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载和介绍西汉历史的书有哪些???
《后汉书》、《东观汉记》是东汉的
西汉历史最基本的古籍资料是《史记》、《汉书》,另外荀悦的《汉纪》是编年体,比较清晰简明,《资治通鉴》里当然也有,关于制度思想风俗方面的《三辅黄图》、《西京杂记》、《西汉会要》、《盐铁论》等也是很重要的史料。
近现代汉史研究著作相当多,秦汉史综合著作中,影响比较大现在又比较容易找到的是吕思勉的《秦汉史》和翦伯赞的《秦汉史》,钱穆的《秦汉史》是他的讲稿,也不错,比较近的有林剑鸣的《秦汉史》。
古代注释家距所注古代文献的时代较近,对古代文献产生的时代背景、文化特点、典章制度、风俗习惯等情况都比较了解,所以其注释的准确性相对较高。有些词句,如果没有古人的注释,我们不是无从知道其含义,就是会出现理解上的错误。例如:
《左傅·隐公元年》
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杜预注:“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墙长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径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过百雉。”
根据《杜注》,我们不但知道了一雉墙的体积,而且知道了三百雉并非指诸侯国首都城墙的周长,而是指首都城墙一面的长度。又如:
《诗经·周南·关雎》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毛传:“窈窕,幽闲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关雎之德,是幽闲专贞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朱熹注:“窈窕,幽闲之意。淑,善也。女者,未嫁之称。盖指文王之妃大姒为处子时而言也。君子,则指文王也。好,亦善也。逑,匹也。”
根据《毛传》和朱熹注,我们得知“窈窕”本来的含义是幽闲、娴静的意思,后来才引伸出美好、漂亮这一义项。
古注并非都是正确的,其中也存在着不少错误,因此我们在阅读古注时既要重视古注,又不能盲目地相信古注,认为凡是古注都是正确的,不敢越雷池一步。例如:
《左传·隐公元年》
“庄公寤生,惊姜氏。”杜预注:“寐寤而庄公已生,故惊而恶之。”
“寤生”之“寤”实是 “啎”的通假字,本是逆的意思,杜预释“寤”为“寐寤”显然是不合情理的。又如:
《左传·桓公四年》
“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杜预注:“色美曰艳。”按照这一解释,“美”与“艳”的意思就重复了,实际上“艳”的含义是事高大。《说文》:“艳,好而长也。从丰,丰,大也。”又《左传·文公十六年》:“公子鲍美而艳。”公子鲍是男子,这里的“艳”显然不是妖艳的意思。又如:
《汉书·贾邹枚路传·邹阳》
“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负石入海。”服虔注:“雍之河,雍州之河也。”清人王念孙指出,“雍” 实为瓮的通假字,“蹈雍之河”即抱雍自沉于河,服注为望文生义。
古书注解的基本体例主要有三类:
①传注体:是经汉代学者奠基的以解释先秦文献词句为主的一种体例
②义疏体:是既释经文又兼释注文的一种体例
③集解体:是汇集众说的一种体例
中国古代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需要后人认真地去继承和发展。但是,由于语言文字方面的隔阂,今人阅读前人的著作往往会遇到许多困难。从汉代起,人们即开始了对古书的注解工作。古书注解是阅读古代文献、掌握古代文化知识的桥梁。
书者,述也,以文字记述事物者也,书之含义甚多,今人称述书为书籍,为别于书法言也。书籍之肇始甚早,文字发明之后,即有书籍。不过,各代所用书写之质料,及其装订之形式,多有不同耳。从古至清,所有之书籍,以其形式可分为三期。由古至周末,为简牍时期;由秦至唐,为卷轴时期;由宋至清,为线装时期,兹分别述之如下:
简牍时期:三代以前,所用以载文者,竹木而已。载于竹者,曰简;载于木者,曰牍;连编简牍,则谓之策。古者,大事书之于策,小事则书之于简牍而已。初以刀刻,继以漆书,周宣王时,始有墨书。三代以上社会之文化,完全赖此以推进,国家之文明,亦完全赖此以保存,与后世之书籍功用正同。是简牍者,实即当时之书也,创之最早,行之最久。降及周末,尚仍流行“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既以韦编,其为简策也可知。是孔子之时之所谓书籍者,仍为简牍也。由古至周,所有书籍完全为简为牍,故谓之为简牍时期。 卷轴时期:嗣以简牍之书写烦难,而所载之文字有限,在秦以前人文简易之时,尚足应用。及秦灭六国,事务增繁,官私文书,日益增多,以前书写之方式,在事实上已感运用不能圆滑,不适于使用。而首感棘手者,厥为狱隶。因狱隶之文字,时间有限,不能任意积压,遂由狱隶之片倡而自动发生改革。篆书之耗时也,而改篆为隶;竹木之难治也,而代以缣素。以帛作书,从此肇始。但缣素价昂,一般平民无力购用。故缣素虽兴,只于官方通行,社会尚不普遍也。即以前所遗传之典籍文书,仍以简策保存者为多;钞录于缣素者,尚少也。迨至汉时,发明造纸,从此书写上又发生一极大之转变。盖纸为书写之惟一合适质材,有缣素之长而无竹木之短,价值既廉,得之亦易。此后遂以纸张为书写之独用品,缣素竹木均受自然之淘汰,而无人使用矣。惟无论缣素或纸张,其文字均系手写,所谓书籍者亦不过手写之纸卷,并非如今日之书也。