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字豫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教育家、民主战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早年与厉绥之和钱均夫同赴日本公费留学，于日本仙台医科专门学校肄业。“鲁迅”，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最为广泛的笔名。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

鲁迅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人物趣事：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贡献最大的作家，鲁迅逝世后被虚构了许多逸闻轶事，由于真假难辨，往往流传甚广无人知其真假。这些讹传假闻中较为出名的有《鲁迅理发的故事》，据考证实为嫁接清代独逸窝退士编的《笑笑录》一书中的剃头故事。

另外《鲁迅丢棉裤》《密友告密帮助鲁迅避难》等皆已考证为假。另一则鲁迅反对某书局“不支付标点和空格稿费”的轶事真假仍未有定论。关于真假考证的问题，详细资料可参看鲁迅研究专家所著论文。

鲁迅在广州时，一个青年受他的感化，随他到了上海。到上海后，鲁迅热情的留他在自己景云里的寓所住，后来那人又让鲁迅给他在上海找个工作。

鲁迅很为难的情况下找到郁达夫说实在没办法，须请一家书店报馆名义上请他做事，而每月的薪水三四十元由鲁迅自己拿出，由达夫转交给书店报馆作为月薪发给他，鲁迅对青年的提携帮助程度可见一斑。

鲁迅（1881925～19361019）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中国现代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和教育家。 人称“文教思革”光绪七年八月初三（1881年9月25日）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今绍兴市）东昌坊口，祖籍河南省汝南县。小时享受着少爷般的生活，慢慢家基衰败变得贫困。青年时代受达尔文进化论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898年鲁迅从周樟寿更名为周树人。1902年公费至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因战乱奋起改行为作家，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见《呐喊》自序）。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1918年以“鲁迅”为笔名，发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1927年与许广平女士结合，生有一男名周海婴。1936年10月19日因病逝世于上海。著作收入《鲁迅全集》，作品及《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后于1981年出版《鲁迅全集》（共十六卷）。2005年出版《鲁迅全集》（共十八卷）。他的著作主要以小说、杂文为主，小说中《祝福》、《阿Q正传》、《狂人日记》等较为知名。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同时他的作品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等5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广大的读者。

汉族的起源

汉族是一个历史从未中断过的、历史悠久的民族。汉族的起源是多元的，而且既有主源又有支源。

炎黄集团是汉族的一个主源。在中国的原始社会末期，在黄河两岸中原地区崛起的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结成部落联盟后，为了争夺部落联盟首领的权位而酿成了历史上有名的“阪泉之战”，黄帝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称雄于中原。追本溯源，汉族世称“炎黄世胄”、“黄帝子孙”，其源盖出于此。其后，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民族--夏民族与黄帝部落有直接的族源关系，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更是明言夏民族与黄帝部落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其云：“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颛顼之孙也。”不仅如此，后来崛起的周民族与留居渭水流域的黄帝部落和炎黄部落也有着族源关系。如周民族的女祖，《诗·大雅·生民》说：“厥初生民，时维姜嫄”亦即《史记·周本纪》所说：“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炎帝就是一个姜姓部落，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周民族的外祖世系就姓的炎帝部落。关于周民族的男祖，就是姜嫄所生的弃，《史记·周本纪》说：“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黄帝就是一个姬姓部落，这又明确地告诉我们周民族的祖父世系就是姬姓的黄帝部落。

正是因为炎黄集团与汉族有族源关系，如毛泽东、朱德在《祭黄帝文》中所说：“赫赫始祖，吾华肇造；渭衍社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毛泽东、朱德：《祭黄帝文》，《新中华报》1937年4月5日。）汉族世代尊黄帝为鼻祖，称之为“人文初祖”。至今位在陕西中部的黄陵县，传说为黄帝之墓的黄帝陵，在数万株千年古柏的簇拥中耸立在桥山上，成为汉族起源的象征。

东夷集团是汉族的另一个主源。在汉族起源的时代，与炎黄部落联盟并居黄河流域的是东夷。东夷集团主要分为蚩尤、帝俊、徐夷、莱夷和淮夷五大部分。他们的地理分布情况是：蚩尤部居今山东西南一带，帝俊部居今山东和河南交界的地区，莱夷居今山东东部地区，徐夷居今苏北淮河以北徐州一带，淮夷居今淮河以南的苏南、皖南地区。其间还有一些小的氏族或部落。从这个分布中可以看出东夷集团主要分布在包括淮河流域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

在汉族与东夷集团的族源关系中，最重要的是东夷集团中的蚩尤部和帝俊部经过激烈的分化、互动和融合，在夏民族之后，也一举冲破了原始社会的网络，跨进了文明的大门，形成为商民族。《诗经·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就是说商原来是一个以鸟为图腾的部落，表明其与以鸟为图腾的蚩尤部的少昊部落有着血缘关系。《国语·鲁语》说：“商人礻帝舜”。又表明商与舜，即帝俊部有着血缘关系。《史记·殷本纪》所载：“殷契，母日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后之，因孕，生契。”把商部落与蚩尤部和帝俊部的关系糅到了一起。具体分析起来，就是说蚩尤部与商部落有母系血缘关系，帝俊部则与商部落有着父系血缘关系。商王朝是中国奴隶制发展时期，商民族是华夏民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深远的渊源关系，决定了东夷集团是汉族又一个主源的历史地位。

不仅如此，在以后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在周代曾不断反周的徐夷、淮夷以及地处僻远的莱夷，先后都无一例外地被卷进了春秋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潮流之中，整个的东夷集团几乎都成了华夏民族的组成部分，这种深厚的渊源关系，从另一个方面又决定了东夷集团是汉族又一个主源的历史地位。

