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灸学历史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7浏览:2收藏

针灸学历史,第1张

针灸在历史上有哪些记载

针灸学起源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

根据史料记载,针灸推拿起源于我国大约 从4万年前的氏族公社制度时期。远古时 期,人们偶然被一些尖硬物体,如石头、 荆棘等碰撞了身体表面的某个部位,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疼痛被减轻的现象。

古人开 始有意识地用一些尖利的石块来刺身体的某些部位或人为地刺破身体使之出血,以 减轻疼痛。 古书上曾多次提到针刺的原始工具是石针,称为砭石。

这种砭石大约出 现于距今8000至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针灸疗法是祖国医学遗产的一部分,也是我国 :特有的一种民族医疗方法。相当于氏族公社制度的后期,人们已掌握 了挖制、磨制技术,能够制作出一些比较 精致的、适合于刺入身体以治疗疾病的石器,这种石器就是最古老的医疗工具砭 石。

人们就用砭石刺入身体的某一部位治疗疾病。砭石在当时还更常用于外科 化脓性感染的切开排脓,所以又被称为针石可以说,砭石是后世刀针工具的基础和 前身。

在用火的过程中,人们发现身体某部 位的病痛经火的烧灼、烘烤而得以缓解或 解除,继而学会用兽皮或树皮包裹烧热的石块、砂土进行局部热熨,逐步发展以点 燃树枝或干草烘烤来治疗疾病。 经过长期的摸索,选择了易燃而具有温通经脉作用 的艾叶作为灸治的主要材料,于体表局部进行温热 ,从而使灸法和针刺一样, 成为防病治病的重要方法。

由于艾叶具有易于燃烧、气味芳香、资源丰富、易于加 工藏等特点,因而后来成为了最主要的灸治原料。砭而刺之渐发展为针法,热而褽之渐发展为灸法,这就是针灸 疗法的前身。

中国针灸的发展历史

针灸的历史久远。

据考证,它起源的传说可以追溯到我国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制度时期,有伏羲氏“尝味百草而制九针。”

真正诞生时间应是新石器时代,《内经 素问》载有砭石治病,这最初是用于刺破脓疡,刺络泻血之用——这就是针灸的起源

从战国至秦汉时期,以《内经》成熟为标志,形成了针灸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其中《灵枢》所载针灸理论更为丰富和系统,故《灵枢》又被称作《针经》。

针灸学理论体系的发展简要——

魏晋隋唐时期,皇甫谧编撰《针灸甲乙经》成为一部最早的、体系比较完整的针灸专书,是继《内经》之后对针灸学又一次总结,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宋金元时期,王惟一设计了两具针灸铜人

明清时期,杨继洲完成《针灸大成》,在腧穴里列出来“奇穴”这个类别

近代,鸦片战争之后,针灸学术受到严重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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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学发展史上有哪三次大的总结

(一)针灸学理论体系的肇始时期

这一阶段主要是通过个人临床实践对针灸知识的初步认识,大约在《黄帝内经》成书以前。具有代表性的医家有传说中的岐伯、伯高、少俞等和春秋时期的名医医缓、医和等。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医学帛书中,有两种古代经脉的文献,即“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其中对十一经脉的循行分布、病候表现及灸法进行了论述,这是现存最早的针灸学文献,反映了经络系统认识的早期面貌。

(二)针灸学理论体系的建立时期

主要从战国到秦汉,以《黄帝内经》成书为标志。《黄帝内经》以阴阳、五行、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等为主要内容,从总体上论述了人体的生理病理、诊治方法和原则,为中医学奠定了理论体系。其中对经络的循行和病候、腧穴、针灸方法及适应症、禁忌症等,也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尤其是《灵枢》中有大量篇幅专门论述针灸学理论和临床治疗,故被称为“针经”,标志着针灸理论体系的基本形成。在这个时期,大约成书于汉代的《黄帝八十一难经》,以阐明《黄帝内经》为要旨,其中关于奇经八脉和原气的论述,补充了《黄帝内经》的不足;同时,还提出了八会穴,并用五行学说对五输穴的理论和应用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已佚的《明堂孔穴治要》应该是这一时期有关腧穴的专著。华佗亦对针灸颇有研究,创立了“华佗夹脊穴”。东汉张仲景创立六经辨证,在《伤寒杂病论》中也记载了许多针灸处方,主张针药并用,辨证论治。这些成就都丰富了针灸学的发展。

(三)针灸学术发展时期

魏晋时代的皇甫谧在魏甘露间(公元256~260年),将《素问》、《灵枢》和《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部著作的针灸内容汇而为一,编撰成

《针灸甲乙经》,共收录349个腧穴的名称、定位和刺灸法,并对各科病证的针灸治疗进行了归纳和论述,成为现存最早的针灸学专著,是继《黄帝内经》之后针灸学的又一次总结,在针灸学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两晋和南北朝时期,随着针灸临床实践的不断深化,出现了许多临床医家和针灸专著。如晋代名医葛洪撰《肘后备急方》,收载针灸医方109条,其中99条为灸方,大大地推动了灸法的临床应用。隋唐时代,针灸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唐初时针灸已成为专门的学科,设"针师"、"灸师"等专业称号。隋至唐初的甄权、孙思邈,都是精通中医各科的大医学家,在针灸学方面也有卓越的成就。甄权著有《针方》、《针经钞》和《明堂人形图》(均佚)。唐 在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组织甄权等人对明堂图经进行了校订,足见当时对针灸学的重视。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中广泛收集了前代针灸医家的经验和个人的体会,并绘制了"明堂三人图",把人体正面、侧面及背面的十二经脉用五种颜色标出,奇经八脉用绿色标明,成为历史上最早的彩色经络腧 (已佚),他还创用了"阿是穴"和"指寸法"另外,王焘的《外台秘要》和崔知悌的《骨蒸病灸方》收录了大量的灸治经验,可以看出两晋和唐朝时代,灸法的应用较为盛行。唐代是国家针灸教育体系成立的开端,唐太医署负责医学教育,内设针灸专业,有"针博士一人,针助教一人,针师十人,针工二十人,针生二十人",为针灸学的规范教育奠定了基础。

针灸的发展历史

针灸学起源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

传说针灸起源于三皇五帝时期,相传伏羲发明了针灸,他“尝百药而制九针”(东汉医学家皇甫谧记载于《帝王世纪》)。而据古代文献《山海经》和《内经》,有用“石篯”刺破痈肿的记载,以及《孟子》:“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的说法,再根据如今在我国各地所挖出的历史文物来考证,“针灸疗法”的起源就在石器时代。

当时人们发生某些病痛或不适的时候,不自觉地用手 、捶拍,以至用尖锐的石器按压疼痛不适的部位,而使原有的症状减轻或消失,最早的针具:砭石也之而生,随着古人智慧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针具逐渐发展成青铜针、铁针、金针、银针,直到如今用的不锈钢针。相传,华夏文明的始祖伏羲是中医针灸的发明人。

伏羲氏不仅画八卦,结绳为网,教民田猎,而且“尝百药而制九针”(东汉皇甫谧记载于《帝王世纪》)、“尝草制砭”(南宋罗泌记载于《路史》)。砭就是砭石,即华夏民族最早的针灸。

