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为什么研究古籍文献?有哪些研究方法?举例说明。
据网上搜索知:语言学是以人类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探索范围包括语言的性质、功能、结构、运用和历史发展,以及其他与语言有关的问题。
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语言事实,包括现代的语言和古代的语言。例如对《诗经》的研究中,不但可了解古人如何运用文字,运用语言叙事抒情,还可了解到许多现在已经消失或者不常接触的植物名、动物名、生产生活方式、重要的祭祀活动等等;面对一个词语或者成语,除了现今的意思和用法,还可以知道其来源、典故等。事实证明语言学的研究是引领人们了解历史,思考未来语言发展的明灯。
学科交叉研究法是把多种学科引进语言学,把语言学引进别的学科的指导方法。即立足语言学,与其他学科多向交流,吸取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分析方法。科际交流,尤其表现在方法的借鉴与习得上。这个方法的特点是多种方法的相互渗透和融合,如融会语言学上的共时描写法、历时分析法、社会学上的社会调查法、阶层分析法,以及其他学科的统计法、历史研究法等等。这一研究方法的领域十分广阔。
文书是指古代盟约、公文、契约、书札、案牍以及诏诰、奏议、文告、诉状等,如侯马盟书、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徽州文书。
档案经过立卷归档集中保管起来的,具有查考、使用价值的各种文件材料,称为档案。
中国档案起源很早,清末河南安阳出土的甲骨卜辞,就“属于王室的文书记录,是殷代的王家档案”(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46页)。存世和出土的西周铜器铭文,所记有册命、赏赐、志功、征伐、诉讼等各个方面的大事活动,自然也是具有档案性质的。中国现存的档案实物以明、清档案所存为最多,大约还有一千多万件(册),主要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档案是人们在各项社会活动中自然产生的,是原始的文字记录,从未经过修改和加工,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可以直接反映出历史原貌。档案与图书不同。由于档案具有这样的原始性和客观性,所以它比其他史料、典籍更加真实可靠。
总集汇集多个作者的单篇诗文为一书,称为总集,它是与别集相对而言的。
总集这种体裁的产生,则首推晋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晋书·挚虞传》:挚虞“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日《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可惜《文章流别集》今已亡佚。所以,今天所能见到的现存最早的总集,应是南朝梁萧统所编的《文选》。
别集指汇集某个作者所著多种文体作品为一书的文献著作,与“总集”相对而言。
“别集”这个词出现大约有2000年的历史,早在东汉就出现了,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别集开始盛行,并有了很大的发展,到唐宋以后就更加繁荣,出版的别集相当之多。
类书是我国古代采辑或杂抄各种古籍的有关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编排列于从属类目之下,以供人们查阅的工具书。
类书,“以杂见称”为其特点。所收内容往往是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旁及社会生活、科学技术、文化知识,举凡人间的学问,世上的知识,以类相从,无所不收,是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古典文献。
政书是辑录文献中的典章制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编排和叙述,以便查考的工具书。简言之,政书就是专门记载历代或一代典章制度的专书。涉及的内容范围很广,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以及天文、地理、文学、艺术都包罗在内。 最早创制政书这种体裁的是唐代的刘秩,他收录了大量典章制度资料,编成《政典》,该书于唐玄宗开元(713~741年)末编成。
