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重视礼乐，古人认为音乐是贵族礼仪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周朝讲究礼乐制度另外，古代统治者也有通过收集民歌进行民情的考察的习惯，认为通过民歌可了解民众的生活，加上古代没有丰富的娱乐，音乐就成为为数不多的娱乐方式之一了

再一个就是孔子提倡“乐”，

03年一位网友是这么解释的，感觉很有道理

为什么在先秦的古籍里，特别重视音乐的教化功能，音乐和政治有什么联系？

我也在研究中国古代为什么那么重视礼乐教化，而同时西方却如此重视科学和民主。也许这与中国古代的地理环境有关，是一个大内陆农业国家。中国古代文明被称为“**文明”，因为他和农业，和稳定有很大的关系，在农业文明中，制造一种“序”来保持稳定很重要。而农业文明的居住方式自然是血缘关系，以“礼和孝”来稳定是非常自然的。礼是对人的具体行为的要求。而音乐呢？音乐是和诗歌不分的，它们共同来作用于民众的内心情感。总之，礼和音乐都是为“稳定”也就是“安”这个农业文明的先觉条件服务的。而西方文明是一种“蓝色文明”，和海洋息息相关的，总体说来，是一种商业文明他的人际关系非血缘的成分较浓，重视流动和交流，因此很容易趋向科学和民主。

有：俞伯牙、师旷、李延年、李龟年、姜夔等。

1、俞伯牙

伯牙，春秋战国时期楚国郢都（今湖北荆州）人。虽为楚人，却任职晋国上大夫，且精通琴艺。伯牙抚琴遇知音就是他在探亲回国途中发生的故事。

这个故事最早是从民间口头流传下来的，历史上并无确切记载。在古籍中，最早见于战国郑人列御寇著《列子》一书中有关于伯牙抚琴的故事。

伯牙是当时著名的琴师，善弹七弦琴，技艺高超。既是弹琴能手，又是作曲家，被人尊为“琴仙”。最早见于《列子·汤问》篇。《荀子·劝学篇》亦曾讲“伯牙鼓琴而六马仰斜”，可见他弹琴技术之高超。

《吕氏春秋·本味篇》记有伯牙鼓琴遇知音，钟子期领会琴曲志在高山、流水的故事。《琴操》记载：伯牙学琴三年不成，他的老师成连把他带到东海蓬莱山去听海水澎湃、群鸟悲鸣之音，于是他有感而作《水仙操》。

琴曲《高山》《流水》和《水仙操》都是传说中伯牙的作品。后人以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故事为题材还创作了琴歌《伯牙吊子期》。

2、师旷

师旷，字子野，今河北省南和县迓祜村人（《庄子·骈拇》陆德明释文），春秋时著名乐师、道家。他生而无目，故自称盲臣、瞑臣。为晋大夫，亦称晋野，博学多才，尤精音乐，善弹琴，辨音力极强。以“师旷之聪”闻名于后世。

《说苑·君道篇》载师旷言云：“人君之道，清净无为，务在博爱，趋在任贤，广开耳目，以察万方，不固溺于流欲，不拘系于左右，廓然远见，踔然独立，屡省考绩，以临臣下。

此人君之操也。”他艺术造诣极高，民间附会出许多师旷奏乐的神异故事。洪洞县曲亭镇师村师旷墓遗址。

3、李延年

李延年，西汉音乐家，生年不详，前112年春天为武帝所用。汉武帝宠妃李夫人的哥哥。李家世代为倡，李延年与其妹李夫人皆出自倡门，能歌善舞，容貌喜人。

李延年原本因犯法而受到腐刑，负责饲养宫中的狗，后因擅长音律，故颇得武帝宠爱。一日为武帝献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李延年的妹妹由此得幸，后来封为李夫人，汉武死后李夫人被追封为汉武皇后。

