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号钟

　　“号钟”是周代的名琴。此琴音之宏亮，犹如钟声激荡，号角长鸣，令人震耳欲聋。传说古代杰出的琴家伯牙曾弹奏过“号钟”琴。后来“号钟”传到齐恒公的手中。齐恒公是齐国的贤明君主，通晓音律。当时，他收藏了许多名琴，但尤其珍爱这个“号钟”琴。他曾令部下敲起牛角，唱歌助乐，自己则奏“号钟”与之呼应。牛角声声，歌声凄切，“号钟”则奏出悲凉的旋律，使两旁的侍者个个感动得泪流满面。

　　2绕梁

　　今人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之语。其语源于《列子》中的一个故事：周朝时，韩国著名女歌手韩娥去齐国，路过雍门时断了钱粮，无奈只得卖唱求食。她那凄婉的歌声在空中回旋，如孤雁长鸣。韩娥离去三天后，其歌声仍缠绕回荡在屋梁之间，令人难以忘怀。琴以“绕梁”命名，足见此琴音色之特点，必然是余音不断。据说“绕梁”是一位叫华元的人献给楚庄王的礼物，其制作年代不详。楚庄王自从得到“绕梁”以后，整天弹琴作乐，陶醉在琴乐之中。有一次，他竟然连续七天不上朝，把国家大事都抛在脑后。王妃樊姬异常焦虑，规劝楚庄王说：“君王，您过于沉沦在音乐中了!

　　过去，夏桀酷爱‘妹喜’之瑟，而招致了杀身之祸；纣王误听靡靡之音，而失去了江山社稷。现在，君王如此喜爱‘绕梁’之琴，七日不临朝，难道也愿意丧失国家和性命吗？”楚庄王闻言陷入了沉思。他无法抗拒“绕梁”的诱惑，只得忍痛割爱，命人用铁如意去捶琴，琴身碎为数段。从此，万人羡慕的名琴“绕梁”绝响了。

　　3绿绮

　　“绿绮”是汉代著名文人司马相如弹奏的一张琴。司马相如原本家境贫寒，徒有四壁，但他的诗赋极有名气。梁王慕名请他作赋，相如写了一篇“如玉赋”相赠。此赋词藻瑰丽，气韵非凡。梁王极为高兴，就以自己收藏的“绿绮”琴回赠。“绿绮”是一张传世名琴，琴内有铭文曰：“桐梓合精”即桐木、锌木结合的精华。相如得“绿绮”，如获珍宝。他精湛的琴艺配上“绿绮”绝妙的音色，使“绿绮”琴名噪一时。后来，“绿绮”就成了古琴的别称。一次，司马相如访友，豪富卓王孙慕名设宴款待。酒兴正浓时，众人说：“听说您‘绿绮’弹得极好，请操一曲，让我辈一饱耳福。”相如早就听说卓王孙的女儿文君，才华出众，精通琴艺，而且对他极为仰慕。司马相如就弹起琴歌《凤求凰》向她求爱。文君听琴后，理解了琴曲的含意，不由脸红耳热心驰神往。她倾心相如的文才，为酬“知音之遇”，便夜奔相如住所，缔结良缘。从此，司马相如以琴追求文君，被传为千古佳话。

　　4焦尾

　　“焦尾”是东汉著名文学家、音乐家蔡邕亲手制作的一张琴。蔡邕在“亡命江海、远迹吴会”时，曾于烈火中抢救出一段尚未烧完、声音异常的梧桐木。他依据木头的长短、形状，制成一张七弦琴，果然声音不凡。因琴尾尚留有焦痕，就取名为“焦尾”。“焦尾”以它悦耳的音色和特有的制法闻名四海。汉末，蔡邕惨遭杀害后，“焦尾”琴仍完好地保存在皇家内库之中。300多年后，齐明帝在位时，为了欣赏古琴高手王促雄的超人琴艺，特命人取出存放多年的“焦尾”琴，给王仲雄演奏。王仲雄连续弹奏了五日，并即兴创作了《懊恼曲》献给明帝。到了明朝，昆山人王逢年还收藏着蔡邕制造的“焦尾”琴。

　　春雷

　　宋徽宗赵佶在宣和内府曾专门设有所谓的“万琴堂”，专门搜罗流传天下的古琴放置其内。在万琴堂所藏的琴器中，唐代制琴家雷威斫制的“春雷”琴是名列第一品。由此，我们可见唐琴“春雷”在当时琴界的影响，以及它在琴人中的地位。古人即有“唐琴第一推雷公，蜀中九雷独称雄。”传世古琴之中，以唐琴为最珍贵；唐琴之中，以雷公琴最为珍贵。唐代蜀中雷氏家族中，其中以雷威成就最大。雷威一生所制之琴，又以“春雷”为高。在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琴神品中，“春雷”可以称得上是最珍贵的无价之宝。

　　这张价值连城的瑰宝流传至今，实为琴界一大幸事，其失而复得的传奇经历不失为一段令人神往的佳话。北宋时徽宗赵佶爱琴，将此琴藏之宣和殿，为万琴堂藏琴第一。赵佶有着极高的艺术修养，在书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画工笔花鸟堪与院体画家相比，书法更创制了“瘦金体”，而琴也是他的雅好之一。流传至今有绘赵佶于松下弹琴的《听琴图》，图中赵佶穿玄色袍，所弹为一仲尼式琴，可能即春雷的原型。

　　金灭北宋后，金人将掠夺自宋宫的珍宝，装了2050车，运往燕京。“春雷”琴也随之来到了北京，成为了金帝宫中的第一琴，被收藏于承华殿中。金章宗死后，以此琴陪葬。

　　在地下埋了18年后，古琴“春雷”又复出于世间，成为了元代宫中的珍宝。后来，“春雷”琴被赏赐给了元朝丞相大琴家耶律楚材。耶律楚材曾将其赠予老师万松老人。以后，“春雷”琴又复归耶律楚材之子耶律铸。以后其琴又归赵德润所有。

　　明朝时，“春雷”传入明宫之中。到了清朝，“春雷”琴流传到裕亲王府中。以后，该琴又流出府外，后来为满州大琴家佛诗梦所得。后来，佛诗梦又将“春雷”琴传给了他的入室弟子北京大琴家汪孟舒（汪精卫的长兄）。这张古琴又成为了汪氏的传家之宝。现“春雷”琴再经辗转被北京琴家郑珉中收藏。

