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中的昆仑山就是现在的昆仑山脉吗？昆仑山只有一处还是有几处？昆仑山究竟在何地？昆仑这个区域实在是太神秘了，以至它的确切位置成了一个千古之谜。为此，歧说纷出，聚讼不断。

在《山海经》和《淮南子》中，昆仑山是黄河的源头，盛产玉石。因此古往今来许多人都联系黄河源头来确定昆仑山的位置，并以出产玉石作为旁证。

最早确定昆仑山位置的是汉武帝。张骞“凿空”西域，了解到一些西北地理知识，回来报告黄河源头就在于阗（即今新疆和田附近），但他以为昆仑山还应在更西边的地方。以后汉武帝不断派使者到西域各国。《史记。大宛列传》说：“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于是，武帝断然拍板定案：昆仑即于阗的南山。此说一出和者甚众。我们今天地图上的“昆仑山脉”便由此得名。

但是，历代地理学者们对这个说法并不以为然，只是因为有了这一说，必要时姑且沿用而已。与武帝同时代的司马迁就认为于阗南山够不上高峻美丽的条件，不是昆仑山。班固在《汉书。西域传》中对于阗南山也仍叫南山，绝口不提汉武帝说的“昆仑”两字。后来有的学者则认为于阗并不是黄河的源头，从昆仑和黄河的联系上排斥了武帝的昆仑说。

《山海经》曾提到“海内昆仑之虚”。为《山海经》作注的东晋郭璞就此指出：“言海内者，明海外复有昆仑。”清朝的郝懿行在注《山海经》时继承了郭的说法，提出有大昆仑和小昆仑之分。由于古籍记载的问题，又由于对黄河源头看法的不一致，很自然地，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就有了几处昆仑山。

清人陶保廉在《辛卯侍行记》一书中总计前人诸说，指出昆仑山共有七处：“一在海外，一在西宁，一在肃州，一、在新疆，一在青海西南，一在卫藏之北，一在北印度。”近几十年来，学者们渐渐趋向昆仑一元说。但是说法仍然不一。

岑仲勉针对陶保廉的统计，通过考订，得出结论：“海外、新疆、卫藏及北印之四昆仑，皆即古昆仑。非名称如一，地点亦未有异。西宁、肃州两昆仑者、古昆仑之东支，……唯青海之昆仑、则因真河源发现而层化。由是言之，昆仑之广义，实一元也。”岑认为古代昆仑是泛指现在的帕米尔高原、喜马拉雅山脉、昆仑山脉以及青海地区的一些山脉。

吕思勉综合《禹贡》、《说文解字》、《十六国春秋》等资料，指出汉武帝之前人们以为的黄河源头是在今札陵泊、鄂陵泊处，昆仑山应是酒泉的南山（也就是在个祁连山附近）。至于把于阗当作河源并以此来确定昆仑山，那是汉武帝时君臣们的“自误”。

顾颉刚则以为在《山海经）中昆仑山只有一处。他说：“许多人不了解《山海经》有整体性，受了它分篇的名词的蒙蔽，以为在图和经里，这几个昆仑山不在一处，便说‘海内昆仑’怎样，‘海外昆仑’怎样，这是大误。”并指出昆仑山和黄河源头“可以不发生必然的连带关系”，但他也没确定昆仑山究在何处。

他说昆仑山或在甘肃，或在青海，或在新疆，三处都有点像，但又不完全像。值得注意的是顾颉刚从神话传说的传播这个角度试图解释这一现象。古籍中记载的昆仑山究竟在何地，时至今日未有定论。或许昆仑山和神话传说联系在一起，使我们不能指出它的确切位置。因此，昆仑山位置的千古之谜，看来要结合神话学等学科才能有一个较为完满的解答。

大地湾考古改写中国史前文明的年代

文章1

人头形器口彩陶瓶，甘肃秦安县大地湾遗址出土。

文章2

资料图

文章3

大地湾遗址聚落沙盘

文章4

大地湾遗址出土的彩陶

文章5

大地湾一期出土的陶器上共发现了十几种彩绘符号

2006年《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发表出版至今，已经13年了。大地湾遗址的发掘，是改革开放四十年间，中国史前考古的重大成果。它有提升中国史前文明历史的深层潜能。甘肃省人民政府公布的大地湾遗址保护文告中，确立的大地湾遗址面积约为293万多平方米。截至2010年，已发掘的面积仅有1万多平方米，还不到总面积的1%。可见其潜能之大。

世界著名考古学者，英国剑桥大学的格林·丹尼尔教授所著《考古学一百五十年》一书，对1820年—1975年间，以西方学者主导的世界史前考古历程，做了系统总结。该书启发我对中国史前考古的思考：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的发掘成果，将会改写中国史前文明的年代和地域。

甘肃日报特约撰稿人 周宜兴

新的发掘成果总在否定着先前的论断

到现在为止，世界史前考古近200年历程，中国史前考古近100年历程。其中有不少新的发掘成果否定先前论断的例证。比如曾经有过的，埃及取代中亚而成为文明的摇篮，美索不达米、伊朗等地又如何暂时取代埃及而成为文明起源地等事例，说明新的考古事实总在改变着原有的考古认识。

中国的史前考古学，是从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发现河南仰韶村遗址之后，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上世纪二十年代，在黄河流域的河南、陕西、山西省境内发现了具有同样特点陶器的遗址。此后安特生在甘肃和青海湖地区也发现了与之相近的文化。1923年安特生在北京发表《中华远古之文化》。1925年阿恩发表专题研究报告《河南石器时代之着色陶器》。当时主导中国考古的以安特生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们，估计仰韶文化的年代不会早于公元前2000年。同时还认定，仰韶文化是西（南）亚文化经土耳其斯坦，越过昆仑山以北的塔里木盆地传播至东亚的。即所谓中国文化外来说即始于此。