后李夫人生下了昌邑王刘髆，产后不久病逝。李延年也得以被封“协律都尉”，负责管理皇宫的乐器，极得武帝幸爱，“与上卧起，甚贵幸，埒如韩嫣”，成为汉武帝的男宠。

李延年对后世音律作词起着深刻的影响。礼教不分家，他的音乐著述无一不为了封建王朝的统治。在文化上，他的代表作《佳人曲》对五言诗起着一个开端的作用 。

4、李龟年

李龟年（696年-762年），邢州柏仁(今河北隆尧县西部)人，李景伯之子，唐朝音乐家。李龟年善歌，还擅吹筚篥，擅奏羯鼓，也长于作曲等。和李彭年、李鹤年兄弟创作的《渭川曲》特别受到唐玄宗的赏识。

安史之乱后，李龟年流落到江南（此处指唐朝的江南，唐朝的江南在今湖南省；唐朝的江左在今江南地区），每遇良辰美景便演唱几曲，常令听者泫然而泣。李龟年作为梨园弟子，多年受到唐玄宗的恩宠，与玄宗的感情非常人能及。

唱了王维的一首《伊川歌》：“清风明月苦相思，荡子从戎十载余。征人去日殷勤嘱，归雁来时数附书。”表达了希望唐玄宗南幸的心愿。唱完后他突然昏倒，四天后李龟年又苏醒过来，最后忧郁而死。

5、姜夔

姜夔(kuí) （1154-1221），字尧章，号白石道人，汉族，饶州鄱阳（今江西省鄱阳县）人。南宋文学家、音乐家。

他少年孤贫，屡试不第，终生未仕，一生转徙江湖，靠卖字和朋友接济为生。他多才多艺，精通音律，能自度曲，其词格律严密。其作品素以空灵含蓄著称，姜夔对诗词、散文、书法、音乐，无不精善，是继苏轼之后又一难得的艺术全才。

姜夔词题材广泛，有感时、抒怀、咏物、恋情、写景、记游、节序、交游、酬赠等。他在词中抒发了自己虽然流落江湖，但不忘君国的感时伤世的思想，描写了自己漂泊的羁旅生活，抒发自己不得用世及情场失意的苦闷心情，以及超凡脱俗、飘然不群，有如孤云野鹤般的个性。

姜夔晚居西湖，卒葬西马塍。有《白石道人诗集》《白石道人歌曲》《续书谱》《绛帖平》等书传世。

-姜夔

-李龟年

-李延年

-师旷

-俞伯牙

中国音乐史研究的是中国音乐的历史，主要讲述了远古时期至当代的音乐发展沿革，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是民间音乐，针对民间音乐的发展，内容、结构等方面对于民间音乐进行阐述。

从学科来说，民族民间音乐和中国古代音乐史都属于“艺术学”下的1302“音乐与舞蹈学"。

但从专业研究方法来看，中国古代音乐史更注重“案头”工作，中国传统音乐则和民族音乐学较为相似，对“田野”和“案头”都为注重，但个人感觉“田野”是首要的。

从学习内容来说：

中国古代音乐史是对中国（区域）古代（历时性）的音乐内容（乐器、乐舞、乐曲、机构、乐人、音乐种类等）进行学习和深入研究的学科。

更多的是基于“案头”（书本）知识，在古籍中进行考究。

当然如果有考古重大发现，那也是有“田野”的可能，但是古墓发掘和勘探现今国家都较为慎重，因为相关技术还不够成熟，万不得已，是不会动的。

民族民间音乐是对中国（区域）传统音乐进行学习和研究的学科。

民间音乐又包括民间歌曲民间舞曲说唱音乐戏曲音乐民间器乐五大类（体裁分类法）。

三命通会

《三命通会》作者为明朝进士万民英。该书在传统命学的历史上拥有非常高的官方地位，而 足本《三命通会》共十二卷清朝编修的四库全书将其着作《三命通会》《星学大成》收录，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4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官修编年体通史，是“正史”的代表作。

5诗经

第一部诗歌总集。

6论语

《论语》首创语录之体。汉语文章的典范性也发源于此儒家（在春秋战国时期与墨家对立）创始人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礼”和“中庸”。《论语》主要是记录春秋时期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一部书。 《论语》的语言简洁精炼，含义深刻，其中有许多言论至今仍被世人视为至理。

