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列九阶缘修真

问世间谁人无忧，唯神仙逍遥无忧。大罗金仙居于大罗天，不老不死永生不灭，仙境极乐无所忧愁。红尘凡人居于地界，顺生应死繁衍不息，得失苦乐情欲交炽。对修仙者而言，世间的功名利禄荣华富贵，在时间长河中不过转眼云烟，只有飞升紫府位列仙班，才是永恒的追求。“道”无形无象，而又生育天地万物。“道”在人和万物中的显现就是“德”。故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散则为气，聚则为神。神仙既是道的化身，又是得道的楷模。闻道有先后，德道有高低，道家言存心邪僻任尔烧香无点益;扶身正大见吾不拜有何妨。神仙只有对道的理解深浅之分，而没有等级地位之别，皆济世度人为宗旨。不过修仙长生是夺造化之能的逆天举动，会受到天劫的制衡考验，飞升之路极为崎岖难行。

天劫是自然界对强横生命的一种制约，只有经历过天劫的洗礼蜕变，才能炼就神体超然物外，渡不过者则化为劫灰重归天地本源。早期的修仙者并没有这种烦恼，生命不到一定年限，天劫并不会降临。但当修仙功法不断完善，有效的修炼法门大量普及，长生变得轻而易举后，如何抵御天劫就成了莜关修仙者生死的头等大事。修炼，成为绝大部分修仙者的主要日常事务。

为了飞升天界或抗劫保命，无论正邪旁门都极为重视修炼。正道偏重内炼自身精元，旁门喜好借助自然能量，邪派流行采补夺元炼魂，各派修炼的方式途径不同，但飞升上界都需要经历各种天劫考验。浩瀚天威是检验修仙者修炼成果的试金石，即使借助法宝主动舍弃肉身“兵解”逃脱，迟早还是要重新面对考验。修仙者修炼之法门，主要由“缘”与“学”组成：

“修仙之缘”由天缘、地缘、人缘三法组成，天缘取象于天，望气观星，取日月精，餐紫霞服玉露，合天之德。地缘则要讲究：法、侣、财、地。其中“地”字最是关键，要以北斗之气寻地眼所在，具一方灵气，顺地之道。人缘一要自身为不世仙才，二要天人合一，心境无碍。所以修仙者之人应具有大毅力、大志愿、大勇气，经多年苦修方能有成。

《钟吕传道集》论仙有五等

钟曰：“法有三成者，小成、中成、大成之不同也。仙有五等者，鬼仙、人仙、地仙、神仙、天仙之不等，皆是仙也。鬼仙不离于鬼，人仙不离于人，地仙不离于地，神仙不离于神，天仙不离于天。”　吕曰：“所谓鬼仙者，何也？”　钟曰：“鬼仙者，五仙之下一也。阴中超脱，神象不明，鬼关无姓，三山无名。虽不轮回，又难返蓬瀛。终无所归，止于投胎就舍而已。”　吕曰：“是此鬼仙，行何术、用何功而致如此？”　钟曰：“修持之人，始也不悟大道，而欲于速成。形如搞木，心若死灰，神识内守，一志不散。定中以出阴神，乃清灵之鬼，非纯阳之仙。以其一志阴灵不散，故曰鬼仙。虽曰仙，其实鬼也。古今崇释之徒，用功到此，乃曰得道，诚可笑也。”　吕曰：“所谓人仙者，何也。”　钟曰：“人仙者，五仙之下二也。修真之士，不悟大道，道中得一法，法中得一术，信心苦志，终世不移。五行之气，误交误会，形质且固，八邪之疫不能为害，多安少病，乃曰人仙。”　吕曰：“是此人仙，何术、何功而致如此？”　钟曰；“修持之人，始也或闻大道。孽重福薄，一切魔难而改初心，止于小成。云法有功，终身不能改移，四时不能变换。如绝五味者，岂知有六气，忘七情者，岂知有十戒。行漱咽者，哈吐纳之为错。著采补者，笑清静以为愚。好即物以夺天地之气者，不肯休粮。好存想而采日月之精者，不肯导引。孤坐闭息，安知有自然。屈体劳形，不识于无为。采阴、取妇人之气，与缩金龟者不同。养阳、食女子之乳，与炼丹者不同。以类推究，不一可胜数。然而皆是道也，不能全于大道，止于大道中一法一术功成安乐延年而已，放曰人仙。更有一等，而悦于须臾，厌于持久，用功不谨，错时乱日，反成疾病，而不得延年者，世亦多矣。”　吕曰：“所谓地仙者，何也？”　钟曰：“地仙者，天地之半，神仙之才。不悟大道，止于小成之法。不可见功，唯以长生住世，而不死于人间者也。”　吕曰：“地仙如何下手？”　钟曰：“始也法天地升降之理，取日月生成之数。身中用年月，日中用时刻。先要识龙虎，次要配坎离。辨水源清浊，分气候早晚。收真一，察二仪，列三才，分四象，别五运，定六气，聚七宝，序八卦，行九洲。五行颠倒，气传于母而液行夫妇也。三田反复，烧成丹药，永镇压下田，炼形住世而得长生不死，以作陆地神仙，故曰地仙。”　吕曰：“所谓神仙者，何也？”　钟曰：“神仙者，以地仙厌居尘世，用功不已，关节相连，抽铅添汞而金精炼顶。玉液还丹，炼形成气而五气朝元，三阳聚顶。功满忘形，胎仙自化。阴尽阳纯，身外有身。脱质升仙，超凡入圣。谢绝尘俗以返三山，乃曰神仙。”　吕曰：“所谓天仙者，何也？”　钟曰：“地仙厌居尘世，用功不已，而得超脱，乃曰神仙。地仙厌居三岛而传道人间，道上有功，而人间有行，功行满足，受天书以返洞天，是曰天仙。既为天仙，若以厌居洞天，效职以为仙官：下曰水官，中曰地官，上曰天官。于天地有大功，于今古有大行。官官升迁，历任三十六洞天，而返八十一阳天，而返三清虚无自然之界。” 道教认为修道有先后之序，成仙有高下之分，所以道教神仙亦有品位层次之分。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就将神仙分为六等：一为神人，二为真人，三为仙人，四为道人，五为圣人，六为贤人。并称：“神人主天，真人主地，仙人主风雨，道人主教化吉凶，圣人主治百姓，贤人辅助圣人理万民录也，给助六合之不足也。”晋葛洪《抱朴子内篇．论仙》引《仙经》将神仙分为三等：天仙、地仙、尸解仙。称：“上士举形升虚，谓之天仙；中士游于名山，谓之地仙；下士先死后蜕，谓之尸解仙。”梁陶弘景《真灵位业图》又把神仙分为七阶：玉清、上清、太极、太清、九宫、洞天、太阴。而北周的《无上密要》则从得道成仙的层次出发，将神仙分为：得鬼官道人、得地仙道人、得地真道人、得九宫道人、得太清道人、得太极道人、得上清道人、得玉清道人。其中“得鬼官道人”为人死后的仙鬼安排，表明死后也有升仙的希望与机遇，从而说明南北朝时已有“鬼仙”的说法。唐时的《天隐子》又将神仙分为五类，称：在人称人仙，在地称地仙，在天称天仙，在水称水仙，能神通变化者称神仙。宋张君房《云笈七签`道教三洞宗元》“三清”条目中则将神仙分为九品，称：“太清境有九仙，上清境有九真，玉清境有九圣，三九二十七位也。”九仙为：上仙、高仙、太仙、玄仙、天仙、真仙、神仙、灵仙、至仙。真、圣之号亦以上、高、太、玄、天、真、神、灵、至为次第。这与《太真科》的分类方法大致相同。总之，关于仙品的分类方法很多，后来《仙术秘库》对其加以归纳总结，称“法有三乘，仙分五等”，其五等仙为：天仙、神仙、地仙、人仙、鬼仙。基本上奠定了神仙品位的基础。

