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宿有哪28宿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7浏览：1收藏

28宿有哪28宿,第1张

　　古人将黄道附近的星空划分成若干个区域，称之为二十八宿，又将这二十八宿按方位及季节和四象联系起来。张衡在《灵宪》中有一番描述：“苍龙连蜷于左，白虎猛据于右，朱雀奋翼于前，灵龟圈首于后。”下面结合二十八宿在天空中的位置对宿名作一介绍。

　　二十八宿按东北西南四个方位分作四组，每组七宿，分别与四种颜色、五种四组动物形象相匹配，叫做四象或四陆，对应关系如下：东方苍龙，青色；北方玄武，黑色；西方白虎，白色；南方朱雀，红色。

　　东方七宿

　　1 东官青龙

　　东方七宿包括：角，亢，氐，房，心，尾，箕。

　　角，就是龙角。在现代的星座组织系统中，角宿属于室女座，其中较亮的角宿一和角宿二分别是一等和三等星，现代称它们为室女alpha及室女zeta。黄道就在这两颗星之间穿过，因此日月和行星常会在这两颗星附近经过，古籍上称角二星为天关或天门，也是这个原因。

　　亢，就是龙的咽喉。《尔雅释鸟》上云：“亢，鸟咙”，注称：“亢即咽，俗作吭。”亢宿也属于室女座，但较角宿小，其中的星也较暗弱，多为四等以下。南京地区四月下旬，室女座在晚上9时前后位于东南方的半空中。

　　氐，《说文》：“氐，至也；从氏，下著-，-，地也。”。《尔雅释天》：“天根，氐也。”注称：“角，亢下系于氐，若木之有根。”因此氐可理解为龙的前足。氐宿属于天秤座，其中的氐宿三为天秤座γ星，氐宿四为天秤座β星，氐宿一为天枰座α星，他们都是二至三等的较亮星，这三颗星构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顶点的氐宿四就落在黄道上。

　　房是胸房。《史记天官书》：“房为府，天驷也。”府通腑。《尔雅释天》：“天驷，房也。”注称：“龙为天马，故房四星谓之天驷。”房宿属于天蝎座，房四星就是蝎子的头，它们都是二，三等的较亮星（天蝎beta，delta，pi，rho）。

　　心是龙心。心星，即著名的心宿二（天蝎alpha），古代称之为火，大火，或商星。它是一颗红巨星，呈红色，是一等星。心宿也属于天蝎座，心宿三星组成了蝎子的躯干。

　　尾即龙尾，《左传》：“童谣云‘丙之晨，龙尾伏辰’”，注称：“龙尾者，尾星也。日月之会曰辰，日在尾，故尾星伏不见。”尾宿也属于天蝎座，正是蝎子的尾巴，由八九颗较亮的星组成，其中位于蝎子尾巴尖端的天蝎lambda亮于二等。

　　箕，顾名思义，其形像簸箕。《诗小雅》：“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指的便是它。箕宿属于人马座，箕宿四星（人马gamma，delta，epsilon，eta）组成一个四边形，形状有如簸箕。在南京地区，以上的氐房心尾箕五宿，凌晨时相继出现在南方的半空中。

　　西方七宿

　　2 西官白虎

　　西方七宿包括：奎，娄，胃，昴，毕，参，觜。

　　奎，《说文》：“两髀之间”，《广雅》：“胯，奎也。”奎宿十六星，左右两半正如两髀的形状。《步天歌》中则把奎宿描述成：“腰细头尖似破鞋，一十六星绕鞋生。”奎宿一至九属于仙女座，奎宿十至十六属于双鱼座。这十六星多数是四、五等的暗星，其中最亮的奎宿九（仙女beta）是二等星。在奎宿七上方（也就是奎宿这只鞋子的鞋尖附近）有一视星等四等左右的亮斑，这就是著名的仙女座星云（M31）。

　　娄，通搂。搂，《说文》：“曳聚也”，《集韵》：“曳也，通作娄”，《公羊》：“牛马维娄”，注称：“系马曰维，系牛曰娄。”《史记天官书》：“娄为聚众。”古代的天文典籍中把娄宿视为主管牧养牺牲或兴兵聚众的地方。娄宿三星属于白羊座（白羊alpha，beta，gamma），其中最亮的娄宿三（白羊alpha）是二等星。娄宿位于白道（月亮的运行轨迹）和黄道的交点附近。

　　胃，《释名》：“胃，围也，围受食物也。”《史记天官书》：“胃为天仓。”胃宿三星属于白羊座（白羊delta，zeta，63），均是四、五等的小星。

　　昴，《史记天官书》：“昴曰髦头”，髦，《说文》：“发也”。昴又称为留，留有簇聚、团属之意，例如：果实多子而团聚的称为榴，因病变血液积聚而生的称为瘤。昴宿正是由一团小星组成的，目力好的人能分辨出七颗来，希腊神话中称它们为“七姐妹（Pleiades）”。古人用昴宿来定四时，《尚书尧典》：“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是指如果日落时看到昴宿出现在中天，就可以知道冬至到了。昴宿属于金牛座，由一团小星簇聚在一起的便是它了。

　　毕，《仪礼》：“宗人执毕先入”，注称：“毕状如乂”。《诗小雅》：“有捄天毕”，朱熹注：“天毕，毕星也，状如掩兔之毕”。毕宿八星属于金牛座，它的形状有如一把小叉子，也像是英文字母Y。《西步天歌》：“毕宿八星如小网，左角一珠光独朗。”这左角的一颗亮星是毕宿五（金牛alpha），一等星。《史记天官书》上说：“昴毕间为天街”，是指日月行星常经过这里，目前水星正位于这两个星宿之间。《诗经》称：“月离于毕，俾滂沱矣”。是指月亮经过毕宿时雨季来临。

　　参，参宿在西方称为猎户座，这两个名字在中外都是响当当的。《西步天歌》：“参宿七星明烛宵，两肩两足三为腰”。参宿在夜空中的夺目程度由此可见一斑。从冬季到次年的初夏，参宿都是夜空中最醒目的一个星座。参宿一，二，三（猎户delta，epsilon，zeta）组成了猎人的腰带。《唐风》：“三星，参也。”参是象形的写法，象征了腰带三星。《左传》上载：“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辰即心宿，参宿一和心宿二的赤经相差约180度，同一地方的人们不能在同一时间看到它们，因此民间有“参商不相见”的说法。参宿四（猎户alpha）是猎人的右肩，参宿五（猎户gamma）是左肩，参宿六（猎户kappa）是右足，参宿七（猎户beta）是左足，它们都是亮星。