7三国志

《三国志》全书一共六十五卷，《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陈寿是晋朝朝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三国志》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记刘备为《先主传》，记孙权称《吴主传》，均只有传，没有纪。 三国志《三国志》位列中国古代二十四史记载时间顺序第四位，与《史记》（司马迁）、《汉书》（班固）、《后汉书》（范晔、司马彪）并称前四史。

8说文解字

一部字典一个中华。

9全唐诗

《全唐诗》，900卷，共收录唐代诗人二千五百二十九人的诗作四万二千八百六三首。

10三字经

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启蒙读物

《三字经》与《百家姓》、《千字文》并称为三大国学启蒙读物（其中《千字文》存在《古千字文》、《叙古千字文》、《续千字文》、《新千字文》等不同版本）。《三字经》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它短小精悍、琅琅上口，千百年来，家喻户晓。其内容涵盖了历史、天文、地理、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

是央视自己创作的。

《典籍里的中国》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与央视创造传媒联合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由撒贝宁担任当代读书人，王嘉宁担任节目主持人，田沁鑫担任艺术总监。

节目聚焦优秀中华文化典籍，通过时空对话的创新形式，以“戏剧+影视化”的表现方法，讲述典籍在五千年历史长河中源起、流转及书中的闪亮故事。

节目于2021年2月12日20:00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首播。

节目特色

《典籍里的中国》聚焦享誉中外、流传千古的典籍，讲述从典籍出发的中华文明史。节目依托典籍的文化IP，另辟蹊径捕捉典籍中的亮点，把“珍珠”串联成文化之链，构建成深刻全面且有洞见的文化传播、交流的历史图谱，对中华文明脉络进行梳理。

节目设立“历史空间”、“现实空间”两大舞台创新节目形态，在历史空间中采用影视化拍摄手法，对典籍的故事进行可视化呈现。

节目邀请知名导演担当影视指导，口碑佳实力派的影视嘉宾进行故事演绎，结合环幕投屏、AR、实时跟踪等舞台技术，展现千年历史中经典书籍的诞生源起和流转传承。

节目针对新媒体平台进行深度开发，设计网络衍生综艺、短视频、新媒体互动产品等多种内容产品，实现大小屏联动的“叠加刷屏”。

古诗是我国优秀文化的瑰宝之一，它的语言含蓄凝练，句子间跳跃性大，意境深刻而悠远，很多诗词都成了脍炙人口的名言佳句。这里的“名”和“佳”恐怕不仅仅指那几个或者几行精炼的字和词，而是这简短的几个或几行字词所表达的丰富而深刻的内涵，这些内涵往往不是显示在这些字和词的表面形式，而是隐含在字里行间，隐含在篇章，甚至是更大的社会背景之中的，例如：阮籍的一首律诗《咏怀》：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何相见，忧思独伤心。

　　这首诗从字面意义上看描写了作者深夜弹琴的情景和孤独不安的忧思。如果我们不知道作者生活在魏晋南北朝相交的时代，不知道当时黑暗的社会政治环境和作者自身所处的地位境况，我们就不能很好的理解作者的情怀，不知道作者为何夜不能寐？不知道其实诗中的“孤鸿”、“翔鸟”都是另有所指，更不知道诗的背后还另有所隐，即对当时政治的不满和愤懑以及对浑浊的社会政治的揭露和批判。由于当时黑暗高压的政治环境，此诗多用比兴，写得比较隐晦曲折。

　　诗在言志，诗歌的内容往往表现出意义的双重性或者多重性，这也是所有诗歌所具有的一个重要特征。托物言志、借景抒情是诗歌一贯的手法，在对诗歌的内涵进行阐释的时候，我们不得不用到隐含理论，隐含理论是诗歌意义阐释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指导方法。篇章分析已成为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诗歌作为文学篇章中很有代表性的一部分，无论是从体裁、内容、还是在表现手法上都存在很大的丰富性，但关于它的隐含意义的研究并不是很多，国内一些学者借鉴了俄国诗学篇章中隐含意义的分析理论，对俄汉诗歌进行了隐含对比分析，在数量和深度上都很有限。本文借鉴了以往学者的理论观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古代诗歌中的隐含现象进行了分析。