一．天仙品位　亦称“仙人”、“飞仙”、“大罗金仙”。指居于天府、能举行飞升的神仙。《天仙品》：　“飞行云中，神化轻举，以为天仙，亦云飞仙”《抱扑子内篇、论仙》与《仙术秘库》均其列为第一等。《墉城集仙录》将升天之仙分为九等：第一上仙、第二次仙、第三太上真人、第四飞天真人、第五灵仙、第六真人、第七灵人、第八飞仙、第九仙人。若从修炼角度上看，天仙为修证之最上一成，修炼之最上乘。丹道中所指的“炼虚合道”的大成境界。届时神光普照，化身万千；一得永得，一证永证，神通恢阔，法力无边。天地闭时而不同闭；天地开时，开辟度人。

二．神仙品位　亦称“仙人”、“真人”，统称“仙真”。指长生不死、修炼得道的人。道经曰：“炼形为气，名曰真人。”“得本元气，故曰炼形为气，正性无伪，故曰真人。” 庄子曰：“有真人而后有真知。何谓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登高不憟，入水不濡，入活不热“，”“不知悦生，不知恶死”，“其寝不梦，其觉不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淮南子曰：“莫生莫死，莫虚莫盈，是谓真人。”从修炼角度上看，神仙为修炼之上成。丹道上讲为炼神还虚的乳哺阶段。此时炼形化炁，胎仙自化，阳神已成，脱质升举。即运用大周天之火候，以炁合神，神炁为一，心无生灭，息无出入。重浊之形，化为轻清之炁；纯阳之体，尽为神通万化。届时体变纯阳，阳神已成，具有神通万化之功能。

三．地仙品位　道教仙人谱系的一种，为无神通力之仙。据《天隐子》记载，在地为地仙。《仙经》云：中士游于名山，谓之地仙。地仙在道教神仙谱系中属于中等仙人。据《仙术秘库》载，地仙有神仙之才，无神仙之分。得长生不死，而作陆地游闲之仙，为仙品中之中乘。《秘要经》认为：“立三百善功，可得存为地仙，居五岳洞府之中。”从修炼角度上看，地仙为修炼之中成。丹道上讲指完成炼炁化神的胎养阶段。此时能够在长寿的基础上证到长生，但是尚无神通变化可言，因而只能在地上行走。此时仍有呼吸和饮食，形质未能全部化为轻清。但修炼至此，容光焕发，步履轻疾，寿増无量。

四．人仙品位　道教仙人谱系的一种，为形体坚固、长生住世的人。《钟吕传道集》：“人仙者五仙之下而也，修真之士，不悟大道，道中得一法，法中得一术，信心苦志，终世不移，无行之气，误交误合，形质且固，八邪之疫，不能为害，多安少病，乃曰人仙。”又称：“修持之人，始也或闻大道，业重福薄，一切魔难，遂改初心，止于小成，行法有功，终身不能改移，四时不能变换。如绝五味者，其知有六气；忘七情者，岂知有十戒；行漱咽者，贻吐纳之训错；著采补者，笑清静以为愚；好即物以夺天地之气者，不肯休粮；好存想采日月之精者，不肯导引；孤坐闭息，安知有自然；屈体劳形，不识于无为；采阴取妇人之气，与缩金龟者，不同；养阳食女子之乳，与炼丹者不同。以类推究，不可胜数，然而皆是道也。不能全于大道，止于大道中一法一术，功成安乐延年而已，故曰人仙。”《金丹真传`序》曰：“补完气血，复成乾体，复得外药，结成内丹，此人仙也。”《武术汇宗》：“有从下关用功者，不使真气泄于阳关，保守元气，镇守下田，不悟移鼎换炉之法，而安长生不老之果，或延寿于数百年，或延寿于数千年，久而不死，谓之人仙。”从修炼角度上看，人仙为修炼之下成。丹道上讲指炼精化炁的筑基阶段。此时修炼之人，道中得一法，法中得一术，恒久有成，可以延年益寿，返老还童，肉体坚固，长寿不老。其方法有：绝谷、忘情、纳津、吐纳、持静、持戒、存想、采日精月华、导引、闭息、自然、无为等功法，若能信心苦志，坚守不移，足可保命固形，安乐延年，但有形之躯最终必坏。

五．鬼仙品位　又称“灵鬼”。指修道者未能炼至纯阳，死后出阴神，乃为鬼仙。《钟吕传道集》：“鬼仙者五仙之下一也，阴中超脱，神像不明，鬼关无姓，三山无名，虽不人轮回，又难返蓬瀛，终无所归，止于投胎夺舌而已。”又称：“修持之人，不悟大道，而欲速成，形如槁木．心若紫灰，神识内守，一志不散，定中出阴神，乃清灵之鬼，非纯阳之仙，以其一志阴灵不散，故曰鬼仙，虽曰仙，其实鬼也。”《武术汇宗》：“一味闭目寂坐，冥心寂照，则静中寻静，悟人顽空寂灭矣．而未灭尽定，只炼得一个强定之阴神，到气尽时，阴神一出．便为灵鬼，谓之鬼仙。”从修炼角度上看，鬼仙为修炼之最下乘。丹道上讲指仅仅限于基础的性功修炼阶段。修证之时．身如槁木．心同死灰，神意内守，悟人顽空。到撒手了结之时，定中能出阴神，阴神属于清灵之鬼，而非纯阳之仙。在修炼之时，有人年事已高，肉体衰朽，或者环境困难，无从保障，今生修成已无望，乃用此法，可出阴神，以为下辈子继续修证．同样属干鬼仙。此法有：投胎、夺舍、借尸、转世等。

　　 莲蓬选择对他来说较为困难的气宗。

历尽磨难，九九归一，终仙术大成。

天帝问他要什么。莲蓬应声答到，北斗七星里的一颗星。天帝大笑，封了莲蓬为元帅，掌管天河。

当莲蓬去天河时，却发现浣纱女孩还是一如既往的在天河的彼岸洗纱，还是那样的美丽。可却在彼岸！

他化身一条在河里游弋的鱼，有时候会因为呼吸而在水面冒几个小水泡，他没有很大而且美丽的鳞片，也没有大而亮的鱼眼睛，但是他能看见明亮的水下世界，也能看见岸上的风景。

岸上的浣纱女子，闭上双眼吻清风，一丝凉意让她睁开迷人的双眼，看水面细细涟漪泛微光，像鱼儿的鳞片一样闪亮。女子每天做着最简单的事情，就是不停的浣纱，每次他在河边静坐，心思就凝聚在涟漪里，涟漪里有阳光的明亮，也有鱼儿的欢畅，那遥远的回忆。

不管是人间还是天庭莲蓬都做着同一个遥远的梦。距离似远却近，似近却远。

直到嫦娥的出现，才做了另一个梦。(伯常) 1。服药炼器,济世度人。古代有很多方士在深山中炼丹炼器，据说炼成后服之可以成仙。据说淮南王家中鸡犬都能升天，就是这个原因。

2。修炼内丹。类似于气功，通过打坐炼气等方法，据说可以成仙。吕洞宾等属此类。

3。研究哲学。通晓天地造化之理，自然成了神仙。例如写道德经的老聃。

4。杀身成仁,建功立业。为国捐躯的忠义之人，如关羽，岳飞等

5。修炼精神境界，静坐观想，智慧圆满。知天地变化之深机，晓宇宙造化之玄妙，天地都来一眼中，方登堂入室。以至天人合一。

6。相山凿洞，根据风水选择修炼之地，以为可吸取山中灵气，突破凡人之躯，对精神与肉体驭到自我控制，达到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境界！

