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周永年家贫，百无嗜好，独嗜书。有感于明代曹学缰论，作《儒藏说》。此说一出，罗有高、刘音为之张目，刘作《广儒藏说》以和之。论者谓清修《四库全书》，分储七阁，实受《儒藏说》之启发，永年倡始之功诚不可没。（详见王绍曾、沙嘉孙着《山东藏书家史略》）今录其文，以供参考。（仅据《山东藏书家史略》所附《儒藏说》输录，未校原书。）

乾隆三十六年进士，乾隆四十年被征修《四库全书》。乾隆四十四年出任贵州乡试副考官。四库馆散，授编修，充文渊阁校理。乾隆五十六年乞病归里，是年秋七月卒，享年六十二岁。周永年是我国十八世纪著名的藏书家，人称其藏书“甲于山左”，也是著名的学者，在校勘学、目录学和图书馆事业上成绩卓著，尤其对《四库全书》的撰修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年轻时代的周永年心中即装着普天下的读书人和利在万世的藏书事业，酝酿着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力倡“儒藏说”以存天下之书，主建“借书园”欲使一家之藏广之于天下。儒藏之说源于明末曹学纾周永年把它提高到理论层面加以阐述，并作《儒藏说》以明其意，在文后的《儒藏条约三则》中，制订了周到的实施细则，便于实施。为建儒藏，大声疾呼，且身体力行建起了“借书园”。借书园是周永年的藏书处，更是其《儒藏说》理论的自我实践，具备近现代图书馆的两大功能——保存文献和传播文明，是近代公共图书馆之滥觞。可惜这只是周永年天真的梦想，在那个时代，藏书家们的宋椠元抄往往藏之深阁，秘不示人，完成儒藏理想，赖周永年个人之力是不行的。但是，儒藏说一出，便得到士林诸同志的响应，而《四库全书》的编纂思想和择弃原则，正是周永年在《儒藏说》中力倡的。因此有人说纂修《四库全书》“倡导之功，归诸永年”，是有道理的。《四库全书》的纂修，周永年不仅有倡导之功，而且为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乾隆四十年周永年以夙望为大学士刘统勋所推荐，被征为纂修官，特旨改翰林院庶吉士。当时学界引以为荣，海内学人投刺踵门，皆欲纳交。四库馆开设于乾隆三十八年，《四库全书》的纂修是从《永乐大典》的校勘辑佚工作开始的，周永年在这件事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据章学诚在《周书昌别传》中记载，馆臣们不肯费力搜寻，多选择易为功者，就说再无可辑之书，可因为周永年固执以争，认为其中还有许多可做的工作，拿他无可奈何的同事只好“尽举而委之书昌”，周永年不畏艰辛，“无间风雨寒暑，目尽九千巨册，计卷一万八千有馀，丹铅标识，摘抉编摩”，辑出永新刘敞兄弟《公是》、《公非》等十余家佚书，皆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此外还据《永乐大典》葺补残缺、校雠错讹脱倒。在这次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成果最丰的一次辑佚校勘活动中，周永年不计名利只是“欲行其平日之见，尽表遗籍”，他默默无闻埋头苦干的精神和所辑宋元遗籍永垂史册！

李慈铭认为，《四库全书》虽纪昀、陆锡熊总其成，但是经部提要由戴震主笔，史部提要由邵晋涵主笔，子部提要由周永年主笔，这种分工是依据了各人的学术专长。

《清史稿》评价周永年：“四部兵农天算术数诸家，钩稽精义，褒讥悉当，为同馆所推重。”桂馥在《周先生传》中也说：“先生于经史百氏之言，览括略尽，视其大义，不雠章句。”凡从《大典》中辑出的佚书，谁辑录即由谁撰写提要，考察《武英殿聚珍版丛书》还可知，《彭城集》、《浮溪集》等集部提要亦出于周永年之手。另外，据陈垣先生考证，《四库提要》中释家著录十三部，存目十二部错误极少，亦为周永年所纂，因周永年自年轻始即笃嗜内典，对佛家著作颇为精通。

周永年为时硕儒，文章冠绝一时，但他眼光过高，又过分谦虚，自谓文拙，不留存稿，故今天可见著述极少，致使现在的许多人竟不知道他在《四库全书》的撰修过程中做过这么多的工作，这是十分遗憾的事。古人重实，不求虚名，也给学术专家漫天飞，学术专著泛滥成灾的当今社会一个警示。