　　（一）隐含的概念

　　1967年，美国哲学家格赖斯（H P Grice）在哈佛大学做了三次讲座，在他的第二讲Logic and Conversation (逻辑和会话) 中首先提出了隐含现象和会话合作原则，在世界语言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格赖斯开创了大规模隐含研究的先河。隐含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隐含包括听话人从语句里能够推导出来的任何间接性信息内容，不论这种间接性信息内容是不是说话人意思，是否符合说话人的意向，也不管这种间接性意思是否已经实义化；狭义的隐含只包括说话人通过语句传达的、听话人理解出来的间接性的、隐晦的说话人意思，听话人解读出来的狭义隐性内容必须符合说话人的意向，必须是已经实义化了的，而不能是潜在的，是否是说话人的意向是区分广义隐含和狭义隐含的主要标准。

　　和会话活动的形式不同，文学作品的文本大都是书面形式的，它脱离了对话式语言的现场性，作者和读者之间不能像说话人和听话人那样可以相互打断、解释或者补足，读者在解读文本内容时，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自己的世界知识、语言知识和逻辑能力，所以，在对文本的产生背景缺少全面掌握的情况下，作者所解读出来的间接性信息往往带有很多的个人痕迹，这些间接性信息可能并不是作者意欲表达的意思。在做初高中试卷的诗歌解析题目时，如果学生对一首诗的内容及其作者情况全然无所知，那么你肯定不会得到千篇一律的答案。例如对朱庆馀的《近试上张水部》的解读：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唐代知识分子十分注重考取进士，一旦考中便前程似锦。此诗便是朱庆馀在考进士之前寄于水部员外郎张籍的行卷，他将自己此时期盼又有点不安的心情描写成刚出嫁的妇人，委婉含蓄，希望能得到推荐。如果对这首诗的写作背景不甚了解的话，很有可能就把它当成一首描写出嫁新娘心态的闺情诗，当然还可能存在其他更多的解读，这在逻辑和情理上都未尝不可。难道说除了标准答案之外其他的解读都是错误的吗？这里就存在一个广义隐含和狭义隐含的判断标准问题，采用的标准不同，对这些答案的态度就不同，这一点在判卷标准中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很多学者在研究文学文本的时候主张作者死了，认为应该完全以读者、解释者为中心来欣赏、理解文本，这时采用的就是广义隐含的概念。

　　为了方便对隐含进行分类，本文将采用狭义隐含的概念，即只包括读者解析出来的和作者意向相符合的那部分内容。

　　（二）隐含产生的机制

　　诗歌中之所以会产生大量的隐含现象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

　　1、根据格赖斯会话合作原则，会话行为的顺利进行是建立在言语双方的相互合作的基础上的，他将此界定为对合作原则的绝对遵守，对其四个准则中的任何一个的破坏都会导致隐含。如果说会话合作原则是会话行为应该遵守的规范，那么，对篇章而言，语篇的衔接和语义的连贯就是应该遵守的规范。如果篇章违反了语篇的衔接和连贯规范就会产生语篇隐含，而这种隐含在诗歌中是最常见的。例如:李白的《独坐敬亭山》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第一句和第二句由于格式的对称尚且能找到语篇上的衔接，但第二句和第三句之间从表面上确实找不到形式和语义上的连贯。此时，因为这种“犯规”，诗句之间便产生了很多隐含的内容。

　　2、相对于其他体裁的篇章，诗歌是一种在格式、韵律、手法、字数上都有严格限制的体裁，追求精炼短小，既要求“句中无余字，篇外无剩语”；又要求“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要求炼句、炼字、炼意，使得诗歌不能像其它的文本或者自然对话一样更显明或充分地展开叙述，所以有很多缺失的内容情节需要读者自己去推导。尤其是四言绝句、五言绝句等在字数、韵律上要求及其严格的诗歌，作者用短短的几句话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几乎是不可能的，大量的内容情节都隐含在字词或语句之间。例如：刘长卿的《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