苗蛮集团是汉族的一个支源。苗蛮是远古时代中国南方诸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泛称。它最早的活动范围在西北达丹江流域，川东及鄂、湘、赣、皖的沿长江流域，东抵淮河流域，集结在彭蠡(今鄱阳湖)和洞庭之间。

苗蛮集团与炎黄、东夷不同，它在向民族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多元化的情况。一方面苗蛮集团的一部分成为后来的苗、瑶、畲等民族的祖先，至今苗、瑶、畲等民族中还盛传着关于盘瓠的传说。另一方面，苗蛮集团的某些氏族、部落，后来发展形成为楚民族，成为华夏民族的族源之一，从而成为汉族的支源之一。

百越集团是汉族的第二个支源。远古之时，中国南方的另一支土著--百越也早活跃于长江下游的东南沿海以及岭南一带。

百越集团的种类很多，史称“越有百种”。与苗蛮集团发展的情况一样，百越集团在形成为民族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多元化的情况，其中的一部分在历史长期的发展中经过多次分化和聚合，逐步形成为中国南方壮侗语族中的壮族、傣族、布依族、侗族、水族、仫佬族、毛南族、仡佬族等少数民族，另一部分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融合于华夏民族，或同化于汉族，如于春秋战国时融合于华夏民族之中，而南越、东越、闽越则于西汉之时逐渐同化于汉族。

而百越集团中以其他一些部落或部落联盟，虽在三国魏晋以后发展演变为俚人、僚人，但经南北朝的民族大同化，俚人、僚人中的一部分也被同化于汉族之中，这个问题已涉及到汉族的发展问题，但仅此也可看出百越集团是汉族的又一支源。

戎、狄集团是汉族的第三个支源。戎、狄是中国古代典籍对中原之西、之北各氏族、部落的泛称。其实，戎、狄之称冠以方位，始见于西周，在此之前戎、狄是互通的。当时，中原西部和北部的氏族、部落主要分为三大集团，即狁、鬼方、羌方。

戎、狄与汉族的族源关系主要表现在远古的黄帝之时，白狄之先世狁就与黄帝有不可分之关系。相传黄帝在同炎帝作战之时，曾教练熊、罴、貔、貅、豸区、虎六个氏族或部落参加战斗，取得胜利。这六个以北方野兽为图腾的氏族或部落很可能就有属于狁的氏族或部落。因此，黄帝之时，可能就有部分狁的氏族或部落参加了黄帝部落联盟。相传为黄帝衣冠冢所在地的陕西黄陵县，正是狁出没的地方，此其一。其二，在周民族形成的过程中，融合了羌方中重要的一支--姜部落。据《史记·周本纪》记载，传说周人先妣名姜嫄，是姜部落之女。《诗经·大雅·生民》中干脆把姜嫄当做了周人的始祖，古公亶父时姜与周建立了牢固的婚姻联盟，其后周王均娶姜女为后，直到周王朝末年。其三，在春秋战国的民族大融合之时，大部分戎、狄通过被晋、秦征服而成为华夏民族的一部分。如秦与诸戎的关系十分密切，秦的先世本为戎人，因保平王东迁有功而复封。当时平王即对秦襄公宣布：“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史记·秦本纪》）。于是，从秦武公伐邽、冀戎开始，直到秦穆公“遂霸西戎”《后汉书·西羌传》。时止，秦之西的诸戎均融合于华夏民族在西方的主要支系--秦之中了，“自是中国无戎寇”。《后汉书·西羌传》。其四，汉族形成后，白狄之后裔匈奴，历经五六百年的历史，除北匈奴远遁以外，南匈奴全部被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同化的洪流所吞没，而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但是戎狄仍有相当一部分。

以上所述，迫于军事压力而向更远的地域迁徙，在新的历史条件和地理条件下，正如《后汉羽·西羌传》所说：“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后汉书·西羌传》。成为今日中国西南、西北藏族、羌族、彝族、纳西族、僳僳族、拉祜族、哈尼族等民族的族源之一。因此之故，戎、狄也仅是汉族的支源之一。

总之，历史上的炎黄、东夷是汉族的主源，而苗蛮、百越和戎狄是汉族的支源。

汉民族的形成

汉族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夏、商、周、楚、越等族从部落到民族的发展过程，又经历了夏、商、周、楚、越等族及部分蛮、夷、戎、狄融合成华夏民族的阶段，最后形成于汉代漫长而复杂的三个历史阶段。

1夏、商、周、楚、越诸族的相继崛起

汉族的形成起始于夏、商、周、楚、越诸民族相继崛起。

公元前23至22世纪左右，夏民族在黄河中游、洛河流域的黄土地带首先崛起。相传夏部落在进入黄河、洛河流域以前，仍然处于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制时代。血缘关系仍然是维系人们的主要纽带。据《史记·夏本纪》说：夏部落姒姓。共12氏族，即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他们以夏后氏为核心组成为一个有共同血缘的大部落。随着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到了大禹时期，青铜工具的出现和使用，对于夏民族崛起的意义是促使"以铜为兵"的灌溉农业经济类型的形成，反映了夏民族形成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条件都已成熟。在这种新的历史转折时期，禹划九州，标志着夏部落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的完成，也标志着夏民族的形成。

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当夏民族在黄河中游崛起之时，地处山东半岛，奉鸟为图腾的商部落还过着原始社会“居无定处”、《史记·殷本纪》。“不常厥邑”《尚书·商书·盘庚上》。的流动生活。但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商部落也毫无例外地走上了原始社会解体的道路。“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诗经·商颂·长发》。的记载就是一个信息。于是，本来臣属于夏王朝的商部落，在商国家建立的过程中，“汤证诸侯”，《史记·殷本纪》。“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孟子·滕文公下》。最后在鸣条会战中大胜灭夏，汤建立了一个新的奴隶制国家--商王朝。与此同时，商部落也完成了从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的转化，而发展成商民族，崛起于黄河下游。

