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就其对史学实际影响的角度，来归纳一下当前计算机多媒体信息技术的基本特征。

　　首先，信息的高度集成化，是这一新技术首要的和最基本的一个特征。这需要从几个不同层次来说明。

　　信息的数量以几何级数增长。传统书籍以纸张为介质，其物理特性使得人们收藏书籍受到很大制约，所谓“汗牛充栋”是十分形象的描述，世界上一些大的图书馆无不为库藏膨胀而头疼不已。因此，人们通过传统书籍所接受信息的数量，有着实际的制约。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展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目前最普通的144兆储量的35寸软盘， 可储存数十万汉字的信息，而一片650兆储量的只读光盘， 物理尺寸不过巴掌大小，其信息储存量则约450倍于上述的软盘， 可储存数千万乃至数亿汉字的信息量。将我国有史以来的文献全部输入计算机，其所需要储存器的数量也是有限的。目前，计算机产业还在不断开发着质量更高、容量更大的储存介质，因此，人们依靠这一新技术所能够得到的以几何级数增长的信息量，是传统书籍所无法比拟的。

　　信息载体形式多样化。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发展，所谓信息的媒体，已远非文字这一对象所能包括的了。在计算机领域，所谓媒体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如磁盘等储存信息的实体，也就是物理性的储存器；另一是指各种信息的载体，如数字、文字、声音、图形、图像等。多媒体技术中的媒体是指后者。

　　各种信息载体的集成化。图文声像等信息载体从来就存在着，只是由于传统技术水准的制约，不便于利用。计算机多媒体信息技术的革命意义在于：它不仅使人们能够方便地传递图文声像等信息，而且能够将它们集成起来。所谓多媒体技术，确切讲来就是数字、文字、声音、图形、图像和动画等各种媒体的有机结合，并与先进的计算机、通信和广播电视技术相结合，形成一个可组织、可存储、可操纵和可控制多媒体信息的集成环境和交互系统。通过这种多媒体技术，人们所能获得的信息将不再是单向的，也不仅是二维的，而且是三维的，可以完全模仿现实生活的实景，这就为人们利用计算机方便地重现历史场景提供了可能。人类历史是形象的和丰富多彩的，传统的以文本和文字方式为主的交互与人的自然交互相距很远，直观性差，对历史场景的重现有着难以克服的障碍，计算机多媒体信息技术帮助人们克服了这一困难。

　　其次，信息传递具有了可交互的特性。这是计算机作为一种智能化工具的直接体现。用专业术语讲，所谓交互性就是通过各种媒体信息，使参与的各方，不论是发送方还是接收方，都可以进行编辑、控制和传递。具体就史学领域而言，可有如下两方面的客观作用：

　　极大提高人们阅读史学著作的兴趣。在人的感知系统中，视觉所获取的信息占60%以上，听觉获取的信息占20%左右，另外还有触觉、嗅觉、味觉、脸部表情、手势等占其余部分。多媒体技术的出现，尤其是图文声像等多种信息的集成，将极大提高历史著作的趣味性，提高人们的阅读兴趣，使历史知识的传递取得前所未有的效果。但计算机作为一种智能化工具的使用，还不仅仅体现于此，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使阅读者直接参与对话，即实现所谓“人机对话”，阅读者可以控制、选择、编辑计算机所传递的信息，这样，阅读者就不再是单纯地、完全被动地接受信息，而是在知识接受过程中具有了主动性，这正是90年代以来计算机应用教育主流理论建构主义的中心思想。建构主义强调以受教育者为中心，它不仅要求受教育者由外部刺激的被动接受者和知识的灌输对象转变为信息加工的主体、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而且要求教师由知识的传授者、灌输者，转变为受教育者主动建构意义的帮助者、促进者。建构主义认为，学习环境包括四大属性或四大要素：情境、协商、会话与意义建构，计算机信息技术是促进这些要素的中心。图文声像并茂的多媒体技术可以为学习者营造一个身临其境的情境；多媒体的语音功能是学习者与信息传递者协商与会话的主要工具；通过“人机对话”，信息接受一方控制学习过程，从而完成学习过程的意义建构，即自觉、主动地接受知识。

　　实现非线性的超文本阅读。自从印刷技术广泛应用以来，人类已习惯于阅读文本和从各种图书数据中查找所需信息的工作与生活方式。文本中知识与信息只能按线性结构来排列，也就是阅读者必须按次序渐进式阅读，即便是一般的影视声像作品也是如此。因此，阅读与检索的速度与效率有着不可逾越的界限。利用计算机技术的电子读物与这种传统阅读方式有了根本的区别。在电子读物中，知识间的联结不再是线性的，而是网状的，是一种超文本阅读。阅读者可以利用计算机方便地检索、组织信息，其效率之高，是任何人脑都无法企及的。在阅读过程中，阅读者可以极方便地检索、调用、阅读与文本相关的信息，从而形成一个网状知识结构，这就从根本上超越了传统阅读方式的界限，促成信息传递手段的飞跃。

　　第三，信息的传送极大地方便化。这主要是针对电子出版而言。如前所述，传统信息传送以纸质的书籍为主，书籍的流通与储存都有一定局限，利用计算机技术的电子出版快捷、方便、廉价、信息量巨大，可以从根本上克服纸质书籍信息传递介质存在的问题。电子出版有两类：一是光盘读物，较常见的是只读光盘CD—ROM出版物；二是电子发送， 即指利用计算机与计算机网络，以电子方式传送信息。人们首先在写作系统上按较为通用的格式编辑电子文件，然后通过计算机网络发送给阅读者，阅读者通过浏览器阅读收到的信息。这就是人们已熟悉的互联网络的信息传送。在发达国家，电子出版的这两种形式都很热门，不过，由于互联网络的发展，电子发送更为声势夺人。在我国，由于体制等因素的制约，网络通讯费用居高不下，拓展相对缓慢，电子出版的主体是光盘读物。光盘读物可以储存数量惊人的多媒体信息，如部帙巨大的《大英百科全书》，全书灌制成光盘，只有小小三片，而且还包括了大量原来纸质文本所没有的音影信息。