政书按其收录典章制度的时代范围,可分为两大类,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通古今”的,即所谓“九通”十通”。
一类是断代性质的,即所谓“会要”和“会典”。
丛书又称丛刻,丛刊,丛编,汇刻,合刻,是编辑根据一定的目的,汇刻有关的著作并冠以总名的一种著作集。丛书所收的著作,多的有几千种,少的只有寥寥数种。对丛书来说,这些被收入的著作,称为丛书的子目。
以“丛书”命名的图书,最早的是唐朝陆龟蒙的《笠泽从书》,但该书不是汇刻群书的丛书只是作者的诗赋杂文集。真正的汇刻丛书始于五代冯道倡议校刻的《九经》(又称《监本九经》),这是类编丛书汇编丛书,一般变为以南宋嘉泰二年(1202年)俞鼎孙、俞经辑抄的《儒学警语》为最早。该书汇辑了有关“举子之事业,人事之劝惩”的七种著作,是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丛书。
丛书种类很多,大体上可以分为综合性和专科性两大类《中国丛书综录》分为“汇编”和“类编”。“汇编”下分杂纂、辑佚、郡邑、独撰五目,“类编”下分经、史、子、集四目。
笔记指中国古代著作者随记录的短篇文献,并将这些短篇文献汇集成册出版的图书,也叫笔谈,或随笔。笔记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笔记起始于先秦,魏晋南北朝有了较大的发展,当时的志怪体笔记较多,例如晋代张华的《博物志》和干宝的《搜神记》。南朝的刘义庆所著的《世说新语》,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轶事笔记的代表作。到了唐朝,笔记便“演志怪为传奇,变轶事为杂录”,例如《酉阳杂俎》。宋元以后,笔记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数量猛增,题材扩大。
表谱指按照事物类别或系统编制的反映时间和历史概念的表册性参考工具书、是历表、年表等历史表谱的总称。 表谱能帮助人们考查和换算不同历法,年,月,日,能使读者系统地了解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发展和演变的情况,有助于对中外历史进行横向比较研究。
表谱分为年表和表谱两种。
地方志是指记述某一个行政区域的自然和社会各方面情况的图书,也称方志。这种书的内容非常广泛,一般包括行政建制、沿革、疆域、山川、津梁、名胜、资源、物产、天文、气候、灾害、人物、文化、教育、科技、体育、民族、民俗等各个方面,反映了不同阶段的社会历史生活状况和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的发展状况,对于中国的经济、文化、科技建设和学术研究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中国的地方志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根据《周礼·春官》一书记载,周代曾经设有“外史”这一职务,负责“掌四方之志”。方志导源于我国古代记载地理知识的《山海经》和《尚书·禹贡》等。 1、书名与作者
①古书多无书名
古人著书,或叙事抒情,或论辩说理,都是动情于中,而形于言,往往是先写作而后命题,并不是先命题而后写作。据《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汉高祖刘邦初定天下,曾指示陆贾为他写一部历史故事书,陆贾写了二十篇,刘邦看了很高兴,认为书中故事都是闻所未闻的新鲜话,所以起名为《新语》。由此可知,陆贾在写作前并未拟定书名。
古书不题书名,是常有的。现在所知的古书之名,大多数是后人追加的。②关于古书的命名:
以著作开头二字为书名者。如汉代史游所著识字课本《急就篇》,开篇云:“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就是用“急就”二字作为书名。
公羊传校本
以作者姓氏或称号为书名者。如春秋三传:《左氏传》,左丘明撰;《公羊传》,公羊高撰;《谷梁传》,谷梁喜撰。 以概括内容命名者。如春秋时鲁国史书称《春秋》,就是以一年四季的春秋二字来概括一年,用以表示为一种按年纪事的编年史。
以寓意命名者。如韩非子的《五蠹》、《孤愤》、《说难》等篇,屈原的《离骚》。