1930年—1931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在山东发掘以黑面陶为主的龙山文化。中国的史前考古，开始由中国学者主导。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以后到70年代，中国大量新石器遗址的考古成果，否定了外来说，否定了不会早于公元前2000年的论断。确立了中国史前文明源头在河南中西部的中原地域，其形成时间大约是仰韶文化一期的公元前5000年，即距今7000年前。

2006年《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出版。2010年《甘肃省大地湾遗址距今6万年来的考古记录与旱作农业起源》发表（《科学通报》第55卷第10期）等关于大地湾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证明大地湾一期文化早于仰韶文化约1000多年。在公元前6000年，大地湾周边的广大地域，已经有了定居农业，栽植黍和粟，饲养狗、猪和禽类，使用粗陶器皿、素面陶，和祭祀用的彩陶，居住泥筑房屋，且有聚落。甘肃考古学者还研究证实：“从大地湾一期文化开始出现的彩陶，与西亚两河流域的彩陶，是世界上最早的，同时创造的两种彩陶文化，不存在谁影响谁的问题”。

显然，大地湾考古的成果把中国史前文明的源头，从仰韶村向西移到了大地湾，并且提早到公元前6000年，即距今8000年前。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史前考古学应当以探寻文明起源为目的

史前考古学与历史考古学有着较大差异。历史考古学只是对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通过考古发掘的实物给予补充和充实。比如陕西临潼的秦兵马俑的发掘，虽然震惊世界，但却只是对秦灭六国建立大秦帝国的历史，给予了栩栩如生的实物补充。

史前考古学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格林·丹尼尔教授在《考古学一百五十年》一书的第十章《回顾与展望》中这样写道：“对泰勒的《考古学研究》一书中提出的：发掘本身是不够的。考古学家的目的绝不是准确地发掘和出版发掘报告，甚至也不是准确的地层比较以及他误称为‘文化’的器物类型的划分，而是撰写历史。他极力主张在考古学中采用他所谓的综合研究。这正是我们在书中一直提供的做法。即对史前时代一个时期的文化做全面的研究。考古学者的工作是否重要，并不是看发掘的数量、规模和次数，而是看他对撰写或重新撰写人类早期历史的贡献大小。没有历史观念，没有解决历史问题的观念，考古学只能回到单纯收集遗物的水平。”这段文字对中国的考古界是有重要启示的。

丹尼尔在书中还提到：“史前历史的资料可以来自多方面——过去的物质遗存，根据语言而得出的推论，体质人类学方面的证据，地名及比较民族学的研究。”这里对史前历史资料的获取，给出了四个方面。其中“根据语言而得出的推论”即口传历史的推论，在史前历史资料中占有一定的权重。中国的史前考古界，长期以来一直是排斥口传历史资料的，他们只认定地下挖出的实物与文献记载。这显然是有局限性的，它制约了中国史前考古向更加深远历史时代的探寻。

大地湾遗址为中国史前历史的探寻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大地湾遗址有三个独有的特点：一、人类6万年连续生活的地层考古记录，提供了从旧石器文化到新石器文化可靠的年龄框架。二、在距今10000—8000年间形成以黍和粟为主导的旱作农业经济，成为世界农业独立起源地之一。三、口口相传的语言推论和大量古籍记载的伏羲文化，与大地湾文化在时间与空间的双双重合。大地湾成熟的农业生产力，为伏羲文化产生提供了经济基础。

在中国已经发掘的近万个新石器遗址中，大多数遗址都不同时具备这三个特点，只有大地湾是唯一。把大地湾文化与伏羲文化深度结合研究，是开拓中国史前历史研究的路径。

伏羲文化是中国史前历史的真实

“考古学家的目的……是撰写历史，没有历史观念，考古学只能回到收集遗物的水平。”我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疑古学派，曾经否定已经在古籍中有大量记载的伏羲、伏羲时代、伏羲文化的历史存在，认为是神话传说。从上世纪70年代始，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成果否定了疑古学派。用历史观审视我国的史前考古，撰写中国的史前历史，渐次成了考古学的创新思路。

大地湾遗址及其周边广大地域在8000年前就已经形成的农耕经济，为在这个古成纪地域出现伏羲文化，提供了厚重的经济基础。

中国史前考古所能确立的历史时代，有两个不同的相连时代。一是8000—6000年前的伏羲时代。一是6000—5000年前的炎帝、黄帝、蚩尤时代。其后是尧、舜、禹时代向有历史记载的夏、商、周的过渡。现在有的人把史前考古与历史考古的界定混淆起来，大谈中国的文明断代，硬是要把中国的文明定死在4000年之内的3700年间。无视8000年前已经在大地湾为中心的渭河上中游的古成纪地域诞生的伏羲文化的事实。

皇甫谧所撰《帝王世纪》第一集中，对伏羲有较详细的记载，对伏羲之后的部落联盟的首领也详录其名，并有“凡十五世，皆袭庖牺号”的文字。说明在8000—6000年前间，确实有一个以伏羲为名号的部落联盟时代存在了1000多年。甘肃天水古成纪的“羲皇故里”，河南淮阳古宛丘的“羲皇故都”，河北新乐的“羲皇故地”，以及散落在全国各地的伏羲遗存地，证明在伏羲时代，伏羲文化的传播是遍及中国的。