与商灭夏一样，居住在陕甘渭水上游的溱、沮流域之间，原来是商王朝部属的周部落，重蹈商民族崛起的道路，在臣属于商王朝的历史条件下，完成了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重演了商灭夏桀一幕，在“克商”中建立了周王朝，(《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发展成周民族。

夏、商、周三族在黄河流域相继崛起之后，楚、越两族在长江流域也相继崛起。与黄河流域相比，长江流域社会发展的进程相对来说是比较缓慢的，由于国家还没有出现，所以在相当的一个时期内，长江流域的各氏族、部落被人们称“蛮”。而江汉地区的蛮，则被称为“楚荆”，商时即有“维女荆楚”、“居国南方”（《诗经·殷武》）。之说。按照“从部落发展到民族”的一般规律，正处在阶级产生、国家出现、民族形成前夜的“楚荆”，由于把战争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而崇尚武功，他们在不断向外发动战争中，迅速强大起来。而周成王封熊绎于楚，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不仅奠定了楚开国之基，也是楚民族形成的一个标志。

越民族的形成是从于越突起开始的。分布在江浙到两广或云贵高原这一弧形地带的百越集团，终因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而长期处“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瓒所言。的状态。但是，由于历史的机遇和地域位置的优越，商、周之时，与中原诸民族邻接的百越在江浙的一支--于越突起，开始了形成为民族的历程。吴、越国家的建立，反映了于越原始社会的瓦解和崩溃，也标志着于越各部落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的完成。

从夏、商、周、楚、越诸民族相继崛起，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此起彼伏的雄壮一幕，是他们谱写了汉民族形成的第一阶段。

2华夏民族在大融合中铸成

作为历史上发生的东西，民族与其他事物一样，也是不断发展着，变化着。从部落发展成民族的夏、商、周、楚、越诸族作为原生民族，在周王朝的统治下从春秋到战国，民族关系发生大变动、大发展。这时，夏、商、周、楚、越诸族发展、变化的主要形式就是互相往来，互相渗透，互相吸收，出现了民族融合的大趋势。

春秋时期的民族大融合，首先是在夏、商、周三族之间进行的。例如晋惠公“作州兵”，就打破了西周以来军队组成的规定，说明“国”与“州”对立的消除，而州人本是被周征服的“庶人”，又表明晋国内各民族之间的鸿沟已逐渐填平。

春秋民族大融合，还扩张到部分蛮、夷、戎、狄之间。例如《国语·周语》说：周襄“德狄人，将以其女为后。”《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说：晋献公“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春秋时赫赫有名的重耳本身就是一个混血儿，不仅如此，重耳逃难到狄时，“狄人伐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鯈，叔刘”。《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咎如是赤狄的别种，重耳又与狄人通婚。还有东夷族须句国人成风是鲁喜公之妾；赤狄别种路子婴儿的夫人是晋景公的姐姐。而周民族的晋国人与戎族的秦国人联姻，更表明春秋时包括部分蛮、夷、狄、戎在内的民族界限也被打破。

所有这些会合在一起，形成了春秋时期民族大融合，于是一个非夏非商非周非楚非越，又非蛮非夷非戎非狄次生的新民族--华夏民族诞生了。华夏民族，在先秦典籍中多称为“夏”或“诸夏”，又称为“华”或“诸华”。孔子视“夏”与“华”为同义词，所谓“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左传》定公十年。《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说：“楚失华夏”，是关于“华夏”一词的最早记载。此后，“华夏”遂成为春秋时以夏、商、周三族及夷为主源，部分蛮、戎、狄为支源融合形成的新民族的族称。

战国时期的民族融合以更深的程度、更广的范围、更快的速度继续进行着。在南方的楚国，春秋以后，楚国纵横于汉水、长江流域一带，经八百余年的扩张经营，文明程度越来越高，民族之间的融合也越来越深，最典型的莫过于屈原的《天问》一例，《天问》是就庙宇中描绘着古史的壁画而发的。当时楚国的画工如此熟悉中原地区的历史，足见民族融合的深广了。在东北方的燕国，到战国时已成为雄据东北方的强国，燕将秦开曾作人质于东胡族，回国后率军打败东胡，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等东郡，大大扩展了燕国的领土。

燕对辽河流域的开拓，不仅奠定了古代中国在东北的疆域，也使辽河流域各民族融合成华夏民族的又一个支系。在北方的赵国，战国后期是仅次于秦的强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史实，不仅是战国时期民族融合的实例，而且是华夏文化吸收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明证。

在西北的秦国，是战国时代的后起之秀，本是犬戎的一支，而非“诸华”族。因护送平王东迁有功，秦襄公始列为诸侯。在春秋战国之交，秦与西方诸戎族展开了激烈的搏斗，“遂霸西戎”，《史记·秦本纪》。成了西方各民族融合的中心。公元前395年商鞅变法后，秦后来居上，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不仅打败了韩、越、魏三国，而且先后兼并了周围的少数民族，增设了黔中郡、巫郡、南郡、南阳郡、三川郡、太原郡等。昔日西方落后的戎族国家，成为西方民族融合的中心，一跃而成为华夏民族的骨干和核心。

从春秋到战国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继夏、商、周、楚、越诸族相继崛起的此起彼伏的中国古代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雄壮的一幕之后，在中国古代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又演出了波澜壮阔的民族大融合的一幕。在这一幕历史活剧中，一个崭新的民族--华夏民族，在民族大融合的熔炉中铸成，分别形成了东以齐、西以楚、南以秦、北以赵、燕为代表的四个大支系，为统一的汉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是汉族形成的第二阶段。

3汉族在“大一统”中形成

在春秋战国民族融合的熔炉中铸成的华夏民族是一个分散的，不统一的民族，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

