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最大的过错
乾隆皇帝自称“十全老人”,一生文治武功,雄才大略,纵横捭阖,叱咤风云,的确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过巨大贡献;可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他也有很多错误与罪过。那么,乾隆一生最大的过错是什么那就是在意识形态上大肆毁灭篡改汉人古籍、对天下士子兴“文字狱”疯狂杀戮禁锢。有人认为,他的罪行还要超过焚书坑儒的大“暴君”秦始皇呢!甚至还有人说他是“千古第一罪人”,这可能有些夸张。为什么呢我们下面继续分析。
乾隆皇帝,即清高宗,满族名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年,1735-1795年在位),生于北京雍亲王府(雍和宫),清朝第6位皇帝,入关之后的第4位皇帝,雍正之子,嘉庆之父。自幼聪明可爱,5岁就学,过目成诵,深得祖父康熙喜爱。初封和硕宝亲王,25岁登基,在位60年,禅位后又任3年另4个月太上皇,实际行使国家最高权力长达63年另4个月,是中国历史上实际执掌国家最高权力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世界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88岁,米寿),逝世于紫禁城养心殿,葬于清东陵之裕陵(今河北遵化境内)。
乾隆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位赫赫有名的皇帝,他在康熙、雍正两朝文治武功的基础上,进一步完成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社会经济和物质有了进一步发展。清朝达到了康雍乾盛世以来的最高峰,汉学在此期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全国人口达到3亿1300万,这也是历史最高值。
乾隆早期勤政,整饬吏治,加强朝政,重用人才;重视社会稳定,缓和阶级矛盾,关心受灾百姓,在位期间5次普免天下钱粮,3次免除八省漕粮,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并且重视农业生产和水利建设,起到了保护农业生产的作用,使得清朝的国库日益充实。
乾隆武功繁盛,在平定边疆地区叛乱方面做出了巨大成绩(平定大小和卓叛乱、消灭准噶尔汗国、平定大小金川、抗击廓尔喀、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缅甸之役、安南之役,及土尔扈特部东归),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并拓广了领土,并且完善了对西藏的统治,占领了新疆,正式将新疆纳入中国版图,始置伊犁将军,清朝及中国的版图由此达到最大化。
乾隆在位期间,民间艺术有很大的发展,如京剧就形成于这个时期(即1790年乾隆八十大寿,四大徽班进京)。
但是乾隆在位后期生活奢靡,好大喜功,大兴土木,吏治有所败坏,贪污横行,全国多地爆发起义;并且闭关锁国政策也达到了最高峰,拉大了和西方的差距,推迟了现代化的进程,使清朝统治出现了危机;文字狱之风比康熙、雍正时期更加严酷;大肆损毁和篡改典籍,有人说其危害程度超过“焚书坑儒”,称他是货真价实的“千古第一玩人”、“千古第一罪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专制者”。
你说乾隆嘛,一方面大力发展汉学,搞“博学鸿词科”,还主持编修了《四库全书》、《文献通考》、《大清会典》等大型文化典籍(《四库全书》历时9年成书,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庞大的百科全书),完成了《明史》的编撰,学术考古界出现“乾嘉学派”;但另一方面在具体编纂过程中实行狭隘的文化方针,销毁了很多历代优秀典籍名着(一个统计是存书3457部,79070卷;却禁毁6766部,93556卷),并大肆篡改乱搞,也是一次文化浩劫。对此,鲁迅先生在《病后杂谈之余》中批判道:“那时的`禁书,我想他都未必看见。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着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洋洋大作完成后只是藏于深宫、束之高阁,对于文化普及并没有起什么作用;相反在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上还制造了曲折、失误,有延缓至少是停滞。
在文化政策上,乾隆把“文字狱”发挥到了极致,比及大明,乾隆间的文化高压也是历史性倒退。在整个大清朝160余起文字狱案中,光乾隆时就有130余起,占全部案件的80%。乾隆时的文字狱主犯都被处以极刑,亲属男15岁以上斩,15岁以下及女性为奴。浙江仁和县人卓长龄亦因诗中有“可知草莽偷垂泪,尽是诗书未死心”等句,被乾隆判为逆诗,卓被开棺戮尸,其孙被斩立决。乾隆二十一年,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常熟人朱思藻写《吊时语》抨击贪官,被乾隆认为“侮圣非法,实乃莠民”,不但朱被杀,凡看过《吊时语》而未告发的也被严惩。翰林院学士胡中藻因其作《诗抄》中有“一世无日月”、“一把心肠论浊清”等句,被乾隆认为是“悖逆诋讪怨望之词”,指斥胡诗“加浊字放在国号(清)之前,是何心肝”胡诗中“穆王车驾走不停”之句,也被乾隆认为是讽刺他南巡,结果不言而喻。如此等等,真是罄竹难书。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文字狱频兴,学者渐惴惴不自保,凡学术之触时讳者,不敢相讲习。”鲁迅也说:“为了文字狱,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
在文化独裁恐怖镇压之下,中国的知识分子终日战战兢兢,怎么可能解放思想,探索社会革新,寻找新的发展出路没有思想创新,国家又怎么可能走向新的方向也难怪说乾隆之罪尤甚秦始皇,颇有道理。
清代中央首辅机构 清初期,承袭未入关前的旧规,以满洲特有的旗制为其本部骨干,基本上按明代制度统治汉人。直到雍正、乾隆两朝,才逐步调整,得以比较稳定下来。中央机构设置如下:
一、内阁
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七月,清王朝参照明制,改内三院为内阁。大学士改加殿、阁头衔,称“中和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乾隆十三年去掉中和殿,增入体仁阁,成为三殿三阁)。大学士的品级改为正五品,这也是参照明制,怕大学士权力过重,而特降低其品秩,借以抑制。这时的内阁,虽具有掌握最高政权的中枢机关的雏形,但因大学士降低了品秩,又减少了办事人员,所以其权任反较顺治初年之内三院为轻了。
内阁大学士的品级,到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满、汉俱定为正一品。至此,大学士成为清王朝最高的官员,犹如历朝的丞相。《清史稿•大学士年表序》说:
清大学士满、汉两途,勋高位极,乃以相授……其品列皆首文班。任军机者,自亲王外,其领袖者必大学士,唐、元三公尚不及也。
这说明清代大学士的地位是极为尊崇的。
协办大学士,犹如宋之参知政事,为大学士之副职。初期未有定额设置,遇有大学士在内廷行走或奉差在外,才另选人员协办阁务。早在雍正元年至五年间(公元1723—1727)有署大学士,六年(公元1728年)又有额外大学士。十年至十三年(公元1732—1735年)再设协理大学士。到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才有协办大学士,以后并改为常设。其品级比大学士稍低,从一品。
内阁学士的品级为从二品,均兼侍郎衔(乾隆五十八年以后去兼衔)。其职掌是:满学士掌奏本章,汉学士掌批“题本”(内外官员汇报皇帝之文书)。若依其应有权任,并不仅于此。如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谕:“学士乃参赞政事之官,如有所见,应行启奏。近来并无与议者,若惟送本接本,用一笔帖式足矣,何必设立学士?此后各有所见,俱令敷陈。”①虽有此谕,可是一般学士仍按部就班,作一些例行之事而已,远不如军机章京职责之重。
内阁人员的额数,据《大清会典》、《清史稿》等书的记载,规定为:大学士满、汉各2人,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人,学士满6人、汉4人,典籍满、汉、汉军(编入八旗之汉人)各2人,侍读学士满4人,蒙、汉各2人,侍讲满10人,蒙、汉、汉军各2人,委署侍读无定员,中书满70人,蒙16人,汉30人,汉军8人,帖写中书满40人,蒙古6人(以上各员额时有增减),撰文中书无定员,供事62人,总人数为288人(委署侍读是由典籍内派委、撰文中书是由中书内派委,都不占额数)。
内阁乃诸曹总汇之区。其职掌据《光绪会典》卷2载:“掌议天下之政,宣布丝纶、厘治宪典,总钧衡之任,以赞上理庶务。凡大典礼,则率百寮以将事”。其具体的职务有:
第一,掌议政事,宣布纶音(皇帝的诏令)。
内阁为正一品衙门,位在六部之上。大学士“位尊望重”,其职务首先是议政事,宣布纶音。阁臣常在皇帝的左右,充当顾问。他们不但对答政事中的疑难问题,而且为皇帝办理公文,草拟谕旨。内阁所承办的公文有制、诏、诰、敕、题、奏、表、笺。据《光绪会典》卷2载:
凡纶音之下达者,曰制、曰诏、曰诰、曰敕,皆拟其式而进焉。凡大典宣示百寮,则有制辞。大政事、布告臣民,垂示彝宪,则有诏,有诰。覃恩封赠五品以上官,及世爵承袭罔替者,曰诰命。敕封外藩、覃恩封赠六品以下官,及世爵有袭次者,曰敕命。谕告外藩及外任官坐名敕、传敕,曰敕谕。
内阁为丝纶重地,每日钦奉上谕,由军机处承旨,凡应发钞者,皆下于内阁。此外,内阁还负责记载纶音,所载事项分为三册:凡每日发科本章,满汉票签处当直中书摘记事由、详录圣旨者分为一册,称为“丝纶簿”;特降谕旨者分为一册,称为“上谕簿”;中外臣工奏折,奉旨允行,及交部议覆者,分为一册,称为“外记簿”。三册存放内阁,以备参考。
第二,办理本章。
内阁的日常事务,是为皇帝办理本章。《内阁志》中说:“大学士于军国,事无不统,其实每日所治事,则阅本也。”《皇朝文献通考》卷80载,大学士的职务主要也是办理本章。清代内外官的本章可分为通本和部本两类。凡各省将军、督抚、提镇、学政、盐政、顺天府尹、盛京(今辽宁省)五部本章,俱通过通政司再送内阁,称为“通本”;在京六部及各院、府、寺、监衙门本章,称为“部本”。通本到阁后因无满文部分,先由汉本房将其贴黄翻译为满文,转满本房校阅,缮写清楚粘贴于后。部本原系满、汉文合璧,与译好的通本一并交汉票签处。由中书草拟票签,经侍读学士校阅,由大学士审阅后,交满、汉票签处缮写满、汉文正签。经内奏事处进呈御览;皇帝批阅后,交批本处,汉学士批汉字于正面,翰林满人中书批满字于反面,至此成为“红本”。接着是下达执行:由满本房领出交红本处,每日六科给事中来处承领,到科后抄发各衙门执行;每年终,由六科给事中回缴红本处,转交典籍北厅,再入红本库保存。此外,内阁还处理部分奏折。
第三,办理典礼祭祀的有关事宜。
凡是比较隆重的典礼和祭祀,如皇帝登极、立后、祭天地、祖宗等,都由内阁办理。《光绪会典》卷2载:
凡大祀、中祀,前期书祝版。奉神位于坛庙,则视镌与其饰青。制册宝亦如之。皇帝登极则奉诏,授受大典,奉宝亦如之。册立册封则授节。命将出师,授敕印亦如之。文武传胪则奉榜。凡大朝会、进表,则展表所宣焉。
第四,组织修书,存贮档籍。
纂修史籍,本是翰林院职掌。顺治初,以翰林院分隶内三院,修书各馆,也附设于内三院。康熙以后,虽分设翰林院,但各书修纂,仍以内阁大学士任监修总裁官,学士则分兼副总裁、总纂、纂修等职。此外,内阁还负责档案典籍保藏。在东华门内置红本、实录库,这是清政府重要的档案库。另外还收存揭帖。《光绪会典事例》卷14载,“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议准,各省题奏本章,俱增写揭帖一通,送起居注馆,俟记注后,将揭帖转送内阁收存。”内阁收存最大量的档案是红本,其他还保存实录、圣训。
内阁的内部设有典籍厅、满本房、汉本房、蒙古房、满票签处、汉票签处、诰敕房、稽察房、收发红本处、饭银处、副本库、批本处等机构,分掌各项事务,其设官员额及具体职掌分别如下:
典籍厅:是内阁的秘书部门,有学士10人(满6人,汉4人)、典籍6人(满、汉、汉军各2人),供事22人。此外侍读学士、侍读、中书等兼在典籍厅办事者,由大学士派委,无定员。其办事之所,分南、北两厅。南厅职掌有四:
(一)掌关防。内阁无印,对外行文,用典籍厅关防。
(二)收发及办理文稿。各衙门来文,直送两厅,再按事务性质分送各房。
(三)官员考绩事务。负责对侍读、典籍、中书等官的考绩。
(四)管理“吏役”事务。考取助理事务的“供事”及管辖皂役等事。
北厅职掌也有四项:
(一)掌奏章。拟办陈事请旨之奏本及进贺表等。
(二)办理大典事务。即关于大典礼的筹备应办事项。
(三)用宝洗宝。请用国家宝玺及岁终封宝日洗宝事务。
(四)收藏红本图籍,并收贮表章等。
满本房,或称满本堂或满洲堂。有侍读学士2人,侍读4人,中书39人,贴写中书24人,供事3人,共72人(均为满员)。掌校阅题本的满文部分,管理内阁大库及皇史宬的收藏事务。如收贮实录、圣训、起居注、史书、方略及经略将军的印信等物。收发和每日向皇帝进呈实录,增修王公世爵谱册以及缮写各项满洲文字。
汉本房,又名汉本堂,有侍读学士4人(满、汉各2人),侍读5人(满3人,汉2人)、中书42人(满31人,汉军8人,汉3人),贴写中书16人(都是满员),供事3人。其职掌为收发通本,翻写贴黄及各项应翻为满文之文书,如上谕、碑文、册宝、祝版应译为满文者均属之。故又有翻译房之称。
蒙古房,又称蒙古堂,有侍读学士2人,侍读2人,中书16人,贴写中书16人(以上均蒙员)。掌翻译蒙、回、藏等各种文字以及外国来文。凡遇有各藩部陈奏事件及表文,皆译出具奏。凡颂扬各藩部诰敕、碑文、匾额以及奉旨特交事件,俱由蒙古房译出缮写。并管理蒙古实录,圣训。凡外国文字,如俄国照会,即召翰林院俄罗斯馆官员至房翻译。西方各国来照,即召西洋馆官员翻译。
满票签处,有侍读3人(满员),中书22人(满20人,蒙古2人),贴写中书8人(满员)、供事4人,此外尚有委署侍读(满员)若干人。满票签处掌校阅满文本章并撰缮满文票签,皇帝出巡时,发递本报。京内外官员的奏折,经皇帝批阅,应交在京各衙门知道或办理的,由军机处交满票签处,传知各衙门钞回办理。