　　秋波

　　著名古琴“秋波”传为唐代制品，体制为蕉叶式，在其琴体的龙池上有隶书“秋波”二字，并在凤沼上有“戛玉鸣金”篆文印，上并有嘉庆年间重修时的题记。琴的通体断纹为“蛇腹纹”，古色历经风雨，已呈斓斑状。

　　此琴的流传过程较少记载。据传曾为宋代杨万里（诚斋）收藏过。民国时期，这张古琴归广东香山人李蟠所有。李蟠曾任孙中山侍从之职，此琴据说为其家传宝物，所以他的斋名为“秋波琴馆”。李蟠的曾祖父李遐龄是道光咸丰间著名诗人，喜收藏，并罗致有大量的珍贵器物。这张“秋波”琴大约是李蟠的祖父所藏。现在，这张琴下落不明。（据说仅在1947年出版的陆丹林所著的《革命史谭》中收有《琴书自娱的李仙根》一文中略有述及此琴）。

　　天蠁

　　“天蠁”古琴传为唐代成都著名斫琴名家雷氏所制。这张古琴琴体的龙池上有玉筋篆“天蠁”二字，下有“万几永宝”印文，铭文如下：式如玉，式如金，恰我情，绘我心，东樵铭。这张古琴传为唐代大诗人韦应物所有。此琴流落过程一直未见披露，仅知在嘉庆年间一位姓石的秀才以千金购归岭南。清代广东南海人叶应铨《六如琐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天蠁琴闻本是昭烈帝（南明）内府之物，明末流落民间，道光间先君子曾用五百金典来，偶因不戒失手，琴腰中微断，幸其声音无恙，不过略为久亮耳。后典者赎回，复闻入潘德畲家，筑天蠁琴馆藏之。今潘氏籍没，此琴又不知如何矣。”

　　潘德畲即潘仕成，是广州著名的园林海山仙馆的主人。海山仙馆于同治末年被清政府籍没，并将园林及藏品以**形式出卖。这张驰名的古琴于是就流散到民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琴界人士都认为这张古琴乃是宋代时期斫制。广东富商黄永雩以重金收得此张古琴，大喜过望，并将自己的书斋以这张古琴的名字命名为“天蠁楼”，并请著名学者叶恭绰先生为题。他自己的诗词集也命名为《天蠁楼诗》、《天蠁词》。

　　同是广东人的文献家黄慈博有《风入松》以吟咏此琴，其中有“成连一去海云冥，无奈远峰青，么弦欲奏水清曲，怕鱼龙，睡里愁听。”黄慈博是一位爱国商人，喜好收藏文物，对传统的文物器皿尤其重视。他对当地的慈善教育也是不遗余力。后来土改时期，被工作队定为奸商、地主，险些丧命。后来，南海农会认为他并非什么罪大恶极之人，也没有什么血债民愤，于是建议改为罚巨款释放。黄慈博随即贱卖了大量藏品才抵交了罚款。这样，这张古琴与其他重要的文物一起归入到了广州博物馆。现在，有的琴专家认为该琴系明代所制。这种争论无论结果如何，并不能否认这张古琴的名贵。

　　绿绮台

　　“绿绮台”为唐代所斫制的名琴。以此命名的古琴有两张，一为武德琴，一为大历琴。大历为唐代宗年号，大历琴制于大历4年，即公元769年，此琴在清初还有所闻，后不知所踪。

　　武德琴制于武德二年，即公元619年，体式为仲尼式，琴体通体的断纹为牛毛纹。琴体龙池上以隶书刻“绿绮台”3字，无其它铭文。这张古琴在清末已残其首尾，40年代时这张古琴已经不能弹奏。据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这张古琴为明武宗朱厚照所有。朱厚照是明代典型昏君，曾专设“豹房”等以专门享乐。这张古琴后来为明末诗人邝露所得。邝露工诗能琴，其居“海雪堂”中所藏文物甚多，最珍惜者为两张古琴即“绿绮台”及“南风”。其中“南风”琴为宋琴。邝露出游一般都要携带这两张古琴。有时穷困得不行的时候，他也将琴暂质于当铺，等有钱时再赎回来。他的诗句有“四壁无归尚典琴”，说的就是这方面的事情。明亡后，邝露从容殉国，两张古琴遂流落于市上。后为叶龙文以重金购得。这张“绿绮台”琴由叶龙文后人保存了数代。到道光末年后，这张古琴被东莞人张敬修购得。

　　张敬修购得“绿绮台”琴后专门辟“绿绮楼”来保存。张氏家族喜好风雅，其侄张嘉谟、孙辈张崇光等都是书画名家，名园名琴，传为一时佳话。民国初年，张家亦逐渐中落，琴亦以破残不堪修复而售于同邑邓尔雅。邓尔雅字万岁，是杰出的书法家、篆刻家，他与张家素有交往，深知此琴的意义，因此他所得虽是一张朽琴，却视同性命，自己作诗屡次提到此琴。

　　据传有一种叫做虞美人草的植物对古琴有欣赏能力，懂得古琴的音律。古人演奏某一个曲子时，虞美人草会十分激动，枝叶都会自然地摇动起来。据说，这是在合着琴声的节拍和旋律，高兴地翩翩起舞。这个曲子后来被人命名为《虞美人曲》。

　　唐代之前，弹琴的人一般自己都会制作琴。后来，弹琴的人多了，便有了专业的制琴人。制琴的专家对琴的制作在选材、造型、昕制、上漆等各项工艺，都有较高的要求。隋文帝的儿子杨秀在四川当官时，据说他自己就会制作古琴。唐代宰相李勉也很热衷于制琴。

　　在民间，唐代制琴最有名的是四川的雷氏，世代造琴，以雷威最有名。雷氏家族除了雷威制琴外，还有雷霄、雷俨、雷珏、雷文、雷会、雷迟等。雷氏造的琴被称为“雷我琴”。他们都在自己制作的琴全上刻上自己的名字。当时四川还有一位制琴名手叫郭谅。江南当时也有制琴的名手如沈镣和张越。雷霄与郭谅齐名。

