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儒林外史》是一部短篇艺术与长篇艺术相结合的作品。虽然它一般被归类为长篇小说，但它的结构却与人们平常所说长篇小说的结构有着很大的不同。小说全书中没有贯穿始终的主要人物和故事框架，而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的连环套；前面一个故事说完了，引出一些新的人物，这些新的人物便成为后一个故事中的主要角色。有的人物上场表现一番以后，就不再出现，有的人物还再次出现，但基本上只是陪衬性的了。但全书也不只是若干短篇的集合，它以明代为背景，揭露在封建专制下读书人的精神堕落和与此相关的种种社会弊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中心主题，也有大致清楚的时间线整部小说有着统一的情节线索：第一回以王冕的故事喻示全书的主旨；第二至三十二回分写各地和各种类型的儒林人物；第三十三回以后，随着杜少卿从天长迁居南京，全书的中心便转移到南京士林的活动，并以祭泰伯祠为主要事件；最后以“市井四大奇人”收结全书，与第一回遥相呼应。

白描。《儒林外史》通过精确的白描，写出“常见”、“公然”、“不以为奇”的人事的矛盾、不和谐，显示其蕴含的意义。例如严贡生正在范进和张静斋面前吹嘘：“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言犹未了，一个小厮进来说：“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通过言行的不一，揭示严贡生欺诈无赖的行径。又如汤知县请正在居丧的范进吃饭，范进先是“退前缩后”地坚决不肯用银镶杯箸。汤知县赶忙叫人换了一个瓷杯，一双象箸，他还是不肯，直到换了一双白颜色竹箸来，“方才罢了”。汤知县见他居丧如此尽礼，正着急“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忽然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心才安下来。真是“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

讽刺艺术。《儒林外史》通过不和谐的人和事进行婉曲而又锋利的讽刺。五河县盐商送老太太入节孝祠，张灯结彩，鼓乐喧天，满街是仕宦人家的牌仗，满堂有知县、学师等官员设祭，庄严肃穆。但盐商方老六却和一个卖花牙婆伏在栏杆上看执事，“权牙婆一手扶着栏杆，一手拉开裤腰捉虱子，捉着，一个一个往嘴里送”。把崇高、庄严与滑稽、轻佻组合在一起，化崇高、庄严为滑稽可笑。

美学风格。《儒林外史》具有悲喜交融的美学风格。吴敬梓能够真实地展示出讽刺对象中戚谐组合、悲喜交织的二重结构，显示出滑稽的现实背后隐藏着的悲剧性内蕴，从而给读者以双重的审美感受。周进撞号板，范进中举发疯，马二先生对御书楼顶礼膜拜，王玉辉劝女殉夫的大笑等。这瞬间的行为是以他们的全部生命为潜台词的，所以这瞬间的可笑又蕴含着深沉的悲哀，这最惹人发笑的片刻恰恰是内在悲剧性最强烈的地方。作者敏锐地捕捉人物瞬间行为，把对百年知识分子命运的反思和他们瞬间的行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讽刺具有文化容量和社会意义。

人物塑造。《儒林外史》人物形象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生活中的真人真事为原型，加以艺术的锤炼，使之成为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在此时，吴敬梓笔下的人物形象已经不等同于生活中的人物原型，而是成为了一个艺术形象。《儒林外史》人物形象的创作主要运用了纪实、剪辑、集中、综介、变形、理想化等方法，并呈现出整体性的特点。吴敬梓以生活中的人物原型为基础，运用这六种创作方法，创作出了高士王冕、名士杜少卿、真儒虞育德等富有光彩的艺术形象。然而在吴敬梓将生活中的人物采撷到作品中，将生活原型创作为艺术形象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即是对真儒虞育德、庄绍光等理想人物的塑造上，表现出不重才学重品德的倾向。在人物塑造上，《儒林外史》展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力。作者塑造人物形象以真实为最高原则，即按照人物所处的特定情景，写得符合真情实理。就是反面人物也常有可取之处，而不是脸谱式描绘。小说中许多人物性格处于流动发展状态，和现实生活十分贴切。如范进、荀玫因地位升迁而变异，匡超人、牛浦郎因受环境污染而变色。吴敬梓笔下的人不是定型的，也不是单色的，而是杂色的。