及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从此始有刻板印刷之书籍。以常理言之,刻印与抄写,其难易何止倍蓰,宜乎刻印发明,社会景从,各种书籍均改刻印也。乃事实竟大谬不然,除敕令刻印之刻经典外,其余文书仍均手抄,且以抄本为贵。此固由于提倡者之不力,要亦由于刻印之不佳使然。盖刻印初创前无取法,办理者既非有经验之人,而从事者又系毫无训练之辈。刻印度既不精良,文字尚多错误,其不受社会欢迎,固其宜也。且当时之士子,尚有一种特殊之成见,以为手抄一次,足抵目读数次。故多数上层社会家庭,仍多为其子弟聘请名师,专为指示抄写一切经史,印刷之书,概不购读。故刊印之木虽发明于隋,然终隋之世,未有特殊之进展。及唐,刻印之事,仍未畅行,社会心理仍贵抄录,不尚雕撰。迨至五代,后唐长兴三年二月,冯道、李愚等奏请刊印九经,从此重要经书均用刻印,而不再事抄写矣。雕刻刷印,至此方为成功。然一般每易误会,以为一代所刻之经书,即与现之经书同。其实则相去悬殊,极为不同。盖自以缣素作为以来,直至五代所有之书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抄或刻印,均系成卷成轴,所谓邺候架插三万轴者是也。并非如今装辑成本、成册、成部、成套者,其一卷即系一卷书。《史书》载宋以前之书籍,均系若干卷,并无若本者,盖系统记实。非如今以卷为虚以设之符号,有名无实地。其后,以卷本之舒卷为不便,检阅烦难,乃变而为折,又以折之久而易断,乃分为薄帙。及至有唐中叶,又创用叶子,即将长卷折叠成为若干叶,其形式宛如今之手折,或前清朝考之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写或刻印,其形式完全为卷轴,故谓之为卷轴时期。 线装时期:至宋,因长卷之种种不便,遂依据叶子之格式,而改进为今日之线装式。即将一叶分割,使不连续,以一叶为一板,一叶为变易,但在检阅上、诵读上以及收藏,其为便利已不可以道里计也。故吾人所读之线装书,其实际肇始于宋,为时仅千年。宋以前,绝未有线装书也。文字多为刻印,抄写者甚少。至宋仁宗庆历中,有布衣毕升为活板,用胶泥刻字,从此又有活字印板之发明。元王桢亦有活字印刷法。明弘治嘉靖中,无锡华燧、安国先名曰“了聚珍板”。是均活字印刷也。在印刷上比较经济,但在书籍上,固与刻印无殊也。总之,自宋至清,其书籍之形式完全相同,均为线装,故此时期谓之为线装时期。清末则渐有洋装,民国后且有取线装而代之之势,其形式与装订,尽人所悉,毋庸赘述矣。 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刻印本即采用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的图书。但具体区分,又有种种不同的版本名称。
写刻情形:
按照写刻的不同情情形,可分为祖本、写本、影写本、底本、抄本、精抄本、稿本、彩绘本、原刻本、重刻本、精刻本、修补本、递修本、配本、百衲本、邋遢本、活字本、套印本、巾箱本、袖珍本、两截本、石印本、铅印本等等。
祖本,版本学中的专业术语。中国古籍中无论是刻本或是写本,最接近著作人或成书年代的本子最为真实完整,错误也最少,称为祖本或母本。
底本,是古籍整理工作者专用的术语。影印古籍时,选定某个本子来影印,这个本子就叫影印所用的底本。校勘古籍时要选用一个本子为主,再用种种方法对这个为主的本子作校勘,这个为主的本子也就叫校勘所用的底本。标点古籍时也要选用一个本子在上面施加标点,这个本子也可叫标点使用的底本。注释、今译以及做索引时,也都要分别选用一个本子来注,来译,来做索引,这个本子也可叫注释、今译或索引的底本。除影印外,其他各种整理方法所用的底本,通常也可叫做“工作本”。
写本,早期的图书,都依赖于抄写流传,雕版印刷术普及之后,仍有不少读书人以抄写古籍为课业,所以传世古籍中有相当数量是抄写本。宋代以前,写本与抄本、稿本无较大的区别,但宋元以后,写本特指抄写工整的图书,例如一些内府图书,并无刻本,只以写本形式传世,像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以及历朝实录。
影写本,明清时期,藏书家为保存稀见宋元版书原稿,雇请抄手,用优良纸墨,照原样影摹下来,版式、字体往往与原本相差无几,这样的写本被称作影写本,又叫影抄本。其中以汲古阁毛氏影宋写本最为著名。
抄本,精抄本,由于工抄写的图书,非抄写者亲撰。其中抄写精美,字体工整的称为精抄本。
稿本,已经写定尚未刊印的书稿,称为稿本。其中,由作者亲笔书写的为手稿本,由书手抄写又经著者修改校定的为清稿本。稿本因其多未付梓,故受人重视,尤其是名家手稿及史料价值较高的稿本,一向为藏书家珍爱。
彩绘本,以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绘写的图书。多用于插图或地图较多的图书,如民间流传的《推背图》等。
原刻本,据原刻本重印的图书。其中凡版式、行款、字体依照原刻本摹刻的,称为仿刻本、翻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对原刻本内容进行增删校订或添加评注的,则称为增刻本、删刻本、评注本。
精刻本,指校勘严审、字体工整、纸墨优良的刻本。其中请名人书写上版的刻本(多在书版上留有姓名)称为写刻本。
修补本,递修本,将旧存书版重新修整、补配之后印出的图书称为修补本或重修本。有的书版保存时间较长,历经多次修补,则称递修本。如果宋朝书版经过宋、元、明三朝修补的,则称为三朝递修本或三朝本。
配本,将不同地区的书版,配合起来印成一种完整的书,称为配本。如清代金凌、淮南、江苏、浙江、湖北五省官书局出二十四史,版式不同,却同为一部书。
