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图书馆有多少个数据库?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7浏览:2收藏

中国国家图书馆有多少个数据库?,第1张

国家图书馆网上有一批免费历史学数据库,网址是 http://wwwnlcgovcn/newgj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导航:把线装书局的排印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数字化,总数据量达29万余条。

·甲骨世界:国图珍藏甲骨35651片,此库包括甲骨元数据3764条,影像7532幅。

·碑帖菁华:现有元数据23000余条,影像29000余幅。

·敦煌遗珍:IDP数据库,包括中国国内散藏敦煌文献联合目录和研究论著目录数据等等。

·西夏碎金:收录馆藏西夏古籍书目数据125条,馆藏西夏古籍原件影像近5000拍。

·数字方志:收有1949年前纂修的6868种古旧地方志类图书,跨越明清和民国三个朝代。

·年画撷英:国图收藏4000余幅年画作品,此库现有元数据278条,影像278幅。

·民国专栏:收有民国图书15028种,民国法律8117种,民国期刊4350种,影像全文浏览。

·中华古籍善本国际联合书目系统:收录三十余家海内外图书馆所藏古籍善本,数据有两万多条,配一万四千余幅书影。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全文影像数据库:东洋文化研究所将所藏中文古籍4000余种,以数字化方式无偿提供给中国国家图书馆。

古代社会的人们传递信息,往往借助特定的肢体动作、有声语言及纹身、饰物、舞蹈等以身体为传播媒介或载体的广告传播形态来达到目的。身体或肢体是为最原始的广告媒介,其媒介功能在中国古代社会漫长的岁月里被不问断地保留并延续下来。古代社会常用的肢体语言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1.拟态与手势语。在语言使用之前,拟态与手势语是把特定信息传递给受众的最实用、最有效的方式。如原始人在狩猎过程中,当一个人遇到野牛群时,就立即跑到同部落的人都能望见他的高地上,两手举起身上遮体的东西,伸到头顶,然后再慢慢放下,反复不已。这是动员全部落成员围猎的信号。原始人狩猎喜欢结伴合作,当猎手们发现兽迹时,需要隐蔽行进,就相互用手势语交换情况。那些手势往往都能表现动物最显著的特征。高举双手,食指伸直,表示所见野兽是有一对大角的大捻角羚;中指弯曲,其余四指伸展,大家明白这是发现了长颈鹿;发现鸵鸟则斜举手臂,象征其长颈。民族学研究证明,这种拟态与手势语在古代社会里是到处存在的,是原始人传递信息的重要载体。

2.身体彩绘和纹身。在身体上涂色彩或画图形的装饰叫做绘身,这种装饰起源极早。在数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后期遗址中,经常发现有可以作为颜料的赫石。直到近代,许多保持着古老习俗的民族仍喜欢在自己身上绘彩。我国旧俗端午节,不少地区的少数民族都习惯在头面、手腕等处涂雄黄或画符,将牙齿染黑色可以说是一种绘身装饰。古籍中记载我国东南方有一个“黑齿国”:“倭国东四千有裸国。裸国东南有黑齿国,船行一年可到。”我国云南的傣、基诺、布朗等族,平时喜欢咀嚼槟榔和石灰,久之也能使牙齿变黑。

在人体表面皮肤上刺花的装饰叫做纹身,这种习俗起源也很早。据古书记载,我国古代江南地方的吴人、越人、楚人崇拜龙图腾:“文身刻画其体,内墨其中,为蛟龙之状,以入水,蛟龙不能害也。”我国包括汉族在内的大多数民族在古代或近代都有纹身的习俗。黎族女子开始纹身的年龄是十二三岁至十六七岁。有了情人就要在手上刺特别的标记,这种标记往往是情人亲手给予黥刺的。我国云南基诺、布朗、独龙等族,台湾高山族同胞也有纹身的习俗。……(删节)由于纹身在原始社会氏族部落之间的交往及原始人的群体活动中具有较强的识别作用,在不同的群体交流、争斗及通婚过程中又传递着特定的信息,随着原始群体的迁徙与活动,又在更宽泛的据土范围内发挥作用,因而也可以视为一种能够传达生活及社会信息的原始广告媒介。

3.人体饰物。在人体上加装饰品,最早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后期。在我国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里,就发现了丰富的装饰品。其中有空孔的兽牙、空孔的海蚶子壳、钻孔石珠、钻孔小砾石、钻孔的鱼骨和刻沟的骨管等。它们是用带子串起来套在身上的。人体饰物形形色色,名目繁多,大体上可以分为发饰、头饰、耳饰、鼻饰、唇饰、颈饰、脚饰等等。人体饰物的配带,跟不同时代人们的发型、发式密切关联。我国西南少数民族一般是将头发盘结成椎形,或结于额前,或结于背后,逢节日往往满插繁花。广西瑶族妇女发式因地而异,有头上插竹箭两根,约二尺长,分头发为两股,左右盘结,绕箭而上,又以纱巾覆盖,形关如蝶翼双立。有的则头戴竹箍,两端翘起,形状象牛角,再系以珠子丝绵扎紧。浙江东部一些地方的畲族妇女,头饰用竹筒制成,长三尺左右,外面包以红呢,嵌以银边,竹筒前后都钉有一个银牌,并挂上白色串珠。根据不同饰物,可以判断不同族群的生活习惯和特性,可以通过不同饰物的搭配、组合传递特定思想或文化信息。在这里,人体饰物不仅反映着原始人的喜怒哀乐,而且还把这种生活文化信息传播到族群每个成员当中,甚至传播到临近或敌对氏族群体之中,原始广告传播的功能也表现得较为强大,具有明显的广告“告知”功能。

根据以上材料不难看出,在原始社会及文明早期漫长的岁月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地区的不同人群,传递信息的方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是靠肢体语言进行的,特别是一对众、群族对群族之间特定的、具有“告知”和“识别”功能信息的传递,都是以这种方式来完成的。肢体语言在这里成为最原始也是最重要的广告传播媒介。

二借代物——广告信息传递的特定标记

原始人传递信息除了使用肢体语言外,更多的则是依靠现实世界的自然物来实现广告信息的传递。这些自然物,一种是自然界自然生成或存在的,如树木、岩石等,另一种虽然是人类创造的,但尚没有被有意识地专门用来当作广告媒介来使用,而是在传递信息过程中被借用了,如图画、绳索等。这种借代物分为两种情形,一是特定借代物,二是生活借代物。

1.特定借代物

(1)结绳。结绳记事是一种常见的原始信息传递方法,我国古代社会结绳记事的做法在史书中多有描述,《周易》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庄子》载:“昔者容成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北史》也提到:“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结绳而已。”结绳法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应用广泛且年代久远。台湾高山族人记录约会日期,就按天数打若干绳结,每过一夜即解开一结。西藏珞巴人则是每过一天用刀割一结,直割到最后一结就表示到期,绳结解完表示赴约之日。云南独龙人单独出远门,往往要在腰间系一麻绳,走一天打一结以记录走出天数。瑶族在二人发生纠纷时常在头人面前获得裁决,其方法是,争执者各执一绳,谁诉说一理由即打一绳结,直至说完为止,绳结多者胜诉。在阶级社会里,结绳的传统也被商人继承下来,并在形制和用途上加以变化。在店铺、酒店肆、茶楼及行商的摊位上,各种各样的幌子或招牌,往往饰以各种饰片,用绳串缀,下缀幌绸、五彩条状织物、各种料珠或排穗,也有许多造型独特的幌子,由粗麻绳打结编织而成。在这里,绳节成为传递广告信息的新型媒介。

