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的出现当早于刻，在先秦典籍中，早已见到有关漏的记述，而只有在汉代以后文献中才见到有关刻和漏刻的描写。最原始的漏壶不可能有什么节制水流的措施，只是让其自漏，从满壶漏至空，再加满水接着漏。显然满壶和浅壶漏水的速度不同，但一壶水从满漏至空都是大体等时的，如内蒙古杭锦旗1976年出土的西汉漏壶每次漏空大约10分钟，因而计量时间可用漏了多少壶来表示。为了不间断地添水行漏，计数漏了多少壶，需要有人日夜守候，这也许就是《周礼•夏官司马》中提到“挈壶氏：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的原因。如此众多的人员守候一个漏壶显然是很大的负担，人们必然会产生节制漏水速度的要求，或在壶内壁出水口处垫以云母片，或在漏水孔中塞以丝织物等，使漏水缓慢而又不断，这样每一壶水漏出的时间长了，减轻了不断添水的负担。但是却不能以漏多少壶来计时，而要随时注意漏壶里的水漏掉多少，这就是刻产生的基础。最初可能是在壶内壁上刻画。汉许慎《说文解字》解释漏时说：“漏，以铜受水，刻节，昼夜百刻。”可能就指这一情况。后来为了便于读数，就放一枝箭在壶里，在箭杆上划刻度，看水退到什么刻度就知道时间了。

有关古典文献之古籍标点名词术语与思考题，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一些资料，供大家参阅。

　古籍标点名词术语

1句读

古人著书，一般不加标点符号，人们在读书时必须对如何停顿作出判断，这项工作，古代称为“句读”。宋人毛晃父子在《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卷四中说：“凡经书成文语绝处谓之‘句’，语未绝而点分之以便讽咏谓之读。”这句话的意思是，在一句话的结尾点断称为“句”，为便于阅读在一句话当中点分称为“读”。

2标点

宋、元人读书，继承了先秦两汉以来句读的传统，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已经出现了标点一词。当时的所谓标点，是除句读外，还有符号。点，是指句读说的;至于“标”只是将书中重要的或特殊的内容，用各种符号打记下来以帮助记忆。整理古籍，把整篇或整卷的文字分段，加上新式标点，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开始的。

3胡适与古籍标点

五四运动前后，胡适积极等酝酿并尝试着使用新式标点。胡适在1916年发表《论句读及文字元号》、《论句读符号》等文。在广泛讨论与实践的基础上，胡适、马裕藻等人提出了《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作为教育部1920年训令公布。胡适也为新式标点符号的普及作出了贡献，当时他要求与他合作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标点本古籍，其他出版社纷纷仿效，新式标点符号很快得到了普及。胡适还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强调，国故整理之初步工作，如标点、校勘，必须首先做到，然后可谈进一步的整理。整理古书，一律须用标点符号。”

4顾颉刚与古籍标点

在胡适的影响下，顾颉刚当时标点了《崔东壁遗书》、《四部正讹》等，并酝酿标点《二十四史》，还与徐文珊合作，将司马迁《史记》标点、分段，作为整理国故的第一部书。抗战期间，顾颉刚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时，曾拟定若干计划，整理廿四史并逐一加以标点，这为他20世纪70年代初主持标点《二十四史》工作做了准备。

5古书句读释例

《古书句读释例》是著名学者杨树达所撰的讲述古书句读基本知识的著作，有中华书局1954年版。全书分误读的型别、误读的贻害、误读的原因、特殊的例句等四个部分。作者从先秦两汉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中，选择l68条句谪有歧义的例句一一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

6标点符号使用法

新中国成立后对正确使用标点符号的工作相当重视，1951年9月，中央人民 出版总署公布了《标点符号使用法》，适用于直行文稿。1956年4月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了再版本，主要适用于横行文稿。1990年3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新闻出版署修订释出了《标点符号用法》，由语文出版社出版，主要增加了连线号“一”和间隔号“”。本书依据30多年标点符号的使用情况及某些发展变化，对16种标点符号的用法举例作了说明，是我们目前正确使用标点符号的依据。

