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建功和他的同仁，这批由大陆过去的语言学家，在抗战胜利后到台湾，同心同德，艰苦奋战，硬是把日本人殖民统治50年强制推行的日文日语的影响从台湾语言中齐根铲除了，实现了中华民族语言的纯洁、规范、统一，为祖国统一大业立下了彪炳青史的功绩。

被前苏联学术界誉为中国三大语言家之一（王力、黎锦熙），与王力、游国恩、杨晦并称北大中文系四大一级教授。新华字典》未像《现代汉语词典》在扉页写上吕叔湘、丁声树两位先哲的名讳那样，也写上“魏建功”三个字以示敬意。

至今尚健在的106岁的人瑞、语文大家周有光先生，魏建功百年诞辰之际，讲过“小国送大书，大国送小书”的故事：“文革”后期，欧洲最小国家摩纳哥的国王来到中国，赠送中国一部《摩纳哥百科全书》；中国回赠摩纳哥国王一本《新华字典》。足见《新华字典》的历史地位和非凡价值，是代表了当时中国字典的先进水平。

魏建功不仅是极负盛名的古汉语音韵专家，也是积极推行国语运动。实行汉字改革和普及汉语知识的社会实践家。早在1919年魏建功就在国语大师钱玄同的感召下，倾心国语运动。

魏建功从事语言文字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数十年，在各大学讲授过多种语言文字学课程，如：声韵学概要、等韵研究、声韵学史、文字学、汉字形体变迁史、说文解字研究、普通话语音史、中国语文概论、方言研究等，为发展祖国的语言文字科学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他热情关怀青年的进步和成长，培养古籍整理研究人才。他所教过的学生很多现已成为知名的专家学者，正在为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推进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做着不懈的努力。（九三学社评）

纵观其一生，他以语言文学为工具、以提高民族文化素质为己任，为贯彻党的语言文字政策，为汉语言文字的标准化并走向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南通日报评）

但是他以语言文字为工具，以提高民族文化素质为己任的精神永存。后人曾赋诗赞颂他“精研音韵千秋业，国语推行不世功”，他是国家之光、民族之星，更是南通人民的骄傲与光荣！

1、感同身受 原指感激的心情如同亲身受到对方的恩惠一样(多用来代替别人表示感谢)，现多指虽未亲身经历，但感受就同亲身经历一样

2、谦谦君子：指谦虚谨慎、能严格要求自己、品格高尚的人。

3、 坚韧不拔

旧：只收“坚韧”，未收“坚韧不拔”。

新：“坚韧不拔”形容信念坚定，意志顽强，不可动摇。

4、 空穴来风

旧：有了洞穴才有风进来（语出宋玉《风赋》）。比喻消息和传说不是完全没有原因。

新：有了洞穴才有风进来（语出宋玉《风赋》）。比喻消息和传说不是完全没有原因。现多用来比喻消息和传说毫无根据。

5、 美轮美奂

旧：未收录。

新：《礼记檀弓下》里说：晋国时期大夫赵武建造宫室落成后，人们前去庆贺。大夫张老说：“美哉轮焉，美哉奂焉！”

后来用“美轮美奂”形容新屋高大美观，也形容装饰、布置等美好漂亮（轮：高大；奂：众多）。

常见的成语基本上只有这些变化了

其他：

6、 品味

旧：①尝试滋味；品尝：经专家~，认为酒质优良。②仔细体会；玩味：他经过细细~，才明白了那句话的含义。③（物品的）品质和风味：由于吸收了异味，茶叶~大受影响。

新；①②③同，④格调和趣味；~高雅。

7、 蜡梅

旧：只收“腊梅”而无“蜡梅”

新：蜡梅，也作“腊梅”。

8、 一曝十寒

旧：只收“一暴十寒”。

新：只收“一曝十寒”。

9、 层见叠出

旧：“见” 读 jiàn

新：“见” 读 xiàn

10、 差池

旧：差错。也作差迟

新：（差迟）①错误。②意外的事。

严格讲，很难界定“民国疑古学派”这个概念。只能说，民国初年开始，有若干学者参与了关于中国古代史如何辨别真伪的讨论，后来有人称这一讨论为“疑古运动”，而参与者就往往被称为“疑古派”了。