　　觜，《说文》：“鸱奋头上角觜也“，注称：“凡羽族之咮锐，故鸟咮曰觜。”觜宿三小星位于参宿两肩上方，形状可与角状的鸟嘴相联系，故名。

　　北方七宿

　　3 北官玄武

　　北方七宿包括：斗，牛，女，虚，危，室，壁。

　　斗，也称南斗。与北斗七星一样，南斗六星在天空中的形状也很像斗，故名，但南斗的范围和亮度较之北斗则有所不及了。斗宿与东方七宿中的箕宿同属于人马座，黄道就从斗把子的斗宿二（人马lambda）和斗宿三（人马mu）之间穿过。冬至点目前位于这二颗星中点右五度处。

　　牛，古称牵牛；女，古称婺女或须女。一说牛宿和女宿的名字是从牛郎和织女二星转移而来。古诗“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中的牵牛指的便是河鼓三星（河鼓二即牛郎）。1978年在湖北随县发掘出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出土文物中有一个漆箱，其箱盖上以篆文书有二十八宿的名称，其中牛，女二宿写作牵牛和婺女，可见这两宿的名字由来已久，不一定是从牛郎和织女二星转变而来的。牛，女二宿均是不甚显著的星宿。牛宿中牛宿一

　　（摩羯beta）和牛宿二（摩羯alpha）是三等星，余者皆为五、六等星。

　　女宿中更是只有最亮的女宿一（宝瓶epsilon）为四等星。从织女向牛郎作一假想的连线，并延长约一倍的距离，便可找到牛宿。女宿一位于牛宿二星之左。在五月上旬的南京，可以在日出前南方的半空中找到这二宿。《礼记月令》中云：“孟夏之月。。。旦婺女中。”就是指如果黎明时看到女宿在南方中天的位置，便晓得初夏来临了。

　　虚，《说文》：“丘谓之虚。”古代的城邑，往往是丘居的，在城邑毁灭后，丘就改称为墟。虚位于北官的中央，《尔雅释天》：“玄枵，虚也。”注称：“虚在正北，北方色黑，枵之言耗，耗亦虚意。”因此虚有大丘，故地及虚耗的意思。虚宿在远古时即已相当著名，成书于周代的《尚书尧典》中记载的四仲中星里就有虚宿，“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彼时虚宿在秋分前后的傍晚出现在南方中天。从牛宿二向女宿一作假想的连线，并延长约一倍半，所碰到的一颗三等星便是虚宿一，它也属于宝瓶座（宝瓶beta），虚宿二在虚宿一上方，是四等星，属于小马座（小马alpha）。

　　危，是屋栋之上的意思。《史记索隐》中引《礼记》称：“中屋履危，盖升屋以避兵也。”《史记天官书》：“危为盖屋。”《晋书天文志》：“危三星，主天府市架屋。”危三星包括危宿一（宝瓶alpha），危宿二（飞马theta）和危宿三（飞马epsilon），均为二、三等星。这三星的形状就有如一个尖屋顶。

　　室和壁是相连的两宿，古有营室，东壁之称。营室原为四星，成四方形，有东壁，西壁各两星，正如宫室之象。《周官梓人》：“龟蛇四游，以象营室也。”其后东壁从营室中分出，成为了室，壁两宿。曾侯乙墓漆箱盖上称这两宿为西萦与东萦。东壁，西壁四星，就是著名的飞马座四边形。室宿一（飞马alpha）和室宿二（飞马beta）是西壁，也称为定，《诗 #123;风》：“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春秋时期室宿在秋末冬初的傍晚出现在南方中天，此时是农闲时节，人们利用这段时间建造房屋为冬天作准备，因此有营室之称。壁宿一（飞马gamma）和壁宿二（仙女alpha）是东壁，这二星的赤经都非常接近于0度，从壁宿二向壁宿一连线并约延长一倍，就可找到目前春分点的大概位置。

　　南方七宿

　　4 南官朱雀

　　南方七宿包括：井，鬼，柳，星，张，翼，轸。

　　井，《史记天官书》：“东井为水事”，井宿八星的形状有如一个水井，故名。井宿属于双子座，其中最亮的是井宿三（双子gamma），是二等星。井宿三与北河二，北河三（即双子alpha和beta）组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井宿就位于北河和参宿之间，这是寻找井宿的一个方法。

　　鬼，又称舆鬼。舆，《集韵》：“众也”，因此舆鬼可理解为众鬼之意；《说文》：“舆，车底也”，鬼宿四星呈方形，似车，这或是另一层意思。《步天歌》：“四星册方似木柜，中央白者积尸气”，《观象玩占》：“鬼中央白色如粉絮者，谓之积尸气。一曰天尸，主死丧祠。”鬼宿属于巨蟹座，鬼宿四星（巨蟹gamma，delta，eta，theta）均为四，五等的小星。其中央的所谓积尸气，是一个星团，西方称之为蜂窝（Beehive），学名是M44。数年前曾风行一时的日本漫画《圣斗士星矢》中，巨蟹座黄金圣斗士的绝招就叫“积尸气冥界波”。伽俐略曾认为积尸气是一颗星，当他率先用望远镜对这一星团进行观测后，发现里面有四十余颗星，不禁为之惊讶。一千多年前夏至点位于巨蟹座（Cancer），夏至日太阳直射在北回归线上，因此西方把北回归线称为Tropic of Cancer。目前金星正运行在M44附近。

　　柳，原名为咮，咮是鸟嘴的意思，这与角为龙角的意义相似。《尔雅·释天》：“咮谓之柳，柳，鹑火也”，注称：“鹑，鸟名；火属南方”。柳宿八星，形状弯曲，像鸟嘴，也像垂柳，《步天歌》：“柳八星，曲头重如柳”。柳，星，张三宿均属于长蛇座，柳宿位于蛇头的位置，其中最亮的是柳宿六（长蛇zeta），三等星。

　　星，也称七星，共有七颗星，《礼记·月令》称：“孟春之月，旦七星中”，指的便是它。《史记天官书》：“七星，颈，为员官，主急事”，《史记·索隐》：“颈，朱鸟颈也。员官，喉也。物在喉咙，终不久留，故主急事。”星宿位于长蛇的心脏，其中最亮的是星宿一（长蛇alpha），是二等星。《步天歌》：“七星如钩柳下生，星上十七轩辕形”，指出了星宿的相对位置。这里的轩辕是一个著名的星群，西方称为狮子座，轩辕十四就是狮子座alpha星。