伏羲文化的内涵极为丰富。可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造书契以代结绳。用符号、图形、二进制计数，构成示意文字取代实物记事。二是创先天八卦。初建“天人合一”宇宙观，立万物皆由阴阳二元和合而生的易辩之法，教先民顺从自然大道以生存。三是以骊皮为礼，规范婚娶制度，实行部落间交叉血缘婚配，封姓氏以别血统，为中华民族的健康繁衍开创先河。婚娶有了家，以家为单元的社会形态促成城市雏形的居住聚落出现。四是创建部落联盟的管理机制，立九部、设六佐以龙纪官。以龙图腾昭示天下，是中华龙文化的始祖。五是观日月星辰运行，初建天文历法，划分四时八节，促进了农耕生产。灼土为埙，制彩陶礼器，制琴瑟，作《辩驾》《扶来》《立基》之乐谱，是用音乐祭祀天地的先驱。

伏羲文化的核心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阴阳和合的辩证观。尊重自然，服从天道，多元共存，包容和合，美美与共，这些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根脉都来自伏羲文化。

中国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

长期以来，束缚中华文明断代工程的一个瓶颈就是文字出现的年代。丹尼尔教授在其著作中曾写道：“尽管以使用中国语言文字的民族文化作为中国文明的涵义来说，和埃及、苏美尔人的文字文明相比，中国的文明还算是晚的。但是现在人们可以把它推至公元前十四世纪。并且能够在最早的汉字出现前举出一系列中国的史前文化。”这就是西方考古界和国内一些学者，长期以来一直认定中国的史前文明只有3700年的依据。

现在可以从两个方面实证，在汉字出现之前，中国史前文化时代已有文字出现，并使用流传至今。

实证一：2009年8月，两岸四地学者在香港讨论形成《中国古彝文在世界古文字中的价值地位评鉴与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建议报告》的评鉴结论是：中国古彝文与中国甲骨文、苏美尔文、埃及文、玛雅文、哈拉般文相并列，是世界六大古文字之一，是其中唯一在当今活着的世界古文字。并认定原始古彝文的创制和出现时间大致可推算为7000—10000年以上。2018年8月。在贵州六盘水市召开的“第二届探寻中华文明源头：易经刻画符号与彝汉文化研究高峰论坛”会上，有彝学研究专家对大地湾遗址发现的34个文字符号与古彝文相比较，发现有相同的读音与意涵。还有学者对古彝文化与伏羲文化的同源共祖作了探讨。

实证二：2015年11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文明8000年》一书中提出，在语言文字出现前，中国史前历史时期，在符号记事取代结绳（实物）记事的进程中产生了一种“示意文字”。示意文字就是由伏羲先天八卦的64个卦象符号组成。这组符号把人的思维、认知，和对天、地运行的规律，大气变化的节律，和观察到的万事万物的本质，都记录并传递到现在。它完全具备了文字的功能。2018年6月，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上古时代的文字——二进制计数与六十四卦》一书中，对示意文字的科学性做出了进一步的说明。

以上两项实证说明，中国早在7000—10000年前，就已经有文字出现。中国的史前文字，早于苏美尔文、埃及文。文字不再是制约中华文明的瓶颈。

建立中国版的文明标准

中国史前考古的创新，首先从建立中国的史前文明标准做起。谁建立标准，谁就有发言权。《中华文明8000年》一书，最早提出了中国版的史前文明标准。这个标准是在西方史前文明标准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考古实际加以补充、修改而提出，共有五条。一是天文历法引导农耕生产成熟，粮食成人类主要食物。二是示意文字产生，人类从实物记事进入符号记事时代。三是具有社会功能的居住群落出现。四是彩陶礼器和陶质器物在祭祀、生产、生活中广泛使用。五是乐器和乐谱的出现，音乐在祭天、祭祖与生活中开始使用。

这五条标准中，二、三、四条是对西方的文字、城堡、铜器三个标准修改后的沿用。一、五两条是根据中国的考古实际所新增的。总之，这五条标准主要是以大地湾文化与伏羲文化为依据提出的。

运用这五条标准，考量中国史前文明的历史年代，5000年是成立的，8000年也是成立的。探寻中华文明的源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任务之一。甘肃因有大地湾文化与伏羲文化并存，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去承担这一任务。

今日，网易全自由沙盘战略手游《 率土之滨 》联合国家图书馆，正式开启三国典籍文化传承计划。2019年正值国家图书馆建馆110周年，国家图书馆启动“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周年系列活动之三国典籍文化特展，选出率土玩家文言作品进入展览。双方更合作定制《八阵图》特色新赛季地图以及全新玩法体系。

国图馆藏《八阵图》化身游戏地图，率土迄今最变幻莫测的赛季玩法

八阵图，是三国蜀汉丞相诸葛亮推演兵法时创设的一种阵法，兼融天文地理，灵活多变，可因时制宜施展。如今，国家图书馆将馆藏《八阵图》及相关研究成果授权《率土之滨》使用，双方共同研发推出全新《八阵图》地图，再现当年诸葛亮困陆逊十万大军的八阵图阵法。《八阵图》地图的天气变化无常，玩家会在短时间内经历四季，并据此做出战略应对。覆盖全图的迷雾之下，是随机变换的地理和地形，闷头乱撞容易陷入死路；两军对垒时，由于看不清敌方战略部署，探子和线人传来的情报至关重要。八阵图的变幻莫测让玩家的决策更加审慎，谋略与武力的碰撞将会更加激烈。

国图授权定制玩法，三国古籍可玩可读活起来

除了《八阵图》，《率土之滨》手游与国家图书馆选出多部三国经典文集进行数字化演绎。包括曹植的《箜篌引》、曹植的《洛神赋》、曹丕的《燕歌行》、蔡文姬的《悲愤诗》、《三国疆域图》等在内数十部三国典籍被植入游戏，定制全新玩法系统，给予玩家更多策略选择。玩家甚至还可以在游戏中阅读典籍全文，沉浸式体验三国历史的魅力。