清学者、藏书家。字书昌，一字书愚，别号林汲山人。祖籍浙江余姚，迁居山东历城。乾隆三十六年（1771）进士，与邵晋涵、程晋芳、戴震等人同修《四库全书》，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四十四年（1779）任贵州乡试副考官。在四库馆时，对四部、兵、农、天、算、术数诸家，钩稽精义，为馆中同仁所推重。见宋元遗书多收入《永乐大典》中，于是摘编得10余家，均为前人所未见者，加以著录。家藏图书极富，有感于“曹氏书仓”及“释道藏”，建“林汲山房”、“水西书屋”，聚书其中，集古今书籍10万卷，供人阅览传抄，以广流传。又约桂馥买田设“藉书园”，其中设台祭祀汉代经学大师伏生。“藉书园者，书昌之志也，书昌故温饱馁，于书积卷殆近十万，不欲自私，故以籍书名园。藉者，借也”。桂馥亦有《周先生永年传》，称其“得书辄归先生，凡积五万卷”，沈起元记其“百无嗜好，独嗜书。编撰《水西书屋藏书目录》、《藉书园目录》、《藉书园藏书目》，著录图书3 000余种。章学诚和邵晋涵二人曾慕名参观其藏书。章学诚《周书昌先生别传》，对其在四库馆编校古籍有详尽的记述。今所藏经史子集二氏百家之书已数千卷，皆能言其义者”。为资助李调元刊刻《函海》，借出抄本书30种，索要多次未还。鉴于明代曹学缬仿道藏、佛藏，更著为《儒藏》未成，“曹能始《儒藏》之议，自古藏书家所未及，当亦天下万世有心目者之公愿”；遂著《儒藏说》，集中阐述了他的学术思想，是藏书观念的一大改变。他认为，“书籍者，所以载道记事，益人神智者也。”所以他积极提倡书籍的流通与传借。指出过去公私藏书，未能长久保存，感叹道：“藏之一地，不能藏之于天下；藏之一时，不能藏于万世也。”因而他提出公共儒藏思想，奔波四方，鼓动师友，宣传儒藏的好处，士大夫文儒响应者颇多。他的公共儒藏思想，对丰富和发展古典图书馆学有重要贡献。他自称手拙，除《儒藏说》18篇外，不存稿，亦不著书。

古往今来，大凡喜欢藏书的名人雅士无不爱在自己的藏书上钤上印。印章上除名号之外，往往还留有别的文字，用以反映藏书者的人品和气质，让读者感到妙趣横生，韵味无穷。最早的藏书印章要追溯到唐代，相传为唐太宗李世民自己写的“贞观”二字连珠印。此后，唐玄宗李隆基“开元”二字连珠印、李泌“端居”宝印，李煜“建业文房”之印等也颇有名气。

明代以后，使用藏书印的风气逐渐普及开来，私人藏书尤为重视藏书印的应用。明代文学家黄宗羲的藏书印上刻著“穷不忘买，乱不忘携，老不忘读，子子孙孙，鉴我心曲”，爱书之情，尽在其中。 明代“汲古阁”主人毛晋藏书之丰举世皆知。他有一方56个字的大藏书印章，印文为“赵文敏于书卷末云，吾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如何，后人不卖，将至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犊，若归他屋，当念斯言，耻非其有，无宁舍旃”。 可谓蔚为壮观。

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他的私人印章寓人品于字里行间，颇具韵味。常见的钤印有“七品官耳”、“动而得谤，名亦随之”。初看印文平淡，细究方觉可贵。 藏书大师马太龙自刻一藏书印章，印文为“印奴”。由于藏书甚多，他的书常被人盗走。他一气之下又刻了“警印”，钤于书之扉页：“窃书非雅贼”。

现代许多文艺家藏书印章独具特色。瞿秋白、杨之华夫妇常合用一印钤于书扉页，印文是“秋之白华”，含二人名字在内，构思巧妙，用意深刻。 茅盾所藏的《庄子集解》上，盖有他的“玄珠68岁后所读书”的藏书印记，颇有深意。 郑振铎对洋装书籍，往往只在封面签个名，线装书才加钤“长乐郑氏藏书之印”。魏建功替他镌刻了两枚印章，长形者曰“长乐郑氏藏书”，方形者曰“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都是朱文写经体，前一枚每字加框，古风纯然，令人喜爱。国画大师张大千的藏书印章大都自撰自刻，比较耐人寻味的有“大千掌握”“藏之大千”“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等，爱书之情，溢于言表。

鲁迅先生藏过不少石刻拓本、古籍和其他书籍。他用过的藏书印章有“周树人所藏”“会稽周氏收藏”“俟堂”等。鲁迅曾结识著名国画家、金石家陈师曾。陈师曾先后为鲁迅刻过“周树人所藏”、“俟堂”等5方印章。邓拓先生的藏书印也别有格调。他曾刻有一枚“书生之气不可无”的藏书印，形象地表达了自己堂堂正正做人、勤勤恳恳做事的学者风度。董必武爱藏书，他所有的藏书均钤上一方椭圆形“乐益堂”的藏书印，“乐益堂”是他居室客厅的匾额。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解放后他的个人藏书达数万册。他曾有一枚藏书章，是1963年委托陈叔通请上海博物馆的篆刻家吴朴堂刻的一方钱线朱文“毛氏藏书”印章。吴朴堂在刻这方印时，妥善处理了“毛氏”和“藏书”四字笔画疏密和布局的矛盾。这个印章深得毛泽东喜爱，他的所有藏书上均有这枚藏书印章。

藏书章上通常刻有姓名、字、号、乡里、祖籍、藏书处所、官职、鉴别、授受、告诫、记事、言志等内容。

一、图书收藏者用以标明图书所有权和表达其个性爱好的一种印迹。又称藏书印。中国西汉时期就已出现藏书章。古代藏书家为辨明图书的归属，征信于人，常在自己的藏书上盖上印章。

