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道德经》八十一章中的第一章第一句就是：“道可道，非常道。”这是老子写《道德经》的开宗明义之句，其分量是极重大的。如果这个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没有弄清楚，那么以下整本《道德经》都没有法子好好地读下去，更不要说如何去正确理解和实行了。然而，这个“道可道，非常道”一句六字中，最关键的问题乃是：“常道”二字，到底应该怎样诠释、怎样理解呢？

论者或谓，老子既然说出一个“常道”来，而未加进一步的解释，正好给后人留有余地，帮他解释发挥。纵观古今，对“常道”的解释大致分成两类：一是本着“六经注我”的原则，凭借自己的想象力与思辨力，创造或嫁接出一个“常道”的意义来；二是本着“我注六经”的原则，从《道德经》里去找“相近”的字眼，然后把它们“栽”到“常道”身上去。

如前者的方式，就是认为“常道”即是不可思议的、永恒不变的，那么它必定是超越于万有之上，或超越于可道之道的一种“东西”。现存《道德经》注解，《河上公章句》虽归“六经注我”一类，但以长生成仙为旨趣，其所谓“常道”乃“自然长生之道”，故不入此类之大流。后世解老思想之大流，至少可以上溯到王弼。他的《老子注》被历代官学各界奉为“通行本”，他对此六句的解释是：“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到唐高诱在注解《淮南子·泛论训》时，开始直白地说：“常道，言深隐幽冥，不可道也。”推到《关尹子》（伪书）：“不可言者，即‘道’。”达到了极端。从古至今，不知道有过多少人注释过《道德经》，恐怕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这么解说的：“可以被人说明的道，就不是那永恒不变的道。”或者是：“道可以说出来的，就不是那一成不变的永恒之道。”或许有人用些不同的字眼，但总体意义，都是相差无几。我们查看过《道德经》的16种英文译本，这句话都被翻译为：“The Tao that can be spoken of is not the eternal Tao”有些译文变易一些字眼，也于大意无害。可见中外古今，俱是这般解说，就应该是铁定了的，不容别人置喙！可是仔细推敲起来，这种训释的本身，不仅文法上有问题，意义和逻辑上都自相矛盾。

“道可道”中，第一个“道”字是名词，第二个“道”字是动词，“可”字是副词。第一个“道”字是一个总体的名称，它的内涵应该是整本《道德经》的内容。“可道”，是去界定头一个“道”字，说它是“可以说明”的，引申来说，就是“可以思议”的。因为“言”为“心声”，必先有思，后才有言。根据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说，如：“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35章）“道冲而用之。”（4章）“上士闻道，勤而行之。”（41章）“以道佐人主。”（30章）等等。这“道”不仅可以思维，可以议论，可以阐明，而且可以施行，并且很有实用价值。因此，“道，可道（言说和遵循）。” 这句话是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了。反之，古今解老者流，以“道”为不可言，与《道德经》自相矛盾，就大错而特错了。

可是，跟着来的“非常道”这一句话就出了问题。这个“非”字一般人都把它当“不是”讲，“常道”是一个专有名词，在五千八百多言的《道德经》中，只出现了这一次。“常道”可以当“平常之道”、“正常之道”讲，也可以当“永恒之道”、“不变之道”讲。二字《楚简》本不存，证诸《帛书》本，原为：“道，可道也，非恒道也。”今本以“常道”为“恒道”，盖为汉人为避文帝刘恒之讳而改。把“常道”解释成“不变的永恒之道”，乍然观之，似乎比较接近“合理”，而古今中外一般学者也大都是这么解释的。把“道可道，非常道。”前后两句话连接起来，就自然变成：“那可以思议的道，但，并不就是那不变的永恒之道。”这样初读起来，似乎没有什么不妥，不过，如果我们把这句话反转来读，“常道乃不可道之道。”就是“那不变的永恒之道是不可思议的，不可言说的，不可施行的，不可实用的……。”这样一来，问题可就大了。

我们接着必定要问：第一，这个“常道”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老子既然提出这个名词，为什么不说它是什么，给它特别下个定义？第二，老子既然只提出而不加说明，大概是因为它是不可以说明的。既然是个不可说明的东西，那么提它出来做什么？第三，老子在《道德经》第一句里，就提出一个“常道”的概念，可见是很重要的，甚至于比第一个“道”字还重要些。可它又是一个永远无法“接触”到的东西，那么把它放在第一句话里，除了“否定”了第一个“道”的总体意义上的重要性外，还有什么作用？第四，老子既要些写《道德经》来传“道”，而第一句话，就把“道”否定了，这是何苦来哉？因为除了“永恒之道”以外，就是相对的、暂时的、不稳定的“道”。用整本书来描写那样无谓的相对的“道”，又所为何来？第五，在短短有限的五千八百个字里，要说“宇宙论”、“本体论”、“目的论”、“方法论”；还有政治、社会、经济、军事，甚至于策略。这么多东西，为何还提出一个毫不相干的“常道”来？如此等等，还有许多连带的问题，问不胜问。总之，是老子自己矛盾呢？还是解读老子的人矛盾？

实在地说，老子一书，“无”之以为用，“有”之以为利，非不可言说者也。老子曰“美言”，曰“言有君”，曰“正言若反”，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皆言也，皆可道可名。而以“常”谓不变不易，实为解老者之偏。

有些人强调“不可道的常道”，是把“常道”放在“道”之上的说法，等于替老子建立了一个“自在天”。佛教不立“自在天”，就是佛教不相信创世主。其他如犹太—基督教，就有一个全智全能、自在、永在、无所不在的创世主“耶和华”，回教称“阿拉”，儒教中也有自己的“天”、“上帝”。这个创世主是有人格的。把“常道”看成了创世主一类地东西，甚而至于把老子这个“人”变成了个创世主。这个“命题”，牵涉到了由哲学到宗教的演绎，内容十分庞杂，不是本文的重点，只好到此打住。