《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吴敬梓对生活在封建末世和科举制度下的封建文人群像的成功塑造，以及对吃人的科举、礼教和腐败事态的生动描绘，使他成为我国文学史上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作家之一。《儒林外史》对于士林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含泪的批判。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通过对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的揭露，注入描写人物的自吹自擂、大言不惭、自作聪明、弄巧成拙、欺世盗名、自命清高、自相矛盾等等。正像果戈里所说：“我们的骗子们，我们的怪物们！……让大家笑个痛快！笑真伟大，它不夺去生命、田产，可是在它面前，你会低头服罪，像个被绑住的兔子。”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鲜明的目的，那便是“作者之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也”。作者虽然极尽讽刺之能事，却是要挽救被讽刺的这一群，正所谓“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作者以悲天悯人的手笔描写了八股制度下众多儒林人士的悲剧性命运，进而展开了一幅封建科举时代的社会风情画，抨击了制度的腐朽和社会的黑暗，使《儒林外史》成为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中的圣品。

《儒林外史》历来被评价为古典现实主义巨著，即为现实主义作品，其中很多故事与人物直接来源于生活。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曾说过：“《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多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和庾词隐语寓其姓名。”《儒林外史》擅长运用“皮里阳秋”的笔法，也就是“口无所臧否，而心有所褒贬”。作者的看法并不是直接拿出来硬塞给读者，而是在具体形象的塑造中微言大义。周进和范进的中举，匡超人的转变，杜少卿的豪举，马二先生的迂腐，这一切都是通过具体的情节来表现深刻丰富的思想。作者并没有直接向我们褒贬什么，但每个形象都饱含着巨大力量的褒贬，传达着作者明确的正义观，我们必须从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各种形象的关联、发展上体会和了解。这是一种富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叙事方式。

一句话说来，就是对清朝落后的科举制和腐朽的八股取士的无情鞭挞和强烈批判谢谢

《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儒林外史》是我国清代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的长篇讽刺小说,主要描写封建社会后期知识分子及官绅的活动和精神面貌

鲁迅先生评为“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冯沅君、陆侃如合著的《中国文学史简编》认为“大醇小疵”

全书故事情节虽没有一个主干,可是有一个中心贯穿其间,那就是反对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毒害,讽刺因热衷功名富贵而造成的极端虚伪、恶劣的社会风习这样的思想内容,在当时无疑是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加上它那准确、生动、洗练的白话语言,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塑造,优美细腻的景物描写,出色的讽刺手法,艺术上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当时,由于时代的局限,作者在书中虽然批判了黑暗的现实,却把理想寄托在“品学兼优”的士大夫身上,宣扬古礼古乐,看不到改变儒林和社会的真正出路,这是应该加以批判的

