰本渊源极深,文字有多于庚辰本的地方,语意较
庚辰本确切。尤其以前五回文字差异较大。底本可能早于庚辰本,为庚辰本同祖之本。
一、所用乾隆竹纸,薄而稍粗,有罗纹,土**,颜色深暗。周边褐色,多磨损。
夹条比书纸黄暗。朱笔校补文字新旧之分明显,红者时深,紫者时浅。夹条批语朱色
颇鲜。
己卯本当为清怡亲王弘晓府中原钞本。怡府是有清一代名闻海内的藏书大家,世代
相传百余年。宋元精刻,叠床盈架,且多完帙孤品。弘晓之父怡亲王胤祥为康熙第十
三子,曹家与之关系非浅,故所据底本可能就出自曹家。此本约于二十年代末三十年
代初为名藏书家董康所得,董在抗战中当了汉奸,抗战胜利后瘐死狱中。此本归其友
陶洙所有。后来陶洙将书让与北京图书馆。
已卯本残卷
一九五九年冬出现在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由中国历史博物馆购得。现藏于此馆。
存三个整回又两个半回。即第五十五后半回、五十六回、五十七回、五十八回以及
五十九回前半回。共余五十二页,装订为一册,行款格式同己卯本,且和己卯本一样,
避「祥」字和 「晓」 字讳。据此判定此当为已卯本的失散部份。然此本一体墨色,并
无朱批。
该残卷仅有夹批三十条,与庚辰本这部份内容的批语类型和条数一致,其中十一条
小有出入。
一九八零年五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线装五册,计四十一又两个半回,
首有冯其庸序及凡例。
庚辰本第三
又称脂京本。
题石头记,见于封面。各册卷首标明 「脂砚斋凡四阅评过」 。每回卷端题有 「脂
砚斋重评石头记卷之」字样。
第五至八册封面书名下注云 「庚辰秋月定本」 或 「庚辰秋定本」,故名庚辰本。
庚辰年,是乾隆廿五年(一七六零)。
存七十八回。即一至八十回,底本原缺第六十四及六十七回两回。十回一册,共八
册,每半叶十行,行三十字。
一、此本底本年代相当早,应该是曹雪芹生前最后的一个本子。保存曹雪芹原文及
脂砚斋批语最多,脂批中署年月名号的几乎都存在于此本。面貌最为完整,文字比较
可信。
一、此本第十七与十八回尚未分开,共用一个回目,第十九回无回目,第六十四及
六十七回原缺,此同己卯本。另,此本无第八十回回目。回目双行并列,唯此本与郑
藏本如此,诸本皆是单行直书。
一、此本第二十二回末惜春谜后缺文,并记曰 「此后破失,俟再补。」 另页写明
「暂记宝钗制谜云:朝罢谁携两袖香。。。」「此回未成而芹逝矣。叹叹!丁亥夏,
畸笏叟」等文字。后人续补了宝玉及宝钗两首谜诗,就将此谜错改属了黛玉。第七十
五回缺中秋诗,回前单页记曰「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对清。缺中秋诗,俟雪
芹。」 第十九回 「小书房名」下空五字,「想那里自然」 下空大半行。这些残缺可
用以鉴定他本后人补缀之处。
一、第六十八回脱去约六百余字,估计失去一页。
一、此本有眉批、侧批、双行夹批及回前回后批多种。批语之多为各本之最,总计
两千余条,包括了己卯本双行夹批的全部(除一条单字批外)。其中有一批非常重要的
批语,如第二十回朱笔眉批「茜雪至 『狱神庙』 方呈正文。袭人正文目曰:『花袭人
有始有终。』 余只见有一次誊清时,与『狱神庙慰宝玉』 等五六稿,被借阅者迷失,
叹叹! 丁亥夏 畸笏叟」。
一、此本第十一回之前,除偶将回前总评与正文抄在一处外,都无批语,为白文本。
朱笔批语全集中在第十二回到第二十八回。
一、此本抄手不止一人,水平参差不齐。最后一册质量尤差,讹文脱字,触目皆是。
在后世流传中,曾经读者旁改过,多属于臆改。后人加批的,有署鉴堂、绮园、玉蓝
坡。
一、纸色黄,周边褐色。批语朱色与燕大图书馆章色几同。已经 「金镶玉」 法精心装裱。
庚辰本原出北城旗人家中,徐星署一九三三年初于北京东城隆福寺地摊以八银币购
得,格外珍视。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经郑振铎先生介绍,燕京大学图书馆折价黄金
二两购自徐氏后人之手,与原藏之明弘治岳氏奇妙全像西厢记(此书最古刻本)及百回
钞本绿野仙踪(刻本皆八十回)并称燕大馆藏「三宝」 。一九五二年北大燕大合流之后,
始入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一九五五年,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朱墨两色套版影印出版,是首次影印行世的早期