汉票签处,有侍读2人,中书27人(以上均汉员),供事4人。此外有委署侍读若干人。掌校阅汉文本章,撰缮汉文票签;撰拟御制文字,如制、诏、诰、敕、册文、祝文、封号等。
诰敕房,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始设诰敕房,隶汉本房兼管。专司校勘和收发诰敕。凡汉票签处撰拟诰敕,由诰敕房审核,缮定正本,用宝颁发。封赠诰敕,按定式刊刻存储,凡用时交中书科填写,经诰敕房校阅颁发。
稽察房,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令各部院衙门将每日事件已结、未结情由声明送内阁,于月底汇齐奏报,这时始设稽察房①。其职官由大学士于满、汉侍读、中书内派委,无定员。额设供事4人,凡交部议复事件,按日记档,俟各部院移会到时,逐一核对,分别已结、未结,每月汇奏一次,叫“月折”。每日军机处发出满、汉文谕旨,由满票签处移至稽察房存储,至月底,缮写满汉文合璧奏折汇奏,称为“汇奏谕旨”。
收发红本处,又称红本处、收本房。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会典》均未见记载。《嘉庆会典》始有此名称。约成立于乾嘉年间。司员由大学士于满、汉中书内派委,无定员。凡批过的题本,交由红本处每日发给六科传钞,年终缴回汇集,贮入红本库。
饭银库,又称饭银处,其司员由大学士于满洲侍读、典籍、中书内派委,无定员。专掌收支内阁司员饭银。这种饭银由各省总督、巡抚及布政使咨送。分配办法是:大学士每日银三钱,以下官员递减,至中书每日银六分,以充飧食费用②。
副本库,约成立于乾嘉年间,《嘉庆会典》始有此名。其司员由大学士于满、汉中书内派委,无定员,掌收题本之副本。乾隆以前,每到年终收藏副本,都派汉票签处的中书送存皇史宬厢房,年久贮满,无地存收,才另设副本库。
批本处,乾隆以前称“红本房”,设于宫廷之内。其司员有满洲翰林院官1人(于翰林各职事内选用),中书7人,掌进本之收发与批本事务。每日进本,由满票签处中书送交批本处,由批本处送内奏事处进呈,待发下以后,批本处照皇帝阅定满文签,用红笔批于本面,再交满票签处中书带回内阁,遇有改签及“折本”,皆存记档案,按日交发办理。
清内阁自天聪十年(公元1636年)设内三院起,至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止,掌握国政有270多年之久,但其势力不是始终如一的,是屡有演变的。初设内三院时,尚在关外,并有议政处分其权。那时只是初具规模。入关后,为加重内三院之职权,明命条陈政事或外国(对外)机密或奇特谋略,都由内三院转奏。并定内三院品级与六部同(先是低六部一级)。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正式改为内阁,只是沿袭明代官制,并不是加强内阁职权,相反却降低大学士的品级(正五品),减少了它的职官人数,其权势反而低于内三院。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再改回内三院,大学士品级又同于六部。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恢复内阁,大学士兼尚书。康熙亲政后,军国机要,始终归内阁。至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大学士升为正一品,在各部尚书之上(尚书为从一品),当时虽已设军机处,但任军机大臣者,除亲王外,其首领必是大学士,所以当时的大学士是勋高位极,因称内阁为“宰辅”。至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再设军机处后(军机处停设了二年),机要章奏都下到军机处。凡军国要务,都要由军机大臣承旨出政,内阁之权便轻,只是办理一些例行事务。赵翼在《檐曝杂记》中说:“军机处,地近宫廷,便于宣召。为军机大臣者,皆亲臣重臣,于是承旨出政,皆在于此矣。”《清史稿•大学士年表序》说:“雍正以后,承旨寄信有军机处。内阁宰辅,名存而已。”原来具有宰相身分的内阁大学士,成为进爵的虚衔,内阁便沦为办理例行政务、颁发文告的机关。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八月改题为奏,内外臣工的奏章,一般都采用奏折。改题为奏后,各省督抚就不须把题奏事件的副本交通政司转送内阁了,内阁便成了“闲曹”。这时的内阁公署,仅成了储存档案之所。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四月,另组西欧式的责任内阁,旧内阁废。
二、军机处
清初沿明旧制,“章疏票拟,主之内阁。军国机要,主之议政处”①。到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因西北用兵,往返军报频繁,内阁距内廷太远,皇帝不便亲授机宜,故在这年元月,在内廷设立军机处,其全称为“办理军机事务处”。初设时名为“军机房”,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改名办理军机处。
军机处是分割内阁之权,所以说它是“内阁之分局”。军机处在清代统治了180余年,成为大政所出的宰辅之区。它的体制特殊,职官简练,有官而无吏。它的全部工作,由军机大臣主持,军机章京办理。
军机大臣俗称“大军机”,分设满、汉员,由满、汉大学士、各部尚书、侍郎、总督等奉特旨应召入值,为兼差,人员无定额;由亲王或大学士满、汉各一员为首领,当时称为“揆首”、“领袖”。依清制,亲王不能入军机。嘉庆四年一月,曾以军机处事繁,命成亲王永瑆在军机处行走。同年十月,又以“非祖制”罢值。至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以后,始有亲王任军机大臣。初期,凡应皇帝召见商议政务,或依皇帝旨意起草诏谕等,均为领班军机大臣之责。凡经皇帝选调到军机处工作的军机大臣,则称为“军机处行走”或“军机大臣上行走”。初入值军机处者,若因其资历或能力尚浅,则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即是见习之意,其地位稍低,排班时列于后。一、二年后,再由领班军机大臣专折奏请皇帝,除去“学习”二字。各军机大臣之间,也有资格、品位高低之分,权力各不相同。例如有的满洲大臣只准阅看满文奏折,或新任大臣不准阅看皇帝朱批的奏折。这些不同待遇都是由皇帝亲定。
据《光绪会典》卷1017记载,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规定:军机大臣只准在军机处承写当日所奉上谕,部院稿案不准在军机处办理(因军机大臣为兼职,仍保留部院原职实缺)。各部司员不准至军机处“回事”(找他们本衙门堂官请示事务)。军机章京办事之处,不准闲人窥视。自王以下满、汉文武大臣,都不准到军机处找军机大臣谈话,“违者重处不赦”。为了严格执行这些规定,每天派都察院御史一人到军机处旁边的内务府值房监视,军机大臣散值后,才准他们退值。
军机处初设时,所掌仅限军务。《清史稿•军机大臣年表序》说:“初只承庙谟商戎略而已。”但以后事权逐渐扩大,以至军国大计莫不总揽。其具体职掌有如下几方面:
一、负责皇帝下达谕旨的撰拟和参与官员上报之奏折文书的处理。官员上报的文书,凡折奏“请旨”者归军机处,照例的题本归内阁,直到清末未变。