学术界对于《儒林外史》主题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

1、批判性解读：这种观点认为，《儒林外史》主要揭示了清代士人的劣迹和腐败现象，通过对官场、科举、家庭等方面的描述，表达了作者的批判之意。

2、思想性解读：这种观点认为，《儒林外史》主要展现了作者的思想观点，包括对于传统儒家价值观念的批判，以及对于新兴知识分子的肯定和关注。

3、文化性解读：这种观点认为，《儒林外史》主要反映了清代社会文化的特征和变化，如文人的审美追求、社会阶层的流动、地方文化的多元性等。

《儒林外史》是有着思想家气质的文化小说,有着高雅品位的艺术精品它与通俗小说有不同的文体特征,因而其叙事方法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中国乃至世界近代长篇小说传统的结构方式是由少数主要人物和基本情节为轴心而构成一个首尾连贯的故事格局《儒林外史》是对百年知识分子厄运进行反思和探索的小说,很难设想它还有可能以一个家庭、或几个主要人物构成首尾连贯的故事,完成作者的审美命题如果那样,就有可能把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的种种行为集中在几个人身上,造成某种箭垛式的笑料集锦《儒林外史》把几代知识分子放在长达百年的历史背景中去描写,以心理的流动串联生活经验,创造了一种“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 《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的独特形式它冲破了传统通俗小说靠紧张的情节互相勾连、前后推进的通常模式,按生活的原貌描绘生活,写出生活本身的自然形态,写出随处可见的日常生活作者根据亲身经历和生活经验,对百年知识分子的厄运进行思考,以此为线索把“片断的叙述”贯穿在一起,构成了《儒林外史》的整体结构第一回通过“楔子”以“敷陈大义”,“隐括全文”,然后又以最后一回“幽榜”回映“楔子”,首尾呼应,浑然一体除“楔子”和结尾外,全书主体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第二回起至三十回止,主要描写科举制度下的文人图谱,以二进（周进、范进）、二王（王德、王仁）、二严（严贡生、严监生）等人为代表,以莺ㄕ湖、西子湖、莫愁湖聚会为中心,暴露科举制度下文士的痴迷、愚昧和攀附权贵、附庸风雅,同时,展现了社会的腐败和堕落第二部分,自三十一回起到四十六回止,是理想文士的探求作者着重写三个中心：修祭泰伯祠,奏凯青枫城,送别三山门围绕这三个中心,塑造了杜少卿、迟衡山、庄绍光、虞育德、萧云仙等真儒名贤的形象第三部分,自四十七回至五十五回止,描写真儒名贤理想的破灭,社会风气更加恶劣,一代不如一代,以至于陈木南与汤由、汤实二公子在妓院谈论科场和名士风流了但是,作者没有绝望,仍在探索,写了“四大奇人”,用文人化的自食其力者来展示他对未来的呼唤中国古代小说多以传奇故事为题材,可以说都是“传奇型”的到了明代中叶,从《金瓶梅》开始,才以凡人为主角,描写世俗生活而真正完成这种转变的,则是《儒林外史》它既没有惊心动魄的传奇色彩,也没有情意绵绵的动人故事,而是当时随处可见的日常生活和人的精神世界全书写了二百七十多人,除士林中各色人物外,还把高人隐士、医卜星相,娼妓狎客、吏役里胥等三教九流的人物推上舞台,从而展示了一幅幅社会风俗画,致使有人感到“慎毋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卧闲草堂本第三回末总评）《儒林外史》摆脱了传统小说的传奇性,淡化故事情节,也不靠激烈的矛盾冲突来刻画人物,而是尊重客观再现,用寻常细事,通过精细的白描来再现生活,塑造人物马二先生游西湖,没有惊奇的情节,没有矛盾冲突,只是按照马二先生游西湖的路线,所见所闻,淡淡地写去写他对湖光山色全无领略；肚子饿了,没有选择地“每样买了几个钱,不论好歹,吃了一饱”；见到书店就问自己的八股文选本的销路如何；看到御书楼连忙把扇子当笏板,扬尘舞蹈,拜了五拜；遇到丁仙祠里扶乩,就想问功名富贵；洪憨仙引他抄近路,他以为神仙有缩地腾云之法这平淡无奇的描写却把这个八股选家的愚昧、迂腐的性格写活了写匡超人回家,“他娘捏一捏他身上,见他穿着极厚的棉袄,方才放心”通过这样平常的细节,把母亲对他的爱以“摹神之笔”刻骨铭心地写了出来叙事特点《儒林外史》所写的人物更切近人的真实面貌,通过平凡的生活写出平凡人的真实性格像鲍文卿对潦倒的倪霜峰的照顾和对他儿子倪廷玺的收养,甘露寺老僧对旅居无依的牛布衣的照料以及为他料理后事的情谊,牛老儿和卜老爹为牛浦郎操办婚事,他们之间的相恤相助等等,都是通过日常极平凡细小甚至近于琐碎的描写,塑造了下层人民真诚朴实的性格,感人至深人物性格也摆脱了类型化,而有丰富的个性严监生是个有十多万银子的财主,临死前却因为灯盏里点着两根灯草而不肯断气然而他并不是吝啬这个概念的化身,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虽然悭吝成性,但又有“礼”有