百衲本,百纳即补缀很多的衣服,利用零散不全的版本全成一部完整的书,称为百衲本。清初人宋荦汇集宋元三种版本印成百衲本《史记》,近代又有百衲本《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其中,商务印书馆于1930-1937年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最为著名。该本选用当时最古的善本影印。如《史记》用宋庆元黄善夫家塾本,《汉书》用宋景佑刻本,《晋书》以几种宋刻本配齐,南北朝七史均用宋眉山七史本,《隋书》和《南史》、《北史》用元大德刻本,《旧唐书》用宋绍兴刻本,《新唐书》用宋嘉佑刻本,《旧五代史》世无传本,用清人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本子,《新五代史》用宋庆元刻本,宋、辽、金三史均用元至正刻本,系初刻本,《元史》用明洪武刻本,《明史》用清乾隆武英殿原刻本。
邋遢本,古代书版因刷印多次,已经模糊不清,印出的书被称为邋遢本,如著名的宋眉山七史到明代还在使用,印出的书字迹迷漫,被称为“九行邋遢本”(因眉山七史9行18字)
活字本,用胶泥、木、铜、铁、铅、锡、磁、瓢制成方块单字,然后排版印刷的图书,称为活字本。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北宋中期,毕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祯又用木活字排印了《农书》,但均未见存本。现存最早的活字本是1972年发现的西夏文木活字排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明清时期活字本较多,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华燧以铜活字排印了《锦绣万花谷》,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又排印了《容斋随笔》和《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书。清雍正年间,内府以铜活字排印了一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乾隆间又以枣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此外,流传到中国的还有朝鲜活字本。
套印本,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分版印刷的图书。常见的有朱墨二色套印本,被称为朱墨本。此外,还有三色、四色、五色、六色套印本。明代发明分版分色套印和凹凸版印技术,称为饾版和拱花,这种印刷方法,常用于版画。
巾箱本,袖珍本,巾箱即古人放置头巾的小箱子,巾箱本指开本很小的图书,意谓可置于巾箱之中。宋戴埴《鼠璞》载:“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经》置巾箱中。”由于这种图书体积小,携带方便,可放在衣袖之中,所以又称为袖珍本。古代书商还刻印有一种儒经解题之类小册子,专供科举考生挟带作弊之用,这种袖珍本则称为挟带本。
两截本,有的书在版面中增加一条横线,使之分为上下两块,称为两截本或两节本。常见于图文并茂的小说戏曲,便览大全之类图书。
铅印本,采用现代铅印技术排印的古籍。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上海成立了中国最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出版了最早的汉文铅印本《六合丛谈》。此后,不少古籍也采用铅印法。晚清及民国铅印古籍多用线装,与刻本外观形式相似,要注意鉴别。
石印本,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中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件字,易于辨认。
刊刻时代:
按照刊刻时代区分,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辽刻本、西夏刻本、金刻本、蒙古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国刻本等等。
唐刻本,唐代中晚期雕版印刷刚刚出现,抄写本仍是图书的主要形式,流传下来的印刷品多为佛经和历书。
五代刻本,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公元959年)刻印的图书。包括后唐、后晋、后周刻印的蓝本九经及后蜀、吴越、南唐刻印的类书、别集、佛经。五代刻本大都亡佚,现能见到的多是刻经,有敦煌发现的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34年)所刻《金刚经》,吴越所刻《宝箧印经》等。
宋刻本,两宋时期(公元960-公元1279年)在宋王朝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官私刻书业极为繁盛,刻书范围已包括经、史、子、集各类图书,刻印质量上乘,被历代藏书家视为珍本。
辽刻本,与北宋同时代,在契丹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契丹书禁甚严,辽刻本极少流传。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中发现了60余件印刷品,多为辽代刻经,还有最早的刻本《蒙求》。
