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典籍，狭义言之，先秦经典之书及诸子百家著作也，广义言之，有关先秦的一切历史文献也，了解先秦历史，不可不读先秦典籍，理解中国文化，更不可不读先秦典籍，国学，几乎可以说就是先秦典籍的研究之学。先秦典籍记录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基因，勾勒了中华文明滥觞的历史轨迹，故研读先秦典籍有举一反三之效。不知先秦之书，犹如欲究欧洲文化而不读古希腊名著，不明其源，焉谈其流？

先秦典籍，尤以经部之书影响最大，一部中国思想史，几乎就是一部经学史，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明确地提出了“宗经”;其他如诸子中的老庄，是了解西汉政治与魏晋玄学的必读之书，《韩非子》为中国集权政治的思想之大成；又是古代逻辑学比较系统的著作,诸子之学都或隐或显地影响着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文学作品中,《诗经》和《楚辞》开启了中国文学史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大不同的传统，被合称“风骚”；《国语》、《战国策》更为两汉作家和唐宋的古文运动倡导者的效仿对象；《山海经》又为最古的神话地理之书，《竹书纪年》为纠正古史错误的得力工具，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要之， 先秦典籍为历代士人与学者必读之书，其中的成语典故广为熟悉，被后人所频繁引用，对中国的哲学、史学、文学、伦理宗教等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华民族心理的构成，先秦典籍有着巨大的作用。

章学诚曰：“六经皆史”，此论大大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视野，今天更不局限于此，而以地下考古与先秦文献相互印证，然无先秦文献，文物考古的研究也终是一头雾水，先秦典籍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但经书也好,诸子也好,都不是神圣的，尽信书不如无书，昔人以经典对待，今以历史眼光审视，故可疑、可辨、可析，可评。或一孔之见，或一家之言，皆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

尚书属于五经,也就是《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上文中的六经是算上《乐经》之后的(一般公认的说法是五经) 所以尚书绝对是先秦的典籍!

先推荐个难度不大，不过好评不错的学习。南京师范大学。

050104 中国古典文献学

研究方向：

1先秦两汉文献研究

2古籍整理与研究

3敦煌文献研究　

导师：赵生群 黄　征　

考试科目：①英语或日语②中国古典文献学③古代汉语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④政治⑤古文献基础知识⑥中国文化史知识

赵生群和黄征两位都是教授，赵生群教授还是很牛的。

另外个大牛院校就是南大，南大考古、中国史都相当不错，水涛教授全国闻名。

专业代码 060200 专业名称 中国史 招生人数 38

研究方向 A组：01先秦社会与历史文化02秦汉史03魏晋南北朝史04隋唐五代史05宋元史06明清史07历史地理与地名学08中外关系史 B组：09中国思想史 C组：10中国近现代社会史11中华民国史12中国近现代经济史13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史14中国现代化研究15当代中国研究16台港澳事务

考试科目 ①101政治②201英语一或202俄语或203日语或265法语③313历史学基础 复试：A组：①中国古代史②综合面试；B组：①中国思想史②综合面试；C组：①中国近现代史②综合面试

参考书目 A组：《中国通史教程》，姜义华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新编中国通史》第一、二册，福建人民出版社。 B组：《中国思想史》张岂之主编，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C组：《中国近代史》（第四版），中华书局；《中国现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新编中国通史》第四册，福建人民出版社。

备 注 不接受单独考试。A组招生12名；B组由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负责招生，单独排名，招生3名，联系电话：83592758；C组招生23名。

专业代码 060100 专业名称 考古学 招生人数 12

研究方向 01古文字学02旧石器时代考古03新石器时代考古04商周考古05战国秦汉考古06魏晋南北朝考古07隋唐考古08文化人类学09宋元明考古10东方建筑11文化遗产研究12古代陶瓷13文物学14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考试科目 ①101政治②201英语一或202俄语或203日语③663考古学基础 复试：①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②综合面试

参考书目 《中国通史教程》姜义华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新中国考古五十年（1949-1999）》文物出版社。《古代汉语》王力主编，中华书局。

备 注 可接收我校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考生。

当然北大更牛了。。

具体的院校选择，其实你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喜好，比如城市比如学校气氛，先确定个大得范围，然后在这个范围内筛选古籍文献专业强势的学校，不过一般都称为古典文献吧。

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追问我。我尽力答复，呵呵。

这是史上最早的一次古人盗墓行为，而发掘出的这批竹简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其中内容很多都是颠覆历史认知的存在，所以才说这个盗墓贼为考古发现做了大贡献。