　　据传，古琴虽然用桐木制作，但是桐木必须保存多年，使水分都干透。这样，琴的声音才激扬优美。

　　唐代初期遗留下来的一张雷氏琴，木头已经枯朽了，差不多已经不起指头的按抚。可是，它的声音却还非常清脆。还有一张保存下来的张越琴，传说是用古墓里破旧的杉木棺材板制成的，琴声非常刚劲挺拔。有一个和尚保存一张琴，是用碧珠做琴微，纹石做琴轸，琴轸是较正琴弦音高的轴。制作的规格和音韵都达到了高妙的水平。琴腹有李阳冰写的篆书数十个字，大概意思是说这张弦的来历：在南溟岛上得到一段木材，名叫伽陀罗，木纹象银末，坚硬如石，叫人制成了这张琴。篆书写得古老苍劲。伽陀罗是一种稀有的木材。

　　传说伏羲氏制琴十分讲究。他认为凤凰是百鸟之王，不是梧桐树就不会在树上栖落，于是认为梧桐是非常优良的木材。他制琴的时候，叫人把梧桐砍来，要选择三丈三尺高的，然后截成三段。这三段的意思表示天、地人三才。选木料时，他先取来一段，敲一敲，如果声音太清，认为木质过轻了，不要；再取另一段，敲一敲，声音要是太浊了，认为木质过重了，又不要；最后，再取来不轻不重的一段，用手指弹一弹，声音清浊相当，轻重也适宜，便把这木材送进流水中，泡浸七十二天，然后，取出来阴干，再请高级的匠人制成古琴。

　　作琴的材料十分讲究，要求材料具备轻、松、脆、滑等特点。

　　古琴的琴面一般是用桐木做的，梓木为底。用木头做琴轸，涂上漆，用金属做琴微。据说最好的琴弦是用冰蚕的丝做的，叫做冰弦。

　　琴身用梧桐木制成后，涂上了漆，时间久了，漆面发生断裂，这叫断纹。断纹的种类：蛇腹纹；有象流水，有象牛毛、梅花、冰纹，等等。断纹产生的原因是由于漆木、灰、胎的制作而引起的。古旧的年代多少，有经验的人可以从漆纹断裂的情况来断定。

　　古琴讲究爱护：受潮和曝晒都会使琴身变形，琴的声音也变坏。古人说琴有六忌：忌大寒，忌大暑，忌大风，忌大雨，忌迅雷，忌大雪。

　　古琴式样：

　　历代名琴有十四式：伏羲式、神农式、黄帝式、虞舜式、孔子式、师旷式、俞伯牙式、钟子期式、闵子式、师曹式、王刚式、秦钰式、汉绮式。

　　历代沿用下来的有仲尼式、联珠式、落珠式、落霞式、蕉叶式。

　　古人将古琴称为“雅乐”，是属于有道德的君子所有。这种乐器可以修身养性，使人心地纯洁，养成高尚的情操；还可经防止邪恶的东西侵蚀人的心灵。

　　古人很重视古琴的价值，在制作古琴时，有意识地让琴制的长短尺码来象征着天地六合等，说明古琴的高尚，是天经地义的。

　　据传有一种叫做虞美人草的植物对古琴有欣赏能力，懂得古琴的音律。古人演奏某一个曲子时，虞美人草会十分激动，枝叶都会自然地摇动起来。据说，这是在合着琴声的节拍和旋律，高兴地翩翩起舞。这个曲子后来被人命名为《虞美人曲》。

　　古琴流变

　　（一）古琴的始作与定制时代

　　文献记述：伏羲或神农氏“削桐为琴，绳丝为弦”，是琴的创始，继之有“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的记载，说明当时琴是有五根弦，已具有“宫商角征羽”五音，这大约是在原始社会时期，也就是七弦琴的原始阶段。其后进入了周朝，经过文王、武王在琴上各增一条弦，成为七条弦，解决了旋宫转调的需要，使古琴的音乐功能达到最高阶段，事实证明，古琴自七弦定制，使之成为一件完备的乐器了。一九七八年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墓出土了十弦琴，湖南马王堆献侯墓又出了一具与之相似的七弦琴。有的音乐史家将两地出土的琴说成是今天七弦琴的原始形态，因此它音乐功能不高，认为它们是法器，是巫师师矌用的法器，琴体完成定型化是约在春秋之世发端，魏晋之际完成的新奇看法，从而否定了西周民歌集《诗经》当中的有关琴的记述，否定了“鼓钟钦钦，鼓瑟鼓琴，笙磬同音”是琴与其它乐器的合奏，否定了七弦琴的悠久历史，说七弦琴的形成比琵琶还要晚几百年。如果这个论点成立则“士无故不撤琴瑟”、“丧服祥鼓素琴”就不能成立了，如果《诗经》、《礼记》不可信，那《韩非子》、《淮南子》又何足为凭呢？可见七弦琴魏晋之际形成之说是不能成立的，曾侯、献侯墓的琴，是琴的一种，而不是七弦琴的原始形态。从山东女郎山战国墓出土的彩绘鼓琴俑与四川绵阳出土的东汉弹琴俑的古琴形像可以证明，战国到东汉的琴并不是擂鼓墩，马王堆战国到西汉琴的样子，就从头到尾整体的音箱而论，山东、四川陶俑所弹的琴和流传至今的七弦琴是一脉相承的，曾侯、献侯的琴并非七弦琴的原始形态。若问今天七弦琴的原始形态，它就应该与女郎山陶俑之琴的样子，不过安五根弦而已。