所有这一切，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求有一个统一的政治中心。于是，秦始皇雄才大略，用十年时间统一了六国，结束了诸侯割据纷争，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封建国家--秦王朝。在“大一统”中，华夏民族也从分散走向了统一。秦王朝建立后，秦始皇采取了推行郡县制，规定“书同文字”，统一货币、度量衡和“车同轨”、“行同伦”，以及筑长城等一系列的措施，统一和稳定华夏民族。

正是由于秦始皇的这些“大一统”的措施使得华夏民族更加确定地成为一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所以虽然秦王朝国运短暂，但汉承秦制，在“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政治上，汉武帝创设了刺史制度，把全国分为十三州部，实行“编户齐民”；经济上，汉武帝接受桑弘羊建议，颁行均输法、平准法，以京师为中心，建立了全国范围的商业网，商品流通大大发展；文化思想上，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学发展成了经学，取得了占统治地位的优势，使儒学成了正在形成的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血肉部分。所有这些，表明西汉时中央集权“大一统”封建国家更集中、更强大，使统一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使华夏民族完成了向汉族的发展和转化。

华夏民族发展、转化为汉族的标志是汉族族称的确定。华夏民族统一于秦王朝，其族称曾经改称为“秦人”，西域各国就有称华夏民族为“秦人”的习惯。但是秦王朝短命的国运，使“秦人”的称呼很快被人们遗忘了。而汉王朝从西汉到东汉，前后长达400多年，为汉朝之名兼华夏民族之名提供了历史条件。另外，汉王朝国势强盛，在对外交往中，其他民族称汉朝的军队为“汉兵”，汉朝的使者为“汉使”，汉朝的人为“汉人”。于是，在汉王朝通西域、伐匈奴、平西羌、征朝鲜、服西南夷、收闽粤南粤，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空前频繁的各种交往活动中，汉朝之名遂被他族称呼为华夏民族之名。吕思勉说：“汉族之名，起于刘邦称帝之后。”（《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2页。）吕振羽则说：“华族自前汉的武帝宣帝以后，便开始叫汉族。”（《中国民族简》，三联书店1950年版，第19页。）总而言之，汉族之名自汉王朝始称。

从华夏民族向汉族发展、转化的历史活剧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继华夏民族在春秋战国民族大融合的熔炉中铸成之后，在“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又演出了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气贯长虹的一幕。从此以后，汉族就以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就是汉族形成的第三阶段。

汉民族的发展

汉族一出现于世界，便以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稳定性，少有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开始了世界民族史上最宏伟的民族发展历史进程。

人口的发展，是民族繁荣昌盛的重要标志之一，此即俗话所说：国泰民安，人丁兴旺。封建社会时期汉族人口的发展经过了两个大的发展时期，即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和宋辽夏金元至明清。两汉之时，汉族形成的初期约有五千万人口，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的发展，到宋代时人口突破一亿大关，滕泽元：《宋代人口突破一亿大关》，（《人口研究》1986年第6期）。又经宋辽夏金元至明清的发展，到清代道光年间人口增至四亿多。

封建社会时期的汉族人口为什么能得到这么巨大的发展，其中显然有恩格斯所说的“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页）。的机制作用，但了解和认识汉族人口的大发展，必须了解和认识汉族发展史上的一个突出现象，即民族同化问题。所谓民族同化，就是一个民族丧失民族特性，变成另一个民族的问题。在中国民族发展史上，有汉族同化少数民族的情况，也有少数民族同化汉族的情况，但两者相比，前者是主流，是汉族能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族的一个重要原因。

东汉以后，中原大乱，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四分五裂，到处是封建割据，到处是纷争战乱。在大分裂、大混战、大动荡之中，各民族或部族四处流徙，北方匈奴、鲜卑、乌丸、氐、羌纷纷入主中原，江汉地区的部分蛮族也涌进中原，在中原地区形成汉族与匈奴、鲜卑、乌丸、氐、羌及蛮族交错杂居的局面；而北方汉族人民又大批南移；在长江及珠江流域形成汉族与蛮、俚、僚等南方少数民族或部族交错杂居的局面。但是，曾几何时，这些少数民族的全部或部分为什么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了呢还有，唐以后，在新的大分裂、大动乱中，在中国历史上也曾显赫一世的契丹族、党项族、女真族等少数民族，曾几何时，其全部或部分为什么也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了呢这就是因为他们被汉族同化，丧失了本民族的特点，变成了汉族的一部分了。

总之，在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潮流的席卷之下，杂居得愈久，民族心理沟通得愈深，汉族先进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越快，汉族这个由许多民族混血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民族，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来越发展，终于成为世界第一大族。

首先是《考古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

（也可以选用《考古学通论》，孙英民、李友谋，河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考古》，安金槐，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大百科全书 考古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物出版社；

《民族考古学初论》，容观琼、乔晓勤， 广西民族出版社；

《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荣新江，三联书店；

《科技考古学》，陈铁梅，北京大学出版社；

《定量考古学》，陈铁梅，北京大学出版社；

《考古学理论》，陈淳， 复旦大学出版社

《聚落与环境考古学理论与实践》，方辉 ，山东大学出版社；

《考古学读本》，杨楠，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考古学十八讲》，张宏彦，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文物分析鉴别与科学保护》 马清林、苏伯民、胡之德、李最雄，科学出版社；

《出土玉器鉴定与研究》 杨伯达，紫禁城出版社；

《汉代画像石通论》，王建中，紫禁城出版社；

《古代玉器通论》，龙仁博，紫禁城出版社；

《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 孙机，文物出版社；

《中国家具史图说》， 李宗山，湖北美术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文物博物馆系列教材：