有些人根据《道德经》说：“复命曰‘常’，知‘常’曰明。”（16章）意思是说：回复到根本（如叶落归根），就叫做“常”。知道（认识）“常”的，就叫做“明”。他们把这句话说成：回复到根本就是“常道”，认识“常道”的，就是聪明。这似乎太简易了，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那《道德经》第一句里的“常道”，应该是个很重量级的奥秘字眼，而且注明了是“不可道”的。怎么在这里就这样轻而易举地马马虎虎地就“说明”了那个“常道”？知道叶落归根就是“常道”，知道“常道”的就是聪明。这有什么神秘不可说的地方？这个“常”字分明不是“常道”，应该是“常理”、“常规”或“常识”。不然，那个不可思议的一成不变的永恒之道，不就成了个“纸老虎”了吗？其次，例如“见小曰明，……是谓袭‘常’。”（52章）意思说：见得到微小之处，叫做聪明，……这就是因袭了“常道”。还有，“知和曰‘常’，知‘常’曰明。”（55章）这些地方，帛书《老子》用的也是“常”字，而不是由“恒”改成“常”字的，分明不能就把它认作第一章里的那个“常道”讲，把它们当作同一回事。

如后一类的方式，虽然因王弼的引领而使绝大多数人盲从，但也并不是没有一两个独立思考的古今人士。古今研究《道德经》的学者们，对首章之句，不是没有另一种的读法和解释。他们把这句话做了这样的解读：“道，是可说明的；道，不是一成不变、永恒的。” 《唐玄宗御制道德真经疏》的解说接近于这种观点：“道者，虚极妙本之强名也，训通训径。首一字标宗也。可道者，言此妙本通生万物，是万物之由径，可称为道，故云可道。非常道者，妙本生化，用无定方，强为之名，不可遍举，故或大或逝，或远或返，是不常于一道也，故云非常道。”然而2000多年来，持此论者可谓凤毛麟角。当代著名学者朱谦之先生在此基础上给予更高度的概括和总结，他说：“老子著五千之文，于此首发其立言之旨趣。盖‘道’者，变化之总名。与时迁移，应物变化,虽有变易,而有不易者在,此之谓常。自昔解《老》者流，以道为不可言。……不知老聃所谓道，乃变动不居，周流六虚，既无永久不变之道，亦无永久不变之名，故以此应物，则‘建之以常无、有’（《庄子·天下》），言能常无、常有，不主故常也。不主故常，故曰：‘非常’。常有、常无，故曰：‘复命曰常’（16章）；‘知和曰常’（55章）。常，即非常也。”（《朱谦之文集》卷3《老子校释》，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他把老子所说的“道”，定义为“变化之总名”，因为《周易》是周朝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易”就是变化，宇宙万有都在阴阳的相激相荡、相辅相成中变化无穷。《易经》的大前提是：一切事物都在川流不息地变化，所以称之为“易”。但变化不是没有规则的乱变一通，它是有一定的法则的，所以称之为“易简”。一切事物都在川流不息的变化中，却有一样东西是“不变”的，那就是“变化”的本身。变化的本身是不变的，也是不许变的。因为如果“变化”的本身都变了，那就变成没有变化了。这样就会破坏了大前提。所以称之为“不易”。“不易”已经被包藏在“变易”之中，因此不必再作单独强调。这一点与老子整体思想没有什么不通之处。老子说：“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23章）天长地久，四时变化，都是可变可易，安有所谓“常”者哉？这种解法完全破解了 “不可道的永恒不变之常道”。

如果把“常道”仍看作一个专有名词。应该着重研究的就在这个“非”字上。“非”字可以当作“违背”解，可以当作“错误”解，……也可以当作副词“不是”解。问题是：“非”字能不能当作“无、没有”解？考诸古籍,《书经·大禹谟》：“后非众，罔与守邦。”孔颖达疏：“君非众人无以守国，无人则国亡。”其次，《元史·食货志》：“民非食货则无以为生。”近代邹容《革命军·革命之原因》：“一两之税，非五六两不能完，务使鬻妻典子而后已。”以上之例，都是把“非”字当作“无、没有”解。如果“道可道，非（无、没有）常道。”那么就彻底否决了常道的存在。排除了因“常道”而带来的困扰，和朱、林二人殊途而同归，也彻底解决了矛盾。不过，这里比较更直截了当。

另外，还有一种读法，就是把“非常”两个字连用，当作形容词，去形容最后那个“道”字。也就是把这句话解读成：“道是可道的，是非常的。”就是说：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谈的“道”，既是可思议的，也是特殊的，不是一般普通的道。唐代道士李荣曰：“道者，虚极之理也。……圣人欲坦兹玄路，开以教门，借圆通之名，目虚极之理，以理可名，称之可道。故曰：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非常道者，非是人间常俗之道也。”（《道德真经注》）其意为：道即虚极之理，理是可以说的，所以道可道；但这个道不是人间常俗之道。今人已有一些学者认识到这层意义，郭世铭先生《老子就竟说什么？》一书（华文出版社1999）以注原书思想的内在一致性而超群出众，他说：“整个句子的意思是‘道是可以说清楚的，但不是人们一向所说的那样’。也就是说在老子之前以及老子同时别人也在讲道（事实的确如此），不过老子认为他们讲得都不对，现在要重新来讲。”这种解释，即使并非老子要表达的原意，也道出了老子《道德经》蕴含的思想特征。不难想象，在老子写书的时代，社会上还存在了一些别的“道”，例如，周朝开国是的先王礼乐之道；郑子产的治道；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管夷吾之道；至少还有与老子同时，周游列国的孔子，到处宣讲的尧舜之道、《大学》《中庸》之道、宗祧体制下的孝道。……老子以作者的身份，把自己的著作，做了说明，给它一个与众不同的定位，不是没有道理的。不然他如何能开道家学派之先河！