二、办理皇帝交议的大政,凡遇重要政事,皇帝不能裁决的,或交军机处议奏,或密议,或交军机处会同关系衙门议奏。特交的,由军机处查议其可否,密拟办法上奏;会同议奏的,或由军机处主稿,或由所会衙门主稿,临时酌定。
三、某些重大案件,皇帝特交军机大臣审理拟定,或由军机大臣会同三法司审拟。军机大臣可在军机处提讯,也可使用刑讯。应刑讯时,选用内务府公所或于步军统领衙门进行。凡秋审案件,军机大臣也参与。
四、重要文武官员之任免及各部尚书、侍郎、各省总督、巡抚、以至道、府、学政、关差、盐政以及驻防将军、都统、驻各边疆地区之领队大臣、办事大臣等官员的补放,均由军机大臣负责开列应补人员名单,交皇帝选择任用。遇科考,也由军机大臣开列主考、总裁名单,奏请皇帝选用。复试或殿试,军机大臣负责核对试卷、检查笔迹或任命阅卷官。
五、考查行军之山川、道里与兵马钱粮:凡有行军,军机处根据有关图书,考查山川险要,道里远近,如系边远地区,图书中没有记载的,要考查新旧档案并加谘访。应用的兵马、钱粮,则由户部、兵部、理藩院等衙门取简明确数备查。遇有皇帝查讯的问题,即时呈递。
六、军机大臣可奉皇帝旨意,以“钦差”身分,往各地检查或处理一些政事。
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早期也称为“司员”。最初,章京无一定额数,在内阁中书等官员中选调。乾隆初,改由内阁、各部、理藩院等衙门调派。自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始,定军机章京分满、汉各两班,每班8人,共32人。各班设领班、帮领班章京各1员,由军机大臣于章京中选资深望重者任之。军机章京的选任,据《枢恒纪略》卷7载:“汉军机章京由内阁中书、六部郎中、员外郎、主事、七品小京官由进士、举人出身者兼充;满军机章京以内阁中书、六部、理藩院郎中、员外郎、主事、笔帖式兼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确定汉章京额缺为20人。
军机章京也是兼差,凡承旨入值军机处的官员,仍为原衙门的实缺并照例升转。军机章京一般为五、六品,领班章京为从三品或正四品。军机章京按例不参加京察,其奖叙升转由军机大臣酌情保奏,平时每届三年奏保,凡遇修补档案,编修方略等事结束时,均照例特保,故章京的提升较快,当时人视之为升官的捷径。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十二月初十日奏定变通军机章京升补章程,定军机章京为实缺,其领班章京秩视三品,帮领班章京秩视四品,以下各章京俱按原品实授。并规定了三年递升一级的升补办法①。军机章京办理军机处的日常工作,处理文书,记注档册,撰拟文稿等。自乾隆时傅恒任领班军机大臣始,军机章京亦同时负撰拟谕旨之责;还参与军机处新承办案件之审理;跟随军机大臣或单独奉派往各省查办和处理政务。
军机处设于禁廷隆宗门内靠北、乾清门外西侧,军机大臣办公处名为军机堂。军机处内部组织,不见记载。从军机处档案的《交片档》看,有满、汉军机处之分,或简称“满屋”、“汉屋”,由满、汉章京分别任事。又《行文档》中有“清档案处”、“汉档案处”之设,或称“清档房”、“汉档房”,这是管理满、汉档案的分工。在宫廷之内,满屋的办公处设在隆宗门内之南,在军机堂对面之左,右为汉屋。其职掌据《光绪会典》卷3所载,满屋分管在京旗营及各省驻防和西北两路军营官员的补放事务,负责内、外蒙古、藩部及喇嘛等朝贡时拟赏单,并掌管军机处本身的一切事务性工作;汉屋办理在京部院及各省文职官员、绿营武职官员的补放进单,王公内外大臣赏单及拟给外国朝贡使臣赏单,办理皇帝交下的应当查考和应当办理的一切事情,以及负责军机处的对外联系,管理军机处的档案等工作。
军机处的设立,是清王朝对中央行政机构的一次重大变革,表现出清代前期政治制度高度集权的趋向。军机处成立以后,逐渐代替了清建国以来所依靠的满洲亲王,贝勒参与议政的制度,废除了议政处;同时也削弱了内阁参与国政的权力。军机处以“君权附庸”的地位,成为凌驾于内阁及各部、院之上的全国政务的总汇机关,军国大计,无不总揽。
三、通政使司
通政使司是沿袭明制。清入关后,于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设立的。名为“通政”,是以政务比水,欲其上下常通之意。据《清朝文献通考》卷82载,通政司“掌受内外章疏,臣民密封申诉之事,凡在外之题本、奏本,在京之奏本,并受而进之于朝,核其不如式及程途稽限者。凡大政大狱,咸得偕部院予议焉。”其具体任务是,收各省题本,校阅后送内阁;查有题本不合规制的,送内阁参处;有逾限期的,移交关系衙门议办。各省将军、副都统与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官,按季将奏过本章造具印册,咨送内阁查核。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七月,通政使因“事务甚简,半属有名无实”,而被并入内阁。不久,旋于八月十一日又下谕恢复。至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因改题为奏,职无专司,才被正式裁撤。
通政使司设通政使2人(满、汉各1人,正三品),副使2人(满、汉各1人,正四品),参议2人(满、汉各1人,正五品),经历2人(满、汉各1人,正七品),知事2人(满、汉各1人,正七品),笔帖式8人(满6人,汉2人),经承15人。分设启奏科、稿房、吏房、礼房、上房、火房等单位。
通政司所属机构有“登闻鼓厅”,管军民击鼓伸冤之事,由参议1人兼管,由知事率役巡查,并有笔帖式满洲1人,汉军1人,经承6人,分设吏、户、礼、兵、刑、工六房,分别办理所属事务。如有击鼓之人,由通政使讯供,确有冤枉,奏报皇帝交刑部审办。如系诬告,即送刑部按律加一等治罪①。“登闻鼓”,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设于都察院,由御史一人监管。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移置长安右门外,以给事中或御史1人更替管理。到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才并入通政使司。这是统治者表示为人民“雪冤”的设施。
顺治十四年十月丙子。皇第四子生。(《清世祖实录》卷112顺治十四年十月丙子中华书局1985年 版P877)
初八日。谕礼部:本月初七日丑时,朕第一子生,皇贵妃出,应行典礼,尔部即察例速议具奏。特谕。(《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P365)
初九日。初七日恭惟皇第一子生,本月初九日告祭。
天坛用帛、酒、果品、鹿、兔,点香烛,读祝文。遣尚书加一级车克行礼。祝文曰:维顺治十四年岁次丁酉,十月初一日庚午,初九日戊寅,嗣位天子臣恭遣车克祭告上天玉帝曰:本月初七日丑时,臣第一子生。承蒙宏恩,不胜笃告。
地坛用帛、酒、果品、鹿、兔,点香烛,读祝文。遣尚书加一级觉罗科尔坤行礼。祝文曰:维顺治十四年岁次丁酉, 十月初一日庚午,初九日戊寅,嗣位天子臣恭遣科尔坤祭告地神曰:本月初七日丑时,臣嫡一子生。承蒙宏恩,不胜笃告。