《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修订本），王宏钧

《中国考古》

《中国书画》（修订本），杨仁恺

《中国陶瓷》，冯先铭

《中国青铜器》，马承源

《中国古钱币》，唐石父

《中国古代建筑》，罗哲文

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一套20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

《曾侯乙墓》，谭维泗

《秦文化》，王学理、梁云

《魏晋南北朝考古》，罗宗真

《古代石刻》， 赵超

《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 蒋英炬、杨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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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北京出版社 北京市东兴隆街51号 北京 

301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大学内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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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0 北京古籍出版社 北京市东兴隆街51号 北京 

81004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北京市北京广播学院内 北京 

81012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海淀区学院路37号，原名北京航空学院 北京 

5303 北京教育出版社 北京市东兴隆街51号 北京 

5304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北京市西直门外大街140号 北京 

81013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北京阜成门外花园村（原北京工业学院 北京 

80500 北京旅游出版社 北京市东兴隆街51号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对外出版翻译公司、中国金融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出版社、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

围绕着选题开展的采集信息、思考、论证、组合等编辑劳动，即称为选题策划。这是编辑工作从酝酿到正式启动的标志。选题策划是编辑过程中发挥编辑创造性，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佳目标的最重要环节。选题策划须经过新生长点捕捉、总体构思、论证和决策、修订和优化等步骤。新生长点捕捉是依据收集到的各种信息，努力抓住各种能生长形成选题的新点子。总体构思是将信息采集阶段获得的、经过筛选优化的一般社会文化信息，构筑成具体的选题设想。选题论证和决策，是分析判断选题设想转化形成出版物后能否为读者所接受，出版后能否取得双佳效益，从而对选题是否列入计划作出决定。修订和优化，是在实践过程中修改、完善选题设计，使它进一步提高，更具备可操作性，更适应市场需求。

选题策划是编辑人员依据一定的方针和主客观条件，开发出版资源，设计选题的创造性活动，具有把握出版工作方向、落实出版工作方针，保障出版生产秩序，保证和提高出版物的质量以及塑造出版单位的品牌形象等重要作用。

《艺文类聚》，［唐］欧阳询主编，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影宋本，1959年，汪绍楹 断句本，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5年11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月，精装全二册，平装全四册

2 《北堂书钞》，［唐］虞世南修，北京：中国书店，1989年7月，影印光绪十四年南海孔广陶校刊本

3 《初学记》，［唐］徐坚等编修，司义祖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1月第1版，2004年2月第2次印刷，全三册

4 《文苑英华》［宋］李昉、扈蒙、徐铉、宋白等十七人编纂，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宋残本补配明本，1966年5月第1版（1972年1月装订）；1982年7月第2次印刷；1990年8月第3次印刷；1995年第4次印刷，全六册，一千卷

5 《分门纂类唐歌诗》，南宋赵孟奎编，宛委别藏本。是书原有100卷，分天地山川等8类，每类下又分小类，共收诗人 1353家，诗40791首。现仅存天地山川类5卷，草木虫鱼类6卷。

6 《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校证》，传为刘克庄编集，李更、陈新校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12月

7 《唐宋诗三千首——瀛奎律髓》，［元］方虚谷（方回）编，［清］纪晓岚批点，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3月，据1922年扫叶山房本影印。《瀛奎律髓汇评》，［元］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2005年4月新1版，全三册。《瀛奎律髓》专选唐宋五言七言律诗，共选诗人385家，诗3014首，以大家为主，兼顾各种流派，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唐宋七百年间诗歌创作和律诗流变的轮廓，又对所选之诗及唐宋诗歌各种流派作了精要细致的分析评点。此书对后世影响甚大。李庆甲先生潜心耕耘，将清代以来品评《瀛奎律髓》的论述汇成一书，撰成《瀛奎律髓汇评》，是为研究诗史、诗学理论不可或缺的重要书籍。

8 《唐诗类苑》，［明］张之象编撰，全书200卷，“诗逾数万，人至千余”（《凡例》）。共有39个部（大分类），1094个类（小分类）。如“天”部下有日、月、星、河等18个小类。实际收诗数为28067首，载录诗人数为 1472人（除去无名氏）。该书是按题材（主题）分类的现存最大的唐诗选集。中岛敏夫整理，日本东京汲古书院，1990—1995年，共7册，前6册是明万历刊《唐诗类苑》200卷的影印本。

9 《类编唐诗七言绝句》。明代敖英编撰。此书专收七绝，分吊古、送别、寄赠、怀思、游览、纪行、征戍、杂咏、道释等15类，诗后大多有简扼评语，为其他选本所少见。

10 《唐人咏物诗》，又名《唐人咏物诗选》。明末清初聂先等人编撰。所选皆律、绝二体，计12卷，分天、地、水、木各类编次，又以音韵排列。

11 《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四库全书本

12 《御定历代题画诗类一百二十卷》淸 圣祖玄烨 定，《四库全书》第一千四百三十五册至第一千四百三十六册____集部第三百七十四至第三百七十五；清·陈邦彦等编《历代题画诗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1月

13 《咏物诗选》，清俞琰，成都古籍书店，1984年1月

14 《古今别肠词选》四卷，清赵式辑。陈维崧、彭孙遹、王士祯。尤侗评点。赵式，字去非，诸暨（今属浙江）人。久困场屋，以寒士终。此书取宋代以来抒写离情别意之词900多首汇为一编，分调编次，卷一、卷二收小令，卷三收中调，卷四收长调。每卷卷末附以己作，共计153首。赵氏于每词之下代拟标题，将原作之题、序一概删削，甚失原貌，最为选家陋习。词下间有圈点和夹注夹批，然殊乏可采。今存康熙四十八年（1709）遗经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15 《唐宋元明酒词》二卷，明周履靖辑。履靖宇逸之，嘉兴（今属浙江）人。“能诗好事，与其妻桑贞白相唱和，多刊书籍以行，《夷门广牍》卽其所编。盖亦赵宦光、陈继儒之流，明季所谓山人者也。”（《四库提要·梅墟先生别录》）此选是继宋黄大舆《梅苑》之后另一部专题词选，凡二卷，共收录唐五代宋元明词人31家描写与酒有关之词133首。编者并根据词作内容增添题目，如《饮兴·调酒泉子》、《南楼漫酌·调玉楼春》等等。其中间有周氏和作。是书今存金陵荆山书堂刊本、《夷门广牍》本和《丛书集成初编》本。