7古籍点校通例

针对古籍整理,中华书局编辑部草拟了《古籍点校通例》初稿,并有关于古籍标点的特别说明。其所拟古籍点校标准，大致依据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的点校准则，其具体内容分标点、校勘和其他三部分。载于《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112期。

8标点致误原因

古籍标点出现一些错误是常见现象。古籍标点错误的原因大致有八项，即，一、不明词义;二、不明专有名词;三、不明文献名称;四、不明引文;五、不明语法;六、不明文体;七、不明文意;八、文献有误，未加校勘就加标点。

9标点方法

标点古籍需要精通古汉语、中国古代文化知识，还要具有严肃认真的态度，当然这需要在学习与实践中不断提高。针对形成标点错误的主要原因，标点古籍的主要方法有以下数项，即，一、弄清全文和上下文义;二、参考已有的标点成果;三、勤于查考相关工具书与其他资料;四、充分注意并利用文体特点。古籍标点是一项深入细致的工作，其方法需要反复实践才能掌握。

思考题之一标点错误有哪些主要原因

古籍标点错误的主要原因大致有八项，即，一、不明词义;二、不明专有名词;三、不明文献名称;四、不明引文;五、不明语法;六、不明文体;七、不明文意;八、文献有误，未加校勘就加标点。

这八项主要原因有各有一些具体小类，分述如下。

第一大项不明词义，具体又包含不明古汉语词汇、不明古音通假、不明典故、不明方言俗语等。

第二大项不明专有名词，不明专有名词实际上也属不明词义的范畴，由于专有名词涉及中国文化基础知识，情况比较复杂，所以专门列为一类。 具体包括有不明人名、不明地名、不明官名。所以我们在标点古籍时，还应当对古代文化、地理、官制有所了解，否则也会出现错误。

第三大项，不明文献名称。文献名称当标书名号，如果我们不能准确地判断文献名称，标点时可能会出现以下错误。具体包括系文献名称而未标书名号、非文献名称而标了书名号、两种文献名合而为一、一种文献名误分为二。

第四大项，不明引文。《标点符号用法》要求：“引号标明行文中直接引用的话。”“行文中直接引用的话一般要用引号标明，为的是和作者自己的话区别开来。”不明引文起讫导致标点错误的主要有直接引用的话未加引号、非直接引用的话加了引号、将两条引文误合在同一引号中。

第五大项，不明语法。不明古汉语语法也是古籍标点出现错误的重要原因，具体包括不明词类、不明句式、不明句子的成分和结构等。

第六大项，不明文体。标点古籍应当熟悉古代的文体，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特点，如诗词需要押韵，每句诗的字数通常有规律可循，骈体文强调行文对仗等，熟悉这些特点会有助于标点工作，不注意这些特点会造成标点错误。

第七大项，不明文意。有些古文从字面上看，并不难理解，但是如果我们把文意领会错了，标点也不容易点对。

第八大项，文献本身有误，未加校正，就加标点，当然也会导致标点错误。

思考题之二我们在标点古籍时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标点古籍需要精通古汉语、中国古代文化知识，还要具有严肃认真的态度，当然这需要在学习与实践中不断提高。针对形成标点错误的主要原因，标点古籍时应当注意下述问题。

首先要弄清全文和上下文义。标点古籍应先易后难，分析上下文意解决难点。点句遇到难通的地方，先把能点断的地方点断，读完全篇，再解决难点，理解了全文的意义，有些难点自然迎刃而解。因为区域性的问题和整体的意义相联络，前后进行比较就可以明确。

其次，要参考此前已有的标点成果。有些古籍，前人已经作过句读标点，我们当然可以用作参考。也可以参考相关材料的标点成果，还可以利用注释，因为古书中的注释往往置于需要句读处，并且对如何理解词义，怎样标点作了辨析。

其次，要勤于查考。标点古籍，遇到疑点一定要查考清楚，不能随意为之。有的问题，只要翻翻工具书就可以解决。如遇到书名、作者有怀疑，不妨查查目录;遇到引文有怀疑，不妨查查原书。