老子是一位大智大慧的人。他的书中有些话，都要叫人转几个圈圈，才能理解（辩证逻辑）。他这《道德经》的第一句话，是不是“埋伏”了什么“机关”在内？因为如果第一句话就解歪了，那么以下就不知道要歪到哪里去了。如果解读的人没有“真知卓识”，遽而发言，就应了“言者不知”（56章）的话了。按老子的话，本来是：“甚易知，甚易行” （70章）的，可偏偏就“天下莫能知，莫能行。”（70章）因为老子老早就知道：天下人多爱自作聪明，会把最简最易的事，弄得复杂万分，就掉到自己的陷阱里，出不来了。他就明说：“夫惟‘无知’，是以不我知。”（70章）因此，“知我者，希。”（70章）大多数的人把老子第一句话就解歪了。对老子能不能有真知灼见，就在这第一句话上，马上就现底。莫非“道可道，非常道。”就是老子“埋伏”下的“试金石”？这样说来，老子真伟大啊！真是微妙玄通。

参考资料：

http://wwwconfucius2000com/taoist/cdgjbianhtm

《周易》是一部古老而又灿烂的文化瑰宝，古人用它来预测未来、决策国家大事、反映当前现象，上测天，下测地，中测人事。然而这只是古人在未掌握科学方法之前所依托的一种手段，并不是真正的科学。虽然有些理解与科学相符，那是因为这个理解正好有科学合理性，但就不能因为说它是科学的。只能当它是一种文化。 简介 “周”，东汉郑玄《易论》，认为“周”是“周普”的意思，即无所不备，周而复始。而唐代孔颖达《周易正义》认为“周”是指岐阳地名，是周朝的代称。有人认为《易经》流行于周朝故称《周易》，亦有人依据《史记》的记载“文王拘而演周易”，认同《易经》乃周文王所著。然而在几种较早期的文献，例如《论语》、《庄子》、《左传》却只称《易经》为《易》，“周易”之名最早见于《周礼》；然而《周礼》的年代，学者还有争议。所以，就文献而言，“周”应该是后来加上去。若以《周礼》的系统来看，《三易》的名称皆无朝代名，所以《周易》的“周”解释为“周普”和其它两种占筮书，比较能够相应。然而夏代是否有《连山》、商代是否有《归藏》也都还是问题。两书很可能也是“古史积累说”所言的现象。所以比较肯定的是，《易经》或《周易》原来只称为《易》。 据传，《周易》的诞生地就是现在的世界遗产城市安阳市。羑里城位于安阳市区南10公里处。易卦系统最基本的要素为阴阳概念，而阴阳概念包括阴阳的性质和状态两层意义。如果不理会阴阳的状态，只论及其性质，则可以用阳爻（－）和阴爻（－－）表示阴阳。将上述阴阳爻按照由下往上重叠三次，就形成了八卦，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个基本卦，称为八经卦。再将八经卦两两重叠，就可以得到六个位次的易卦，共有六十四卦，这六十四卦称为六十四别卦，每一卦都有特定的名称。如果再考虑阴阳的状态，则阴阳概念又进一步划分为“老阴，老阳，少阴，少阳”（亦称“太阴，太阳，少阴，少阳”）四种情形，可以用“X，O，--，－，”四种符号分别代表之。六十四别卦每一卦的每个位次上都可能有四种阴阳状态，于是全部易卦系统就共有4096种不同的卦。如果将阴阳性质构成相同的各个卦放在一起，就形成了主卦卦名相同的六十四种分系统，可以称为某某卦系。《周易》经部文字说明的内容就是对六十四卦系中部分易卦的象征意义的解释以及相应的人事吉凶判定（称为占断）。其中每一卦系的第一条内容是相应的全静卦的占断，其后的六条（乾坤卦系有七条）内容是顺次排列的对相应卦系一爻动的卦的占断。秦汉以后的易学对此都存在错误或者说模糊的认识。 占筮及《周易》一书起源于甲骨卜的实践，或许到了殷商末年，周文王写下了六十四卦系的卦辞。后来在春秋时期，孔子的弟子继承了孔子对周易的发现，著了《易传》。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李斯将其列为医术占卜书而幸免于难。 《周易》中运用八卦预测信息的方法的发明，正是我国人民具有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真实写照，他们在实践和好地认识社会、改造社会、推动社会不断的向前发展。所以，易卦及《周易》，是个储存量很大的信息库。 《周易》历经数千年之沧桑，已成为中华文化之根。易道讲究阴阳互应、刚柔相济，提倡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1 文言文,妙批

● 古时一考生为文，援引了《诗经》中“昧昧我思之”句，却误写成了“妹妹我思之”。考官便批道： “哥哥你错了！”

● 李鸿章一亲戚参加考试，但这位仁兄胸无点墨，便欲仰仗李鸿章的权势得到优待。于是，他在考卷上 写道：“我是中堂大人的亲□。” 欲写“戚”，无奈搜索枯肠，就是想不起“戚”如何写，最后写成“妻”字。 为此，考官批曰：“所以我不敢取！”

以上两例，考官充分利用了同音字的特点，故意将错就错，收到了委婉、幽默的批评效果。

● 据说有位学生滥用“而”字，其师便在其文章评语中写道：“当而而不而，不当而而而。而今而后 ， 已而已而。”

教师针对学生滥用“而”字的情况，将“而”字的多种用法集中对照，既批评了学生，又在批评中传授了 知识，实在巧妙。

● 一学生作文，词不达意，且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其师戏评道：“两个黄鹂鸣翠柳——不知所云，一行 白鹭上青天——离题万里。”

又一学生作文，喋喋不休，滔滔不绝，但有用的话极少。其师仿《敕勒歌》，批曰：“篇苍苍，字茫茫， 风吹草低见四行。”