“节”,既要处处保护自己的利益,又要时时维护自己的面子所以,当他哥哥严贡生被人告发时,他拿出十多两银子平息官司；为了儿子能名正言顺地继承家产,不得不忍痛给妻兄几百两银子,让他们同意把妾扶正；妻子王氏去世时,料理后事竟花了五千银子,并常怀念王氏而潸然泪下一毛不拔与挥银如土,贪婪之欲与人间之情,就这样既矛盾又统一地表现出人物性格的丰富性作者不但写出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而且写出了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性王玉辉劝女殉节,写出他内心的波澜：先是一次关于青史留名的侃侃而谈,接着是两次仰天大笑,后又写他三次触景生情,伤心落泪从笑到哭,从理到情,层层宕开,写出王玉辉内心观念与情感的不断搏斗,礼教和良心的激烈冲突又如第一回多层次地揭示了时知县的内心世界他先是在危素面前夸口,心想官长见百姓有何难处,谁知王冕居然将请帖退回,不予理睬他便想：可能是翟买办恐吓了王冕,因此不敢来于是决定亲自出马可是他这一念头被另一种想法推翻,认为堂堂县令屈尊去拜见一个乡民,会惹人笑话但又想到“屈尊敬贤,将来志书上少不得称赞一篇这是万古千年不朽的勾当,有什么做不得!”于是“当下定了主意”这里,种种复杂心理不断转折、变幻,心态在纵向中曲线延伸,让人看到他那灵魂深处的活动《儒林外史》中每个人物活动的过程并不长,但能在有限的情节里,体现出人物性格的非固定性,即性格的发展变化匡超人从朴实的青年到人品堕落,写出他随着环境、地位、人物之间关系而改变的性格,在他性格变化中又体现着深刻的社会生活的变动古代小说人物的肖像描写往往是脸谱化的,如“面如冠玉,唇若涂脂”,“虎背熊腰,体格魁梧”等等《儒林外史》掀掉了脸谱,代之以真实的细致的描写,揭示出人物的性格如夏总甲“两只红眼边,一副锅铁脸,几根黄胡子,歪戴着瓦楞帽,身上青布衣服就如油篓一般,手里拿着一根赶驴子的鞭子,走进门来,和众人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通过这一简洁的白描,夏总甲的身份、教养、性格跃然纸上自然景物的描写也舍弃了章回小说长期沿袭的模式化、骈俪化的韵语,运用口语化的散文,对客观景物作精确的、不落俗套的描写如第三十三回,杜少卿和几位好友在江边亭中烹茶闲话,凭窗看江,“太阳落了下去,返照着几千根桅杆半截通红”；第四十一回,杜少卿留朋友在河房看月,“那新月已从河底下斜挂一钩,渐渐的照过桥来”随手拈来,自然真切,富有艺术美《儒林外史》改变了传统小说中说书人的评述模式,采取了第三人称隐身人的客观观察的叙事方式,让读者直接与生活见面,大大缩短了小说形象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作者尽量不对人物作评论,而是给读者提供了一个观察的角度,由人物形象自己呈现在读者面前例如在薛家集观音庵,让读者亲见亲闻申祥甫、夏总甲的颐指气使,摆“大人物”架式,骄人欺人,较少对人物作内心剖白,只是客观地提供人物的言谈举止,让读者自己去想象和体味又如作者只写“把周先生脸上羞的红一块白一块”,“昏头昏脑扫了一早晨”,并没有剖白周进内心活动,人们却可以想象到他当时的内心感受作者已经能够把叙事角度从叙述者转换为小说中的人物,通过不同人物的不同视角和心理感受,写出他们对客观世界的看法,大大丰富了小说的叙事角度如西湖边假名士的聚会,主要通过匡超人这个“外来者”的新鲜感受,看到这些斗方名士的名利之心和冒充风雅的丑态吴敬梓企图创造一种与生活更直接不隔的、显示着生活本身流动的、丰繁的天然形态的艺术《儒林外史》叙事的新特点与作者的美学思想是一致的讽刺艺术吴敬梓怀着高尚的理想和道德情操,但在现实生活中处处碰壁狂狷而豁达的性格,使他睥睨群丑,轻蔑流俗“先生豁达人,哺糟而啜ㄤ,小事聊糊涂,大度乃滑稽”（金兆燕《甲戌仲冬送吴文木先生旅榇于扬州城外登舟归金陵》,《棕亭诗钞》卷五）这样的气质和禀赋,使他采用了讽刺的手法去抨击现实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简括地论述了中国讽刺小说的渊源和发展：“寓讥弹于稗史者,晋唐已有,而明为盛,尤在人情小说中”然而多数作品或“大不近情”,类似插科打诨；或非出公心,“私怀怨毒,乃逞恶言”；或“词意浅露,已同谩骂”《儒林外史》将讽刺艺术发展到新的境界,“秉持公心,指レ时弊”,“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讽刺的生命是真实《儒林外史》通过精确的白描,写出“常见”、“公然”、“不以为奇”的人事的矛盾、不和谐,显示其蕴含的意义例如严贡生正在范进和张静斋面前吹嘘：“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言犹未了,一个小厮进来说：“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通过言行的不一,揭示严贡生欺诈无赖的行径又如汤知县请正在居丧的范进吃饭,范进先是“退前缩后”地坚决不肯用银镶杯箸汤知县赶忙叫人换了一个瓷杯,一双象箸