　　以上所述当前计算机信息技术的这些特征，是我们考虑其对史学影响的基点。

二

　　现代计算机信息技术为史学成果提供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极具吸引力的表现手法。

　　近年来，不管人们如何解释，“史学危机”的存在已是不可否认的现实。这不仅成了史学家沉重的心理负担，有时更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学术生存。除社会外部因素的影响外，无庸讳言，传统史学著作大多枯燥乏味是形成史学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若撇开传统史学常自觉不自觉地追求学究趣味的利与弊不谈，在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节奏日益加快、声像文化全面冲击的前提下，以逻辑思维与哲理性见长的传统史学读物无疑遇到了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将计算机信息技术引入史学，并不仅仅在于弥补传统史学缺陷，更是为了改造史学，以使之适应快速发展的当代社会。

　　史学其实是一个十分适合以多媒体技术来表现的对象，因为人类的历史是形象的，是如此的丰富多彩。用不着史学家花太多努力，仅现存的有关人类历史的形象性资料，如各类文物的实物与、历史上的美术作品、历史遗址等等，就已经相当丰富。近代摄影发明以后，更有了照相、影片等实景数据。前人留下来的乐谱，还可以供我们发掘当时音乐，为我们理解历史提供种种十分重要的声音信息载体。在计算机信息技术发展之前，人们复制、传播这些形象性数据相当困难，成本十分昂贵，以致造成了传统史学读物基本靠文字阐述的情形，其吸引力也就有限。而计算机信息的复制则几乎不存在什么成本的制约，因此，史学家可以放手引用图像数据，然后通过电子出版的形式，将它们送到读者手上。近代摄影发明以后的历史，还有可能在电子读物中直接引入历史实景的记录性影片等。显然，这绝非仅仅是增强历史著作可读性的问题，形象数据的充分利用，对于史学家的描述与读者的理解，都有着传统史学阐述手法所不可企及的功效。

　　当然，史学成果利用计算机信息技术远不止多引用一些图像数据而已，更在于史学家可以借用这一技术，凭借自己对历史的研究，以直接引用现存史料与模拟等手法相结合，主动地重现历史实景。略举几例：

　　沈从文先生《中国服饰史》一书，精美绝伦，有口皆碑。近来笔者在翻阅此书时，却常常有这样的想法：这本书如果能够利用计算机多媒体技术来编着，肯定能够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服饰是人类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仅凭现存数据，有些内容其实很难传递。若能利用三维动画技术，用模拟手法重现历史实影，让书中的人物穿着历史上不同民族的服饰款款迈步，必更能让读者体会中国历史上不同民族文化的意蕴。有些对象仅靠静止的，读者难以理解，用三维动画技术就能够直观、简明地予以表达。例如北方游牧民族供马背生活使用的一些服饰，恐怕就会有这种情况。更重要的是，若能够利用计算机技术，将其它有关信息集成起来，如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南北区域的经济生活差异等等，用以构成历史上不同民族服饰的文化背景，使读者可以方便地检索阅读，其效果肯定是传统的纸质书籍所难以达到的。推而广之，大家可以看出，这里说的其实是关于人类社会生活史的一般性问题。

　　战争是人类历史的一大主题，传统史学著作所表述的战争存在一定的盲点。例如战争过程，战役的发展从甲到乙地，再从乙地到丙地，史学家阐述十分辛苦，读者则一头雾水。若在文本中插入动态的战争示意图，简洁明了，读者一看便知。据兵书，中国古代战争十分强调“阵法”，宋代皇帝遣军出征，就常常付以“阵图”，以做到“将从中御”。但这个“阵”究竟是怎样的，由于表述不便，史学家常常一笔带过，不甚了了。如果利用计算机动画技术立体地来表述，就有可能方便地将阵法的内容说清楚，读者对战争史著作的兴趣，无疑也会大大提高。稍稍再笼统一点说，例如中国古代特定时期战争的情形，是不是就靠主将在阵前一来一去打上几十个回合以决定胜负，史学家自己也不一定讲得清楚，一般读者的有关知识，则主要来自虚构的电视**等文学作品了。这些也只有依靠三维动画等技术将有关信息集成起来，才有可能描述得清楚。当然，这样一来，军事史将不再是传统的以文本为主的那种形式了，而将会是文本、图像、地图、二维以及三维动画、背景音乐甚至利用道具模拟历史的影视片段等信息的大拼盘，用以表述战争的背景、过程、武器、参与人物以及诸如战争发生地的自然环境等等众多主题。作者可通过一定的编程工作，将这些信息有机地组织起来，供读者检索阅读。

　　科技史也是计算机信息技术得以大展身手的领域。由于实物大多佚失，史学家用文本描述来表达科技史的丰富内容十分吃力。以往历史博物馆等机构常常通过实物复原的手段，来展示古代的一些科学发明，但这类工作不仅十分费时费力，复原品也只有一个，只能放在一地供人们参观。计算机三维图像技术为这类复原工作提供了极佳的工具，如中国古代著名的水运浑天仪，现在的计算机完全有能力在屏幕上将它复原，并可以通过分解，将其中各部分有关机制展示给读者，如让它展示在水流冲击下转动以表现天象的全过程。更有意义的是，计算机的信息可以无限制地复制，或通过网络传输出去，供人们方便地阅读。这样，信息传播的覆盖面就比传统实物复原手段扩大了无数倍。当然，三维图像技术不仅对复原实物有用，对一些相对抽象的内容，如实验过程等，也能极胜任地表达。如果我们的科技史著作能够用这些简明、有趣的信息手段来表述有关技术问题，阅读起来将会是一种享受。

　　除此之外，凡一切容易用形象表述的对象，如自然史、地理史、城市史、农业史等等，都是计算机信息技术得以大展身手的领域。

　　很显然，前文所说史学著作利用计算机信息技术所可能具有的新形式，并不仅仅是将传统的文本改变成一种更为有趣的样式而已。由于计算机能够全方位地集成与传递信息，它无疑将会向读者提供传统文本所无法传递的一些历史知识，从而扩大人们的知识面，这正是新技术的引人注目之处。

　　就这些信息技术具体应用的领域而言，面向一般读者的普及性历史读物可能会比研究性的专著更为合适。在这里我们想要指出：以往史学界重研究专著轻普及读物的倾向显然有失偏颇。史学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向民众传播历史知识，否则史学就只能是专家书斋里的宠物。因此，在我们看来，加强对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应用，还可能会对纠正上述偏颇产生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引入计算机信息技术，对改进史学教育现状也必定会有相当功效。在这一方面，具体操作或许会与出版一般历史读物有所差异，它的中心是设计出以学生为中心的历史课教学CAI （计算机辅助教学）积件。