（一）汲冢竹书

汲冢竹书曾和鲁壁籀文、安阳甲骨文并称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三大发现，尤其是其中的《竹书纪年》至今还牵连着中国文化的许多关接，比如我们今天的共和国之“共和”，中国编年史原有的准确开端——公元前841年以及新的“夏商周年表”等，都出于这批神奇的古籍竹简。

那么，它是怎么被发现的？公元前279年，在如今的河南省汲县，一个名叫不准(fǒubiāo)的盗贼，盗掘了一座战国时期魏国诸侯王墓，原以为其中满满都是金银财宝，谁料墓穴中只是堆满了如小山一般的竹简，竹简上的蝌蚪型古文文字他一个也不认识。

于是不甘心的盗墓贼，便把其中的几捆竹简当成了火把继续向墓内探索，但最终还是一无所获，结果刚出墓室就被官府之人一举抓获。

《晋书•束皙传》：“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漆书皆科斗字。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

竹书发掘后，西晋政府高度重视，专门组织了专家学者亲赴现场调查整理，其中就有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这两人都是饱学之士的大儒，面对这批竹简非常震惊，毕竟经历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后，许多先秦古籍被焚毁，以至于自汉朝起，文人学者便一直在寻找先秦的古书。 

（二）竹书纪年

这次汲冢书中最为重要有两部文献，一个是《竹书纪年》，另一个就是《穆天子传》。

《竹书记年》又称《汲冢纪年》或《古文纪年》，涵盖夏、商、西周和春秋晋、战国魏的历史，记载了89位帝王、1847年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经秦火的编年通史。而且早于比《史记》二百多年，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不仅如此，《竹书纪年》就一系列历史大事件，记载与《史记》等迥异。如“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放尧于平阳”等，颠覆了儒家相传千年的贤能禅让的理想政治模式。 

第二部，是流传至今的《穆天子传》，又名《周王传》、《穆王传》、《周穆王传》、《周穆王游行记》，它记载了周穆王驾八骏西巡天下，行程三万五千里，会见西王母的故事。《穆天子传》也是汲冢书出土后，唯一流传至今的一部文献。

这么看来，如果不是当时的盗墓贼不准无意间发现了这座地下文物宝库，可能我们看见冢书的时间就不知会是何时了。 

除了用甲骨书和青铜书外，古人又有了新的发现，这就是在石头上刻字。石头乃天然之物，来源甚广，又大又重，难于毁弃，刻写面积大，易于模拓，因此它是一种理想的廉价的书写材料。于是，人们把石头也当做书写材料，甚至将整篇作品或整部著作刻于石上，供人阅读和拓印。刻在石头上的文字作品，被称为“石刻书”。以石为书跨越了漫长的岁月，其中大致包括：石鼓文、碑刻、摩崖文字、石刻经文、玉刻，以及由刻石兴起而出现的拓印技术。

石鼓文，也称“猎碣”或“雍邑刻石”，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石鼓文是在唐代初期发现的，共10枚，分别刻有大篆四言诗一首，共10首，共计718个字。

石鼓文无具体年月，它的内容最早被认为是记叙西周时期第十一代君主周宣王出猎的场面；也有人认为它作于秦惠文王之后，秦始皇之前；还有人认为它是汉代或者魏晋时期的作品。其中“先秦说”被多数人认可。

唐代初期在陕西凤翔考古挖掘所得的石鼓文，被认为是战国时期秦国的石鼓。该批石鼓形状并不规则，底大而平，顶略小而圆，四周刻有文字。石鼓共10个，每个鼓记载文字自9行至15行不等，每行刻有5至7个字。

石鼓上刻有诗歌，其中有一首四言诗歌是歌颂美好的田猎宫囿：吾车既工，吾马既同；吾车既好，吾马既宝。诗歌字体是篆书，后人把石鼓上的这种文字称“石鼓文”。

石鼓文的字体，上承西周铭文，下启秦代小篆，具有重要的价值。横竖折笔之处，圆中寓方，转折处竖画内收而下行时逐步向下舒展。其势风骨嶙峋又楚楚风致，确有秦代那股强悍的霸主气势。然而更趋于方正丰厚，用笔起止均为藏锋，圆融浑劲，结体促长伸短，刀称适中。古茂雄秀，冠绝古今。

石鼓文是集大篆之大成，开小篆之先河，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石鼓文被历代书家视为习篆书的重要范本，故有“书家第一法则”之称誉。