(2)刻木。刻木为另一种符号语言。史书上也曾记载我国各地刻木记事的历史事实,如《后汉书》载,“大人有所召呼,则刻木以为信”,虽无文字,亦不敢违。《岭外代答》也载:“瑶人无文字,其要约以木契合二板而刻之,人执其一,守之甚信。”《云南腾越州志》也提到:“夷有风俗,一切借贷赊用、通财期约诸事,不知文字,唯以木刻为符,各执其半,如约酬偿,毫发无爽。”

刻木为记的习俗在商品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则演变为官工的铭刻或名人商品的标记,即在所售商品上打上官工的名字或名人的名字。如果往前追溯,刻木甚至可以视为商品商标和标记广告的源头。

(3)狼烟。我国春秋时期,就有用火光烽烟传递军事警报的记载。秦始皇以后,在万里长城上每隔十里即筑一烽火台,用干燥的狼粪做燃料,点燃之后,火光烟雾腾空,可把紧急警报传到很远的地方。古诗“平沙落日大漠西,陇上明星高复低;孤山几处看烽火,壮士连营候鼓鼙”之句,正是这种原始信息传递法应用的真实写照。这种传播媒介在古代社会商人们的经商活动中也被使用,如在不同时期,都有夜行的商队、马帮“举火为号”的记载。

(4)鼓。原始的信息传递法既有作用于视觉的,也有作用于听觉的。作用于听觉的信息传递主要借助于音响传播工具来进行,其中以信号鼓最为常见。我国基诺族的牛皮木鼓,也是把一段粗树木的两端凿空,再缚以带毛的黄牛皮,悬在树上用木槌敲击,每逢年节,一听鼓声即男女老幼云集,唱歌跳舞。

(5)竹号。我国怒族在丧礼时用竹号传播信息,通过吹奏不同数量的竹号来向全村报丧。竹号的数目按死者的身份而增减:未婚死者吹一个竹号,已婚者吹两个,老人和首领吹五六个。部落成员闻讯随即赶到死者家里,送来鸡蛋吊唁。进入阶级社会,随着行商坐贾的分化,行商走街穿巷,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吹、拉、弹唱等信息传播工具,如汉代商人就有吹箫卖贻糖的记载。

(6)音响器具。我国新石器时代庙底沟遗址出土的陶钟、陶埙,姜寨遗址的三孔陶埙都具有音乐发声作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声响广告的形态日益丰富多彩,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器物都有可能成为声响广告的传播媒介,如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碗、盏、盆等,与娱乐相关的箫、琴、瑟、鼓、锣等,也成为了广告信息传递的工具。出于广告宣传的需要,许多商人还专门制作了表现行业特征的响器器物,比较典型的就有货郎的拨浪鼓,剃头理发者所用的镊叉,磨刀匠所使用的铜制拍板等。

特定借代物的广泛使用,说明广告传播的方法、途径有了很大的变化。随着传播活动的频繁和传播技术的进步,人们借用一切可以借用的工具或物件更有效、更富有针对性地传递广告信息。媒介形态的丰富,使人类的广告传播在更宽泛的地域内进行,并传递着更为丰富的思想、文化及商业信息。

2.生活借代物

(1)草标。也称之为草芥。本是自然生长之物,但当其插在所售或待售物品上时,便有了标识意义。在中国古代社会不同历史时期,小到日常生活用品,大到贫困人家因饥寒出卖儿女,均使用草芥。《水浒传》里曾多次提到草标,最为有名的是关于杨志卖刀的记载:“杨志当日将了宝刀,插了草标,上市去卖。”这里的草标便具备了广告媒介的功能。

(2)谷穗、笊篱、柳条。多出现在乡村郊野的食店门前,随意挂在门前或栏栅上,不仅能起到标识作用,还能显示出店家的朴素、好客,小小的笊篱和柳条能马上拉近店家和顾客、商家和路人的距离,也是一种制作成本低廉但传播效果极佳的广告媒介。

(3)瓶瓢、草帚。草帚也称为“草刷儿”和“草杆儿”、“帚杆”。宋代以后,打破市坊限制后,店铺不仅可以开设在居民区内,而且集市、乡野均可以开设店铺进行经营。草帚作为广告标识多出现于酒肆茶楼,宋代文献资料对这些事物的记载较多,宋人洪迈在《容斋续笔》中曾提及:“今都城与郡县酒务,及凡鬻酒之肆,皆揭大帘于外,以青白布数为丈之。微者,随其高插大小,村店或挂瓶瓢、标帚杆。”

草帚作为广告标识,除了作为酿酒辅助工具的特殊性外,还有更深典故。主要取意为“扫愁帚”。宋人苏轼曾吟到:“要当立名字,未可问升斗。应呼钓诗钩,亦号扫愁帚。”

这里的“扫愁帚”显然成为酒的别称。意为“借酒消愁”、“一醉解千愁”。所以用草帚作为酒店的标识幌,既形象又生动,还具有象征意义,具有浓郁的民俗色彩。

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标记为数众多,多依附于店铺和行商的活动存在,使用范围基本上没有超出商人活动区域和狭隘的“市场”范围,由于经常使用和消费者约定俗成,反映着普通民众的喜怒哀乐和审美情趣,同时,也反映出媒介使用者或商家的群体智慧。但这一类广告媒介的普遍使用,也反映出生产力水平较低阶段人们对广告媒介开发和利用的局限性。

三手工广告媒介——广告信息传递的行业标识

在古代社会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人类在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自我意识和自主意识不断增强。以我为主体创造性地传播精神文化信息,创造社会物质文化财富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对广告媒体的开发和运用反映了这一事实。古代劳动人民创造了种类繁多、风格各异的广告媒介,广告传播的影响力更大,进而成为社会发展和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1.店铺广告媒介

店铺广告媒介是中国古代社会广告媒介的主要形态。包括饭店、酒肆茶楼、当铺、旅店门面及周边环境的广告形态,具体来说又分为数种最常见的情形。

(1)幌子。幌子是中国古代广告媒介中最成熟的媒介形态之一。幌子往往以生动、直观的形制,鲜艳的色彩和独具魅力的民俗性给人以视觉上强烈的冲击力。幌子从构成看,比较讲究的有幌杆、幌架、幌挑、幌盖、幌体、幌座和幌坠等部分组成;从形体上看,有圆形、方形、三角形、菱形及不规则形;从传播的内容看,凡是与商业经营或商品服务相关的信息均有可能以幌子的形式出现;从制作材料看,则有布、绸、缎、棉、铜、铁、木等各种材质,不少幌子则由多种材料复合制成;从表现形式看,则又分为实物幌、模型幌、象征幌与特定标记幌等。