三

　　计算机信息技术对史学家研究手段的影响，至少不会逊于上述成果表现的各种形式。

　　历史研究的基础，就是要尽可能搜集与主题有关的历史数据，这常常包含两方面的工作，其一，从图书馆、档案馆等地搜寻有关历史文献。由于自然的与人为的各种因素，历史文献的收藏总是那么的分散，搜寻工作不免困难重重，要花费史学家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近代以来由于印刷术的发展，不少文献已经刊印出版，但与供史学家随心所欲地调用的理想程度，仍有极大差距；其二，研读已搜寻到手的文献，“寻章摘句”，寻找与研究主题相关的记载。但人生苦短，史籍浩瀚，古人就早有“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之叹，更何况还有比正史多得多的史籍需要史学家去读！所以，掌握与研究与主题相关的“所有史料”并“竭泽而渔”，也永远只是一种奢望。

　　在这两方面，计算机信息技术都为史学家提供了几乎是革命性的研究手段。

　　由于计算机信息储存的巨大容量以及信息能够无限制地复制与极便捷地传送的特性，竭泽而渔地搜集历史文献以供史学家方便地调用已经有了现实可能性。就互联网的利用而言，只要世界某地某机构为某类史籍建立了特定的数据库，开放供人调阅，那么，这一数据库所储存的史籍对全世界的学者来说都是唾手可得的。例如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根据“全汉籍自动化计划”研制而成的汉籍全文计算机数据库，于1997年3月起正式对外开放，初期开放数据库容量共6000 万汉字，到1997年底，已达到12000万汉字， 内容包括二十五史等中国历史基本史籍以及台湾档案、台湾方志等相对专门的数据（http://wwwsinicaedutw/lib）。该计划将在近期建成所有中国史籍的数据库。此外，该机构还建有中国考古学数据库等数据库（telnet:140109633）。世界各地任何学者， 只要有一台基本配置的计算机以及互联网账号，都可以进入他们的数据库进行查阅。如能向该院申请一个专门的账号，则可以无限制地利用该数据库的数据。当然，目前互联网上中文的历史文献数据库相对较少，还有待各机构不断开发，西文历史文献数据库则已相当丰富了，这对长期受原始资料缺乏制约的中国外国历史研究来说，尤有意义。随便翻开一本互联网的资源手册，都可以查到许多相关的地址。除史籍数据库外，互联网还能提供极丰富的对史学家研究有直接帮助的信息，如最新的学术著作出版信息，世界各地人文、自然、社会背景等资料。同时，互联网还为研究者相互间的学术信息交流提供了极为方便的通道。

　　如前所述，中国目前电子出版主要以光盘读物为主，在史籍数据库方面也已经有了初步尝试，各研究机构已建成或创建中的数据库已有不少，正式出版的如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华古典文学瑰宝》，在一片光盘中收录了14部古典文学名著与《全唐诗》的全文；日前北京超星电子技术公司出版的电子版《二十五史》，仅两片光盘，定价98元，比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五史便宜了几十倍！电子版《四库全书》也正在出版，一共才150片光盘，在经费许可的前提下， 学者书斋完全可以容纳得下这部巨型丛书。可以预见，用不了多少时间，史学家藏书的形式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数据库的意义，还不仅在于为史学家提供了方便的调用历史文献的途径，作为一种智能化工具，计算机拥有对数据库进行全文检索的功能。也就是说，它能根据操作者的指令，迅速地检索出数据库中符合指令要求的所有信息，这对史学家来说，无疑更有帮助。如台湾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五史数据库，约4000万汉字，可在一秒种之内检索到任何词语。传统的史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发掘史料功夫的较量，而在计算机数据库面前，在关键词确定的前提下，例如弄清楚某件事物历史上最早于什么时候出现，就不能再被视为“研究”，而只是技术性的操作。同样地，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对某类事物所有现存记载的统计，也已十分方便，这就给了史学家据此统计来作出相关理论分析的前提。在传统研究中，史学家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来寻章摘句，现在，计算机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将他们从这种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让史学家去进行更为复杂、更为抽象的理论分析。就某种意义而言，这是史学即将发生的一场革命。

　　同样重要的是，由于计算机信息技术的集成性，能够传递完整的、全方位的信息，使史学家有了获得比传统文本更为真实的数据信息的可能。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长期以来，中国史籍整理的主要形式是利用各种版本对古书进行校勘，然后标点出版。由于点校者专业各有所长、不熟悉相应历史背景等等客观原因，即便如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这样典范性的成果，也常常被发现有这样那样的疵误。许多其它古籍点校本，差误率就更高。有时由于排校欠精，还会产生新的差误。其实，最能正确理解特定文献的，是直接利用这些文献的研究者，因为他们对相关历史最为了解。而且，实际应用者有时还需要直接比较各种不同的版本，以确定不同文本的正确与否以及利用其它的一些信息。因此，在经、史、子、集四部基本性史籍目前大都已点校出版的前提下，一个可以考虑的古籍整理新思路是：利用电子出版手段，将有关古籍重要版本直接全书扫描录入，按卷、页建立索引，压制成光盘读物出版。一般一张光盘收入数十部古籍，每部古籍附上数个乃至十数个版本完全没有问题。它的成本比传统的点校出版方法也要低得多。因为目前尚未点校出版的，基本全是相当专门的古籍，只有完全具有句逗能力的专家才会去阅读它们。而这样一来，研究者就能看到古籍的各种原版，了解原版包括版式、字形、字体等在内的全部信息，而不是经过整理、相对说来已属“二手”的数据，其意义可想而知。这个工作若靠学者个人来做，自有困难，但如果由国家古籍整理委员会这样的学术机构来安排，则是完全可能的。

　　将这个思路推而广之，诸如古籍的孤本、善本、碑铭拓片、简牍等等原先由于技术原因很难无限制地供学者阅读的文献，也就可以方便地传递到学者手中了。事实上，有几个研究机构已经着手将他们馆藏的这类文献扫描录入计算机。

　　再推而广之，这一方法还不局限于文献类数据，而可以应用到诸如历史遗址这样的实景，因为计算机还可以传送立体的三维信息。目前由浙江大学承担的敦煌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项目，就是将所有敦煌洞窟的壁画录入计算机，利用计算机图像技术对它们进行修复与保存。因为任何历史遗址，不管人类多么精心保护，最终免不了要消失。而在它们消失之前，利用计算机将它们的实景完整地保存下来，无疑是明智之举。假如经费许可，利用计算机多媒体虚拟现实技术，我们还可以完整地复制出一个三维视觉与原址一模一样的历史遗址。而且，与前面所说的一样，这些信息还可以被无限制地复制与传递，以供史学家使用。