　　二）古琴与唐琴流传于世的缘因

　　要说明弦乐器中只有古琴传世的缘因，必须上溯到七弦琴定形之初的西周，武王灭商建立了周朝统治之后，为了巩固政权，安定社会，大力推行礼制用以规范人们的行为，提倡音乐特别是琴乐，用以陶冶人的性情，所以《礼记》中才有“士无故不撤琴瑟”和“丧服祥鼓素琴”的规定。本来当时居丧是要撤琴瑟，不举乐的，郤又规定居丧一年后可以弹没有纹饰的素琴，其用意古人解释说：“礼之所不作而乐作焉，正声入乎耳，而人皆有事父事兄事君之心”。说穿了，就是“寓教于乐”。在西周实行礼乐教化的对象主要是士，通过士来贯彻普及，而礼乐乐主要是古琴，于是琴和士就建立了与其它乐器不同的特殊关系，从“士无故不撤琴瑟”的要求变为自觉的行动，所以后栈来才有“琴书剑佩不离左右”的现象。在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古琴依然在弦乐器中、甚至在一切乐器中，处于特殊的地位，所以在明朝抄严嵩家的清单《天水冰山录》中还证明这样一个问题，其中古琴，包括新的“时琴”在内，都是与古籍、书画一样，逐件开列名单上缴朝廷，而其它乐器筝、琶之属，写明共若干件，折合银两若干，通通给作价处理了，这就是传世古乐器中只有古琴的缘因。所以今天明琴多如过江之鲗，欲求一面明朝琵琶皆不可得了。

　　至于传世古琴中何以唐琴最古？这也是必须交待清楚的问题。

　　由于传世古琴中，最古的琴是唐代的遗存，于是令人产生了错觉，认为古琴音乐到唐代才成熟，这样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否定古琴的悠久历史传统。他不是文物工作者，对传世文物状况不了解，今天所见到的原始社会的石器、陶器，三代的青铜器、玉器、以及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的文物，除了碑刻石窟造像是两汉北魏以来所遗，绘画、古琴为唐代所遗者外，其它器物，皆非传世品，而是不同时期的出土文物，古代的宗庙重器都没有一代一代的继承下来，独“舜在床琴”的琴，孔子的琴，司马相如、蔡邕的琴流传下来了，岂不成为怪事！虽然历代种种器物没有流传下来，我们从古代遗留下来的文献可以知道古代的历史发展，而且正在被出土器物所证实，商王朝的世家已被出土的甲骨文所证实，如果没有史书的记载，又从何而识别甲骨文刻的是商王世家呢？三代的鼎彝、越窑青瓷不都从文献中获得认识的，所以否定文献，割断历史是非常错误的。

　　传世古琴何以未见魏晋之遗而有唐代所作？这是由两个缘因形成的，其一是天灾人祸的破坏，当秦灭六国，画纳其珍藏于阿房宫中，被楚人一炬，化成焦土，清入关接明朝宫定府库，仅圆明园的藏琴，据宫中档案记载不下百数十张，至英法联军侵略，名图遭洗劫焚烧，名园珍藏均化为乌有。只要翻开唐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就知道战乱中保存下来的文物是何等可贵了。其次是琴制作本身极易损坏，收藏不善，一旦受潮，不免木料变形，漆皮剥落，原音消失而被弃去，即使世家子弟，对于家传古琴，因不擅琴，亦不免将其弃置于薪柴煤炭之间任其毁灭，这就是唐以前古琴未得传世的缘因所在。到唐代时期，音乐因受到皇家重视得到飞跃发展，擅长鼓琴的名琴辈出，斫琴名手亦应时而生，诸如蜀之雷霄、郭谅、吴之张越、沈镣，是盛唐时期名噪一时的斫琴巨匠，此外还有冯超、娄则、李勉及三慧大师等人也是享名一时的高手。陈拙《琴书》说：“唐贤所重为张雷之琴，雷琴重实，声温劲而雄，张琴坚清，声激越而润，可见他的所造的琴，声音是超越前代的，这是被保存下来的一个缘因。特别其中西蜀雷氏祖孙三代、兄弟伯仲皆以制琴为业，影响尤为深远。他们所制之琴，不仅为唐人所重，尤为其后的宋儒所珍赏，“好古敏求”，欧阳修《三琴记》之后的事例是比较多见的，这些记述，为后人辨别唐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宋以后，琴乐发展，斫琴术随之提高，名手辈出，名琴传制在好古之风风行之下，唐代以后的古琴遂得以流传至今。从周密的《云烟过眼录》中记录的古今名琴来看，流传至今者己寥若晨星了。

　　（三）唐琴典型器的发现

　　对于传世唐琴的认识，无论是前辈古琴大家，还是当今的琴人，都是有一个过程的。以大琴学家杨时百来说，他在一九一一年写《琴粹》时说：“读欧阳公三琴记，唐琴在北宋时已不多得，况更历千年乎，宜乎今日唐琴如凤毛麟角也。”八年后写《琴余漫录》说：“予向以为唐琴如凤毛麟角，今乃知并不罕靓”。又过六年在《藏琴录序》中说：“今天大唐琴多矣！然求其音韵全美无少疪累者，千百中不得一二，”在十四年间他对唐琴遗存的认识有如比巨大的变化，主要是鉴定方法使然。从他论着中可以知道，他鉴定古琴一个是凭声音木质，一个是凭腹款提跋，这两者结合好了，有时可以作出正确的鉴定结论，比如他对佛霍汀藏的“九霄环佩”是定为唐物无疑，并明确表示十年不得九霄环佩为恨。他在《藏琴录》中讲“玉振”印时说：“独幽池也内刻太和丁未，大圣遗音刻至德丙申，飞泉外刻贞观二年，皆鸿宝也。”的论点就是十分正确的。这几张琴确是唐朝的制作，然而《藏琴录》中所记唐琴有的是根据腹款铭刻定的，有的凭声音木质定的，就完全错了。其后的琴家也发现九霄环佩和三件鸿宝与其它唐款之琴确有不同，于是又提出宫琴野斫之议，鸿宝与九霄环佩之类为宫琴，其余为野斫的观点，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后期。在发现鸿宝中的至德丙申款琴为中唐器，太和丁未款琴为晚唐器，晚唐之作不及中唐浑厚，九霄环佩比中唐浑厚，应是盛唐之作。并有鸿宝中的贞观二年印，系后刻，腹中无款字，琴背池之两旁有原刻篆书铭文三十二字中，有“至人珍玩，哲士亲清，达舒蕴志，穷通幽情”之句，显然不是皇家琴上所宜有，而至德丙申四字款琴的铭文为“峄阳之桐，空桑之材，凤鸣秋月，鹤舞瑶台”，比之前者铭文显然是两种气象。可见有四字腹款者为宫琴，没有腹款当系野断。据唐人记载，“明皇返蜀，诏雷俨待诏襄阳。”雷俨以制琴为业，出自一人之手的琴必有共同风格，其不同只是为皇家所作与待价而沽之别而矣。于是在一九七八年琴学丛书中肯定的这四张唐琴就成为盛唐、中唐、晚唐琴的标准器，同时也是雷氏琴中宫琴野斫的典型，根据这个典型，计发现盛唐琴二张，中唐琴六张，晚唐琴七、八张，其中宫琴四张，野斫十二张。雷氏琴十二张，非雷氏琴四张。当然唐代斫琴名家并不会只有上述八家，而最有名的是吴蜀四人，就以吴之张越来说，文献记载只见到三条，一是“材分短小”，二是“形如简瓦”，三是“张琴坚清，声激越而润”。此外还有什么，就以这三条对照传世古琴中，至今还没有发现一件能够与之相对应的，当年欧阳修所藏的三张唐琴，是雷氏，张越、娄则之作，都是凭款字，今天没有一张具有唐琴的时代风格，又有张越腹款或与文献所记的三点相合的琴，研究工作只能根据文献与实物，而不能从愿望出发，鉴定文物要根据标准器对比，这是画人皆知的事。据唐朝人说：“雷琴重实，声温劲而雄。”雷氏自家评价说：“选材良，用意深。五百年，出正音”。唐朝人说：“张琴坚清，声激越而润。”制成之初即响亮激越，五百年后会不会向空虚发展？是否由于声音变化而逐渐不受重视于人，郭、张、沈、冯、娄、李及三慧大师之作，皆不可见，独有雷琴流传于世也是不可能的，不过雷琴以外的四张琴未有一件与张琴三项特点相合者。