一方藏书印印钤于书上，既为标记，表明书籍的所有权，同时也往往反映收藏者的人品、气质和意愿等等。藏书印的种类很多，形制不一。

二、藏书章形式

藏书章印面形式范围很广，长方形印面、正方形印面、随形印面、圆形印面的石材都可以刻成藏书章。

三、藏书章文字内容

这里列举一些名人的藏书章：周树人所藏（鲁迅）、藏之大千（张大千）、端居室（书法家邓散木）、秋之白华（瞿秋白、杨之华夫妇）、书生之气不可无（邓拓）、一氓读书（李一氓）、衡芷馆夫妇藏书画（俞平伯）、玄珠六十八岁后所读书（茅盾）、松雪斋图书印（赵孟頫）。普通藏书章格式有以下几种：某某藏书，某某所藏，某某私藏，某某珍藏，某某读过，某某某读，某某某藏……

四、藏书章的篆刻形式

朱白文均可，无固定要求，主要看收藏者的个人喜好。

参考资料：

对读者来说，黄裳也许只是著名的散文家，但业内人士都知道，黄裳老先生是藏书界的泰斗。“黄先生喜好收藏明清版本的古籍善本，像是明刻本、清刻本等等，在这方面他是国内一流的。”陈子善说，“黄先生不仅仅是藏书家，还是版本学家，这两者是有区别的，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黄先生就做到了。你看他写的书就知道他有多少藏书。黄先生出过很多文集，介绍他的藏书，从怎么得来的，到版本考证等等，他做得非常细致。”

年轻时候的陈子善，经常登门向黄裳老先生求教。“我跟他认识了三十年，以前经常向他请教书，我做周氏兄弟研究，他对此也多有关注。我年轻的时候，每个星期天去旧书摊买旧书，他就经常问我买了什么书。其实我买的书都太普通了，入不了他的法眼的。”由于经常拜访，陈子善对黄裳的书房印象颇深：“我还记得他没搬家之前，那个房子比较小，他的饭厅、客厅里全部是书，都堆到了天花板，所以不论哪里都是他的书房。但是他把书整理得很好，都拿牛皮纸包着保护着，是非常爱书的人。”

黄裳老先生藏书无数，而他最为得意的一本藏书，是他自己写的《锦帆集外》。“这本书是巴金文化生活出版社给他出版的，后来他自己印了一部线装本，他非常得意啊，那是唯一的一部，孤本啊，全世界就这么一本。他自己写的，自己印的，自己藏着，真是玩书玩到家了。”陈子善说。

黄裳老先生的散文集很多，陈子善认为，黄裳的散文开创了一种文体。“我觉得他可以说是文体家了。我个人非常欣赏他的散文。无论是游记、读书笔记、写人、写题跋等等，他在散文的领域耕耘了那么多年，是个大家。今年上半年黄先生还有文章在报纸上发表，笔耕不辍，一直做到了最后。一代散文大家去世，太可惜了！”

早在少年时，对古籍阅读和收藏就产生了兴趣，抗战胜利后，返回上海，结识了史学家吴晗，对明清文学情有独钟，并在与吴晗的交往中，开始收藏历史文献。他以收藏以明清易代之际的野史、笔记为专，其中不乏稀世的孤本。如祁汝森藏《祁宗规奏疏》、祁承火业《两浙古今著述考》稿本、《澹生堂文集》、《澹生堂别集》崇帧刻本，祁承火业 家书32通，祁承火业 手抄、祁骏佳题名《老子全抄》、《易测》，祁彪佳《守城全书》、《曲品》稿本、《置头役田书册》、《按吴政略》刻本，祁理孙、祁班孙手批《水月斋指月录》、《五朝注略》、祁骏佳《禅悦内外合集》稿本，以及寓山园藏书《吴越诗选》、《国史纪闻》、《礼记集说》和祁承火业 、祁彪佳乡试原卷等，计数十种百余册。其庋藏之富，堪与阿英、郑振铎等当代藏书大家比肩。为了收藏一本崇祯刻本《吴骚合编》，不惜用几三轮车的明清刻本换得。曾以一元一册购进明末“澹生堂”祁氏稿本数册,其中手札4通,均为反清禁品。平生访书甚勤,又精于鉴别。他写有《清刻之美》一文，记经目之清代书籍之佳，谈版刻、谈字体、谈纸张墨彩以至行距排版等，评价极为中肯。其收藏多明清刻本、善本。“文革”中被查抄的藏书装满几辆卡车，其中一些珍品被康生所窃夺。其藏书处为“来燕榭”，藏古今中外各类图书4万余册。他的书话作品对中国藏书文化贡献颇大。书话的主要作品有《钱牧斋》、《姑苏访书记》、《苏州的书市》、《常熟听书记》、《访书》、《访书琐忆》、《故人书简——叶圣陶书二通》等，都是他历年来访书和购书的经历和感想。其中以《榆下说书》博得读书界一致的承认，“不胫走万本”。他的书话札记，笔涉书人书事，凡读书、买书、访书、求书、遇书、淘书、藏书，以及版本、刻工、装帧、题跋、纸张、墨色等有关书的论及，都有娓娓道来、意趣盎然，追根溯源之功力。