　　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第三句和第四句之间，在内容上出现了很大的跳跃，诗中没有写主人在听到狗吠之后接下来的举动，比如如何去门口看视，如何和客人寒暄、请客人进门等具体的情节，但根据事件的自然发展顺序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我们仍能从中推测出当时的情景，这也是为什么诗歌能给人无限遐想空间的原因。

　　3、利奇的礼貌原则可以说是对格赖斯的会话合作原则的补救原则，人们违反合作原则有时候是出于礼貌或者不好意思，比如刘禹锡《竹枝词》中的“道是无晴却有晴”。由于道德、风俗习惯的约束或者社会环境的压力，作者也会采取委婉曲折的表述方式。例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朱庆馀的《近试上张水部》，还有一些讽刺诗。

　　4、修辞手法的运用。为了语言的精炼、含蓄，内容的丰富，生动，诗歌经常运用各种修辞手法，比如夸张、暗喻、借代、衬托、比、兴、引用典故，象征、陌生化、虚实结合等。这些修辞手法的运用，丰富了诗歌隐含的内容。例如：李白的《秋浦歌》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

　　诗中采用夸张的手法，极言白发之长，按照正常的逻辑和事物的固有规律，白发不可能长到三千丈，其实，作者在这里借白发之长隐含忧愁之重。后面的秋霜代指白发，言白发之白，隐忧愁之重。

　　（三）隐含分析所涉及的因素

　　语境是篇章分析领域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与传统的语境概念不同，关联理论从认知的角度解释言语交际活动，提出了认知语境这个概念，认知语境是听话人用来处理新信息的知识，是一个人明了的全部事实的一个子集。相对于传统语境，它是心理的，是个变量。听话人在处理每个新信息时都会使用不同的认知语境，传统语境先于语句而存在，而认知语境在处理新信息时才存在。关联理论将含义的推导过程界定为一个明示——推理的过程。在推导的过程中，更注重了听话人或读者的认知能力在隐含分析中的作用。

　　认知语境又分为语言内知识和语言外知识。就诗歌而言，语言内知识包括语法知识、语用知识、词汇知识、上下文。语法体系是语言的重要表达方式，比如诗中设问句式、反问句式、倒装句式的运用；语用知识如各种修辞格的运用；词汇知识如对词汇的选择（“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的选择）、词语的超常搭配、词性的改变等词汇的语义语用关系等；上下文包括题目和前后语句。

　　语言外知识包括即时场景、逻辑知识、百科知识、背景知识。在诗歌中，即时场景主要指诗歌写作的时间、地点和写作环境（主要指自然环境）；逻辑是人的思维规律，语句预设问题、语句的前后逻辑关系、荷恩等级关系都是逻辑问题；百科知识包括道德的、法律的、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文学的等其他知识；背景知识包括生活常识、作者所处时代的背景、社会心理和价值观念以及作者个人的生平遭遇等。

　　（四）隐含类型分析

　　曹威凤在她的《论俄汉抒情诗中的隐含意义》一文中将隐含分为自然隐含、篇章隐含、诗篇的潜台词三种类型。自然隐含又分为语义兼含、语法兼含；篇章隐含又分为篇首隐含、篇中隐含和篇尾隐含。其实，可以看作是根据存在隐含的语言单位的大小对隐含所做的分类。

　　赵雪华在她的硕士学位论文《俄罗斯诗歌的语篇隐含分析》中将隐含分为辞法隐含、背景隐含和文化隐含三种，可以说是根据隐含在诗歌中的表现形式对隐含进行的分类。

　　本文则根据诗句所传达的隐性信息内容的性质将隐含分为指称隐含、客观内容隐含、主观内容隐含和交际内容隐含。我们可以通过李白的《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来了解这几个概念：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