(2)招牌。招牌传播媒介的出现,也是和店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招牌的位置多出现在门面或门前,多以悬挂、镶嵌、砌筑的方式来设置。招牌作为广告媒介所传递的信息,内容十分丰富,具体来说,一是书写店铺的名号、字号,如点心铺书写“老宝泰”、“晋阳豫”等;二是传达商家的经营思想和经营特色,如招牌上书写“公平交易”、“童叟无欺”等;三是反映行业牲和服务范围的词句,如“知味停车,闻香下马”等。招牌作为古代广告信息传播媒介,从其悬挂的位置来看,又分为不同的横额、竖招牌、挂板及店外冲天招牌等。

(3)垆。垆作为一种广告信息传播的媒体有其特殊性。垆原本是酒店门前温酒的土台子,为了照看所温之酒,垆旁边往往坐一个面容姣好的女子,一方面为了照应客人,另一方面也为了招徕顾客,妇人当垆在汉代已渐成风俗。《史记》曾载:“相如置一酒舍沽酒,而令文君当垆。”(《司马相如烈传》)因汉代初期官府允许民间卖酒和售酒,所以酒店门前多有酒垆。垆成为酒店的标识。

(4)彩楼、欢门。宋代开放市禁,民间宽阔门面的大店铺出现,就为彩楼、欢门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彩楼是指店铺的门面装璜,如《清明上河图》中孙羊正店的门首装饰,就属彩楼的一种。彩楼多根据店家的喜好专门设计,相对固定,独具风格。欢门广告则指店铺经营者和商家在节日或重要活动时临时搭建的门面装饰,常用彩色纸、帛装饰,因目的性较强,标识作用明显,也被视为古代的广告传播媒介之一。宋代在门首搭建彩楼、欢门渐成时尚,《东京梦华录》曾载:“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酒楼》)

(5)灯笼。灯笼作为广告传播媒介,始于五代。耐德翁在《都城纪胜》里曾载:“酒家事物,门设红权子绯缘帘贴金红纱栀子灯之类,旧传因五代郭高祖游幸汴京潘楼,至今成俗。”(《酒楼》)

1.特定借代物

(1)结绳。结绳记事是一种常见的原始信息传递方法,我国古代社会结绳记事的做法在史书中多有描述,《周易》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庄子》载:“昔者容成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北史》也提到:“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结绳而已。”结绳法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应用广泛且年代久远。台湾高山族人记录约会日期,就按天数打若干绳结,每过一夜即解开一结。西藏珞巴人则是每过一天用刀割一结,直割到最后一结就表示到期,绳结解完表示赴约之日。云南独龙人单独出远门,往往要在腰间系一麻绳,走一天打一结以记录走出天数。瑶族在二人发生纠纷时常在头人面前获得裁决,其方法是,争执者各执一绳,谁诉说一理由即打一绳结,直至说完为止,绳结多者胜诉。在阶级社会里,结绳的传统也被商人继承下来,并在形制和用途上加以变化。在店铺、酒店肆、茶楼及行商的摊位上,各种各样的幌子或招牌,往往饰以各种饰片,用绳串缀,下缀幌绸、五彩条状织物、各种料珠或排穗,也有许多造型独特的幌子,由粗麻绳打结编织而成。在这里,绳节成为传递广告信息的新型媒介。

(2)刻木。刻木为另一种符号语言。史书上也曾记载我国各地刻木记事的历史事实,如《后汉书》载,“大人有所召呼,则刻木以为信”,虽无文字,亦不敢违。《岭外代答》也载:“瑶人无文字,其要约以木契合二板而刻之,人执其一,守之甚信。”《云南腾越州志》也提到:“夷有风俗,一切借贷赊用、通财期约诸事,不知文字,唯以木刻为符,各执其半,如约酬偿,毫发无爽。”

刻木为记的习俗在商品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则演变为官工的铭刻或名人商品的标记,即在所售商品上打上官工的名字或名人的名字。如果往前追溯,刻木甚至可以视为商品商标和标记广告的源头。

(3)狼烟。我国春秋时期,就有用火光烽烟传递军事警报的记载。秦始皇以后,在万里长城上每隔十里即筑一烽火台,用干燥的狼粪做燃料,点燃之后,火光烟雾腾空,可把紧急警报传到很远的地方。古诗“平沙落日大漠西,陇上明星高复低;孤山几处看烽火,壮士连营候鼓鼙”之句,正是这种原始信息传递法应用的真实写照。这种传播媒介在古代社会商人们的经商活动中也被使用,如在不同时期,都有夜行的商队、马帮“举火为号”的记载。

(4)鼓。原始的信息传递法既有作用于视觉的,也有作用于听觉的。作用于听觉的信息传递主要借助于音响传播工具来进行,其中以信号鼓最为常见。我国基诺族的牛皮木鼓,也是把一段粗树木的两端凿空,再缚以带毛的黄牛皮,悬在树上用木槌敲击,每逢年节,一听鼓声即男女老幼云集,唱歌跳舞。

( 5)竹号。我国怒族在丧礼时用竹号传播信息,通过吹奏不同数量的竹号来向全村报丧。竹号的数目按死者的身份而增减:未婚死者吹一个竹号,已婚者吹两个,老人和首领吹五六个。部落成员闻讯随即赶到死者家里,送来鸡蛋吊唁。进入阶级社会,随着行商坐贾的分化,行商走街穿巷,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吹、拉、弹唱等信息传播工具,如汉代商人就有吹箫卖贻糖的记载。

(6)音响器具。我国新石器时代庙底沟遗址出土的陶钟、陶埙,姜寨遗址的三孔陶埙都具有音乐发声作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声响广告的形态日益丰富多彩,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器物都有可能成为声响广告的传播媒介,如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碗、盏、盆等,与娱乐相关的箫、琴、瑟、鼓、锣等,也成为了广告信息传递的工具。出于广告宣传的需要,许多商人还专门制作了表现行业特征的响器器物,比较典型的就有货郎的拨浪鼓,剃头理发者所用的镊叉,磨刀匠所使用的铜制拍板等。

特定借代物的广泛使用,说明广告传播的方法、途径有了很大的变化。随着传播活动的频繁和传播技术的进步,人们借用一切可以借用的工具或物件更有效、更富有针对性地传递广告信息。媒介形态的丰富,使人类的广告传播在更宽泛的地域内进行,并传递着更为丰富的思想、文化及商业信息。

烽火传军情

“烽火”是我国古代用以传递边疆军事情报的一种通信方法,始于商周,延至明清,相习几千年之久,其中尤以汉代的烽火组织规模为大。在边防军事要塞或交通要冲的高处,每隔一定距离建筑一高台,俗称烽火台,亦称烽燧、墩堠、烟墩等。高台上有驻军守候,发现敌人入侵,白天燃烧柴草以“燔烟”报警,夜间燃烧薪柴以“举烽”(火光)报警。一台燃起烽烟,邻台见之也相继举火,逐台传递,须臾千里,以达到报告敌情、调兵遣将、求得援兵、克敌制胜的目的,在我国的历史上,还有一个为了讨得美人欢心而随意点燃烽火,最终导致亡国的“烽火戏诸侯”的故事。