7积累功德，普渡众生。内绝世缘，外积阴骘，无怪无奇，是真秘密。天地有乃司过之神,欲求天仙者,当立三千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一日三善,视善,语善,行善 一个宗教盛行久了以后，必然会产生一些糟粕与包袱，所以常常必须注入新血轮或加以改革，才能使它适应时代而历久而弥新，也使它的理论及传教方式，愈来愈完善。举例而言，佛教由创立于印度，而能成为今日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其实是不断的摄取别人的长处以为己有。小乘的佛教倡无常、苦、空、无我，是以出世为主的宗教；到了大乘，传入中国后，受到中土文化影响，大量吸收魏晋玄学的道体论思想，开始转变而主张常、乐、我、净。到了唐代，又转而为崇坛好祀的密宗，深入于凡民求财治病的平常生活中。到了民国后，西风东渐，传统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变化；佛教的太虚法师便在民国二年，大力倡导佛教革命，从教义、组织、财产等方面着手，主张人间佛教，摆脱了佛教只重出世（死人）的宗教，转而为活人的宗教。这些转变虽逐渐使得佛教成为非佛教的佛教，在当时也都招来了强大的反对与争斗，但却使佛教因此而能生存下去。太虚的佛教革命，对佛教的贡献不可谓不大。

太虚生于清光绪十五年（1890）十二月，十六岁出家。在清末民初时，当时的社会巨变，西洋风潮大量涌入，达尔文进化论盛行，太虚学佛之余，深感社会民俗的巨变，也领悟到佛教改革的必要。清末之时，太虚即常与革命党人相往来，民国成立后，太虚便主张佛教革命，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太虚于上海八指头陀追悼会上倡导：

「佛教宜革命有三：一组织革命，二财产革命，三学理革命。」但这样的主张，却被当时的《佛学丛报》丑诋为妄人邪说，视之为陷害释迦牟尼的提婆达多；文云： 「太虚和尚演说：佛教宜革命有三：一组织革命，二财产革命，三学理革命。……本报按：佛教革命之名词，发现不久，度亦妄人之邪说耳！若大庭广众之间，明目张胆，放言高论，则未免肆无忌惮矣！然即如某僧演说，佛教宜革命有三，亦唯第二条财产问题，尚有讨论之余地。若第三条之牵涉学理，窃恐非自命新佛之提婆达多从地狱复起不可！至第一条之组织革命四字，则不但无理由之可言，且并逻辑亦不可解矣！」

太虚的改革主张，虽然一开始即遭受到来自佛徒自身的攻击，但太虚依然不变初衷，陆续于《佛教月报》发表《致私篇》、《宇宙真相》、《无神论》等文章，否定造物主，也否定灵魂说，以为「无神即无造物主，亦无灵魂，而一切皆以无为究竟者也。」 太虚将佛教看做是无神论之宗教，而「无为」一词，用的更是道家语。可以看出在教义的解说上，太虚和传统说法是有所差别的。太虚更在民国四年（公元一九一五年）撰《整理僧伽制度》，所建立的佛教组织架构，颇类似西方天主教组织模式，主张政教分离，「分教所、教团、教籍、教产、教规，分别为之议制度，实行集产制。」 并撰《人乘正法论》将佛教的五戒十善做为在家信众的道德规范，拟以此深入民间，改良社会。逐渐把佛教出世间变成世间化。民国九年（一九二0年）二月，太虚创办的《海潮音》杂志创刊号开始发行；《海潮音》杂志为佛教的重要刊物，太虚利用它来倡导自己的改革主张，曾用本名或笔名在此刊及不同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太虚本人培养出不少学生，其学生也感染了太虚的革命热忱，为了要达到改革佛教的目的，不断和当时广大守旧僧众相斗，其间不惜语出偏激之言。在太虚所辖的佛化新青年会发动激烈的改革运动时，曾对印光等类的传统僧人，散发传单，予以攻击，并称印光为「第一魔王」。

太虚学生宁达蕴、张宗载等佛化新青年会将印光、谛闲说成是大魔王；太虚的学生大醒称印光、谛闲是「猪头长老」，称王一亭、黄涵老为「蛆虫居士」；用词都是极为苛虐，令人惊心动魄。我们由印光信中所说「其传单有三数千言」，且太虚弟子将印光等僧人称为「魔王」、「猪头」，可以想象彼时佛教改革派攻击传统僧人的激烈情形。这种情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小乘蜕变成大乘时，传统的小乘佛教和改革的大乘佛徒间激烈的论辩，交相攻击，甚至杀戮等情形。其后虽然大乘胜了，然而小乘的教义教理依旧被吸收，并保留了下来，小乘、大乘由矛盾对立，而终归于统一。同样的道理，现代化的改革派佛教虽然随着时局的变改，而取得了胜利，但以印光为代表的保守派势力，他们所坚持的传统修持法门，尤其是专心于念佛等简单易懂的往生净土法门，也被现代佛教所吸收并宏扬。 上面详述太虚的佛教革命，主要的是用来看出一个宗教的改革历程是艰辛困苦的，但却又是不得不如此。 反观道教，道教主张「我命在我不在天」，认为有生不必有死，以一己之力，与天争胜，追求永生。据《史记．封禅书》所载，求仙之说战国时已盛行。自周迄今，其间较大的改革有东汉张陵的五斗米道、北魏寇谦之改良了科仪、金（宋）时王重阳创全真道；这些变革都不如佛教的大。而自南宋以下，近八百年来，并无新的重大改革出现。尤其民国以后，整个社会思潮及社会形态，在西方的冲击下，已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中西新旧各种宗教纷陈并起，道教并无调整自己的脚步来适应它，也没有完密的教团组织、布道方式，无法和其它的宗教相抗争，因而逐渐丧失了它的信众，而走向式微。道教的式微和没有有力的人士领导道教改革有关；底下再略举数项，论述其主要式微原因于下： 重术轻学，信徒的素质难以提升

道士，要他演述科仪，可以长达三天三夜；但要他讲经说法，则难以启口，也难以维持半个小时。「学」与「术」严重失调。今日在台湾许多宫庙的住持，不仅看不懂道经，甚至误把佛经当道经来诵念。宫庙的住持及信众，普遍存在素质低落的问题。这种现象的形成，虽然原因很多，但是道庙重「术」不重嘉言录》，一九八二年四月基隆十方大觉寺印赠等书，《印光法师文钞》是收集印光文钞最全的书，后来台中莲社亦予出版，而不收录此信，殆出自于为贤者讳的心态。印光受到太虚学生的攻击，不止一次，印顺《太虚大师年谱》民国十八年条云：「时印老（五月二十九日）《复某居士书》，痛斥大愚。」可见除佛化青年会的传单外，太虚剃度的弟子大愚也撰文攻击过印光。