西夏刻本,西夏建国于1032年,1227年为蒙古所灭。西夏自创文字,并以西夏文刻印了《大藏经》等书,但传世很少。考古工作者在宁夏贺兰山中发现了8册蝴蝶装西夏文刻经。
金刻本,大致与南宋同时,在金代统治的中国北方地区刻印的图书。其中以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刻书最为发达,官方设有经籍所,主持刻书。金刻本流传下来的不多,较著名的有《刘知远诸宫调》和《赵城金藏》。
蒙古刻本,元朝立国之前在平阳刻印的图书。基本沿袭金代平阳经籍所旧规。传世品有1247年刻《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注》,1249年平阳府张存惠晦明轩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1244年刻《玄都宝藏》残卷等。
元刻本,元代(公元1279-公元1368年)刻印的图书。北方以大都(北京)、平阳为中心,南方以江浙、福建为书坊集中心。元代刻本流传较多,且有独特风格。
明刻本,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无论在刻书地区、刻书形式、刻书范围等方面都远胜前代。流传下来的明刻本以中后期作品较多,正统以前较少。明中期以后刻本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出现了适应于印书的仿宋字,二是线装取代了包背装。
清刻本,清代(公元1645-1911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官私刻书业均达到鼎盛。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兴起,学者热衷于版本校勘,出现了大批校核精审,刻印典雅的图书。现今流传的古籍大部分是清刻本。其中,乾隆前后所刻精刻本受到学者重视,有不少被列为善本。
民国刻本,中华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年)刻印的图书,以汇刻、翻刻历代珍本、善本居多。这一时期,影印、铅印技术已大量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势渐衰微。
刻书地域:
按照刻书地域分,则有浙本、建本、蜀本、平阳本、外国本(日本本、高丽本)等。
浙本,宋代浙江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两浙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刻书数量大,质量高,杭州、衢州、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等地均刻印图书,因而有杭本、衢本、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本的区分。
建本,又称闽本,为宋元明福建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福建刻书集书于建宁、建阳两地,建阳麻沙镇盛产榕木竹纸,易于雕印图书,因而书坊林立,一些著名书坊历宋元明三代未衰,所印图书又称为麻沙本。
蜀本,五代及两宋时期四川地区刻印的图书。以成都、眉山较发达,成都在北宋初刻印了著名的《开宝藏》,眉山则刻有《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七史及《资治通鉴》等书。蜀本又分大字、小字两种。
平阳本,又称平水本,金元时期山西平阳(又叫平水,今山西临汾)地区刻印的图书。金灭北宋以后,将北宋开封的刻工掠至这里,又设立刻书机构,从此平阳成为北方刻书中心。
日本本,又称东洋本,古代日本刻印的古籍。多用日本皮纸,与高丽本相似,惟质量不及高丽本。日本本常间用平假名和片假名,较易识别。
朝鲜本,又称高丽本,古代朝鲜刻印的汉文古籍。中国印刷术最早传入朝鲜,朝鲜刻本继而传入中国。朝鲜本刻印比较精美,书品宽大,写刻清晰,多采用洁白的皮纸。
刻书性质:
根据刻书的性质,又可区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
官刻本,由官府刻印的图书。五代以来,历朝中央和地方官府均有刻书之举,但所设机构不同,所以官刻本又有各种不同名称。主要有:
监本,历朝国子监刻印的图书。主要是各种儒家经典、文史名著。据文献记载,从五代开始,国子监刻印有九经,北宋承其遗制,继续刻印经史,南宋时,旧版不存,遂征调地方版片至京师国子监印书,称旧版为“旧监本”,新版为“亲监本”。明朝在南京和北京均设国子监,都刻印了二十一史,因而又有“南监本”和“北监本”的区别。
公使库本,两宋地方官府动用公使库钱刻印的图书。
经厂本,明代司礼监所辖经厂刻印的图书。多《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常见古籍。特点是书品宽大,字大如钱,但由于主持其事的是宦官,因而校勘不精,错讹较多。
内府本,明清两朝宫殿刻印的图书。明内府刻书主要是经厂本,清内府刻书多殿本。内府刻书往往不惜工本,讲究形式,但清内府本校勘亦精。昭连《啸亭杂录》续录有内府刻书目录。
殿本,清康熙间,于武英殿设修书处,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又设刻书处,派亲王、大臣主持校刻图书,所刻之书称为殿本。殿本校刻精致,纸墨上佳,堪与宋刻本相媲美。所刻《明史》、《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书,一向被列为清刻善本。