,他还是不肯,直到换了一双白颜色竹箸来,“方才罢了”汤知县见他居丧如此尽礼,正着急“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忽然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心才安下来真是“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儒林外史》通过不和谐的人和事进行婉曲而又锋利的讽刺五河县盐商送老太太入节孝祠,张灯结彩,鼓乐喧天,满街是仕宦人家的牌仗,满堂有知县、学师等官员设祭,庄严肃穆但盐商方老六却和一个卖花牙婆伏在栏杆上看执事,“权牙婆一手扶着栏杆,一手拉开裤腰捉虱子,捉着,一个一个往嘴里送”把崇高、庄严与滑稽、轻佻组合在一起,化崇高、庄严为滑稽可笑《儒林外史》具有悲喜交融的美学风格吴敬梓能够真实地展示出讽刺对象中戚谐组合、悲喜交织的二重结构,显示出滑稽的现实背后隐藏着的悲剧性内蕴,从而给读者以双重的审美感受周进撞号板,范进中举发疯,马二先生对御书楼顶礼膜拜,王玉辉劝女殉夫的大笑……这瞬间的行为是以他们的全部生命为潜台词的,所以这瞬间的可笑又蕴含着深沉的悲哀,这最惹人发笑的片刻恰恰是内在悲剧性最强烈的地方作者敏锐地捕捉人物瞬间行为,把对百年知识分子命运的反思和他们瞬间的行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讽刺具有巨大的文化容量和社会意义由于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讽刺当时的八股分子和官僚及封建社会,添加了一些正反面人物进行对比正面人物的划分线主要在于保持着应有的道德品格,而反面人物则是那些整天凭着官位欺压百姓,并且不学无术的官僚以及那些只知钻研儒学、推行正道其实却把道德品质封存的儒士正反人物还分多种,书中理想人物就是第一回出现的王冕而其他的正面人物,如虞育德、庄少光、迟衡山、杜少卿等,虽然要比那些反派人物高尚得多,但心里仍有儒家思想,例如杜少卿,虽然讨厌虚伪的孝道,但却因为提倡真孝而进行的“豪举”也不过就是被那些市井之流欺骗夺产,最后落了个贫穷一世的结局沈琼枝作为一个敢于反抗、自强自立的女性在书中独具光彩再如儒士“马二先生”马纯上（原型是作者吴敬梓的一位姓冯的朋友）,虽然在儒学方面有些封建思想,并且做事天真（见西湖庙里被假神仙骗）,不过结果是好人有好报的类型并且在仗义疏财事件中,也不乏看出他是一个君子,所以他主要还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但有些反面人物,如范进、潘三等,确实全是讽刺了其实,从正面人物也有很大的儒学思想中可以看出,吴敬梓本人还是有一定的“崇奉孔孟”的道德观社会理想吴敬梓的社会改造理想深受颜李学派的影响颜元曾说：“如天下不废予,将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李恭《习斋先生年谱》卷下）《儒林外史》正是主张以“礼乐兵农”的实学取代空谈性理的理学,以“经世致用”的学问取代僵化无用的科举时文迟衡山说：“而今读书的朋友,只不过讲个举业,若会做两句诗赋,就算雅极的了,放着经史上的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作品里写了两件大事,一是祭泰伯祠,一是萧云仙重农桑、兴学堂的政绩,用以体现作者的社会理想庄绍光、迟衡山等真儒名贤,因“我道不行”而“处”而不出,但是,他们没有忘记社会责任,渴望能实现自己改造社会的理想他们倡议集资修建泰伯祠,以礼让天下的泰伯作为道德典范,借此习学礼乐,“成就些人才”,“助一助政教”于是由大儒虞博士主祭,演出了一场鼓乐喧天的祭祀大典接着又写了文武兼备的戍边将领萧云仙在青枫城带领农民垦田植树,兴修水利,开办学堂,开启民智,具体实施“礼乐兵农”的社会改造方案吴敬梓改造社会的理想与时代进步思潮相呼应,具有鼓吹政教,提倡实学,反对浮言,谋取事功的意旨,但是却披着古代“礼乐兵农”的外衣他的社会理想是走托古改制的路子,在现实生活中缺乏基础,因而是不可能实现的作者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书中笼罩着幻想破灭的悲凉情绪曾几何时,传闻天下的泰伯祠就墙倒殿斜,乐器祭器尘封冷落,“贤人君子,风流云散”萧云仙武功文治,轰轰烈烈,到头来却被工部核算追赔,破产还债,他的“礼乐兵农”的社会改造方案以失败而告终作者在探求理想的同时,对封建文化作了进一步的反思,其批判的锋芒指向封建礼教和社会习俗王玉辉是一个受封建礼教毒害极深的迂拙夫子当了30年秀才,考不上举人,进不了官场,却立志要写三部“嘉惠来学”的书,宣传封建礼教和礼仪他不仅不惜以残年之力进行说教,而且身体力行当女儿提出要以死殉节时,他不但没有劝阻,反而大加鼓励：“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拦阻你你竟是这样做罢”当他得知女儿从夫自尽的噩耗时,还仰天大笑：“死的好!死的好!”