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古彝文是夏代的官方文字！ 这是“按”钟鸣老师 2009年8月10日发表在《南方周末》的一篇很有重量的考古学意义的中国文明源头到底属于中原还是属于是自古入主统治大西南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彝族（古夷人）问题的文章，文章最大限度地给那些一直固守“中原文明”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国史学界或学霸们一记重击，他提出：“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 古彝文是夏代的官方文字”的颠覆性的中华文明起源观。这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问题，不亚于投下一颗重磅原子弹。很值得一读，特此推荐给大家。

☞夏朝历经十四代十七王，足见盛世，不可能没有文字。若有，是什么形态？又在何种范围？

☞三星堆文字自成一体，无论数量、书写方式的多样化，在甲骨文之前之后甚至在夏后夏前，都独领风骚。

☞能否倾听这样一种解释：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古彝文是夏代的官方文字，殷革夏后，彝族便迁往南夷高地，却留下辉煌的三星堆？这种假设出的意义，能否解释三星堆文化“历夏商周”这样的绵延性、完整性？

三星堆二号坑青铜C型人

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当

当年，偶遇旅居法国的摄影师曾年，他正为美国《国家地理》拍摄介绍蜀地的三星堆文化，我引他看陋室庋藏的三星堆古玉，闲谈时涉及“中国的……”，曾速匡正，历史上“中国”的说法很晚。这点他是对的。

《礼记·中庸》“洋溢乎中国”，《汉书》“统天下，理中国”……，都指的是中原黄河流域一带。那时一族一国，叫方国，是草昧至周朝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逐渐翦灭而趋统一。这应该是梁任公“中国三段论”中的第一段——即“中国之中国”，然后才是亚洲之中国，最后是世界之中国。

所谓“中国之中国”，也就是华夷互换时期的中国。苏秉琦先生曾诟病历史教育两大怪圈，第一个怪圈就是“中华大统一观”，也就是把汉族史看成是正史，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则一笔带过。所以，言先秦时期巴蜀尚未入华夏，有些问题，因过去是“入夷则夷，入夏则夏”，四川的族团、方国之治，没什么不同，且六夷、七羌、九氐，民族之多，混杂，繁衍，故复杂性便成为重要特征。民间三星堆玉石器，在越有利解开三代之谜时，则反倒和传统严重地冲突，也说明了这点！难怪李济曾有那著名的论断：“两千年来中国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中国文明的开始》）。由西北方向看，那种把长城以外断送给“异族”固然错误得很，——若再调头往西南方向看，那种把“夷”断送给“华”的做法就同属“卤莽灭裂”。

青铜遂公盨

汉彝学者辨识字符大相径庭

上世纪30年代到目前为止，普遍认为三星堆文化的官方器物没文字。而彝族学者到博物馆，却能辨识不少古氐夷文字。不光是文字，还有器物、图腾、符号、造像，汉彝学者的阐释都大相径庭。就连汉族学者识别不了公之于世的字符，也为彝族学者阿余铁日所破，他破译过不少民间的玉石铭文。有趣的是，北大语言研究中心有个课题小组正在构拟藏缅古语形态，桥梁是古彝语，而彝族学者构拟三星堆文化，其桥梁也是古彝语，三星堆玉石铭文也就此绕不开了。但，有图文的玉石器，十年来都流布民间，所以，才有了前不久厦门的“三星堆玉石文化研讨会”，由热心的民间赞助发起，有海内外学府大儒参加，想看能不能找到研究的新路。事后经个别媒体“矮化”处理，遂沸沸扬扬，患了“文化”敏感症！

青铜遂公盨铭文

这里的“文化”，牵涉最深的内容，依我看也就是玉石文字。揭橥于世，多在坊间，也就是说没“坑口”，虽有跃跃欲试者，也只能望而却步。说来也怪，红山文化著名的C形龙、保利集团纪禹功的青铜器等国家重器都没坑口，却仍能登大雅之堂，而民间三星堆要拿文字说事却犯众怒，想来该是背景不同，却占了好沽名者的要津，当然虚弱。但民间所发现的两千以上不同的文字——肯定不会有虚弱的表现。有明眼的专家认为，这些玉石文字应该是甲骨文之后，所发现的最具规模的上古文字系统。彝族学者阿余铁日甚至还有“彝文字和汉文字越古越同源”的论证。