　　张，《尔雅》：“鸟张嗉”，注称：“嗉，鸟受食之处也。”可见张宿取意于朱鸟。《史记律书》另有所指：“张，言万物皆张也。”张宿六星，其形状像张开的弓矢，均为四，五等小星，其中较亮的是张宿二（长蛇lambda）。翼，也取意于朱鸟，《史记·天官书》：“翼为羽翮”。

　　翼宿二十二星，形状就如张开的鸟翼，部分属于长蛇座，其余属于巨爵座。

　　轸，在曾侯乙墓的漆箱盖上写作车，《史记天官书》：“轸为车”，《索隐》：“轸四星居中，又有二星为左右辖，车之象也。”《说文》：“轸，车后横木也”，辖是指车轴上插着的小铁棍，可以使轮子不脱落。轸宿四星和左右辖均属于乌鸦座，《西步天歌》：“轸宿四珠不等方，长沙一黑中间藏”，长沙是一颗五等星，学名乌鸦座zeta星。

寓言故事中狐狸的形象

寓言故事中狐狸的形象，狐狸本就有灵动，圆滑，高贵却又有些许亲和温婉。狸是招桃花的圣物，但也代表有魅力、美丽、聪明、机敏。以下是我为大家准备的寓言故事中狐狸的形象

寓言故事中狐狸的形象1

狐狸的形象

是象征着虚伪、奸诈和狡猾，也用来比喻美丽妖娆的坏女人，很多都是对它的贬义，狐狸在人们的心中并不是一个好的象征。

狐狸的寓意和道理

在日心目中，(狐)狸猫是一种神秘的动物，它们会使用一种类似障眼法的幻术，身体可以变成任意形状，或者把树叶变成钱什么的用来欺骗人类。哺乳纲，食肉目犬科动物。属于一般所说的狐狸，又叫红狐、赤狐和草狐。它们灵活的耳朵能对声音进行准确定位、嗅觉灵敏，修长的腿能够快速奔跑，最高时速可达50km/h左右，所以主要以鱼、蚌、虾、蟹、鼠类、鸟类、昆虫类小型动物为食，有时也采食一些植物。

实际上狐狸是民间对这一类动物的通称，种类繁多，分北极狐、赤狐、银黑狐、沙狐等。性格机敏胆小，常在古代神话中以"狐狸精"出现，虽在远古也曾作为图腾，但从不出现于正式祭祀中，皆因其"形象不雅"，多与狡诈鬼祟相关联。多年来，狐妖狐仙，在各种小说及趣闻中形成一种独有的妖精文化。

但是狐狸的传说一直都有，流传至今，很多古书上也有记载。

寓言故事中狐狸的形象2

狐狸在古代民间的多重形象！

“狐狸”一词很早就己经出现，西汉刘安在《淮南子·谬称训》中写道:“今谓狐狸，则必不知狐，又不知狸。非未尝见狐者，必未常见狸者。”

最初狐和狸是指两种生物，但由于二者相似的外形、雷同的气味以及类似的生活习性，古人常把它们当作同类，故而名称也常假借，“狐狸二兽，因其名便，合而为一”，而通常情况下，“狐”与“狸”具有相同的意义，都是指“狐”，“狐”也就成了“狐狸”的代名词。

狐狸作为自然界的一种生灵，是我国北方常见的动物之一。它一般都单独生存，具有昼伏夜出，善隐蔽和善捕猎的生物属性，带着一定的神秘感。人们往往依据狐狸的这些自然生态习性，将其神秘感夸张化，通过虚拟、幻想，使它在宗教、民俗和文化等方面有着丰富、独特的精神价值与内涵。

伴随着神秘、独特而悠久的民间信仰，狐从瑞兽到不断被人类妖化、仙化以及幻化成人，不仅成为了我们民族民间故事中的重要角色，而且还成为了文人笔下寄托丰富想象的艺术形象。

这不仅是人们的思想、认识不断深化发展的展现，也是狐由图腾、瑞兽、狐妖到狐仙，狐人等形象不断丰富的过程。并且这一认识同时也影响着后来文学作品中狐形象的走向及定型特征。狐精们自此也开始带着各自的身份特征，在文人笔下演绎着不同的悲喜命运。

1、中国古代文学典籍中关于“狐”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十世纪左右产生的《周易》和《山海经》，并且它的出现总是和祥瑞的征兆紧密相连。

在文学作品中，狐狸除了作为瑞兽的形象，有吉祥之意外，还作为氏族部落的图腾享受原始先民的顶礼膜拜。基于远古时期先民的图腾文化观念，狐狸作为精灵进入人们的视野。

上古涂山氏、纯狐氏等均系狐图腾族。《山海经》里也早就有所记载：“青丘国在其北，有狐四足九尾，一曰在朝阳北”，是九个狐图腾氏族所组成的部落联盟。

狐形象最早以“祥瑞”的正面形象出现，不仅被定格为“王者”的象征，也被人们当作预测吉凶的代表。先秦古籍《竹书纪年》曾记载“帝杼征于东海，及三寿，得一狐九尾”，狐与王者之尊相联系，不仅见其地位之高，并且是好的征兆。

《史记·陈涉世家》也记载:“夜簧火，狐鸣曰‘大楚兴，陈胜王”，借用狐神的名义喊出了“大楚兴，陈胜王”的谶语。《宋书·符瑞志》中记载：“白狐，王者仁智则至”，白狐不仅代表着王者的尊贵，也是仁德、智慧到来的征兆。

这些记载都是以狐为原型，将狐狸神性化成瑞兽，是天降祥瑞的象征。无论是图腾文化还是远古神话，因其著录于后人或者是历经年代的洗礼，其原始意义有待进一步探讨，但狐经过人类的夸张演化，作为超脱自然之物，不仅是虚拟化了的祥瑞之兽，也成了带有图腾、祥瑞光环的崇高形象，负载着民族深层心理和浓郁的政治色彩。

它是德的体现，是天降祥瑞、太平盛世的象征，是涂山氏的图腾崇拜，是婚姻来临的征应，也是王者天命的高贵地位的代表，更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显现。狐形象作为神意的象征，成为图腾崇拜的产物，这种思维也决定了狐形象徘徊在自然与社会之间，兼具动物性与人性的特点，狐形象也就成了一种初具生命力的“拟人化”形象，融聚了更多的人类形象和集体意识。

2、狐狸作为自然界常见生灵，因其昼伏夜出、生性多疑、善捕猎、行迹诡秘的自然属性，脱离了先民原始蒙昧的心理崇拜，被拉下“祥瑞”的尊位自然也是合乎情理，不足以为奇的事情。