再次，要注意利用文体特点。各种文体在行文时都有一定的规律，我们在标点时应当充分利用这些规律，不应当违背这些规律。应充分注意古文中的对偶、排比句。古籍标点是一项深入细致的工作，其方法需要反复实践才能掌握，需要注意的事项也不仅仅限于上述四个方面。

　　王羲之（303—361年），汉族，字逸少，号澹斋，身长七尺有余约为（154米），原籍琅琊临沂（今属山东），后迁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是东晋伟大的书法家，被后人尊为“书圣”。他的儿子王献之书法也很好,人们称他们两为"二王",另一个儿子王凝之官至左将军，因曾任右军将军，世称“王右军”、“王会稽”。代表作品有：楷书《乐毅论》、《黄庭经》、草书《十七帖》、行书《姨母帖》、《快雪时晴帖》、《丧乱帖》、行楷《兰亭序》等。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冶于一炉，创造出“天质自然，丰神盖代”的行书，被后人誉为“书圣”。其中，王羲之书写的《兰亭序》为书家所敬仰，被称作“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对真书、草、行主体书法造诣都很深。生平

　　生平

　　少从叔父，后又从卫夫人学书，得见汉魏以来诸名家书法，草书学张芝，正书学钟繇，兼善隶、草、正、行各体，博采众长，备精诸体，摆脱了汉魏笔风，自成一家。笔势开放俊明，结构严谨。楷书以《黄庭经》、《乐毅论》为最；行书以《兰亭序》为最；草书以《快雪时晴贴》、《初目帖》等为最。唐太宗视为国宝，号召天下临摹他的字体，其书法成为代替汉魏笔法的书体正宗。其字被誉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铁书银钩，冠绝古今”，后世尊称为“书圣”。据传说其行书真迹《兰亭序》随葬李世民。现传世均为临摹本。

　　他认为养鹅不仅可以陶冶情操，还能从鹅的某些体态姿势上领悟到书法执笔，运笔的道理。有一天清早，王羲之和儿子王献之乘一叶扁舟游历绍兴山水风光，船到县禳村附近，只见岸边有一群白鹅，摇摇摆摆的模样，磨磨蹭蹭的形态。王羲之看得出神，不觉对这群白鹅动了爱慕之情，便想把它买回家去。王羲之询问附近的道士，希望道士能把这群鹅卖给他。道士说：「倘若右军大人想要，就请代我书写一部道家养生修炼的《黄庭经》吧！」王羲之求鹅心切，欣然答应了道士提出的条件。这就是「王羲之书换白鹅」的故事。

　　二十岁时，有个太尉郗鉴派人到王导家去选女婿。当时，人们讲究门第等级，门当户对。王导的儿子和侄儿听说太尉家将要来提亲，纷纷乔装打扮，希望被选中。只有王羲之，好像什么也没听到似的，躺在东边的竹榻上一手吃烧饼，一手笔划着衣服。来人回去后，把看到的情况禀报给郗太尉。当他知道东榻上还靠着一个不动声色的王羲之时，不禁拍手赞叹道：这正是我所要的女婿啊！于是郗鉴便把女儿郗浚嫁给了王羲之。这故事便成了「东床」和「令坦」两个典故。

　　在他身上出现的成语还不只这些，据说有一次，他把字写在木板上，拿给刻字的人照着雕刻，这人用刀削木板，却发现他的笔迹印到木板里面有三分之深。这就是成语「入木三分」的由来。