　　此外，前文提到的利用计算机三维信息技术重现历史实景，如在计算机屏幕中复制古代的科技成果，既是一种新颖的成果表现形式，无疑也是前所未有的研究手段。

　　以上只是笔者根据自己的思考所举的一些例子，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实际应用的展开，人们必将还会发现它有着更广阔的应用领域。

四

　　计算机信息技术在给予史学家以新的机遇的同时，无疑也在理论与技术两种不同的层次上向他们提出了新的挑战。

　　关于技术的层次：与故纸堆打交道的史学家们能否掌握计算机这一人类最新的智慧工具？在原本以人文科学为中心的知识结构中引入最新的科技知识内容，存在隔阂甚至一定程度的排斥情绪是可想而知的。即便是最基础的“换笔”，就远非十分顺当，总体看来只是刚刚起步而已。更高水平的应用，肯定会有更多的困难。但我们可以断言，现代史学家们完全有能力驾驶计算机这个人类最新的智慧工具。

　　首先，计算机——尤其是个人计算机——作为一种工具，其主旨是面向大众的，其实际应用已经扩大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史学家作为社会的知识阶层，一般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与智商水平，完全有能力掌握计算机的操作与应用。

　　其次，计算机软件技术经长期发展已经越来越大众化或曰“傻瓜化”，强调接口友好，一般非计算机专业性应用已完全向具有中等以上知识水平的人群开放。例如，就多媒体历史读物创作而言，一般可有三种不同层次工具：演示工具（Presentation TOOls ）、著作工具（Authoring TOOls）以及通用程序语言（Language）。演示工具最简单，从严格意义上说来还不能被称为多媒体创作工具，它专供人们作一些简单的内容介绍。但其操作方便，且功能日益强大，作为教学辅助工具十分合适，如微软公司的Powerpoint、Micromedia公司的Action即是。一般能较熟练用计算机进行文字处理者，只要熟悉一两天，就完全可以利用这类软件编写历史课的讲义。著作工具是专门的多媒体创作软件。目前， 国内市场上较为流行的著作工具有TOOLBOOk、Authorware Professional以及方正“奥思多媒体创作系统”等。这类工具功能强大，操作却相对简便、直观，是专为非计算机专业人员开发多媒体节目而设计的，可以把其它工具创作的文本、图像、声音、动画及影像等多媒体数据集成起来，经过适当编辑，无需编程，即可制作出各种综合多媒体应用系统。史学家略经培训，也完全可以掌握这类工具。只有最后一种通用程序语言，如Visual Basic等，虽然灵活性好，软件运行效率高，一般为开发大型多媒体读物之用，但较为复杂，史学家可不必涉及。

　　第三，更主要的是：史学家利用计算机信息技术并不意味着他们必须亲自掌握某些专门的计算机软件知识。这就好比以往史学家出版史学著作，只要将书稿交给出版社，编辑、印刷等工作自有专门人员来完成，不必史学家操心。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应用与开发也一样，史学家的任务是根据多媒体作品的特征，编写出合格的脚本。具体的文本、图像、音乐、动画、影像等制作与编程，完全可以交给专业人员去完成。这前一步工作非史学家莫属，后一步工作史学家则不必非得介入。但史学家想要写出合格的脚本，不了解多媒体技术的基本概念却是不行的。这就是史学家需要学习的新知识。近代以来，由于影视技术的产生，在文学创作中形成了影视编剧这样一门专业，计算机多媒体信息技术的发展，也必然会使史学写作领域产生相应的变化。客观地讲，目前国内市场已有的史学多媒体出版物水平还有待提高，原因之一，就是其脚本很少是由史学家编写的。史学家应该有信心积极介入这一新的领域。

　　其实，倒是理论层次的问题相对复杂。

　　所谓理论层次的新挑战，细分起来，或许还可以有知识结构与思维方式这样两个不同的侧面。所谓知识结构，指的是想要利用多媒体手段，利用诸如音影声像等载体来表现历史，即便在史学本身的范围之内，史学家传统的知识结构恐怕也难以完全胜任，而需要重新补课学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前文所说想要形象地表现中国古代战争的场面，不经过重新发掘史料，军事史学家们恐怕也很难讲清楚许多形象的内容。传统的史学局限于文字阐述，许多为文字阐述所不能胜任的历史内容，往往也就被史学家所忽视了。因此，新的挑战对史学家们提出的要求之一，就是力求全面地掌握历史，史学家有必要比以往更加重视人类物质生活史、社会史、科技史、美术史乃至自然史等许多相关领域的研究，有必要在文献资料之外更多利用实物数据。

　　所谓思维方式，指的是从以传统的文字阐述为主，转向用图文声像等载体全面地传递历史知识，这会对史学家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方式提出更为综合、更为全面的要求。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际应付恐怕最不容易。

　　本世纪以来，中国史学曾经历过一场从传统国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重大变革，其意义自不待言。现在，到了本世纪的末叶，史学又碰到了计算机信息科学的重大挑战。这一挑战相比于当年传统国学所碰上的西方近代史学的冲击，虽不可同日而语，但在某些特定领域，同样具有革命意义。

典藏借阅中心

　　典藏借阅中心是首都图书馆对外服务的主要部门。担负着中外文图书资料的收藏、借阅、咨询、办证、读者活动等多项职能。设有文史、哲社、科技、外文、综合等5个借阅室，以及奥林匹克阅览室、康复文献阅览室、自习室、办证处等，阅览座位1200余个。　为增加首都图书馆的文化氛围，满足读者更高的文化需求，典藏借阅中心利用先进的设备设施和优良的场馆环境，每年举办读者活动百余场次，“首图讲坛”深受读者欢迎，其中“首图健康课堂”、“魅力课堂”、“上品课堂”等已办成品牌系列讲座。同时，为普通读者及有特殊需求的读者举办各种形式的活动、培训等，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报刊资料中心