16 《撰辰集》四卷，清汪森辑，沈进校定。此为节序词选，分类编排。按元日、立春、人日、上元、天穿节、春社、寒食、清明、上巳、送春、立夏、重午、立秋、七夕、中元、秋社、中秋、九日、立冬小春、冬至、腊和除夕等二十三个节令选录，每类之下入选词作不等。全书共选唐宋金元明人词346首。卷末有沈复粲跋：“右汪晋贤《撰辰集》四卷，钞本也。向为吾邑周梅生先生家所藏，首有晋贤名印。其书或未经刊布者，予借而录之，间有误字，一仍其旧云。道光壬寅秋日山阴沈复粲识。”仅存道光二十二年壬寅（184）沈复粲钞本，南京图书馆藏。

17 《同情集词选》十卷，清陈鼎辑。陈鼎，字汉年，江苏如皋人。此书自《词综》、《词律》诸书选录唐宋以来至清代康乾之世词人小令“与己之情有同然者”391调1122首，其中所录小令，以杨慎、李渔、许嗣隆、杨婉、范安澜、邓繁祯等人为多。依《历代诗馀》体例，按词调字数之多寡为序排列。所选词格调不高，标举香艳柔媚词风，提倡温柔敦厚之旨，寄托大雅之说，以“香草美人，风喻弥深；忠爱之忱，溢于楮墨”者为填词止境，开常州词派之先声。是书尝五易其稿，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始成书，今传有守拙斋巾箱本，缮写较精，卷首有陈鼎自序、雪访居士序、熊琏序及黄理等二十一家题辞。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18 《百家词》吴讷（辑）、林大椿（校），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天津：天津古籍书店1992年3月版（上、下册）

19 《全唐诗》，［清］圣祖玄烨御定 彭定求、季振宜等 奉敕编，（1）康熙扬州诗局本，12函12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6年10月，全二册。（2）王全（即王仲闻、傅璇琮）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4月第1版；1979年8月第2次印刷；1985年1月第3次印刷；1990年2月第4次印刷；1992年10月第5次印刷，平装25册；1999年，横排简体字本。（3）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国67年12月。康熙四十四年（1705）清圣祖南巡时命曹寅领衔在扬州开馆编修《全唐诗》，由彭定求、沈三曾等十名在籍翰林负责编修，仅用一年多时间， 这部多达900卷的大书就编修完成了。据现代学者的研究，当时几乎全靠胡震亨《唐音统签》、季振宜《唐诗》二书拼接成编。全书收诗49403首又1555句，作者2576人，每人有小传，但诗作不注出处。有康熙扬州诗局本，字大阅目，分为12函12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据以影印。中华书局1960年又出版了排印本，1999年又出横排简体字本，较便利用。这部大书完成了总汇唐诗于一书的工作，并以其特殊的权威和普及向世人展示了唐一代诗歌的面貌，使此后的唐诗爱好者和研究者大获沾益，至今不废。不过《全唐诗》仍有遗漏、误收、重出、注释错误、小传错误等不足之处。清乾隆中日本学者市河世宁（旧译上毛河世宁）辑有《全唐诗逸》三卷（有《知不足斋丛书》本，中华书局排印本《全唐诗》第25册附收），补录128人诗66首又279句。近人王重民又有《补全唐诗》、孙望有《全唐诗补逸》、童养年有《全唐诗续补遗》，共得诗近2000首，中华书局于1982年编为《全唐诗外编》二册出版。后陈尚君又对《外编》进行校订，并续辑《全唐诗续拾》六十卷，得诗4663首又1199句。于是合《外编》、《续拾》为《全唐诗补编》，199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外，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2000年6月）中，尚可补唐人逸诗近千首。

附：

全唐诗稿本

［清］钱谦益（1582-1664）、季振宜（1630-1674）递辑 屈万里、刘兆祐 主编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9月初版；1986年12月第二次印行，全71册， “明清未刊稿汇编第二辑” （国立中央图书馆原藏）

全唐诗录

［清］徐倬（1624-1713）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1月，全二册，“四库文学总集选刊”

全唐诗外编

王重民（1903-1975）、孙望（1912-）、童养年 辑录

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7月

台北：木铎出版社，民国72年6月

全唐诗补编

陈尚君（1952-）辑校

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10月，全三册

增订注释全唐诗

陈贻焮（1924-2000）主编 陈铁民（1938-）、彭庆生（1938-）副主编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5月，全五册

20 《唐五代词》林大椿 辑，商务印书馆，1933年；辑录唐五代词人82家，1134首。附有校记，注明所选词来源和作者简历。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6月，据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校补断句刊行。1957年10月北京第4印。辑录唐五代词作者81家、词作1147首（一说1148首），是继《全唐诗》之后又一次唐五代词的大型结集。其词采自《花间集》、《尊前集》、《金奁集》 和《全唐诗》中的附词，虽选择尚不甚精当，但搜罗已颇具规模。不过未收敦煌词，则是一大憾事。书中以人编次，唐词按作者的时代先后为序，打破了《全唐诗》等断代总集以帝王居首、女流方外殿后的传统惯例。卷末附有简略的作者生平，兼及作品真伪的考辨、各家重见和字句异同的校勘、宋人诗话有关作家作品的一些遗闻轶事。