其藏书处所为“来燕榭”，藏书印有：“黄棠藏本”白文方印、“黄裳壬辰以后所得”朱文长方印、“木雁斋”朱文方印、“草草亭藏”朱文长方印、“来燕榭”朱文长方印、“黄裳青囊文苑”朱文长方印；“黄裳”，朱文，五枚；一朱一白，一枚；连珠，朱白各一；“容”，朱文，一枚；“容大”，白文，一枚；“裳”，朱文，一枚；“小雁”，朱文，一枚；“裳读”，朱文，一枚；“黄裳藏本”，朱文，一枚；“黄裳藏书”，朱文，一枚；“黄裳鉴藏”，朱文，一枚；“黄裳百嘉”，朱文，一枚；“黄裳私印”，白文，一枚；“黄裳小雁”，朱文，一枚；“容家书库”，白文，一枚；“黄裳珍藏善本”，朱文，一枚；“黄裳浏览所及”，朱文，一枚；“草草亭藏书记”，朱文，一枚；“黄裳容氏珍藏图籍”，白文，一枚；“来燕榭珍藏图籍”，朱文，一枚；“来燕榭珍藏书籍印记”，朱文，一枚；“来燕榭珍藏记”，朱文，一枚；“来燕榭藏旧本诗馀戏曲”，朱文，一枚；“黄裳珍藏图书印记”，朱文，一枚，黄裳手书镌刻。另外，遗珠想必亦有。且可惜既未能见原印及边款，故未能一一辨别每印之作者。然细审印风，以陈巨来所刻最多，如“黄裳藏本”、“黄裳百嘉”、“黄裳小雁”、“来燕榭”、“黄裳青囊文苑”、“黄裳容氏珍藏图籍”、“来燕榭珍藏图籍”、“来燕榭珍藏记”，皆似之。然唯一可以证之的是“黄裳百嘉”，有原印稿见于《陈巨来印稿》（页20，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5月）。另“来燕榭珍藏书籍印记” 、“黄裳私印”，则似海上粪翁所刻。