「学」，则是主要原因之一

「术」是指科仪、风水、占卜、命相。「学」是指对经书道理的阐扬。台湾及东南亚一带的华人社会，非常重视俗称「山」、「医」、「命」、「相」、「卜」等五术。山（仙道），指静坐、炼气、养生、药饵、灵修等。医（医疗），指针灸、方剂、推拿、食疗、心灵治疗等。命（算命），指紫微斗数、八字、四柱等。相（勘察），指手相、面相、骨相、名相（姓名学）、墓相（阴宅）、宅相（阳宅）、风水勘舆等。卜（卜卦），指易占、六壬、太乙神术等占卜术。这些流传久远的术数之说，自有它存在的价值，唯过度重视「术法」科仪，而不从哲理着手配合来论述，易使人诬指为迷信。「术」须有「学」来做领导、介绍，才不致流于庸俗低劣，且术越深，修持应越高，才不会以术为恶。「学」是指经书中的哲理要义。道经中不乏好的经典，有些谈论义理，如《道德经》、《南华经》、《黄帝阴符经》、《太平经》、《周易参同契》、《抱朴子》、《清静经》、《悟真篇》等等，有些涉及民俗如《北斗经》、《南斗经》、《老子守庚申求长生经》、《受生经》、《玉历至宝钞》、《玉匣记》等等，这些均必须有人来加以简择，以古籍今译的方式，将其义理及其对后世民俗的影响，介绍给世人。 今日道教的术法太过，而学理的认知则普遍受到忽略，造成了信众的素质难以提升。

三、缺乏教团组织，传教无方，无认同感

今日世界的宗教，如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甚至台湾的佛教、新兴宗教等，大都有定期聚会（或经常聚会），有教团组织、传道方式。但相对的，道教徒则是一盘散沙，平时各人拜各人的神，并无定期聚会，各宫庙也互不相属，无人讲经传道。拜妈祖的，自认是妈祖信徒；拜关公的，是关公信徒；对道教神只毫无概念，对道教也无认同感，甚至不认为自己是道教徒；有的更刻意去攀缘佛教，弄成道庙由和尚住持，而成了非佛非道的怪现象。所以在台湾虽然有不少香火鼎盛的宫庙，但却因各自为政，无认同感，而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四、缺乏讲经布道者

宫庙的住持及道士，终其一生，大都以科仪术数为职志，能讲经说法者极少，也无定期公开的讲经活动。台湾无线的电视台甚多，定时播出佛教讲经节目的，有六七个，甚至有许多电视台是整日播放佛教节目的。佛教有自己传道的专用电视台。除电视台外，扩播电台亦有佛教讲经节目。相对的，在电视台或播音电台方面，几乎全看不到道教的讲经节目。如此传道，如何能得信众？而在培养人才上，虽有一间小规模的木栅道教学院，也一直没培养出能讲经传道的人才。一个缺乏主动向民众传道的宗教，在起跑点上已输了一大截。不培训说经人才，不重视说经人才，将使道教在年青一代的信徒中迅速流失。老干而无新枝，其后果可想而知。

五、修持法门过于杂散，未加整理

在世界各宗教中，常将信徒分为「圣」与「凡」二者。一般的民众为「凡」，经过特定的宗教修持法门后，才能转「凡」而为「圣」。「修持」在宗教活动中，占着极大的分量。以道教来说，悟道者为圣，未悟道者为凡。凡夫为凡，神仙为圣。一般民众，未加修持为凡；对社会人民有贡献死后成「神」，及由积善并加修持而来的「仙」，皆属「圣」。由凡入圣，须以修持（修炼）为桥梁。 道教由于流传久远，所以派别众多，修炼法门各异。正一重符箓，上清重存思，外丹主黄白，内丹炼精气神，房中重男女和调；此外，祷祀、召遣、药饵、避谷、食气、守一、清静无为等等法门不一而足。在今日好简恶繁的功利社会中，须有人来简化其修持次第，循序诱导。道教的众多法门，如无人来加以综汇整理，初学者将难以入手，也无法吸引信众。

六、过度的包容，丧失了自己

兼容并蓄，本来是一种美德，也应是成功的条件之一；由于道教有宽广的包容性，所以在中土，虽有宗教争执，却不会产生宗教战争。而争执的结果，则是逐渐走向融合。但过度的包容，却反而使优点变成了缺点，丧失了自己的特色，而成为失败的主因。自宋以下，长期来大量混佛入道的结果，造成了今日的民众不能区分佛教与道教，以为拜佛即是信道。这种情形不仅在台湾如此，在海外的华人社会也如此。笔者今年三月初曾到新加坡开会，道教界的李至旺道长告诉笔者说新加坡有的道庙甚至将印度神及回教神一起设在庙中来拜，但这种看似宗教融合、民族共存的寛大胸怀，不仅得不到认同，反而招来了印度教徒、回教徒的抗议，认为亵渎了他们的神只。这个例子说明了过度的包容，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包容并非坏事，但必须有选择性，也不能仅从包容对方神只入手而已，而是须从哲学义理、科仪、传教方式等多方面上着手，用包容来将对方长处摄取为己有，如此才能得蒙其利。道教包容，促成了佛、道的融合，但过度的包容，也让道教丧失了自己。举例而言，由于明末《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小说的倡导，于是道教将观音、锭光佛、文殊等神吸收为己神，同属玉帝所辖。但因给予过高的地位，这样的做法，反而造成佛、道不分的后果。相对的，佛教虽也吸收道教的神只，如关公在道教的阶位是帝君，然而佛教却把他说成是受智顗渡化的神而已，阶位仅是佛教的护法神，地位低下可知。道教将佛教的神置于高阶，佛教将道教的神置于低阶，于是相形之下，造成了佛在道上的误导。

徐福又名徐市，是秦朝的方士。秦始皇迷信长生不老，徐福上书称海上方丈、蓬莱、瀛洲三座神山有长生仙药。经秦始皇同意，徐福率领童男童女数千人，乘楼船入海……

中国秦朝方士徐福带领童男童女东渡日本的传说，在中日两国人民中流传甚广，今天它已成为中日友好往来的历史象征。当人们谈论起这则古老的传说时，不禁会思忖历史上真有徐福东渡这件事吗这的确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尽管史学家对它已做了多年的探讨，但至今徐福东渡的传说仍是一个没有结论的历史之谜。

《史记》中有关徐福东渡的记载

司马迁的《史记》最早记载了徐福东渡。《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齐人徐市（福）等上书秦始皇说：“海中有名为蓬莱、方丈、瀛洲的三座神山。仙人住在神山中，那里有长生不老的神药，请允许我带童男童女求得神药。”于是秦始皇派徐福带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药。但徐福一去多年，耗费巨资，却没能求得神药，他怕受指责，就欺骗秦始皇说，蓬莱神药不难得到，只是常有大鲛鱼出没骚扰，所以没能带回神药。请再让他带上优秀的弓弩手，用连弩射死鲛鱼，取回神药就不在话下。秦始皇又让徐福带上弓弩手及捕鱼的工具出发了。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记载：秦始皇派徐福入海求长生不老的神药，徐福回来时骗秦始皇说，我见到了海神，禀报了奉秦皇之命来求取长生不老的神药。海神却抱怨说：“秦王的礼品不够份量，只够让你见识一下神药，还不能让你拿走神药，下次送童男童女和各种工匠来，才能让你把神药带走。”秦始皇听后十分高兴，派童男童女数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史记》没有记载徐福所到的“平原广泽”到底在哪里。好在五代后周时的古籍《义楚六帖》对此有所记载，它记载了公元927年渡海到中国洛阳的日本僧侣弘顺大师所谈的情况：“日本国又叫倭国，在东海中，秦时徐福率童男童女来到了这个国家。”他还说，日本有座富士山，也叫做蓬莱山。徐福在这里定居，其子孙至今皆称秦氏。所谓徐福东渡所到之地是日本，即由此记载而来。

有关徐福东渡的记载是否可信

有人认为，徐福只不过是《史记》辑录的传说中的一个人物，并非确有其人其事。也有人认为，古籍中所说的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是大海中的海市蜃楼，而不是现今的岛国日本。不过，多数人认为徐福东渡确有其事，毕竟在中日两国文献里都有记载。