灸法的起源与为的发现和使用有着密切的关系,当身体有某种不适时,用以去烘烤得以减轻,继而用各种树枝作为施灸工具,逐渐发展到艾灸。针灸治疗方法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其学术思想也随着临床医学经验的积累渐渐完善。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医学帛书中有《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论述了十一条脉的循行分布、病候表现和灸法治疗等,已形成了完整的经络系统。《黄帝内经》是现存的中医文献中最早而且完整的中医经典著作,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经络系统,即有十二经脉、十五络脉、十二经筋、十二经别以及与经脉系统相关的标本、根结、气街、四海等,并对腧穴、针灸方法、针刺适应症和禁忌症等也做了详细的论述,尤其是《灵枢经》所记载的针灸理论更为丰富而系统,所以《灵枢》是针灸学术的第一次总结,其主要内容至今仍是针灸滨核心内容,故《灵枢》称为《针经》。

继《内经》之后,战国时代的神医扁鹊所著《难经》对针灸学说进行了补充和完善。晋代医学家皇甫谧潜心钻研《内经》等著作,撰写成《针灸甲乙经》,书中全面论述了脏腑经络学说,发展并确定了349个穴位,并对其位置、主治、操作进行了论述,同时介绍了针灸方法及常见病的治疗,是针灸学术的第二次总结。

唐宋时期,随着经济文化的繁荣昌盛,针灸学术也有很大的发展,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在其著作《备急千金要方》中绘制了彩色的明堂三人图,并提出阿是穴的取法及应用。到了宋代,著名针灸学家王惟一编撰了《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考证了354个腧穴,并将全书刻于石碑上供学习者参抄拓印,他还铸造了2具铜人模型,外刻经络腧穴,内置脏腑,作为针灸教学的直观教具和考核针灸医生之用,促进了针灸学术的发展。

元代滑伯仁所者的《十四经发挥》,首次将十二经脉与任、督二脉合称为十四经脉,对后人研究经脉很有裨益。明代是针灸学术发展的鼎盛时期,名医辈出,针灸理论研究逐渐深化,也出现了大量的针灸专著,如《针灸大全》、《针灸聚英》、《针灸四书》,特别是杨继洲所著的《针灸大成》,汇集了明以前的针灸著作,总结了临床经验,内容丰富,是后世学习针灸的重要参考书,是针灸学术的第三次总结。

清初至民国时期,针灸医学由兴盛逐渐走向衰退。公元1742年吴谦等撰《医宗金鉴》,其《医宗金鉴·刺灸心法要诀》不仅继承了历代前贤针灸要旨,并且加以发扬光大,通篇歌图并茂,自乾隆14年以后(公元1749年)定为清太医院医学生必修内容。

清代后期,道光皇帝为首的封建统治者以“针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的荒谬理由,悍然下令禁止太医院用针灸治病。184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加之当时的统治者极力歧视和消灭中医,针灸更加受到了摧残。

尽管如此,由于针灸治病深得人心,故在民间仍广为流传。针灸名医李学川公元1817年写出《针灸逢源》,强调辨证取穴、针药并重,并完整地列出了361个经穴,其仍为今之针灸学教材所取用。

民国时期 曾下令废止中医,许多针灸医生为保存和发展针灸学术这一祖国医学文化的瑰宝,成立了针灸学社,编印针灸书刊,开展针灸函授教育等,近代著名针灸学家承淡安先生为振兴针灸学术作出了毕生贡献。在此时期,中国 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明确提倡西医学习和应用针灸治病,在延安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开设针灸门诊,开创了针灸正式进入综合性医院的先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十分重视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制定了中医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中医事业,使针灸医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和提高。50年代初期,率先成立了卫生部垆的针灸疗法实验所,即当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的前身。

随之,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针灸的研究、医疗、教学机构,从此以后《针灸学》列入了中医院校学生的必修课,绝大多数中医院校开设了针灸专业,针灸人才辈出。40多年来在继承的基础上翻印、点校、注释了一大批古代针灸书籍,结合现代医家的临床经验和科研成就,出版了大量的针灸学术专著和论文,还成立了中国针灸学会,学术交流十分活跃,。

中国的针灸至今已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针灸学起源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说针灸起源于三皇五帝时期,相传伏羲发明了针灸,他“尝百药而制九针”(东汉医学家皇甫谧记载于《帝王世纪》)。

针灸疗法最早见于战国时代问世的《黄帝内经》一书。《黄帝内经》说:“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便是指灸术,其中详细描述了九针的形制,并大量记述了针灸的理论与技术。两千多年来针灸疗法一直在中国流行,并传播到了世界。而针灸的出现,则更早。

《黄帝内经》是现存的中医文献中最早而且完整的中医经典著作,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经络系统,即有十二经脉、十五络脉、十二经筋、十二经别以及与经脉系统相关的标本、根结、气街、四海等,并对腧穴、针灸方法、针刺适应症和禁忌症等也做了详细的论述。

中医针灸的发展史是什么

针灸学是以中医理论为指导,运用针刺和艾灸防治疾病的一门临床学科。它是祖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包括经络、腧穴、针灸方法及临床治疗等部分。

针灸具有适应症广、疗效明确,操作方便,经济安全等优点,数千年来深受广大劳动人民欢迎,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贡献。

针灸是我国历代劳动人民及医学家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医学。历史悠久,其起源已难稽考,但从文献记载、出土文物、社会发展规律等方面探索,远在文字创造前即已萌芽。

根据《灵枢。九针十二原》说:“余欲勿使被毒药,无用砭石,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气血……”可知针的前身是砭石。随着冶金技术的发展,针具也得到不断的改进,至《内经》著作年代,才由古代的石针、骨针、竹针而改变成铜针、金针、银针等金属制针,代替砭石之法。直到现代改进为不锈钢针。

灸法的产生是火的发现和使用以后,人们发现身体某一部位的病痛受到火的烘烤而感到舒适或缓解,通过长期的实践,从各种树枝施灸发展到艾条施灸,形成了灸法。随着后世医学的进步,发展为多种多样的灸法。

由于针灸用具、材料的逐步改革,扩大了针灸治疗的范围,提高了治疗效果,有力地促进了针灸学术的发展。

针灸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黄帝内经》对经络、腧穴、针灸方法以及适用症禁忌症等,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其中尤以《灵枢》所载针灸理论更为丰富而有系统,为后世针灸学术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晋代皇浦谧的《针灸甲乙经》是现存最早的针灸专著。该书是继《内经》之后针灸学的又一次总结,在针灸发展史上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此后王焘在其所著的《外台秘要》中,全面介绍了灸法,为推广灸法起了积极作用。后世著名的有:北宋的王惟一编撰的《铜人腧穴针灸图》,考证了354个腧穴,全书曾刻在石碑上树立于京城供人们学习。次年还设计铸造了两座铜人,是我国最早的针灸模型。元代滑伯仁著《十四经发挥》、明代杨继洲著《针灸大成》、陈会的《神应经》、徐风的《针灸大全》、高武的《针灸聚英发挥》、汪机的《针灸问对》、李时珍的《奇经八脉考》等。到了清代虽然也有《医宗真鉴》、针灸集成》等书问世,但很少新义。这些书中最有影响的数杨继洲著《针灸大全》。其内容丰富,是继《内经》、《甲乙经》之后对针灸学的又一次总结,直到今天仍是学习针灸的主要参考著作。