执笔挥洒戎马情 率土玩家文言作品入选三国典籍文化特展

作为国家图书馆110周年系列活动的开幕部分，国家图书馆举办的三国文化典籍特展已于今天开幕。特展将展出包括《后汉书》、《魏文帝集》、《乐府诗集》数十部珍贵的馆藏典籍。另外，特展还选取多部《率土之滨》手游玩家创作的古文史籍、文言檄文、诗词歌赋等文书进行展出。檄文诗词的风格或大气激昂，或义愤填膺，游戏史记故事气势蓬勃，充分展现当代玩家对三国文化的自我诠释。

《率土之滨》与国家图书馆的典籍文化传承计划，让三国经典文字走出古籍，利用数字化载体以全新的面貌重现于世。广大游戏玩家和游戏文化爱好者，既能近距离感受古籍文字的魅力，更能体验金戈铁马与建安风骨的并存三国文化精髓。

在我国的古书《史记》《梦溪笔谈》中都有关于海市蜃楼的记载，宋代大诗人苏轼在《登州海市》的诗中也描述过海市蜃楼的奇观，还有哪些古籍记载了海市蜃楼？

史书记载《史记·封禅书》：“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白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

《海市蜃楼》——选自《梦溪笔谈》（沈括）

登州海中，时有云气，如宫室、台观、城堞、人物、车马、冠盖，历历可见，谓之海市。或曰：“蛟蜃之气所为”，疑不然也。欧阳文忠曾出使河朔，过高唐县，驿舍中夜有鬼神自空中过，车马人畜之声一一可辨，其说甚详，此不具纪。问本处父老，云：二十年前尝昼过县，亦历历见人物。土人亦谓之海市，与登州所见大略相类也。

南宋遗民林景熙的《蜃说》，全文一百多字，是描写海市蜃楼最好的一篇散文之一。

明朝陆容《菽园杂记》：“蜃气楼台之说，出天官书，其来远矣。或以蜃为大蛤，月令所谓雉入大海为蜃是也。或以为蛇所化。海中此物固多有之。然海滨之地，未尝见有楼台之状。惟登州海市，世传道之，疑以为蜃气所致。苏长公海市诗序谓其尝出于春夏，岁晚不复见，公祷于海神之庙，明日见焉。是又以为可祷，则非蜃气矣。”

明朝方以智《物理小识》：“睢阳袁可立为抚军，时饮楼上。忽艨艟数十扬帆来，各立介士，甲光耀目，朱旗蔽天，相顾错愕。急罢酒料理城守，而船将抵岸，忽然不见，乃知是海市。”遂诗兴大发，在蓬莱阁上留下千古名篇《观海市诗》。

袁可立《观海市》诗并序（《蓬莱阁诗》中记述海市最真实得体的文章）

刘献廷《广阳杂记》

莱阳董樵云：登州海市，不止幻楼台殿阁之形，一日见战舰百余，旌仗森然，且有金鼓声。顷之，脱入水。又云，崇祯三年，樵赴登州，知府肖鱼小试，适门吏报海市。盖其俗，遇海市必击鼓报官也。肖率诸童子往观，见北门外长山忽穴其中，如城门然。水自内出，顷之上沸，断山为二。自辰至午始复故。又云，涉海者云，尝从海中望岸上，亦有楼观人物，如岸上所见者。

《山市》 （蒲松龄）

奂山山市，邑八景之一也，然数年恒不一见。孙公子禹年与同人饮楼上，忽见山头有孤塔耸起，高插青冥，相顾惊疑，念近中无此禅院。无何，见宫殿数十所，碧瓦飞甍，始悟为山市。未几，高垣睥睨，连亘六七里，居然城郭矣。中有楼若者，堂若者，坊若者，历历在目，以亿万计。忽大风起，尘气莽莽然，城市依稀而已。既而风定天清，一切乌有，惟危楼一座，直接霄汉。楼五架，窗扉皆洞开；一行有五点明处，楼外天也。

层层指数，楼愈高，则明渐少。数至八层，裁如星点。又其上，则黯然缥缈，不可计其层次矣。而楼上人往来屑屑，或凭或立，不一状。逾时，楼渐低，可见其顶；又渐如常楼；又渐如高舍；倏忽如拳如豆，遂不可见。

又闻有早行者，见山上人烟市肆，与世无别，故又名“鬼市”云。

男子能够成功盗掘古墓，将自己送进监狱，借助了两样东西，第一样是古籍，第二样则是科技力量。古籍为他寻找古墓，提供了有价值线索；科技的力量，让他进一步确定了古墓位置，也为盗掘古墓提供了便利，提高了效率。

事情发生在湖北一盗墓团伙身上，该团伙中有一位男子，从古籍中寻找古墓，找到古墓大概位置后，又借助科学探测仪器，探测古墓准确位置。等到万事俱备后，还会租赁下古墓所在土地，而后开始盗掘。

古墓位置源自古籍记载

曾经的古墓，经过时代变迁，早已被深埋地下。随着土地样貌变化，古墓也就成为埋藏地下瑰宝，待有缘人前来发现，并上报当地文物部门进行抢救性发掘。

男子发掘古墓很有方法和成效，他寻找古墓位置，利用了古典书籍。从这些古籍中，寻找当地存在古墓；通过古籍记载，确定古墓是否真实存在，并根据这些记载，来确定古墓大概位置。

科学仪器，成为盗墓法宝

确定古墓大概位置后，古籍就失去了作用，剩下工作还需要，进一步找到古墓准确位置，只有这样才能够顺利盗掘。男子准备了很多工具，其中金属探测仪、金属成像仪和洛阳铲三个工具，发挥了重要作用。