　　报刊资料中心是首都图书馆的基础业务部门。它承担着中外文纸质报刊的采集、加工、典藏、流通、信息开发等业务工作。它的基本服务对象是所有的北京市民以及北京的居留人口。　本中心藏有1949年以前的中文报刊2800余种，12000多册；1949年以后的中文报刊7000余种，10万多册；外文及港台报刊约450种，6000余册。业务组成包括文献采编组、文献记到组、典藏阅览组、信息开发组、读者活动组。　本中心一直以特色服务见长，如定期举办读者调查及读者活动，及时了解和分析读者的阅读需求；同时，还为特定用户提供专题信息服务，例如针对北京市文化局、北京京剧院、中国评剧院、北京市工商局、北京市质量监督局、北京市统计局等用户定期提供了专题信息剪报，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益。此外，还可以为信息用户提供口头咨询及代查代检业务。

历史文献中心

　　是首都图书馆管理古籍、民国出版物的综合业务部门。提供的服务项目有:1．馆藏古籍文献、民国图书及其它特藏文献的阅览服务。2．善本书目数据检索、古籍专题数据库和古籍电子文献阅览服务。3．文献扫描复制服务。4．专项课题咨询服务。5．电话咨询和网上咨询服务。6．定期举办古籍和特藏文献专题展览。阅览资源有:善本古籍、普通古籍；民国图书；解放区出版物；影印古籍《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四库未收书丛刊》、《续修四库全书》；《中国基本古籍库》全文版和图像版；古籍插图专题数据库。

北京地方文献中心

　　北京地方文献中心是首都图书馆的一个独具特色的业务部门，经过多年积累，拥有独立的且相对完善的北京地方文献专藏系统，和一批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通过采购、访求、加工、典藏、数字化建设等方式建设北京地方文献专藏系统，并通过阅览、参考咨询、网上服务、展览、讲座等方式服务于北京以及国内外各类读者和信息用户。　北京地方文献检索系统主要有《北京地方文献书目数据库》、《北京地方文献报刊目录数据库》、《北京记忆—北京历史文化大型多媒体数据库》。

视听资料中心

　　视听资料中心成立于1980年，是首都图书馆管理音像资料的业务部门。该中心设施先进，资源丰富。有电视机40台，DVD机40台，SACD机5台；收藏唱片、磁带、录像带、录音带等共计约18万种（52万件）；截至2006年底，收藏的CD、VCD、DVD等光碟共约4万种（15万件），内容涵盖了音乐戏剧、生活娱乐、语言教学、文化艺术、政治历史等诸多门类。　本中心收藏的近4000种（3万件）LP唱片资料，是最早以声音的方式真实的记录早期文化艺术的载体，堪称馆藏中的珍品。其中有光绪末年百代公司出版的中国第一批钻针唱片，收录了谭鑫培、四大名旦等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的唱段；万人迷、王麻子等人的相声；三、四十代由周璇、王人美、李香兰等演唱的流行歌曲及国内各地方剧种的代表作；此外，还收藏了许多三、四十年代外国著名乐团、指挥家的音乐作品。这些LP唱片资料录制年代久远，十分珍贵。

信息网络管理中心

　　是负责首都图书馆网络系统的规划、建设、维护与保障，负责我馆电子出版物的藏书建设与借阅流通服务的部门。主要负责对全馆自动化、网络化工作进行统一规划和管理、负责全馆计算机及其辅助设备、网络设备、消耗材料的采购、管理、维护、发放，以及各类软件的选购、安装、管理和维护；负责首图网站、域名管理，以及网页的主体策划、信息编辑与组织、页面设计、网页维护与技术支持等工作。

教育培训中心

　　首图教育培训中心是公共图书馆履行社会教育的业务部门。中心位于首都图书馆新馆5层Ⅲ段，拥有500多平方米的教学空间及多媒体电化教室、计算机网络教室等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双向视频系统、闭路电视系统、VBI接收系统等现代化的教学设备，为学员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

信息咨询中心

　　信息咨询中心成立于2005年，是首都图书馆的综合性参考咨询服务部门，集文献信息导航、代检代查、定向跟踪课题、撰写文献综述等服务于一体。依托丰富的馆藏资源，凭借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咨询经验，中心工作人员对文献、数据库以及网络资源进行开发、利用，为各级领导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及广大读者提供参考咨询。　信息咨询中心为社会各界提供了多种层次的咨询服务，信息准确、全面、及时；分类科学、清晰、逻辑性强，为用户的学习、工作和科研提供了强有力的信息保障。

少儿综合借阅中心

　　少儿综合借阅中心是首都图书馆专门面向少儿读者的综合性服务部门，主要负责少儿报刊文献的采集、加工、典藏、流通等工作，以及负责少儿图书的收藏、阅览、外借、咨询、办证、读者活动等多项职能。多年来秉持“一切为了小读者、为了一切小读者”的宗旨，着力满足小读者的阅读需求，做到重视孩子天性，培养阅读习惯，塑造健康人格，充分发挥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取得了小读者的良好口碑和社会效益。

少儿阅读活动中心

　　少儿阅读活动中心是首都图书馆专门为少年儿童开展信息素质教育，组织各类少儿读书活动的部门。主要包含：覆盖全市18个区县及燕山地区的红领巾读书活动，每年有数十万少年儿童参加。活跃在本馆内的少儿阅读活动已形成或正在形成特色和品牌。如“成长课堂”、“红红姐姐讲故事”、“童心舞台”等，每年寒暑假推出的“阳光少年读书行动”已成为首都图书馆组织开展校外教育活动的固定读书活动

《康熙字典》

《康熙字典》，是张玉书、陈廷敬等三十多位著名学者奉康熙圣旨编撰的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汉字辞书。该书的编撰工作始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成书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历时六年，因此书名叫《康熙字典》。由总纂

官张玉书、陈廷敬主持，修纂官凌绍雯、史夔、周起渭、陈世儒、贾国维等合力完成。字典采用部首分类法，按笔画排列单字，字典全书分为十二集，以十二地支标识，每集又分为上、中、下三卷，并按韵母、声调以及音节分类排列韵母表及其对应汉字，共收录汉字四万七千零三十五个，为汉字研究的主要参考文献之一。《康熙字典》入选中国世界纪录协会中国收录汉字最多的古代字典。《康熙字典》是中国第一部以字典命名的汉字辞书。

作者

《康熙字典》作者：清·陈廷敬（1638年—1712年），原名陈廷敬，字子端，号说岩，晚号午亭山人，清代泽州（现山西省阳城县皇城村）人，入仕五十三年。顺治十五年（1658年）进士，改为庶吉士。初名敬，因同科考取有同名者，故由朝廷给他加上“廷”字，改为廷敬。历任经宴讲官、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职。陈廷敬生平好学，诗、文、乐极备。他的诗风格“清雅醇厚”，很得康熙皇帝的赞赏。