周灭商后建都镐京,历史上称作西周。初期,周王为巩固国家政权,先后把自己的兄弟、亲戚、功臣分封到各地作诸侯,建立诸侯国,还建立了一整套制度,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了一定的发展。

鸿雁传书

“鸿雁传书”的典故,出自《汉书•苏武传》中“苏武牧羊”的故事。据载,汉武帝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汉朝使臣中郎将苏武出使匈奴被鞮侯单于扣留,他英勇不屈,单于便将他流放到北海(今贝加尔湖)无人区牧羊。19年后,汉昭帝继位,汉凶和好,结为姻亲。汉朝使节来凶,要求放苏武回去,但单于不肯,却又说不出口,便谎称苏武已经死去。后来,汉昭帝又派使节到匈奴,和苏武一起出使匈奴并被扣留的副使常惠,通过禁卒的帮助,在一天晚上秘密会见了汉使,把苏武的情况告诉了汉使,并想出一计,让汉使对单于讲:“汉朝天子在上林苑打猎时,射到一只大雁,足上系着一封写在帛上的信,上面写着苏武没死,而是在一个大泽中。”汉使听后非常高兴,就按照常惠的话来责备单于。单于听后大为惊奇,却又无法抵赖,只好把苏武放回。

去博物馆看展最怕神马?萃花最怕的就是排长长长队,尤其一眼看不到头,一排几个小时那种。排队5小时看展5分钟什么的简直不能忍!谁知道小伙伴们听了纷纷表示,萃花同志,你这个想法很危险啊!想看好东西还不想排队直接做梦比较快!

为了打脸小伙伴,萃花熬夜整理了下面这15家名气不大但馆藏、特色都不缺的“冷门”博物馆,誓要证明想看好东西还不想排队,才不是做梦呢!

关键词:县里的国家一级博物馆

坐标:山东青州市范公亭公园西端

青州博物馆是个奇葩,它是所有县级博物馆中唯一一家国家一级博物馆!要知道本该是山东省文物精华所在的山东博物馆也才是国家二级。到青州博物馆一定要看的是三大镇馆之宝,分别是全国唯一的古代科举状元试卷,

全国唯一一件刻有汉字的汉代大型馆藏玉璧,

以及在博物馆隔壁龙兴寺出土的400余尊佛教造像。

这批造像集中在北魏晚期到北齐时期,贴金彩绘,雕刻精美,保存完好,被称为青州造像。

关键词:国际范

坐标:辽宁大连市旅顺口区列宁街42号

听到旅顺总会想起“旅顺大屠杀”。但旅顺博物馆可不是大屠杀纪念馆,而是一座真正的综合性博物馆。旅顺博物馆馆藏文物6万余件,其中青铜器

书画

和新疆出土文物都值得一看。

此外,还有独具特色的印度犍陀罗艺术(一种佛教艺术形式)

以及便利的地理位置带来的日韩文物!

日本江户时期的仿万历五彩提梁桶

关键词:男尸+漆器

坐标:湖北荆州市荆州区荆中路166号

《国家宝藏》让湖南博物馆2000年不腐的辛追夫人火遍全国。你知道荆州博物馆也有一具同时期的男尸吗?同样2000年不腐,是迄今为止保存年代最久远、最为完好的西汉男尸。(假装有图JPG)

受不了男尸这种重口味的朋友,可以来荆州博物馆看漆器,这里馆藏的楚汉漆木器占全国的五分之三。楚文化以凤凰为尊,漆器的颜值绝对杠杠滴。

此外,丝织品、玉器也都很惊艳,

不过提醒一下数学不太好的朋友们,这里有世界上最早的数学专著—张家山汉简《算数书》,观展的时候小心绕行!

关键词:元青花之最

坐标:江西高安市瑞阳大道674号

  哪个博物馆能一次性看到最多元青花?在不出国的情况下,答案就只能是江西的高安元青花博物馆!

这是国内唯一一座“元青花”专题博物馆,馆藏出土元代青花瓷19件!

不要小看19这个数字,这是仅次于土耳其托普卡帕宫博物馆、伊朗国家博物馆的世界第三收藏量!毕竟元青花存世量只有300件左右,而国内只有大概100件!

关键词:龙泉青瓷

坐标:四川遂宁市西山路613号

  是的,看龙泉青瓷不是去浙江龙泉,而是去四川遂宁的四川宋朝青瓷博物馆!1991年遂宁发现了一处大型宋瓷窖藏,出土宋瓷985件,其中龙泉青瓷就有342件。2003年四川宋朝青瓷博物馆建成开放,专门用于展示这些宋瓷器精品。  

关键词:海捞瓷的诞生

坐标:海南海口市国兴大道68号

古代装载外销瓷器的商船在海上遇难,形成了今天的海底文化遗存——海捞瓷。海南博物馆的一大特色就是海捞瓷,以青瓷、青白瓷为主,时代跨越唐宋元明清,不过因为大部分都是实用瓷,观赏性和前面的青花、龙泉青瓷没法比。

但是,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水下考古”的现场作业,“海捞瓷”的诞生还是很吸引人的,不是吗?

关键词:汉景帝墓了解一下

坐标:陕西咸阳市渭城区正阳镇

  汉阳陵是汉武帝他老爸汉景帝和皇后的合葬陵墓。依托陵墓建立的汉阳陵博物馆包含朱雀门遗址、地下博物馆和汉俑博物馆三部分。在这里你能看到朱雀门遗迹和复原建筑,

你可以只隔着一层钢化玻璃近距离观赏陪葬坑,

还可以观赏到数量最为庞大的汉代陶俑。 

关键词:古墓集体出没

坐标:河南洛阳市老城区机场路45号

如果说汉阳陵博物馆以级别取胜(毕竟是帝王陵),那洛阳古墓博物馆就是以数量取胜了。博物馆搬迁复原了上自西汉、下到北宋的历代典型墓葬二十多座,如果对墓葬文化、丧葬习俗感兴趣来这里就对了!

关键词:干尸出没胆小者回避

坐标: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西北路581号

  新疆是世界上拥有古尸最多、保存最好的地区之一,所以新疆博物馆的特色馆藏,就是干!尸!这里有罗布泊出土的楼兰美女,

且末扎滚鲁克出土的异域美男,

高昌王国最高军事将领张雄大将军

……友情提示,像萃花一样胆小的朋友们还是不去为好。

关键词:最早的中国

坐标:陕西宝鸡市滨河南路中华石鼓园

  宝鸡是周朝的发源地,有“青铜之乡”的称号。虽然很多出土的青铜器被或征或借到了其他博物馆,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仍然是我国目前唯一的青铜器专题博物馆。

且馆藏还有不少精品,其中最著名的一件就是何尊,爱好青铜器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这里。

西周早期 何尊,首批禁止出国文物,铭文中的“营建洛邑,宅兹中国”是“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关键词:水下参观get