　　（四）唐代以来七弦琴形制特点的变化

　　唐代不同时期的琴，在形制上有变化。这在九疑山人杨时百的著作中所著录的“九霄环佩”、“大圣遗言”、

　　“独幽”和“飞泉”琴上都有反映，它们都是唐琴的标准器。大圣遗音的腹疑刻“至德丙申”为唐肃宗至德元年，是中唐之始，其琴形制浑厚、表现在面板的弧度具有漫圆而肥之象，在项与腰的上下边楞削圆，使侧面减薄，与两侧之厚薄，接近一致，琴额之下由轸池向上斜出，使头的边沿厚薄与周边接近，经过这标处理的琴，虽厚而毫无蠢笨之象，这是中唐琴的突出特点。太和丁未“为唐文宗元年，是晚唐之始，琴制不及中唐浑厚，表现在面板的弧度发生了变化，略具当中高而两侧坡下之势，漫圆之象己失，项与腰虽因内收增厚，而面板由额至尾际的边沿坡度一致，故面板的项腰两处没有削圆之象，而底面上述两处与琴头之下，依然做成削圆与斜出，减薄的做法如故。九霄环佩琴，是具有雷氏第一代人创始的家法，据宋人考证，雷氏第一代制琴，始于唐开元之世，开元为盛唐后期，故九霄环佩较之大圣遗音尤为浑古，减薄的做法与大圣遗言相同。唐琴之肩俱自三徽始，腰由八徽至十一徽左右，足在九徽之下，龙池居于肩与凤翅之中，肩宽不小于二十公分，尾宽不窄于十四公分，这都是相同的。只是琴的通长尺寸有点变化，盛唐雷氏琴是一米二十三、四左右，而中唐琴多为一米二十一左右，晚唐琴则两种尺度都有。灰胎皆为纯鹿角霜胎，漆色为栗壳色、朱色、黑露紫色。断纹为小蛇腹、细纹、冰纹、大蛇腹间牛毛纹，琴背漆胎下皆施以葛布。造型有伏羲式、神农式、师旷式、仲尼式、凤嗉式、凤势式、连珠式。

　　五代琴究竟如何，目前尚难论定，有人凭琴背所刻的“洗凡”或“清绝”就吹嘘是吴越王的遗物，显然是从主观愿望出发的。有人说音乐研究所的“轻雷”是五代琴，也是错的，五代在北宋之前，不能造出与南宋风格相同的琴。五代琴只能是具有晚唐特点的。如十六张唐琴中的旅顺博物馆所藏的“春雷”琴，很有可能是五代琴。前辈琴人查阜西先生在为该馆鉴定藏琴时，对这张春雷琴写的书面意见，说它“漆糙均古，断齐而长，唐代物也，未必即宋内府原品，或民仿野斫，但绝不在五代之后。”十分清楚的指出这张琴是有唐琴特点的五代琴。今天将此琴侧面置于琴案之上，自首至尾皆与案面相接触，而唐琴伏羲式之琴头则未触及案面，宋斫伏羲式琴首亦与桌面接触，其为五代之遗风也。查阜西先生之说，信不诬也。如此，则所见十六张唐琴实仅十五张而已。其中雷氏琴外的三张是否还有五代之作，尚待深入研究。

　　宋代是继唐朝之后的古琴发展时期，据《宋史》载：太宗曾下令改七弦琴为九弦琴，徽宗用魏汉津之说，造大晟乐，用一、三、五、七、九弦的五等琴，祭祀、朝贺的大乐中要用八十多张琴，仅七弦琴就要用二十三张。《画继》载：政和间宫中还有“琴院”之设，宣和殿还有“百琴堂”收藏古琴名琴。《格古要论》称：“宋置官琴局制琴，其琴俱有定式，长短大小不一，古曰官琴，但有不如式者，俱是野斫”。这是统治者古琴的爱好。

“九州”最早见于《禹贡》，相传古代大禹治水时，把"天下"分为九州，于是九州就成了古代天下的代名词。九州区域于不同时期其范围划分也不同。古人认为天圆地方，“方圆”是指范围。因此，“九州方圆”，即“中国这块地方”。 即九州方圆、地大物博、气势磅礴的一种景象。

《尚书》中的《夏书·禹贡》记载，大禹的时候，天下分为“九州”，分别为豫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梁州、雍州、冀州、兖州。《禹贡》所叙述的九州的范围，北有燕山山脉、渤海湾和辽东，南至南海，西至甘肃接西域，东至东海。