张玉书（1642年—1711年） 字素存，号润甫，江苏丹徒（今江苏镇江）人。生于明思宗崇祯十五年，卒于清圣祖康熙五十年，年七十岁。张九徵次子，长兄为张玉裁。自幼刻苦读书，顺治十八年（1661年）进士，精春秋三传，深邃於史学。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子监司业、侍讲学士。二十三年（1684年）授刑部尚书，调兵部尚书。二十九年拜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随皇帝征噶尔丹叛乱。历官凡五十年，为太平宰相二十年。久任机务，直亮清勤，朝廷倚以为重。康熙十八年（1679年）主持修《明史》，先後出任《平定朔漠方略》、《佩文韵府》（1704年—1711年）、《康熙字典》的总裁官。他数度勘视河工，支持靳辅主持治河工程。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告病辞官，仍慰留在朝，康熙五十年（1711年），以七十岁高龄随康熙至热河，病死塞外，諡文贞。玉书工作古文辞，称一代大手笔。著有文贞集十二卷，《清史列传》行于世。

查检

《康熙字典》采用部首检字和笔画检字方法。

可记歌诀：一二子中寻，三画问丑寅，四在卯辰巳，五午六未申，七酉八九戌，其余亥部存。或是“一二在子三丑寅，四卯辰巳五午寻，六在未申七在酉，八九在戌余亥存。”

如查“康”字。在部首索引中找“广（yan）”部，在“寅下”5页。除部首外，“隶”为8画，再到“寅集下”“广”部8画里查“康”字，在“寅下集”9页中可以查到。

笔画检字 用于难字查检，可依笔画检字表。如查“民”字，如果不知道其部首，可以查笔画检字表。“民”为5画，可以在5画中查到。“民”下注为“氏”部，再到“部首索引”中查到“氏”部。“氏”在“辰集”33页，“辰集下”中“氏”部1画里即可查到“民”字。

字典目录

御制序

凡例

等韵

总目

检字

正文

主内容

子集

上：一丨丶丿乙亅二亠

中：人

下：儿入八冂冖冫几凵刀力勹匕匚匸十卜卩厂厶又

丑集

上：口囗

中：土士夂

下：夊夕大女

寅集：

上：子宀寸小尢尸屮

中：山巛工己巾

下：干幺广廴廾弋弓彐彡彳

卯集：

上：心

中：戈户手

下：支攴文斗斤方无

辰集：

上：日曰月

中：木

下：欠止歹殳毋比毛氏气

巳集：

上：水

中：火爪父爻爿片牙

下：牛犬

午集：

上：玄玉瓜瓦甘生用田疋

中：疒癶白皮皿目矛矢

下：石示禸禾穴立

未集：

上：竹米

中：糸缶网羊羽老而耒耳聿

下：肉臣自至臼舌舛舟艮色

申集：

上：艸

中：虍虫

下：血行衣襾

酉集：

上：见角言

中：谷豆豕豸贝赤走足身

下：车辛辰辵邑酉采里

戌集：

上：金长门

中：阜隶隹雨青非面革韦韭音

下：页风飞食首香

亥集：

上：马骨高髟斗鬯鬲鬼

中：鱼鸟

下：卤鹿麦麻黄黍黑黹黾鼎鼓鼠鼻齐齿龙龟龠

补遗

备考

后记

考证[1]

3优点编辑

《康熙字典》依据明朝《字汇》、《正字通》两书加以增订。对两书错误之处，《康熙字典》还做过一番“辨疑订讹”的功夫。《康熙字典》有这样三个优点：

一、收字相当丰富，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是我国字数最多的一部字典（直到一九一五年《中华大字典》出版，达四万八千余字，才超过了它）。

二、它以二百一十四个部首分类，并注有反切注音、出处、及参考等，差不多把每一个字的不同音切和不同意义都列举进去，可以供使用者检阅。

三、除了僻字僻义以外，它又差不多在每字每义下，都举了例子；这些例子又几乎全都是引用了“始见”的古书。

4缺点编辑

该字典的缺点有二：一是全书反切和训释罗列现象，漫无标准，作者很少提出自己的见解，不利于初学者使用；二是其中疏漏和错误实多，王引之《康熙字典考证》12卷，纠正其讹误2588条，这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错误。

史料记载，《康熙字典》成书100多年后的道光年间，乾嘉学派学者王引之等人奉旨勘订《康熙字典》讹误，撰成《字典考证》，共纠正引文、字头、释义以及例证与义项等错误2588条。近代日本学者渡部温重新校订《康熙字典》，共发现4000余条错误(大部分和王引之重复)。[2]

5版本编辑

武英殿版

《康熙字典》的版本非常多，有康熙内府刻本，也就是所说的武英殿版本。包括有两种纸本：开化纸和太史连纸两种。康熙内府刻本多是内廷赏赐用的，装订非常豪华，民间很少见到。此外还有道光七年的内府重刊本、其他木刻本，以及清末出现的石印本、铅印本、影印本。清末上海同文书局增篆石印本是发行量最大、最流行的一种版本。康熙四十九年，康熙召集张玉书、陈廷敬等三十位学者，开始了《康熙字典》的编撰工作，在六年的时间里，他们对传统字书进行了大规模的集中整理，并于康熙五十五年完成编辑工作。《康熙字典》吸收了历代字书编纂的经验，全书共分为十二集，从子集到亥集，每集又分为上、中、下三卷，分别排列214个部首。总共收录了四万七千零三十五个字。内容引用了古代诗文以追溯字源，同时还注明了历代的用法以佐证其变迁。《康熙字典》问世后，社会影响巨大。它的文字、音义、书证被广泛引用，它的体例也成为了后世出版字书的蓝本。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参考文献之一，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康熙字典》作为我国古代字书的集大成者具有以下特点：收字多，字之别体、俗写均录，字体似而音义异者编为“疑似”，另列“备考”、“补正”；注音最全面，搜罗字音完备，凡是韵书所载依序排