　　王羲之一生最好的书法，首推兰亭集序。那是他中年时候的作品。

　　东晋有一个风俗，在每年阴历得三月三日，人们必须去河边玩一玩，以消除不祥，这叫做[修褉]。永和九年的三月三日，王羲之和一些文人，共四十一位，到兰亭的河边修褉。大家一面喝酒，一面作诗。作完了诗，大家把诗搜集起来，合成一本兰亭集，公推王羲之作一篇序文。这时王羲之已醉了，他趁着酒意，拿起鼠须笔，在蚕茧纸上，挥起笔来。这篇序文，就是后来名震千古的兰亭集序。此帖为草稿，28行，324字。记述了当时文人雅集的情景。作者因当时兴致高涨，写得十分得意，据说后来再写已不能逮。其中有二十多个“之”字，写法各不相同。宋代米芾称之为“天下行书第一”。传说唐太宗李世民对《兰亭序》十分珍爱，死时将其殉葬昭陵。留下来的只是别人的摹本。今人所见，皆为《兰亭序》临摹本。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很丰富，除《兰亭序》外，著名的尚有《官奴帖》、《十七帖》、《二谢帖》、《奉桔帖》、《姨母帖》、《快雪时晴帖》、《乐毅论》、《黄庭经》等。其书法主要特点是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后人评曰：“飘若游云，矫苔惊蛇”，王羲之的书法是极美的。

　　汉代以后，经过六十余年的三国鼎立，进入晋代。书法又出现了一高峰。隶书的草写，称为隶草，隶草是将隶体基本结构消解，只保留波磔，主要用于写奏章，所以也称章草。书写章草的代表书家有史游、皇象、索靖等。在章草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今草。同时，还出现了楷书和行书。可以说，到了晋代，篆、隶、草、行、楷诸体已经齐备。

　　晋代书法以楷书和行书的成就最大，对后世的影响也最大，代表书家是钟繇和王羲之。钟繇(151—230)字元常，颖川长社(今河南长葛县东)人，曹魏时期，官至太傅。他擅长隶、楷、行各体，尤以楷书影响最大。宋人《宣和书谱》中评价他的书法“各尽法度，为正书(即楷书)之祖”。他的楷书承袭了东汉隶书的遗风，八分开张，左右波挑，势巧形密，自然古雅。他写的《贺捷表》颇有鸿鹄飞张姿态，被梁武帝萧衍评为“群鸿戏海，舞鹤游天”。在他的楷书中，还有隶书的笔意。其作品还有《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等。

　　东晋永和九年(353)农历三月三日，王羲之同谢安、孙绰等41人在绍兴兰亭修契(一种祓除疾病和不祥的活动)时，众人饮酒赋诗，汇诗成集，羲之即兴挥毫作序，这便是有名的《兰亭序》。此帖为草稿，28行，324字。记述了当时文人雅集的情景。作者因当时兴致高涨，写得十分得意，据说后来再写已不能逮。其中有二十多个“之”字，写法各不相同。宋代米芾称之为“天下行书第一”。传说唐太宗李世民对《兰亭序》十分珍爱，死时将其殉葬昭陵。留下来的只是别人的摹本。王羲之(303—361，一作321—379)，字逸少，号澹斋，祖籍琅邪监沂（今山东临沂），后迁会稽，晚年隐居剡县金庭。擅书法，世称“书圣”。

　　王历任秘书郞、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后为会稽内史，领右将军，人称“王右军”。永和十一年（355年）三月称病弃官，携子操之由会稽蕺山徙居金庭。建书楼，植桑果，教子弟，赋诗文，作书画，以放鹅弋钓为娱。且与许询、支遁诸名士，遍游剡地山水。 自王定居金庭后，书法兴起。其后裔多擅书画，作品挂满厅堂、书房，人称“华院画堂”。后人定村名为“华堂”，沿称至今。王羲之遗迹遍及全县各地。嵊西独秀山为王羲之读书处，山上观音殿悬有“右军旧游地”匾额；山麓建桃源乡乡主庙，奉王右军为乡主。嵊北嶀山的羲之坪、嵊东的清隐寺、嵊新交界的王罕岭等，均为王游憩之地，至今尚有遗迹可寻。