利用金属探测仪和金属成像仪，男子顺利找到了古墓位置，并做好了前期开挖古墓准备。他为了成功盗掘古墓，不惜将古墓上方土地租赁下来，种植上农作物，因此达到掩人耳目目的。为了尽快挖掘古墓，男子甚至出动了挖掘机。

男子算计好了一切，就是没有算到，自己行为已然触犯法律，需要接受法律严惩。随着民警将男子，及其团伙犯罪成员抓获，他们也将接受法律严惩。

鲁班，姓公输，名般。又称公输子、公输盘、班输、鲁般。鲁国人(都城山东曲阜，故里山东滕州)，“般”和“班”同音，古时通用，故人们常称他为鲁班。 大约生于周敬王十三年（公元前507年），卒于周贞定王二十五年（公元前444年），生活在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出身于世代工匠的家庭，从小就跟随家里人参加过许多土木建筑工程劳动，逐渐掌握了生产劳动的技能，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鲁班是我国古代的一位出色的发明家，两千多年以来，他的名字和有关他的故事，一直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流传。我国的土木工匠们都尊称他为祖师。

战国时期各国互相攻伐，也应用了不少鲁班的发明。

一、从“钩援”到“云梯”——划时代的重型攻城装备

公元前3000年，希腊人和特洛伊人之间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战争的起因是希腊人要到特洛伊城解救一位流芳百世的美人——海伦。不朽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都曾提及，荷马史诗就是以十年特洛伊战争作为宏阔的历史背景。亦真亦幻的特洛伊之战，堪称古希腊神话传说中最为精彩的片段，也是世界战争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经典战例。

特洛伊古城位于今天的土耳，地处爱琴海沿岸。希腊人跨海征战，在特洛伊城外安营扎寨，连年进攻，但由于城池高大坚固，希腊军队想尽所有办法攻城，但都没有获得成功。最后，希腊人终于想出了一个妙计，造了一个巨大的木马，将一批精兵强将隐藏在木马的肚子里中，诱使特洛伊人将木马运入城中，并乘其不备，突然奇袭击，与城外的军队里应外合，终于攻下了特洛伊城。这就是古代希腊传说中著名的“特洛伊木马”的故事。

在战争史上，尤其是在冷兵器时代，城堡的建立与军事目的密切相关，一座坚固的城堡，就是一个城市或国家防御能力的象征，是最重要的军事防线和要塞。因此，攻城和守城，就成为世界古代战争中的最重要的内容。从防御的一方讲，都会及尽全力，将自己的城堡修筑得坚不可摧、固若金汤；从进攻的一方讲，都会想方设法，研制和改进攻城的武器和装备。

“特洛伊木马”的故事，讲的是希腊人的攻城智慧。而在我国古代，也很早就有了关于攻城和守城的记载，公元前11世纪的周伐崇之战，是中国历史上有史可考的第一次攻坚战，当时商纣无道，崇为其臂助，周伯伐之。崇依城据守，周军囤于城下30余日一筹莫展，后文王得“钩援”（一种原始的云梯）“临冲”（一种原始的攻城塔）之法一举破城而灭崇。可见，在年代久远的古代战争中，云梯就扮演了重要角色，虽然还只是一种较原始的、简单的形态。春秋战国时期，云梯也是攻城的重要器械，《墨子·公输》记载：“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将以攻宋。” 《战国策》卷三十二“宋卫策”也有此记载：“公输般为楚设机械将以攻宋……墨子曰：‘闻公为云梯，将以攻宋。宋何罪之有？’”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高筑城，深挖池，易守难攻，原有的攻城器械如临冲、楼车等已显得落后，鲁班在原有攻城器械的基础上，发明创造了攻城的云梯。鲁班的设计的云梯，弥补了临冲、楼车的不足，既能瞭望城内的情况，又能乘梯登上城墙，这在当时算得上是最先进的攻城军事装备。

鲁班发明的攻城云梯，因没有图样流传，故其形制无考据。但战国时的云梯，在战国铜器图案纹饰中可以看到一些，它是由三部分构成：底部装车轮，可以移动；梯身可上下仰俯，攻城时靠人力扛抬，倚架于城墙壁上；梯顶端装钩状物，用以钩援城缘，使之免遭守军的推拒破坏。唐代的攻城云梯较战国时有了很大改进，到了宋代，攻城云梯的各种功能已经非常完备。总之，鲁班发明的攻城云梯，是中国古代的重要军事发明，在漫长的古代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攻防兼备的“钩拒”（钩强）——用于水上作战的“舰载兵器”

随着兵器的发展，新装备的配置，战争的样式也在发生变化，春秋战国时期，战争的空间已不仅仅限于陆地，而且扩展到了江河湖泊之中。在水战方面，鲁班同样有重要的军事发明。

“钩拒”，用今天的话来说，就相当于海军的舰载兵器。

根据《墨子•鲁问》记载 ：“昔者楚人与越人舟战于江，楚人顺流而进，迎流而退，见利而进，见不利则其退难。越人迎流而进，顺流而退，见利而进，见不利则其退速，越人因此若执，亟败楚人。公输子自鲁南游楚，焉始为舟战之器，作为钩强之备，退者钩之，进者强之，量其钩强之长，而制为之兵，楚之兵节，越之兵不节，楚人因此若执，亟败越人。公输子善其巧，以语子墨子曰：‘我舟战有钩强，不知子之义亦有钩强乎？’子墨子曰：‘我义之钩强，贤于子舟战之钩强。我钩强，我钩之以爱，揣之以恭。弗钩以爱，则不亲；弗揣以恭，则速狎；狎而不亲则速离。故交相爱，交相恭，犹若相利也。今子钩而止人，人亦钩而止子，子强而距人，人亦强而距子，交相钩，交相强，犹若相害也。故我义之钩强，贤子舟战之钩强。’”