聚珍本,清乾隆年间选刻《四库全书》珍本,武英殿采用活字印刷,共刻木活字25万余个,乾隆定名为“聚珍版”,所印图书遂称武英殿聚珍本。后来各地官书局也仿聚珍版印书,被称为“外聚珍”,而武英殿活字本被称为“内聚珍”。
书局本,清同治间,由曾国藩提倡,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安徽、两广、两湖、山东、山西、直隶先后创立官书局,所刻图书称为“书局本”或“局本”。
私刻本,即私人出资刻印的图书,其中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私家刻书称为家塾本或家刻本。自宋代以来,私家刻书持续不衰,有的以室名相称,如宋廖莹中“世彩堂本”,余仁仲“万卷堂本”,明范钦“天一阁本”,毛晋“汲古阁本”,清纳兰性德“通志堂本”,鲍廷博“知不足斋本”,黄丕烈“士礼居本”;也有以人名相称,如宋“黄善夫本”,明“吴勉学本”。
坊刻本,历代书坊、书肆、书铺、书棚刻印的图书。坊刻本以营利为目的,刻印较差,往往校勘不精,惟宋代坊肆刻书,如临安陈氏、尹氏书籍铺等,所刻图书与官刻本、家塾本不相上下。
流传情况:
根据流传情况和珍贵程度,古籍又可分为足本、节本、残本、通行本、稀见本、孤本、珍本、善本等等。
足本,内容完整无缺的图书。
节本,因原书篇幅过巨,刻印时只节取其中一部分,或是因为其它原因予以删节,称为节本或删节本。
残本,指内容残缺的图书。古籍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残缺,有的仅是缺卷、缺册,经过抄配,仍能补全;有的残缺过甚,只能作为他书的配本。一般说来,残本较足本的价值要降低很多。
通行本,指刻印较多、流传较广、年代较晚的古籍版本。
稀见本,刻印较少,流传不多的古籍。如明刻方志,历代族谱、家谱,均不多见。
孤本,世所仅见的古代图书,往往不见于诸家著录,如明《永乐大典》。国内仅存一部的书则可称为“海内孤本”,如宋刻30卷本《五臣注文选》。
珍本,写刻年代较早,流传很少,研究价值较高的古籍,通常指宋元刻本,内府写本,有史料价值的稿本及名人批校本。
善本,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由于历代藏书家中,善本肯定是旧本,那些抄写、刻印年代较近的只能是普通本,如晚清藏书家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例中,规定收书范围是:1.旧刻、2.精本、3.旧抄、4.旧校。他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将旧刻规定为宋元版书,精本为明代精刻。依据这一划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家心目中的善本年代界限也日益后移。民国时期,明刻本渐渐进入旧刻行列,20世纪中期以后,乾隆以前刻本全都变成了善本,甚至无论残缺多少,有无错讹,均以年代划界。实际上,真正的善本仍应主要着眼于书的内容,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1970年代末,《中国善本书总目》开始编纂,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规定了“三性”、“九条”,这应该是对善本概念的一个完整周详的表述: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
(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
(3)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前的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抄本。
(8)在印刷上能反映中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9)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
引言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地大物博,文明上可达五千年之久,是世界上极少数文明没有断层的国家之一。更何况中国古代人民善于总结经验,基本上,每任帝王都要在自己的在位期间编纂各种史书和进行文化、技术总结。我们所熟知的类似书籍有《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就是帝王在位期间命令下属官员呕心沥血编写的。如今又在湖北的张家山再次发现震惊世界的张家山汉简!
正文
张家山汉简于1983年12月到1984年1月发掘出土的一座汉代墓。坟墓内并没有存放尸体,而是一些汉代竹简。这些竹简主要包括《二年律令》、《奏谳书》、《算数书》、《历谱》和遣册、《盖庐》、《脉书》、《引书》等《二年律令》就是讲述汉代律法的竹简。
根据可考的张家山出土的竹简得知,汉朝充分吸取秦代暴虐的政治模式,为避免秦的悲惨后果,汉注重休养生息,出土的《二年律令》简内容丰富,包括27种汉代律法,涉及当时社会范围较广,对于研究相关历史的学者都有重大意义,《二年律令》里相当一部分的律法都吸收了秦代律法,这给研究秦汉文化的相关学者提供了非常大的直接史实证据。《脉书》、《引书》则讲述了有关古代医学,道家养生的内容,时至今日,还有一定参考价值。《奏谳书》与《二年律令》能更进一步地解决秦律的一些疑难问题。在湖北省挖掘出的张家山汉简要比睡虎地简材料丰富不少,相对详实的资料也有力地减少相关专家关于秦汉历史的争论。