古籍的版本类型 自从图书产生以来，特别是自从版印图籍产生以来，从内容、性质、形式等方面派生出许多版本类型和版本称谓。主要有：稿本、写本、抄本、刻本、活字印本、官刻本、坊刻本、私宅刻本、家刻本、自刻本、监刻本、经厂本、内府刻本、藩府刻本、殿本、局本、聚珍本、套印本、百衲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初刻本、重刻本、翻刻本、影刻本、重修本、递修本、朱蓝印本、四库底本、毛抄本。 稿本 古书版本著录中运用稿本概念大约有三种情况，一是指手稿本，二是指清稿本，三是指修改稿本。手稿本指的是由作者自己亲笔书写的自己的作品，判断这个极不容易，没有绝对把握，不敢运用手稿本的概念。清稿本指的是誊清的书本。誊清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由作者自己誊清，这在实际上应该归入手稿本；另一种是由别人誊清，实际上这已不具备稿本性质。故对清稿本概念的运用要特别慎重，不能以今度古，把现代人关于稿子的概念硬加在古稿本的头上去。修改稿本指的是在誊清的本子上又由作者亲笔加以修改。这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者自己誊清后自己又作修订，这在实际上又应归于手稿本；一种是别人誊清后作者亲笔加以修订，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用修改稿本的概念。这三种概念在通常的古书著录中都见有人运用，但在实践上并不十分确切，且容易造成混乱。国家图书馆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只用“稿本”一个概念，将作者亲笔书写、誊清、修改的情况，通通包容在“稿本”概念里边。而对由别人誊清的书本，则以“写本”或“抄本”称之；别人誊清作者自己亲笔修改的书本，则仍以“写本”或“抄本”称之，紧接着于其后注明某某校改。 写本 写本是相对于稿本、抄本和印本的名称。在古书版本著录中，凡运用写本概念，大约也有三种情况。一是时代早。唐以前，书籍生产都靠手写传抄，无所谓刻本印本，故统称为写本。人唐以后，刻本书渐行，至宋而盛。然唐宋所处的时代仍是较早，故唐宋时期手写传抄的书籍，仍称为写本。元以后传抄的书籍，便以抄本名之了。二是地位高。无论时代早晚，印本书是否盛行，一书的传抄凡出自名流学者之手，往往也要以写本名之，而不称其为抄本。三是涉及宗教。凡是抄写佛经、道经，抄写者常是为了还愿或做功德，有对宗教的崇信和虔诚包容在里边，故只称其为写经，而绝不称为抄经。至于早期写经生抄写的经卷，虽不是为了自己还愿做功德，而是为了佛门的善男信女们买去还愿，但由于其抄写时代早，也只能以写本名之。至于自己著作，自己抄写流传，那就不论其时代早晚，地位高低，便一律以稿本名之了。 抄本 在古书版本著录中，抄本的称谓经常应用，经常出现。除了写本、稿本之外，凡依据某种底本而再行传写者，均可以抄本名之。 刻本 刻本，亦称刊本、椠本、镌本，均指雕版印刷而成的书本。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很早，唐代已有雕版印刷的书籍流行。五代已由政府指令国子监校刻《九经》及《经典释文》。至宋代，雕版印刷的书籍大兴，旁及辽、金、西夏；直至元、明、清，前后盛行1000余年。在发展过程中，因时代不同，又有宋、辽、西夏、金、蒙古、元、明、清刻本的不同称谓；因地域不同，又有浙刻本、蜀刻本、闽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细分，又有杭州本、越州本、婺州本、衢州本、潭州本、赣州本、池州本、建阳本、麻沙本、崇化本、平水本、眉山本等不同称谓；因出资和主刻性质不同，又有官刻本、私刻本、家刻本、自刻本、坊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区分，又有内府本、监本、府州军本、仓台本、计台本、殿司郎局本、公使库本、郡斋郡庠本、兴文署本、广成局本、行中书省本、各路儒学本、书院本、司礼监本、经厂本、藩府本、布政司本、廉访司本、殿本、局本等不同称谓；因刻版形态不同，又有大字本、小字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技术不同，又有墨印本、朱印本、蓝印本、套印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早晚不同，又有初刻本、复刻本、初印本、后印本、重修本、递修本等不同称谓。总之，什么时代、什么地区、什么单位、什么部门刻的书本，就可题为某某时代、某某地区、某某单位、某某部门刻本。 活字印本 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均称活字印本。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平民毕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南宋的周必大，蒙古太宗十三年至海迷失后三年(1241-1250)时期的姚枢，清道光十二年(1832)的李瑶、二十四年(1844)的翟金生，都曾依据毕昇泥活字印书的原理，自制泥活字，实践并光大了泥活字印书的创举。元大德年间(1297-1307)，农学家王祯又制成了木活字，并印刷《旌德县志》。此后，木活字发展较快，非但有汉文木活字，还有西夏文、回鹘文木活字。进入明、清，木活字书普遍流行，江南各省的祠堂常用木活字排印宗谱。还出现了串乡走镇专为人排印家谱的谱匠。明崇祯十一年(1638)以后，北京朝廷发行的“邸报”，也改用木活字排印。清代无论官署、私宅、坊肆，木活字印书更为普遍。规模最大的是乾隆时期用木活字排印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凡134种。金属活字包括铜、锡、铅活字，其中以铜活字印书较多。明朝弘治、正德时期无锡华、安两家的铜活字印书最有名，清雍正年间内府用铜活字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是规模最大的金属活字印刷工程。著录活字印本，就要根据不同材料的活字，采取不同的著录称谓，如泥活字印本、木活字印本、铜活字印本等。 官刻本 官刻本是指清及清以前历代出公帑或由国家某种机构、单位主持雕印的书本。中国雕版印书始自唐朝。自五代起，始由国子监校刻经书，开官刻本之先河。两宋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司、局、殿，地方各府、州、县、军官署，各府、州、县学，各地仓台、计台、公使库；元代兴文署、广成局、中书省、行中书省、各路儒学、各地书院；明代两京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内府各监，各藩府，各布政使司，各府、州、县衙署，各级各地学校；清代武英殿、内府各监、中央各部、地方各级行政、文化机构、各省官书局等，凡由这些单位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均可称为官刻本。但在著录实践中，历来不采用“官刻本”这种称谓，而是将其分解，具体著录。国子监刻的书就称为国子监本，公使库刻的书就称为公使库刻本，经厂刻的书就称为经厂刻本，武英殿刻的书就称为武英殿刻本等。 坊刻本 坊刻本指唐至清历代各地书坊刻印的书本。书商编刻图书并经营书业的书坊，唐代已经出现，至两宋而兴盛。北宋的开封、南宋的杭州，都开有很多书坊、书斋、书轩、书林、书堂、书肆、书棚、经籍铺、纸马铺等。四川、两湖、江、浙、皖、赣、闽，尤其是福建建阳的崇化、麻沙等，也都有很多书坊。元代四川书坊衰落，山西平阳(今临汾)书坊兴起，福建书坊继续发展。明代南北两京，苏州、扬州、杭州、徽州、常熟、建阳，仍是书坊林立。清代书坊遍布全国各地，但有的已是单纯经销并不编刻图书了。所有历代这些书坊刻印的书，都可以称为坊刻本。