针灸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其速度比较缓慢。隋唐设“太医署”,掌管医学教育,针灸成为其中一门专业学科,内设针博士、针助教、针师等从事教育工作,足见当时对针灸的重视。宋元时期针灸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明代进入针灸学发展的昌盛时期。至清代末叶,清朝统治阶级拘于封建礼教,于1822年下令停止太医院使用针灸,废止针灸科。针灸开始走向衰落。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入侵,在各地设立教会医院和医学院校,排斥、攻击中医药学,使中医学事业更趋衰落,几至一蹶不振。然而由于针灸经济、方便、有效,深受劳动人民欢迎,尽管国民 力图扼杀,但在民间,仍得到应用流传。同时各地有志之士,创办学社、学校,培养人才,为发扬针灸,做出了一定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党的中医政策的实施,中医药事业获得了新生,带来了针灸事业的复兴与繁荣。全国各地先后成立了中医学院、中医医院,设置了针灸专业和专科,并建立了专门研究机构,使针灸在教学、医疗、科研等方面都获得了巨大成就。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国学者普遍重视对中国针灸治病原理的研究,通过多学科的通力合作,最后证明针灸对肌体各系统功能有调整作用,能增强肌体的抗病能力。

几千年来,针灸不仅对我国人民的医疗保健起过重大作用,而且很早就流传到国外,对其他一些国家的医疗保健事业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约在公元6世纪,针灸医学传人朝鲜,并以《针灸甲乙经》等书为教材。公元562年,我国吴人知聪携带《明堂图》、《针灸甲乙经》到日本。公元701年,日本在医学教育中开始设置针灸科,深受日本人士的欢迎。公元17世纪末叶,针灸传到了欧洲。有些国家除设有针灸专科外,还成立了研究针灸医学的专门机构,并多次召开国际针灸会议。我国一些省设立了国际针灸培训基地,为世界各国培训了大批针灸医生。目前全世界已有100多个国家正在使用和研究针灸。我国独特的针灸医学已成为世界医学的一部分,并将产生积极的广泛的影响。

针灸科发展有哪些历史

针灸起源于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

针刺法萌发于新石器时代。当人们发生某些病痛或不适的时候,不自觉地用手 、捶拍,以至用尖锐的石器按压疼痛不适的部位,而使原有的症状减轻或消失,最早的针具:砭石也因之而生。

随着古人智慧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针具逐渐发展成青铜针、铁针、金针、银针,直到现在用的不锈钢针。 相传,华夏文明的始祖伏羲是中医针灸的发明人。

伏羲氏不仅画八卦,结绳为网,教民田猎,而且“尝百药而制九针”(东汉皇甫谧记载于《帝王世纪》)、“尝草制砭”(南宋罗泌记载于《路史》)。砭就是砭石,即华夏民族最早的针灸。

灸法的起源与为的发现和使用有着密切的关系,当身体有某种不适时,用以去烘烤得以减轻,继而用各种树枝作为施灸工具,逐渐发展到艾灸。 针灸治疗方法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其学术思想也随着临床医学经验的积累渐渐完善。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墓[1] 出土的医学帛书中有《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论述了十一条脉的循行分布、病候表现和灸法治疗等,已形成了完整的经络系统。 《黄帝内经》是现存的中医文献中最早而且完整的中医经典著作,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经络系统,即有十二经脉、十五络脉、十二经筋、十二经别以及与经脉系统相关的标本、根结、气街、四海等,并对腧穴、针灸方法、针刺适应症和禁忌症等也做了详细的论述。

尤其是《灵枢经》所记载的针灸理论更为丰富而系统,所以《灵枢》是针灸学术的第一次总结,其主要内容至今仍是针灸的核心内容,故《灵枢》称为《针经》。 继《内经》之后,战国时代的神医扁鹊所著《难经》对针灸学说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晋代医学家皇甫谧潜心钻研《内经》等著作,撰写成《针灸甲乙经》,书中全面论述了脏腑经络学说,发展并确定了349个穴位,并对其位置、主治、操作进行了论述,同时介绍了针灸方法及常见病的治疗,是针灸学术的第二次总结。 唐宋时期,随着经济文化的繁荣昌盛,针灸学术也有很大的发展,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在其著作《备急千金要方》中绘制了彩色的“明堂三人图”,并提出阿是穴的取法及应用。

到了宋代,著名针灸学家王惟一编撰了《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考证了354个腧穴,并将全书刻于石碑上供学习者参抄拓印,他还铸造了2具铜人模型,外刻经络腧穴,内置脏腑,作为针灸教学的直观教具和考核针灸医生之用,促进了针灸学术的发展。 元代滑伯仁所者的《十四经发挥》,首次将十二经脉与任、督二脉合称为十四经脉,对后人研究经脉很有裨益。

明代是针灸学术发展的鼎盛时期,名医辈出,针灸理论研究逐渐深化,也出现了大量的针灸专著,如《针灸大全》、《针灸聚英》、《针灸四书》,特别是杨继洲所著的《针灸大成》,汇集了明以前的针灸著作,总结了临床经验,内容丰富,是后世学习针灸的重要参考书,是针灸学术的第三次总结。 清初至民国时期,虽然针灸医学由兴盛逐渐走向衰退,但由于针灸深得民心,故仍有《针灸逢源》等著作流传下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以继承为基础,结合现代医家的临床经验和科研成果,出版了大量的针灸学术专著和论文,还成立了中国针灸学会,学术交流十分活跃,首创“针刺麻醉”。 针灸的研究也从单一的文献整理发展到对其治病的临床疗效进行系统的观察,结合现代生理学、解剖学、组织学、生化学、免疫学、分子生物学等学科进行针灸治疗的机理探讨,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针灸学虽源于中国,但早在公元6世纪就传到了朝鲜、日本等国。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针灸也随之传到世界各地。

为了加速针灸医学的广泛传播,在中国北京、上海、南京设立了三大国际针灸培训中心,以培养世界各地的针灸人才。1987年成立了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简称世界针联),推动了针灸事业的不断发展。

砭石与针灸 传统的针刺疗法起源于砭石。砭石是一种锐利的石块,主要被用来切割痈 肿、排脓放血和用它 人体的穴位从而达到治病的目的,可以说是最早的医疗工具,对此我国的古书中也有记载,如《内经》说“,东方之域,……其病皆为 痈疡,其治宜砭石”。

《说文解字》也说“砭,以石刺病也”。具体说明了砭石是通过刺人体来治病的。

一般认为用砭石治病起于新石器时代。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打制、磨制的技术,能够制造较为精细的石器。

砭石的形状主要是根据它的用途而定。如用作穿刺的做成剑形、针形,一般称为针石。

用作切割的做成刀形,一般称镥石。这已经从出土文物中得到印证,如1963年在内蒙多伦旗头道洼新石器时期遗址中,出土了一枚经过加工的石针,针长为4。

6厘米,针身呈四方形,一头呈尖状。一头呈扁平的半圆状,有刃口,既可用来针刺又可用于切割。

随着砭石的广泛应用与实践,人们又发明了骨针与竹针。 当已经有能力烧制陶器时,又发明了陶针。

随着冶金技术的发明,人们又发明创造了铜针、铁针、银针、金针,丰富了针的种类,扩大了针刺治疗的范围。 对人体的某一部位进行温热 ,以达到治病的目的,这种方法称为灸法;灸法产生于古人用火取暖。