　　东晋升平五年（361年），王卒葬于金庭瀑布山（又称紫藤山），其五世孙衡舍宅为金庭观，遗址犹存。梁大同年间（535－546年），嗣孙建右军祠于墓前，并于观旁建书楼、墨池，唐裴通撰有《金庭观晋右军书楼墨池记》。隋大业七年（611年），其七世孙智永和尚嘱徒尚杲（吴兴永欣寺少门），专诚赴金庭祭扫，并撰有《瀑布山展墓记》，立碑墓前。明永乐年间，张推官树碑墓右。弘治十五年（1502年），重建“晋王右军墓”石碑，今尚存。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冬，王氏嗣孙秀清于金庭观左建“晋王右军墓道”牌坊，现尚完好。

　　说到对鹅的喜爱，比较突出的，要算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了。这里就有一段故事：

　　据说，品性高洁的王羲之对做官没有多大兴趣，就离开嘈杂烦闷的京城，来到了风景宜人的江南，他在绍兴一带居住时，经常漫步在水乡泽国，观察群鹅。一只又一只的鹅啊，羽毛整洁美丽，体态雍容华贵。它们有的浮游，有的高歌，有的嬉戏。……·他入迷地看啊，看啊，有时竟忘了回家吃饭。

　　有一天，他惊喜地发现，有只鹅长得不同寻常，它的羽毛象雪一样白，顶冠象宝石一样红，尤其是叫声分外悦耳动听，他非常喜爱，立即派人到附近去打听，想把这只鹅买下来，就是多出一倍的钱，也在所不惜。一了解，原来鹅的主人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老人家身边没有什么亲人，只有这只白鹅做伴。她虽然家里很穷，这只鹅却怎么也舍不得。王羲之知道了这些情况后，完全体谅老人的心情，表示不买这只宝贵的鹅了。为了进一观察，他决定登门拜访。再说这位老妇人，当她听说是书法家王羲之要到她家来参观时，高兴极了，可是拿什么来招待贵客呢？老人家正在犯愁，忽然院子里响起了“哦——啊——”的叫声。噢，有了，为了招待客人，老人就把心爱的白鹅杀了，做了一道美味的菜肴，等待王羲之的到来。不一会儿，王羲之迈着匆匆的步伐走进这简陋的茅屋。当他了解到热情慷慨的主人把仅有的一只心爱之物拿来待客时，眼睛湿润了：他为这只鹅的死感到可惜，更为主人的盛情所感动……于是，他要人找来墨笔，在随手带来的六角竹扇上挥毫写字，递与老妇人，嘱咐说：“老人家，我没什么感谢您的，请把这个扇子拿到市上，卖上一百钱，用来贴补生计吧。”老人推辞不要，羲之深情地说：这是我孝敬你老人家的一点心意啊!

　　谈迁(1594～1658)。祖籍汴梁(今开封)，一说是浙江海宁枣林人。随宋室南渡，定居于盐官西南枣林村，后江沙坍落，迁至马桥麻泾港西(今海宁马桥)。远祖即生活在这种国破之时，自己也是生活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明末清初史学家。原名以训，字仲木，号射父，马桥人。明诸生。明亡后改名为迁，字孺木，号观若。改名“迁”，寄托了对历史、对自己的一种境遇，当然也有可能是追寻大历史家司马迁的意思。当代就有一个外国研究中国历史的人取汉名叫“史景迁”。（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乔纳珊·D·斯本瑟）自幼刻苦好学，家贫，靠缮写、代笔或作记室(秘书)维持生活。一生未曾做官，靠替人抄写、代笔或作记室(秘书)来维护生活。用我现在的话说，是真正献身学术的人，自学成才，然后私人写史。不计报酬，不慕虚名，虽然贫寒一生，但却是一个活的很有骨气、很有节气、很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史家。

　　南明弘光元年(1645)为阁臣高弘图的记室，出谋划策，力图恢复。颇受高弘图、张慎言等赏识。后拟荐为中书舍人及礼部司务。他感到"时事日非，不足与有为"，坚辞不就，引退回家隐居。