1982年6月，在江苏省赣榆县的地名普查工作中，发现有个“徐阜村”原名为“徐福村”，并从现有的嘉庆元年《赣榆县志》和几种乾隆年间的“宗谱”都能证实其原名为“徐福村”。据称这里还流传着有关徐福的传说，传说他是个会针灸、懂医药的名医，救治过许多当地百姓，后来他奉命到海外寻求神药，就再也没有回来过。村民为了纪念这位名医，便在村中建了座徐福庙。这一发现受到各方面的重视，江苏的很多学者通过实地调查和引证文献，探讨了是否确有徐福其人徐阜村是不是徐福的故乡？徐福是否出海东渡徐福东渡是从哪里启航的东渡日本又是经过哪一条航线等一系列问题。

学者们认为，战国时赣榆属齐地，秦代时属琅玡郡，这与《史记》所载徐福是齐地琅玡人相符。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神药，出巡到琅玡命方士求仙取药，徐福等人可能借出海东渡的机会避秦暴政。徐福出海的启航点，第一次可能在现胶南县徐山，第二次可能在连云港附近或海州湾沿岸的岚山头，也有人认为可能在秦时的“东门阀”，即今海州孔望山。第二次东渡成功，航线可能是横穿黄海至朝鲜半岛南端，从济州岛与九州半岛之间的济州海峡穿过，最后在九州半岛登陆。所以日本九州半岛的佐贺县有“徐福上陆地纪念碑”，还有徐福的石冢与祠堂。徐福还是佐贺县金立山神社供奉的主神，他被当地人尊为司蚕桑、农耕和医药的大神。

20世纪80年代对徐福的研究，不仅局限在江苏，在台湾、香港和日本也同样是一个“热门”课题。其中最让人震惊的一种观点是，认为徐福与日本传说中的开国皇帝神武天皇是同一个人。学者卫挺生早在1950年就在专著《徐福入日本建国考》一书中提出过。后来，台湾学者彭双松于1975-1981年先后8次赴日本考察，取得大量的调查研究资料，并于1982年6月发表了《徐福即神武天皇考》，进一步证明了“秦时中国的徐福就是日本开国第一代神武天皇”的说法。

这一推断于1950年提出后就在日本引起了巨大反响。日本学者很快便自发组成“日本民族头骨指数测定会”，文部省补助经费，由全国各地大学的解剖学教授对各大学的男女学生的头骨进行测量，用了5年时间集中了代表全国280个县市居民的六七万人的测定结果，由日本最有名的体质人类学权威长谷部言人博士整理分析，并与日本周围民族头骨指数比较研究。最后证实，现代日本人的头骨指数大多数与中国江苏、浙江、安徽、福建等各省人的头骨指数完全相同，与上述省份外的人有部分不同。最终得出了“日本史前时代的祖先，曾经在中国的东海沿岸居住过”的结论。

常扬所著的《港台的徐福研究及其在日本的影响》一文中写道，昭和天皇之第三子笠宫就表示过认同“徐福即神武天皇”的观点，据说在1975年“香港徐福会”成立时，他在贺词中肯定了“徐福是我们日本人的国父”的说法。1980年4月19日，九州岛佐贺县在日本的“天皇诞生日”举行了盛况空前的“徐福大祭”，祭歌中有这样的歌词：“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啊！欢快庆祝神社的祭典，听从秦皇的命令，率领童男和童女，徐福率众在明海的寺井湾登陆，劈开茂密的芦苇向前迈进。”

但是，也有些人并不承认徐福东渡是确有其事，并举出了一些有力的证据。例如，如果说徐福带领大批童男和童女来到日本，为什么当时没有汉字传入，而是到公元2世纪才传入日本呢又如，传说徐福把造纸术带到了日本，但秦时中国还在使用竹简书写文字，这种说法明显不符合事实逻辑。因此，这些人认为，“徐福东渡”完全是后人编造的神话传说，日本现存的有关徐福的遗迹，也是当地僧侣伪造的，至于徐福与神武天皇是同一人的观点更是无端的臆想。那么，徐福东渡到底是传说还是史实呢由于学者、专家至今尚未达成一致的看法，因此这个问题仍将是一个需要继续探索的历史之“谜”。且不论今后“谜底”能否揭晓，但可以肯定的是，“徐福东渡”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往来、和平共处的历史见证。

一、宗庙、祠堂概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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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庙的起源甚早。商代甲骨卜辞中大量的祭祀祷文，就是占卜之后由主持者在当时国王的宗庙中举行的仪式上宣读的。据《诗经·大雅·緜》所咏唱诗句为：乃召司

空，乃召司徒，俾立家室，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周人的祖先太王一到周原，立刻就命令官民，建立宫室、宗庙、大社；周原出土的先周甲骨刻辞中也

有

祠，自蒿于周周原甲骨刻辞编号为H11：117。考释见徐中舒《周原甲骨初论》，《四川大学学报丛刊》十，《古文字研究论文集》，1982年。的记载，这

是对周王从镐京往岐山周原的先王宗庙进行春祭活动的一条记录。这说明宗庙的历史与汉人宗族的历史一样悠久。祖先祭祀活动是宗族存在的基本方式和重要标志，

也是它的人文价值所在。因此，古人把宗庙看得非常神圣，所谓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

《诗经·大雅·緜》

作庙翼翼郑笺。《十三经注疏》上册，第510页。的说法，不仅象征着迁居、立朝的合法性，甚至还带有生存合法性证明的意义。

由于周代实行的是贵族政治，社会上各个等级拥有的宗庙数量，就受到非常严格的等级规定。如在《礼记·祭法》中有以下一套复杂的制度：

(1)天子七庙：考庙（父）、王考庙（祖父）、皇考庙（曾祖）、显考庙（高祖）、祖考庙（始祖），此五庙一月一祭；另有二祧庙（一昭一穆），高祖以上远祖入祧庙。祧庙不受月祭，只在冬至时接受一次祭祀，称为尝

。

(2)诸侯五庙：考庙、王考庙、皇考庙，此三庙受月祭；另有显考庙、祖考庙，受

尝祭。

(3)大夫三庙：考庙、王考庙、皇考庙，都只受

尝祭。显考和祖考不另设庙。

(4)上士二庙：考庙、王考庙，只受 尝 祭。皇考以上都不另设庙。

(5)中士一庙：考庙，王考无庙。

(6)庶人无庙。

如此等级分明的规定，一方面是为了适应贵族政治的身份要求，另一方面也可能是除了贵族以外，当时其他阶层中的宗族组织还没有很长的发展历史，对祖先的追

溯，也远未达到王族、贵族的水准，因此，在先秦文献中，完善和典型的宗庙系统只与天子宗族，即所谓的王族相连。而在其他阶层中，由于宗庙数受到非常严格的

限制，宗庙的意义显然不够完备。但在文献中，无论存在多少等级差别，凡是为祭祀祖先而建造的建筑物，宗庙仍是最基本的通称。在元朝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九

一《宗庙考》中，所谓的宗庙就涵盖了全部，其中包括天子宗庙、后妃庙、私亲庙、功臣配享庙、诸侯宗庙、大夫士庶宗庙等等。

战国以后，随着政治等级制度的进一步深化，人们开始将

宗庙专归于祭祀历代帝王，相当于国庙系统，而对帝王以下各阶层宗族祭祀本族祖先的场所，则出现了 祠堂

的称呼。如楚国屈原流放到汉北，彷徨山泽，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

《楚辞集注》卷三《天问》王逸注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49页。。

祠 ，或特指春祭。《说文》：

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辞也，其时青黄不接，可祭物品缺乏，故以宣读文辞为主。或泛指祭祀。《公羊传·桓公八年》： 春曰祠