当时的越国，擅长水战,战船的机动性和灵活性是楚国无法相比的，楚国的战船不是打赢了追不上,就是打输了又跑不掉,在交战中经常陷于被动的局面。为此，鲁班专门设计出了“钩强”这是一种新型的水战兵器，其最大的特点是能攻能防，它有一个长长的钩子,如果敌人要逃跑,就钩住对方的战船,让它跑不掉；而如果自己的船失利,又可以抵住敌人的船,使它无法靠近。就是靠着“钩强”这种先进的装备,楚国军队击败了越国,鲁班为此立下了大功。这种水战兵器在后来的水战中也曾被广泛采用，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从“木鸢”到“木车马”——无人驾驶的“侦察机”与“机动车”

除了云梯和钩强外，鲁班还有项重要的发明：其一是飞鹊，其二是木车马。虽然飞鹊和木车马没有直接用于实战，但已经作为交通和运载的工具，进行了相关的试验，也可称得上是准军事发明。

飞鹊和木车马，都是机械和自动化原理的大胆运用，非常具有创意，显示了鲁班非凡的科学智慧，也给后人留下了具有传奇色彩的科技佳话。

飞鹊，后人称之为飞鸢、木鸢。《墨子·鲁问》记载：“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对这件事情，《论衡》、《列子》、《淮南子》、《韩非子》、《文选》、《初学记》、《太平御览》等典籍中都曾提及，足可见其在当时的影响之大。

鲁班发明的“飞鸟”，虽然没有燃料做为动力支撑，但却能依靠某种机械的传动维持在空中的飞翔。据《酉阳杂俎》讲，传说公输般在凉州建造佛塔时，造了一只木鸢，敲击机关三下，木鸢就可以飞动，他就乘着木鸢飞回家。没有人知道这件事。直到他的妻子怀孕，父母再三追问，他的妻子才说了这一切。后来，他的父亲窥探到木鸢的秘密，敲击机关十多下，乘上它，一直飞到了吴地的会稽。吴人以为鲁般的父亲是妖怪，就杀了他。鲁重又造一只木鸢，乘上它飞到吴地，找到了父亲的尸体。鲁般怨恨吴人杀了他的父亲，回来后在肃州城南，造了一个木仙人，让他的手指指东南吴地方向。于是，吴地大旱三年。吴地的一位占卜术士占卜后说：“吴地大旱，是鲁般干的啊。”于是吴人带着许许多多的物品来向鲁般谢罪。鲁般断去木仙人一指，这个月吴地就下了大雨。(大唐)建国初期，当地人还祈祷过这个木仙人。

这只是个动人的传说而已，有很大的夸张的成分，但在当时利用简单的空气浮力和空气动力原理，用木料制成能滑行一段时间的飞行器，是可能的，可以看作是最初级的滑翔机雏形。还有记载说，鲁班造过“木鸟”，曾用来探视宋国的情况。如果是这样，那可就算是投入实际的军事应用了，可以看作是最古老的军事侦察机。如果在鸟肚子里装上土炸弹,可就变成原始轰炸机了。

“木车马”，是鲁班的令一个神奇发明。王允的《论衡·儒增》记载：“犹世传言曰：‘鲁般巧，亡其母也。’言巧工为母作木马车，木人御者，机关备具，载母其上，一驱不还，遂失其母。” 传说鲁班曾为他的母亲造一辆木人车，在木人车上设有机关，只要让机关开动，便能让车飞快行驶，他的母亲就是乘木人车一去不复返的，鲁班从此失去了母亲。

这个记载也同样有夸张和失实之处，但就其“木车马”的具体描绘来说，还是很有创意的。木车马可以看作是最古老的机动车，它最突出的特点是由木人驾驶，自动行走的，而不是由真人驾驶的。在那样一个时代就有如此自动化的构想，确实是令人惊叹。后来诸葛孔明所发明的“木牛流马”，从名称或功能上看，都与鲁班的“木车马”相类似，很有可能就是受到了鲁班“木人车”的直接启发。

作为一种带有原始性质的机械化、自动化的发明，在当时还不可能装备军队和用于实战，但鲁班这个发明的意义在于，表达了中国古代科学家对机械化、自动化的最初的理解和设想，开启了人们对科学理想的憧憬与追求。。

四、“沙盘作业”——红蓝军对抗模拟

在现代战争中，沙盘模拟实验虚拟现实技术运用于指挥决策模拟，主要是辅助指挥员进行决策和指挥作战。虽然是“盘上谈兵”,却是一种很有参考价值的实战模拟。指挥员不仅能够在虚拟的战场上观察敌方兵力部署等情况，而且还能看见位于敌方观察点的部队，通过多方位的观察，可以进一步了解敌人当前的意图。在战争决策模拟中，运用沙盘作业，可以精确地再现战区作战态势，逼真地模拟战场环境，并精确地预见未来战术、战役乃至战略上的发展态势，从而能够为指挥决策提供尽可能接近实际的战场情况，使总指挥能够正确地指挥作战和进行战略决策。