　　谈迁博鉴群书，善诸子百家，精研历史，尤重明代典故。他立志编撰翔实可信的明史。从天启元年(1621)27岁开始，历时20余年，"六易其稿，汇至百卷"，始完成这部编年体明史，全书500万言，取名《国榷》。清顺治四年(1647)手稿被窃，时已53岁，他发愤重写，经四年努力，完成新稿。顺治十年携稿北上，在北京走访降臣、皇室、宦官和公侯门客，搜集明朝逸闻，并实地考察历史遗迹，加以补充、修订。书成后，署名"江左遗民"，以寄托亡国之痛。十四年，去山西平阳(今临汾)祭奠先师张慎言，病逝于客地。谈迁祖籍汴梁(今开封)，随宋室南渡，定剧场于盐官西南枣林村，后江沙坍落，迁至马桥麻泾港西。著作另有《枣林集》、《枣林诗集》、《枣林杂俎》、《北游录》、《西游录》、《史论》、《海昌外志》等。

　　天启元年（1621年），谈迁28岁，谈迁母亲亡故，他守丧在家，读了不少明代史书，觉得其中错漏甚多，因此立下了编写一部真实可信符合明代历史事实的明史的志愿。在此后的二十六年中年中，他他长年背着行李，步行百里之外。到处访书借抄，饥梨渴枣，市阅户录，广搜资料，终于卒五年之功而完成初稿。以后陆续改订，积二十六年之不懈努力，六易其稿，撰成了百卷500万字的巨著《国榷》。岂料两年后，清顺治四年(1647)8月，书稿被小偷盗走，他满怀悲痛，发愤重写。经4年努力，终于完成新稿。顺治十年（1653年），60岁的他，携第二稿远涉北京，在北京两年半，走访明遗臣、故旧，搜集明朝遗闻、遗文以及有关史实，并实地考察历史遗迹，加以补充、修订。书成后，署名“江左遗民”，以寄托亡国之痛，使这部呕心沥血之巨作得以完成。

　　这个小偷可以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可恶的小偷！小偷无非时盗些银钱衣物，然而这个贫寒的家没有给小偷惊喜，于是他顺手拿走了谈迁的书稿，算是泄愤吧。这是一个“史家”二十六年的呕心沥血啊，这个小偷，该杀！如果我有历史的审判权，我就去捉了这个小偷，让他偿还谈迁的“心血”，这是无价的心血啊！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谈迁在书稿被盗后的痛苦，一个贫寒一生，终其所能才完成书稿的53岁的老文人，这个打击无疑是天大的！谈迁发出这样的感叹：“噫，吾力殚矣！”文人的坚韧这个时候起了作用，谈迁迅速从沉沦终走出，说道：“吾手尚在，宁已乎！”

　　命运对这个老人，何其不公也！呜呼！

　　这个小偷的“盗品”还不如纵横江湖的大盗，那个小偷是卑劣的！何其卑劣的小偷啊！顺治十四年，谈迁逝世前不久，他应同乡友人沈仲嘉之邀，和友人钱大球去山西平阳，路过山东聊城一带，碰见两个强盗持刀打劫。谈迁镇定自若说道：“我们都是读书人，箱子里都是破书，那里来的钱财？”强盗见状抱拳说“惊动”而去。

　　可见，这两个强盗比起那个卑劣的小偷，可爱多了！

　　《国榷》以《明实录》为本，参阅诸家史书，考证订补，取材广博，选择谨严，为研究明史的重要著作。书中对满清颇多贬责，当时无法流传。直至建国后，里人张宗祥着手整理校订，编为108卷，195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附《清史稿》所载其传如下：

　　谈迁，字孺木，原名以训，海宁人。初为诸生。南都立，以中书荐，召入史馆，皆辞，曰：“余岂以国家之不幸博一官耶？”未几，归里。迁肆力经史百家言，尤注心於明朝典故。尝谓：“史之所凭者，实录耳。实录见其表，其在里者，已不可见。况革除之事，杨文贞未免失实；泰陵之盛，焦泌阳又多丑正；神、熹之载笔者，皆逆奄之舍人。至於思陵十七年之忧勤惕厉，而太史遯荒，皇宬烈焰，国灭而史亦随灭，普天心痛，莫甚於此！”乃汰十五朝实录，正其是非。访崇祯