太庙用帛、酒、果品、鹿、兔,点香烛,读祝文。遣尚书加一级恩国泰行礼。祝文曰:维顺治十四年岁次丁酉,十月初一日庚午,初九日戊寅,孝孙嗣皇帝恭遣恩国泰谨昭告于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皇帝、孝慈昭宪纯德真顺承天育圣武皇后,太宗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文皇帝、孝端正敬仁懿慈僖庄敏辅天协圣文皇后神位前跪奏曰:本月初七日丑时,臣第一子生。承蒙慈佑,不胜欢忭敬告。
社稷坛用帛、酒、果品、鹿、兔,点香烛,读祝文。遣尚书加一级图海行礼。祝文曰:维顺治十四年岁次丁酉,十月初一日庚午,初九日戊寅,天子嗣皇帝恭遣图海祭告太社、太稷之神曰:本月初七日丑时,臣第一子生,承蒙宏恩,不胜笃信敬告。(《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P364-365)
十一日。帝生第一子之喜,诸王、贝勒、贝子、公及首辅大臣等,俱上马匹、缎帛以贺。(《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P365)
二十六日。恭遇皇第一子诞生,颁行诏书礼仪第三天,遣官告祭圜丘、方泽、太庙、社稷礼成。是日清晨,皇上卤薄大驾全设,和硕亲王以下,辅国公以上,俱穿朝服集于常朝处。满洲、蒙古、汉军、汉文武有顶戴各官以下,俱朝服齐集于午门外常朝处。小拨什库、外郎、耆老等齐集天安门外金水桥南。又设诏案于太和殿内东旁。内院大臣捧诏,设于太和殿内东旁案上,俟陈设毕,礼部官导引王、贝勒、贝子、公等进至太和殿丹陛上两旁侍立,引文武各官进至太和殿丹陛下两旁侍立。礼部官奏闻陈设毕,皇上具礼服,出宫御太和殿升座,作中和乐。升座毕,銮仪卫赞礼郎赞三鸣鞭,内院官举捧诏书,于太和殿外丹陛上授于礼部官,礼部官跪捧诏书,安置云盘内,用用黄伞罩盖,由中路前行。文武各官随出,王、贝勒、贝子、公等不随出,候皇上赐茶回宫,俱出。是日,奉旨不升殿,卤薄大驾不设,不作乐。王等以下,文武各官以上俱朝服,不行礼。王等以下,公等以上于午门两旁齐集。文武各官于常朝处齐集毕,内院官捧诏书至太和殿外丹陛上,授于礼部官,尚书恩国泰跪接,下丹陛,将诏书设于云盘内,上罩黄伞,由中路出。礼部官随出门,将诏跪安置于龙亭,行三叩头礼。銮仪卫校尉将香亭在前、龙亭在后举起,批头前导,教坊司作乐,王皆散。各官后随至天安门外,自龙亭取诏书置高台黄案上,听鸿胪寺赞进步跪,众官皆跪。读诏宫台上,于黄伞下向西立宣毕,听鸿胪寺官赞,文武各官就跪三叩头,又行二跪六叩头。礼毕,将诏书安置于龙亭,銮仪卫校尉举起,由大清门至礼部大堂,将诏书取于龙亭,安设东侧香案。礼部官率领本部官行三跪九叩头礼,刊刻诏书,颁布天下。
是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自古帝王继统立极,抚有四海,必永绵历祚,垂裕无疆。是以衍庆发祥,聿隆胤嗣。朕以凉德缵承大宝,十有四年。兹荷皇天眷佑,祖考贻庥,于今年十月初七日,第一子生,系皇贵妃出。上副圣母慈育之心,下慰臣民爱戴之悃,特颁肆赦,用广仁恩。所有事款开列于后:
一项:自顺治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昧爽以前,凡官吏兵民人等,有犯除谋反叛逆、子孙杀祖父母、父母、内乱、妻妾杀夫、告夫、奴婢杀家长、杀一家非死罪三人、采生、折割人、谋杀、故杀、蛊毒、魇魅、毒药杀人、强盗、妖言、十恶等真正死罪不赦外,及贪赃、侵盗漕粮、失陷城池、纵兵抢掠、审事徇情、阅卷有弊、投认师生,亦在不赦,其余死罪俱减一等。军罪一下,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咸赦除之。有以赦前事告讦者,不与审理,以其罪罪之;
一项:今岁朝审候决重犯,俱减一等发落。
一项:各直省司、府、州、县见监秋决各犯,亦各减一等发落。
一项:文武官吏衙役,除贪赃、侵盗漕粮、失陷城池、纵兵抢掠、审事徇情、阅卷有弊、投认师生不赦外,其余议革、议降、议罚,及戴罪住俸等项,俱与宽宥。
一项:应追赃私,除贪赃、侵盗情重者不赦外,其余察果系家产尽绝,力不能完者,该抚案奏请豁免,不许株连亲族。
一项:直省报荒地方,有隐漏田粮,以熟作荒者,许自行出首,尽行免罪。其首出地亩,即于当年起科。以前隐漏钱粮并不追理。如待他人发觉,仍行治罪追粮。
一项:啸聚山海,拥众不服者,果能真心来归,除赦其前罪外,仍破格叙擢。
一项:各处盗贼,或为饥寒所累,或为贪官所迫,情实可悯,如能改过自首,准赦其罪。于戏,震符肇启,茂百世之本支,巽命弘敷,流万方之闿泽。布告天下,咸使闻之。(《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
满朝为皇子出家于闵忠寺以祈寿,又为太后患疹以祈安。《痛史》。
顺治十五年正月辛酉。是日,皇子薨,生甫四月,未命名,行第四。(《清世祖实录》卷114顺治十五年正月辛酉。中华书局1985年版P894)
三月甲子。上以皇子生甫四月而薨。悼之。追封为和硕荣亲王。(《清世祖实录》卷116顺治十五年三月甲子中华书局1985年版P902)
四月戊寅。以和硕荣亲王寝园成。安设神牌。遣官谕祭。(《清世祖实录》卷116顺治十五年四月戊寅中华书局1985年版P905)
十三日。 和硕荣亲王圹志文:制曰:和硕荣亲王,朕嫡一子也。生于顺治十四年十月初七日,卒于十五年正月二十四日,盖生数月云。爰稽典礼,追封和硕荣亲王,以八月二十七日窆于黄花山。父子之恩,君臣之义备矣。
呜呼!朕乘乾御物,勅天之命,朝夕祇惧,思祖宗之付托,冀胤嗣之发祥,惟尔诞育,克应休祯,方思成立有期,讵意厥龄不永。兴言鞠育,深轸朕怀,为尔卜其兆域,爰设殿宇周垣,窀穸之文,式从古制;追封之典,载协舆情,特述生殁之日月,勒于贞珉,尔其永妥于是矣。(《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P377)
辛巳。礼部奏言:和硕荣亲王坟园圈丈地内所有寺庙坟墓,宜令迁移。得旨,民间年久坟墓及供奉神佛之寺庙僧道等,为朕穉子建立寝园之故。俱令迁移,朕心实为不忍。况群黎百姓,莫非朕之赤子?所有坟墓寺庙、不必迁移。仍著照旧存留。礼部尚书恩格德可作速前往。将荣亲王新园附近坟主眷属并寺庙僧道等,传集晓谕。俾知朕体恤民隐之至意。(《清世祖实录》卷116顺治十五年四月戊寅中华书局1985年版P905)
(十五日。礼部迁坟事。该部奏称:黄花山等处周围,依照风水圈丈地方内所有寺庙坟墓一项,问及识谙风水钦天监官杜如预、杨弘量、郑斌等,据称圈丈地方内所有寺庙僧道,不便令其居住,其坟墓俱应迁移等因。臣等议得:寺庙僧道,应令居住所圈地方之外,仍前赴供,上香烛。其有主坟墓,应令该地方官著各主自行迁移。无主坟墓,责令地方酌量迁移。其迁厝处所,应户部补给可也。为此请旨。于顺治十五年四月十四日奏。奉旨:这所议未当。为朕稚小一子,将旧有民坟及寺庙僧道,令其迁移,朕心不忍,著另议具奏。钦此。钦遵。随经另议奏称:黄花山圈丈地方内坟墓,于茔地切近者,令该地方迁移。其圈丈地方内寺庙居住僧道及坟墓,离茔地远者,仍旧存留,其附近坟墓迁厝处所,应由户部补给。为此请旨等因,于本月十五日具奏。奉旨:旧有年久民坟及供奉神佛居住寺庙之僧道等,为朕稚小一子俱令迁移,于理不合,朕心实为不忍,况百姓岂非朕之赤子?所有坟墓及寺庙僧道,不必迁移。仍著照旧存留。礼部尚书恩格德,尔可作速前往。将周围坟主亲眷并寺庙僧道等,传集晓谕。毋致此辈忧虑迁移。(《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P377-378))
五月庚子。和硕荣亲王发引。遣官祭于茔所。(《清世祖实录》卷117顺治十五年五月庚子中华书局1985年版P909)