人们在烤火中祛散。

针灸起源于我国哪个时期

针灸医学最早见于二千年多前的《黄帝内经》一书。

《黄帝内经》说:"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便是指灸术,其中详细描述了九针的形制,并大量记述了针灸的理论与技术。两千多年来针灸疗法一直在中国流行,并传播到了世界。

而针灸的出现,则更早。 远古时期,人们偶然被一些尖硬物体,如石头、荆棘等碰撞了身体表面的某个部位,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疼痛被减轻的现象。

古人开始有意识地用一些尖利的石块来刺身体的某些部位或人为地刺破身体使之出血,以减轻疼痛。古书上曾多次提到针刺的原始工具是石针,称为砭石。

这种砭石大约出现于距今8000至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相当于氏族公社制度的后期,人们已掌握了挖制、磨制技术,能够制作出一些比较精致的、适合于刺入身体以治疗疾病的石器,这种石器就是最古老的医疗工具砭石。 人们就用"砭石"刺入身体的某一部位治疗疾病。

砭石在当时还更常用于外科化脓性感染的切开排脓,所以又被称为针石或 石。《山海经》说:"有石如玉,可以为针",是关于石针的早期记载。

中国在考古中曾发现过砭石实物。可以说,砭石是后世刀针工具的基础和前身。

灸法产生于火的发现和使用之后。在用火的过程中,人们发现身体某部位的病痛经火的烧灼、烘烤而得以缓解或解除,继而学会用兽皮或树皮包裹烧热的石块、砂土进行局部热熨,逐步发展以点燃树枝或干草烘烤来治疗疾病。

经过长期的摸索,选择了易燃而具有温通经脉作用的艾叶作为灸治的主要材料,于体表局部进行温热 ,从而使灸法和针刺一样,成为防病治病的重要方法。 由于艾叶具有易于燃烧、气味芳香、资源丰富、易于加工贮藏等特点,因而后来成为了最主要的灸治原料。

"砭而刺之"渐发展为针法,"热而熨之"渐发展为灸法,这就是针灸疗法的前身。

目录 1 拼音 2 英文参考 3 概述 4 针法、灸法的合称·针灸 5 书名·《针灸》 6 参考资料 附: 1 古籍中的针灸 1 拼音

zhēn jiǔ

2 英文参考

acupuncture [朗道汉英字典]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21世纪双语科技词典]

3 概述

针灸:1针法、灸法的合称;2书名。[1]

4 针法、灸法的合称·针灸

针灸是指针法、灸法的合称。《黄帝内经素问·病能论》:“有病项痈者,或石治之,或针灸治之。”针法是应用特种针具, 经络穴位以防治疾病的方法;灸法是以艾为主要材料,熏灼经络穴位以防治疾病的方法。通称针灸疗法[1]。

针灸是以针刺和艾灸防治疾病的方法。针刺是采用不同型号的金属针,刺入穴位,炙法是点燃制成的艾绒熏灼穴位以达防治疾病的目的,两种方法常结合应用。针炙起源于我国,是我国历代人民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总结,是祖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石器时代,人们就曾用砭石治病,青铜器时代出现了金属针具。炙法则是在人类掌握火之后才逐渐发展起来,初始是以烧热的石块、砂土等贴附在身体某部位,为原始的热熨疗法,此后则点燃树枝、干草等进行局部的温热 而逐渐形成了以艾绒为主的炙法。随着经络、腧穴系统的建立和完善,针炙方法的不断改进和提高,丰富的治疗经验的总结等使得针炙学在晋代已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体系。此后,历代不断发展和提高。近代针炙的应用和理论研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特别在实验研究方面取得可喜的成果。如在对经络实质研究方面,发现了经络可见现象、感传现象及经穴具有低电阻特性等。此外,针炙用具的研究应用更是丰富多采,除常用的传统不锈钢针外,还出现了电针、磁针、激光、微波、超声等现代 方法。针炙在国际上有重大影响,目前针炙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广泛应用,并进行着有关的实验研究。针刺治疗目前仍以毫针为主,讲究进针手法、针刺手法、针感、留针和出针等基本技术。炙法则仍以艾绒为主要材料。分为艾炷炙、艾条炙及温针炙等炙法。针炙的治疗原理是基于针炙具有协调阴阳、扶正祛邪和疏通经络、调节气血之作用,其治疗范围广及内、外、妇、儿和五官等各科疾患。针炙治疗原则为辨证施治及处方配穴,如实当泻,虚当补,热则疾,寒则留等,即为五法:补法、泻法、清法、温法、调法,须因病、因人、因时、因地选择应用,才可获得良好效果。针刺过程中应注意有可能发生的晕针、滞针、弯针等现象,某些部位还可能发生重要脏器损伤。除一般体针外,还有皮肤针、皮内针、耳针、头针、鼻针以及电针、火针、水针等。近代,根据针刺镇痛的原理创造出针刺麻醉,即选用适当的穴位针刺,经一定时间的诱导 ,使病人痛觉迟钝而施行外科手术。同时,应用先进实验方法和现代技术对经络、腧穴的实质、特性以及针炙对人体各系统的调节作用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很大进展。

5 书名·《针灸》

《针灸》为书名。[1]

1.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展览会编。1958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1]