当九尾狐、白狐和玄狐带着祥瑞的光环出没天人之际，昭示邦国人君的兴旺时，芸芸众生的狐们则己经开始失去神行堕为妖精。狐作为原始图腾崇拜、瑞兽神灵，象征着高贵、权势，发展到了极致，其惑乱力量就会被放大，随之而来的便是对其的妖化。这不仅是物极必反的连锁反应，也是历史的必然。

在中国传统“鬼神”观念里，万物都能千变万化，成精成魅。“精”、“魅”的'观念较早的出现在周代，与这一时期“重民”的思想不无关系。为政者对百姓的关注带来人的主体地位的上升，而这必然会冲击人们对自身之外的超自然的崇拜。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妖”的观念出现，《左传·宣公十五年》中写到:“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妖”在这时期是指地面上的反常物和反常现象，狐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被妖怪化了，如《庄子·庚桑楚》篇中:“夫寻常之沟，巨鱼无所还其体，而鲸鳅为之制;步初之丘陵，巨兽无所隐其躯，而孽狐为之祥。”这虽较早记载了狐被妖化，但此时的“被妖化”并没有显示其幻化的特性，只是表现其行迹反常性。

发展到了秦汉时期，妖与妖怪、精魅等概念基本一致了，即指的是能幻化的动植物及无生命物体。东汉许慎曾在《说文解字》中说：“狐，妖兽也，鬼所乘之。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嘴大后，死则丘首，从犬瓜声。”这表明两汉时期是狐形象从瑞兽向妖兽过渡的阶段，两种特性并存。

而汉代流行的“物老为精怪”的宗教思想，则为狐的妖魅化提供了条件。经过后来不断地演化，狐形象在汉魏六朝时期逐渐发展为作祟害人的狐精、妖兽。

“老狐屈尾，东西为鬼。病我长女，坐涕拙指，或西或东，大华易诱。”“老狐多态，行为蛊怪，惊我主母，终无咎悔。”这里的“老狐”不仅还没有幻化成人形，表明了当时狐被妖魅化的程度，同时也说明了狐妖蛊惑人类的这一特征。

人们对这些还没有摆脱原始，停留在原始欲望追求阶段的、兽形化的狐妖表现出来的情感是神秘的恐惧。伴随而来的，狐的出现不再是祥瑞的吉福，狐成了惑人、害人，给人带来灾祸的邪恶之物，成了凶兆的代名词。

随着狐精故事的广为传写，狐妖从兽形向人形的幻化，既是它们妖化程度的标杆，也是狐妖修道通灵的标志，随之也就有了后来：“狐五十岁能变化为妇人，百岁为美女，为神巫，或为丈夫，与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蛊魅，使人迷惑失智。千岁即与天通，为天狐”的记载，记录了狐能根据修道时间的长短，幻成不同的人形，成为了作祟害人、且具有预知本领的妖精。

3、在中国，没有狐则己，一有狐，那就非仙不可!古代的中国人认为：万物因其长期修炼或者吸收日月之精华，便能成精、成仙。狐也不例外。

“天地间之物，惟狐最灵，善能变幻，故名狐魅。”尽管狐狸变成了能幻化成人形、作祟害人的狐妖，但也因其多疑、“狐死首丘”的秉性，成为了机智、神通的“灵狐”。

同时，狐作为灵性动物中的佼佼者，其昼伏夜出、狡猾多诈的生活习性也被人类放大和强化。狐狸不同于人类驯化了的其他动物:它游走在荒郊野外、无法被人类驯养，行动变化无常、不受人的控制，生活空间与人邻近、不受限制，捕食人类的家禽和牲畜、给人类生活带来一定的侵犯和骚扰。

正因为如此，人类对狐不再有好感，自然地将其视为作祟人类的“妖魅”。在中国本就信仰巫术的氛围中，对付妖魅的办法肯定是“降服驱赶”，收效甚微的情境下，便只能顺从，把狐当作“神灵”供奉起来，祸乱害人的狐魅被供奉成狐神，堂而皇之地坐享祭奉，人们也以此祈求获得平安和安宁。狐对人类来说，不仅极具神秘感，同时也让人类对其产生了无限的敬畏之情，这也为后来狐妖逐渐登上祭坛仙位奠定了心理基础。

晋代葛洪的《神仙传·栗巴》中记载了“有庙神，能与人言语”的庙神狐，说明当时就己经开始供奉狐神了。而到了唐代，狐仙崇拜才蔚为大观:“唐初以来，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饮与人同之。事着非一主。当时有谚曰:‘无狐魅，不成村。”

祭坛之狐仙犹如一家一户的“保护神”，受到人们广泛的祭奉，并在民间兴盛和广为传播。在唐人看来，狐仙是可以祸福于人类的神灵，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对狐仙的态度及表现，关系到狐仙的灵验程度:尊重和敬仰它则能得福得利，侮辱和忏逆它则会换来报复。

至宋代，随着狐庙宇的大肆修建，狐仙崇拜进一步发展，狐的神性也进一步升格。狐庙宇的修建为狐仙崇拜提供了场所，无论是天灾人祸，还是升官发财，百姓无不向狐仙求拜，狐仙成了一乡一里的“守护神”，如《宋史·王嗣宗传》中记载:“城东有灵应公庙，傍有山穴，群狐处焉。妖巫挟之为人祸福，民甚信向，水旱疾疫悉祷之，民语为之讳‘狐’。”

延续至清代，清代人普遍敬畏狐狸，无论是民间的敬拜狐仙，还是官方“守印大”的祭奉，狐仙崇拜都达到极盛，并且形成了完备的狐仙信仰。他们对“狐仙”、“狐妖”有着严格的区分：狐仙是民间能通神、预知的崇拜物；狐妖则是妖魅，是作祟人类的妖精。

“人物异类，狐则在人物之间;幽明异路，狐则在幽明之间;仙妖殊途，狐则在仙妖之间。”狐在人和物，阴司和人间，仙和妖界徘徊，具备了人的部分特征，人、狐不仅能结合，而且还能相互转化。

鬼的暗夜独行，仙的特异神灵，道出了狐的复杂性，这也是清代狐形象的基本特征。狐仙崇拜在清代的盛行不仅影响了以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为首的狐精故事的创作，也带来了中国文学史上，狐小说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

此外，人们逐渐有意识地对狐的内在特质进行挖掘，使狐在幻化成人形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人性，有一定的人情味。这就使狐的性格鲜明，让狐形象更加丰富。