作文不能扣题，说话水分太多，这都是应坚决铲除的毛病；批语或直接引用古诗句，或化用古诗句，语言生动形象，也易于学生记忆，既批评了学生作文的毛病 ， 又有利于指导他们的作文实践，可谓“一箭双雕”。

● 某学生写好论文后，请其导师提意见，导师提笔写道：“请看《圣经》第十一章三十五节。”学生急忙翻开《圣经》，找到导师指出的那一节，只见上面写着：“耶稣在哭泣。”

导师的批语是充满趣味、智慧的批评，他的批评转了两个弯：一是借《圣经》的话作评语，二是耶稣为何哭泣，学生自可去作种种猜测和联想，从而明白其导师的真正意思 。

● 某生在作文簿发下后，见老师在文末批曰：“请看《前出师表》最后一句。”他暗自得意，以为自己的文章可与诸葛亮相比，赶快去查看，原来是“不知所云”四字 。

这位高明的教师，采用了一种高明的批评方式，既切中肯綮、一针见血，又含而不露、发人深省。

2 《金圣叹先生传赞》 的翻译

参考翻译： 我读先生所评的各种书，标新立异，见解卓越，超乎常人所想，我感觉千百年来，到他这里才开拓出极有生气的一面。

唉！多么优秀啊！虽然遭遇悲惨的灾祸，却并不是因为他犯了罪，有德行的人都为他悲伤。 然而评价他的人说文章奥妙的秘诀，就是天地奥妙的秘诀，如果阐明得太透彻，不可避免会触犯鬼神的忌讳，这样看来先生的灾祸，大概也有一些致祸的原因啊！但是先生画龙点睛的评论，教人写作诗文的方法，使普天下后来求学的人，完全领悟写文章布局构思的方法，这是先生的功劳啊，这功劳又怎么会小呢！他的灾祸虽然冤屈一时，但是他的功劳确实为以后千年万代开拓了局面，难道不卓异吗！ 我路过吴门，去拜访先生的故居，然而没有人知道他的住处，于是我就写诗来凭吊先生，并写下象这样一篇关于他的生平大概的传记。

3 《列子》二则 翻译（《杞人忧天》《杨布打狗》）

杞人忧天的翻译 原文： 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废寝食者。

又有忧彼之所忧者，因往晓之，曰：“天，积气耳，亡处忘气。若屈伸呼吸，终日在天中行止，奈何忧崩坠乎？” 其人曰：“天果积气，日月星宿不当坠耶？” 晓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积气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坠，亦不能有所中伤。”

其人曰：“奈地坏何？” 晓者曰：“地，积块耳，充塞四虚，亡处亡块。若躇步此蹈，终日在地上行止，奈何忧其坏？” 其人舍然大喜，晓之者亦舍然大喜。

译文： 杞国有个人担忧天会塌地会陷，自己无处存身，便整天睡不好觉，吃不下饭。另外又有个人为这个杞国人的忧愁而忧愁，就去开导他，说：“天不过是积聚的气体罢了，没有哪个地方没有空气的。

你一举一动，一呼一吸，整天都在天空里活动，怎么还担心天回塌下来呢？”那个人说：“天果真是气体，那日月星辰不就会掉下来吗？”开导他的人说：“日月星辰也是空气中发光的东西，即使掉下来，也不会伤害什么。”那个人又说：“如果地陷下去怎么办？”开导他的人说：“地不过是堆积的土块罢了，填满了四处，没有什么地方是没有土块的，你站立行走，整天都在地上活动，怎么还担心会陷下去呢？”（经过这个人一解释）那个杞国人放下心来，很高兴；开导他的人也放了心，很高兴。

杞人忧天 从前在杞国，有一个胆子很小，而且有点神经质的人，他常会想到一些奇怪的问题，而 让人觉得莫名其妙。 有一天，他吃过晚饭以后，拿了一把大蒲扇，坐在门前乘凉，并且自言自语的说：“ “假如有一天，天塌了下来，那该怎么办呢？我们岂不是无路可逃，而将活活地被压 死，这不就太冤枉了吗？” 从此以后，他几乎每天为这个问题发愁、烦恼，朋友见他终日精神恍惚，脸色憔悴，都 很替他担心，但是，当大家知道原因后，都跑来劝他说： “老兄啊！你何必为这件事自寻烦恼呢？天空怎么会塌下来呢？在说即使真的塌下来， 那也不是你一个人忧虑发愁就可以解决的啊，想开点吧！” 可是，无论人家怎么说，他都不相信，仍然时常为这个不必要的问题担忧。

后来的人就根据上面这个故事，引伸成“杞人忧天”这句成语，它的主要意义是唤醒人 们不要为一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而忧愁。它与“庸人自扰”的意义大致 的译文和寓意 从前，在一个不太出名的小山村，住着一户姓杨的人家，靠在村旁种一片山地过日子。

这户人家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杨朱，小儿子叫杨布，两兄弟一边在家帮父母耕地、担水，一边勤读诗书。这兄弟两人都写得一手好字，交了一批诗文朋友。

有一天，弟弟杨布穿着一身白色干净的衣服兴致勃勃地出门访友。在快到朋友家的路上，不料天空突然下起雨来了，雨越下越大，杨布正走在前不着村、后不落店的山间小道上，只好硬着头皮顶着大雨，被淋得落汤鸡似地跑到了朋友家。

他们是经常在一起讨论诗词、评议字画的好朋友，杨布在朋友家脱掉了被雨水淋湿了的白色外衣，穿上了朋友的一身黑色外套。朋友家里招待杨布吃过饭，两人又谈论了一会儿诗词，评议了一会儿前人的字画。

他们越谈越投机，越玩越开心，不觉天快黑下来了，杨布就把自已被雨水淋湿了的白色外衣晾在朋友家里，而自己就穿着朋友的一身黑色衣服告辞朋友回家。 雨后的山间小道虽然是湿的，但由于路面上小石子铺得多，没有淤积的烂泥。