一、《脉经》 《脉经》全书共十卷,九十七篇,为西晋·王叔和编撰。这是我国医学史上现存第一部有关脉学的专书,是公元三世纪以前我国有关脉学知识的一次总结。《脉经》开宗明义指出“脉理精微,其体难辩”,“在心易了,指下唯明”,《脉经》正是针对这些难点来进行编撰总结的。 《脉经》虽然是一部综合前代脉学成就的著作,但由于它篇幅简练、集中,便于学习,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在国内外影响极大。如唐代太医署就把它做为必修课程,日本古代医学教育仿唐制,当然也不例外。该书著成后,就陆续传到我国西藏地区,对藏医学的相关学科起着重大的影响。通过这里,中国脉学又传入印度,并辗转传入阿拉伯国家,对西欧脉学的发展也有所影响。如:古波斯(伊朗)由拉·阿·阿尔哈姆丹(1247~1318)编写的一部波斯文的医学百科全书《伊儿汗的中国科学宝藏》(十三世纪~十四世纪初)一书中,就有王叔和的名字,其中脉学方面的内容也与《脉经》相似。中世纪阿拉伯医圣阿维森纳(980~1037)的《医典》中有关脉学的内容,也多大同小异,可见《脉经》在国内外医学发展史上影响之深远。 《旧唐书》载《脉经》二卷,但到宋初本书已濒于湮没。至宋林亿等校正医书时,发现此书,予以删繁补缺。今存版本较早的有天历三年广勤书堂刻本。其后历明清诸代,直至现代,各种刻本、排印本等等,计有数十种之多。其中如清守山阁丛书本较有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有商著印书馆铅印本,人民卫生出版社、上海卫生出版社,上海科技出版社等影印本。 二、《针灸甲乙经》 全名有时也称《黄帝甲乙经》(《隋书·经籍志》)、《黄帝三部针灸经》(《新唐书,艺文志》等),现一般通称《针灸甲乙经》。各书所载卷数不一,今本多取其自序所述的十二卷。 今本《针灸甲乙经》全书十二卷,一百二十八篇,其内容系撷取《素问》、《铖经》(即《灵枢》和《明堂孔穴灸治要》这三部书的有关部分的精华,予以整理重编。 卷一至卷六,依次叙述人体的生理功能,包括五脏六腑、营卫气血、精神魂魄、精气津液及肢体五官与脏腑功能的关系等;其次是人体经脉、经筋等经络系统的循环路线、骨度肠度及肠胃所受;再次是人体俞穴,依身体部位分部叙述其位置,主治,书中计叙述俞穴348个(其中单穴49个;双穴299个)而不是如其所说的365穴,这些穴位是按头、面、项、胸、腹、臂、股等部位排列的;很便于寻检。每一穴均有针刺的深度、灸灼的壮数,再次叙述诊法、重点介绍脉诊的内容。尤其是三部九候;其后介绍针道,针灸禁忌,包括禁穴;最后介绍了病理及生理方面的一些问题,并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纲进行阐释。 临床部分也是六卷,依次介绍内科(包括伤寒热病、中风、杂病)、五官科、妇科、儿科等病症的针灸治疗,其中内科共43篇,有外感六*、内伤七情、五脏病、六腑病、经脉病及五官病等,外科有三篇,主要论述痈疽,至于妇科及儿科,各有一篇各论述20种及10种该科病症。 《针灸甲乙经》的著成,对于我国针灸学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宋、公元6~8世纪,中、朝、日之教学均规定为教授学生的必修课;宋、金、元、明、清重要针灸学著作基本上都是在本书的基础上的发挥。国外早已有本书英译本,对国外针灸学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 三、《肘后备急方》 本书原名《肘后救卒》,计三卷,东晋葛洪所著。今本《肘后备急方》共八卷,其内容主要是一些常见的病证的简便疗法,包括内服方剂、外用、推拿按摩、灸法、正骨等一些十分实用的内容。这部书虽号“肘后”,但却包含相当多宝贵的医学史料实用的方剂方法,有不少医学史上的重要发明发现,对今天的医疗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他所描绘的“虏疮”即天花,是外界传入,并非我国固有,具有重要的医学史价值。 书中还提到射工、沙虱、马鼻疽等多种传染病,论者认为所谓射工是对一种血吸虫病的得病描述。而沙虱所描述的是恙虫病,山有人认为这是血吸虫病的得病过程。更可宝贵的是书中还指出这种沙虱钻入皮肉后。如果以针挑取虫子,正如疥虫,著爪上映光方见行动也。这可证明当时已经认识疥虫,它用疥虫的大小,检得方法来比喻沙虱,十分恰当。总之,《肘后备急方》一书,对古代几种传染病作了细致的描述在世界传染病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肘后备急方》中专有一节讨论“猘犬所咬毒”的处理。书中首先认识到猘犬(亦即狂犬)咬人的严重性,指出其潜伏朗和病程经过。提出治疗狂犬病的方法计约二十种,其中有“仍杀咬犬,取脑傅之,便不复发”之法。这方法的宝贵之处在于它是以该狂犬的脑组织来敷贴伤口以预防狂犬病之发作,是一种免疫治疗的思想萌芽。狂犬病毒原是亲神经组织的病毒,在狂犬的脑组织中大量繁殖。用这种组织来治疗狂犬病,如果说是在“以毒攻毒”的思想的影响下提出的,它也符合现代免疫治疗的基本原理。 《肘后备急方》虽然都是一些简便易得的治疗方法,而这一部著作及其所宣扬的治疗思想,似乎与一向认为正统的“辩证论治”的思想不相协调,因而使一些后代“正统”医家认为不足轻重,甚至不值一提,不能登大雅之堂。然而,正是这些简便易得的治疗方法、方剂中涵有宝贵精华,应予以重视。如以青蒿治疗疟疾“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这也是长期经验积累所得的珍贵结论。现代研究证明,青蒿中含有抗疟作用十分明显的青蒿素,是一种不耐热的化学成分,因而虽然中药一般都用煎剂,葛洪强调要生服其汁。青蒿素的分离研究导致了现代抗疟史上的一大重要发现,(青蒿抗疟的研究,载《中国中医研究院三十年论文选》,中医古籍出版社,1985)。又如书中有关脚弱病的记述,可以认为是最早的脚气病的历史,尤其是心脏型脚气病的描述以及含有足够的维生素乙来治疗脚气病等。 四、《名医别录》 原书早佚,但其有关内容仍可从后世的《大观本草》、《政和本草》中窥知。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的内容,365种系陶弘景录自《名医别录》。 《名医别录》原书的收药数目,应该在730种以上,因为这一数目是陶弘景在编录成二部独立的著作时筛选出来的,当时可能摒弃了一部分主观上认为不用的药物。从药物的分类方法来看,仍然是《本草经》那种三品分类法,即按药物的治疗作用粗分上、中、下三品,同时在每一品之下,又粗略地将植物、矿物、动物等类药大致做了归类。 对每一种药,本书都载有其正名、性味、主治、别名(或一名)、用法、用量、药物形态、产地采集炮制法及七情畏恶等项目。这基本上与《本草经》是相同的。在《名医别录》中,个别药味之后己附有方剂,如说”露蜂房,合乱发、蛇皮三味合烧灰,酒服方寸匕,日二,治诸恶疽、附骨痈,根在脏腑,历节肿出,丁肿恶脉诸毒皆差,”这是本草著作中最早附有方剂的体例,为后世本草附方开创一个良好的实用开端。此外,《名医别录》中记载的药物主治功效,有一些已经超过《本草经》,如桂可发汗,百部根可止咳等等,都是《本经》所无,故此书对于研究汉魏六朝的本草学有较重要的实用价值。 五、《本草经集注》 梁陶弘景撰,是根据《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的内容各365种,共730种编撰而成,也是本时期本草发展史上的一项重大成就。《本草经集注》存有两种残卷,一是出土于敦煌石窟的残卷,一是出土于吐鲁番的残卷。 敦煌本残卷只存一卷,也即“序录”部分,原卷长十七米,正背两面均书写。1908年日本人桔瑞超及吉川小一郎受龙谷光瑞之命,在中亚细亚进行探险时,由敦煌携往日本。此卷正面及背面小部分为其他文献内容,背面有720行属《本草经集注》的序录,但缺卷首。据文字内容最末两行写有“开元六年九月十一日尉迟卢麟于都写本草一卷。辰时写了记”的记录,罗振玉氏认为此段文字与原文书法不同而认为应是六朝时的作品。此残卷1955年群联出版社有影印本。 吐鲁番出土的残卷为一285×27厘米的残片,卷上只有燕屎、天鼠屎的全文,及豚卵后半部的注文,还有鼹(鼠泉)的前部正文,应是《本草经集注》中兽类药的部份内容。 此两件一在日本龙谷大学(一说在英国伦敦博物馆),一在德国普鲁士学院。 六、《刘涓子鬼遗方》 《刘涓子鬼遗方》据说是晋末的刘涓子在丹阳郊外巧遇“黄父鬼”时所遗留的一部外科方面的专著,又称《神仙遗论》。据《隋书·经籍志》所载为十卷,今本则只存五卷,后刘涓子后人传与北齐龚庆宣而传世,原书又你《痈疽方》,经龚庆宣整理后,成今本《刘涓子鬼遗方》。 有关外科痈疽方面的认识,魏晋以后,服石之风渐盛,痈疽的发病率大增。客观上要求提高对痈疽病的认识和改进治疗,《鬼遗方》正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基本上是一部痈疽证的专著。此外,还涉及金疮、瘀血、外伤治疗,包括止痛止血,取出箭镞等等,全书计载方140余首,其中治疗金疮外伤跌仆的方子共计34首;对痈疽的辨证论冶,尤其详尽,可称为现存我国最早的一部外症痈疽及金疮方面的专著。 书中对痈与疽首先从病机和症象方面作了明确的鉴别,对痈疽等证的辨脓,已经十分精细。除辨别成脓与否以外,还特别指出发病部位与愈后的关系,说明严重痈疽症引发全身性感染的预后严重。 《鬼遗方》在治疗痈疽外证、石发中毒,都有较详细的论述,它是根据痈疽的不同情况而给予辨证治疗提出了许多解毒的治疗方法。如对钟乳石中毒,书中用“雄鸡肘上血一合,将铁粉汤一茶碗调服之”。又如丹砂发,书中用“黑铅、黄芪、防风、伏龙肝各半两,水一升,煎半茶碗去滓服之”。 《刘涓子鬼遗方》代表着我国南北朝时期外科的发展水平。 本书现存最早版本为北京图书馆所藏之宋代刻本,新疆吐鲁番曾出土本书残卷二页。清代也有若干刻本,人民卫主出版社1956年出版仿宋刻影印本。 七、《小品方》 《小品方》又称《经方小品》,是本时期一部重要著作。作者陈延之,生平失考。据学者考证约著成于公元五世纪下半叶之南朝宋齐间。 《小品方》,其具体内容在宋代已佚,1985年从日本尊经阁文库《图书分类目录》医学部中发现此书残卷,其内容包括序、总目及卷一,使《小品方》恢复其全貌的可能性大大加强了。根据总目得知,全书共十二卷,除卷首有序文、全书参考书目,全书日录外,其内容为:第一卷包括用药合药法、调三焦诸方27首及治胸痹等八种病证诸方,从第二卷至第五卷为治疗各种杂病方,第六卷为治伤寒温热病方,第七、八卷分别为女子众病及少小百病方,第九卷治服石诸证方,第十卷为外科疮疡折伤等方,第十一卷为本草,第十二卷则为灸法要穴。 《小品方》内容丰富,可谓唐以前的一部包罗广泛的小百科全书,在当时具有相当影响,被视为与《伤寒沦》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经典作品。同时又是一部门径书,所谓“童幼始学治病者,亦应先习此《小品》,以为入门”。正由于此,在本书散佚之前,影响极大,唐太医署规定《小品方》为学生心修课程。后来仿效唐制的日本的《大宝律令》及《延熹式》十分重视把本书作为教科书,要求学习时间长达300天,《千金方》、《外台秘要》以及《医心方》所引该书不少佚文中有不少独创性的治疗方法。如《外台》引书卷十所载的既简易而又是科学的测定井冢内有否毒气的方法,是防止中毒的有效措施。又如《医心方》所引的“疗自缢方”,其方法极为详尽,较张仲景《今匮要略》中所述者,已有所发展。 《小品方》自宋末后,就已亡佚,其佚文散见于后世增补之《肘后备急方》、《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及《诸病源侯论》,此外,日本的《医心方》及朝鲜的《东医宝鉴》也录有一些佚文。近代在日本发现本书的残卷。现有辑佚本,于1983年由天津科技出版社出版。