扩展资料：

九州之称，由来已久。

从字面上看，“州”字金文中写作“A”，正像河流环绕的高地（山丘）之形，《说文解字》第十一下曰：“水中可居曰州。”可知其本意当与《诗经·王风·关雎》中“在河之洲”中的“洲”字略同，与行政区划无关。古时降水丰沛，人们往往居于傍水的高丘之上。因而“州”又成为居住区域的名称，遂有“夏州”、“戎州”、“平州”、“阳州”、“外州”、“瓜州”、“舒州”、“作州兵”之说，犹如“商丘”、“雍丘”、“作丘甲”之类。

“九”字之意有二：一是确指，如“八年之中，九合诸侯”之“九”；一是虚指，表示很多，如“九山”、“九川”、“九泽”、“九薮”、“九原”等之“九”。既然“州”是很小的地理存在，“茫茫禹迹，画为九州”。而“九”可能是确指，而不是虚指。所以从本意上讲，“九州”是指九个大型的地理人文区划的总称，也是众多有河流环绕的高地（山丘）的总称；由人之故，又引申为“全国”的代称，犹“天下”、“四海”之谓。

到后来，“九州”终于具体化为九个大型的行政区划。因在现有流传下来的文献中，具体的“九州”只见于战国，而未见于春秋，所以其时间可能在战国初期。《禹贡》虽然托名为大禹所作，其实却是战国后期的作品。具体的证据很多，最主要的理由是《禹贡》中所记的不少地理状况都是战国时的现象。