21 《全唐五代词》，张璋、黄畲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2月。收词达2500多篇，颇为丰富，且于各词后兼采词评，也很特殊。此书的缺憾，一是不於诗词之分没有严格的取舍标准，只要有一种书作词收入者，即视为词入编；二是各词所注出处，不分主次先后，许多出处太晚，敦煌词几乎全据王、任、饶三家书转引；三是不甚注意作品真伪的辨别，于后人改唐诗或乐府为词者，不作辨析，伪作亦收入很多，仙鬼词中不少是宋、元明人所作。这些问题，显然影响了全书的学术质量。

22 《全唐五代词》，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刘尊明编，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12月，全二册。据唐时词乐实际，分为正、副两编，正编收录曲子词，以唐宋词集收录和唐宋典籍有明确指认者为限；副编收录属诗属词尚有争议的作品，并明确了几条标准，这就确保了全书的编纂质量。同时，又很注意尽量利用第一手的文献，讲究用书版本，以求录文可信，对有争议、互见的作品作了认真考订。尽管细节方面还有些可议之处（如仍沿袭了一些明清词籍的误说、有同题之作因出典不同而分收正、副编，小传也稍有可补处），本书在处理极难措置的问题上均较前此诸书更为精密审慎，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

23 《全宋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1998年。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编纂《全宋诗》。傅璇琮、孙钦善、倪其心、陈新、许逸民主编。全书72册。初步统计收作者9079人，诗247183首，残诗5983句（联），存目323首（句）。宋代立国比唐代长二十多年，但存世文献的数量，则数倍于唐代。宋人文集保存至今者，也超过唐代四到五倍。唐代存诗在1000首以上的只有3人，宋代估计在百人以上。宋集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错收误录非常严重。同时，宋诗编录和研究的情况，比唐诗要差很多。全部唐诗的编录，可以追溯到南宋，明清之际几代人作了持续的努力，才有《全唐诗》的出现。即便如此，《全唐诗》的缺收和误录，都有数千例，小传更是在在多误。《全宋诗》是筚路蓝缕的工作，稍微近似一些的书只有厉鹗《宋诗纪事》和陆心源的《补遗》，没有依凭，难度可以想见。《全宋诗》首次完成了宋一代诗歌的全面结纂，为有文集的作者补充了大量集外诗，对9000多位无集作者作了诗作的首次汇集，并且对所有宋人别集中的诗歌作了认真校理，一般都曾利用了传世的主要善本，作了全面的校勘。各集整理都有文本交待，且一律保存别集原编的先后次第，从而最大程度地保存原集的信息，如北宋诸集中诗，分古近体后大致保存了作品先后写作的次第，对学者考定作品系年和写作动机，是极重要的线索。《全宋诗》对所有散见作品都说明了文献来源，为近万名作者作了生平勾勒，并说明依凭，虽不完备，已很可贵，因为其中绝大部分作者此前没有任何研究基础可言。对部分作品的作者归属、真伪歧异、题序及本文有显著别本等情况，有所考按和甄辨。

24 《全宋词》，唐圭璋编，王仲闻修订，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6月第1版；1995年6月北京第6次印刷，全五册。194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线装本300卷附2卷。建国后中华书局再版时，由王仲闻（学初）重行校订增补，抽换大量底本，并增补词人240余家，词1400余首。全书共收词人1330家，词作约2万首。王氏还重考词人行实，改写小传，引书达350余种。后又续有修订补正，写成《订补附记》。第一次修订本1965年6月出版。1979年重印时附上唐圭璋《订补续记》。王仲闻是王国维之子，家学渊源，谙于宋代文史，对宋人笔记了如指掌。《全宋词》校补毕，唐圭璋曾建议改题“唐圭璋、王仲闻辑”。

别集

25 《中国历代诗人选集》（40册），台北：远流出版社，民国71年

26 《曲江集》刘斯翰校注，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

27 《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八册）詹锳主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12月

28 《杜诗详注》（五册）［清］仇兆鳌，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第1版，1989年12月第3次印刷；1995年4月第4次印刷，“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29 《王维集校注》（四册）陈铁民，中华书局，1997年8月

30 《王维诗集笺注》杨文生，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

31 《孟浩然诗集笺注》佟培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5月，“中国古典文学丛书”

32 《高适集校注》孙钦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2月

33 《岑参集校注》陈铁民、侯忠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8月第1版，2004年9月第2版，“中国古典文学丛书”

34 《李颀诗评注》刘宝和，山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5月

35 《韩愈全集校注》（五册）屈守元﹑常思春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7月

36 《白居易集笺校》（六册）朱金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

37 《柳宗元诗笺释》王国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9月

38 《刘禹锡诗集编年笺注》蒋维崧、赵蔚芝、陈慧星、刘聿鑫，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

39 《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二册）陶敏，岳麓书社，2003年11月

40 《李商隐诗歌集解》（五册）刘学锴、余恕诚，中华书局，1988年12月

41 《温飞卿诗集笺注》［清］曾益注、顾予咸补注、［清］顾嗣立续注，王国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7月第1版；1998年3月新1版，“中国古典文学丛书”

42 《李贺诗集》叶葱奇疏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3月第1版；1998年3月第1次印刷

43 《王荆公诗注补笺》李之亮，巴蜀书社，2002年1月

44 《苏轼诗集》（八册）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2月第1版；1987年10月第2次印刷，“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45 《黄庭坚诗集注》（五册）刘尚荣校点，中华书局，2003年5月