石鼓色质灰暗坚硬，表面粗糙，凿成鼓状，谓之“碣”。而汉代以后，刻石的形状由圆柱形变成长方形，表面打光磨平，宜于刻字，称为“碑”。古时碑长一般一米至五六米不等，通常分上、下两部分，上部刻有碑名，以龙、虎、飞鸟为饰物，下面刻写死者的姓氏、生辰，反面有子孙姓名。为防止巨重碑沉陷土中，往往另制一块长方形或方形的平面石版，依照石碑的宽度和厚度，刻成一个凹入的槽，将碑石嵌入槽中，来增加碑底面积，使石碑不易下沉。铺在底下的石版称“碑座”。

唐代大碑或御碑，碑座都刻成一个巨大的赑屃。在赑屃上凿一个槽，将碑身立植于槽中。赑屃又名霸下，是龙王九子之一，因他力大无比，喜欢负重，后人根据这个神话，用其作为碑座。

石碑用来记载历史大事，或纪念逝去的人物，以留传后世。通常竖在纪念地前、建筑物的庭院内，或立于坟前。石版立于地上为“碑”，置入墓内为“墓志”。

除碣、碑石刻之外，也有刻字于崖壁之上的，称为“摩崖”。大凡名胜古迹，常有古代名人志士的诗文及游客游兴即发之作，题刻于崖壁之上。

5世纪起，许多佛教圣地兴起开凿佛像石窟的风气，有山西云冈石窟、河南龙门石窟，及甘肃敦煌石窟，都刻有许多佛教塑像。其中塑像最大，刻文最长的是龙门石窟。在该窟现存的2000多件施主的题名中，约有半数刻于7世纪之前。

龙门山上有大块摩崖10多处，其中最著名的是唐代书法家褚遂良写的《伊阙佛龛碑》，这是唐代刻石的名品，此外有《心经》、《涅槃经》，都是初唐时刻写的精美小楷。

泰山上也有历代摩崖文字，最著名的有两处：一处是经石峪的佛经，北齐时所刻；一处是唐玄宗李隆基亲笔写的《纪泰山铭》，这两处都是大字深刻，气象雄伟。经文世代相传，全靠手工抄写，加上各家经师注释各异，难免混淆不清。

儒家刻石，主要用以弘扬其学术思想，同时对其他学术的传播也产生很大影响。后来出现的佛家刻石和道家刻石，它们虽然较儒家刻石稍晚，但在数量与规模上，更显宏伟。

道家经典的刻石较儒家为晚，以《道德经》为多。唐代以来，《道德经》的石刻至少有8次，最早的于708年刻制，立于河北易州。随后的道家刻石有：739年立于河北邢台的《道德经》幢，880年立于江苏焦山的《道德经》幢。

古代玉刻也是古籍的形式之一。在古代，玉也是一种书写材料，书写的玉简长方形的称“圭”，A形称“笏”。上等美玉为皇帝专用，次等供臣使用。玉在当时十分珍贵，深受达官贵人青睐，现知最早的有刻文的古玉，出自河南安阳殷墟。其中有一玉符，刻有3字，可能是商代官员的通行证；另一件小玉饰，刻有11字，分两行书写，是商王赏赐给臣子雝的。还有玉鱼一条，朱文书写，用以辟邪。玉简在古代用作封禅王位、祭祀书写、盟书材料。据说汉高祖封禅所用玉简上刻有170个隶体字。

盟书是古代天子与诸侯之间、诸侯相互之间及诸侯与士大夫之间为政治利益相互约束，向神盟誓时写在石上的载辞。盟书又称“载书”。在古代每遇大事，必举行集合，订立公约，对天立誓。盟誓时，先写载辞，杀牲畜，立盟之后，盟辞一式两份，一份要保持在专门管理盟誓活动的机构盟府内；另一份埋入地下。春秋后期，奴隶制度动摇，战事连绵，天子说话失灵，诸侯活动频繁，盟誓之风大盛。