辛丑。遣官致祭和硕荣亲王。(《清世祖实录》卷117顺治十五年五月辛丑中华书局1985年版P909)
六月庚午。谕工部、内官监:和荣亲王茔殿。前有谕旨,务从节省。尔等须恪遵前谕。但期坚固,足蔽风雨。不必华侈,以致劳民。傥不体朕心,劳民糜费,后有见闻,治罪不宥。(《清世祖实录》卷118顺治十五年六月庚午中华书局1985年版P918)
八月戊子。以差往江南侍卫桑阿尔寨、吴巴旦,沿途逼索贿赂又明知荣亲王之丧违制宴乐。下法司会勘,得实。拟立绞,上念二人侍卫有年。免死。革职。鞭一百。籍其家。(《清世祖实录》卷120顺治十五年八月戊子中华书局1985年版P930)
壬辰。葬和硕荣亲王于黄花山。(《清世祖实录》卷120顺治十五年八月壬辰中华书局1985年版P930)
二十七日。和硕荣亲王金棺入券。于二十六日,告祭太庙,用帛、酒、五样果品、鹿、兔,点香烛,读祝文。前爱星阿公照旧行礼祭讫。
是日。和硕荣亲王安主祭。用帛、酒、五样果品、猪、羊,点香烛,读祝文,遣尚书王宏行礼。赞礼郎引祭官至盥洗处,赞盥洗,洗讫,导至拜位。典仪唱执事官各司其事,赞诣前导,遣官诣香案前立。司香官跪于右,赞上香,遣官上炷香,又三上炷香讫。赞复位讫。赞遣官,各官行三跪九叩礼。典仪唱奠帛,行初献礼,献帛爵官各献于神前。捧帛官行一跪三叩头礼,复位讫。执爵官不行礼。读祝官诣祝桌前,一跪三叩头礼,请版,立讫。典仪官赞跪,遣官各官、读祝官皆跪讫。典仪官唱读祝,读祝文曰:维顺治十五年岁次戊戌,八月初一日丙寅,二十七日壬辰,皇帝遣王宏祚祭和硕荣亲王曰:今社稷已定,为尔英灵永安,以安神主祭礼,遣官致祭追恤。若灵有知,尚克歆享。读毕,设于帛匣内,行三叩头礼,复位讫。赞遣官各官皆跪,行三叩头礼,典仪唱行亚献礼,奠酒官照旧献讫。典仪唱行终献礼,奠酒官照旧献讫。赞跪叩头,遣官各官行三跪九叩头礼。典仪唱读祝官捧祝,进帛官捧帛,各诣燎位。捧祝、帛官诣神前,行一跪三叩头礼,捧祝、帛,诣燎所,遣官立于西。祝、帛燎半,赞礼毕,遣官并各官出。(《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P382-383)
附:皇子丧仪,顺治年间定。皇子荣亲王薨逝,追封荣亲王,治丧视亲王加厚,卜葬黄花山园寝,岁时祭飨。(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496《礼部丧礼》《续修四库全书》八0五史部政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P812)
丈营台荣亲王园寝。琉璃花门一座,广一丈六尺二寸,纵六尺,檐高一丈八寸。正中享殿一座,广三丈八尺六寸,纵二丈六尺五寸,檐高一丈二尺。前有大门,广三丈五尺,纵二丈一尺,檐高一丈一尺。门外设守护班房,东西厢各三间,广三丈八尺六寸,纵二丈六尺五寸,檐高一丈二尺。园墙周长五十二丈六尺,高一丈。(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949《工部园寝规制》《续修四库全书》八一一史部政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P434)
二十九日。是日。岁暮祭和硕荣亲王。用帛、酒、羊、猪、五样果品,点香烛,读祝文,遣沙莫行礼,照旧祭讫。(《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P395)
顺治十七年二月己亥。刑部题:原任礼部郎中吕朝允、笔帖式额勒穆,当葬荣亲王时,不遵所择时刻,拟斩监候。今遇恩赦,应否减等,请旨。得旨:吕朝允、额勒穆著各枷号两个月。鞭责一百。流徙宁古塔。(《清世祖实录》卷132顺治十七年二月己亥中华书局1985年版P1020)
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1711年年8月—1799),是清朝第六任皇帝,入关后的第四任皇帝。他是雍正帝第四子,属兔,康熙五十年(1711年)生于雍亲王府。雍正元年(1723年),弘历被立为太子,十一年封为和硕宝亲王,开始参与军国要务。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去世,弘历即位,改年号乾隆。由此,他站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至高点,开始施展其“文治武功”。乾隆在位六十年,退位后又当了三年太上皇,无疾而终,终年89岁。葬于裕陵(今河北遵化西北70里昌瑞山)。
谥号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庙号高宗,史称乾隆皇帝。同时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
他60年的稳定统治,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的集大成的时代。而乾隆末年,亦是清朝由盛转衰的过渡。而到了乾隆末期,所谓歌舞升平,“十全武功”的“盛世”已经宣告结束。在60年漫长的“盛世”之后,是成倍增长的人口压力和尖锐的民族矛盾及阶级矛盾,以及统治集团的彻底腐败。如同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说的:“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蘘却已尽上来了。”清王朝已经像即将倾颓的大厦势难支撑,而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炮舰却正在隆隆地驶近,中国的历史,即将翻开令人痛心疾首的一页。
乾隆帝执政60年后,虽禅位与其子颙琰(嘉庆),但又以太上皇的身份进行了3年统治(一说乾隆的实际统治期持续至其逝世)。乾隆六十年(1795年)底,乾隆决定将皇位禅让给皇太子。他下诏说:“我25岁时继位,当时曾经对天起誓,如果能够在位60年,就一定自行传位给皇太子,不敢与皇祖(指康熙)的在位年数一样。现在我在位已经满60年,不敢食言,决定禅位与皇十五子颙琰。他如一时难以处理朝政,由我训政。”和坤等大臣极力劝阻,乾隆不听,于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在太极殿举行禅位大典,自称太上皇,但仍掌握着朝廷实权。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乾隆得病,虽经过不少名医医治,都不见起色,初三逝于养心殿。
所以,弘历是中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实际执政63年