天色渐渐地暗下来了，弯弯曲曲的山路还是明晰可辨。晚风轻轻吹着，从山间送来一阵阵新枝嫩叶的清香。

要不是天愈来愈黑下来了，杨布还真有点儿雨后漫游山岗的雅兴哩！他走着、走着，走到自家门口了，还沉浸在白天与朋友畅谈的兴致里。这时，杨布家的狗却不知道是自家主人回来了，从黑地里猛冲出来对他汪汪直叫。

须臾，那狗又突然后腿站起、前腿向上，似乎要朝杨布扑过来。杨布被自家的狗这突如其来的狂吠声和它快要扑过来的动作吓了一跳，十分恼火，他马上停住脚向旁边闪了一下，愤怒地向狗大声吼道：“瞎了眼，连我都不认识了！”于是顺手在门边抄起一根本棒要打那条狗。

这时，哥哥杨朱听到了声音，立即从屋里出来，一边阻止杨布用木棒打狗，一边唤住了正在狂叫的狗，并且说：“你不要打它啊！应该想想看，你白天穿着一身白色衣服出去，这么晚了，又换了一身黑色衣服回家，假若是你自己，一下子能辨得清吗？这能怪狗吗？” 杨布不说什么了，冷静地思考了一会儿，觉得哥哥杨朱讲的也是有道理的。狗也不汪汪地叫了，一家人重新又恢复了原先的快乐。

这篇寓言故事说明：若自己变了，就不能怪别人对自己另眼相看。别人另眼看自己，首先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不然的话就像杨布那样：一身衣服变了，反而怪狗不认识他。

4 谁有这个文言文的全文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 夫生以养存，则养生者理之极也。

若乃养过其极，以养伤生，非养生之主也。 所禀之分各有极也。

夫举重携轻而神气自若，此力之所限也。而尚名好胜者，虽复绝膂，犹未足以慊其愿，此知之无涯也。

故知之为名，生于失当而灭于冥极。冥极者，任其至分而无毫铢之加。

是故虽负万钧，苟当其所能，则忽然不知重之在身；虽应万机，泯然不觉事之在己。此养生之主也。

以有限之性寻无极之知，安得而不困哉！ 已困于知而不知止，又为知以救之，斯养而伤之者，真大殆也。 忘善恶而居中，任万物之自为，闷然与至当为一，故刑名远己而全理在身也。

顺中以为常也。 养亲以适。

苟得中而冥度，则事事无不可也。夫养生非求过分，盖全理尽年而已矣。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 言其因便施巧，无不闲解，尽理之甚，既适牛理，又合音节。

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

依乎天理，批大却，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微碍，而况大軱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

彼节者有闲，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闲，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

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謋然已解，牛不知其死也，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而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

」 直寄道理于技耳，所好者非技也。 未能见其理闲。

但见其理闲也。 司察之官废，纵心而（顺）理〔顺〕。

不横截也。 有际之处，因而批之令离。

节解窾空，就导令殊。 刀不妄加。

技之妙也，常游刃于空，未尝经概于微碍也。 軱，戾大骨，衄刀刃也。

不中其理闲也。 中骨而折刀也。

硎，砥石也。 交错聚结为族。

不复属目于他物也。 徐其手也。

得其宜则用力少。 理解而无刀迹，若聚土也。

逸足容豫自得之谓。 拭刀而韬之也。

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以刀可养，故知生亦可养。

公文轩见右师而惊曰：「是何人也？恶乎介也？天与？其人与？」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独也，人之貌有与也。

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介，偏刖之名。

知之所无柰何，天也。犯其所知，人也。

偏刖曰独。夫师一家之知而不能两存其足，则是知之（无）所〔无〕柰何。

若以右师之知而必求两全，则心神内困而形骸外弊矣，岂直偏刖而已哉！ 两足共行曰有与。有与之貌，未有疑其非命也。

以有与者命也，故知独者亦非我也。是以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达命之情者不务命之所无柰何也，全其自然而已。

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神虽王，不善也。

蕲，求也。樊，所以笼雉也。

夫俯仰乎天地之间，逍遥乎自得之场，固养生之妙处也。又何求于入笼而服养哉！ 夫始乎适而未尝不适者，忘适也。

雉心神长王，志气盈豫，而自放于清旷之地，忽然不觉善（为）之〔为〕善也。 老聃死，秦失吊之，三号而出。

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则吊焉若此，可乎？」 人吊亦吊，人号亦号。

怪其不倚户观化，乃至三号也。 曰：「然。

始也吾以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吊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

彼其所以会之，必有不蕲言而言，不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谓之遁天之刑。

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县解。

」 至人无情，与众号耳，故若斯可也。 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

夫逃遁天理，倍加俗情，哀乐经怀，心灵困苦，有同捶楚，宁非刑戮！古之达人，有如此议。 时自生也。

理当死也。 夫哀乐生于失得者也。

今玄通合变之士，无时而不安，无顺而不处，冥然与造化为一，则无往而非我矣，将何得何失，孰死孰生哉！故任其所受，而哀乐无所错其闲矣。 以有系者为县，则无系者县解也，县解而性命之情得矣。

此养生之要也。 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

穷，尽也；为薪，犹前薪也。前薪以指，指尽前薪之理，故火传而不灭；心得纳养之中，故命续而不绝；明夫养生乃生之所以生也。

夫时不再来，今不一停，故人之生也，一息一得耳。向息非今息，故纳养而命续；前火非后火，故为薪而火传，火传而命续，由夫养得其极也，世岂知其尽而更生哉。

5 顾恺之,字长康

顾恺之，字长康的意思为：姓顾，名字叫恺之，字为长康。

出处：唐·房玄龄《晋书》顾恺之，字长康，晋陵无锡人也，博学有才气。人问以会稽山川之状，恺之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若云兴霞蔚。"恺之每食甘蔗，恒自梢至根。