46 《陆游集》（五册），中华书局，1976年11月第1版；1977年5月第2次印刷

47 《韦庄集笺注》聂安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4月

48 《韦庄诗词笺注》齐涛，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6月

49 《李煜李璟词》詹安泰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3月第1版；1998年3月第1次印刷

50 《欧阳修词笺注》黄畲，中华书局，1986年12月

51 《乐章集校注》薛瑞生，中华书局，1994年12月第1版，1997年12月第2次印刷

52 《东坡词编年笺证》薛瑞生，三秦出版社，1998年9月

53 《秦观集编年校注》周义敢、程自信、周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7月

54 《清真集校注》孙虹校注，薛瑞生订补，中华书局，2002年12月

55 《李清照集校注》王仲闻，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1997年11月第2次印刷

56 李清照集笺注 徐培均笺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57 《姜白石词编年笺注》夏承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5月

58 《稼轩词编年笺注》（增订本）邓广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0月；1995年5月第2次印刷

59 《李白诗歌赏析集》裴斐主编，巴蜀书社，1988年2月

60 《杜诗鉴赏》夏松凉，辽宁教育出版社，1986年3月

61 《李贺诗歌赏析》梁超然选析，广西教育出版社，1987年8月

62 《李煜、李清照词详解》靳极苍编，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8月

63 《柳永词赏析集》谢桃坊主编，巴蜀书社，1987年7月

64 柳永词选评 谢桃坊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65 柳永集 孙光贵，徐静校注 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

66 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 陶然编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2年，“唐宋诗词名家精品类编”

67 但悲不见九州同：陆游 高丽华编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2年，“唐宋诗词名家精品类编”

68 壮岁族旗拥万夫：辛弃疾 邓红梅编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

69 《李清照词鉴赏》齐鲁书社编辑出版，1986年4月

70 《周邦彦词赏析》钱鸿瑛，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1月

71 《辛弃疾词鉴赏》齐鲁书社编辑出版，1986年12月

72 《陆游诗歌赏析》段晓华编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

73 晏殊词新释辑评 刘扬忠编著 北京：中国书店，2003年

74 李清照词新释辑评 陈祖美编著 北京：中国书店，2003年

75 王安石诗文选评 高克勤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76 黄庭坚诗词文选评 黄宝华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77 秦观诗词文选评 徐培均，罗立刚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78 周邦彦词选评 刘扬忠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79 李清照词选评 陈祖美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80 陆游诗词选评 蔡义江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81 辛弃疾词选评 施议对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82 辛弃疾词选 朱德才选注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

选集（今人分类）

83 《全唐诗精华分类鉴赏集成》，潘百齐编著，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1月，1474 页 。分55部，大体按自然、人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为序排列，下分222门（仅名胜部就有33门），门下再分1175类（仅花卉门就有100类）。共收入418位唐代诗人的诗篇2706首，基本荟萃了全唐诗的精华。全部按类鉴赏，以一篇鉴赏文章统摄一至数类诗。

84 《全宋词精华分类鉴赏集成》，潘百齐编著，河海大学出版社，1991年12月

85 《古诗类编》广西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室集体编纂，胡光舟、周满江主编，张明非等编注，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王运熙序。全四册。参酌古代类书的类目，根据今人的要求，除芜去杂，删繁就简，间立新类，变通体例，厘定为22大类，包括天象自然、江河湖海、山川田园、四时寒暑、岁时节序、花草果木（一、二）、飞禽走兽、鳞介虫鱼、宫观楼台、器用饮食、文学艺术、百工农商、古今人物、战争军旅、忧国伤时、民生疾苦、羁旅行役、交游赠答、抒怀言志、爱情家庭、咏史怀古等；下分334细目，共编入各种体裁和题材的诗歌2730余首，上起《诗经》下迄清末。

86 《全唐诗精华》，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选诗约6000首，厘为30大类，是近些年来所出的分类最多的唐诗选本，分类法参照明代张之象编撰《唐诗类苑》。

87 《唐人绝句类选》，周本淳选编，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11月

88 《唐人咏物诗评注》刘永济，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年

89 《唐人送别诗选》，王定祥等选编，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989年10月

90 《离别在今宵：唐人送别诗100首》，白晓朗、黄林妹评注，1991年9月

91 《新编唐诗三百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将所选333首诗归为10类。

92 《盛唐边塞诗评》，漆绪邦，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93 《唐代边塞诗选注》，胡大浚主编，甘肃教育出版社，1991年（1990年？）

94 《唐代边塞诗选注》，孙全民，合肥：黄山书社，1992年9月

95 《中国诗歌宝库·唐诗选》（上下册），赵昌平，上海书店，1993年8月

96 《中国诗歌宝库·宋诗选》，陈达凯，上海书店，1993年8月

97 《新编宋诗三百首》，吴在庆编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9月。将所选339首诗归为9类。

98 《唐诗分类研究》，张浩逊，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7月

99 《唐风宋韵新吟》陈晋编，万卷出版公司（前辽宁画报出版社），2005年9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月。此书收集了一些以思想旨趣见重的唐宋诗词，并把所选入的作品分为时令、山水、劳动、感悟、情谊、品格、政治、友邻八篇。多数篇目下，又划出若干专题类别。在这些诗词的介绍中还添加了阅读导读与感悟文字，为读者欣赏唐宋诗词提供了借鉴。本书的编选工作，从选目、编排、前言到导语、会心一悟文字以及注释，历时半年，共易十四稿。

看看这些篆刻的古籍资料有没有你需要的，篆刻技艺也是学了几年，不过学的不精，学的过程中也收集了不少篆刻的资料，对当初我学篆刻有很大的帮助，你可以看看这些篆刻资料，我只发出来的一些，还有很多篆刻资料目录没贴上去

上面那张篆刻下角处有个标记，这几百册篆刻的古籍均出自于此处，如果需要这些篆刻资料的话可以去其中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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