先秦典籍,往往不提作者姓名,一部《诗经》,三百余篇中除极少数可以考见作者姓名外,绝大部分是无名氏的作品。先秦诸子著作,题为某子,但并非他们自己的手笔,不少是出于门生、弟子、宾客及其子孙后代之手。
汉代以后,典籍作者署名逐渐增多,而标法不一,或标姓名,或标字号,或名号同时标出,或用自号而不用名,或带作者籍贯、官衔职务等等,如南宋词人张炎,号玉田,原籍天水,他的词集《山中白云》题为“西秦(指天水)玉田生张炎叔夏”。又如《资治通鉴》标示:“端明殿学士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朝散谏议大夫充集贤殿修撰、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上柱国、河内郡开国候、食邑一千八百户、赐紫金鱼袋臣司马光奉敕编集。”
2、古书篇名与序传
古书篇题列于正文之后
古人编书的体例,常与后人不同。小篇及章的目录,一般都放在一篇或一章之末。例如《荀子》书中有一《赋篇》,包括《礼》、《知》、《云》、《蚕》、《箴》五篇赋,每一赋的末了都把所赋的物名说出,并把这物名重叠一遍,这种重叠,决不是多余的重复。这礼、知、云、蚕、箴五个字,就是这五篇赋的题目,而且都题写在每篇之末。长沙马王堆汉墓土的帛书《老子》卷前4种佚书,题目都是在一篇或一章之后的。
把古书目录放在卷首,大概都是雕版印刷术盛行以后的事,书籍应用日广,篇题置于全书之末,翻检不便,于是很自然地出现了这样的变化。
古书序传常置全书之末
了解一部书的内容主旨、篇目体例以及成书经过等,最好先读它的序文。古书往往有序文(统称为序传)。《史记》的《太史公自序》就是典型的序传,它总结作者自己的世系,叙述著书的经过,考证学术源流,还给每篇的述作大意逐篇作了提要。
现代编印的书籍,序文均列于卷首,而古书的序传,则均列于一书之末。例如上列《史记》的《太史公自序》,又《淮南子》的《要略》,《汉书》的《叙传》,许慎的《说文解字叙》,梁刘勰《文心雕龙》的《序志》等。
3、古代“篇”与“卷”的含义
古代文献的著录,都以篇、卷为计,从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开始就已如此。
木简
中国古代用竹、木简写书,编简成策(册),通常一策就是一编(篇)。故称之为“篇”。在竹、木简盛行的同时,也用缣帛写书,并以“卷”计。因此,对于“篇”“卷”两个词语的解释,一般认为:“篇”批量竹简、简册,后来用以指有首有尾完整的文章,也用来指称成著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作《孟子》七篇”。“卷”指写在缣帛上的卷子,后用以指全书的一部分,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一》:“凡书,唐以前皆为卷轴,盖今所谓一卷,即古之一轴。” 校雠是简册时代校书的一个环节,刘向所下的定义是:“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其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曰雠”。所谓“校雠”就是今天校勘中的对校,也即版本校。由于那时简册笨重,这一工作通常由两个人来完成。而今天的校勘含义较“校雠”宽泛了很多,除对校外,还包括本校、它校和理校等方法。
校勘与校对的区别:校对是出版的一个环节,它的唯一任务就是:保障出版物和原稿绝对一致。因此,校对基本上是一项机械性工作。有时为保障正确率,校对者甚至从文章末尾倒着校,使校对者读不成句子,以保证一个字一个标点的与原稿进行核对。校对虽然也是“对”,也是“核查”,很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的校勘,但校对是单向的,必须忠实于原稿,因此,与作为学术工作的校勘有明显的不同。 1、校勘有助于古籍整理:
古籍整理主要包括校勘、标点、注释、翻译、汇编等九个方面的工作。校勘除了本身就是古籍整理的一项重要工作以外,还是其他八项古籍整理工作的先导。因为,这八项工作都需要有一个文字正确无误的底本。如果不先做好校勘工作而以误本为底本,从而误解误释,不仅劳而无功,甚至得不偿失。
2、校勘有助于古籍研究:
对于某种古籍进行研究,首先应该有一个正确无误的底本。
3、校勘有助于疏通文字词义:(1)祛疑。看到文字错误难以疏通之处,谬妄者往往穿凿附会,望文生义,哄了自己也误了别人。(2)显真。有些文字虽是错的,但意义没有太大的变化。碰到这种情况,校勘同样必要。(3)明微。有些语词的含义,看上去简单易懂,而真要弄懂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4)欣赏。文字作品中,往往一字之差,就会影响到作品的韵味,埋没作者经营的苦心。