参考资料:

中华医学研究 古代医学著作发展 公元475-公元265年(战国-三国) 《黄帝内经》的出现绝非偶然,而是先秦医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有医经七家,共计216卷,但绝大部分已经失传,而《内经》是仅存者。《黄帝内经》包括现存的《素问》和《灵枢》两个部分,其成书时期一向有争议。它并非一人一时之手笔,大约是战国至秦汉时期,许多医家进行搜集、整理、综合而成。中医学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整体观念,二是辨证论治,两者在《内经》中均有充分反映,尤以整体观念最为突出。 《难经》,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共计三卷(也有分五卷的),作者及成书年代均不详。此书以问答解释疑难的形式编撰而成,共讨论了八十一个问题,故又称《八十一难》。 《伤寒杂病论》为张仲景著作,成书于东汉末年。《伤寒杂病论》问世以后不久,由于战乱原著散失,后人分别搜集其中的伤寒部分和杂病部分,整理成两部书,即《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伤寒杂病论》是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它成书以后,一直指导着后世医家的临床实践。 公元265-960年(晋-五代) 这一时期,有不少医家从事《内经》的整理和注释工作。最早进行此项工作的,为齐梁间的全元起,他注释《皇帝素问》八卷,书名《素问训解》。此书到南宋时失传。 隋唐时期,杨上善又将《内经》分类编纂和注解,编成《黄帝内经太素》三十卷,是现存最早的《内经》注本。 注释《素问》影响较大的,是中唐时期的王冰。他历时十二年,于762年撰成《注黄帝素问》二十四卷。 《脉经》作者王叔和,成书于魏晋。《内经》《难经》均有关于诊脉法的阐述,王叔和搜集有关脉法的资料,采集各家之说,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著成《脉经》十卷。 《诸病源候论》于公元610年由巢元方等人编撰。全书共50卷,分67门,论述了1739种病候。该书最大的贡献在于对疾病记载的广泛和详细,对病源的认识。 《肘后救卒方》晋代葛洪著,他先著成《金匮药方》100卷,因篇幅浩繁,不便携带,将其中救急、多见、简要实用的部分,摘要编成《肘后救卒方》3卷。《肘后救卒方》现存8卷,书中突出之点是对某些传染病的认识,达到很高的水平。 《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为唐代孙思邈著。孙思邈十分重视医家的医德。孙思邈重视前人的宝贵经验,但尊古却不拘泥。他很重视妇科、儿科疾病的诊治,《千金要方》首列妇人方3卷,少儿婴孺方2卷。 《外台秘要》是唐代王焘著作。全书40卷,分1104门,是唐代另一部规模巨大的综合性医籍。内容包括有今天的内、外、骨、妇产、小儿、传染病、皮肤、五官、畜疾等科的证治。本书主要选辑东汉到唐的很多方书而成。临床各科编排较为合理,先论后方,次序井然。重视急性传染病,伤寒、温病、疟疾等,所占篇幅较大,说明对传染病具有相当知识。 《针灸甲乙经》晋代皇甫谧著,成书于256-282年,为现存最早的针灸专书。全书分12卷128篇。书中叙述了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重点介绍腧穴总数、厘定部位,详细介绍了针灸操作方法,并把各种适应证按照临证需要排列出来。此书影响久远,其他一些著名的针灸著作,基本上都是在此书的基础上发挥而成的。此书也较早传到国外。 《刘涓子鬼遗方》南齐人龚庆宣著,约成书于475-502年之间,是现存最早的外科专书。主要内容,载金疮、痈疽、疮疖、疥癣及其他皮肤疾患,有内外治处方140多个。 《仙授理伤续断秘方》隋唐蔺道人著,约成书于841-846年。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很有学科价值的伤科专书。它反映了隋唐时期治疗骨伤科疾病的水平已相当先进。书中载40余方,为伤科用药奠定了理论基础。 公元960-1368年(宋-元) 《太平圣惠方》是宋廷编著的大型方书之一。共100卷,分1670门,载方16834首,广泛地收集宋以前方书及当时民间验方,内容颇为丰富。对方剂、药物、病证、病理都进行了论述。 《圣惠选方》,成书于1046年,由何希彭节选《太平圣惠方》中的精要部分,编辑而成。作为教本应用了数百年,对后世方剂学的发展有较大影响。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由宋朝诏令太医裴宗元等人将官药局所收医方加以校订,编成《和剂局方》。全书共5卷,分21门,载方297首。后来《和剂局方》经多次增补,内容日益丰富,1151年,经许洪,定名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颁行全国,为世界最早的国家药局方之一。《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颁行时全书10卷,附《用药指南》3卷,分诸风、伤寒、诸气等14门,载方788首。 《圣济总录》:北宋末年,政府组织医家广泛收集历代方书及民间方药,历时7年(1111-1117年)编成此书。共200卷,达200万字,分60余门,方近2万首,前代方书几乎全部被囊括。 《济生方》宋代严用和著于1253年,是严氏五十余年临床经验的总结,全书10卷,分80门,载方400首。原书已佚。 《三阴极一病证方论》,宋代陈言著,全书15卷,分180门,载方1500余首,有方有论,论后附方,使读者易于洞晓病因,论因求治,在传播方剂学上也有贡献。 金代刘完素著有《素问玄机原病式》2卷,《宣明论方》15卷,《伤寒直格方》3卷,《伤寒标本心法类萃》2卷。可靠而价值较大的有《素问玄机原病式》与《宣明论方》二书。 金代张元素著有《医学启源》、《珍珠囊》、《脏腑标本虚实用药式》等。 金代张从正著《儒门事亲》。 金代李杲著《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兰室秘藏》。 元代王好古著有《阴证略例》、《医垒元戎》、《汤液本草》、《此事难知》等。 元代朱震亨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本草衍义补注》、《伤寒辨疑》等。 公元1368-1840年(明-清·鸦片战争前) 《本草发挥》1384年徐用诚编撰。 《救荒本草》1406年朱骕编撰,它既是15世纪初我国一部药、食两用的植物学著作,也是一部植物学图谱。 《滇南本草》约1476年,兰茂编撰。 《本草集要》1492年,王纶编撰。 《本草纲要》1578年,李时珍著,共52卷。李时珍还著有《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 《证治准绳》1602-1608年,王肯堂著,全书以证治为主,每证引经据典,结合己见论述,内容丰富,条理清楚,议论持中,选方较精。 《寿世保元》1615年,龚廷贤著,共10卷。 《外科正宗》1617年,陈实功编著,此书主要是作者对其外科理论和经验的总结,书中尚有外科疾病插图若干。 《瘟疫论》1642年,吴有性著。该书创立“戾气”学说,对温病病因提出了伟大创见,对传染病方面有独到见解。 《温热论》叶桂著。书中总结了温热病的理论和经验,在温病学说的发展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为温病学说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湿热条辨》薛雪著,此书对湿热病的病因、证侯、发展变化特点及其诊治法则,以条文形式作简要阐述,其中还注明作者自己的见解,对温病学的发展有一定贡献。 《本草纲目拾遗》1765-1802年,赵学敏著。载药921种,其中有716种是《本草纲目》所未收载或叙述不详者~