康熙字典

列；释义求古，义例多为原始出处。这些优点极大方便了经复古思想浓郁的封建士子，故而被誉为“体例精密，考证赅洽，诚字学之源薮，艺苑之津梁”（王引之语）。虽然它也有缺点，自清王引之至今，代有研究补正者，且嗣后在其基础上出现了《汉语大字典》、《中文大字典》，但是由于编纂目的不同，《康熙字典》注重“古”而后继者服务于“今”，故时至今日《康熙字典》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阅读古籍、整理古文献、从事古文化研究的重要参考书，尤其是在俗文学研究如敦煌学领域，它是手头必备之书（郝春文语）。《康熙字典》自问世以来，版本众多，据不完全统计有100多种，现择其要者简述如下：

（一）四十二卷，康熙五十五年武英殿本，以地支分十二集，每集三卷，冠以“总目”、“检字”、“辨似”、“考异”，尾附“补遗”、“备考”。部首及每部之字以笔画为序，字单占二行，释文双行。每字之下先列《唐韵》、《广韵》、《集韵》、《古今韵会举要》、《洪武正韵》等书音切，次训义，广征典籍例句、字书释义例句，有所考证则附于后，次列别音别义、异读异体。凡一字所出现的形体、意义均条理清楚，“每子毕载古体……改从隶书……兼载重文、别体、俗书、讹字……皆缀于后……凡古籍所载，务使包括无遗”（《四库提要》）。后世之本皆出于此，即使道光武英殿本出现后它仍是最流行的本子。如四库本、《字典汇编》本所据之同文书局本。需要说明的是，《康熙字典》原无篆书，篆书为后世刊行者所加。

（二）四十二卷，道光十一年武英殿本，王引之校改本。道光七年率90余人校《康熙字典》，改正字头，订正引文，历时五载，更正2588处，并挖改原版重新印行。同时王氏将校勘文字辑为《字典考证》十二册。正是由于《字典考证》单行本的出现，加之国人尊古轻今好远忽近，或许出于慎重，此校改本影响甚小。需要说明的是，《康熙字典》原无篆书，篆书为后世刊行者所加。

（三）四十三卷本，即康熙五十五年武英殿本+《字典考证》。出于上述原因，有意吸收道光殿本的人们采取了这种简单而保险的做法。最为流行的也是影响最大的中华书局本即属于此系统。

（四）道光殿本影印本+《字典考证》+《康熙字典考异正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代重新发现了道光殿本，比较了道光殿本所做更改与《字典考证》之异同，发现二者有所不同，并认真研读了日本渡部温的《康熙字典考异正误》，于1996年推出《王引之校改本<康熙字典>》，此本以善本（王氏家藏本）为底本，保持原貌，字头据许铉校本《说文解字》列篆文，页前加部首目录，后附四角号码索引。

（五）道光殿本标点整理本。以道光殿本为基础，参校别本，将原书备考、补遗移至正文，新旧字体并用，释文、义例用新体，列《新旧字形体对照举例表》，全书标点，加注拼音，繁体横排，篆文同上古本。有四角号码索引。汉语大字典出版社，2002。

（六）《〈康熙字典〉通解》，道光殿本为底本，作了校勘，吸纳《字典考证》、《康熙字典考异正误》、黄云眉《康熙字典引书证误》等人成果入正文，以今音注音，简化字，横排标点，部首检字法作了处理，删去《字母切韵要法》等四种，篆文出楷篆对照表列于后。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

（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简化字、横排版，1997。

（八）现代检索注音对照，中国档案珍藏版，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

（九）康熙字典，中华书局，2004-6-1 。

（十）康熙字典（上下卷，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10-1 。

（十一）《康熙字典》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4-1。

（十二）康熙字典标点整理本，以道光王引之定本《康熙字典》为底本，参校别本，重新横版排出版。全书逐句加标点，主要使用逗号、句号、冒号、书名号等。原书无篆文，现据徐铉校本《说文解字》，将现规范小篆赋予正文字头之后。书末新编四角号码索引，收入原书正文、补遗、备考中全部头字，以便于检索。

现代版

现代制作的电子版

《康熙字典》电子版目前有3种。上海书同文康熙字典（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制作，北京万方数据电子出版社，2000年）台湾汉珍、北京中易。

书同文《康熙字典》电子版所用底本系中华书局本（同文书局石印本，并附王引之的《字典考证》）。它为读者提供了中、日、简、繁、异等汉字关联代换检索技术，帮助事先并不知道字典中确切文字的读者，只要输入自己熟悉的中国汉字或日本汉字，或繁体，或简体，或异体，甚至旧字、讹字，均可检索到字典中的文字条目。其次，可以单字查询，也可按部首、笔画、笔顺查询，也可按拼音、注音查询。电子版除提供原《康熙》中文字条目信息外，还提供汉字的部首、部首外笔画数、总笔画数、笔顺笔形、拼音、注音、Unicode、GBK、Big5编码等属性信息。同时还提供文字的标准普通话发音。

汉珍公司为与四库全书电子版制作单位合作，在2001年推出繁体《康熙字典电子版》，《康熙字典》电子版本套光盘是根据同文书局出版的石印版《康熙字典》为底本制作而成，并附王引之的《字典考证》于后。汉珍公司在古籍数字化中，以亲和性的检索界面，搭配BIG5、GBK与Unicode各文字内码相互对照，并提供单字、部首、笔画、笔顺、注音、拼音等多元化的检索字段查询。

中易采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康熙字典》，全部字头字及释义可实现任意检索，并提供图文对照的电子字典。电子全文检索版《康熙字典》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在Windows平台上将汉字数量由27,484字扩充为70,195字企业版中附带的《中易汉神e》软件，提供符合ISO/IEC 10646: 2003(同Unicode 40)国际标准编码的包括7万个汉字的曲线字库，字形优美，与Windows系统中的“宋体”皆为中易产品，风格一致。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文检索可将47,000个字头字单独查检出来，同时还带有该字的释义和各种属性。也可输入任意字、词，很快便可在字头字及释义中检索出相关信息。6种检字方法，不学即会配备6种检字方法。其中的康熙部首检字、笔画数检字和康熙序检字，采用鼠标操作，不用学习，即会使用。其他还备有拼音、注音和适于快速输入的《郑码》输入法。释文可简、繁体字相互切换释义使用简化字，加标点断句。若需要阅读繁体字，轻点一键，即刻转换为繁体字，方便台湾、香港、澳门和其他海外读者的需要。全部文字可在MS-Office粘贴使用可将需摘录的字头字或释义内容进行拷贝（只限于企业版），然后粘贴到微软的Office应用程序中进行天衣无缝的再编辑。这是图像扫描电子版的《康熙字典》所做不到的。与原《康熙字典》扫描图像相对照读者在阅读字头字及释文时，只需轻点一键，即可将原木刻本《康熙字典》相对应的扫描图像调出来对照，对学术研究很有帮助。字头字标注多重属性，便于学习和查用字头字属性中，除北师大版本中原标注的拼音、注音等，中易又加注了该字的ISO/IEC（Unicode）国际标准编码、郑码编码等多种属性。