1965年，在山西候马晋国都城遗址陆续出土玉简一批，共数百件。载文最多的为220字左右。据考证，此为春秋时期盟誓活动的“盟书”，被称为“候马盟书”。

这是一种特殊的文字记载，它为研究春秋后期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阶级斗争，以及了解古代盟誓制度和书法艺术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由于刻石的兴起，才出现了拓印技术。石面上所刻的字，都是正面凹入，可先将一张薄纸用矾及白芨水浸泡，贴在刻石的表面；以软刷将纸刷刀，再轻轻捶打，将纸嵌入铭文的笔画之内，待纸干后，以细布包裹棉花做成的拓包，蘸以墨汁，将它在纸上均刀捶拓，将纸剥下来，便得到了相同的复本。这一操作过程就叫“拓”。用墨汁者称“墨拓”，用红颜料者称“朱拓”。单张叫“拓片”，装连起来叫“拓本”。据《隋书·经籍志》的记叙，隋代皇家藏书楼拓石文字，以“卷”为单位，包括秦始皇东巡会稽的石刻一卷，《熹平石经》残文34卷，《魏三体石经》117卷，并述及梁室所藏石刻文字，在隋时已散佚。表明拓本在隋以前便已经出现了。

一般认为，拓印广泛使用当在南北朝时期，从《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百官志》的记载中可以得知，唐代宫廷中还有专司拓印的“搨书手”，如718年，唐代集贤书院就有搨书手6人。现存最早的拓片，一般认为是敦煌发现的唐太宗手写刻石《温泉铭》，是654年所拓。敦煌石窟内还有9世纪的拓本《金刚经》，还有欧阳询的《化度寺碑》等。拓本成为一种图书类型，后期的主要作用已不再是传播知识，而是书法艺术借以流传的一种特殊类型的图书，书法爱好者可从拓本中掌握古代著名书法家的技法和艺术。

总之，从先秦开始，上述这些不同形式的石书，经后世不断发展，更加完善，在古籍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西汉至宋代，简牍出土约八九次。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两起：一是汉武帝时鲁恭王在孔子旧宅发现《尚书》、《礼记》、《论语》等数十篇用战国时的文字书写的简册，即所谓壁中书，从而引起了长达两千年的经学今、古文学派之争；二是晋武帝太康二年(281) 汲郡一个名叫不准的人盗掘战国魏襄王(一说安釐王)墓时，发现有竹简数十车，这些竹简被整理成16种古书共75篇，这就是所谓“汲冢书”。它们除了极小部分现仍传世外，几乎都散佚了。

19世纪末至20 世纪初，瑞典、英、日、俄等国以“探险队”的名义在中国边疆和境内进行盗掘，在楼兰、敦煌、酒泉等处发现很多汉晋简牍，这些实物至今仍流散在英国、印度、瑞典、苏联等国。

1930～1931年间中国学术协会与瑞典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今甘肃额济纳旗居延地区发掘出1 万余枚汉代简牍,这是居延汉简的第一次发现,同时也是在这时期以前出土最多的一次，实物现藏于台湾。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至80年代末，完全由中国考古学家独立进行的科学发掘，有几十次。出土实物都用科学方法保存，大部分已整理出版。比较重要的发现有：

1951年长沙五里牌406号战国墓，出土竹简38枚， 这是楚简的首次发现。

1959年甘肃磨嘴子6号东汉墓出土竹、木简504枚，其中有《仪礼》469枚，这是在所发现的简牍中现存第一部较完整的古书实物，在此以前发现的简牍大多属于文书、遣策，只有极少一部分古书，实物都荡然无存。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1号墓出土竹简4942枚，2 号墓出土32枚，都是先秦古籍与古佚书，这是考古发掘中第一次出土这样多的古籍 (称银雀山汉简)。

同年,甘肃武威旱滩坡一座东汉初期墓出土木简92枚，是前所未有的医书。

1972～1976年原出土居延汉简的遗址又发掘19637 枚简牍(称为居延汉简)，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是空前的(见彩图)。

1973 年河北定县40号汉墓出土大批简牍,共有《论语》等8种珍贵古籍。

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墓出土1155枚竹简，这是自发现简牍以来第一次出土的秦简 (称云梦秦简)。

1977年在湖北隋县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竹简200余枚,这是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简。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 1号汉墓出土《苍颉篇》、《诗经》等10多种珍贵古籍。

1979年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 115号汉墓出土约400枚木简，其中有《孙子兵法》佚文。

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山3座汉墓中发现西汉早期木简千余枚,其中有《汉律》等汉代法律古籍。

2010年8月6日，工作人员清理出又一片简牍。

长沙市五一广场地铁2号线施工工地发现大量东汉简牍的新闻，震惊了海内外考古学界，各路学者纷至沓来，希望参与研究和考证简牍的价值和意义。专家表示，将采用最利于文物保护的“整体切割法”抢救性发掘这批东汉简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