脂本,所缺二回据己卯本补入。十月出精装二册,十二月出线装八册。一九七四年人
民文学出版社重印,换用蒙府本文字补入。二月,出尺寸依原大的线装本八册;十月,
出大三十二开本四册。
列藏本第四
又称脂亚本。
题石头记,见于各回回前所题,无书前题页。
因藏于原苏联亚洲人民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故名列藏本。
存七十八回。即一至八十回,中缺第五、第六回。第五十回未完止于黛玉谜,缺半
页。第七十五回末至「要知端的」 下脱半页。共三十五册。每半叶八行,行十六、二
十、二十四字不等。
一、此本另有一些回(第十回的回首,第六十三、六十四、七十二回末)则题作红楼
梦,可见当时此名既已通用。
一、第十七与十八回共用一个回目,但两回文字已经分开,中有 「再听下回分
解」一句。第二十二回缺文,止于惜春谜。第七十九回和八十回未分开,只有一个回目。
一、此本有六十四及六十七两回。其中六十四回回目之后,正文之前有一首五言题
诗,为别本所无,回末有一联对句,是早期钞本的形像;又推究题诗的内容,此回应
是曹雪芹手笔。六十七回近甲辰、戚本一系。
一、此本共计批语三百余条。有眉批一百一十一条,侧批八十三条,与其他脂本完
全不同。疑多为后人所批。在前四回集中了五分之三。另有双行夹批八十八条,几乎
全部与庚辰本相同,其中第十九回占了四十二条。
一、此本另有一种特殊批语是接着正文写的,字体也相同,在起讫处加方括号,并
于开头右侧空行小字写有「注」字。出现于第十六、六十三、七十五回。当是过录时
误将批语抄作正文,后校对时发现,加以标明。
一、为竹纸抄写,纸薄而稍粗。浅**。有包角。经后人重新修补装订,残留装订
线洞眼,且有装错顺序处,反折清高宗御制诗第四、五集作为页间衬纸。
列藏本为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由随第十一届俄国传教使团来华的大学生Pavel
Kurliandtsev传入俄京,书首有其墨水签名及两个笔画拙劣的汉字 「洪」字,当是他的
中文姓氏。原存外交部图书馆,一九六二年苏联汉学家B。L。Riftin(汉名李福清)于
苏联亚洲人民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收藏中重新发现此本,一九六四年撰文介绍,始为
人所知。现藏俄罗斯圣彼得堡亚洲图书馆。
一九八六年四月,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会同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
格勒分所编定,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精装六册。次年一月出线装本,二函二十册。
首有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序,次李福清、孟列夫二人文列宁格勒藏抄本石头
记的发现及其意义。
戚本第五
又称有正本,上石本,戚序本,脂戚本。
题国初抄本原本红楼梦,见于封面。中缝则题曰 「石头记」 。
因卷首有戚蓼生所作石头记序,故世称戚本。此本为石印本,由上海有正书局印行
过三次。 「大字本」清末宣统三年辛亥(一九一一)石印前四十回,民国元年壬子(一九
一二)石印后四十回。民国九年(一九二零)用「大字本」 剪贴缩印了一种 「小字本」
,于是有大小字本之分。 「小字本」又于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再版。存八十回,全。
「大字本」 四回一册,共二十册,十回一卷,共八卷。每半叶九行,行二十字。缩印
「小字本」 为十二册,每半叶十五行,行三十字。
一、此本抄写工整,石印精美,清楚有条,是脂本系统中面貌颇为精良的流传本。
抄手虽楷书整齐,但语文水平不高,文中时时可见错讹字。
一、六十四、六十七两回,十九、八十两回回目,二十二回末等缺文都已补齐,十
七、十八两回已分开。凡此种种,以下诸本大同小异。此本除第七十八回 「芙蓉诔」
后缺回末收尾一小段外,无残短。如正文文字比之程高本所改,大都同于脂本原文;