，东汉何休注：祠犹食也，犹继嗣也。春物始生，孝子思亲，继嗣而食之，故曰祠，因以别死生。 祠堂

之意主要指后者。由于秦代非笑圣人，荡灭典礼，务尊君卑臣，于是天子之外，无敢营宗庙者司马光《文潞公家庙碑》，吕祖谦编《宋文鉴》卷七六，文渊阁《四库

全书》集部总集类二。，祠堂这一名称就进一步从帝王宗庙系统中分离出来（例如在著名的西汉宫廷庙议

中，就没有 祠堂 的地位参见拙著《西汉礼制建设之一

庙议》，汤志钧等《西汉经学与政治》第六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不过，那时的祠堂与后世不同。首先，它大多建立在墓地

边上，而不是像后世那样，总把祠堂建于宗族居住地的中心。《汉书·霍光传》：复土起冢为祠堂

；司马光也说：

汉世公卿贵人，多建祠堂于墓所，在都邑则鲜。同上引司马光文。其次，它也不一定都属宗族所有。许多官吏在职期间颇有政绩，当其调转升迁，当地人民为抒感怀

纪念之意，集资为其建造

生祠，此风兴起于汉代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二《生祠》： （《汉书》）《于定国传》： 父于公为县狱吏，郡中为之立生祠，号曰于公祠。

《汉纪》：栾布为燕相，有治迹，民为之立生祠。

此后世生祠之始。黄汝成《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中册，第1268页。，对后代的影响也很大，为保佑一方平安的

地方神祠堂（名目甚多），亦来源于此。如香港新界石湖墟的 周王二公书院 为纪念将当地居民从清初

迁海令的浩劫中拯救出来的广东巡抚王来任、两广总督周有德二人，由当地各界人士集资，于康熙中期建立 报德祠 一座，后来改称

书院，并成立了相应的神诞祭祀组织。参见田仲一成著、钱杭等译《中国的宗族与戏剧》第一篇第一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另可参见拙文《祭祀圈与民

间社会以平阳县腾蛟镇薛氏忠训庙（大夫殿）为例》，郑振满、陈春声主编《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99

414页。韩国学者朴元镐《方仙翁庙考 以淳安县方储庙的宗祠转化为中心》，《

家庭·社会·大众心态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黄山书社，1999年，第459 462页。，就属于这一性质。

唐、宋年间，上层官僚、士大夫宗族所立 祠堂 大多改名为

家庙。比如，唐代流传下来许多 家庙碑 、 先庙碑 之类，而很少见有称

祠堂碑的。唐末社会大乱，各级家庙大多毁于战火。宋朝建立以后，为防止重新出现豪强割据，朝廷曾严令禁止各类宗族设置家庙。庆历元年（1041），仁宗颁布赦书，许文武官立家庙

《宋史·宋庠传》。王曙也奏请三品以上立家庙，复唐旧制；文彦博请定群臣家庙之制。，但人们仍心有余悸，

因循顾望，不敢奉行。一直到十几年以后的仁宗皇祐年间，由朝廷正式下令，允许大臣建立家庙，才逐渐 复唐旧制

。从此，官宦之家可设家庙，祭高祖以下五代 ，就成为定制了。详情可参阅《宋史》卷一九《礼志·吉礼·群臣家庙》的记载。

如果要指出宗庙与祠堂的区别，那显然是因为前者有

百世不迁之宗，而后者由于宗法制度的演变，已不再有条件维持这种严格的系统与级别。明末清初广东学者屈大均说：今天下宗子之制不可复，大率有族而无宗。宗

废故宜重族，族乱故宜重祠。有祠而子姓以为归，一家以为根本，仁孝之道，由之而生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一七《宫语·祖祠》，《续修四库全书》史部734

册，第695页。，这个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不过，我们不能将宗庙和祠堂这两个本质上基本一致的概念绝然对立起来，虽然它们确实有过不同的发展历史和适用

范围。

一套堪称完善的汉人宗族祠堂系统，是明中期以后才开始出现的，到清初得以固定下来。除了帝王仍袭用宗庙之称外，其他各阶层宗族的祭祖场所都称为祠堂，如赵翼所说：今世士大夫家庙皆曰祠堂

赵翼《陔余丛考》卷三二《祠堂》，中华书局，1963年，下册，第691页。；科大卫则称之为

家庙式的祠堂科大卫《祠堂与家庙从宋末到明中叶宗族礼仪的演变》，《历史人类学学刊》第1卷第2期，2003年。。由于贵族特权的衰落，一般地主和庶民势力的增长，普通民众也逐渐获得了自建祠堂的权利，因而其分布面就非常广泛。

清代祠堂广泛兴建， 居家变祖祠

得到普遍的提倡，常常是每一村落，聚族而居，不杂他姓其间。社则有屋，宗则有祠程庭《若菴集》卷五《春帆纪程·入新安界》，《四库存目丛书》子部补编第8

册，第114页。。这是徽州一些单姓宗族聚居村内的情况。诸姓杂居村内亦复如此，除非某姓尚未成族，否则没有例外。就连位于川渝山区的江津县，也是族必有

祠，族必有长，以祠统家

聂述文等修、刘泽嘉等纂《江津县志》卷一一之一《风俗一》，民国十三年(1924)。。

在宗族的总祠之下，各房支都建有分祠、支祠，如曾国藩所说：分建支祠，亦犹古小宗亲庙之遗意。曾国藩《先大夫置祭费记》，《曾国藩全集》第五册《诗文·杂

著》，岳麓书社，1986年，第353页。在世系的归属上，分祠很明显地要受控于总祠，但在实际功能上，除了举行全族性活动（修谱、散谱、修祠、宗族庆典

等），分祠有义务作为宗族的一个部分参与其中外，分祠日常活动的组织，财产的筹集、使用、分配，对本房族人、族务的管理等等，都是独立进行。

与祠堂性质相同、但规模有异的祭祖场所，还有上面已经提到的 家庙 。

家庙的形成可远溯至先秦，惹得孔子大怒，宣布 是不忍孰不可忍 的 八佾舞于庭

，据说就发生在季氏的家庙之中《论语·八佾》郑玄注：鲁以周公故受王者礼乐，有八佾之舞，季桓子僭于其家庙舞之，故孔子讥之。

刘宝楠《正义》：此注所云家庙，当即指桓庙，以公庙设于私家，故亦称家庙也。《清经解续编》卷一五三，上海书店，1988年影印本，第四册，第787

页。。秦蕙田《五礼通考》卷一九《吉礼·祭始祖先祖》：或建为宗祠，或合为家庙

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四。，宗祠对外，所祭祖先的规则很严，规定了继高祖以下的小宗如何在龛中祭奠他们各自的祖先，并借此更加明确各小宗通过祖先祭祀实

现亲族统合的宗法理念井上彻《中国的宗族与国家礼制》，钱杭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第96页。。家庙不对外开放，可根据建庙者愿望，突出一个

合字，所祭对象上至始祖，下至祖考，组合比较随意。比如，在明朝夏言关于家庙的著名建议中，就提出允许三品以上高级官僚的家系中存在大宗集团，允许四品以

下官僚的家系中存在小宗集团同井上彻上引书，第122页。。常建华的分析应该可以成立：虽然家庙与祠堂、宗祠同是祭祖所在，均与《家礼》有直接关系，但是

二者仍有一些重要差别。建立家庙者多为高级官僚，等级观念严重，家庙名称背后蕴含着特有的社会文化意义。常建华《明代家庙述论》，《明代宗族研究》附录

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27页。

宗族宗庙、祠堂系统的主体已如上述。除此之外，有一种性质特殊且规模甚大的

合族祠也值得一提。合族祠，也就是联宗祠，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联宗的产物。笔者曾在《血缘与地缘之间中国历史上的联宗与联宗组织》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2001年。一书中详细研究过广州的