古文献研究的内容主要有古文献目录、古籍版本、古籍校勘、古籍辨伪、古文献辑佚。针对不同的内容有不同的方法。但是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法:
首先是“古典文献的普查登记与学科分类方法”。古典文献学最首要的任务就是系统全面地认识了解自己的研究对象——中国古典文献的总体面貌,只有通过全国范围的古典文献普查登记,并对普查登记材料进行条分缕析,使之分门别类,才能掌握其数量和大致的学科类别。因此,普查登记与分类是古典文献学最基础的工作,也是最基本的方法。
其次是“古典文献的编目与著录方法”。古典文献的典藏与查阅都需要目录书和目录卡片提供按图索撰的途径,而编制书本式目录和卡片式目录,既要遵循一定的编目原则,又要按照一定的著录规则,这就需要掌握科学的方法。由此可见,“编目与著录方法”也是中国少数民族古典文献学的重要方法之一。
再者是“古典文献的鉴定与辨伪方法”。古典文献学在考辨古典文献的源流、判断某一部书或某一篇文献的价值、分析不同文献版本之间的关系时,都需要对文献的特征和内容予以鉴别,特别是对那些伪造的书籍和文献档案子以断定。
古典文献学专业旨在培养具备中国古籍整理与古典文献学全面系统知识,能在教育、文化、出版部门,从事古籍整理、传统文化方面的实际工作、古典文献教学与研究工作的文献学高级专门人才。
古典文献学专业主要课程包括中国古典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文科工具书使用、古代要籍解题、出土文献概论、古代文化概论、古文献学史、古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学史等。
我觉得文献学是一切学问的基础,准确说所有文献都可以是学术研究对象,毕竟进入paper时代了,引力波的发现成果也必须输出成文献了。但是,中国情景下的古典文献学,一般归为文史哲下的工具性学科。在古代中国,文献学主要是为经学,史学服务的,然后衍生出其他东东。因为当时文献学的目的,是搜集整理,辨别真伪。比如通过对比两本《论语》,可能会发现它们有的语录不同,进而导致(今人)后人产生不同解读,一旦帝王将相介入其中,这些语录又会左右官府制度,甚至影响人们的思想。
所以文献学发挥了稳定,统一,沟通的作用。个人感觉,学习文献学,就能有进一步了解历史的可能。好的,我功力不够,下面仅仅探讨一下古典文献学对史学的用处。历史强调论从史出。这个史有3个方面,一个是人性思想,一个是物理世界,一个是文献资料。在电子文献被发明之前,几乎全部主要的文献资料都是来自印刷文献。有了文献学功底,会加深历史的感悟。当然,如果对人性琢磨不够,对物理世界缺乏基本常识,那么文献学再好,也不过是书呆子吧。又,在当代中国,文献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指先秦到民国的文字资料,部分与考古结合。文献学的目的,是为了理解,阐释,沟通,挖掘而产生的一门工具性学问,常用的手段是对文字内容和文字载体进行甄别对比。
有把锈针漫与人——学习古文献的一点体会
---------摘自韩山书院
说实话,论坛里藏龙卧虎,谈这个话题,只会献丑,不过也是自己的浅显心得,就当是抛砖引玉吧,希望对初学者,有些许启发。
学习古文献,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选择了一条寂寞而艰难的路,具体不用我多说,所以,如果真的有强烈的兴趣,那就耐住寂寞,艰难地走,如果没有多少兴趣,还是趁早放弃。
先说些我认为学习古文献的基础。
首先是要有一些古籍阅读能力,通文字音韵训诂。谁也不能说自己掌握得多好,不过基本的一些,还是要懂,否则无法进行下去。学习的方法,无非多读,多看。
具体说:1、会一些篆文。甲骨文之类的,太专业,就算了。但得识一些篆文,因为藏书印之类的,篆文多。方法:看《说文解字》,不能通读的话,看五百四十部首也行。
2、会一些草书。许多材料,是稿本、钞本,用草书、行书写成,有些刻印的书,序跋之类的,也是行书、草书。不识一些草书,无法阅读。学习方法:找本《草书千字文》,或孙过庭《书谱》。多看。
3、会一些俗字,敦煌卷子固然有很多俗字,许多世俗材料也有俗字,钞本、稿本也有俗字,许多刻印的书,也有俗字。不误俗字,有的书就读不下去。方法:《干禄字书》、《龙龛手镜》、《碑别字新编》或黄征老师的《敦煌俗字典》等。