“岣嵝碑文”（禹王碑）

甲骨文之前有没有文字

三星堆玉石出土，要追溯到1927年代的燕道诚，故事尽人皆知。其实，真正讲故事的不是燕氏，而是那些围绕玉石器，关注华夏五千年文明史的人，包括许多外国人，如桑志华、德日进、安特生等。最重要的还是李济在安阳、二里头的发掘，让甲骨文成为最终的事实，让章太炎闭了嘴。李济认为，甲骨文字决不是原始的，无疑在此之前有个很长的历史发展时期。

蝌蚪文龙玺

三星堆发掘，开始非常民间化，1930年代包括董宜笃牧师、军人陶宗伯、好古的罗县长、华西大学美籍教授地质学家戴谦和，随后才是华大博物馆馆长美籍教授葛维汉、副馆长林名均。通过后者，远在日本的郭沫若也知道了此事，并回了那封著名的信件。信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强调探索四川史前文化和周边地区文化接触的重要性，也谈及甲骨文中就有“蜀”称。没想到，一语成谶，直到现在，多数论及三星堆也都难逃此旧窠，与器物的辉煌不符。

蝌蚪文龙玺印拓（文字未破译）

依笔者陋见，阻碍健康研究略有两个原因：一关乎理念，二关乎器物，两相交恶，又导致更坏的循环，欲罢不能。

所谓理念，就是“中华大统一观”，或“中原文化先决论”。有不少人爱用《蜀王本纪》的“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来证明这点。但就笔者由南到北所见，民间庋藏的抚五弦琴、习族礼、鼓乐舞的造像，足可消“未有礼乐”之说。扬雄言“不晓文字”，因为时代隔膜，不消说他，就是孔子，距夏更近，也曾感慨言夏资料不足。从中看出，论证所需文献之重要，包括典籍，也包括器物。

神龟负洛书玉雕

商周为西方承认，因有甲骨卜辞，而夏朝就得费功夫了，因为没发现文字。为此，一国倾全力又押在了偃师二里头，但除“夏商分界”、“西亳”一类假设，至今还没听说发现了甲骨文之前的文字。而夏不能证，“夷”也就仍然会被“华”给遗忘。可惜，这些关注，因器物之便，又默默地肇始民间，想想发现甲骨文当时的窘况，谁又不能释然。

世界最早的金杖

三星堆之谜关键在文字和图识

从燕氏到现在，民间收藏可分两个阶段：上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为一段落。燕家出土400件，大多流布民间，异地和国外恐怕都有。民国要人陈立夫当时在重庆所得神人面具，就是其中之一。美国芝加哥美术馆收藏了一件捆绑俑。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有三件三星堆玉器，估计是后来流失出去的。包括日本、新加坡东南亚诸国。

说没发现文字恐怕有误，当地文管所就收有铭文的青铜器。二号坑青铜C型人首额头上，有“H”符号，据研究，就是“风”姓氏异体字，也就是古籍所言“ 尧教化及雕题蜀越”中之雕题人的文字，所谓“雕题”，就是额头上刻字者。王家祐从战国至西汉的文物上分别辑录有一百五十余种图像文字，后被称作“巴蜀图语 ”，但和我所见到的玉石文字并非同一书体。

除王家祐、卫聚贤外，研究巴蜀文字的还有蒙文通、李学勤、李复华、童恩正、钱玉趾。王家祐和李复华撰文认为，巴蜀符号具有看图传语的功能，并提出巴蜀方块字与夏有关，是夏人先祖西凌氏文化。钱氏撰有《古蜀地存在过拼音文字》的论文，认为巴蜀符号实为拼音文字，和古彝文有关。