这里,没有坏人引诱,也没有法律规定,却是顽固的封建礼教的毒害,使王玉辉的女儿自觉从容地绝食而亡,使王玉辉不自觉地成为“以理杀人”的帮凶真儒名贤的教化不能挽救日下的世风,追逐功名富贵的社会风气愈演愈烈,遍及社会各个角落五河县追名逐利、奉承谄媚的恶俗,汤公子和陈木南嫖妓的丑态,妓女聘娘官太太的迷梦,假中书的闹剧等等,充分揭露了社会的乌烟瘴气、卑鄙龌龊作者既看到社会改造理想的难以实现,又不忍放弃对社会理想和完美人格的追求他又把目光转向社会的底层,写出一群远离科举名利场,不受功名富贵污染的市井平民的形象修乐器的倪老爹,看坟的邹吉甫,开小米店的卜老爹,开小香蜡店的牛老儿等等,他们朴实善良,相濡以沫,古风犹存,充满人间真情的温馨当真儒名贤“都已渐渐消磨了”的时候,作者在全书末尾写了“四大奇人”季遐年,既以写字为生,又以写字自娱；王太是围棋高手,又是安于卖火纸筒子的小贩；开茶馆的盖宽,画一手好画,但不攀附权贵；做裁缝的荆元,弹一手好琴,以此自遣他们自食其力,多才多艺,安贫乐道,高雅脱俗,过着“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的自由自在的日子这“四大奇人”,是知识分子高雅生活“琴棋书画”的化身,是作者心造的幻影,是文人化的市井平民,是作者为新一代读书士子设计的人生道路,体现作者对完美人格的追求但是,幻影终归是幻影,因为“那一轮红日,沉沉的傍着山头下去了”,荆元悠扬的琴声“忽作变徵之音,凄清婉转”,令人“凄然泪下”专家点评在浩若星海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被鲁迅许以“伟大”二字的,只有两部书,其中之一便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另外一部为《史记》）《儒林外史》是写士林阶层的在中国的古代,所谓的士林,既是知识分子的世界,也即是官场这是部批判知识分子的书,也可以说是一部揭露官场昏晦的书这样说来,在当代的中国,确实很有重读《儒林外史》的需要了 作者吴敬梓（公元1701年—1754年）,生长在长江北岸安徽省全椒县一个“名门望族”的大家庭曾祖和祖父两辈官运亨通,在明清之际,有50年“家门鼎盛”的时期但他自己的祖父在同辈中功名很小,而且早逝；他从小被出嗣给长房吴霖起,即是他的养父,吴霖起只做了几年县教谕,后来因为得罪上司而丢官,郁郁而终吴敬梓13岁丧母,23岁丧父,本身既不热心功名,又轻视钱财,随意挥霍,慷慨仗义,上代留下的家产在几年之内被他挥霍得所剩无几,以致“田庐尽卖”、“奴逃仆散”,一时“乡里传为子弟戒”（《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加上考场失利,刺激甚重,“那得双眉时暂开”回乡之后,由于不堪冷遇,于雍正十一年移家南京从此时直到54岁在扬州逝世,主要靠卖文和朋友周济过活,也是在此期间完成了《儒林外史》这部鸿篇巨著吴敬梓自幼处在名门望族的社会环境中,而成长的家庭却是一直在走下坡路,中年后又骤然陷入贫困不堪的境地在他一生所经的这种由“渐”而“骤”的家庭破落过程中,他在家乡全椒县、在苏北赣榆县（其父任职之地）、在南京都曾久住,到过扬州、安庆、芜湖等城市；从宗族几代关系以及自己的人际关系看,他接触的士大夫阶层很广泛,认识与熟知的人物也非常多他看的嘴脸,受的冷暖,经历的人事,体验的世情,都极其丰富深刻这就培养了他富有正义的敏锐感觉和体察现实的清醒头脑,使他能够看透清朝黑暗统治下士大夫阶层的堕落与无耻,看透政治的罪恶与社会的腐败正是这种身世经历,成为吴敬梓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直接渊源《儒林外史》对于士林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含泪的批判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通过对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的揭露,注入描写人物的自吹自擂、大言不惭、自作聪明、弄巧成拙、欺世盗名、自命清高、自相矛盾等等正像果戈里所说：“我们的骗子们,我们的怪物们!……让大家笑个痛快!笑真伟大,它不夺去生命、田产,可是在它面前,你会低头服罪,像个被绑住的兔子”《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鲜明的目的,那便是“作者之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也”作者虽然极尽讽刺之能事,却是要挽救被讽刺的这一群,正所谓“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作者以悲天悯人的手笔描写了八股制度下众多儒林人士的悲剧性命运,进而展开了一幅封建科举时代的社会风情画,抨击了制度的腐朽和社会的黑暗,使《儒林外史》成为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中的圣品《儒林外史》历来被评价为古典现实主义