我国针灸古籍首次明确提出禁针禁灸穴的为《针灸甲乙经》,在《针灸甲乙经?针灸禁忌第一(下)》中,共载有禁针穴13穴,分别为:神庭、上关、颅息、人迎、云门、脐中、伏兔、三阳络、复溜、承筋、然谷、乳中、鸠尾。其中,颅息、复溜、然谷三穴,属相对禁忌,要求“刺无见多血”;余穴则属绝对禁忌:“禁不可刺”。除此之外,在各经穴项下又有所补充,如石门“女子不可剌灸”、手五里“禁不可刺”、缺盆“刺太深令人逆息”等。另载禁灸穴24穴,分别为:头维、承光、脑户、风池、哑门、下关、耳门、人迎、丝竹空、承泣脊中、白环俞、乳中、石门、、气冲、渊液、经渠、鸠尾、阴市、(膝)阳关、天府、伏兔、地五会、瘛脉。其中,耳门,“耳中有脓,禁区不可灸”;下关,“耳中有干扌适,禁不可灸”;石门,“女子禁不可灸”,属相对禁忌。余穴均为“禁不可灸。”但,该书各经穴项下所载,略有出入,如耳门、瘛脉二穴,可灸三壮;而五处、心俞、素髎三穴列为禁穴。

明代《针灸大成?卷四》所载禁针穴歌介绍绝对禁针穴22个:脑户、聪(囟)会、神庭、玉枕、络却、承灵、颅息、承泣、神道、灵台、膻中、水分、神阙、会阴、横骨、气冲、箕门、手五里、三阳络、青灵。

另有一些穴位则是有条件禁忌和部位禁忌:“孕妇不宜针合谷,三阴交内亦通论;石门针灸应须忌,女子终身孕不成。外有云门并鸠尾,缺盆主客深晕生;肩井深时亦晕倒,急补三里人还平。刺中五脏胆皆死,冲阳血出投幽冥,海泉颧髎上,脊间中髓伛偻形;手鱼腹陷阴股内,膝膑筋会及肾经;腋股之下各三寸,目眶关节皆通评”。

清代《针灸逢源》一书,绝对禁针穴又增加:角孙、急脉、会宗、乳中、犊鼻五穴。这样绝对禁针穴达到26穴。

另载有禁灸穴歌,介绍禁灸穴达45个之多,分别为:哑门、风府、天柱、承光、临泣、头维、丝竹空、攒竹、睛明、素髎、禾髎、迎香、颧髎、下关、人迎、天牖、天府、周荣、渊液、乳中、鸠尾、腹哀、肩贞、阳池、 中冲、少商、鱼际、经渠、地五会、阳关、脊中、隐白、漏谷、阴陵泉、条口、犊鼻、阴市、伏兔、髀关、申脉、委中、殷门、承扶、白环俞、心俞。

至清代,《针灸逢源》载脑户、耳门。禁灸穴总计为47穴。

  中医治病时对有关症状、处方、用药等的记录,多用做书名,如清代叶天士的《临证指南医案》、近人秦伯未的《清代名医医案》等

  即病案。是医生治疗疾病时辨证、立法、处方用药的连续记录。汉代名医淳于意创造性地记载了自己治疗的二十五例医案,当时称为《诊籍》。包括有患者姓名、地址、职业、病理、辨证、治疗、预后等。后世医家有将自己所治疗的病案记录整理而为个人医案者。也有专门选取古今名家医案汇编成册者,如《名医类案》,《续名医类案》,《古今医案按》等。