1990年代文物开禁，三星堆玉石器也就此不断流向社会，于是进入第二阶段。最初广汉有几个藏家。稍晚，成都的张思勇遂规模最大。外地收藏较多者是北京、深圳、广州和香港。成都、重庆约有三十来位。而首先把注意力引向玉石文字的，是张思勇和梁氏合著未出版的《古蜀玉石文藏品选》，表明民间已清醒意识到，欲破三星堆文化之谜，关键在文字、图识。官方研究器物之缺失，恰恰又是许多人固执己见，无视坊间努力，诋毁民间收藏的恶果。

三星堆古文化遗址

神秘的夏朝龙印

斯拉沃热·齐泽克在《幻想的瘟疫》中谈到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日常生活中，其实，有许多外在的表征会直接将意识形态（广义的）物质化为功利性，而我们却熟视无睹，还在那为自以为“突然的发现”幸灾乐祸，其实真相早就在那里了。比如迈克尔·杰克逊的不道德行为（指娈童癖），并非事发过后才暴露出来，而早在《颤栗》和《真棒》两张专辑中就已显露。“潜意识就在外表，并不是隐藏在什么深不可测的深渊中。引用**《X档案》中的一句名言：真相就在那里。 ”（《幻想的瘟疫》）。

借社会学的描述，我们也不妨说，关于夏朝文字，其真相恐怕也早就在那里了。甲骨文是很成熟的文字，之前，必有漫长的演变。若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原始文字到殷商甲骨文，有五千年之多。这点，没什么争议。争论焦点主要是，夏有无文字？有，是什么形态？又在何种范围？郭沫若、徐中舒持怀疑态度，或认为没有。唐兰认为有，因为根据《竹书纪年》、《史记》、《尚书·禹贡》等典籍对夏商两代世系、年数、史事详细的记载，夏应在信史之列，孔子对尧、舜、禹的描述，也并非虚言。《尚书·多士》：“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说明，殷前之夏朝，为典册所载，虽递嬗却关系紧密。更有甚者，保利艺术博物馆所藏青铜遂公盨，是距今近3000年的器物，其99个铭文，比晚数百年的《尚书》还更早记述了夏禹治水的伟绩。禹真，夏便真，无夏，便无华，此话并不为过。夏朝历经十四代十七王，足见盛世，不可能没有文字，甚至还是相当成熟的文字；故在它之前就有雏形，也就涉及仓颉；再之前，就是伏羲定人道，造书契（包括木板、玉板，书各执一侧谓契，以相考合），画八卦，以代结绳之政，规天为图，矩地取法，龟卜作易……此非文字演变之迹又是什么？后世所留“仓颉书”、“夏禹书”、 “岣嵝文”，也流传甚广，并日渐热闹，盖因能让人更接近夏朝文字的真相。

尤其“岣嵝碑文”（也叫禹王碑），最该注意，并非因为传奇性，而是自明代杨慎等人释读以来，已有不少破译，费时短则数年，长则十来年，释读不尽相同，但主流看法是记大禹治水之功，和三国魏人张揖、北魏郦道元的看法相同，与遂公盨内容近似，只是时间更早，大胆确认为夏朝之物没什么问题。有两点可支撑这种看法：其一，岣嵝碑文就字体而言，为“蝌蚪文”。关于此书体，孔安国在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尚书》的序言中有最直接的描述，真相就在那里，不可不读：

“……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汉室龙兴，开设学校，旁求儒雅，以阐大猷。济南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裁二十余篇。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百篇之义，世莫得闻。至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蝌蚪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闻金石丝竹之音，乃不坏宅，悉以书还孔氏。蝌蚪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

到此，若现在听人断蝌蚪文为夏朝官方文字，称夏篆，姑且为一说，不足怪。只叹南岳岣嵝碑湮没无闻，天下摹刻，也算穷途末路对老祖宗的一种缅怀。蜀地北川西羌禹穴，也有一通蝌蚪体的禹王碑，未知渊源，大震前见考察，湮没只剩二十来字，现在也不知毁塌与否。虽知蝌蚪为虞夏商周书体，却无从考其滥觞之地。