苏氏武功书院 、广东的 庐江何氏书院、东莞等地的 陈氏试馆 、东莞的 都庆堂邓氏大宗祠 、 广州大宗祠 、广州 吉山书院 、温州平阳的

陈氏纪念堂等著名合族祠，指出了它们的基本性质，其实已不是宗族组织，而是宗族间的一种同姓地域组织。关于这一问题，读者可阅读日本学者牧野巽的《广东的

合族祠与合族谱》之一、之二后收入东京御茶水书房1985年《牧野巽著作集》第六卷《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以及笔者对此所作的详细评论拙著《血缘与地缘

之间中国历史上的联宗与联宗组织》，上海社会科学院，2001年，第46

47页。。最近黄海妍著《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清代以来广州合族祠研究》三联书店，2008年。，对这个问题又有了更加深入细致的讨论，极具参考价值。

祠堂的经济基础是祠田、祭田，有关研究成果很多，此不赘言。读者可集中阅读前引常建华《宗族志》第五章《族产》，前引井上彻《中国的宗族与国家礼制》第七章《清代的苏州社会与宗族》。

二、宗庙、祠堂的象征意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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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研究汉人宗族宗庙、祠堂（以下简称祠堂）问题的著作，都要肯定祠堂作为宗族象征物 这一深层次意义，甚至还不无夸张地称之为 血脉的圣殿

刘黎明《祠堂·灵牌·家谱中国传统血缘亲族习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页。。所谓 象征 ，是 反映 、 影像 出 本质 、

底蕴的意思，但宗族的本质和底蕴并非 血脉 所能准确概括，无血缘或血缘不明的

拟制关系大量存在于祠堂之中。那么，祠堂究竟象征了什么？怎么象征？这两个问题在中国宗族祠堂史的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可惜研究者大多语焉不详。

祠堂的功能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1)按一定规则供设祖先神主（牌位）的场所；

(2)举行各类祖先祭祀活动的场所；

(3)宗族尊长向族众宣讲礼法戒律和道德规范的场所；

(4)宗族成员讨论族中事务的场所；

(5)处理宗族内部纠纷的场所。

这五个方面中的每一个，都是在说

祠堂是一个什么场所，或者宗族成员在祠堂里干什么，并没有涉及祠堂的象征问题。

林耀华对义序宗族祠堂的学术思考出自于他的亲身体验，所以读来非常亲切：

宗族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全族人所供奉的祠堂。祠堂的建立，原是为祭祀，崇拜宗祖，感恩报本，然时过境迁，祠堂的功能，不复仅限于宗教方面，其他功能也渐

渐附着产生。祠堂化作族人交际的场合，变为族老政治的舞台；公众意见由此产生，乡规族训由此养成，族人无不以祠内的教义信条奉为圭臬。简言之，祠堂是宗族

中宗教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中心，也就是整族整乡的集合表象（collectiverepresentation）。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28页。

祠堂本身只是一个建筑物，祠堂内可以进行各种性质不同的活动，可以发挥各种不同的功能（这些活动和功能当然必须与宗族有关）。但是无论何种活动和功能，对

于宗族设立祠堂的初衷或目的来说，都只是外在的和派生的，也就是说，它们并不直接反映宗庙祠堂的本体意义。祠堂在宗族成员心目中的地位，实际上远远高于在

祠堂中完成的各种纷繁的具体功能。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祠堂所具有的特殊的象征意义，完全可以脱离那些具体功能而存在。而若无那些特殊的象征意义，祠

堂中也许就不会再举行任何活动了。象征意义是所有功能表现的真正基础。

建立祠堂，供奉祖先牌位，举行祖先祭祀，对于宗族来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清人说：祠堂之设，所以尽报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实有家名分之首，开业传

世之本也。康熙四十四年(1705)浙江会稽《顾氏族谱》卷二《祠堂例禁》。这里指出了很重要的一点，即：设立祠堂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宗族成员的报本反始

之心

和 尊祖敬宗之意 ，换言之，祠堂所象征的，就是这一个 心 和这一个 意，两者是相通的。通过对祖先世系的追溯来探求自身肉体、精神和文化的

根 ，这是 报本反始 ；不仅在肃穆的仪式中

祭神如神在，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将祖先的遗训和祖先的恩德当作无声的至高命令，时刻感觉到祖先神灵的呼唤，诚心诚意地尊崇着祖先正体的延续者（宗子），这

是尊祖敬宗。前者体现的是宗族的历史感和归属感；后者体现的是宗族的道德感和责任感。这四种心理追求构成了宗族整个意识形态的支柱。祠堂的建成，之所以能

够成为宗族实现整合的标志，就是因为它以浓缩的、象征的形式，把原先不无虚幻的心理感受显现了出来，使之成为一种现实的力量。对于研究者来说，宗族的祠堂

不是一个物质性的空壳，不是一种建筑的模式，也不是仅仅表现具体功能的场所。透过宗族祠堂的外墙，我们应感受到这一建筑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它培养了宗族成

员的荣誉感和认同感，显示了宗族的价值源泉。

祠堂通过两类形式不同的 符号 来体现其特殊的象征意义。

一类是正面表达上述四种心理感受的符号，如见于各类祠堂中的楹联、匾额。由于这是在祠堂中进行的一种典型的正面宣传，因而就充分象征了宗族报本反始之心

和

尊祖敬宗之意。当然，这些楹联具有显而易见的理想性夸张成分，即便如此，仍应对之高度重视。因为这是汉人宗族成员关于祠堂象征意义的最直接的自我评价。这些评价基本上是脱离具体的功能表现的。

另一类则是反面体现祠堂象征意义的符号，就是把违反宗族规范的族人赶出祠堂，让不守规则者 出局 的

禁令。剥夺某一族人的宗族成员资格，是宗族在国法所允许的

自治范围内，对一个违反本族规则者所能进行的最不动声色、但又是最严厉的惩罚。如道光五年(1825)江苏润城《全城章氏宗谱》，对犯有下列过错而不思悔改的族人，不但当时就要革出祠门，以示惩训