前后参与这一讨论的人主要有——胡适、梁启超、钱玄同、顾颉刚、王国维、傅斯年、郭沫若、缪凤林、冯友兰、钱穆、范文澜、俞平伯、周作人、魏建功、钟敬文、朱自清、游国恩、杨宽、高亨、容庚、唐兰、马叙伦、童书业、吕思勉、罗根泽、陈梦家等近百人。

这一讨论，主要集中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广大爱国知识分子迅速投入到了民族救亡运动之中。相关讨论虽未完全停止，但规模和热度，都大大降低了。

怎么评价这一讨论呢？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这一讨论，是以上世纪初“五·四”为开端的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具体来说，通过讨论，也在多个方面，取得了重要的史学和方法论成果。

顾颉刚、胡适、钱玄同，是上述讨论的发起人

顾颉刚，光绪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1893年5月8日）生于苏州一个经学氛围浓厚的家庭。但从少年时代，就被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所熏染。

顾诵坤

他在《古史辨一册自序》中说：“这时候，正是国内革新运动勃发的时候，要开学校，要放足，要造铁路，要抵制美国华工禁约，要请求政府公布宪法，开国会，梁任公先生的言论披靡了一代。我受了这个潮流的涌荡，也是自己感到救国的责任，常常慷慨激昂地议论时事。”

民国五年（1916年），顾颉刚以第五名成绩被北大录取，入“文科中国哲学门”读本科，这是后来北大哲学系的前身。

民国九年（1920年）毕业时，胡适将其留校，并作为自己学术助手。

当年，胡适在写作《红楼梦考证》时，得到顾颉刚不小协助。11月，胡与顾讨论，办一本《辨伪丛刊》，对古籍特别是“群经”的辨伪展开讨论。这就是后来《古史辨》的最初由来，也是后来声势浩大讨论的缘起。

民国十一年（1922年），顾颉刚因祖母病重请长假回苏州。此时，商务印书馆约他编纂《现代中学本国史教科书》，他在准备资料时，发现了相传两千年的中国古史中存在若干问题。他说：“我就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

这期间，顾颉刚与钱玄同有过多次相关讨论的通信。后由钱玄同发表在《读书杂志》上。刘掞藜、胡堇二人撰文驳斥钱顾，这是古史大讨论的真正展开。

顾颉刚所谓“疑古”的思想来源及主要观点

顾颉刚进入北大后，深受校长蔡元培提倡的学术自由思想影响，同时也受到陈独秀宣传的新思想以及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的影响。

但是最直接的，来自两个方面。

郑樵

顾颉刚民国十二年（1923年）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点，包括三层含义。

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

他发现，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

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比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

第三，通过古籍来看历史，很可能“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例如，我们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顾诵坤

顾颉刚认为，判别古史可信与否亦即推翻非信史的四条标准是：

第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

他认为，古代民族，“原是各有各的始祖”。“自从春秋以来，大国攻灭小国多了，疆界日益大，民族日益并合，种族观念渐淡而一统观念渐强，于是许多民族的始祖的传说亦渐渐归到一条线上，有了先后君臣的关系，《尧典》、《五帝德》、《世本》诸书就因此出来。”“对于古史，应当依了民族的分合为分合，寻出他们的系统的异同状况”。

第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

他考证，《禹贡》的九州，《尧典》的四罪，《史记》的黄帝四至乃是战国时七国的疆域。而《尧典》的羲、和四宅以交趾入版图更是秦、汉的疆域。甲骨文中的地名都是小地名，没有邦国种族的名目，可知商朝天下自限于“邦畿千里”之内。周有天下，用了封建制以镇压四方之国，比商朝进了一步，然而始终未曾没收了蛮貊的土地人民以为统一寰宇之计。……“所以我们对于古史，应当以各时代的地域为地域，不能以战国的七国和秦的四十郡算作古代早就定局的地域”。

第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

他认为，“古人对于神和人原没有界限，所谓历史差不多完全是神话。”“他们所说的史固决不是信史，但他们有如是的想象，有如是的祭祀，却不能不说为有信史的可能。”“所以我们对于古史，应当依了那时人的想象和祭祀的史为史，考出一部那时的宗教史，而不要希望考出那时以前的政治史，因为宗教是本有的事实，是真的，政治是后出的附会，是假的”。