白话释义：顾恺之字长康，是晋陵无锡人。顾恺之博学有才气。人们问他会稽山川的模样形态。顾恺之说道："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彷佛云兴霞蔚。"顾恺之每每吃甘蔗，总是从尾部先吃直到根部。

扩展资料

写作背景：

李世民统治时代所修的前代史书，在晋书之外，还有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西晋是个统一的王朝，它结束了三国时期几十年的分裂局面。然而它的统一又是短暂的，不久就发生了中原地区的大混战，此后便形成了东晋和十六国、南朝和北朝的长期对立。

李世民作为统一的唐朝的创业之君，很想对于晋朝的治乱兴亡进行一番探索，作为借鉴。正由于这个缘故，所以把西晋王朝的奠基人司马懿和完成统一事业的司马炎当做主要研究对象。

宣帝、武帝二纪的史论，虽然比较笼统，没有触及晋朝治乱兴衰的实质，但它指出司马炎“居治而忘危”，“不知处广以思狭”，“以新集易动之基，而无久安难拔之虑”，这些评论总算是看到了一些现象。

《晋书》由房玄龄等人负责监修，组织一批史家和学者，以南朝齐人臧荣绪所写的《晋书》为蓝本，同时参考其他诸家晋史和有关著作，“采正典与杂说数十部”，兼引十六国所撰史籍，从贞观二十年开始撰写，至贞观二十二年写成。

文章简介：

唐之前的各晋史，或仅记西晋一朝史事，或虽兼记两晋史事，但对十六国史事则无专门记述。可说都非完备的晋史。与唐之前的各晋史相比，《晋书》的内容较为详尽且广博，纪传中收录的大量诏令、奏疏、书札及文章，虽冗长，但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

《舆服志》和《礼志》《乐志》反映了魏晋南北朝统治阶级崇尚礼仪服饰的风气。赵翼说：“唐初修《晋书》，以臧荣绪本为主，而兼考诸家成之。今据《晋》、《宋》等《书》列传所载诸家之为《晋书》者，无虑数十种。”

6 金圣叹先生传赞 的翻译

金圣叹先生传① 先生金姓，采名，若采字，吴县诸生也。

为人倜傥高奇，俯视一切。好饮酒，善衡文评书，议论皆发前人所未发。

时有以讲学闻者，先生辄起而排之②，于所居贯华堂设高座，召徒讲经，经名《圣自觉三昧》③，稿本自携自阅，秘不示人。每升座开讲，声音宏亮，顾盼伟然④。

凡一切经史子集、笺疏训诂，与夫释道内外诸典⑤，以及稗官野史、九彝八蛮之所记载⑥，无不供其齿颊⑦，纵横颠倒，一以贯之，毫无剩义⑧。座下缁白四众⑨，顶礼膜拜，叹未曾有，先生则抚掌自豪，虽向时讲学者闻之，攒眉浩叹，不顾也。

生平与王斫山交最善⑩。斫山固侠者流，一日以千金与先生，曰：“君以此权子母（11），母后仍归我，子则为君助灯火，可乎？”先生应诺，甫越月，已挥霍殆尽，乃语斫山曰：“此物在君家，适增守财奴名，吾已为君遣之矣。”

斫山一笑置之。 鼎革后（12），绝意仕进，更名人瑞，字圣叹，除朋从谈笑外，惟兀坐贯华堂中，读书著述为务。

或问“圣叹”二字何义？先生曰：“《论语》有两‘喟然叹曰’，在颜渊为叹圣，在与点为圣叹（13）。予其为点之流亚欤！”所评《离骚》、《南华》、《史记》、杜诗、《西厢》、《水浒》，以次序定为“六才子书”（14），俱别出手眼。

尤喜讲《易》，“乾”、“坤”两卦，多至十万馀言。其馀评论尚多（15），兹行世者，独《西厢》、《水浒》、《唐诗》、制艺、《唱经堂杂评》诸刻本（16）。

传先生解杜诗时，自言有人从梦中语云：“诸诗皆可说，惟不可说《古诗十九首》（17）。”先生遂以为戒。

后因醉纵谈《青青河畔草》一章，未几，遂罹惨祸。临刑叹曰：“砍头最是苦事，不意于无意中得之。”

先生殁，效先生所评书，如长洲毛序始、徐而庵（18），武进吴见思、许庶庵为最著（19），至今学者称焉。 曲江廖燕曰：予读先生所评诸书，领异标新，迥出意表（20），觉千百年来，至此始开生面。

呜呼！何其贤哉！虽罹惨祸，而非其罪，君子伤之。而说者谓文章妙秘，即天地妙秘，一旦发泄无馀（21），不无犯鬼神所忌，则先生之祸，其亦有以致之欤！然画龙点睛，金针随度（22），使天下后学，悉悟作文用笔墨法者，先生力也，又乌可少乎哉！其祸虽冤屈一时，而功实开拓万世，顾不伟耶（23）！予过吴门，访先生故居，而莫知其处，因为诗吊之（24），并传其略如此云（25）。

注释注释①康熙三十五年（1696）作者至苏州，吊金圣叹，并为之作传。传中叙金圣叹生平甚简，于其“哭庙案”遭杀身之祸，闪烁其词，有所避忌，然亦可见其性情；主要内容是称赞其学问广博，评点诸书，别开生面，阐发作文之奥秘，开后世读书人之眼界，道出金圣叹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基本贡献。

②排：批驳。 ③《圣自觉三昧》：金圣叹未刊文稿。

抄本《沉吟楼诗选》（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所附《唱经堂遗书目录》，有《圣自觉三昧私钞》。 ④伟然：形容神采卓异。