坐标:重庆市涪陵区滨江大道二段185号

  白鹤梁位于三峡上游,是一座古代的水文站,在长1600米、宽16米的天然巨型石梁上雕刻“石鱼”记录水位的涨落,记录了唐代以来长江中上游的水文资料。 

三峡建成前,每年12月到次年3月的枯水期,石梁都会露出水面,这时人们就能看到石梁上的题刻、石刻鱼、观音像和白鹤图。

三峡蓄水之后,白鹤梁沉入江中,再也无法露出水面。现在要想看到白鹤梁的原貌,我们得乘坐电动扶梯缓缓进入水下,再穿越150米的水平廊道,站在水下40米的参观廊道上,隔着一层水纹滤镜观看。  

关键词:汉代画像石刻

坐标:河南南阳市卧龙区汉画街398号

  南阳汉画馆是中国第一座汉代画像石刻专题博物馆,同时也是规模最大、藏品数量最多的,馆藏汉画像石总量超过两千。在展厅能够看到的是二百余块精品,画像内容涉及生产劳动、建筑艺术、社会生活、神话、舞乐、祥瑞升仙等八大部分。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几乎涵盖了汉代社会的方方面面。

关键词:最有文化的博物馆

坐标:河南安阳市北关区

  自从知道了中国文字博物馆的存在,萃花深深觉得,每个写汉字的人都应该去一趟,亲眼看看我们每天写的汉字是怎么来的。

博物馆坐落在甲骨文的发祥地河南安阳,馆藏文物4123件,涵盖从甲骨、青铜器、玉器、陶器到竹木、碑刻、纸质在内的所有文字载体。全面讲解古汉字的构形特征展现汉字的演化历程。

关键词:最有文化+1

坐标:北京中关村南大街33号

  如果票选最有文化的博物馆,国家典籍博物馆应该是中国文字博物馆最有力的的竞争对手!国家典籍博物馆位于国家图书馆总馆南区,2014年才正式开馆,馆藏全部来自国图的古籍特藏珍品。

从3000多年前的甲骨,到金石拓片、敦煌遗书、善本古籍、舆图、样式雷图档、西文善本,再到现当代名家手稿,在这里都能看到!

关键词:时尚时尚最时尚

坐标:浙江杭州市西湖区玉皇山路73号

中国丝绸博物馆常设展包括历史文物、蚕桑文化、古代染织技术以及中外时装演变。 最值得看的当然还是历史文物,古人喜欢什么颜色?喜欢什么图案?喜欢穿什么样式的服装?古人服装上的时尚和潮流都在这些文物上了!当然,也别只顾着时尚的事,丝绸历史文化还是要了解的!

话说这周五就是博物馆日了,还没想好去哪个博物馆排队的,不妨就听萃花的去逛逛这些冷门博物馆,绝对能少排好长好长的队!(不用排队真不敢保证,毕竟博物馆日是免费的!)

书者,述也,以文字记述事物者也,书之含义甚多,今人称述书为书籍,为别于书法言也。书籍之肇始甚早,文字发明之后,即有书籍。不过,各代所用书写之质料,及其装订之形式,多有不同耳。从古至清,所有之书籍,以其形式可分为三期。由古至周末,为简牍时期;由秦至唐,为卷轴时期;由宋至清,为线装时期,兹分别述之如下:

简牍时期:三代以前,所用以载文者,竹木而已。载于竹者,曰简;载于木者,曰牍;连编简牍,则谓之策。古者,大事书之于策,小事则书之于简牍而已。初以刀刻,继以漆书,周宣王时,始有墨书。三代以上社会之文化,完全赖此以推进,国家之文明,亦完全赖此以保存,与后世之书籍功用正同。是简牍者,实即当时之书也,创之最早,行之最久。降及周末,尚仍流行“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既以韦编,其为简策也可知。是孔子之时之所谓书籍者,仍为简牍也。由古至周,所有书籍完全为简为牍,故谓之为简牍时期。 卷轴时期:嗣以简牍之书写烦难,而所载之文字有限,在秦以前人文简易之时,尚足应用。及秦灭六国,事务增繁,官私文书,日益增多,以前书写之方式,在事实上已感运用不能圆滑,不适于使用。而首感棘手者,厥为狱隶。因狱隶之文字,时间有限,不能任意积压,遂由狱隶之片倡而自动发生改革。篆书之耗时也,而改篆为隶;竹木之难治也,而代以缣素。以帛作书,从此肇始。但缣素价昂,一般平民无力购用。故缣素虽兴,只于官方通行,社会尚不普遍也。即以前所遗传之典籍文书,仍以简策保存者为多;钞录于缣素者,尚少也。迨至汉时,发明造纸,从此书写上又发生一极大之转变。盖纸为书写之惟一合适质材,有缣素之长而无竹木之短,价值既廉,得之亦易。此后遂以纸张为书写之独用品,缣素竹木均受自然之淘汰,而无人使用矣。惟无论缣素或纸张,其文字均系手写,所谓书籍者亦不过手写之纸卷,并非如今日之书也。及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从此始有刻板印刷之书籍。以常理言之,刻印与抄写,其难易何止倍蓰,宜乎刻印发明,社会景从,各种书籍均改刻印也。乃事实竟大谬不然,除敕令刻印之刻经典外,其余文书仍均手抄,且以抄本为贵。此固由于提倡者之不力,要亦由于刻印之不佳使然。盖刻印初创前无取法,办理者既非有经验之人,而从事者又系毫无训练之辈。刻印度既不精良,文字尚多错误,其不受社会欢迎,固其宜也。且当时之士子,尚有一种特殊之成见,以为手抄一次,足抵目读数次。故多数上层社会家庭,仍多为其子弟聘请名师,专为指示抄写一切经史,印刷之书,概不购读。故刊印之木虽发明于隋,然终隋之世,未有特殊之进展。及唐,刻印之事,仍未畅行,社会心理仍贵抄录,不尚雕撰。迨至五代,后唐长兴三年二月,冯道、李愚等奏请刊印九经,从此重要经书均用刻印,而不再事抄写矣。雕刻刷印,至此方为成功。然一般每易误会,以为一代所刻之经书,即与现之经书同。其实则相去悬殊,极为不同。盖自以缣素作为以来,直至五代所有之书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抄或刻印,均系成卷成轴,所谓邺候架插三万轴者是也。并非如今装辑成本、成册、成部、成套者,其一卷即系一卷书。《史书》载宋以前之书籍,均系若干卷,并无若本者,盖系统记实。非如今以卷为虚以设之符号,有名无实地。其后,以卷本之舒卷为不便,检阅烦难,乃变而为折,又以折之久而易断,乃分为薄帙。及至有唐中叶,又创用叶子,即将长卷折叠成为若干叶,其形式宛如今之手折,或前清朝考之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写或刻印,其形式完全为卷轴,故谓之为卷轴时期。 线装时期:至宋,因长卷之种种不便,遂依据叶子之格式,而改进为今日之线装式。即将一叶分割,使不连续,以一叶为一板,一叶为变易,但在检阅上、诵读上以及收藏,其为便利已不可以道里计也。故吾人所读之线装书,其实际肇始于宋,为时仅千年。宋以前,绝未有线装书也。文字多为刻印,抄写者甚少。至宋仁宗庆历中,有布衣毕升为活板,用胶泥刻字,从此又有活字印板之发明。元王桢亦有活字印刷法。明弘治嘉靖中,无锡华燧、安国先名曰“了聚珍板”。是均活字印刷也。在印刷上比较经济,但在书籍上,固与刻印无殊也。总之,自宋至清,其书籍之形式完全相同,均为线装,故此时期谓之为线装时期。清末则渐有洋装,民国后且有取线装而代之之势,其形式与装订,尽人所悉,毋庸赘述矣。 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刻印本即采用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的图书。但具体区分,又有种种不同的版本名称。