巨著,即为现实主义作品,其中很多故事与人物直接来源于生活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曾说过：“《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多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和庾词隐语寓其姓名”《儒林外史》擅长运用“皮里阳秋”的笔法,也就是“口无所臧否,而心有所褒贬”作者的看法并不是直接拿出来硬塞给读者,而是在具体形象的塑造中微言大义周进和范进的中举,匡超人的转变,杜少卿的豪举,马二先生的迂腐,这一切都是通过具体的情节来表现深刻丰富的思想作者并没有直接向我们褒贬什么,但每个形象都饱含着巨大力量的褒贬,传达着作者明确的正义观,我们必须从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各种形象的关联、发展上体会和了解这是一种富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叙事方式该书另一个艺术特色是速写式和剪影式的人物形象《儒林外史》是一部主角不断变换的长篇小说,或者说是一部由无数短篇交替而成的长篇小说,基本上不可能通过详细描写其一生经历,以及在曲折的故事情节中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和精神世界所以,吴敬梓把重点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刺目的特征上,从而深入细致地表现一个相对静止的人生相这就如同从人物漫长的性格发展史中截取一个片断,再让它在人们面前转上一圈,把此时此地的“这一个”,放大给人看这是勾画讽刺人物的一个很出色的手法,它使人物形象色彩明净,情节流动迅速,好像人物脸谱勾勒一成,这段故事便告结束,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正是这些精工提炼的精彩情节（胡适《吴敬梓评传》）编辑本段成就与影响《儒林外史》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的章回体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所写内容,假托明代,实为清朝,而且十之八九的人物都实有其人它真实地描绘了康乾时期知识分子生活的沉浮,境遇的顺逆,功名的得失,仕途的升降,情操的高尚与卑劣,理想的倡导与破灭,出路的探索与追寻吴敬梓以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来肯定或否定书中人物,如匡超人假造文书,冒名代考,却被温州学政“把他题了优行,贡入太学肄业”,严贡生无恶不作,却被前任周学台推举为“优行”；作者无情地鞭挞丑恶事物时,同时也歌颂正面人物,王冕是书中的第一流人物,为人“嵚崎磊落”,庄绍光追求“以礼乐化俗”、“以德化人”,牛老爹和卜老爹也是作者所歌颂的程晋芳在《怀人诗》称：“外史记儒林,刻划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史传!”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之中,运用朴素、灵活、幽默的本地方性的语言,撰写了科举制度的腐朽黑暗,假名士的庸俗不堪,贪官污吏的卑鄙刻薄胡适形容本书：“……国家天天挂著孔、孟的招牌,其实不许人说孔、孟的话,也不要人实行孔、孟的教训,只要人念八股文,做试帖诗；其余的‘文行出处’都可以不讲究,讲究了又‘那个给你官做’”《儒林外史》对清朝时期的小说,有很大影响,尽管此书一开始并无预先设计的结构又如胡适所言,“这部书是一种讽刺小说,颇带一点写实主义的技术,既没有神怪的话,又很少英雄儿女的话况且书里的人物又都是儒林中人,谈什么举业、选政,都不是普通一般人能了解的因此,第一流小说之中,《儒林外史》的流行最不广”对鞭笞社会不公,提升人民自主思想,有一定意义并且,对现代讽刺文学有深刻的启迪《儒林外史》另一特色是结构松散,没有贯穿首尾的主干,“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夏志清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第六章《儒林外史》谈到“尽管《儒林》算是一部重要的反映文人学士的小说,但如果从作者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熙熙攘攘的世界所作的五光十色的描绘这方面来看,它似乎更应是一部风俗喜剧”胡适认为后来的晚清谴责小说,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孽海花》以及《海上花列传》,都是继承《儒林外史》的余绪《儒林外史》已被翻译成英、法、德、俄、日、意等国家的文字可作成为全世界了解中国科举制度的一部活的生动的参考