⑤释道内外诸典：佛、道两教经书和经书以外的书。 ⑥九彝八蛮：泛指众多少数民族。

《书·旅獒》：“遂通道于九夷八蛮。”清代避忌，以“彝”代“夷”。

⑦齿颊：引伸为谈论。 ⑧毫无剩义：讲得极其透彻。

⑨缁白：僧侣和俗人。四众：本佛家语，谓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

此处泛指诸色人物。 ⑩王斫山：金圣叹《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第三本二折评语中说到其人，大概谓王斫山为世家子，多才艺，为人慷慨，晚年落拓，“瓶中未必有三日粮，而得钱犹以与客。

彼视圣叹为弟，圣叹视之为兄”。 （11）权子母：古谓国家铸钱，以重币为母，轻币为子，权衡其轻重铸之，以利通行。

（参看《国语·周语下》）后世遂称借贷生息为“权子母”，“子”为利息，“母”为本金。 （12）鼎革：指明清易代。

（13）“《论语》”三句：两“喟然叹曰”，一见于《论语·子罕》，颜渊感叹孔子伟大，育人有方，是“叹圣”；一见于《论语·先进》，孔子赞叹诸弟子独曾点志向与自己一致，是“圣叹”。（14）六才子书：依《沉吟楼诗选》所附《唱经堂遗书目录》，次第为《南华经》（《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西厢》。

（15）其馀评论尚多：详见邓实《风雨楼丛书·贯华堂才子书汇稿》所列《唱经堂外书总目》。 （16）《唐诗》：传主生前有《选批唐才子诗》。

制艺：即制义，八股文。《唱经堂杂评》：疑为传主生前已刊之《必读才子古文》。

（17）“惟不可”句：《古诗十九首》粗略读之，大体是抒写离别、矢志、寿命无常之悲哀，但诗中若干具体意象之内蕴，则又难于捉摸，有见仁见智的不同解释。金圣叹谓之“不可说”，在当时当隐含某种特别的意思，现在只能依此传之前后文，解作说之则不祥。

（18）长洲毛序始：名宗岗，其评点之《三国志演义》，取代明代刊行的多种本子，风行天下。徐而庵：名增，江苏长洲人，著有《而庵诗话》。

（19）武进徐见思：监生，江苏武进人，著有《杜诗论文》、《杜诗论事》、《史记论文》（《武进阳湖合志·艺文志》）。许庶庵：不详。

（20）迥出意表：谓意见卓越，超乎常人所想。（21）发泄：表露，阐明。

（22）金针：比喻作诗文秘法。元好问《论诗》其三：“。

7 求三篇成语文言文（文言文内容50字以内）

1毛遂自荐：

秦之围邯郸，赵使平原君求救，合从于楚，约与食客门下有勇力文武备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胜，则善矣。文不能取胜，则歃血于华屋之下，必得定从而还。士不外索，取于食客门下足矣。”得十九人，余无可取者，无以满二十人。门下有毛遂者，前，自赞于平原君曰：“遂闻君将合从于楚，约与食客门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愿君即以遂备员而行矣。”

译文秦兵围困邯郸的时候，赵国派遣平原君请求救兵，到楚国签订“合纵”的盟约。平原君约定与门下既有勇力又文武兼备的食客二十人一同（前往）。平原君说：“假如用和平方法能够取得成功就太好了；假如和平方法不能取得成功，那么，（我）就在华屋之下用“歃血”的方式，也一定要‘合纵’盟约签定再返回。随从人员不到外边去寻找，在门下的食客中选取就够了。”平原君找到十九个人，其余的人没有可以选取的，没办法补满二十人（的额数）。门下有（一个叫）毛遂的人，走上前来，向平原君自我推荐说：“毛遂（我）听说先生将要到楚国去签订‘合纵’盟约，约定与门下食客二十人一同（前往），而且不到外边去寻找。现在还少一个人，希望先生就以（我）毛遂凑足人数出发吧！”

2脱颖而出：

平原君曰：“先生处胜之门下几年于此矣？”毛遂曰：“三年于此矣。”平原君曰：“夫贤士之处世也，譬若锥之处囊中，其末立见。今先生处胜之门下三年于此矣，左右未有所称诵，胜未有所闻，是先生无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请处囊中耳。使遂蚤得处囊中，乃颖脱而出，非特其末见而已。”平原君竟与毛遂偕。十九人相与目笑之而未废也。

译文平原君说：“先生来到（我）赵胜门下到现在（有）几年了？”毛遂说：“到现在（有）三年了。”平原君说：“贤能的士人处在世界上，好比锥子处在囊中，它的尖梢立即就要显现出来。现在，处在（我）赵胜的门下已经三年了，左右的人们（对你）没有称道（的话），赵胜（我）也没有听到（这样的）赞语，这是因为（你）没有什么才能的缘故。先生不能（一道前往），先生请留下！”毛遂说：“我不过今天才请求进到囊中罢了。如果我早就处在囊中的话，（我）就会象禾穗的尖芒那样，整个锋芒都会挺露出来，不单单仅是尖梢露出来而已。”平原君终于与毛遂一道前往（楚国）。那十九个人互相用目光示意嘲笑他却都没有说出来。

3目无全牛、庖丁解牛、游刃有余：

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道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译文文惠君说：“嘻，妙呀！技术怎么达到如此高超的地步呢？”厨师放下刀回答说：“我所喜好的是摸索事物的规律，比起一般的技术、技巧又进了一层。我开始分解牛体的时候，所看见的没有不是一头整牛的。几年之后，就不曾再看到整体的牛了。现在，我只用心神去接触而不必用眼睛去观察，眼睛的功能似乎停了下来而精神世界还在不停地运行。依照牛体自然的生理结构，劈击肌肉骨骼间大的缝隙，把刀导向那些骨节间大的空处，顺着牛体的天然结构去解剖；从不曾碰撞过经络结聚的部位和骨肉紧密连接的地方，何况那些大骨头呢！优秀的厨师一年更换一把刀，因为他们是在用刀割肉；普通的厨师一个月就更换一把刀，因为他们是在用刀砍骨头。如今我使用的这把刀已经十九年了，所宰杀的牛牲上千头了，而刀刃锋利就像刚从磨刀石上磨过一样。牛的骨节乃至各个组合部位之间是有空隙的，而刀刃几乎没有什么厚度，用薄薄的刀刃插入有空隙的骨节和组合部位间，对于刀刃的运转和回旋来说那是多么宽绰而有余地呀。所以我的刀使用了十九年刀锋仍像刚从磨刀石上磨过一样。虽然这样，每当遇上筋腱、骨节聚结交错的地方，我看到难于下刀，为此而格外谨慎不敢大意，目光专注，动作迟缓，动刀十分轻微。牛体霍霍地全部分解开来，就像是一堆泥土堆放在地上。我于是提着刀站在那儿，为此而环顾四周，为此而踌躇满志，这才擦拭好刀收藏起来。”