还有同样出土的《算数书》,内容主要讲了数学方面的实用问题,比我国第一部数学名著《九章算术》还要早。本书内容里涉及有直到现在仍然在负数和分数等数学概念,比欧洲还早了几个世纪。有关学者提出,《算数书》里所记载内容更像是作为一本字典来被当时的官吏使用,这足以说明古代时数学应用已经比较普遍。《算数书》里的许多内容大多整理于战国时代,最晚也不过秦。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二年律令》中所涉及到律法的思想,今人可以从这些律法中窥到古代生活的一角。在《二年律令》中,汉代封建社会对于父权的维护是天然的、绝对的。无论是亲属关系方面还是财产继承方面,父权嫡子都有着不可取代的优势,如果有遗腹子的情况,也有明确的条文规定,这代表着古代人已经有了高超的立法意识和原则。父亲就是权力的象征,对于子女的生死有着绝对的掌握权。同时,确立一定的律法条例来确定父权的绝对权威,即使是主动自首也不能减轻处罚。再次,弱化或降低妻子儿女等人的人权。如果有人犯了罪,那么律法会规定妻子儿女以及其他家属受到同样的牵连,这样极大地把妻子儿女等人的人权如物品般附属于父权象征的人身上,这样就会无形之中加强“父权”在社会中的精神地位和实际地位。
张家山出土的汉简出现多本失传的“古籍”,比如《二年律令》和《算数书》等,出土的汉简涉及内容十分广泛,对于研究西汉的科技和历史现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脉书》、《引书》所刻竹简字迹清晰,是对马王堆中出土的帛书类古代医学文献重要补充,张家山所出土的医学竹简史更新了中国医学上的最早记录,其中所记载的一个关于人体骨骼修复的手术要比葛洪的记录早四五百年。
《算数书》是我国最早的数学著作,是我国数学的奠定书。著名的《九章算术》就是受《算数书》的影响而写成,这样看来,多个方面都开创了中国许多的先河,说改写世界是一点儿也不为过。而有些西方学者总是对这些既定的事实表示怀疑,中国大可不必放在心上,因为真相就白纸黑字地放在那里,谁也改变不了。
结语
张家山汉简所记载的内容比较全面,涉及有军事、医药、律法、科技等,相信能引起相关学者对于汉代社会和秦代等相关朝代的研究热,并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共同关注。但总有好事的西方学者不承认我国的灿烂的古代文化,觉得张家山汉简名不符实。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必去过多忧虑的,因为事实胜于雄辩。
大谷光瑞,日本佛教真宗派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作为日本大正天皇的姐夫,他在日本曾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但作为一个随侵华日军一起踏上中国土地的掠夺者,这位披着文化考古外衣的僧人,给中国文物古迹造成的破坏之大,恐怕也无人能及。
对于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学者来说,大谷文库是一个绕不开的名词,尤其是在明清小说的研究者眼中,大谷文库更是无法取代的经典。可以说,大谷文库已成为公认的一座中国古典小说的宝库,而这座文学宝库最初的建立者,竟然是一位日本僧人。
大谷光瑞,日本佛教真宗派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作为日本大正天皇的姐夫,他在日本曾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但作为一个随侵华日军一起踏上中国土地的掠夺者,这位披着文化考古外衣的僧人,给中国文物古迹造成的破坏之大,恐怕也无人能及。
偏爱文化考古的日本僧人
旅顺口区的太阳沟,在伪满时期,曾经一度是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如今,在太阳沟随处可见的古建筑里,我们仍能依稀领略到它昔日的繁华。
与肃亲王府、关东州厅等宏大的建筑物相比,太阳沟深处,山坡上那栋俄式风格的二层小楼并不十分起眼,但却非常别致。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坐在小楼阳台上,可以看到不远处海湾里的海鸥是如何觅食的。不过现在这座小楼已经久无人居,显得格外破败,以至于当地文保部门不得不对其进行紧急修缮,好维持它不至于坍塌。但若时光倒退到百余年前,这座小楼却一派风光,是许多政要名流们出入的场所,因为,那时这里曾居住着一位特殊的主人,日本佛教界最重量级的人物:大谷光瑞。
大谷光瑞1876年出生,因为他们家族世代为西本愿寺法主,所以大谷光瑞一出生,就注定要成为僧人。资料显示,大谷光瑞10岁出家,20岁之前,一直是西本愿寺里规规矩矩的宗教领袖继承人。改变发生在1899年,这一年大谷光瑞第一次来到中国,在中国内地游历一个多月。这次中国之行,深刻影响了大谷的一生,让他从一位超然世外的宗教领袖,不知不觉间变成一个贪婪的掠夺者。
那次短暂的中国之行,让这位年轻的僧人对中国古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正在伦敦留学的他,很快便出资组建起一支探险队,以探寻佛迹为名,从喀什米尔高原深入到了中国的新疆地区。
事实上,探寻佛迹与文化考古只是一个幌子,大谷最感兴趣的,莫过于掠夺。大量的古城、古墓遗址,遭到大谷探险队的盗掘,他和瑞典人斯文·赫定的探险队一道,在中国新疆地区展开了一场“夺宝大战”。