侥幸，东边不亮西边亮，在民间所收藏的三星堆玉石器中，有枚玺印，高达50厘米，长柄为龙爬柱，似乎表现的是一种体高而独的架势。龙首为头，头，就是独，谙寓首始。中国文化首始者，非劳天下而死为社稷者，历数天皇、地皇、人皇，也只有大禹符合这个标准。已故神话学大家丁山先生，著有《禹平水土本事考》，揣摩其意，既然比较巴比伦洪水神话、希伯莱诺亚方舟、印度神鱼教人避洪，中国也该以洪水传说为国史起点。有灾害，就有治害的领袖，非禹功莫属。古代记载之中，“无不泐为禹迹”，《诗经》也好，鼎彝铭识也罢，“自宗周初叶至于春秋中期，数百年间所流传之可信史料，无不盛道禹平水土之迹”（《古代神话与民族》）。前面所言遂公盨可为证明。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大禹故事的流传，“不始宗周，当数典于殷商以前”，自当为夏。

但这和三星堆龙玺有何干系，——丁氏从甲骨文刻辞入手，考“禹”字，龙蛇之属，雨师的象征，“禹为雨神，固矣”。因为“应龙即句龙，句龙即九龙（演为禹霸九州），九龙即九首之虺，九虺即禹。禹就文字本义而言，确龙蛇之类也”。禹为姒姓，姒的篆文颇像“蛇身自环”，此符在三星堆玉石文中常常出现，且能和古彝文对应。很明显，蛇为夏后氏民族图腾，而三星堆玉石造像中，龙蛇又是其主要的图腾符号，就绝非偶然了。闻一多和童书业早就考证论断蜀王“杜宇”即“ 社禹”（见孙作云《蚩尤考，中国古代蛇氏族制研究·夏史新探》），而“鳖灵”即“鲧”，若这成立，那么蜀即夏，而我们今日所见三星堆文字系统也就是夏文字。难怪三星堆令那么多不大捧书的专家晕头转向。

因为二里头和三星堆的相似性引起越来越多的注意——比如，按碳十四测定，符合夏朝的首推两者；器物相似，包括牙璋、铜牌、陶豆、陶盉；部分文字符号相似，而且比甲骨文还早，遂引出另外的话题——如果，这些文字能用古彝文释读，那么彝和夏又是什么关系？能否倾听这样的解释：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古彝文是夏代的官方文字，殷革夏后，彝族（谁呢？）便迁往南夷高地，却留下辉煌的三星堆？

这种假设出的衰败，能否解释三星堆文化“历夏商周”这样的绵延性、完整性？比如，约定俗成的文字也能和人一样跑得无影无踪吗？——因为，迄今还没有听说二里头及周围夏朝考古学核心区找到和三星堆玉石文相同的文字。这“夏－彝”话语圈在哪？三星堆文字自成一体，无论数量、书写方式的多样化、在甲骨文之前之后、甚至在夏后夏前都独领风骚——否则怎能解释，那多出来的七百余年？蝌蚪文可能会成为一条线索。

所以，这枚三星堆的龙玺也就不平凡起来。它的纪念性非常明显，似雕塑，而更不像玺印。座四方外凸，底有四字，对照《绎史》中刊布的岣嵝碑文，笔划头粗尾细，委曲蜿蜒，均为标准的蝌蚪文。柱体两侧，座四面均有和蝌蚪文完全不同的书体，夏朝文字传言的混合性也由此呈现。从白化程度看，夏朝之物的可能性相当大。是目前吾国已公之于世最早的印章，说夏朝第一印绝不为过，意义十分重大。这枚国宝级的孤品龙印玉玺，仿佛玉烛，给夏文字及其背景的探索一缕曙光，使我们能追随其后，回到三星堆玉石文字的问题上来。