　　嘉业堂《二十四史》书箱二十四史是我国古代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即：《史记》（汉·司马迁）、《汉书》（汉·班固）、《后汉书》（南朝宋·范晔）、《三国志》（晋·陈寿）、《晋书》（唐·房玄龄等）、《宋书》（南朝梁·沈约）、《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梁书》（唐·姚思廉）、《陈书》（唐·姚思廉）、《魏书》（北齐·魏收）、《北齐书》（唐·李百药）、《周书》（唐·令狐德棻等）、《隋书》（唐·魏征等）、《南史》（唐·李延寿）、《北史》（唐·李延寿）、《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宋·欧阳修）、《宋史》（元·脱脱等）、《辽史》（元·脱脱等）、《金史》（元·脱脱等）、《元史》（明·宋濂等）、《明史》（清·张廷玉等）。

　　“正史”之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清代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正史”一称即专指“二十四史”。按《四库全书》的规定，正史类“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即未经皇帝批准，不得列入正史。

　　二十四史总共3249卷，约有4000万字。它记叙的时间，从第一部《史记》记叙传说中的黄帝起，到最后一部《明史》记叙到明崇祯17年（公元1644年）止，前后历时4000多年，用统一的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二十四史的内容非常丰富，记载了历代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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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史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三国时期社会上已有“三史”之称。“三史”通常是指《史记》、《汉书》和东汉刘珍等写的《东观汉记》。《后汉书》出现后，取代了《东观汉记》，列为“三史”之一。“三史”加上《三国志》，称为“前四史”。

　　历史上还有“十史”之称，它是记载三国、晋朝、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朝十个王朝的史书的合称。后来又出现了“十三代史”。“十三代史”包括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十史”。

　　到了宋代，在“十三史”的基础上，加入《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形成了“十七史”。

　　明代又增以《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合称“二十一史”。

　　清朝乾隆初年，刊行《明史》，加先前各史，总名“二十二史”。后来又增加了《旧唐书》，成为“二十三史”。后来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旧五代史》也被列入正史，经乾隆皇帝钦定，合称“钦定二十四史”。乾隆四年至四十九年武英殿刻印的《钦定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正史最完整的一次大规模汇刻。

　　1920年，柯劭忞撰《新元史》脱稿，民国十年（1921年）大总统徐世昌以《新元史》为“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但也有人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如果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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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版本

　　毛泽东点评二十四史明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南监本）

　　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北监本）

　　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十七史”

　　清乾隆武英殿刻“清乾隆武英殿本二十四史”

　　清同治光绪间五省官书局合刻“二十四史”

　　民国商务印书馆印张元济辑“百衲本二十四史”

　　中华书局排印“点校本二十四史”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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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评价

　　梁启超评价二十四史

　　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点校本二十四史评价

　　点校本二十四史，底本选择精当，点校体例谨严，点校确当，版式设计，清晰便览。

　　点校本动员了全国史学家许多学有建树的专家学者和古籍整理工作者，历时二十余年，于1978年全部出齐，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二十四史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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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史内容

　　史记

　　汉·司马迁著，130卷。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大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候，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庇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史记》序中写道，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汉书

　　东汉·班固著，100卷。

　　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详细的展现了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后汉书

　　南朝宋·范晔著，120卷。

　　《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范晔撰。范晔字蔚宗，顺阳人。出身于一个世族家庭。他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书。《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

　　元嘉九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元嘉二十二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州郡志》等五志的时候，有人告发他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

　　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问世的有关东汉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繁补缺，整齐故事，超越众家，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盛行于世。而诸家《后汉书》，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相继散亡。于是范晔《后汉书》成为我们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范晔《后汉书》的记述，起于刘秀起兵推翻王莽，终于汉献帝禅位于曹丕，详载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

　　三国志

　　西晋·陈寿著，65卷。

　　《三国志》，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时期的历史。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生于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233年），死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他在蜀汉做过官，三十岁时，蜀汉政权灭亡，入晋后做过晋平令、著作郎。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我们阅读《三国志》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陈寿没有编写志。我们要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寿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可惜的就是内容太少。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

　　晋书

　　唐·房玄龄等著，130卷。

　　《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记载了从司马懿开始到晋恭帝元熙二年为止，包括西晋和东晋的历史，并用“载记”的形式兼述了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兴亡。

　　唐太宗是一位有所作为的君主，他非常重视史书的撰修工作，而在唐太宗以前，有关晋代的史料，没有一家令人满意的。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对各家史著逐一进行了批评。撰写一部系统、完整、旨趣较高的晋史，是唐太宗的一大心愿。贞观二十年他下诏让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担任监修，组织编写《晋书》。

　　众人撰写《晋书》，从受命到成书，仅历时两三年。成书时间之所以较短，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晋书》由于有政府作后盾，人力、物力、财力和图书档案资料都有保证，这些条件，是私人修史无法比拟的。二是有多种晋史著述可供参考。由于有蓝本作为依据，成书自然较为容易。

　　《晋书》在取材方面，不十分注意史料的甄别取舍，喜欢采用小说笔记里的奇闻轶事，《搜神录》、《幽明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