写刻情形:

按照写刻的不同情情形,可分为祖本、写本、影写本、底本、抄本、精抄本、稿本、彩绘本、原刻本、重刻本、精刻本、修补本、递修本、配本、百衲本、邋遢本、活字本、套印本、巾箱本、袖珍本、两截本、石印本、铅印本等等。

祖本,版本学中的专业术语。中国古籍中无论是刻本或是写本,最接近著作人或成书年代的本子最为真实完整,错误也最少,称为祖本或母本。

底本,是古籍整理工作者专用的术语。影印古籍时,选定某个本子来影印,这个本子就叫影印所用的底本。校勘古籍时要选用一个本子为主,再用种种方法对这个为主的本子作校勘,这个为主的本子也就叫校勘所用的底本。标点古籍时也要选用一个本子在上面施加标点,这个本子也可叫标点使用的底本。注释、今译以及做索引时,也都要分别选用一个本子来注,来译,来做索引,这个本子也可叫注释、今译或索引的底本。除影印外,其他各种整理方法所用的底本,通常也可叫做“工作本”。

写本,早期的图书,都依赖于抄写流传,雕版印刷术普及之后,仍有不少读书人以抄写古籍为课业,所以传世古籍中有相当数量是抄写本。宋代以前,写本与抄本、稿本无较大的区别,但宋元以后,写本特指抄写工整的图书,例如一些内府图书,并无刻本,只以写本形式传世,像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以及历朝实录。

影写本,明清时期,藏书家为保存稀见宋元版书原稿,雇请抄手,用优良纸墨,照原样影摹下来,版式、字体往往与原本相差无几,这样的写本被称作影写本,又叫影抄本。其中以汲古阁毛氏影宋写本最为著名。

抄本,精抄本,由于工抄写的图书,非抄写者亲撰。其中抄写精美,字体工整的称为精抄本。

稿本,已经写定尚未刊印的书稿,称为稿本。其中,由作者亲笔书写的为手稿本,由书手抄写又经著者修改校定的为清稿本。稿本因其多未付梓,故受人重视,尤其是名家手稿及史料价值较高的稿本,一向为藏书家珍爱。

彩绘本,以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绘写的图书。多用于插图或地图较多的图书,如民间流传的《推背图》等。

原刻本,据原刻本重印的图书。其中凡版式、行款、字体依照原刻本摹刻的,称为仿刻本、翻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对原刻本内容进行增删校订或添加评注的,则称为增刻本、删刻本、评注本。

精刻本,指校勘严审、字体工整、纸墨优良的刻本。其中请名人书写上版的刻本(多在书版上留有姓名)称为写刻本。

修补本,递修本,将旧存书版重新修整、补配之后印出的图书称为修补本或重修本。有的书版保存时间较长,历经多次修补,则称递修本。如果宋朝书版经过宋、元、明三朝修补的,则称为三朝递修本或三朝本。

配本,将不同地区的书版,配合起来印成一种完整的书,称为配本。如清代金凌、淮南、江苏、浙江、湖北五省官书局出二十四史,版式不同,却同为一部书。

百衲本,百纳即补缀很多的衣服,利用零散不全的版本全成一部完整的书,称为百衲本。清初人宋荦汇集宋元三种版本印成百衲本《史记》,近代又有百衲本《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其中,商务印书馆于1930-1937年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最为著名。该本选用当时最古的善本影印。如《史记》用宋庆元黄善夫家塾本,《汉书》用宋景佑刻本,《晋书》以几种宋刻本配齐,南北朝七史均用宋眉山七史本,《隋书》和《南史》、《北史》用元大德刻本,《旧唐书》用宋绍兴刻本,《新唐书》用宋嘉佑刻本,《旧五代史》世无传本,用清人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本子,《新五代史》用宋庆元刻本,宋、辽、金三史均用元至正刻本,系初刻本,《元史》用明洪武刻本,《明史》用清乾隆武英殿原刻本。

邋遢本,古代书版因刷印多次,已经模糊不清,印出的书被称为邋遢本,如著名的宋眉山七史到明代还在使用,印出的书字迹迷漫,被称为“九行邋遢本”(因眉山七史9行18字)

活字本,用胶泥、木、铜、铁、铅、锡、磁、瓢制成方块单字,然后排版印刷的图书,称为活字本。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北宋中期,毕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祯又用木活字排印了《农书》,但均未见存本。现存最早的活字本是1972年发现的西夏文木活字排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明清时期活字本较多,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华燧以铜活字排印了《锦绣万花谷》,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又排印了《容斋随笔》和《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书。清雍正年间,内府以铜活字排印了一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乾隆间又以枣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此外,流传到中国的还有朝鲜活字本。

套印本,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分版印刷的图书。常见的有朱墨二色套印本,被称为朱墨本。此外,还有三色、四色、五色、六色套印本。明代发明分版分色套印和凹凸版印技术,称为饾版和拱花,这种印刷方法,常用于版画。

巾箱本,袖珍本,巾箱即古人放置头巾的小箱子,巾箱本指开本很小的图书,意谓可置于巾箱之中。宋戴埴《鼠璞》载:“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经》置巾箱中。”由于这种图书体积小,携带方便,可放在衣袖之中,所以又称为袖珍本。古代书商还刻印有一种儒经解题之类小册子,专供科举考生挟带作弊之用,这种袖珍本则称为挟带本。

两截本,有的书在版面中增加一条横线,使之分为上下两块,称为两截本或两节本。常见于图文并茂的小说戏曲,便览大全之类图书。

铅印本,采用现代铅印技术排印的古籍。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上海成立了中国最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出版了最早的汉文铅印本《六合丛谈》。此后,不少古籍也采用铅印法。晚清及民国铅印古籍多用线装,与刻本外观形式相似,要注意鉴别。

石印本,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中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件字,易于辨认。

刊刻时代:

按照刊刻时代区分,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辽刻本、西夏刻本、金刻本、蒙古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国刻本等等。

唐刻本,唐代中晚期雕版印刷刚刚出现,抄写本仍是图书的主要形式,流传下来的印刷品多为佛经和历书。

五代刻本,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公元959年)刻印的图书。包括后唐、后晋、后周刻印的蓝本九经及后蜀、吴越、南唐刻印的类书、别集、佛经。五代刻本大都亡佚,现能见到的多是刻经,有敦煌发现的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34年)所刻《金刚经》,吴越所刻《宝箧印经》等。

宋刻本,两宋时期(公元960-公元1279年)在宋王朝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官私刻书业极为繁盛,刻书范围已包括经、史、子、集各类图书,刻印质量上乘,被历代藏书家视为珍本。

辽刻本,与北宋同时代,在契丹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契丹书禁甚严,辽刻本极少流传。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中发现了60余件印刷品,多为辽代刻经,还有最早的刻本《蒙求》。