既然三星堆玉石有了蝌蚪文，二里头没有，龙山也没有，红山、齐家、良渚都没有，那也就不再避嫌言夏。华夏的分界线不是华夷，而是北方文字系统的伏羲、炎黄，与更成熟活跃的南方文字系统——实际上又是北方语系的鲧禹夏后，也就是孙作云所谓的“龙虎斗”——实际上是北方的熊图腾和南方的蛇图腾之战，血缘叠加文字，没文字的东夷也搅和进来（金沙遗址的良渚琮，和西北方向大量的良渚文化玉石说明这点），故有速度之混合。三星堆玉石造像中，我们不难悟出大量龙蛇鸟混合图腾的社会学意义，而标志性的文字事件就是“河图命庖，洛书赐禹”。而这恰恰又被民间所庋藏的另一樽雕塑所证实。

这樽雕塑，为戴冠神人，跣足立台上，双手捧卷轴——也就是神龟负洛书的拟人化表现。因为，在神像背后，镌刻有神龟的图像。最直接的说明，是台基两侧对称性的大鱼图案，印证了《拾遗记》有关夏鲧的描写：鲧因治水无功，“自沉羽渊，化为玄鱼，横修波之上，见者谓为‘河精’”。神龟是河精的使者，以献含治水秘诀的洛书给禹。由语言传说凝固为三维空间完美的雕塑，以人为本，这在红山文化、齐家文化、良渚文化都未发现，弥足珍贵，故为东方玉石文化的杰作。这尊雕塑之所以能为典型器，还在于它首次表现了父系社会“失败之英雄”的沉郁精神，此精神千百年来，混合变形（犹如龙的神话本身），纵横南北，必渗透外省族团的离心力。黄帝轩辕时代，龙马出河图，鲧禹时代，神龟负洛书，于是“圣人则之”，其要义也就全在这里。所以，通过它，我们除了去理解故事的原委，还更应该看清雕塑后面悲剧的叙事性来——那就是大胆的史学家所推断的另一种可能：鲧禹之夏族，也就是蛇图腾部族，先据中原（这点尚难苟同），亡国后（蚩尤被杀）被罚苦役，通过治水，混合三苗九黎及蛇、鸟、猪、鳖四部族，终于再次强大。三星堆玉石文化正是投影在这一背景之中的世界图景，其文字，也将慢慢诉说真正意义的中国本土艺术的渊源流变，而这一切，恰恰是被后来者混淆了，或者说，给遗忘了。

《三星堆之迷》——《巴蜀图文》，例外还有七部令人费解的“古文字”书：《仓颉书》、《蝌蚪文》、《夏禹书》、《红岩天书》、《夜郎天书》、《东巴文书》、《峋嵝碑》。

摘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位于中国云南省东南部，北连昆明，东接文山，西邻玉溪，南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接壤，北回归线横贯东西。红河是云南省第四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和部分社会经济指标居全国30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之首。下面就和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有哪些景点吧！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有什么好玩的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旅游攻略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简介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位于中国云南省东南部，北连昆明，东接文山，西邻玉溪，南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接壤，北回归线横贯东西。红河是云南省第四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和部分社会经济指标居全国30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之首。

红河州国土面积3293万平方公里，下辖4市9县，总人口4561万人（2012年），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边疆少数民族自治州，有10个世居民族，有241万少数民族人口。

红河州有滇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蒙自，有世界锡都个旧，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建水；文献名邦石屏；有河口和金水河两个国家级口岸；有的锡文化、陶瓷文化和梯田文化。红河是云南经济社会和人文自然的缩影，是云南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也是中国走向东盟的陆路通道和桥头堡。红河州被列为第二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民族文化

彝族

彝族古籍文献丰富，全州散存于民间的彝文古籍二千多卷，著名文献有《尼苏夺节》、《彝族创世纪》、《太阳历》等。经典的舞蹈有哈尼族的芒鼓舞、乐作舞，彝族阿细跳月、烟盒舞，苗族芦笙舞等。