参考资料：

徐庶《三国志》无传，裴松之引注《魏略》中记载有：“庶先名福，本单家子，少好任侠击剑。中平末，尝为人报仇，白垩突面，被发而走，为使所得，问其姓字，闭口不言。吏乃于车上立柱维磔之，击鼓以令于市廛，莫敢识者，而其党伍共篡解之，得脱。于是感激，弃其刀戟，更疏巾单衣，折节学问。始诣精舍，诸生闻其前作贼，不肯与共止。福乃卑躬早起，常独扫除，动静先意，听习经业，义理精熟。“读了这段记载我们可以知道《三国演义》对徐庶生平的介绍取自《魏略》，而单福这一名字的来历无疑起源于“庶先名福，本单家子”。按照《三国演义》中的描写，徐庶早先名福，是单姓人家的子弟，所以叫做单福，后改名为徐庶。但是这种理解大错特错了。。。”单家“二字在这里绝不是”单姓人家“的意思。单字有四音，作姓时读作”SHAN“，一般的情况下读作”DAN“。古籍中常见”单家“一词。如《晋书。苏峻传》：”峻本以单家，聚众于扰攘之际。“裴松之注《三国志》引《魏略》叙薛夏事迹：”薛夏字宣声，天水人也。博学有才。天水旧有姜、净、任、赵四姓，常推于郡中，而夏为单家，不为降屈。四姓欲共治之，夏乃游逸，东诣京师。“所以《魏略》所谓徐庶”本单家子“，是说徐庶出身寒微，非高门大族。并非说徐庶本是姓单人家之子。 徐庶，字元直，曹魏重要谋士。在刘备居新野时投奔刘备。208年，曹操南下，大破新野，徐庶与诸葛亮一起行至长板坡时被曹操击溃，徐庶的母亲也被曹操抓了去。徐庶对刘备说：“我所能发挥才能的，只有新野小县。现在新野没有了，我心已乱。老母在曹操处，请让我去。”刘备签应后，徐庶就去投奔了曹操。赤壁之战时，徐庶被派往镇守长安，以防西凉马腾。赤壁之战后，徐庶很好的起到了谋士的作用，深得曹操喜爱。曹丕继位后，徐庶官至三公之列，在诸葛亮北伐时都为司马懿出了不少主意。历史上的徐庶和《三国演义》中写的是完全两个人。所谓“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徐庶非但不是一言不发，而是说了很多话。否则他决不可能会官至三公。如果不说忠义的话，徐庶真是一个不错的谋士。 三国志09的徐庶按三国演义的说法，徐庶之才强于二荀，但在三国志中，对徐庶的记述却极少，只说他是诸葛亮少年时的朋友，后来跟随刘备，也没有什么建树，只是推荐了诸葛亮算是功绩。而如果结合裴注中所载魏略中的说法，则徐庶的形象就更不那么圆满了：“亮独观其大略。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而谓三人曰：“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在诸葛亮的眼中，徐庶的才能只能做到郡守，和自己根本就不是一个等级的。而徐庶后来由于襄阳追击战中，老母被捕获，于是就同他的朋友石韬一起跟随了曹操，最后只是做到了御史中丞，似乎也验证了诸葛亮的评论。因此有人据此就认为历史上的徐庶是一个和三国演义中的徐庶完全不同的凡夫俗子，即没有荀、郭之才，也没有鸿鹄之志，对于刘备阵营来说，实际上也是有他不多，没他不少的人物。 但如果我们读史时再仔细一些，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在三国志中明确记载徐庶的志向是“与将军共图王霸之业”——和诸葛亮的志向是一样远大的。他跟随刘备后，立刻得到刘备的器重，这个器重是在徐庶推荐诸葛亮之前就得到的，因此徐庶才向刘备推荐了诸葛亮。而后来，诸葛亮听说徐庶在魏国只作到御史中丞时，又叹息说“魏殊多士耶！何彼二人不见用乎？”，和少年时的评价截然不同。(但徐庶不被重用,不一定是能力问题，也许存在其它方面的原因。因为毕竟徐庶与刘备阵营的关系太密切了，所以魏国不可不防。赤壁时曹操让徐庶去镇守长安，也是不想让他与故主在战场上相见，这从侧面也说明了徐庶处境的尴尬。至于诸葛亮说“魏殊多士耶！何彼二人不见用乎？”，则更多的是在感叹魏国人才济济和对旧友才华被浪费的惋惜，并没有想说“徐庶在魏国排不上号”的意思)。 而资治通鉴中的一段记述，更能说明徐庶在诸葛亮心目中的地位：“五月，太子禅即位，时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改元建兴。封丞相亮为武乡侯，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亮乃约官职，修法制，发教与群下曰：“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若远小嫌，难相违覆，旷阙损矣。违覆而得中，犹弃敝趫而获珠玉。然人心苦不能尽，惟徐元直处兹不惑。又，董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渠，有忠于国，则亮可以少过矣。””将当时已经在曹魏出仕的徐庶作为道德高尚的楷模提出来，要臣下们向其学习，足见在诸葛亮的心目中，徐庶绝非泛泛之辈。 按魏略中的说法，徐庶少年时是一个任侠击剑的狂放少年——或许就是一个强盗，曾经为人报仇（我的理解是杀死了仇人），后来才折节学问，则其弃武从文之时应该不下十五六岁了，而此时向来狂放的徐庶居然能够不理会那些因为他曾经当贼而瞧不起他的同学的白眼，卑躬早起，刻苦读书，很快就在学问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则其志向见识也应该异于常人，似乎是和壮年始学的吕蒙一类的人物。而诸葛亮却将他放到石广元、孟公威一个档次，认为其只能胜任刺史州郡级别的职务，如果属实的话，可能是因为当时诸葛亮和他相交尚浅，徐庶由于求学时间尚短，学问还不很精深的缘故。而后来徐庶学业完成，和诸葛亮相交日深，其志向和道德学问也基本成熟，在诸葛亮的眼里，自然也就非“吴下阿蒙”了。 但从后来徐庶弃刘归曹的情况来看，徐庶与人“共图王霸之业”的志向可能确实并非他自幼的志向，而是他折节向学后，随着学问的增长，其志向才逐渐远大起来的。但因为时间尚短，并不非常坚定，因为母亲的原因不得不投奔曹操后，徐庶对功名之事看的就很淡了，而且曹操帐下英才辈出，也没有徐庶合适的位置——徐庶的志向是与人共图王霸之业，需处于从事、别驾之位才能展现其才华的，致使徐庶最终仅做到御史中丞——实际上这时的徐庶就是一个隐于朝的大隐了。如果徐庶不归曹操而继续追随刘备，其功名虽然赶不上诸葛亮，应该也不低于孙乾、简雍之流，或许能够和法正庞统并列吧。 徐庶 徐庶出场时，自称姓单，名福。《三国演义》是这样介绍的。其实徐庶只是改名，并未改姓。《魏略》说他“本单家子”，是出身单寒，并非高门大族之意。解为“姓单人家之子”，《三国演义》作者未免望文生义了。此人少年任侠，曾替人报仇，失手被擒，同伙大闹法场，把他解救出来。从此改变宗旨，折节读书，在荆州结识了诸葛亮。刘备屯驻新野时，他去见刘备，又向刘备介绍诸葛亮，于是就有“三顾茅庐”这一幕。他离开刘备，投向曹操，却并不如《三国演义》说的那么光彩，也并无“走马荐诸葛”之事。他早就向刘备推荐了孔明，不是等到临走之时。《三国演义》说是曹操迎来徐母，请徐母写信招唤徐庶。徐母痛骂，砚击曹操。于是程昱献计，伪造徐母一信，招引徐庶。徐庶为了“忠孝不能两全”，只得辞别刘备，投曹去了。在这里，《三国演义》塑造了一个徐母，正气凛然，颇为成功。 然而事实却是，建安十三年曹操南征刘表时，刘琮军前投降，刘备措手不及，由樊城南走，曹兵穷追不舍。半路上，徐母为曹兵捉获，于是徐庶就向刘备告辞。他是在刘备最最狼狈的时候，为了“尽孝”，而辞刘归曹的。“走马荐诸葛”是小说家为了安排情节而加插的，其实那时诸葛亮已由刘备请出山了。 《三国演义》让徐庶在庞统献连环计时再露了一面，是顺笔加上去的，正史没有记载。此后便不再提及。而正史却说：徐庶在魏文帝（曹丕）时，官至右中郎将，御史中丞，诸葛亮闻知此事，颇为感慨的说：“徐元直只当上这个官吗？”