宋金元时期，主要在唐代美狐形象的基础上，发展了狐妓形象。元代话本《武王伐封书》中，魅惑商封，亡了商朝的*狐一一苏姐己，也都堕落成妖魅的化身。这也影响了蒲松龄笔下悠意欢爱的*狐形象的塑造。

而到了明清时期，人性化的狐多有出现，他们和人类一样，知礼义，守节操，也和人类一样贪婪好色，*乐无度，甚至是人狐合一了。不仅这些狐的形象和内涵更加丰富多彩，其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鲁迅曾言：“明末志怪群，大抵简略，又多荒怪，诞而不情，《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蒲

松龄以前代作品为基础，把狐纳入审美创作中，加以整合，创造了一系列具有人形美、人性美、人情美的艺术美狐形象，不仅丰富了狐精的艺术生命，也是文学创作中狐形象的重大转变。

在明清时代世俗化的影响下，他还以人情作为创作重点，将《聊斋志异》中的狐形象塑造成脱仙入俗，人情之物：它们大多能幻化人形，衣食住行于人无异，伦理道德等同于人。最终形成了写狐亦写人，人狐同形同性，“写鬼写妖终写人”的格局，让人们将其忘为异类。

寓言故事中狐狸的形象3

不同地方，不同场合意义各异：

1、狐狸象征着虚伪、奸诈和狡猾。

2、也象征着美丽妖娆的坏女人，在日本人心目中，（狐）狸猫是一种神秘的动物，它们会使用一种类似障眼法的幻术，身体可以变成任意形状，或者把树叶变成钱什么的用来欺骗人类。

3、形容人的话也算是比较中性，不算贬义褒义。有人会说这人奸的跟个狐狸似的，人都说狐狸狡猾，狐狸哪有人狡猾？

狐狸生活在森林、草原、半沙漠、丘陵地带，居住于树洞或土穴中，傍晚出外觅食，到天亮才回家。所以能捕食各种老鼠、野兔等，也食用一些野果。

因为它主要吃鼠，偶尔才袭击家禽，所以是一种益多害少的动物；当它们猛扑向猎物时，毛发浓密的长尾巴能帮助它们保持平衡，尾尖的白毛可以迷惑敌人，扰乱敌人的视线。

　　额，那重写个

　　点评《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人物之虚实一讲到《三国演义》这部名著，大家一定会想到刘备、诸葛亮、曹操及臭名迢远的刘禅。在《三》中，作者把刘备写成仁义、宽厚、忠义，凡事“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的理想君主；诸葛亮写成贤能之人，智慧的化身，堪称“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曹操写成奸诈、阴险、自私的人，堪称“一代奸雄”；刘禅写成一位昏庸无能，白白断送刘备江山的第一罪人。但事实上，这些人物是否真的如罗贯中所写的三国演义一样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从总体线索看，罗贯中是根据“尊刘贬曹”这思路去写《三》的，是尊从当时大多数人民希望有一贤能君王能统治天下，把这些思想寄要托于《三国演义》上。那么，历史上的刘备、诸葛亮、曹操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根据《三国志-先主传》中所载刘备是比较粗豪的，车胄、蔡阳都是刘备杀的，督邮是刘备鞭打的，而鞭打的理由仅仅是求见不许，显然罗贯中是为了把刘备塑造成一名仁义君主的形象，而把事实给扭曲了。还有的就是刘备的“哭”，罗贯中就为给刘备塑造形象，无时无刻不写刘备的哭：“请诸葛亮，哭得衣襟尽湿”、“护庶民，刘备又是大恸”、“尊爱将，边哭边摔子”、“脱虎口，哭拜新娘子”、“白帝托孤，更是泪流满面”。作为当时群雄相争的主要人物之一的刘备，竟如此多哭，这只能说是软弱无能，和人民理想的仁义君主扯不上半点关系，反而把刘备的“诡计”给写了出来，给完美的刘备抹上黑。最具体的是刘备投江欲自尽和摔子，在那种万分危机，生死存亡的时候，刘备不想办法反而装腔作势地要投河自杀。他知道将士们不会让他跳下去，自然有人把他抱住。可刘备这一哭，加上一个假动作，可把人心给完全收买了。再说摔子一事，人家赵云拚死救回阿斗太子，你刘备却把他摔在地上，这显然是太过份，但他这一摔一哭却又发挥它收买人和的作用，拢络民心，又折服了一批贤臣良将，心甘情为他争天下。就是因为刘备如此多哭，民间上就流传一句话：“刘备，刘备哭出一片天下来”。作者一再写刘备的哭，本来用意是要写刘备的仁慈，而实际起到相反的效果。

　　罗贯中写刘备，除了写他的仁义，宽厚，还有的就是能识人才，这以三顾茅庐具体表现出来，刘备第一眼见到孔明，见他“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概”，已经对孔明很有好感，觉得他有才能，可以说刘备识人才，以貌取人。这一点在遇到庞统时看出，“统见玄德，长揖不拜。玄德‘见统貌陋’，心中亦不悦，乃问统曰足下远来不易？统不拿出鲁肃、孔明书投呈，但答曰：“闻皇叔招贤纳士，特来相投。”玄德曰：“荆楚稍定，苦无闲职。此去东北一百三十里，有一县名来阳县，缺一县宰，屈公任之”。由此可见，刘备只因庞统的貌丑，便不重用，他可知贤才求主，必求良主而事，绝不会把他的才能胡乱拿出来显示的（据民间传说，诸葛亮之兄诸葛瑾也曾经求见刘备，他也因瑾貌丑而不重用，致使瑾投东吴）

　　如果有人问我谁是《三》中刻画得最完美的人物，那我会说：“《三》中刻画得最完美的人物非孔明莫属”，这位蜀国的第一功臣，为蜀国的基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至死方休，其精神在三国时代无人能比，他的智慧更无人能及，不出隆中能知天下事，运筹惟握于战场，他的决定永远是对的，但没想到，在街亭之战中，他做了一生人唯一的错误---错用马谡。虽然作者没把这件事删去，以提高孔明在人民心中的完美形象，但这更使孔明的真实性提高，至少他不是“神”。那罗贯中笔下的诸葛亮是不是完全符合史实呢？其实有一处就写得不太好，有虚构成份。那就是说魏延后脑生有反骨那段，诸葛亮对魏延的功劳不单没奖赏，还要叫刀斧手把他捆起要斩他，当刘备问他原因时他说：“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义也。吾观魏延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故先斩之，以绝祸根。”诸葛亮的这番话完全是强词夺理，当时要是不杀韩玄，黄忠就要死，根本谈不上什么忠不忠；如果说献长沙是不义，，你派兵去给攻打它，更是不义。所以诸葛亮不过强加魏延一个罪名，其根本原因是脑后生有反骨，如果说魏延生有反骨就要反，那马谡又生有什么骨竟敢违抗军令状，你诸葛亮又为什么看不出？况且，一个人生下来就生有会见造反的骨，说起来也太荒唐，令人难以置信。这都是罗贯中为了神化诸葛亮而添加的一些游戏之笔。但总体来说诸葛亮形象的真实与远非刘备形象可比。