但在版本著录的实践上，一般不使用坊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唐刻《陀罗尼经咒》，便著录为“唐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刻本”，《十七史》便著录为“明毛氏汲古阁刻本”等。 私宅刻本 私宅刻本指历代私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本。私宅家塾刻书的性质，与书坊刻书不尽相同。书坊刻书以出售营利为主要目的，私宅、家塾刻书多出于对圣贤、先辈、师友的崇尚，要推广某种思想和学说。明、清私宅刻书，有时也为了传布某些罕见的版本。但在版本著录实践上，一般并不使用私宅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宋黄善夫家塾之敬室所刻的《史记》，便著录为“宋黄善夫家塾刻本”；宋蔡梦弼东塾刻印的《史记》，便著录为“宋蔡梦弼东塾刻本”；宋蔡琪家塾之敬室刻印的《汉书集注》，便著录为“宋蔡琪家塾刻本”；南宋廖莹中世彩堂刻印的《韩柳集》，便著录为“宋廖莹中世彩堂刻本”；元代天历间褒贤世家家塾刻印的《范文正公集》，便著录为“元天历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 家刻本 家刻本指历代自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己家人著作的书本。家刻本与私刻本性质不同。家刻本的实施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出资委托书坊，按自家满意的版式行款刻印；一种是自备木板，召雇刻印良工上门，让他们按自家的意愿设计行款版式刻印。这两种方式雕刻的书版都归自家所有，自家收藏。故古书雕版处与藏版处不全都一致。家刻本多为家族中晚辈实施，故校勘刻印一般都比较好。 自刻本 自刻本指历代由作者自己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撰的书本。从出资的角度看，与家刻本性质近似；从所刻书的作者看，则与家刻本绝然不同。家刻本的作者范围限在本家族中，自刻本的作者仅指作者自己。自刻本始自五代和凝。《旧五代史·和凝传》说他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五代以后，历代都有自刻本行世。自刻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作者自己委托书坊或召雇雕印工匠，按照自己的意愿设计版式行款，施刀镌印；一种是不但自己出资，还要自己写样上板，然后委托书坊或召雇工匠刻印。所以自刻本一般都校勘精审，刻印精良，若是作者自己手写上版，就更为珍贵。清代郑板桥号称诗、书、画三绝，他自己写样上版雕印的自著《板桥集》，堪称艺术珍品。 监刻本 监刻本亦简称监本，指历代国子监刻印的书本。国子监，亦称国子学，简称“国学”，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机构。国子监刻书始于五代，后唐朝长兴三年(932)，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事田敏等校定九经，刻版印售。到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九经》全部刻完，前后历时21年。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国子监祭酒尹拙奏请兵部尚书张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经典释文》，刻板印行。宋代国子监的刻书规模和刻印范围，都比五代时要大得多。景德二年(1005)，距建国仅40余年，经、传、正义皆经过校勘，刻板印行。所集书籍版片10万余块。到北宋末年，正史亦由国子监全部校刻行世。南宋国子监所刻的书并非都是本监所雕，很多是本监校勘后下各地镂版。如《七经正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诸书，都是由杭州镂版进呈。宋代国子监除主刻正经、正史外，还以医方一字差误，其害匪轻，故重要医籍也由国子监分官详校，镂版颁行。如《脉经》、《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补注本草》、《图经本草》等，宋代国子监都曾校刻行世。元代的中央刻书机构是兴文署和广成局，属秘书监，不属国子监，故无监本之称。明代南京、北京都设有国子监，刻书数量甚多。清代纂修校刻书籍多数在武英殿。清代国子监仅刻过极少的书。对于历代国子监所刻的书，均可著录为各时代的国子监刻本。 经厂本 经厂本专指明代经厂所刻印的书本。经厂是司礼监所属的机构，专管经书印版及印成书籍、佛经、道藏、蕃经等。经厂设掌司4员或六七员。经厂规模随着司礼监的权限及规模的扩大而扩大。洪武时内府有刊字匠150名，每二年一班；裱褙匠312名，印刷匠58名，一年一班。嘉靖十年(1531)，调整精简过内府匠役，实留12255名，著为定额。其中司礼监占有1583名。而专事书籍刻印者为：笺纸匠62名，裱褙匠293名，摺配匠189名，裁历匠80名，刷印匠134名，笔匠48名，黑墨匠77名，画匠76名，刊字匠315名。总为1274名。据极不完全统计，明代司礼监经厂前后刻印的经、史、子书、祖训、圣训，以及《四书》、《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神童诗》等内书堂课本，达168种。经厂本特点是开本大，印纸精，行格疏，字体大，粗黑口，铺陈考究。但由于出自内宦之手，校勘不精，故不为学人所珍重。 内府刻本 内府刻本这个称谓很不科学，很不确切。但历代相沿，版本著录和行文中又常出现这个提法。唐代有内府之役，它是指划归五府三卫和东宫三府三卫管辖的折冲府，下设若干监，分管内廷庶务。所谓内府刻本，并不专指由内务府各监所刻的书本。实际上，历来在运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时，其概念都是指中央各部院衙署和内廷各部门所刻的书本。或者说是指官刻本中，属中央国家机关所刻的那一部分书。所以在使用这个称谓时要特别谨慎，凡能考出具体刻书单位者，均应具体著录，不能轻易使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 藩府刻本 藩府刻本指明代各藩王府所刻印的书本。明代270余年中，皇诸子受封为王的先后共有62人。受封并且建藩者，共50人。其中有的因获罪夺爵，有的无子封除，只有28个王府与明朝相始终。它们分布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江西等诸布政行省。 殿本 殿本专指清代武英殿所刻印的书本。武英殿在今北京故宫博物院西华门内迤北。据《宸垣识略》记载，武英殿崇阶九级，环绕御河，跨石桥三，前为门三。内殿宇二重，前贮书版。北为浴德堂，即修书处。 局本 局本指清代各省官书局所刻印的书本。清代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之后，以曾国藩创立的江南书局为起端，先后有淮南书局、苏州书局、浙江书局、崇文书局、思贤书局、江西书局、存古书局、皇华书局、福州书局、广雅书局、云南书局、山西书局等相继建立。这些官书局是清代以前历朝所没有的。在晚清的半个多世纪中，这些官书局刻印过不少书，还联合协作刻印过一些书，如五局合刻《二十四史》等。有些书校勘精审，刻印精良。像浙江官书局校刻的《二十二子》，金陵书局张文虎校刻的《史记》，就都很有名。在清末的文化事业上，起过一定推动作用。在版本著录上则分别具体称为某书局刻本。 聚珍本 聚珍本亦称聚珍版。指清乾隆时武英殿用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 套印本 套印本指数种颜色套印的书本。中国传统的套印技术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初期阶段是在一块雕好的版片上刷上不同颜色敷印，所以称为敷彩印法。此法起于何时，很难详考。