西夏刻本,西夏建国于1032年,1227年为蒙古所灭。西夏自创文字,并以西夏文刻印了《大藏经》等书,但传世很少。考古工作者在宁夏贺兰山中发现了8册蝴蝶装西夏文刻经。

金刻本,大致与南宋同时,在金代统治的中国北方地区刻印的图书。其中以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刻书最为发达,官方设有经籍所,主持刻书。金刻本流传下来的不多,较著名的有《刘知远诸宫调》和《赵城金藏》。

蒙古刻本,元朝立国之前在平阳刻印的图书。基本沿袭金代平阳经籍所旧规。传世品有1247年刻《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注》,1249年平阳府张存惠晦明轩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1244年刻《玄都宝藏》残卷等。

元刻本,元代(公元1279-公元1368年)刻印的图书。北方以大都(北京)、平阳为中心,南方以江浙、福建为书坊集中心。元代刻本流传较多,且有独特风格。

明刻本,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无论在刻书地区、刻书形式、刻书范围等方面都远胜前代。流传下来的明刻本以中后期作品较多,正统以前较少。明中期以后刻本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出现了适应于印书的仿宋字,二是线装取代了包背装。

清刻本,清代(公元1645-1911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官私刻书业均达到鼎盛。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兴起,学者热衷于版本校勘,出现了大批校核精审,刻印典雅的图书。现今流传的古籍大部分是清刻本。其中,乾隆前后所刻精刻本受到学者重视,有不少被列为善本。

民国刻本,中华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年)刻印的图书,以汇刻、翻刻历代珍本、善本居多。这一时期,影印、铅印技术已大量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势渐衰微。

刻书地域:

按照刻书地域分,则有浙本、建本、蜀本、平阳本、外国本(日本本、高丽本)等。

浙本,宋代浙江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两浙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刻书数量大,质量高,杭州、衢州、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等地均刻印图书,因而有杭本、衢本、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本的区分。

建本,又称闽本,为宋元明福建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福建刻书集书于建宁、建阳两地,建阳麻沙镇盛产榕木竹纸,易于雕印图书,因而书坊林立,一些著名书坊历宋元明三代未衰,所印图书又称为麻沙本。

蜀本,五代及两宋时期四川地区刻印的图书。以成都、眉山较发达,成都在北宋初刻印了著名的《开宝藏》,眉山则刻有《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七史及《资治通鉴》等书。蜀本又分大字、小字两种。

平阳本,又称平水本,金元时期山西平阳(又叫平水,今山西临汾)地区刻印的图书。金灭北宋以后,将北宋开封的刻工掠至这里,又设立刻书机构,从此平阳成为北方刻书中心。

日本本,又称东洋本,古代日本刻印的古籍。多用日本皮纸,与高丽本相似,惟质量不及高丽本。日本本常间用平假名和片假名,较易识别。

朝鲜本,又称高丽本,古代朝鲜刻印的汉文古籍。中国印刷术最早传入朝鲜,朝鲜刻本继而传入中国。朝鲜本刻印比较精美,书品宽大,写刻清晰,多采用洁白的皮纸。

刻书性质:

根据刻书的性质,又可区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

官刻本,由官府刻印的图书。五代以来,历朝中央和地方官府均有刻书之举,但所设机构不同,所以官刻本又有各种不同名称。主要有:

监本,历朝国子监刻印的图书。主要是各种儒家经典、文史名著。据文献记载,从五代开始,国子监刻印有九经,北宋承其遗制,继续刻印经史,南宋时,旧版不存,遂征调地方版片至京师国子监印书,称旧版为“旧监本”,新版为“亲监本”。明朝在南京和北京均设国子监,都刻印了二十一史,因而又有“南监本”和“北监本”的区别。

公使库本,两宋地方官府动用公使库钱刻印的图书。

经厂本,明代司礼监所辖经厂刻印的图书。多《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常见古籍。特点是书品宽大,字大如钱,但由于主持其事的是宦官,因而校勘不精,错讹较多。

内府本,明清两朝宫殿刻印的图书。明内府刻书主要是经厂本,清内府刻书多殿本。内府刻书往往不惜工本,讲究形式,但清内府本校勘亦精。昭连《啸亭杂录》续录有内府刻书目录。

殿本,清康熙间,于武英殿设修书处,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又设刻书处,派亲王、大臣主持校刻图书,所刻之书称为殿本。殿本校刻精致,纸墨上佳,堪与宋刻本相媲美。所刻《明史》、《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书,一向被列为清刻善本。

聚珍本,清乾隆年间选刻《四库全书》珍本,武英殿采用活字印刷,共刻木活字25万余个,乾隆定名为“聚珍版”,所印图书遂称武英殿聚珍本。后来各地官书局也仿聚珍版印书,被称为“外聚珍”,而武英殿活字本被称为“内聚珍”。

书局本,清同治间,由曾国藩提倡,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安徽、两广、两湖、山东、山西、直隶先后创立官书局,所刻图书称为“书局本”或“局本”。

私刻本,即私人出资刻印的图书,其中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私家刻书称为家塾本或家刻本。自宋代以来,私家刻书持续不衰,有的以室名相称,如宋廖莹中“世彩堂本”,余仁仲“万卷堂本”,明范钦“天一阁本”,毛晋“汲古阁本”,清纳兰性德“通志堂本”,鲍廷博“知不足斋本”,黄丕烈“士礼居本”;也有以人名相称,如宋“黄善夫本”,明“吴勉学本”。

坊刻本,历代书坊、书肆、书铺、书棚刻印的图书。坊刻本以营利为目的,刻印较差,往往校勘不精,惟宋代坊肆刻书,如临安陈氏、尹氏书籍铺等,所刻图书与官刻本、家塾本不相上下。

流传情况:

根据流传情况和珍贵程度,古籍又可分为足本、节本、残本、通行本、稀见本、孤本、珍本、善本等等。

足本,内容完整无缺的图书。

节本,因原书篇幅过巨,刻印时只节取其中一部分,或是因为其它原因予以删节,称为节本或删节本。

残本,指内容残缺的图书。古籍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残缺,有的仅是缺卷、缺册,经过抄配,仍能补全;有的残缺过甚,只能作为他书的配本。一般说来,残本较足本的价值要降低很多。

通行本,指刻印较多、流传较广、年代较晚的古籍版本。

稀见本,刻印较少,流传不多的古籍。如明刻方志,历代族谱、家谱,均不多见。

孤本,世所仅见的古代图书,往往不见于诸家著录,如明《永乐大典》。国内仅存一部的书则可称为“海内孤本”,如宋刻30卷本《五臣注文选》。

珍本,写刻年代较早,流传很少,研究价值较高的古籍,通常指宋元刻本,内府写本,有史料价值的稿本及名人批校本。

善本,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由于历代藏书家中,善本肯定是旧本,那些抄写、刻印年代较近的只能是普通本,如晚清藏书家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例中,规定收书范围是:1.旧刻、2.精本、3.旧抄、4.旧校。他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将旧刻规定为宋元版书,精本为明代精刻。依据这一划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家心目中的善本年代界限也日益后移。民国时期,明刻本渐渐进入旧刻行列,20世纪中期以后,乾隆以前刻本全都变成了善本,甚至无论残缺多少,有无错讹,均以年代划界。实际上,真正的善本仍应主要着眼于书的内容,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1970年代末,《中国善本书总目》开始编纂,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规定了“三性”、“九条”,这应该是对善本概念的一个完整周详的表述: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