乾隆帝的“文治”表现于他在政治、经济上的作为和文字狱上的“贡献”。乾隆帝儒雅风流,精于骑射,一生著文吟诗,笔墨留于大江南北,其诗作竟达四万二千余首,几与《全唐诗》相埒。乾隆本人是陶瓷艺术的爱好者,在其统治期间,中国的陶瓷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以著名文人纪昀为总裁,组织了包括戴震、姚鼐和王孙念等人在内的360余人,历时15年,编写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共36000卷,含完整作品3450部,其卷数是《永乐大典》的三倍,篇幅之多可谓集我国古籍之大成。该书对以往学术作了较全面的总结,保留了大量有价值的古籍,对古籍整理和总结文化遗产有重要贡献,成为我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的总汇。建筑上,乾隆在北京西郊营造繁华盖世的皇家园林“圆明园”。东造琳宫,西增复殿,南筑崇台,北构杰阁,说不尽的巍峨华丽。又经文人学士,良工巧匠,费了无数心血这里凿池,那里叠石,此处栽林,彼处莳花,繁丽之中,点缀景致,不论春秋冬夏,都觉相宜。又责成各省地方官,搜罗珍禽异卉,古鼎文彝,把中外九万里的奇珍,上下五千年的宝物,一齐陈列园中。因此圆明园也被全世界称为东方艺术的博物馆。同时,乾隆的视角仅限于中国本土,对同时期蓬勃发展的欧洲各国的科学文化尚无足够的认识。
乾隆文化专制的突出表现就是大兴文字狱,对知识分子的诗文吹毛求疵,捕风捉影,无中生有,上纲上线,动辄杀头抄家充军。文坛上,一片肃杀之气。康熙时,戴名世的著作《南山集》,被当局认为有“政治问题”,遭到严惩,主犯戴名世被杀头,株连亲戚朋友几百人。五十多年以后,乾隆皇帝再次旧事重提,利用“南山集案”大兴冤狱,杀害了71岁的举人蔡显,株连24人。
同时,乾隆担心著作中的反动言论,因此下令对中国古代文化书籍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清查和销毁,像顾炎武、黄宗羲、黄道周和张煌言等人的著作都在违禁之列,造成我国传统不可估量的损失。
乾隆仿效祖父康熙,六下江南考察民情。康熙皇帝的六次南巡旨在查堤防和了解东南地区的社会和民生疾苦,每次都很俭朴。而乾隆南巡,虽然不能完全否定其对巩固政治的作用,但他更偏重游山玩水,奢侈豪华,所花费用超过了康熙10倍,不仅加重了百姓负担,还造成了奢靡的社会风气。
乾隆49年(1772年)乾隆帝下诏为袁崇焕平反。《清高宗实录》载:“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案情始末终于真相大白。这些书都被乾隆帝统统烧掉或者改掉了,只保留他亲自修订的《明史》。
乾隆利用清朝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隔阂,两次平定西北的准噶尔部,一次平定新疆回部,两次征服西南的大小金川,一次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一次出征缅甸,一次出征越南和两次出征尼泊尔的廓尔喀。其中对历史影响最大的是西北方面的军事行动,密切了中原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加强了中央集权。
乾隆非常重视和欢迎土尔扈特部的回归伊犁。有的大臣却认为:“自弃王化,按之国法,皆千严谴,事属可伤,实则孽由自作”。不主张抚慰。有的大臣说:“以抢伊犁之故,其部众悼于远徙。”认为渥巴锡想趁准噶尔新亡,利用真空来抢伊犁,所以东归。作为清政府也有这样一种考虑,担心返归土尔扈特部众重返故地后,会扰犯边地,破坏边疆刚刚获得的安宁。乾隆根据得到的情报,最后作出了符合实际的判断:“明知人向化而来,而我以畏事而止,且反至寇,甚无谓也。”并进而制定了收抚土尔扈特部落的方针。
乾隆面对西方殖民侵略采取强硬的态度,断然拒绝殖民者的无理要求。对于诚意谴使来华的国家,乾隆则采取友好态度,但仍然一律拒绝通商。应该指出,乾隆帝坚持闭关锁国政策,并以天朝自居,使中国科学技术与欧洲差距更大,以至于他逝世40年后,中国任人宰割百余年。
乾隆统治的中后期,随着自身逐渐老迈,本性的好大喜功,更喜欢周围人的颂扬,尤其得意自己的武功,亲自撰写《十全武功记》,并自号十全老人,陶醉于文治武功,听任和珅贪污弄权,朝政日益腐败。乾隆登基时,清政府国库尚有3,000,000两白银,1775年左右,乾隆到达了他统治的巅峰时期,国库积有白银73,900,000两,甚至超过了康雍两朝。但是长期且巨大的贪污腐败、数次远征、诸多宫廷建造、个人六次南下、历次平叛、缓慢孳生的鸦片以及个人浮华奢侈的生活,消耗了150,200,000两白银。1796年乾隆退位时,几乎所有的国库资金被挥霍一空,使盛极一时的清王朝开始下坡路。
1795年10月,清政府宣布乾隆将于来年春天让位于其子颙琰,这意味着他在位的时间要比他的祖父康熙短一年。在准备期间,乾隆搬出了在位皇帝使用的养心殿,搬入了紫禁城中另一处居所。但是就如他并未离开紫禁城一样,乾隆并不想放开他统治了六十年的大权。乾隆以太上皇的身份听政三年,并实际统治至其驾崩。
位于:新疆巴音郭楞州焉耆回族自治县
焉耆回族自治县位于新疆天山南麓焉耆盆地腹心。全县总面积257088平方公里,辖四乡四镇三个国营农牧场,46个行政村,16个居委会,246个村民小组。另有兵团企业、农牧团场、南疆铁路和塔里木河南石油勘探公司等驻焉单位17个。县域总人口13万人,居住着回、汉、维、蒙等29个民族,其中汉族占438%,回族228%,其他少数民族334%,是新疆6个少数民族自治县之一。
四乡四镇包括:焉耆镇、七个星镇、永宁镇、四十里城子镇、北大渠乡、五号渠乡、查汗采开乡、包尔海乡。境内还有有:王家庄牧场、苏海良种场、二十七团场。
古为西域焉耆国。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设焉耆府。民国二年(1913)始设焉耆县。1954年设立焉耆回族自治区,1955年改称自治县。隶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周围大部环山,开都河流贯东部,孔雀河流经南部,中部有小片沼泽。为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农作物有小麦、玉米、水稻、蚕豆、油菜、啤酒花等。畜牧以马、羊、牛为主,“焉耆马”闻名全国。工业有水泥、电力、制糖等。南疆铁路横贯县境,为南北疆交通要冲。还有公路干线和支线通往各地。古迹有唐王城遗址、四十里堡旧城、锡克沁遗址、七格星明屋等。
行政区划
焉耆回族自治县辖4个镇、4个乡:焉耆镇、七个星镇、永宁镇、四十里城子镇、北大渠乡、五号渠乡、查汗采开乡、包尔海乡。境内有:王家庄牧场、苏海良种场、二十七团场。县人民政府驻焉耆镇。
焉耆镇代码:652826100辖10个社区、1个村委会:新华路社区、滨河路社区、解放路社区、和平路社区、新桥路社区、新城路社区、文苑路社区、迎宾路社区、商城路社区、友好路社区、上-渠村。
七个星镇代码:652826101辖1个社区、9个村委会:幸福路社区、七个星村、桑巴巴格次村、夏热菜开村、老城村、哈尔莫墩村、呼尔墩村、乃明莫墩村、呼拉山村、芒热格拉尔村。
永宁镇代码:652826102辖2个社区、8个村委会:永兴路社区、南河路社区、下岔河村、新户村、九号渠村、黑疙瘩村、新居户村、西大渠村、上岔河村、马莲滩村。
四十里城子镇代码:652826103辖1个社区、5个村委会:新城路社区、店子村、新渠村、阿克墩村、麻扎村、巴克来村。
北大渠乡代码:652826200辖6个村委会:北大渠村、六十户村、八家户村、十号渠村、北渠村、太平渠村。
五号渠乡代码:652826201辖1个社区、8个村委会:成郊社区、头号渠村、上五号渠村、中五号渠村、下五号渠村、-渠村、下三号村、阿伦渠村、查干渠村。
包尔海乡代码:652826204辖5个村委会:开来提村、包尔海村、岱尔斯村、夏热勒岱村、查汗布呼村。
查汗采开乡代码:652826203辖4个村委会:哈尔布热村、查汗采开村、阿尔莫墩村、莫哈尔苏木村。
王家庄牧场代码:652826400
苏海良种场代码:652826401