说起科举，众人所知为其自隋朝而立，至一九零五年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前前后后历经一千三百多年，在历史的尘埃之下留了一道深深的印迹。科举制是我国古代选官制度的一大利器，由古至今，考试作为受众较广、公平性较高，可接受性较强的一个选拔人才的举措，在我国历史文明长河中经久不衰，同时也在古代文学著作中常用描写。今天，文史君就带大家来瞧一瞧文木老人吴敬梓所著《儒林外史》里的科举那些事，一道来看看儒林官场群像。

儒林众生像

“科举”一词，常人所言皆为隋始设下进士一科后所成进士，而这词更有一广义，为分科举人一说，即西汉以后分科目察举或制诏甄试人才授予官职的制度。下文所提及“科举”一词皆以狭义为主。

古代考试场景

进士科始立之初，怕当时的皇帝即隋炀帝也难以想到这一制度将会在今后的历史文明中有如此长的轨迹。古籍《礼记·王制》一书中提到进士一词的含义，即将进而用之士。进士一词的名义诞生很早，出现时代也不晚，但把进士以一门科目的名义正式在一国之中作为考试的科目，则还是要归根于隋炀帝身上。

历朝历代的选官制度依据不同，逐步演变，夏、商、周时期以世卿世禄制为盛，等到了战国时期，由于政治、经济、军事等背景因素，各国于是纷纷放弃这世卿世禄制，转投了军功爵制的门下，其中以秦国因此获利最大。所以其一举成了秦始皇立国的重要影响因素，待到汉武帝刘彻一统天下之时，时政环境、国家统治需要又出来提醒刘彻该换个选官制度了，由此抱上了察举制的大腿，自下而上地给人才为国效力的机会。而当九品中正制替代了察举制，属于魏晋南北朝的年代又开始了，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再往下探，便来到了文史君今日要着重提到的科举制，今以吴敬梓所著《儒林外史》为例，说一说这明清时期的科举。

汉武帝剧照

清代巨著，讽刺佳作，这些都是对《儒林外史》的称赞之语，历来众多人看重于《儒林外史》中那惊叹妙绝的讽刺之语，讽世之喻，但其中吴敬梓对于清代时期科举制度的诸多描写亦有重要价值。鲁迅曾言此部书为“乃秉持公心，指挝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既有讽刺之心，又不缺意义之佳作，以笔下风趣自成儒林群像，以讽喻之理贯穿全书，落成经典。

吴敬梓人像

科举制的帷幕之下，《儒林外史》中的众人大都为此冲锋陷阵，但谁又终能修成正果，拿到那进士的名目。清代，科举制已较为完备，是谓集大成者。“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此言在一只名为科举制的大手之下亦有成真之可能。读书需科举，科举为做官，当“官本位”的思潮漫至整朝，科举便成了那“狼争虎斗”的深潭，而《儒林外史》中，吴敬梓正是根据此社会环境刻画了这儒林众生像。

古代科举复原

书中人物大小约三百，以儒林士子占大多数，而吴敬梓所刻画之人大多有实际人物参照，而这些人物的核心思想便是功名富贵。周进哭贡院，那是一番哭天抢地，泣不成声惨别离，痛自身无用忍辱，六十高龄却仍是被称作个“小友”之名。范进中举前，冷眼更是没少落过，而一得知自己中了之时，那发疯之举更是体现了科举制对其心灵的压迫，喜讯如从天降，可范进的心一时却难以承受。匡超人步步走向“科举制”设下的陷阱，从善良的农家儿女，最终堕落成泥。与此番人相对的则是真真正正的人物，便如杜少卿，王冕、庄绍光等。

京剧《范进中举》

科举可谓是进入官场的一大途径，以此作为媒介，进入官场，开启仕途，而这“做官”虽是众多人心想之事，所谓“官诀”便是做官的道理。林同济曾在《文化形态史观》中提到：“投桃、报李、拍马、捧场，此手腕也。标榜、拉拢、结拜、联襟、亦手腕也、排挤、造谣、掠功、嫁祸，又手腕也。”用尽诸多手腕，花去诸多气力，作态作假是谓之做官也。

古代官员形象

《儒林外史》中的那些进科举，入仕途之人，大多为做官，做官敛财，而真正能成为清官者甚少，更不用说在吴敬梓这讽刺小说之中，居朝堂之上便成了这些士子的目标。

论官场成败得失，诸位自有多番见解，若从吴敬梓所作《儒林外史》中细细探之，可见得其中一番真意。观儒林，看众生，当儒士，多讽刺。《儒林外史》字词之间，透露出对科举制的浓重批判，读书原为完善自身涵养、学问，乃可知反倒被功名利禄给迷住了心神。

《儒林外史》是一部讽刺小说。作品中所写故事的背景是明代中叶，而实际写的却是在清统治下的18世纪的中国社会。小说里的人物，大都以真人真事作为生活原型，通过作者的艺术加工，成为典型的艺术形象。其中，最主要的成就就是描写了封建社会中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的不同形象，写出了知识分子各个层次的心态，展现了中国文士社会的传统生活面貌。如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与社会关系，由于人们追逐名利而遭到破坏，道德价值贬值，人的价值得不到肯定，知识阶层智能和人格低下，既不讲究以道德自守，又丧失了吃饱肚子的能力，在传统和世俗生活所形成的矛盾中漂浮。尖锐地讽刺与抨击了那些利禄熏心、热衷于功名的学子，特别抨击了科举制度对人们的麻醉与毒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