经典音乐有石屏彝族的海菜腔等。《哈尼四季生产调》、哈尼族多声部音乐、彝族烟盒舞、彝族海菜腔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民族乐器有彝族的巴乌、口弦，苗族的芦笙，傣族的葫芦丝等。图腾崇拜有哈尼族的祭龙，彝族的祭火、祭山等。

哈尼族

哈尼族是云南特有的少数民族之一。红河州的哈尼族人口69万人（2004年统计数据），占全国哈尼族总人口的489%，主要聚居于红河南岸红河、绿春、元阳、金平县和建水县部分地区，自称和他称有“哈尼”、“糯比”、“糯美”、“奕车”、“白宏”、“腊味”、“阿梭”、“布都”、“期的”、“各和”、“碧约”、“卡多”、“哈欧”、“西摩洛”、等十余种。自称称谓多源于祖先名，有的源于居地名，或服饰、图腾及其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本民族意愿，统一称哈尼族。

哈尼族有悠久的历史，与彝族、拉祜族永源于古代的诸羌部落。隋唐时期，哈尼族与彝族的先民同被成为“乌蛮”部落。当时，滇南、滇东北的“乌蛮”部落，被成为“南中”、“三十七蛮部”，其中“因远”、“思陀”、“溪处”、“落恐”、“王弄”等七部多为“和蛮”（“和泥”）,为哈尼族的先民。公元937年，南诏通海节度使段思平曾联合“三十七部”进军大理，推翻了篡夺南诏政权的“大义宁国”，建立了大理国。哈尼族的社会形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已基本进入封建社会，由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红河南岸的哈尼族地区仍处于封建领主经济向地主经济过渡的地区。

哈尼语属汉藏语系缅语族彝语支。内部又分不同的方言和若干土语。红河州哈尼族的语言属哈（尼）_（尼）方言。哈尼族无文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帮助创造了拼音文字。

哈尼族的传统节日主要有十月年和六月节，十月年称为“扎勒特”（“扎勒特”意即捏做糯米面团子），一般从阴历十月的第一个辰龙日起，至申猴日止，历时6天。农历五月欢度“苦扎扎”（即六月节），节日3-5天。一般以农历五月的第一个申猴日为节日的第一天（也有的地区在“火把节”期间或农历四月底）。

苗族

苗族是迁入自治州较晚的一个民族，人口253万（2004年统计数据），主要聚居于屏边、金平、河口、蒙自等县。自称有“蒙”、“蒙豆”、“蒙细”等。语言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文。由于长期和汉族人民交往，许多苗族兼通汉语，语言中也有不少汉语词汇。苗族居住的高山，一般水源不多，土地贫瘠，只能种植玉米、荞子等旱地作物，然而地域广阔，草场丰富，为发展畜牧业提供了便利条件，因此，苗族除从事农耕外，还大量饲养黄牛、驮马。服饰，各地不完全相同，妇女的衣着更是多样。妇女擅长纺织、绣花、蜡染、工艺精致、富有民族特色。苗族有丰富的民间口头文学，内容广泛。重大节日有每年农历正月初五举行的“踩花山”。

哈尼_扎扎节

_扎扎亦称“苦扎扎”，哈尼语为Kuqzaqzaq。节日名。是哈尼族的“四大”（干通通、_扎扎、昂玛突、福思扎）传统节日之一，主要是祭“俄咀阿培”。此节日活动与梯田栽插节令有关，是一次全寨性的宗教祭祀活动，因而各地过节时间不尽一致。按照传统习惯每年农历六月头一轮属鼠日开始过节，节期为三天。节日头天，全村统一杀头牛或猪，肉按户平均分配，各家分别祭祖。节日期间，互相走亲串戚，互送供品，祭献祖宗。年轻人穿上节日盛装到村边磨秋场撵磨秋，打秋千，跳舞唱歌。节日的第二、三天，各村寨的年轻人，组成撵磨秋队，个个都穿上最漂亮的节日盛装，逐村逐寨地撵磨秋。每到一地又唱又跳，并表演打磨秋绝技，直到日落西山方返回，以此预祝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收，人畜兴旺，家家户户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