兵团二十七团代码:652826402
县名考释
1、焉耆 yān qí 地名写法刘正琰诸先生编著的《汉语外来词词典》中,把散见于卷帙浩繁典籍之中的"焉支"一语 的汉语音译10种写法收录如下:焉支、 燕支、烟支、胭脂、胭支、燕脂、烟肢、燃支、焉耆、焉提。焉耆的名称在中国古籍上,汉唐时基本上有三种写法:《汉书》、《后汉书》、《晋书》、《魏书》、《周书》、《隋书》、《新唐书》、《旧唐书》、《高 僧传》、《续高僧传》、《悟空行记》都写作焉耆, 《佛国记》和《水经注》及 《释氏西域记》写作乌彝, 《大唐西域记》叫阿焉尼。后来的各派学者议论 纷杂,相持不下。据日本松田寿南先生说,阿耆尼是古代焉耆僧侣所使用的雅称,把焉耆一词梵语化了。梵语阿耆尼即火神之意。中国一些学者提出乌彝、阿耆尼,都是"焉耆"的同音异译。
2、"焉耆"一词的语义上列10种写法所包含的意义,历代解释家众说不一,归纳起来可分为四种: ( 1 )指 山名一一焉支山(此山坐落甘肃省河西走廊山丹县与永昌县之间,今名大黄山) 。
"焉支"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匈奴列传》,书称"汉使骠骑将军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 余里,击匈奴。"(2)指一种叫作红蓝的植物,北方人揉取其花上最鲜艳 部分,作胭脂。( 3 )指红蓝做成的一 种染料。
史册上讲,焉支山下出产一种叫 红蓝的植物,匈奴人的妇女,有摘新鲜 的红蓝花制作抹脸的焉脂,以至于到后来被汉将霍去病攻占之后,匈奴 有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番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唐朝大诗人李白,也在诗中反映"焉支落汉家,妇女无花色。"从以上记载中可以肯定,被汉语释成"焉支"的这个词,是当地少数民族语言中表示"颜色"一词是无疑的。
3、"焉耆"一词的语源、"焉耆" 一词究竟是哪个民族语言中的词语 呢在《汉语外来词词典》"烟支"词条下注明"源匈奴"。但学者们认为, 在霍去病攻打河西地区之前,河西地区是由匈奴占据着,在匈奴以前则是则月氏(张掖以东)和乌孙(张掖以西)占据着,“焉支山”是在匈奴进入 该地前,居住在该地的月氏命名的。大 月氏在汉文史册上被称为塞人,在古 代波斯文献中被称作萨加人。研究匈 奴史的学者曾这样记述:匈奴与大月 氏(塞种人)争雄之久,至公元前2个 世纪,大月氏始为匈奴所逼,转徙西 去。而塞人的语言,现在确认是属东伊朗语(又称称东伊兰语)。结论是汉语史籍中“焉支”一语是由东伊兰语一月氏语一波斯语音译过来的,它是匈奴语言中的借词。
社会发展
焉耆县现辖三镇、五乡、二国营牧场。驻县单位有河南油田、兵团农二师工商企业、农业团场,以及巴州直属骨干企业等。改革开放以来,焉耆地区经济发展迅猛,经济实力逐年增强,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焉耆是南北疆重要的物资集散地之一,是相邻的和静、和硕、博湖等县和兵团农二师八个团场的商贸中心。这里交通便捷,通讯发达。境内314、218国道和南疆铁路交错汇集,横贯南北,与库尔勒机场相距60公里,航空运输也十分便利。邮电通讯实现了数字微波,光缆传输等现代化手段,程控电话和无线移动电话把焉耆和世界紧密相连。
焉耆物华天宝,水土丰沃,自然资源十分丰富。自古以来,闻名遐迩的焉耆马就盛产于此;被自治区权威部门命名为“焉耆甘草”的优质野生甘草遍布境内,畅销国内外。发源于天山南麓的开都河自西向东,流经全县,蕴藏着巨大的水力和水利资源,开都河上游建设的大山口水电站,为焉耆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电力保障。焉耆盆地的石油储量可观,石油勘探取得突破性进展,已被国家正式命名为“宝浪油田”,石油工业的发展前景大有可为。现以探明的矿产资源有:石油、天然气、煤炭、水晶、云母、铜、红柱石、绿柱石、稀土等几十种,储量丰富,品位上乘;野生药用植物有甘草、紫草、党参等100多种。
历史沿革
清康熙、乾隆年间,朝廷派兵屯驻巴里坤、哈密、吐鲁番,多次出兵讨伐准噶尔。当时除随军来的有部分陕甘回族兵丁外,还有随军差役及赶车吆驴运输器械、粮袜的陕甘回民,以及随军作生意的回民小商贩。乾隆二十三年(1758),清廷平定准噶尔叛乱后,清政府在“屯兵戍边”的同时,实行“移民实边”方略,自嘉庆至咸丰的60余年中,从陕、甘一带迁至 北疆不少民户,这些人中有些以后流落到焉耆。由于开都河水源充足,河两岸土地肥沃,牧草遍地,牛羊成群,是个适于生存的好地方,人们便定居了下来。据现年80岁的回民老人马俊说:他的老家在陕西,迁住焉耆至今已是第八代。他的爷爷在世时,给子孙们讲全家迁来焉耆的情况:先住北疆,后听到人们讲焉耆富庶,平地上流淌着一条大河水,城四周是割不完的柴草,庄稼地边能放牛羊,是个过日子的好地方,便举家来到此地。那时每年都有十户、八户的人迁来。以后清政府从临潭、固原地区迁来制船的木匠和船夫,还在这里修了礼拜寺,回族人口逐渐增多。道光二十三年(1843),经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全庆奏请清廷撤回屯兵丁口302人,改招西宁、临夏、固原、平凉一带来此的回民商贩眷属近百户耕种屯兵田。以后不断有退伍的兵丁留下来,在这里务农、放牧、经商、营工谋求生存发展。世代相传繁衍不绝,逐渐变成当地的土著,自称口外人。
光绪三年(1877),陕西渭南回民起义领袖之一白彦虎(后投靠阿古柏侵略者)与清军对抗15年,终遭失败,在清兵追击下,通过焉耆西撤。清军把浩罕侵略者阿古柏从乌鲁木齐、哈密、吐鲁番各城裹胁的回族、蒙古族群众及白彦虎余部安置在焉营。左宗棠请示清廷设立抚揖善后局,资助这些人在此地定居生活,主持抚揖善后工作的费道周,还从关内招募回民数百户,资助耕牛、农具、种子及生活物资,让其定居。仅此两项共安置回民男2200余丁、女1600余口。这是迁入焉营的最大的一批陕西回民,这些人初到焉耆经营农牧业和商业。
光绪二十年(1894),青海回民领袖马琳、韩文秀、马骥、刘同春(又称刘四、刘四伏)、冶诸麻等率数万群众,反对清政府的民族压迫和苛捐杂税在河湟起义,在清军追剿堵击下,转战于循化、河州、狄道、西宁,后出水峡,取道青海柴达木,受尽饥寒之苦,辗转到新疆罗布泊,在和尔昂(地名),刘四等战败被俘,义军失败,清政府收抚数千人。这批人员先被安置在尉犁蒲昌一带,后转移铁干里克。因该地当时沙荒遍地,人烟稀少,年年欠收,人们生 活困苦,不多几年,部分人逃走。光绪二十九年(1903),焉耆知府刘嘉德将他们迁到开都河南岸水草肥美的马场台(原是官办养马草场),并将此地命名为抚回庄。现在城南郊的西宁回民,就是这部分人的后裔。
民国17年(1928),甘肃固原地区回族新老教派掀起争战,不少人流离失所,有些人流入焉耆定居。民国22年(1933),随马仲英人疆的回族兵,部分留居在焉营。民国28年(1939),甘肃固原发生大地震,有不少固原回民来焉耆寻亲落户。国民党军队人疆后,有不少开小差和被裁减的回民官兵也在焉耆落户。新中国成立后,更有不少甘肃、青海和宁夏的回
本文2023-08-03 23:54:10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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