　　天宝年间，王昌龄被贬为龙标尉，作者闻讯，作此诗寄给他，以表同情。

　　先看指称隐含。指称隐含是指间接性指称。诗中的“五溪”、“君”和“夜郎西”就是间接指称，“五溪”指去龙标途径的雄溪、樠溪、酋溪、无溪、辰溪。“君”指王昌龄；“夜郎西”指王昌龄被贬之地。

　　客观内容隐含指读者从诗句里推导出的一些间接性的、隐晦的表述的对象和表述的关系，而这些关系是作者写出这些诗句必然具有的意思，有时候甚至是作者意欲传达的内容。“闻道龙标过五溪”，表明此去龙标要途径雄溪、樠溪、酋溪、无溪、辰溪五地；“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表明你我虽相隔两地，但却共享一轮明月，我寄于明月的“愁心”将一直追随于你。

　　主观内容隐含指读者从诗句里推导出的一些作者传达的间接的、隐晦的评价——情感意义（包括肯定/否定、积极/消极、欣喜/忧愁等）。第一句“杨花落尽子规啼”中所描述的景象就隐含了一些伤感的情怀。“杨花落尽”表明已经是晚春，刻画了一片残败的景象；“子规啼”更是有一种悲凉的味道，“子规啼血”其实是一个典故，子规即杜鹃鸟，子规鸟有思念故土以致泣血的意思，从这句诗里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友人被贬的消息充满了同情和忧愁。

　　有时诗句欲传达的交际目的与诗句形式上、表面上显示的交际目的不一致，通过语句间接、隐晦地传达交际目的的现象就称为交际意向隐含。诗歌的第一句表面上描写了春深的景象，实际上作者想通过对自然环境的渲染来表现自己对友人被贬事件的同情和感伤之情；第二句叙述了去龙标所经历的路途，作者通过极言路途的遥远和艰辛含蓄地来表达自己对友人的担忧和牵挂之情；最后两句作者用了陌生化的手法，将明月比作人，将不可能之事变作可能之事，委婉地表达了诗人之心追随友人直到天涯的深情。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根据规约化的程度将指称隐含、客观内容隐含、主观内容隐含和交际意向隐含分为规约性的和非规约性的。规约性隐含与词汇和语法结构的直接的字面的意义相近，或者说是在人们认识中相对固定的意义，所以，我们在分析规约性隐含的时候往往付出较少的努力。非规约性隐含和语境的关系更为密切，在一定语境的制约下，读者通过间接、隐晦、曲折、委婉地传达自己的意思，作者的意欲表达的意思与语句的词汇、语法结构所传达的常规性信息内容相距较远，读者就必须付出较大的努力才能理解语句所承载的隐性信息内容。当然这种规约性和非规约性也是相对的，随着某个义项或用法在人们认识中的逐渐固定化，非规约性的信息也会转化成规约性的信息。

　　（五）其他看法

　　中国古代诗人很讲究炼字。我们身边也流传了不少关于诗人“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的故事。例如：王安石的《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第三句“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字最先用的是“到”字，吟完之后，王安石觉得“到”字太平直，不够形象，缺乏诗意，后先后又改为“过、入、满”，一直到“绿”字，几经变换，最后才确定，不仅表现出春风吹到江南，更能表现出春风吹，大地变绿，万物生长的盎然春意和勃勃生机。我们可以援引荷恩等级理论把<到、过、入、满、绿>看成一个选择等级，从“到”到“绿”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完全不同深度的意境。与荷恩等级不同的是，这里的等级是对表现力强弱或者说蕴含力强弱的词语的排列。表现力不同，它的隐含信息内容也不同。同样的例子还有贾岛的《李凝幽居》：

　　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

　　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其中“僧敲月下门”中的“敲”也有这样的一个故事，作者最初想用“推”字，再三斟酌，最后才改为“敲”字，<推，敲>也可以看成是一个等级隐含，不同的选择，给了我们不同的隐含意境。