  中医医案起源很早,其萌芽可追溯到周代。据《周礼》记载,当时的医生已有关于疾病名称及治疗结果的记录,但其作用主要是用于评定医生的疗效,从而确定其等级,以发薪俸。此外,《左传》及先秦诸子著作中,也有散在的关于医家诊治疾病的记载,均可视为医案之雏形。现今所见最早有实际内容的医案,为《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所载扁鹊治赵简子、虢太子、齐桓侯三案及淳于意的诊籍。尤其后者,被视为后世医家之滥觞。淳于意诊籍共25则,每则载有患者姓氏、住址、职务、病名、脉象、治法及预后等内容,涉及内、外、伤、妇、儿各科病证。诊法以脉为主,兼有病机分析。治法有药物、针刺、熏洗等,用药或汤或丸或酒。更可贵的是,除治愈者外,诊籍还记录了10个死亡病例,这种事实求是的态度,反映了早期医案朴实无华的风格特点。

  秦汉以降,医学崇尚方书,直至隋唐五代,医案未能取得突破性发展。这一时期,医案散见于医籍和文史书中,数量少,内容简。如《千金要方》所载数案,多为孙思邈自治案,目的主要是用以证明某方、某药的疗效,缺乏对病证的详细描述及分析。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医案,仍有其朴实典雅、医文融会等可取之处,从中亦可得到启迪。

  宋金元时期为医案空前发展的阶段。医案专著开始出现、医籍附案逐渐增多、医家立案蔚然成风、医案风格异彩纷呈,是这一时期医案发展的主要特点。

  宋·许叔微的《伤寒九十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案专著。该书将常见的伤寒病证方分为90种,每证一案。立案严谨,内容全面完整,且以《内经》、《难经》、《伤寒论》等经典著作为依据,对医案加以剖析,颇有启发。清代医家余震称赞本书:“所存医案数十条,皆有发明,可为后学楷模。”

  医籍附案虽起源很早,但较为零散,比较集中的医籍附案,实始于宋。如钱乙《小儿药证直诀》卷中,载儿科医案23则,涉及病证十几种,或分析病因病机,或阐明方药运用,充分体现了钱氏的儿科学术特点。此书不仅以论附案为其特点,而且也是最早的专科医案。此外许叔微的《普济本事方》以及这一时期众多医家的医著,也大都附有医案。如杨介、孙兆、张子和、李东垣、朱丹溪、陈自明、王好古、罗天益、滑寿等,均有医案传世。随着医案的增加,其形式、风格及叙案方式亦有所变化。如有的以论附案,有的夹论夹案,有的边论边案,但目的均在于以案证理。

  如张子和医案,见于《儒门事亲》,约200余则,其案记述病因、辩证、治法、立方较详,用药多主寒凉,擅用汗、吐、下三法,体现了张子和以攻邪为主的学术特点。李东垣医案,散见于《脾胃论》、《兰室秘藏》二书,述案周详,辩证确切,处方药多量轻,擅用升阳益气之法,反映了李东垣善于扶正祛邪、顾护正气的风格。朱丹溪医案,流传较多,多以夹叙夹议的写法,阐明其滋阴降火的学术特点。

  上述医案,不仅充分反映了各医家不同的学术观点、丰富的临床经验,同时也为后世医案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医案发展至明代,各方面均渐趋成熟。个人医案专著大量增加,医案类书出现,以及对医案开始进行研究,是这一时期医案成熟的重要标志。据不完全统计,现存明代个人医案专著约有30余种。较有代表性的如《石山医案》、《周慎斋医案》、《孙文垣医案》、《王肯堂医案》《奇效医述》、《易氏医案》、《李中梓医案》等。此外医籍附案的数量和种类也大大超过前代,如《景岳全书》、《滇南本草》、《医宗必读》、《本草纲目》、《针灸大成》、《医学正传》、《外科正宗》、《一草亭目科》、《济阴纲目》等书,所附医案数量可观,涉及临床各科。在医案数量增加的同时,质量也有了明显的提高,主要表现在:①内容完整、客观;②格式多样、规范;③说理透彻、详明;④文笔秀美、流畅。

  更值得一提的是,明代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医案类书--《名医类案》。该书为江瓘编著,12卷,荟集明代以前历代医家医案及经史百家中所载医案近3000例,以病证分为205门。所载医案以内科为主,兼及外、妇、五官各科。每案记医者姓名及患者年龄,体质、症状、诊断、治法、方药等,而且许多医案附有夹注或按语,以“宣明往范,昭示来学,既不诡于圣经,复易通乎平俗”。该书不仅开我国医案类书之先河,而且也是第一部研究古代医案的专著。所载诸案,不仅反映了所辑前贤的精湛医术及临证经验,而且为研究这些医家的学术思想留下了宝贵资料。

  此期除了对医案的广泛性研究外,一些医家还开始对医案的书写格式与规范进行了专门研究。首先是《韩氏医通》提出医案要“望、闻、问、切、论、治六法必书”,并示以格式。其后吴昆在《脉语》中对此又作了修改和补充,提出了“七书一引”的书写方法,对医案的书写内容和格式做了更为详细的说明。这些观点的提出,起到了促进医案向规范化、科学化发展的作用,对后世医案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影响。

  清代是医案发展的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不仅有大量的医案问世,而且书写和编纂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理论与临床的结合更加紧密,从而进一步推动了中医学术的发展。概括本时期医案的特点,约有以下几个方面:

  ⑴ 医案大量涌现,形式种类多样。

  经初步统计,清代医家撰写的医案专著达200余种。就著作的形式而言,门类俱全,风格多样,既有个人医案、医案类书、医案丛书,又有专科医案、专题医案、会诊医案、医案评注及宫廷医案等。就编写形式而言,匠心独运,各具特色,如有的叙证简要,寓意深刻;有的详说细解,记叙明畅;有的善引经典,重在说理;有的强调治法,示人规矩;有的脉因证治,井然有序。

  ⑵ 医家重视医案,立案已成风尚。

  清代医案之所以有所成就,在于医家们对医案的普遍关注。一方面医家对前贤医案倍加珍视,如余震曾云:“成案甚多,医之法在是,法之巧亦在是,尽可揣摩。”(《古今医案按·序》)王燕昌亦云:“名医立案,各有心得,流传既久,嘉惠无穷。盖临证多则阅理精,练事深则处方稳,此前贤医案所以可贵也。”(《王氏医存·凡例》)另一方面,医家对个人撰写医案格外重视,徐灵胎指出:“故治病之法,必宜先立医案。”王达士《医权初编》亦云:“医者立方,当先立案。”足见当时医家书写医案已蔚然成风。传世医案较有影响的如喻昌《寓意草》、马元仪《印机草》、尤在泾《静香楼医案》、齐有堂《齐氏医案》、《王九峰临证医案》、顾晓澜《吴门治验录》、《吴鞠通医案》、王孟英《王氏医案》、蒋宝素《问斋医案》、谢映庐《得心集医案》、《费伯雄医案》、王旭高《环溪草堂医案》、余听鸿《诊余集》等等,枚不胜举,可谓名家辈出,各领风骚。各案虽风格有所差异,但都反映了各自独特的学术思想和诊疗经验,为后人所称道。

  ⑶ 重视医案研究,大量合刊汇编。

  明末清初医家喻嘉言在《寓意草》中,除记载了60多则疑难杂证病案外,还于开篇“先议病后用药”之后,撰“与门人订议病式”。“议病式”在韩懋、吴昆等人的基础上,对撰写医案的内容与格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态度应严肃认真,内容应详尽(包括诊病时间、地点、患者一般情况、症状、脉象、辩证、治则、方药、预后等),理法方药应齐备。这一设想不仅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而且对于医疗经验的总结、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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