彝族火把节

彝族火把节是所有彝族地区的传统节日，火把节多在农历六月二十四或二十五日举行，节期三天。“火把节”一词是汉学者根据节日活动时“夷人以火炬”度节来命名的。火把节的原生形态，简而言之就是古老的火崇拜。火是彝族追求光明的象征。彝族每年分阴阳两截为四季的十兽历法，阳年年尾的“天地汇合节”是杀牛祭天（太阳神）有招魂，载歌载舞；阴年年尾“上下联节”，以祭祖狩猎为主。每年阴阳两个过年日按太阳回北或到南端，但星柄还没有正上指或正下指的时间差来确定。每个过年日一般3-5天。十月历每月36天，分上、中、下三旬，每旬12天。火把节是彝历秋季的的开始，因此，“六月二十四”的节日来源于每月36天的彝族十月兽历，并有深奥的哲学含义。它用历法固定节日，同时又可以通过节日推算历法。其中“六、二、四”三个数，六指阴年的起点，二是阴阳两截，四指四季。

红河各地彝族火把节的时间相对统一，均为夏历六月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日三天。活动内容有杀牛祭太阳神、祭祖先山神、招魂驱鬼等活动。现在的活动内容主要演变为摔跤、斗牛、歌舞比赛等娱乐活动。

特产

红河州境内土特产品有个旧的锡制工艺品，建水的紫陶、狮子糕、燕窝酥、草芽，蒙自的年糕、过桥米线、甜石榴、开远的甜_头、六果液，石屏的豆腐、杨梅、八面煎鱼，屏边的蛤蚧酒、熊胆酒、荔枝，弥勒的葡萄酒、风吹豆豉、红河卷烟，绿春的玛玉茶、云雾茶，泸西的东山火腿，元阳的南沙干巴、梯田红米、芒果、香蕉，河口的菠萝、香蕉、荔枝等。

阿买妮的彝语诗律总论及三段诗

导读诗

诗中各有主，各体有区分。

各有各体裁，各有各的韵。

各有各的景，景因物而呈。

丰赡在于景，景依内容定。

扣则血肉连，句句见分明。

精由笔底出，妙在偶间韵。

评诗重文采，写诗义要深。

三段诗三题，三题要分清，

前两段写物，后一段写人，

景物主相连，三段紧相依，

段段声押韵，各段扣分明。

词句紧相扣，诗意才显明。

一唱而三叹，回环而复沓。

     根据传说以及有关材料的记载和考证，阿买妮是与举奢哲同时代的人，也就是说是相当于是南北朝时期的人。阿买妮是彝族古代的大毕摩和大诗人，而且是彝族古代著名的教育家。由于她大量著书立说并且有诗文传世，对彝族文化教育的发展有巨大的贡献和深远的影响，彝族人民历来把她尊为传播知识和文化的女神，被尊称为“先师”、“天师”――即彝语所称的“恒也阿买妮”。阿买妮的著作现在能知道的还有《人间怎样传知识》、《猿猴做斋记》、《奴主起源》、《独脚野人》、《横眼人与竖眼人》等，还有其它论经书、论诗文的文章。阿买妮的《彝语诗律论》大约有2500行，是从彝族古籍《把书》中译出来的。“把书”是彝语，意为“论万事万物”，实际是一种内容广泛的论文集。这部诗论原题直译为“论诗、书之文”，但是按照其内容，从头到尾都是以各种体裁的诗歌为例来论述彝语诗歌的音韵格律，所以被冠以《彝语诗律论》的名称。

       阿买妮的《彝语诗律论》是一部十分重要的彝族古代文艺理论，以阐述彝语诗歌的格律和范畴为重点，提出了一整套具有鲜明的彝族美学特色的文艺理论思想，是彝族文艺理论的奠基论著之一，对后世的彝族文艺理论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她提出的有关诗歌的音韵格律和美学追求，被后来的诗人和学者们所尊崇，奉为圭臬，许多重要的诗学理论为后世的诗学家们所难以超越。阿买妮在《彝语诗律论》中指出：