6修订编辑

《康熙字典》完成后，仅在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修订过一次，由清代著名学者王引之奉旨校勘，共订正了书中错误2588条。

在《康熙字典》面世的近300年中，仅有日本学者渡部温和我国著名学者王力对其发表过勘校专著，共进行了万余条校勘。

2008年4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完成《康熙字典》300年来的第二次修订，以王引之校订本为底本，在渡部温和王力两学者的校勘基础上，利用Unicode国际标准中的58000个字符，在字形方面首次对《康熙字典》中13000多个字头进行了共计两万多项增补和修订，并针对其原有的47043个字头，逐字进行了异体字的字际关联工作，使这部修订版同时可作为异体字字典使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康熙字典》修订版共收录汉字57557个，比《汉语大字典》多收录约3000字。此外，原书中数千个有音无义或有义无音的字，通过此次修订校勘首次得到解释或注音。与修订同步进行了《康熙字典》数字化，使用适合现代人阅读的横排方式，对每个字除保留传统反切法注音外还标注了现代汉语拼音，并在文中加入标点以消除缺乏句读带来的阅读障碍。通过数据光盘，读者只需输入简体字，就能准确检索到该字的古字以及它出现在《康熙字典》原书中的位置，方便了研究者使用。

补充

1716年成书的《康熙字典》是历代字书的集大成之作，可以满足读者阅读和研究古典文献时查检的基本需要。本字典以道光王引之订正本《康熙字典》为底本，参校别本，重新横排出版。全书逐句加标点，主要使用逗号、句号、冒号、书名号等。为方便读者使用，在原注音反切、直音后加标汉语拼音和注意符号。原书无篆文，现据徐铉校本《说文解字》，将规范小篆附于正文字头之后。书末新编四角号码索引。

《康熙字典》之优点荦荦大端者有以下几方面：首先，收字多，超越以往所有字典，再次，它差不多将每字不同义项都列举出来，而且每一义项多引用初见于某古籍的例句，这些是本字典显著特色之一，无疑对读者助益颇大。

价值

民国和清朝发行了大量的康熙字典，如何区别清朝和民国的版本其实很简单？

1、就是看它的价码。

2、清朝的康熙字典是没有广告的，民国的就有。

3、民国的有几个版本，一个是商务印书馆于民国5年印刷的12本康熙字典。价值一般全套1000上下，还有就是民国12年印刷的13本全套康熙字典价值为500。

7差异编辑

新旧版差异

收字更全：现代版《康熙字典》将旧版《康熙字典》最难查的补遗和备考依现代文字规范并入正篇，极易查找。编者又补入大量今人常用的规范字，以便现代人使用方便，打破了仅供专家使用的局限。

用字规范：现代版《康熙字典》对旧版《康熙字典》做了大量的规范工作。清·王引之曾对《康熙字典》之讹误做过2588条修订，但现代版《康熙字典》做18000余条的修订工作。

现代注音：旧版《康熙字典》字头为切音读法，现代人早已不用或不会用了，因此编采用了现代人通用的汉语拼音，使读者准确无误地读准字音。

《康熙字典》是清朝康熙皇帝亲自下诏编撰。原四十二卷。翰林院掌院学士张玉书主持编写工作。依据《字汇》、《正字通》加以增订而成。康熙五十年(1716)年印行于世。其内容引古代诗文以溯其字源，又注各代用法以佐证其变迁。本书附《补遗》，尽收冷僻字；再附《备考》，收有音无义或音义全无之字。

《康熙字典》总收四万七千零三十五字。此文字巨典自成书起，影响之大，流行之广，近300年无出其右者。

30万册

四川大学图书馆始建于1896 年，是我国西南地区藏书规模最大的大学图书馆，馆舍总面积6,3100平方米；馆藏纸质文献609万余册，并拥有丰富的电子文献资源。可提供阅览、外借、参考咨询、科技项目查新、文献传递、馆际互借、用户培训、声像视听、复印复制、打印扫描等多种信息服务，并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文献检索与利用课”。馆内安装了上千个数字化接口，无线网络全面开通。

四川大学图书馆由四个分馆组成，分别为：

文理分馆 位于望江校区东区内，面积16000平方米，馆藏以社会科学类和自然科学类为主，兼及部分工程技术类文献资料。其中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文字学、汉语史、宗教学、四川地方文献、南亚研究、数学、生物学、经济学等学科领域的文献具有收藏优势；珍藏线装古籍30万册，其中包括宋、元刻本及唐代以来的各种稿本和抄本；收藏有大量的抗日战争时期出版的图书和建国前报刊。

工学分馆 位于望江校区西区内，面积13000平方米，馆藏以科技文献为主，形成了能源、材料、化学、化工、水资源等学科文献特色，其中在高分子材料科学、皮革科学与工程文献方面的收藏优势尤为突出。

医学分馆 位于华西校区内，面积8800平方米，馆藏以医学文献为主，形成了符合“生物—心理—社会医学” 模式的特色体系，其中在口腔医学文献方面的收藏优势尤为突出。

江安分馆 位于江安校区，面积25300平方米，馆藏以基础性和综合性为特色。实行以读者为中心的“藏、借、阅、咨一体化”的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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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出版时间计算，10年以内按图书原价的5倍赔款；

（2）按出版时间计算，10年（含10年）以上按原书价格的810倍赔偿；

（3）1970年以前出版的图书重新估价后（按现比价计算）按估价10倍罚款。 12 外文图书：区别不同情况，按下列倍率赔款

（1） 影印版；视具体情况按原价510倍赔款；

（2） 原版图书：按原价的10倍赔款；

（3） 1970年前出版的外文图书，按现比价计算原价后，按10倍赔款；

（4） 成套多卷图书，遗失其中1册或数册，按整套价格予以赔款，赔款后不得索取其它卷册；

（5）未标明价格的书刊资料，参考同类书刊资料的价格赔偿；

（6）赔款后，读者又找回原书，所赔款项可如数退还读者；

（7）遇有特殊情况，将根据具体情况会同有关部门予以处理 。 13 该馆所有罚款与赔书款，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