　　《三国演义》中，有一位这奸诈的，残暴的、阴险的、狡猾的，性格每与备相反的奸雄。他，就是曹操。罗贯中对曹操这一形象是奸邪诈伪阴险凶残种种恶德的代表，如“一讲曹操，曹操就到”表现出他的阴险，防不胜防。到近几十年，才有人对他形象作出平反，郭沫若认为曹操是东汉末年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军事家，是有志于除残秽定乱扶衰、统一北部中国的英雄。这是第一次对《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形象有了改变。

　　《三》中的曹操，有很多杀贤人，不听贤臣进谏的描写，如杀华陀，逼死荀彧，借罪杀杨修，拒谏等等；其实，一位如此残暴的君主，怎能统治中国北方呢？所以，曹操应是有眼光，有见地，善于识人用人，同时又带一点奸诈，多疑而已。郭嘉、张辽，荀或、张郃等都是当时的英雄好汉，良禽择木而栖。曹操不是有其优点，他们那会肯为他卖命。大家之所以憎恶曹操，其主要是因为罗贯中写他杀吕伯奢，其实，曹操并没有杀吕伯奢，据正史《魏书》所述：曹操投靠伯奢后，伯奢的家人来打劫曹操，出于自卫，曹操把他们杀了。这就说明，曹操的反面形象是罗贯中所塑造出来的。

　　最后，我要说说的就是刘禅，这位被喻为昏君代言人的刘禅，被古今多少人的唾骂，就连诗人也用诗来讽刺他，在《登楼》一诗曾写到“可怜后主祠庙，日暮聊为梁莆吟”说李豫当政像当年的刘禅。其实，刘禅如果真是一名绝对昏君，那在诸葛亮死后，他还做了二十九年皇帝，又作何解解呢？再说，诸葛亮、姜维的北伐都是经过刘禅批准的，说明他并非偏安巴蜀、希求苟安的昏庸之主。所以，我认为刘禅的确只能算一个守成不足的“庸主”，至于作者为何写刘禅写得那么昏，应该是想突出诸葛亮的重要性吧！

　　嗯，还有一篇

　　关于《三国演义》的作者和版本

　　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是整个《三国演义》研究工作的基础。代表们就此开展的讨论，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一)罗贯中的生平和《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的时间。会上主要提出了三种观点。

　　第一种，认为罗贯中是宋末元初人，《三国志通俗演义》作于元代。持这种观点的同志最重要的根据是南宋末年著名理学家赵偕的《赵宝峰先生集》卷首的《门人祭宝峰先生文》等材料，认为罗贯中即门人名单中的罗本；名单中的高克柔应作高柔克，即创作《琵琶记》的元代著名戏剧家高则诚；罗贯中参照元代广泛流传的《三国志平话》和元杂剧中的三国戏而创作了《三国志通俗演义》。明代的一些《三国演义》刊本也明确地题署“元东原罗贯中演义”或“元东原罗贯中编次”。有的同志为此说提供了旁证，指出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称“钱塘罗贯中本者，南末时人”；明王圻《稗史汇编》中的“宗秀罗贯中，国初葛可久”一句，从文字、训诂、语法、逻辑等方面来看，“宗秀”应为“宋季”之误，则王圻也认为罗贯中是宋末年人；此外，《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某些细节描写，正好反映了元代社会的某些制度和风尚，书中还有不少元代的“俗近语”。由此可见，《通俗演义》是元代作品。有的同志还进一步推论，它大约完成于十四世纪四十年代，即至正元年(1341)到十一年(1351)之间，这段时间，罗贯中大约是四十岁至五十岁。

　　第二种，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初。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说《门人祭宝峰先生文》中的罗本即罗贯中是可信的，他由于敬佩赵宝峰“道行于时，匡济斯民”的品格和其渊博学识而自居门人也是很好理解的；列入名单的三十一人，按照门人相互之间“序齿”的通例，是按年龄长幼的顺序排列的，第十一位的罗本处在第六位的向寿(约生于1310年)、第八位的乌斯道(1314年生)和第十三位的王桓(1319年以前生)之间，那么，可以推算他的生年约在1315一1318年，卒年也可相应订为1385—1388年；至于名单中的高克柔，可以肯定不是高明(字则诚，著有《柔克斋集》)。这些同志再参照其他材料，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可能是罗贯中于明初开笔，全书初稿的完成当在洪武四年(1371)之后；其时，罗贯中年龄在五十五岁左右，其知识和阅历都足以胜任《通俗演义》的写作，而初步实现了安定统—的社会环境也有利于他完成这部巨著。有的同志还探讨了罗贯中与施耐奄的关系，认为施耐奄于1363年前后盘桓于苏州、钱塘，而罗贯中那段时期正流寓于杭州等地，1366年还在慈溪出现，他们的相遇是很可能的；罗贯中既参与了《水浒传》的写作，又独力完成了《三国志演义》。

　　第三种，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代中叶。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文学演进有其自身的规律。《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以《三国志平话》为基础的。现存的元刊《全相三国志平话》是新安虞氏在至治年间(1321一1323)新刊的五种平话之一，全书约八万字，是五种话本中篇幅最长，写得较好的一种，可以说代表了当时讲史话本的最高水平，然而文笔也还相当粗糙、简陋。而《通俗演义》篇幅约八十余万字，是《平话》的十倍，其描写手法已接近成熟，因此它的诞生，不能不远在《平话》之后。有的同志还进一步认为，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第一部成熟的《三国演义》版本，因此，它不是元末明初人罗贯中的作品；明代中、后期的书商之所以托名罗贯中，又在其名字前面冠以“元朝”字样，乃是有意把此书的时代提前，借以抬高它的声价；而为此书作序的庸愚子(蒋大器)很可能就是它的作者。

　　(二)如何看待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小字注

　　1980年4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出版了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章培恒、马美信同志在该书前言中，对书中的小字注十分重视，把其中的“今地名”作为考证《通俗演义》成书时代的主要依据。他们认为，小字注中“所说的‘今时’何地，除了偶有误用宋代地名者外，都系元代地名”。因此，《通俗演义》写作“当至迟在元末而非明代之后”。在这次讨论会上，代表们围绕着小字注，讨论了这样两个问题:

　　第一，小字注是否出自作者本人之手主要有三种意见：

　　(1)认为小字注大部分出自罗贯中之手，其中有的可能是在传抄过程中由抄者加添的。有的同志还指出：“此书的夹注不象后世评点家那种有纲领有计划的产物，倒象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兴之所至，信笔所加的结果。由于缺乏全盘考虑，加上掌握知识的局限，才造成全书中夹注的不平衡、不匀称、不统一以及不精确的状况。”

　　(2)认为小字注和《通俗演义》的正文均出于庸愚子之手。他一方面惯于在正文中照抄《三国志》原文，不加改动，一方面又抄录裴注来解释其中难懂的词语，此外，他还借鉴了《资治通鉴》，并杂抄了不少胡三省的注文。

　　(3)认为小字注不是《通俗演义》作者本人的手笔，而是远在作者之后的某人所作。理由有四：其一，有些注文与正文矛盾；其二，不少注文破坏了正文的艺术效果；其三，许多注文完全可以写入正文，不必单独存在；其四，许多注文补充的材料当是被作者所舍弃的。

　　以上三种意见有一点相同：都认为小字注出自一人之手。

　　第二,小字注中的“今地名”可否作为判断《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时间的根据主要有五种意见;

　　(1)认为通过“今地名”来考索成书年代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全书二十多条“今地名”除两条显然讹误，两条系沿用宋代地名外，其余均为元代地名，可证《通俗演义》成书于元代。

　　(2)赞成通过“今地名”来考索成书年代，但认为书中的“今地名”，有的是罗贯中把宋元及其以前的地名误记为“今地名”有的则是明初的地名，可见《通俗演义》成书于明初。

　　(3)认为注文是远在作者之后的某人所作，因而根据“今地名”来考证《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是靠不住的。

　　(4)认为要判断这样一部巨著的成书年代，不能仅凭几个“今地名”就下结论，而应对全书进行细致的研究；至于“今地名”多为元代地名，是因为明代中叶的庸愚子有意伪托元人罗贯中之故。

　　(5)认为“今地名”包含唐、宋、元、明各代的地名，本来就是一本糊涂账，因此，不应该用它来考索成书年代。

　　(三)关于毛本《三国演义》

　　从版本源流的角度来看，会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有这样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毛本的评改究竟成于何人之手一些同志根据毛纶《声山别集》、褚人获《坚瓠补集》、李渔《笠翁评阅第一才子书》的记载，认为这一工作是由毛纶、毛宗岗父子合作完成的。另一些同志则认为，毛纶虽然已经着手对《三国演义》“条分节解”，但充其量只能说他对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起了先驱者与推动者的作用，由于毛纶中年失明，故此书系统的评点工作是由毛宗岗独力完成的。

　　第二，毛本《三国演义》的“金圣叹序”是否伪托一些同志对此作了比较深入的考证和分析，指出该序不可能出自金圣叹之手，而是毛宗岗伪托金圣叹的，所谓“第一才子书”的说法也是由毛氏提出的。但是，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把这篇序当作金圣叹的作品而加以引用，这其实是一种误会。

　　第三，怎样评价毛本同旧本的关系一些同志认为，毛本不仅在文学上优于旧本，而且使《三国演义》在创作方法上向现实主义前进了一大步，在其评语中也表现出一定的人民性和批判精神，从而大大地加强了《三国演义》一书的流传和影响，提高了《三国演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有的同志则认为：“毛氏父子所改，固然有其可取之处，但在很多情况下，往往改错。”“毛氏父子所加于《三国演义》的污秽不去，则罗贯中真实的思想面貌终难呈现于读者面前。”还有的同志认为：毛本虽则在艺术上更加成熟，人物形象更加一致而丰满，但却强化了封建正统的气息。

　　关于《三国演义》的主题

　　这个问题，是此次讨论会上争论最为激烈、意见最为分歧的一个问题。除以往提出的“正统说”、“忠义说”、“拥刘反曹反映人民愿望说”、“反映三国兴亡说”和“讴歌封建贤才说” 等五种观点之外，新提出的主要有“悲剧说”、“仁政说”、“农民愿望说”和“分合说”等四种观点。而且即使是以往的几种旧提法，有人也作了新的解释，注入了新的内容。

　　(一)悲剧说。

　　这是此次讨论会上十分引人注意的一种说法。此说论者认为，在《三国演义》所塑造的大批艺术形象中，曹操和刘备，包括他们所代表的集团，不仅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而且始终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曹操被刻画为一个千古不朽的奸雄形象，一个剥削阶级利己主义的集中代表，贪欲和权势欲的象征。他的身上几乎概括了剥削阶级的全套统治手段和全部本质特征。而残暴狡诈和雄才大略的紧密结合、“奸”与“雄”的高度统一则是他最显著的标志。这一形象乃是恶德的实体、个性化了的社会存在，是作家所处历史环境的直接映象。与此相反，刘备这一形象的本质特征则是对理想道德的追求，他幻想在尘世中实施“仁政”，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以曹操为代表的封建社会的现实存在和以刘备为代表的封建社会的理想象征之间的激烈交锋，构成了《三国演义》一书最基本的矛盾冲突。

　　不幸的是，以曹操为代表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现实存在却最终战胜了以刘备为代表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理想追求。《三国演义》为人们揭示了一个严酷的事实：左右形势，对封建政治生活起支配作用的力量，不是正义，而是邪恶；不是道德，而是权诈；鲜廉寡耻、弱肉强食的残酷现实战胜了孝悌礼让、忠诚信义等理想观念；暴政强奸了仁政，兽性代替了人性；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的伦理观念不得不让位于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市侩原则。这不单是三国时期的历史现实，也是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现实。所以《三国演义》所表现的蜀汉集团的悲剧，正是悲剧的时代所诞生的我们民族的一部历史悲剧，它因之而成为民族历史的启示录，奠定了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

　　(二)仁政说。

　　此说论者认为，《三国演义》一书有着极其鲜明的政治倾向性，这个倾向性集中地表现在“尊刘抑曹”上，以前不少论者把这一点作为《三国演义》的主题，这不是没有道理的。然而作品所表现出来的这一强烈倾向并不等于就是它的主题。透过“尊刘抑曹”的表象，我们看到的乃是于对仁政的歌颂和向往，对于暴政的批判和鞭挞。《三国演义》对刘蜀的“尊”和“拥”，反映了挣扎在封建制度残酷现实之中的人民对仁政的热烈拥戴；对曹魏的“抑”和“反”则反映了人民对暴政的深恶痛绝。这不仅是贯穿全书的主题思想，也是《三国演义》一书在思想倾向上的民主性、进步性的具体体现。