　　十七年邸报，补其缺文，成书，名曰国榷。当是时，人士身经丧乱，多欲追叙缘因，以显来世，而见闻窄狭，无所凭藉。

　　闻迁有是书，思欲窃之为己有。迁家贫，不见可欲者，夜有盗入其室，尽发藏橐以去。迁喟然曰：“吾手尚在，宁遂已乎？”从嘉善钱氏借书复成之。阳城张慎言目为奇士，折节下之。慎言卒，迁方北走昌平，哭思陵，复欲赴阳城哭慎言，

　　未至而卒，顺治十二年冬十一月也。黄宗羲为表其墓。

　　谈迁诗选 ： 渡 江

　　大江骇浪限东南，当日降帆有旧惭。击楫空闻多慷慨，投戈毕竟为沉酣。

　　龙天浩劫馀孤塔，海岳书生别旧庵。闻道佛狸曾驻马，岂因佳味有黄柑？

　　广 陵

　　南朝旧事一芜城，故国飘零百感生。柳影天涯随去辇，杨花江上变浮萍。

　　远山依旧横新黛，断岸还看散冷萤。今日广陵思往事，十年前亦号承平。

　　《国榷》：

　　记载明代重要史实的编年体史书。谈迁撰。谈迁专长於史，鉴於明代历朝实录经史官垅断，曲笔聚讼，多忌讳失实，而各家编年史书又多伪陋肤冗，艰辛寻访各种资料，广徵博采，力求徵信。天启元年(1621)始编著，先后六易其稿，初稿六年完成。顺治四年(1647)全稿被窃，又发奋重写，以三十馀年编成《国榷》一书。该书记叙从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九月明太祖朱元璋诞生，到顺治二年五月清兵入南京、福王政权灭亡为止的三百一十七年间的历史。书中敢於直书《明实录》避而不谈的明朝一些重要史实；对一些重要事件，常以个人和诸家的评论并列於后。其史实注意考订精审，材料有相当的可靠性或参考价值。万历以后七十多年的历史，以及建州女真的发展和后金同明的关系的记载，尤为他书所少见。根据邸报、方志和官吏遗民口述材料编补的崇祯朝十七年的史实，也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书中叙事有的过於简略，有的事件前后记叙重复且说法不一。另外，封建正统史观、儒家天命论、佛道等迷信思想，在书中也有浓重反映。《国榷》原稿称百卷，谈迁死后仅有抄本传世，后经浙江海宁张宗祥据蒋氏衍芬草堂抄本和四明卢氏抱经楼藏抄本，及崇祯一朝十卷本互相校补，加以标点，分为一百零四卷，又卷首别作四卷，共一百零八卷。1958年由古籍出版社分六册出版。

　　一个是是书法家出生贵族，一个是史学家出身贫寒。两个人的性格，修养，才学个不相同

著作权法保护是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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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古籍的传播价值大于商用价值，相信你的行为不存在侵权，是一种善意行为

将其他单位藏书误标为河南省图书馆藏书

（1）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书目中，书名编号9508的《山堂先生群书考索前集六十六卷后集六十五卷续集五十六卷别集二十五卷》（宋章如愚辑，元延祐七年圆沙书院刻明修本），其收藏单位的代号有：0101，0201，2201（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所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藏书单位检索表》，以下此类情况不再进行说明）。根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所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藏书单位代号表》，2201指代的是河南省图书馆（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藏书单位代号表》中“0101”原指“北京图书馆”，以下行文统称为“国家图书馆”）。经查河南省馆藏书和目录，却并无此书。查阅《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正式出版前的《征求意见稿》对藏书单位的标示，该书为代号2261的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收藏。又请河南省社科院图书馆确认，此书的确是其所藏。可以确切地说，《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将2261误为2201。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