第四，“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他说，古代的神话中人物“人化”之极，于是古代成了黄金世界。其实古代很快乐的观念为春秋以前的人所没有；所谓“王”，只有贵的意思，并无好的意思。“自从战国时一班政治家出来，要依托了古王去压服今王，极カ把‘王功’与‘圣道’合在一起，于是大家看古王的道德功业真是高到极顶，好到极处。”“我们要懂得五帝、三王的黄金世界原是战国后的学者造出来给君王看样的，庶可不受他们的欺骗。”

1901年11月7日，生于江苏省海安县西场镇。魏建功的祖父是清末秀才，当过30多年镇董，做了很多办学兴教、修桥建路的事情。他的父亲继承、经营了家业。魏建功少年时曾在南通七中就读，受到有着深厚国学根基的老一辈语言学家孙锦标(伯龙)、徐昂(亦轩)的奖掖和乾嘉学风的熏陶，爱听讲文字训诂，对“小学”很感兴趣。

1918年，南通中学毕业，1919年，魏建功考入北京大学预科，靠江苏同乡会每季40元的经济补贴，半工半读维持学业。在预科学习期间，他已有志于民间歌谣和方言的研究。

1919年，他考入北京大学，靠江苏同乡会每季40元的补贴，半工半读维持学业。当时的北大和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刘半农、钱玄同、胡适等一批名流学者联系在一起，正是辉煌时期。魏建功在北大成了钱玄同的得意门生。

1921年他进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边工作边学习。在钱玄同、沈兼士、马裕藻、沈尹默等名家指导下，熟悉了文字、音韵、训诂等专业知识，打下了厚实的底子。此期间，他为顾颉刚审订北京《晨报》登载的歌谣注语，考证方言本字；参加收集歌谣、编《歌谣周刊》、整理明清档案、纂辑工具书、考古调查、方音调查、民俗调查等活动，还参加了清室善后委员会接收、管理故宫的工作。在国学门的这段经历，极大地开拓了魏建功的视野，锻炼了他从事歌谣研究、国故整理、语言文字建设方面的功力。

1921年，他进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边工作边学习。在钱玄同、沈兼士、马裕藻、沈尹默等名家指导下，熟悉了文字、音韵、训诂等专业知识，也打下了厚实的底子。

1923年，还在北京大学求学时，他写下了《搜集歌谣应全注音并标语调之提议》，认为歌谣的采录应该注意到声音方面，对歌唱时的实际语音要加注，并标语调，这样可以得到真切而有价值的方言调查材料，给研究语言学以有力的帮助。此外，他还写有《歌谣之辞语及调谱》、《歌谣表现法之最要紧者——重奏复沓》、《拗语的地方性》等一批研究歌谣的文章。后在钱玄同的指导下，他以吴歌的韵脚字作根据，从而分出吴歌的韵类，再用国音的韵类作对照，写出了长篇论文《吴歌声韵类》，这既是一份很好的方言调查报告，也是他学生时代研究歌谣与方言的一个总结性成果。

1925年，魏建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留校当助教，协助刘半农做“语音乐律实验室”的工作。1928年，魏建功参加了“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并被推为常务委员，委员则有蔡元培、胡适等31人。这期间，魏建功参与决定用北京语音为国语标准（今称普通话），推行注音字母和国语罗马字方案，举办讲习所，创办刊物等。

1925年钱玄同、黎锦熙创办捍卫白话文的《国语周刊》，魏建功是主要撰稿人之一。

1925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法大学、朝鲜京城帝国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四川白沙女子师范学院等院校、担任过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系主任、教务主任等职务，并曾在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兼课。

1928年，他在老师钱玄同先生的推荐下，加入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并任7名常委之一，负责编辑《国语旬刊》，兼“大辞典编纂处”的资料员，时年27岁。

1928年蔡元培约集钱玄同、黎锦熙等人筹建“国语统一筹备会”，魏建功参加了该会的工作，并与钱玄同、黎锦熙、陈懋治等7人被推为常委。凡有关国语运动的历次重大活动，魏建功大都参与其中，付出了大量心血，工作卓有成效。