元至元六年(1340)，中兴路江陵(今湖北荆州)资福寺刻的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其经文及卷尾无闻和尚注经图中的灵芝等，均用朱色刷印，注文用墨色刷印。表明14世纪中叶，中国已经有了敷彩印刷的作品，而且迄今仍流存于世。 在套色印刷的启发、推动下，将这种技术继续深化，施于版画，恒版印刷技术出现了。“饾版”是将彩色画稿按不同颜色分别勾摹下来，每色刻成一小块木板，犹如饾饤，故称饾版。然后逐色依次套印或叠印，最后形成一幅完整的彩色图画。这样印出的作品颜色的深浅浓淡、阴阳向背，几与原作无异。在饾版技术兴起的同时，拱花技法也出现了。“拱花”是用凹凸两版嵌合压印，令纸面拱起花纹，使翎毛、山水凸现在纸面上，看去更富立体感，更具真实性。像胡正言的《十竹斋笺谱》、吴发祥的《萝轩变古笺谱》，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所有上述这些套印出来的书，都可称为套印本。且几色套印，就称几色套印本。惟朱墨两色套印，国家图书馆习惯上著录为“套印本”，其他各方面的人习惯上多称为“朱墨套印本”。 百衲本 百衲本，是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起来的书本。这是个借喻性的版本称谓。衲，原义补缀。百衲，指用零星材料集成一套完整的东西。王隐《晋书》说“董威辇于市，得残缯辄为衣，号曰百衲衣”。蔡绦《铁围山丛谈》说“唐济公者号善琴，乃自聚灵材为之，曰百衲琴”。蔡君谟《画锦堂记》说“每字作一纸，裁截布列，连成碑形，谓之百衲碑”。足见“百衲”具有杂拼之义。故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而成的书本，也就名为“百衲本”了。 书帕本 明代官员上任或奉旨归京，官员朋友之间例以一书一帕相馈赠，当时将这种书就称为“书帕本”。清初顾炎武《日知录》引证《金台纪闻》评论元、明刻书优劣说：“元时州县皆有学田，所入谓之学租，以供师生饩廪，余则刻书。工程浩大者，则数处合力为之，故雠校刻画颇有精者。明洪武初年，将此项学租皆收归国子学，故县学、书院缺乏余资，刻书已不精审。隆庆、万历间，承嘉靖余风，皆喜刻书。但大率刻而不校，甚或妄加删削，以之馈遗当道官员，附之一帕，故有一书一帕之称，是为书帕本。”可见书帕本是明代例行官样礼品，只注意表面装潢，不注重文字内容。 巾箱本 巾箱本，指古时开本极小可以装在巾箱里的书本。巾箱是古时装头巾的小箧。《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五“王母巾箱”条引《汉武内传》，说帝见王母巾箱中有一卷小书，盛以紫锦之囊。晋葛洪《西京杂记》后序说：“洪家遭火，书籍殆尽，惟有抄本二卷在巾箱中，常以自随，故得犹在。”《南史·齐·衡阳王均》说他“手自细书《五经》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备遗忘。……诸王闻而争效，为巾箱《五经》”。南宋戴埴《鼠璞》说：“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萧均)手写《五经》置巾箱中。”可见无论是手写本书，还是刻印本书，只要是开本较小，于随身携带的巾箱小箧中能够装下，就都可以称为巾箱本。在实践上，与袖珍本概念极难区分。 袖珍本 袖珍本亦指开本较小，便于随身携带的书本。其取义，盖因其开本极小，可藏于怀袖中携带。清代内府刻书集中在武英殿进行。历年雕印经、史所用版片极多，这当中有不少裁截下来的小块木料或版片。“高宗以校镌经、史，卷帙浩繁，梨枣解材，不令遗弃，仿古人巾箱之式，刻袖珍版书。”后世将当时遵照高宗旨意，于乾隆三十年(1765)用零材短板刻成的小版框小开本的《古香斋十种》，就称为袖珍本。直到今天，对小开本书仍常以袖珍名之。 初刻本 凡第一次镌刻的书均可称为初刻本。 重刻本 重刻本是相对于原刻本而言的。凡确知一书是重刻于某本，方可称为重刻本。然其情况复杂，与初刻本相关，没有确切的把握，不能随便运用重刻本的概念。且重刻与翻刻(覆刻)意义相近，容易混淆。重刻本就是将经过校勘的底本重新雕刻，其行款版式可与原底本同，也可以不同。翻刻虽也是重刻，但翻刻则是依底本原式照翻，非但行款字数一仍其旧，甚至讳字、刻工姓氏也照样翻雕。所以在运用重刻本称谓时，一方面要注意它是重刻某本，一方面还要注意它是否为翻刻。 翻刻本 翻刻本也称覆刻本。 影刻本 影刻本是以某一版本为底本，逐叶覆纸，将原底本的边栏界行、版口鱼尾、行款字数等，毫不改变地照样描摹或双勾下来，然后将描摹好的书叶逐一上版镌雕。这样雕印出来的书，因为版样是影摹下来的，对于那个原底本来说，就称为影刻本。影刻本书多发生在影刻宋元本书上。因为宋元本书传至明末清初，已属罕见。为了保存传本，流布久远，便常常采用这种影刻的办法。由于它能保持原底本的风貌，故历来为藏书家和版本家所珍重。 重修本 重修本也称为修补本或修补版。古书版片由于多用梨、枣等硬木，故可流传使用上百年乃至几百年。其间由于屡经刷印或遭受其他灾害，又很容易造成版片的缺损，所以再要进行刷印时，对其中缺损的版片就得重新加以修补。用这种修补过的旧版片刷印的书，在版本著录中就称为“×朝××年××人刻×朝××年重修本”。经过修补的版片，因为时代、刻工、技术的不同，呈现出来的版框、版心及字体风格等，与未经修补的就不尽相同，甚至墨色也显得不同。所有这些都是比较容易鉴别的。 重修本运用在家乘、地志等书时，要特别注意其另外的含义。中国地志之书浩如烟海。每换一任或几任地方官，就常常重修一次该地的方志，载入风土民情、山川地理、物产资源、名胜古迹、建置沿革、地亩四至、先贤仕宦、历朝贡举等新内容，以便掌握该地情况，实施封建管理。但有时因初修不久，有时因财力不敷，没有必要或没有能力另纂新志时，也常常修补旧志版片，或在旧版片的相应内容下增刻新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分别著录：只是修补旧版重新刷印的，应著录“×朝××年刻××年重修本”；若是在旧版本相应内容下增刻了新的内容，就得著录为“×朝××年刻××年增修本”。在著录志书重修本和增修本时，还要特别注意志书书名前所冠的纂修时代，这是极易发生混乱的地方。就是在版本著录为“重修”或“增修”的两种情况下，其志书书名前所冠的纂修时代，都只能是原来纂修的时代。若是志书书名前已明确冠有“重修”字样，则这里的重修决非重新修补版片之义，而是此志已经重新纂修之义。 递修本 凡一书版片经过两次及两次以上修补而重新刷印出来的书本，均可称为×朝××年刻×朝××年递修本。这种递修重印的古书在现存的中国古籍中为数还不少。有名的如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所刻的《六经正义》，多数到南宋末年和元朝初年，就曾两次递修重印过。又如南宋绍兴年间蜀中眉山地区所刻的《眉山七史》，其版片元代以后递有修补。明洪武年间版片移入南京国子监，一直到正德、嘉靖、万历时，还曾修补重印。到清代顺、康、雍、乾时，这套版片还存贮于江南布政使司衙门库中，嘉庆时才毁于火。明南京国子监刻的《玉海》，其版片自正德、嘉靖以后即屡经递修。万历十六年(1588)赵用贤、康熙三十六年(1697)李振玉、乾隆三年(1738)熊木，都曾修补重印。所有这些都是典型的递修本。 朱蓝印本 朱蓝印本，是指古代书版雕完，在正式刷印之前常要试印，以检查是否有错字和着墨是否均匀，以便进行修整。这时使用的颜色常用红或蓝色，目的在于醒目，便于发现版面上的问题。此种试印的书，红颜色者，就称××刻朱印本；蓝颜色者就称××刻蓝印本。这种印本因为是新版初试，字画清晰，刀法剔透，初印精美，加上印数少，传世罕，历为版本家和藏书家所看重。 四库底本 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是卷帙浩繁的大丛书，共收3507种，79337卷。在开馆纂修前及整个纂修过程中，广征天下遗书，故从全国各地进献的图籍数以万计。书到北京，全都送到翰林院点收，加盖翰林院关防，以备选用。有人将这些都称为四库底本，这是不对的。确切的概念，四库底本指的是被《四库全书》收入而作为誊抄底本的那些书，而不是指进过翰林院，钤有翰林院关防，实际却未被《四库全书》录入的书。