其次,要会查工具书。可以看一看《文史工具书举要》之类的,介绍文史工具书使用法,不仅要学会,更要时时用。要知道有哪些工具书,什么情况下,可以去查哪个工具书,如何去查。具体的,就不用多说了。我常常看到有些朋友,有个什么问题,到处问人,不得其解。其实只要知道有应该查什么工具书,一检便得的。
再次,要知道如何找材料。我要研究一个什么问题,得需要查哪些材料,心里得有数,这需要一些目录学的知识。然后是如何去查,像清人的集子,可以看《清人别集总目》之类,上面列有馆藏,可以到处跑跑。材料又分纸质材料、电子材料。有些材料,数典、龙腾、爱如生,包括我们韩山书院,能够下载,也就免得东奔西跑。
具体的古文献研究,方向很多,千差万别,但我觉得有些基础的,应该掌握。
我建议大家花半年到一年时间,做一个个案研究,即研究某一个作家或学者。不宜太著名的,二、三流的就可以了,主要是锻炼自己,不求出多少成果。可以做的工作很多:生平考、家世考、交游考、著述考、某一著作的版本考……然后尝试整理其著作,涉及到版本考察、校勘、标点等。然后可以作此人的年谱,辑录其佚文佚作、辑录生平资料、辑录评论资料、辑录交流唱和的诗词……经过这一轮的尝试,应该对古籍整理有了粗略的认识。以后看到别人一篇文章,也知道从哪些角度进行评价了。
具体研究的方法,因人而异,因方向而异。
我很惭愧,在南师大学习六年,没有很好的学到老师的方法,只是在瞎混,不过就自己所熟悉的,举三个例子:
我导师赵生群教授,研究《史记》、《春秋》,《史记》一百三十卷,加上三家注,得有二百万字左右,据赵老师讲,他前后通读过几十遍,零星查找不算,所以我们课上提一个什么问题,他基本都能背出原文来,来龙去脉很清楚。这是需要花很多工夫的。但能够做到这样,就会精熟,许多问题就会浮出来,得到解决。每再读一遍,都会发现一些新问题的。当然,不仅仅是看《史记》一书,相关的《尚书》、《春秋》、《国语》、《战国策》、《汉书》……,也自然要熟悉。这是一条路子。
黄征教授,研究敦煌语言文字,简单看,就是识字,但请不要小看这识字之术,许多敦煌学研究者,有的还是很著名的敦煌文学、敦煌文字的大家恰恰缺乏这一基本能力,因此误读原卷,在错误的基础上进行研究,错得就更加离奇,这种情况以前可谓广泛,现在也不少见。所以识别敦煌俗字,看似简单,其实是一门大学问,黄征老师又将这上升为理论,著述很多。具体方法我没有尝试过,所知道的大概是,多看原卷(不是去法国、英国看敦煌卷子,是指看图版,上古等出的几套,或者实在不行,《敦煌宝藏》也可将就),对照他人录文。最好是拿着《敦煌变文校注》,边读边核对原卷,一篇一篇读,注意其校注,这样大半本读下来,一般的俗字,就都认识了。如果无法找到原卷,那看黄老师《敦煌俗字典》,也可以,不过效果不如对原卷好,没有直观印象。坚持一年,就掌握了一个大概,再去看一些学者的敦煌学研究,就会发现真的是“讹火满纸”了。
江庆柏教授,清代文献研究、四库学研究。江老师可以说是我见过最勤奋的老师,近年所出的《清代人物生卒年表》、《清代进士题名录》,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肯定,可见先生扎实的学风和过硬的功力。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所收几万人,一一去图书馆查找原始资料,进行详细的考证,前后看过的资料,有数万种之多,这种做学问的态度、方法,让人钦佩,值得所有研究古文献的学习。
说得有点乱,以后再整理修改,希望大家也多谈谈自己的心得体会,或者谈谈自己熟悉的学者治学的方法。
张之洞等《书目答问补正》
王欣夫《文献学讲义》
张舜徽《中国文献学》、《文献学论著辑要》
张三夕《中国古典文献学》
杜泽逊《文献学概要》
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史》、《中国古典文献学史简编》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
钱基博《版本通义》
黄永年《古籍版本学》
严佐之《古籍版本学概论》
李致忠《古书版本学概论》、《古籍版本学500问》
程千帆等《校雠广义》(版本编、目录编、校勘编、典藏编)
陈垣《校勘学释例》
陈正宏等《古籍印本鉴定概说》
王力《古代汉语》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
方一新《训诂学概论》
唐作藩《音韵学教程》
孙钦善等《中国古文献学文选》
本文2023-08-07 09:58:24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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