其实，这种模拟演练与较量，鲁班和墨子已经就在实际运用了。

有一段故事记载在《墨子·公输》上：墨子从鲁国出发，走了十天十夜，一路跋涉才到达楚国。找到鲁班，一同去见楚王。墨子的智慧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他首先在道义上让楚王和鲁班失了先机，证明了楚国入侵行为的不义。接着面对并不甘心的楚王，他和鲁班进行了一场面对面的较量，解下衣带，围做城墙，用木片做武器；感觉有些类似于今天的兵棋推演。鲁班进攻，墨子防守，鲁班九次进攻未果，攻城机械已尽；而墨子还有好几套防守方法未用。眼看败局已定，鲁班说：“我还有办法对付你，但我不说。”墨子也说：“我知道你要怎样对付我，但我也不说。”楚王不明白，问其意，墨子说：“公输子是想杀害我。他以为杀了我，就没有人帮宋国守城了。他哪里知道我的门徒约有三百人早已守在那里等着你们去进攻。”楚王很失望，终于打消了攻打宋国的念头。

从战役方面看，墨子善于防守，鲁班善于进攻。一个是进攻型的，一个是防守型的。楚王让墨子与鲁班在攻防演习中过招，通过沙盘模拟作战等，鲁班败北。

我们这里关注的并不是谁来充当假想敌，也不是红军蓝军谁胜谁负，而是他们所具有的模拟意识，他们运用的模拟手段，以及通过模拟对抗达到了停止战争的实际目的。

总之，2000多年前的鲁班，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历史条件下，以他非凡的智慧，创造出大量实用的民用科学技术，包括用于实战性和非实战性的军事科学技术，尽管还是原始、初级的科技成果，但却蕴含着中国古人特有的灵感和才智，对于我们今天发展现代高科技，创新现代军事技术仍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词目 三坟五典

发音 sān fén wǔ diǎn

释义 相传为我国最早的古籍。

出处 《左传·昭公十二年》：“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三坟五典几人知 继承中华文明，要从源头抓起

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要从一点一滴做起

人类发明使用文字的历史，或许可以追溯到10000年前，这与我们如何判断什么样的符号属于文字的标准有关，当然也与考古发掘工作的进展有关，而且也与古文字信息载体的耐久性有关。事实上，人类文明是一种存在的过程，而记录这种过程的信息及其载体，也是多种多样的。

一般来说，人类文明的信息记录，包括主观记录和客观记录两大部分。所谓主观记录，是指人类用符号记录自己的生存信息，用实物保留自己的生存信息。所谓客观记录，就是人类无意间留下的生存信息，例如遗弃的石器、用火的痕迹、吃剩的兽骨，以及由于人类的生存而对自然环境及其生物的物种结构所造成的可以察觉的变化。

对于中国来说，在先夏时期（4200年前至10000年前）就已经出现了相当多的文字符号或类似文字的图画、图案、符号。不过，我们今天通常只能够在陶器、骨器、玉器、青铜器、岩石等耐久性的载体上，看到这些文明信息的符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古代先民不曾在其它载体上留下过文明信息符号，因为许多不耐久的载体可能已经消失了。例如，远古神话传说就是一种人类早期记录信息的载体，在中国的远古神话传说中就记有伏羲时代创造的复杂符号体系（八卦符号），黄帝时代创造出完整的文字体系（苍颉造字）。

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中，先夏时期中国有四部非常著名的著作，它们分别被称为《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有楚灵王称赞左史倚相：“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也就是说，在公元前530年，楚国的左史倚相就以能够读懂上古名著而闻名于朝，遗憾的是《左传》没有说明这些上古名著的内容和形式。

据说是孔子撰写的《尚书序》则称：“伏牺（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

问题是，为什么三皇时代的书称为“坟”、五帝时代的书称为“典”、伏羲时代的书称为“索”、帝禹时代的书称为“丘”？《尚书序》的回答是“坟”有大的意思，“典”有常的意思，“索”有求的意思，“丘”有聚的意思。显然，这是从上述用字的含义上来解释的，并没有涉及这些远古典籍所使用的载体是什么材质。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笔者都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尚书序》的说法，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去追究这种说法是否合理，更不用说去探讨是否还有其它的解释了。然而，随着对符号学的深入思考（参阅笔者所著《符号之谜》一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特别是1997年以来对《山海经》的考证，以及对帝禹时代绘制《山海图》可能采用的信息载体的思索（目的是在今天重新绘制山海经艺术地理复原图，这项工作已完成，包括42平方米的《帝禹山河图》），笔者开始意识到“坟”、 “典”、“索”、“丘”可能是指不同的图书符号载体。

众所周知，“坟”的正体字由土和贲构成，异体字由土和文构成。根据《辞海》，它有多种含义：墓，土之高者，水涯，大，顺貌，土松而起貌，书籍的一种。因此，《尚书序》将《三坟》的坟字解释为大，颇为勉强。在笔者看来，《三坟》里的“坟”字，其实是指当时的图书载体和文字载体是用土制成的，它可能是一种类似两河流域的泥版，也可能是陶版（包括陶制器皿）。从广义的角度来说，土也包括石头，因此《三坟》之书，也可能采用石板载体。事实上，人类很早就在泥土上和石头上作画写字了，例如，直接在泥地上刻画（中国文字的发明，就曾受到鸟兽足迹的启发），在洞穴上和岩石上作画，在卵石上写字（这种有字的石头，被称为会说话的石头），而古希腊人所说的象形文字的本意是指埃及人刻在石头上的圣字，摩西在西奈山从上帝那里获得的《十戒》，也是刻写在石板上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汉字的坟，也可以解释为有文字的泥版。

“典”字的含义有：常规，法典，典章，主其事也，质物（典当），姓（太昊娶少典氏），典籍（原特指五帝之书，我们今天知道其内容的只有尧典和舜典）。那么，这种被称为“典”的书，到底是一种什么模样呢？这就要从典字的象形来追溯了。在汉字里，典、共、供、具、兵、其、六等字，以及冀、黄、翼和异的原形正体字，都有一种共同的符号，即一横下面加两个支撑状的点，这种符号的象形含义乃是一个陈列架或陈列物品的有腿的桌几；当然，这不是普通的桌几，而是用于陈列重要物品的器具，通常都用于重大仪式或宗教巫术仪式上。