　　本文从隐含的概念、产生、影响因素、分类等角度对诗歌中的隐含现象进行了分析，整体来说比较粗略，在分析的过程中发现其实有很多细节性的东西需要进一步的分类、研究，比如诗歌中特殊句式、特殊手法的隐含意义、不同题材以及不同体式的诗歌的隐含研究等，其实诗歌领域的隐含是一个蕴含了无限趣味的研究，很值得深入探索，希望本文浅显的分析能对阐释诗歌的意义起到一定的借鉴意

　　在悠久的中国文学史上，诗词以其独特的情感寄托、丰富的描写内容、奇妙的韵律节奏让多少文人倾心于它们的创作，让多少百姓醉心于它们的品读。无数的价值寄托，无尽的情感宣泄凝结其中，直接表现了中国传统的文化、文人精神。流行歌曲似乎难登大雅之堂，更难于古典诗词相提并论，一个似乎是太俗，一个又是那样的高雅。但作为大众文化的最常见的代表，我们之所以说它流行是因为它有着广泛的大众。流行音乐作为青年亚文化的流行歌曲似乎难登大雅之堂更难于古典诗词相提并论，一个似乎是太俗，一个又是那样的高雅。但作为大众文化的最常见的代表，我们之所以说它流行是因为它有着广泛的受众集中体现，展现了当代青年的独特的情感选择与对当前社会的感触。流行歌曲是通俗的，但不一定是俗的。

　　因此不会有太多的人会主动地将唐诗宋词和流行歌曲联系在一起，会觉得那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一个好比高峰上的千年积雪，一个是汪洋中的滔滔江水，相隔着太遥远的距离。但正如滔滔江水实则来源于千年积雪的消融，唐诗宋词与现代的流行歌曲，其实也有着一个根源与发展的不可抹灭的关系。

　　一、诗词与流行歌曲的本质趋同

　　如果把唐诗、宋词称为唐宋时的流行音乐也不为过，更何况词更多的时候是配乐演唱的。说诗词与流行音乐的本质趋同是结合了一定的时代，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无论诗词还是流行歌曲都是一个时代文化的代表，那个时代的人们的气质文化在诗词与流行歌曲中都有着明确的反映，而且是作为主流文化反映的。古典诗词在那个时代与流行歌曲具有共同的一个特点：流行。诗词流行音乐在抒情言志方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两者均是抒情言志的良好的载体。人是需要情感表达的，更需要情感表达的良好方式。当一个人在诗词与流行音乐中读到自己相同的情感寄托，那瞬间的感动足以说明诗词、流行歌曲在情感表达方面对莫大作用。诗词、流行歌曲的本质是趋同，只不过音乐文学（歌词）还没有古典诗词一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并不是说它永远不可能取得这样的地位、只是这需要历史的积累与时间的积淀。

　　二、古典诗词对流行歌曲的影响。

　　唐诗宋词直接成为流行歌曲的表现主题和内容，给了流行歌曲另一方表现空间，一方面考较着流行歌曲创作人对文化的把握，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流行歌曲的表现功能，且提升了流行歌曲的层次。

　　从创作的形式上来看，唐诗宋词也为现代流行歌曲的创作提供了一种思路，或是确立一另一种风格。

　　我觉得这也是整个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的结果。很多现在的流行歌曲在写作形式上，仍不可避免地借鉴或套用或模仿了唐诗宋词的语言格式与风格。用古典诗词的形式来创作现代流行歌曲，一方面使得词作上继承了传统诗词语言上的提炼与表达手法上的含蓄内敛，另一方面，在主题表达上也无疑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捷径，无论是说家国情怀，还是儿女情思，古典诗词往往具有将语言与情感一同浓缩，从而增添许多回味的空间，和意境悠长的韵味。

　　除去形式上的模仿与借鉴，在歌词的写作手法上，现代的流行歌曲也是从唐诗宋词身上汲取了不少的营养。向讲究韵律感与意境美，这都是诗歌创作的基本要求了，唐诗宋词里更常用到的比兴手法，在现代歌词的写作中，例子那更是不胜枚举。