，而且还要在家谱上 书大恶某人，使之遗臭万年 。这些过错共十四条：

(1)倚仗护符而出入衙门；

(2)不尊卧碑而兴灭词讼；

(3)逞酗酒而凌辱父母；

(4)倚强力而殴辱弟兄；

(5)不务正业酷好赌博，先破家而复诱同宗子弟；

(6)游手好闲专事挑唆，图口腹而致一脉参商；

(7)纸上栽赃设阱而贻害同族；

(8)平地生波下火而暗伤宗人；

(9)不分尊卑而戏谑无度；

(10)不论叔伯而殴詈交加；

(11)娱情嬉游而使营生之失业；

(12)溺爱婢妾而致阃范之不清；

(13)捕风捉影借端而戕贼宗支；

(14)拨草寻蛇无故而诈害子侄。

不许违反规约者入祠的警告具有非常强烈的威慑作用。它不像一般的体罚只触及皮肉，也不像一般的罚款只涉及身外之物，打了、罚了之后，人还是自己人

。 不许入祠 这一震撼人心的

符号的特殊功能，是触动了族人最敏感的神经，并且将宗族价值规范的源泉和基础，提到了生死攸关的高度：如果不被允许进入祠堂，一个人与宗族祖先之间的联系

纽带就将断绝，从此也就会失去了族人之所以为族人的全部理由。其后果的严重性，甚至还会导致那些失去入祠资格的族人死后成为无所依归的孤魂野鬼

。对于习惯将个体价值融入群体价值的中国汉人来说，被自己仍深刻认同、只不过因忘乎所以而一时有所悖逆的群体抛弃、勒令

出局，无疑是不堪设想的最悲惨的结局。日本学者田仲一成在研究了中国南方农村盛行的

孤魂祭祀（比如农历七月中旬的盂兰盆会）后，指出了这类仪式的象征性含义：

孤魂者，或多或少是被宗族抛弃的，宗族对这些孤魂，或是恐惧，或是负疚。罪犯和浪荡子之所以在孤魂之列，也是因为他们作为脱离了宗族秩序束缚的人，引起了族人的恐慌。

由于宗族是一个单靠相同血缘的人们联结起来的封闭社会，因此不属于该血缘集团的人，就被作为

外人排除出去。虽然有可能象同族合并和宗亲会那样扩大成拟制性血缘关系，但即使这样， 血缘范围之内 与

血缘范围之外的区别仍然非常严格，宗族作为封闭社会这一点并未改变。如果一个人越出宗族范围，得不到宗族的保护，其命运必定是悲惨的，他们大多要被死亡吞

噬。如果这些族外者增多，就会导致封闭社会的不安定，族外者的敌意也很可能导致宗族的动荡。因此，宗族社会有理由对这些在外无祀的孤魂、幽鬼表现出异乎寻

常的关注。孤魂祭祀对于维持宗族社会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安全措施。安居在宗族内的人们，害怕流落于野外的孤魂野鬼他们感到孤魂的怨声是最可怕的。田仲一成

《中国的宗族与戏剧》，钱杭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35

436页。

反面的威胁，尤其是对一旦不能入祠而沦落为

孤魂野鬼的恐惧，显然比正面的评价更深刻地揭示了祠堂的象征意义。同时它也说明，宗族成员对祠堂意义的反复强调，并不是出于某种功能的、社会意识形态的需

要，更不是欺骗。历史感、归属感，道德感、责任感，关系到宗族存在的根本理由，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就是汉人与宗族之间那不解之缘的真正纽带。族谱当然也具

有这种象征性，尤其是在修谱、散谱的过程中尤为突出地表现出来；但族谱毕竟不能像祠堂那样，可以直接地、老少咸宜地、极为通俗而不论文化高低地、形象化和

日常化地，将宗族成员与祖先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最迅速地满足汉人对以上四种心理感受的需求。

有些批判以轻蔑调侃的口吻对宗族祠堂作了漫画式的描述，似乎这一切只是一场可笑的闹剧，而宗族首领都是一群自欺欺人的大骗子，族人都是蒙在鼓里的大傻瓜。

有些人又反其道而行之，竭力渲染祠堂内的恐怖气氛，把祠堂看成一所私刑充斥、滥杀无辜的残酷的牢狱，而宗族首领近似刽子手，族人则是一群听凭宰割的可怜

虫。这两种观点都是严重的误解。宗族祠堂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更不是戏台。它是一个庄严肃穆的场所，寄托了汉人宗族成员深沉执著的感情。我们当然可以

去批评这些感情所包含的不合时宜的历史内容，但我们不要去嘲弄这些感情。汉人对自身历史感、归属感、道德感和责任感的自觉追求，是中国数千年文明的精髓，

应该得到现代人的尊重，尤其应该得到汉人子孙们的尊重。请读下引两段文字，体验一下沉浸于其中的那略显悲怆的感慨：

祠宇为祖先栖神之地，已故者自当进位于祠，但该支后裔，当思创造何等艰辛，不独资材为难也。今附主于祠，俾先灵享无功之奉，亦何以相安？光绪五年(1879)江苏武进《承氏宗谱》卷首《祠墓规》。

临祭不许跛倚。每见近来好游荡者，于演戏赛会之场，终日争趋，不厌不倦；又或好祈福者，朝南海，走东岱，不惜劳苦，虔心虔意；乃一年三百六十日，只二日祭

祀。今所行仪节一概从简，即礼仪大备，亦不须半日时辰。凡我族人，反不若游荡祈福者聚精会神，而行立跪拜，漫不恭肃，殊失礼意!道光十年(1830)江苏

江都《卞氏族谱》卷一《基沙祠堂禁约》。

这些话，就像是一个老人正在对祠堂的象征意义作一番心情沉重的回顾。其实，他真正感到痛心的，并不仅仅是一些族人没有遵守祠堂的有关规则，而是他们对宗族价值源泉的漠视。这当中的道理，也同样值得我们深思。

宗族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延续和重建，说明汉人与宗族的联结是极其牢固的，说明上面所提到的那种

漠视，毕竟没有能占领汉人的心灵。这肯定是一件幸事。

1、北京戒台寺的九仙殿里供的是九位仙人，他们分别是：

何宏仁仙君、何应天仙君、何定慧仙君、何厚福仙君、何济世仙君、何广富仙君、何体道仙君、何通神仙君、何显圣仙君；

2、戒台寺仙人的传说（来源）：

汉武帝时，安徽芦江有一个叫何任侠的人，生了九个儿子，除了老大的额中间有一只眼睛外，其余八人都是双目失明。后来他们历尽千难万险，翻过巍巍的武夷山，涉过滔滔的闽江水，来到一个叫“枫亭”的地方（戒台寺九仙殿）。

第二天，九兄弟从“枫亭”的地方来到了一条溪边，看到清水如此清澈。掬水洗脸，水珠碰上眼睛，感到有点亮光；再洗几下，眼睛全部睁开了！从此何氏九兄弟便在这里居住下来。

何氏九兄弟居的清源县（仙游）山区瘟疫肆虐，灾害频繁，地方官员根本不管百姓死活。何氏兄弟十分同情人民的疾苦。他们白天上山采药，晚上在湖边炼丹。炼出的丹药送给人们驱邪避瘟，每人吃一粒，药到病除。

这样神奇的故事，一传十、十倍百，连莆田、惠安等地有病的人，都到这里求医取药。从此，这一带人民添福益寿，喜庆平安。

后来，到了中秋时，九兄弟临湖赏月，这时湖中跳出九条鲤鱼，身有翅膀，跃跃欲飞。原来湖中的鲤鱼吃了九兄弟炼出的仙丹，已经成了“精”，就要上天了。兄弟们心中大喜，各乘一条鲤鱼，冲天而去，最后成了“神仙”。

3、九位仙人的专职所司：

何宏仁仙君——主管家庭、子嗣、姻缘之神仙功。

何应天仙君——应天弘道，为全面之神仙功。

何定慧仙君——主管修行、弘道、护法之神仙功。

何厚福仙君——主管健康、长寿、福气、医药之神仙功。

何济世仙君——主管事业、文章、功名、仕宦之神仙功。

何广富仙君——主管财富、农工商渔牧之神仙功。

何体道仙君——主管人文、道德、忏悔、升转之神仙功。

何通神仙君——主管风水、环境、居家、卜算之神仙功。

何显圣仙君——主管出行、平安、庇佑、外交之神仙功。

扩展资料：

戒台寺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的马鞍山上，始建于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原名慧聚寺，明朝英宗皇帝赐名为万寿禅寺，因寺内建有全国最大的佛教戒坛，民间通称为戒坛寺，又叫戒台寺。

戒台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是中国北方保存辽代文物最多、最完整的寺院。最特别的其是保留了佛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