(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

(3)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前的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抄本。

(8)在印刷上能反映中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9)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

截至2015年底,总、分馆文献资源累积量约1100余万册(件)。其中纸质藏书800余万册,以及近年来大量引进和自建的中国国内外数字资源,包括各类数据库、电子期刊、电子图书和多媒体资源约300余万册(件)。馆藏中有150万册中文古籍,其中20万件5至18世纪的珍贵书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被国务院批准为首批国家重点古籍保护单位。外文善本、金石拓片、1949年前出版物的收藏均名列中国国内图书馆前茅,为研究家所珍视。此外,还有燕京大学学位论文、名人捐赠等特色收藏。

1书刊报纸

据2016年1月北京大学图书馆官网信息显示,北京大学图书馆总馆收藏中外文图书263万余种,其中外文图书含有30多个语种;中外文报刊4万余种,外文报刊以英文为主。收藏图书年增长量在5万种以上、报刊年增长量在5千种以上。

2古籍文献

古籍是北京大学图书馆最重要的馆藏之一,据2016年1月北京大学图书馆官网信息显示,古籍文献总量达150万册,其中善本古籍约2万余种、20余万册。2008年以来,北大图书馆共有352部古籍善本分别入选由文化部确定、国务院批准的第一、二、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古籍收藏具有规模宏大、种类齐全、特藏丰富、珍品众多的特点。重要的馆藏中,以年代划分,有敦煌卷子288号,宋、元刻本300余种,明刻本近万种;以出版国别划分,有日本本2000余种、朝鲜本200余种;以制作方式划分,有抄、稿、写本9000余种,活字本3000余种;以内容类型划分,有方志近5000种,家谱2200余种,还有多个小说戏曲专藏,如车王府曲本1536种,马廉不登大雅之堂藏戏曲小说928种,程砚秋御霜簃藏曲本1400余种。馆藏金石拓片4万余种、8万余件,包括了缪荃孙艺风堂、张仁蠡柳风堂二家的全部藏拓。此外还收藏有2000余种中国古代舆图。

北大馆在CALIS技术支持下建设的“秘籍琳琅——北京大学数字图书馆古文献资源库”,是完整展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古籍的网络平台。北大馆牵头建设的“学苑汲古——高校古文献资源库”,更是汇集了包括北大图书馆在内的中国国内24所高校图书馆藏古籍元数据60余万条、书影20余万幅,电子图书835万册,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古籍书目数据库之一。北大图书馆古籍阅览室收藏有一百余部大型古籍影印本丛书,约含古籍8万种。不少分馆也有古籍收藏,其中考古文博学院分馆、中文系分馆、信息管理系分馆的部分古籍书目数据已经录入古文献资源库中,其他分馆所藏古籍的书目数据今后也将陆续进入该资源库。

3特藏文献

据2016年1月北京大学图书馆官网信息显示,北京大学图书馆特藏文献有:地方志、晚清民国旧报刊、民国图书、西文东方学文库、中德学会旧藏、中法大学旧藏、侯仁之赠书、方志彤赠书、侯思孟赠书、欧盟文献、英美政府外交档案的微缩胶卷和胶片、珍贵西文文献、学位论文、北大文库、季羡林赠书、张芝联赠书、钱端生赠书、段宝林赠书、宿白赠书、台湾文献。

4学位论文

据2016年1月北京大学图书馆官网信息显示,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位论文体系建有:北京大学学位论文、燕京大学学位论文、北大名师学位论文等体系。其中:

北京大学学位论文:收藏1981年以后自北京大学毕业的所有博、硕士学位论文,以及部分优秀学士论文。阅览地点为西区309学位论文阅览室,可通过OPAC或北京大学学位论文库检索。

燕京大学学位论文:收藏有燕京大学的学士和硕士论文,共2600多篇,其中包括许多当代著名学者的论文手稿真迹,十分珍贵。燕大论文内容涉及的学科范围较广,对研究近代中国社会、历史、政治等有重要的参考作用。阅览地点为西区318特藏室。具体可通过燕京大学学位论文库检索。

北大名师学位论文:存于西区313北京大学文库,共收藏有12种: 北大名师学位论文  姓名论文题目毕业院校学位论文形式陈岱孙 The Relation Between Local Governmental Expenditures and Density of Population in Massachusetts 美国哈佛大学 博士 论文原件之复印件 陈翰笙 The Conference of Ambassadors in London, 1912-13, and the Creation of Albanian State 美国芝加哥大学 硕士 论文原件之复印件 陈振汉 The Location of the Cotto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哈佛大学 博士 论文副本 董申保 The Crystalline Schists of Lower Allagnon Valley, Central Massive, France 法国克莱蒙非朗大学 博士 论文原件 费孝通 亲迎婚俗之研究 燕京大学 学士 论文原件 冯友兰 A Comparative Study of Life Ideals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博士 正式出版之复印件 侯仁之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Peiping 英国利物浦大学 博士 论文原件之复印件 胡适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博士 正式出版 李宪之 Die Kälteeinbrüche in Ostasien 德国洪堡大学 博士 正式出版 王力 Une Prononciation Chinoise de Po-Pei 法国巴黎大学 博士 正式出版 乐森璕 Die Korallenfauna des Mitteldevons aus der Provinz Kwangsi, Südchina 德国马堡大学 博士 正式出版 赵乃抟 Richard Jones:An Early English Institutionalist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博士 正式出版 5民国旧报刊

据2016年1月北京大学图书馆官网信息显示,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晚清至民国期间的报刊达一万余种,旧报纸六百余种,有不少孤本、珍本,为收藏和研究者所珍视。这一珍贵特藏主要源于老北大及燕京大学的旧藏,也有少量原中法大学和中德学会的旧藏。晚清至民国报刊对于了解研究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以及这一动荡巨变时期思想学术、军事政治、教育文化、语言文学、社会风俗等方方面面的嬗变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为保证各项业务工作的顺利进行,图书馆陆续引进和开发了各类应用系统,如数字图书馆门户系统、统一检索平台、统一认证系统、学科导航系统、电子资源导航系统、虚拟咨询系统、网络培训系统、科技查新系统、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系统,以及数字资源加工系统群、数字化服务系统群、元数据著录系统等,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信息服务和信息加工平台。为进一步发现、挖掘和揭示图书馆特色资源,还先后推出了学位论文提交、编目和发布系统、古文献编目和发布系统(秘籍琳琅)、北大名师人物数据库、北京历史地理数据库、民国报刊数据库等宝贵的数字特藏。

2000年,图书馆与校内其他单位联合成立的北京大学数字图书馆研究所开展了有关数字图书馆模式、标准规范(元数据、数字加工标准等)、关键技术、互操作层与互操作标准、数字图书馆门户等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并开始进行大规模应用实践,为北京大学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奠定了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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