书名编号 藏书单位代号

9508 0101，0201，2261

（2）《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书目中，书名编号8868的[万历]《山西通志三十卷》（明李维桢纂修，明万历刻本），标示有四家单位收藏，其中河南省只有一家，即河南省图书馆。经过一番查找求证，确认河南省馆没有收藏此书。查《征求意见稿》，又查当年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时，河南省内各单位著录各自所藏古籍善本、而后汇总到河南省馆的善本目录卡片（注：由于时间、地点、人事变化等的缘故，笔者没能见到这部分善本目录卡片的全部。以下行文中称其为“善本目录卡片”），均显示该书为河南省南阳市图书馆收藏，又与南阳市馆核对无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错将南阳市图书馆的代号2210印成了2201。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

书名编号藏书单位代号

8868 0101X，0201X，0581，2210X

（3）《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书目中，书名代号9165的[顺治]《西华县志八卷》（清左国桢、王鼎镇等纂修，清顺治刻本），标示只有河南省图书馆一家收藏，为孤本。经过对河南省馆藏书的追究，又查《征求意见稿》和善本目录卡片，该书的收藏单位实为南阳市图书馆，经过联系，南阳市馆也对此书予以了确认。《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错误与上述[万历]《山西通志》的错误相同。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

书名编号藏书单位代号

9165 2210

（4）《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书目中，书名编号2734的《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宋范纯仁撰，元刻明修本），标示国内有三家图书馆收藏，河南省图书馆为一家，另两家分别为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征求意见稿》的标示同上（注：《征求意见稿》集部宋别集类中，该书名编号为551）。但遍查河南省图书馆现有的古籍目录，却未见有对此书的著录。查善本目录卡片，关于元刻本的范纯仁文集，只有郑州大学图书馆著录的一张“二范集四十四卷”的目录卡片（归入集部宋别集类）中，显示有“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位于其父范仲淹的“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别集四卷”之后，版本著录为“元天历至正间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宋别集中，先后著录有范氏父子的集子。书名编号2355的为“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别集四卷政府奏议二卷尺牍三卷（宋范仲淹撰）遗文一卷（宋范纯仁、范纯粹撰）年谱一卷（宋楼钥撰）年谱补遗一卷祭文一卷诸贤赞颂论疏一卷论颂一卷诗颂一卷朝廷优崇一卷言行拾遗事录四卷鄱阳遗事录一卷遗迹一卷褒贤祠记二卷义庄规矩一卷”（元天历至正间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一书，在其收藏单位的代号中，可以找到郑州大学图书馆的代号2241，且标示其所藏书残缺；《征求意见稿》著录相同,只是未标示残缺且书名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略有差异（书名编号为集部宋别集192）。而在所有的元刻本（包括元刻明修本）的《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宋别集，书名编号从2732至2735）的收藏单位的代号中，却都没有郑州大学图书馆的代号2241。只有在书名编号2734《范忠宣公文集》（元刻明修本）的藏书单位代号中，有河南省图书馆的代号2201。又查《征求意见稿》（该书名编号为集部宋别集551），藏书单位的标示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相同。综上所述，可以推测，《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在编纂过程中，将原本是郑州大学图书馆藏书《范忠宣公文集》误标成河南省图书馆的藏书了。如果笔者的这种推论不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对于郑州大学图书馆所藏范氏父子的这两种书籍的残缺情况、版本等方面的认定与著录，与郑州大学图书馆原来的判断和著录也是有所不同的。河南省图书馆现存有郑州大学图书馆著录的“二范集四十四卷”的另一张目录卡片，它与前面所提到的那张卡片著录内容基本相同，只是在卡片背面多出了对于书籍行款、版式、序文、牌记、印鉴等方面的描述文字，文字的旁边还有铅笔批字：“据纸张墨色看，系元刻明印本。”这一点似乎也能从另一方面佐证笔者的上述判断。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

书名编号 藏书单位代号

2734 0101，0201，2241

　　引用古籍属于“用典”的一种，作用是增强议论文的说服力，或文学作品的感染力。

　　现代人写文章，也少不了这种引用。比如，学理科的大学毕业论文，少不了要引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牛顿的万有引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