　　三、 流行歌曲相对于古典诗词的优势

　　尽管现代歌词的创作沿袭着古典诗词的创作的路子起步并发展起来的，然而，唐诗宋词与现代的流行歌曲毕竟还是不同时代的产物，毕竟表现出不同时代的语言和内容特征，并接受不同时代标准的审视与评判。

　　我们说文学是为了体现生活而存在的，那么任何的一种文化形式必然反映一个时期的生活现实，体现一个特定时代的特征。正如我们都说唐诗与宋词，而并没有泛称为唐宋诗词，就是因为它们分别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征。而流行歌曲则显然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不同于唐也不迵异于宋，所以它与前二者之间，还是有着更多显而易见的区别，这也正是如今很少将他们主动放在一起比较的原因。

　　而流行歌曲更为通俗，这样就会有更多的受众，其次留心歌曲的传播方式是古典诗词所不能比拟的，特别是随着网络的发展，传播途径的多元化，流行音乐一定会有进一步的发展。

　　然而，时代在变，今人对音乐的感受程度和古人自然有很多的不同。比方说，姜白石是了不起的词人兼音乐家；他的词句，傲视古今，但是他写的音乐，若就现代的音乐观点而论，除了「古意」之外，未免失之单调。古意虽好，但是不能完全适应现代人的音乐品味。今日工商业为主的社会，是很难造就像「小红低唱我吹箫」那样的环境和情调的。若是要靠他留下的古谱乐曲去推广宋词，恐怕很难被现代人接受。古谱有它们的历史和文献价值，但是却不能为推广传统诗词发挥多大实用。同样的道理，魏氏乐谱和碎金词谱等等古籍译出的乐谱，可以教导现代人学习古意，提示深含传统韵味的旋律，然而在现在我们迫切需要的「诗教」工作上，起不了多大作用。从欣赏古典诗词上来说，无情的现实，难以配合当时的情调，的确是现代人的悲哀。然而，我们如想挽救中国的传统诗词文化，还须面对现实。这个历史责任，就落在现代有民族文艺思想的音乐家们的身上

　　前人留下许多的诗词，多的是美不胜收的歌词资料。这些宝藏里的每首歌词，今人可以全首引用，或者截句接收，也可以利用前人的意境构句或词汇溶入自己的思想，应该可以谱出许多优美的歌曲。很可惜现代的中国音乐家们，能够去发掘这宝藏的人实在少得可怜。当然，作曲家若要利用这些优美的歌词，自己必须先能了解诗词的内涵，才不会写出不合词意的怪谱，白白糟蹋了前人宝贵的智慧结晶。所以，我认为中国的音乐家们，应该多读诗词。音乐院校的作曲系，应该把中国诗词列为必修科，无论学生们以后要作可唱的歌曲，或是写演奏的乐曲，有了诗词的内涵，对表现乐曲中的民族风格和弘扬中国文化，都有很大的益处。

　　不管怎么说，作为一种宝贵的文化遗产，唐诗宋词永远都会对现代包括今后的流行歌词创作中起着这样或那样的影响，现代文化对古典文化的借鉴与沿袭是永远不会停止的。唐诗宋词会是流行歌词创作中一个不可舍弃的主题，一种取用不尽的源泉，一个无法回避的诱惑，从遣词用句，主题营造，意境铺陈方面，都为现代的创作者提供了很多好的思路。

　　而歌曲是诗词传播的触媒，诗词可以藉音乐的帮助，广为流传。唐宋前人的例子，很值得今人效法。乘着音乐的翅膀，载着优美的中国歌词，飞扬五洲四海，让普天下都唱中国歌曲，传诵千秋，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我衷心地希望现代的音乐家们，今后多多创作能歌唱中国诗词的曲子，不要再轻易错过中华诗词这个无尽的宝藏。先人留下的这些古典诗词是我们现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我们应该用好这些资源。幼年时期依靠音乐帮助所掌握和学到的东西让人难以遗忘、终生受益。衷心希望华人儿童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健康成长。愿中华古典诗词唱响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