     “诗中各有‘主’，各体有区分。长有长写法，短有短讲究；各有各体裁，各体有分别。各有各的韵，各有各的声，各式各样扣，各自要分明。上下韵相联，字字有区别。各有各的‘主’，各类‘骨’不同。各有各的格，格在句中存。各有各的‘景’，景因物而呈。丰赡在于景，景依内容定。‘扣’则血肉连，句句见分明。‘精’由笔底出，妙在偶间韵。‘惊’赖乎文采，灿仗乎美文，笔力在能惊。体势放眼得，风致凭挥洒；事物各有‘体’，体势各参差。故事重主脑，诗以韵律分。叙事体为主，诗歌各种型。书籍谁来写？诗册有人评；以下我所作，后世去议论。诗文代代传，代各有特色。评诗重文采，写诗义要深；诗义若浅露，情文不相生。诗文各有类，非可随意分。诗我写不好，来者自品评。诗文各有‘体’，我来细寻根。”

        这一段诗论可以看作是阿买妮的整个一部《彝语诗律论》的总论纲，因为在这一节诗论中她提出了主、体、体裁、长、短、韵、声、扣、字、骨、立、格、景、物、丰赡、内容、血肉、精、惊、文采、美文、笔力、体势、风致、主脑、韵律、故事、叙事、诗义、情文、类、品评、根等等十分丰富而又重要的诗学概念和范畴，这些与她在后面的诗论中提出的题、旨、风、味、对、合、角等等术语合在一起，构成了阿买妮彝语诗学的理论体系，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阐发了她的诗学理论思想。三段诗理论是阿买妮的诗学理论思想之一。

       《彝语诗律论》全面、系统的总结了彝族“三段诗”理论。

这个理论有别于汉族的几乎两千多年的文艺理论，独具彝族特色。可以说，“三段诗”的理论概括，在彝族文艺理论批评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所谓“三段诗”，是彝族彝语诗中最常见的、最富有民族特色的一种诗体。鉴于每首诗都分为三段，故称之为“三段诗”。《彝语诗律论》的主要论点：  

“三段诗”的理论概括首先是阿买妮提出来的。她在《彝语诗律论》中写道：“诗要容易记，人人都记得，写诗的时候，须分为三段：前两段写物，后一段写人，必须这样写。‘’并指出：“三段诗三题，三题要分清，三题要照应，才能出好诗。

”作者又云：“写作三段诗，三段不能分，段段相扣连。”再说：“诗中的三段，头一段写景，二一段写物，三一段写主（点题），景物主相连，三段紧相依，段段声押韵，各段扣分明。”

        并提供了范例。朴素、清新、自然的“三段诗”理论，有范例，有归纳，有概括，给人看得见，摸得着。这里，姑且把她的例证作一引证：

花香啊花美，春来百花香；

好花春常在，冬来花不香。

凉水啊凉水，春来好凉水；

春天你不凉，冬天变雪水。

姑娘啊姑娘，二十当姑娘；

二十不出嫁，年老难当娘。

        阿买妮讲解到：“如像这首诗，才能叫做诗；一首共三段，三段来写成。这样的写法，诗歌爱好者，只要记一段，三段全能记。”并指出：“诗歌这样写，词语这样评，词句紧相扣，诗意才显明。”这是朴实无华，明白如话的文艺理论。今天也可以从中找出对我们有益的东西。

      “三段诗”的最显著特征，就是诗句的回环重叠、复沓设喻。这是彝族诗歌的原始美、朴素美之处。阿买妮认为，诗句回环重叠，章段复沓，目的是为了点题，即点明诗歌创作的主旨。这是创作方法的需要，是彝族诗歌的一种富有民族特色的独到的表现模式和手法。阿买妮把它概括为“三段诗”，这是她在彝族古代文艺理论批评史和诗歌史上的伟大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