需要说明的是,与斯文·赫定不同,大谷光瑞和他的探险队员们并没有受过任何考古训练,他们只懂得掘墓,却连最基本的记录工作都不懂得怎么去做。以至于在挖掘过程中,大量古迹遭到毁灭性破坏,还有很多珍贵文物连出土地点都说不清。
大谷曾先后组织过3支探险队,在中国掠夺走了数以十万计的珍贵文物,这些文物多数是通过大连港登船运往日本,其中占比重最大的当数汉籍图书与碑拓。据说这些图书中仅孤本、珍本就多达数千册,而总数则超过40000册。可以说,3次探险让大谷收获颇丰,可巨大的探险经费与后期分类研究费用,也让大谷陷入了沉重的财政危机。再加上大谷一心忙于在中国探险,导致寺规松弛,僧侣贪腐现象泛滥,大谷也因此受到舆论指责,被迫于1914年辞去法主和伯爵的爵位,并于第二年定居到大连,成为满铁公司的文化与宗教事务幕后顾问及大东亚建设审议委员会委员。
大量稀世珍宝被装船运至日本
大谷光瑞是一个狂热的侵华支持者,是日本殖民当局奉行扩张、掠夺政策的先锋人物。
1938年,他针对“七七事变”后的时局,写下《中国事变后对策》一书,极力主张扩大侵华战争,这本书也一度被日本关东军高层奉为经典,要求高级将领人人研读。此外,大谷还主编出版有《兴亚计划》《兴亚论丛》等丛书,不遗余力地鼓吹“南进”政策。
除了是一个狂热的侵华支持者外,大谷还有一个嗜好,那就是收集中国的古籍文献,大量珍贵的汉籍都成了他强取豪夺后的收藏品。在敦煌,他手下的干将吉川小一郎买通王道士,得以顺利地将敦煌藏经洞里的古籍洗劫一空。在楼兰,他手下的另一干将橘瑞超沿着斯文·赫定提供的地理坐标,找到楼兰古城,并从古城里发现了震惊世界的《李柏文书》。《李柏文书》是目前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中国纸本书信实物标本,文书中出现的李柏其人,也是在楼兰所发现的全部文书中唯一一位史籍有载的人物。学界普遍认为,《李柏文书》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考古价值,同时也是堪与《兰亭序》相媲美的书法艺术精品。并且,作为与王羲之同时代的人物,李柏高超的书法技艺也改变了我们过去“书法帖学起源于江南”的认识,侧面证明西北可能也是“帖学”的发源地之一。
但可惜的是,这些稀世汉籍多数已被大谷光瑞一船一船地运回日本,其中一部分被他占为己有,另一部分捐赠给了韩国总督府博物馆、日本京都博物馆、龙谷大学图书馆,以及日本各地的美术馆,还有一部分被卖给了文物商人。以《李柏文书》为例,如今已是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的收藏品。
大谷不仅是一个中国文物的贪婪掠夺者,同时还是一个疯狂的破坏者。由于他本人并不懂考古,他使用的考古队员也都是对考古一窍不通的年轻僧侣,比如发现《李柏文书》的橘瑞超,当时只是一个不满20岁的小僧人,他不懂得对出土时的情况做记录,以至于后人在研究《李柏文书》时,有很多疑团已无法破解。这些年轻僧侣在所谓的考古过程中,往往会雇用当地老百姓乱挖乱掘,其对遗址古迹所造成的破坏,甚至比盗墓贼还要严重。
古籍幸运地大规模回流
疯狂的掠夺,让大谷迅速成为“当时世界上私人拥有汉籍图书最多的人”,为妥善收藏这些图书,大谷甚至还斥巨资,在神户修建了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私人书库“含秀居”,被当时人称为“山上图书馆”。
谁也不会想到,这些被大谷掠夺走的古籍,却因为一个特殊机缘,竟幸运地迎来一次大规模回流。
那是1915年4月,大谷光瑞再一次到达大连,出席本愿寺关东别院的落成典礼。在满铁高层的极力邀请下,这个刚刚辞去法主职务不久的日本名流,当场决定不再回国,从此定居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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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古籍太多了,海内外保留下来的中医古籍数不胜数,
以下罕见的中医古籍均出自此处图中,自己注意看一下图中右上角
中医古籍目录:
《医方考 巻之1-6 呉昆 著 寺町通円福寺町(京都) 》
《一夕医话 巻上,中,下 革溪 记 [出版地不明》
《丛桂亭医事小言日 南阳先生口授》
《东医宝鉴朝 许浚》
《东垣十书明嘉靖八年(1529年)刻本》
《伤寒论注来苏集和刻本》
《伤寒论疏义和刻本》
《伤寒论辑义日 丹波元简撰》
《保婴全书明刻本》
《先哲医话 巻上,下 浅田惟常 著 ; 松山挺 校 东京府 松山良祯, 明治》
《内科秘录日 元治刻本》
《内科秘录日 本间救著 彩色插图版》
《医书六种清 乾隆刻本 半松斋藏版》
《医事说约 香川秀菴 撰 ; 暘谷 阅 本石町(江戸) 万笈堂, (之一) 》
《医便 巻1-5 [王三才] [辑] ; 张受孔,姚学颜 重订》
《医典襍钞 写, [书写年不明]》
《医医谈 大矢贞吉 著 [出版地不明] 》
《医学正传 巻之1-8 虞抟 编集 [出版地不明] 》
《医学统旨玉夏斋藏板》
《医学読书记 巻上,中,下 尤怡 著 [出版地不明] 松风阁, 嘉庆 》
《医家千字文注 惟宗时俊 撰 本町(名古屋) 东壁堂, [出版年不明]》
《医方口诀集 上,中,下 土佐道寿 编集 ; 中山三柳 》
《医方启蒙 巻1-2 香城老人 编述 [出版地不明] 医卜堂 明治 》
《医方大成论 孙[允贤] [撰] [江戸] 须原茂兵卫, 贞享5[1688]》
《医方大成论和语钞 巻之1-8 》
《医方大成论钞 巻1-5 意安宗恂 解 [出版地不明] [出版者不明], 寛永 》
《医方考縄愆 巻之7 呉昆 述 ; 北山友松 縄愆 京极通円福寺前町(京都) 》
《医方考绳愆(明)吴昆撰 (日本)友松子绳愆版本》
《医方集解 巻上,中,下 汪昂 著辑 》