　　(三)农民愿望说。

　　此说论者认为，我们分析《三国演义》的主题，不能也不应当离开这部作品形成的历史。尽管《三国演义》是以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为该书所作的注为主要的素材和依据，也就是说主要是以正史为素材和依据，然而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来看，它更多地受到讲史话本、元杂剧以及宋元以来大量流传的民间故事、传说的影响。“尊刘抑曹”的倾向正是在这样长期流传、演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尊祟刘蜀集团、神化关羽、宣扬忠义和正统，并不全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也不是什么市民思想，它所反映的实际上还是农民的愿望和要求。所谓的“忠义”、“仁政”以及书中表现的某些伦理道德观念，都应当说是这种愿望的内容之一。但是，由于作品本身的思想相当复杂，我们难于具体地概括它丰富的内涵。

　　(四)分合说。

　　此说论者认为，分析一部作品的主题，应当力求从作家思想的主观与作品题材的客观这两者的统一中去寻求。从作品本身来看，它所表观的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分裂动乱、战争濒仍的时代，客观上描绘了从汉末到晋初这样一段从“合久必分”到“分久必合”的历史。作品所精心描绘的魏、蜀、吴三个政治集团之间错综复杂、纵横捭阖的政治、军事斗争的实质，都是一场为争夺帝位、而其实质即统一中国而进行的斗争。所谓的“忠义”、“正统”之类的思想，统统都是处于从属地位被编织在进行统一战争的整体结构和整个的矛盾冲突之中的；其次，从作家的主观来看，由于罗贯中生活的元末明初与东汉末年有惊人相似之处，处于这样一个分裂动乱、群雄并起的时代，他目睹田园荒芜、民不聊生的惨状，自然回忆起中国历史上那一段动荡剧变的分裂时期，于是他吊古伤今，写下了寄托着自己的悲愤和理想的《三国演义》，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一种厌恶战乱渴求统一的思想倾向来。《三国演义》正是这种倾向的艺术表现。它总结了自周秦以来中国封建社会不断地从统一走向分裂，同时又不断地从分裂走向统一的这种普遍的、带规律性的历史现象。

同性恋其实除了性趋向和一般人不同外其他都是一样的，事实上有许多同性恋者在自己的事业上是非常成功的，往往超过那些所谓的“正常人”（异性恋）！我觉得对于这些“不幸的”弱势群体应该给予更多的关心和理解，社会更应该给同性恋者更多的生存空间，减少他们的压力！-同性恋也是人，是正常的人，他们的情感同样值得尊重，同样需要去讴歌！

性趋向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也有天生的！不论怎样，都是正常的！--无可厚非！如果刻意去改变，会真的很痛苦，也是很难做到的！而且也不见得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其实这个世界上的情感有好多种，同性之爱一样纯洁，一样伟大，同样应该被重视，被理解，也应该被这个社会所接受！正如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有好多种，难道同性之间就不能发展成纯真的情爱吗？

我的观点：如果一个人真的有性趋向方面的困扰，那他自己首先应该注意保持一颗正常人的心态，同性恋也是正常的人-有血有肉有感情！同性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因为这种社会大多数人目前还不肯承认而产生的压力！记住，这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只是性趋向不同而已，要想让别人尊重你，认同你，关键在于自己凡事要有信心，要以一个男子汉的心态对待你周围的人和事，要让那些所谓的“正常人”清楚-我就是我，一个想当当的男子汉！

愿这个世界多一份关爱，多一份包容，多一份理解！

最后，祝愿所有的人包括幸运与不幸的人们都能拥有快快乐乐的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鹿代表的寓意有：形似美丽、寓意爱情、代表健康、喻指权利，在古代的时候鹿还被誉为神物。

　　鹿在古代还被视为神物，认为鹿能给人们带来吉祥幸福和长寿，那些长寿神就是骑着梅花鹿;在商代鹿骨已用作占卜，殷虚还发现鹿角刻辞;东周时期，楚墓中流行使用本雕镇墓鸟兽神怪，它们的头上都安装真实的鹿角，形成楚文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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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形似美丽

　　古人对鹿的解释是：“鹿，善聚善散，皆体健壮，但性胆尤怯，饮水见影则奔。”可见古人对鹿的关注和观察是非常仔细的。这是鹿文化产生、发展的基础。美丽的丽繁体写作丽，而丽字从鹿，说明从古至今人们认为鹿是美丽的。无论是那独特的角，还是油光水滑的花纹斑点皮毛，以及修长健壮的四肢，尤其是鹿天性中的善良、柔美、内敛的气质，更是值得人们的赞美。

　　2、寓意爱情

　　甲骨文鹿字突出一双鹿角。《说文》中提到：“鹿，旅行也。鹿之性见食急，则必旅行。”由公鹿、母鹿成双出游衍生而有婚姻含义。而丽字本来就是与鹿有关的象形字，象两张鹿皮之形，古人嫁娶男方要送女方以两张鹿皮作为聘礼。

　　寓意迎娶美丽的姑娘!丽字的美丽之义则是后引申出来的。《通鉴外纪》载：“上古男女无别，太昊始设嫁娶，以俪皮为礼。”后人称夫妻为伉俪。而俪皮就是鹿皮。而美丽也被作为善良、柔美形容女子端庄、内敛而沿用至今。

　　过去有两个成语。一个是“鹿车共挽”，是旧时用于称赞夫妻同心，安贫乐道。而鹿车就是在过去常见的独轮车。

　　还有一个叫“鸿案鹿车”，也是比喻夫妻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体贴，同甘共苦之意。

　　3、代表健康

　　自古以来，鹿对人类健康的促进从开始的食其肉、寝其皮、用其骨，开始发展为后期的不断深入认识。经过了相当漫长的时间。

　　《坤雅》云：‘鹿乃仙兽，自能乐性，行则有涎，不复急走。”可见古人认为食鹿脯有延年益寿的作用，把长寿鹿称为“仙鹿。

　　4、喻指权利

　　鹿与战争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由于鹿是古时人们经常追逐捕猎的对象，于是，当人们目睹统治阶级对权力的追逐时，便很自然地联想日常生活中逐鹿捕猎的情形，并以此为喻，使鹿具有象征的意义。

　　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淮阴侯列传》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而唐朝宰相魏征在《述怀》诗中也提到：“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这里的鹿比喻帝位、政权。鹿为什么堪比帝位、政权呢说明鹿在历史上作用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