因此，“典”的原义是指一种陈列或安置在桌几上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文书，它的作用相当于公告牌、公约板、神谕碑、法规文书和行为规范告示。它可能是从契约演化来的，即把小巧的便于收藏的契约大型化、公开化、庄严化，其材质可以是木板、竹板、石板，也可能是皮革、丝帛（附着在硬质材料上）。典这种文书的发明者，应当就是少典氏部落。典的进一步演化就是册，史载殷先人“有典有册”，册就是后来的竹简或木简，它们是由典的不断小型化、轻便化、折叠化、卷曲化而形成的。

“索”字的含义有：大绳，绞，法，独，尽，搜求，牵引，愿欲，须要，涕流貌。但是，索作为一种文书或信息载体，应当是指结绳纪事符号体系，或许还包括以丝帛或其它编织物为载体的文书（在丝帛上写字绘画，或者编织出能够传递信息的图案符号）。事实上，中国人最先发明了养蚕和丝帛，因此也就有条件用丝帛作为信息载体；类似的例子是，由于中国制造出了又细又长又轻又结实的绳子，以及又轻又薄又结实的丝绸和纸，因此中国人才能率先发明风筝。从这个角度来说，八卦原名八索，也就顺理成章了。所谓《八索》就是丝帛文书，它源于结绳纪事和结绳占卜（卦的字形含义原指测时，结绳符号的功能之一也是计时）；这就是《尚书序》称“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的由来。

“丘”字的含义有：阜，山，土之高者（或曰，四方高，中央低为丘），墟，大冢，墓，空，大，聚，区域（四邑为丘）。从字形来说，丘指有平缓坡度的地形地貌。问题是，兵字为什么也要用丘字符呢？其实，兵字实际上是斤和陈列桌几的合形，即把“斤”这种兵器（斤就是斧，具有斜面形状）陈列在桌几上，相传这是由蚩尤最先发明的，所谓“蚩尤作兵”即蚩尤部落最先把兵器作为神器来供奉。

那么，《九丘》这部书，为什么偏偏要选择用丘字来形容或指称呢？《尚书序》取其“聚”的含义，应当说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并不完全。这是因为，丘还有山川的意思、区域的意思、庞大的意思、空墟的意思和大冢（通常都有丰富的随葬品）的意思。有趣的是，上述含义综合起来，很像是一种模拟的实物地图，即在不同模拟区域上有着象征该地理方位的物产，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在社稷坛的五色土上陈列着相应方位的物产。更深一层地说，“丘”字在《九丘》中的使用，还表示中央的统治权力遍布天下东西南北中的所有区域。

有鉴于此，《尚书序》所谓“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实际上正是《山海经。五藏山经》的另一种说法，或者是《五藏山经》的另一种版本。根据笔者对《山海经》二十余年的研究，认识到《山海经》一书系由帝禹时代《五藏山经》、夏代《海外四经》、商代《大荒四经》、周代《海内五经》合辑而成，时在春秋末年，编辑改写者为公元前516年追随王子朝携周室典籍奔楚的原周王室图书档案馆的学者或其后裔。而且《五藏山经》具有地理实测和国土资源考察基础，其地理方位基本可寻，其地形地貌基本符合4200年前的中国景观，实乃中华文明与文化第一历史宝典，亦为人类文明的共同文化遗产。

因此，《九丘》是一部实物地图地理书，它平铺在一处圣洁的地面上（不需要桌几或支架），有点象今天的模型沙盘，也可能是一幅巨画，画有五区九州的山川地貌和物产，以及那里的人文景观。或许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吧，1999年9月9日，笔者和夫人孙晓琴历时多年，终于创作完成42平方米的巨画《帝禹山河图》，将《五藏山经》所记载的东、西、南、北、中五个区域的447座山，以及河流258处、地望348处、矿物673处、植物525处、动物473处（其中许多神奇的动物都是由人装扮的）、人文活动场景95处等等内容全部绘出。为此，笔者曾欣然作诗曰：“功成洪水退，帝禹定九州，踏勘海内外，千古一图收。”大禹若有灵，当惊图复出矣！

综上所述，可知《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确实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典籍，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有必要从源头抓起，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有必要从一点一滴做起，是为此文。

《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王赞扬左史倚说：

是良史也。于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什么是三坟五典，后世争论不休。东汉贾逵说，三坟即三王之书。马融说：三坟就是三气；阴阳始生天、地，人三气。张衡说：三坟就是三礼。礼为“大防”，坟也是“大防”。大防，就是今天说的根本原则、主要界限。马融的学生郑玄据《周礼》上说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认为三坟五典就是三皇五帝之书。但三皇是谁又众说纷纭。郑玄说是伏牺、女娲、神农，有人说是伏牺、燧人、神农，有人说是伏牺、祝融、神农，有人说是天皇，地皇，人皇。但天皇地皇人皇又是谁，也说不清楚。

也有人说:三坟指的是三皇，即伏羲氏、神农氏、黄帝的著作；典指的是五帝：少昊氏、颛顼氏、帝喾、尧、舜，记载五帝事迹的书，叫作五典。三坟五典是中国最古老的书，早已经失传了。坟的本义是指高大的土堆，不是说死人的坟头是坟。人死了埋在一个地方，要弄一个标记，防止以后再来扫墓找不到了，就在地上堆一个土堆，叫作坟头，但这并不是坟的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