　　保存古籍我们一定要忌用化学胶水、化学浆糊、玻璃胶纸等修补古籍。　　中国古籍的纸张，多采用天然原料的手工制纸，而现今通用的化学胶水、 化学浆糊及玻璃胶纸对中国式纸张具有极强的腐蚀力，一般不隔多时，便会使纸张变质黄脆，触手即碎，故而绝不可用。正确方法应为采用天然面粉浆糊，调以麝香、花椒，可达到修复与避虫双重功能。如果藏家一时无法具备以上条件，也应宁可暂时不修，待请到行家里手，再行修复，绝不可仓促滥修，加厄典籍。　　忌用洋纸夹衬古籍。　　许多民国版本的拓片、字帖、纸墨拓工皆属精良，可版面之上却是黄斑累累，令人扼腕。这是因为民国时期的一些书贾作坊，贪求省惜工料费用，采用了一种叫作“油光纸”的纸张(当时流行的一种廉价的西式工业法制纸)，作为字帖的衬纸。由于西式纸酸碱性不合量，具有一定腐蚀力，以致许多民国旧帖惨遭“黄斑之厄”。这一遗憾也使得当今的古籍藏家得出了一条教训，即：中国古籍必须远离一切西式纸张，二者隔离，方为上策。　　忌用化学杀虫剂防杀蠹虫。　　一些新手藏书家，因为惧怕蠹虫蛀毁古籍，便时常使用一些化学杀虫剂喷洒书橱，结果蠹虫猖獗如故，而古籍却反遭其害，黄斑遍布书身。惨痛之余，古籍藏家们也悟出一点，传统古籍的纸张极为“娇贵”，受不得任何化学品的侵害，而化学杀虫剂的腐蚀只会造成“爱而毁之”的结果。传统的正确防虫方法应为：在书橱中放置麝香、芸香或花椒(也可采用质量上乘的印度奇南香)，以香气驱杀蠹虫，效果极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