《医案类语 巻1-2 淇园 訳定 ; 吉冈元亮,中川僖,厚木有则 纂辑》
《医眼方 顾公 著 东都(江戸) 万笈堂英平吉》
《医范 吉益南涯 著 ; 大江広彦 校正 纪伊 稽古馆》
《医范提纲 巻之1-3 宇田川榛斎 訳述 ; 诹访俊 笔记》
《医籍考日 天宝二年写本》
《医者谈义 巻1-5 粪得斎 [著] 金沢安江町(加州) 》
《医蔵书目 殷仲春 甫辑 写, [书写年不明]》
《医道二千年眼目编和刻本》
《医门法律和刻本》
《医雑録 写, [书写年不明]》
《千金方明刻本》
《千金方衍义清 嘉庆刻本》
《丛桂亭医事小言 巻之1-6 原南阳 口授 下町本町(水戸) 须原屋安次郎 0004》
《古方药品考和刻本》
《名医类案日 寛文元年刻本》
《名方类证医书大全》
《呉医汇讲 巻1-11 唐大烈 纂辑 [出版地不明] [出版者不明], 嘉庆元》
《和兰药镜日 宇田川榛斋著》
《和兰医方纂要 巻之1-4,附録 江马元弘 訳 大垣(浓州) 》
《和语本草纲目和刻本》
《外台秘要唐 王焘著》
《大和本草日 宽永刻本》
《奇效医述》
《女科证治准绳》
《妇人良方和刻本》
《小青囊德聚堂藏版》
《巢氏诸病源候论和刻本》
《广义本草大成和刻本》
《弁医断 上,下 堀江道元 著 心斎桥通安土町(大坂) 》
《张氏医通纂要 [首巻],巻之1-4 张ロ玉 著 》
《御纂医宗金鉴清乾隆七年(1742年)武英殿刻本》
《新编集成牛医方 赵浚,金士衡 [等撰] 》
《新编俗解八十一难经图要和 刻本》
《普救类方日 亨保乙酉年官刻本》
《景岳全书明·张景岳撰,乾隆33年藜照楼版,早稻田藏》
《景岳幼科良方明·张景岳撰,书肆植村氏梓行版》
《本朝医家古籍考 壶山逸人 著 东都(江戸) 中邨雪山(写), [书写年不明]911》
《东医宝鉴 目録,内景,外形,雑病,汤液,针灸篇 许浚 撰 [出版地不明] 0002》
《格致余论疏抄和刻本》
《汉土医方沿革论 冈田昌春 [著] 白峯(写), 明治29》
《疡科秘录日 本间玄调撰》
《病家示训 洛下隠士 [著] [出版地不明] [出版者不明], 正徳3[1713]》
《病家须知日 择善屋藏版》
《眼科新书和刻本》
《种痘亀鉴 久我克明 述 东京府 岛村屋利助, 明治》
《类经明张景岳日本版早稻田大学藏0004》
《类经(日文注释版)》
《素问识日 天宝八年(1837年)刊本》
《経络歌诀 汪昂 编辑 ; 汪端 较》
《编注医学入门 巻之首,1-7 李梃 编注 金ショウ 同青堂》
《编注医学入门 巻之首,1-8,生理解剖図说 李梃 编著》
《脉经日文注释版》
《葛氏方 巻上,中,下 写, [书写年不明]》
《薛氏医案明 薛己等撰 吴琯辑》
《行馀医言日 香川修德著》
《订正东医宝鉴和刻本》
《质问本草和刻本》
《赤水玄珠日文注释版》
《辩证录(宽政6年日本刻本)》
《达生录明·褚胤昌(字百斯)著》
《远西医方名物考日 宇田川榕校补》
《远西方药日文版》
《遵生八笺明 高濂撰 弦雪居重订本》
《金匮玉函经清 道光 经义斋藏板》
《金匮要略国字解和刻本》
《金匮要略正义汉张仲景原著手写本》
《金匮要略心典 遂初堂》
《金鶏医谈 畑秀竜 著 ; [畑]毛义 校 日本桥通(江戸) 》
《集验良方清 乾隆刻本 喻义堂藏版》
《青州先生医谈 [华冈青洲] [述] 江口良斎(写), 天保13》
《风寒热病方经篇日 宇津木撰》
《养寿院医则 山脇尚徳 著 ; [山脇]侃 校 京都 林芳兵卫, 天保》
《黄帝内经素问日藏版》
《黄钟录日 尾张山碕克辑》
《新刊仁斎直指附遗01》
正保本《重刊巢氏诸病源候总论》
珍版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系列
医说 著者张杲(宋)朝鲜刊本
医门法律6卷清喻昌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藏清乾隆30年(1765)黎川陈守诚刊本
医林指月十一种十九卷清王琦辑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藏清乾隆32年(1767)宝笏楼刊本
医方集略乙 编者郭鉴(明) 朝鲜刊本
新刻针医参补马経大全 著者马师问(明)江戸刊本
新刊医家必用 著者孙応奎(明)朝鲜刊本
新刊仁斋直指附遗方论26卷小儿附遗方论5卷方论医脉真经2卷伤寒类书活人总括7卷宋杨士瀛撰明朱崇正补遗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藏明嘉靖29年(1550)朱崇正刊本
新刊刘河间伤寒直格3卷后集1卷续集1卷别集1卷金刘完素撰元刘洪撰元马宗素撰金张从正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藏明天顺7年(1463)建安熊氏种德堂刊本
万氏家钞济世良方7卷
唐宋金元名医全书大成
汤液本草2卷
四部丛刊·注解伤寒论
伤寒明理论
伤寒论集成 巻之1-4、6-10 山田正珍著
伤寒集注
伤寒明理论4卷金成无己撰明巴应奎校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藏明查氏书林刊本
伤寒论译解卷
伤寒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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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2023-08-07 10:25:57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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