比之其他脂本,又有个别细碎异文。第十七与十八回分回之处不同于今本。
一、此本有句下夹批、回前回后批的形式。回前回后批俱已补齐。批语较多,几乎
都在前四十回。不少为独有,有一定的价值,如第四回前的「请君着眼护官符,把笔
悲伤说世途。作者泪痕同我泪,燕山仍旧窦公无。」一诗,但已不好判断是否脂批。
一、此本眉批前四十回为狄葆贤所加, 「小字本」后四十回中也有眉批,为狄葆
贤徵求他人所加。价值不高。
一、此本底本付印前经整理,有改动失真之处,描改过个别字迹。批语有不少移位
,如将原文眉批和侧批俱改成双行夹批或回前回后批,并都删去原署的年月名号。
戚本为乾隆年间德清戚蓼生收藏并序。桐城张开模藏有过录本,光绪年间为俞明
震所得。上海有正书局老板狄葆贤(平子)据以摄影付诸石印。鲁迅先生一九二零年创
撰中国小说史略时第一个予以重视。在第二十四篇论述红楼梦专章清之人情小说中,
所引红楼梦原文全用戚本。这是当时他能见到的唯一的脂本。戚本是最早传印的八十
回脂本,突破了延续一百二十年的程高本垄断的局面,首次将一个真的(或接近于真的
)曹雪芹原文的红楼梦行显于世,意义非同寻常。
原本黄绫装面,存上海时报社。曾传闻已于一九二一年毁于火。一九七五年冬,上
海古籍书店整理旧库,意外发现迷失多年的底本前四十回半部。白色连史纸抄写,有
蛀蚀。版框界格系木版水印,版心书名手写。乌丝栏,版框高十八点八厘米,宽十一
点六厘米。序文和目录是浅色丝栏,微黄略带青,近于隐格。字体为乾嘉时期流行的
馆阁体,有朱色圈句,色陈暗略紫。无书名页。据鉴定,约在乾隆后期至嘉庆年间抄
成。现藏于上海图书馆。称戚沪本。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据 「戚大字本」影印出版,线装二十册;一
九七五年六月出平装八册。一九八零年五月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全五册。
戚宁本第六
又称南图本,脂宁本。
题石头记,见每页中缝。
今藏于南京图书馆,卷首有戚蓼生之石头记序,故称戚宁本。
存八十回,全。四回一册,共二十册,十回一卷,共八卷。每半叶九行,行二十字。
行款格式与戚本全同。但无格栏。
一、此本抄写字迹,有的较工整,有的很幼稚。文字几乎与戚本全同,凡有正付印
改过的地方,此本保存原貌。
一、据高一涵分析,此本约在咸同年间抄成。
一、今存书上有标签 「泽存书库藏书 子部 小说家类 平话之属 清曹雪芹撰 石头记
八十回 二十册 抄本」。
一、钞本所用毛太纸,黄软。几一色,不暗。蛀痕有无及大小不一。
整理古籍,需要专门的知识和专门的人才;出版古籍,也需要有专业的审稿和编辑人员。中央的指示中指出,“整理古籍,需要有一个几十年陆续不断的领导班子,保护连续的核心力量”;“从事整理古籍的人,不但要知识基础好,而且要有兴趣”。这对于出版古籍的出版社和古籍编辑来说,同样也是重要的。而要做一个胜任的古籍编辑,第一要具备必要的基础知识,练好基本功;第二要有从事这项工作的兴趣与事业心。二者不可缺一。 经过整理和编辑加工的古籍,有两种形式:排印本和影印本。
排印本:分标点本、点校本、笺校本、新注本、选注本等;今译和索引也属于排印本。
影印本:分线装和平、精装两种形式。过去的影印本,大都采用线装,保持中国古书古雅的特色;但当代的趋势,要求影印的古书采用平装、精装的形式,这样价格可以低廉,又便于插架。影印的古籍也可以加以断句或校勘,有部分影印的古籍已是断句本或校勘本。
排印古籍与影印古籍,一般说各不相涉。但是过去商务印书馆创造了在一部丛书内排印与影印并举的格式,这就是古籍爱好者所熟悉的《丛书集成》(初集)。它收录 100种丛书,去其重复,有的排印(加黑点断句),有的影印。这个例子说明古籍整理出版的形式,可以不拘一格,只要有一定的体例就行了。20世纪30年代的出版界,在这方面的创造性是应该肯定的。
标点、分段是古籍整理中最基本的一项工作,这就是将古籍加上新式标点,分出段落。标点中又分加专名线与不加专名线两种。专名线指人名、地名,也包括书名。加有专名线的标点本,比不加专名线的要高一个层次,因为判断一个人、地、书名该不
本文2023-08-07 09:16:30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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