言下之意，是委屈了他的。不过其他事迹亦无可考。《三国演义》对徐庶固然有维护之处，但却安排了徐母痛责儿子和自缢身亡的情节，这又颇有“春秋笔法”，不单为了徐母的形象了。徐庶不去投曹，徐母未必便死。因为在曹操来说，那时还要与刘备、孙权争夺天下，为了收罗人才，他是不肯胡乱杀一个在对手幕下工作的人的母亲，以免引惹许多人的反对的。他毋宁还会有意优待徐庶的母亲，以便获取爱贤的名声。陈宫的事也可以为证：《三国志·吕布传》有一段记载：“太祖之擒宫也，问宫欲活老母乃女不？宫对曰：‘宫闻孝治天下者不绝人之亲，仁施四海者不乏人之祀。老母在公，不在宫也。’太祖召养其母终其身，嫁其女。”徐母之死，是《三国演义》作者创造性的安排，含义可谓深刻。 三国徐庶真正的归宿 凤雏一语教徐庶，正似游鱼脱钓钩。这便是三国名士徐庶摆脱魏曹集团，自由翱翔的那刻。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徐庶到底去了哪里呢？据现有的资料和传说，这位向刘皇叔刘备推荐了诸葛亮而名留青史的徐庶在经过一番游历后到了青岛胶南的帽子峰一带隐居下来。 徐庶作为三国前期为数不多的智者之一，在刘备王朝的建立过程中曾经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了刘备的军师后，徐庶大展才华，在数月之间连施妙计，杀吕旷斩吕翔，大破八门金锁阵，败曹仁取樊城，使刘备的士气军心为之一变，使曹操的嚣张气焰为之一寒，他向刘备推荐了诸葛亮。因其母被曹操所执，被迫降曹后,徐庶作过中郎将,御史中丞。但无论是《三国演义》，还是其他史书，都未交代这位三国著名人物的去处，是作者无意间忽略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还是出于某种考虑有意识地避开不谈？我们无从考证。徐庶的去处也众说纷纭，在胶南近年整理校注的编纂于清乾隆年间的《灵山卫志》中找到了关于徐庶在胶南隐居传说的记载，胶南的帽子峰现仍有徐庶庙的遗迹，胶南民间有许多关于徐庶的传说。 话从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说起：三国混战，生灵涂炭，老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刘备携民渡江尸塞河道；赤壁一场大火，亡兵数十万。面对残酷的现实，加上老母亲为自己的愚蠢而含恨九泉。徐庶悲愤到了极点，虽预谋摆脱了赤壁之战的干系，却也是万念俱焚，无处发泄的他，不由地仰天长叹：“我徐某，报国有心，却无力回天；不忠、不孝，枉为人臣。”满腹文韬武略的他眼睁睁地看着数十万兵士丧身火海而不能请缨解救，却行若无事，回想起少时“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不几与草木同腐”的誓言顿觉羞惭自秽，更无颜面见世人。 年轻时雄心万丈、豪气冲天，只想寻得明主，得以为国家运筹帷幄。不仅可以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为“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理想竭尽自己的智慧，遏止住大汉的衰落，象古贤管仲、晏婴仁名垂于竹帛、德光施及草木。可是综观当时天下之势，已成鼎立，曹孟德虽败赤壁，却具天时。此人虽虚怀纳士，终是枭雄，争权夺利之徒，挟天子令诸侯，以百万将士之白骨，搭建自己通向权力顶峰的台阶，不能扶汉家之威，救黎民于战火涂炭之中。孙郎安居江东，占尽地理之利，亦虎视眈眈，难免兴战火之燎原。心灰意冷的徐庶，内心的悲酸只有自己明白。他百感交集，满脑子是退隐江湖、与世无争的念头，盼望着归隐山林、清风扫门、明月侍坐的时光。在曹操造好铜雀台待锁二乔时，正春风得意，此时的徐庶已易装、潜形，避开繁华闹市，一路出散关、绕长安、游嵩山、回颍川。拜泰山、走青州、访蓬莱、沿渤海湾畔寻访;踏上了秦始皇三次登台祭拜、刻碑颂德、求长生不老仙药的琅琊台。他拜祭了始皇帝、汉武帝均来琅琊祠过的四时主神，探访先祖徐福的足迹。徐福是齐乡方士代表和首领，而琅琊则是齐方士最集中的地区，有着众多的人数和实力。与徐福同时的方士首领，被后人尊为神仙的安期生即是“琅琊阜乡亭人”，曾与秦始皇“语三夜”。也许，徐庶是被琅琊的名气和众多的“神仙”吸引来，他也要到这里修炼成仙。 他刚登临泰山之顶领略一览众山小的豪气，又立足琅琊台感受秦始皇君临天下的英武。泰山虽高，然观日出，难见大海，而琅琊台观日则可目睹其从海底升腾之全景，更为壮丽。站在琅琊台上，放眼望去，汹涌澎湃的大海，无涯无际，朝夕晖阳，让人心旷神怡。脚下云遮日霭，水回天籁；鹤舞松涛之上，鹿呦涧水林阴，大珠山、小珠山、水灵山岛、斋堂岛（为秦始皇斋戒的小岛）环伺周边；观龙湾的白龙戏滩，海市蜃楼的时隐时现，这一切令他陶醉，使他忘却了战场的血雨腥风。 他到了与琅琊台隔海相临的大珠山。大珠山僻荒一域，怪石嶙峋，与海天相依。走兔飞乌，碧树成阴，松涛訇鸣，涧泉戏流水，白云舞清风。山上有峰状如帽子，曰帽子峰。峰下麓角入海。潮涌起处白雪横铺，蛟枭龟寿，渔礁存生。白帆孤影尽穷天际，一派仙家乐土，隐士圣地。他选择了帽子峰隐居下来。玉盘罩顶的帽子峰上，宽袖逸衫，剑影青锋。丹炉红光闪烁，香烟缭绕，风吼箫和。半仙之体的徐庶这时候已达到忘我的境界。随后的岁月里，乡民们经常见到一位仙姿道骨的长髯隐士穿行于胶南沿海一带。他就是厌倦战争的军事家、归隐帽子峰的社会活动家徐庶。据青岛市博物馆及青岛市社会科学研究所的考察，距离帽子峰不远的徐山(原属胶南，今为青岛市黄岛区)即因徐庶而得名。传说三国时，徐庶从大珠山经过这里，在西山的山洞中住过一夜，故将该山称为徐山，即徐庶之山。在牛王庙山西坡的石头上，有两段长数米的粗如茶杯、状如自行车辙印的石槽，当地人说这是徐庶当年推着独轮车经过时压下的车辙印。在徐山东坡有徐庶洞，数年前因采石而被人炸毁，现仅余一大石坑，约100平方米。 徐庶用那渊博的知识和过人的智慧帮助乡民。他知天文、晓地理，为渔民出海打鱼选择适当的气候时令。躲恶风、除蛟害，用他的岐黄之术为老百姓排忧解难。教农人采桑养蚕，耕种五谷，承平富庶。乡人有难无不倾心相助，他为当地老百姓做了大量的好事，同时也留下了很多有关他的传说故事，在胶南还有“徐庶不离帽子峰”之谚。在《灵山卫志》中就记载有徐庶在胶南活动的传说。他被乡人奉为神仙，传颂方圆数百里。若干年后，人们在大珠山帽子峰建起了徐庶庙，从此香火不断，供奉达到了狂热的程度，无事不求。过往渔民和胶南、胶州、诸城、高密等地的群众都来进香，十分敬重。象南方人出海前拜祭妈祖一样，此地人出海则是到徐庶庙叩拜。 约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徐庶庙被毁，今庙基尚存。当地很多居民仍信奉着徐庶，每当出海远行必先到徐庶庙址祭拜徐庶，按时进香，“徐庶不离帽子峰”的传说在当地家喻户晓。每到正月初一至初五，人们便成群结队的到帽子峰祭拜他。正月爬帽子峰是胶南的一项独特习俗，在正月初一五更年夜饭后，附近的人们纷纷持灯笼，携鞭炮等，向帽子峰顶攀去，远远看去，像一条蜿蜒游动的火龙，极其壮观。《胡氏世说》云：灵山东北海中有鼓子洋。岛上有白耐冬花，大可拱把。好事者泛海致之，遇老人驾小舟至，芒履道服，貌甚古。问"小子何往？"以实对。叱曰："此非世俗间物，可留伴耐冬人耳。"又云："即墨有道学先生胡峄阳，为吾通一问讯。"言已不见。其人惊疑，遂反登筏。大风忽起，弃其所获乃已。后访胡峄阳，具道其事。胡怃然曰：此三国时徐庶也，隐居鼓子洋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