1929年，魏建功重返北大中文系，历任助教、副教授、教授至抗战开始。八年中他潜心于教学与科研，学术思想日趋成熟。他在文学音韵训诂方面的研究，注重结合现实的语文工作，提倡为实际需要服务。他通过对北平音系的形成历史的研究，断定北平音系是中国标准语演变最晚出的结果。为此，他发表了《说辙儿》、《情询如北平音系十三辙序》。

1930年，在研究韵书系统方面，魏建功是继王国维后有成就的人之一。他先后发表了一系列研究中古韵书的论文。如根据《切韵》与六朝韵书点系来研究《切韵》性质的《陆法言切韵以前的几种韵书》，根据唐宋两系韵书的差异说明《广韵》与《切韵》关系的《唐宋两系韵书体制之演变》等，补充、发展了前人的学说。

1935年，发表的《古音系研究》这部研究音韵学史的专著是他的代表作。全书约三十万字，分别就古音系的分期，古音系的内容，研究古音系的材料、方法和条件，以及古音系研究的实际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见解。魏建功多年来攻治音韵学和从事教学工作所积累的成果。它不但汇集了前人研究音韵学的经验，也为后人继续深入研究创造了条件。除了音韵学上的价值之外，对研究方言学和文字训诂学也是一部不可或缺的参考书。它在汉语语音的研究上同样占一席地位，博得国内外学者高度评价和赞赏。这一期间，魏建功先后开设了声韵学概论、方言研究、等韵研究、民间文艺讲话、声韵学史、古音乐研究等8门课程。

1940年，“国语统一筹备会”改名为“国语推行委员会”。魏建功由西南联大转到四川白沙，他在国立西南女子师范学院创办了“国语专修科”。这是国语推行委员会在全国设立的三个“国语专修科”之一。

1941年，他参与编订的《中华新韵》由当时的国民政府明令颁行，成为国家韵书。

1944年前后，“国语推行委员会”分别在西北地区和重庆地区设置了两个推行国语的据点，西北地区由黎锦熙负责，重庆地区由魏建功负责。

1945年8月，魏建功以“国语会常委”的身份，被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借调”去台湾推行国语，作为台湾国语推广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为台湾地区倡导国语竭尽全力，使台湾地区成为中国最早普及汉语国语的省份。立即和副主任委员何容先生等着手推行国语的工作。魏建功和大家一起，对台湾同胞学习国语的现状和问题进行了认真地调查研究，并以他语言学家的专业学养和多年从事国语运动的经验，拟定了台湾国语运动的六条纲领；提出了“以台湾方言对应普通话规律学习国语”的方法；并连续在报刊上发表了《国语运动在台湾的意义申解》、《何以要提倡从台湾话学习国语》、《怎样从台湾话学习国语》、《学国语应该注意的事情》、《台湾语音受日本语影响的情形》、《日本人传讹了我们的音》等大量文章，从理论上指导国语运动的开展。

1946年4月，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正式成立，魏建功担任主任委员。由于日本侵占台湾后强制推行奴化教育达半个世纪之久，台湾省的中年一代多数人虽尚能讲些母语，但因受奴化教育影响过深，讲日语、写日语，读日文书，用祖国语言交流已退到家庭的狭小范围；而青少年则大多已不能讲自己的母语了。台湾光复后，台胞们学习国语热情高涨。为了加快国语普及的推进速度，魏建功提出切实可行的在台湾推行国语的几条原则，如：实行台湾话复原，从方言比较学习国语；注重用国音读字，由台湾话读出音引渡到国音；研究台湾语与国语的词类对照；利用注音符号贯通中华文化等等。在他的提议下，广播电台开设了国语讲座。这段时间，他所撰写的《国语运动纲领》、《日本人传讹了我们音》、《学国语应注意的事情》等文章，非常直接、适时地指导着台湾的国语运动。

1946年11月，魏建功专程回到北平招聘“国语推行员”赴台，分派到台湾各地民众教育馆去协助开展国语运动。

1948年10月，他在台湾为推行国语运动做了最后一件事，即把当时设在北京的《国语小报》连人带设备迁到台湾，创办了《国语日报》后旋即回京，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1948年，魏建功回到他的母校——北京大学，任中文系教授。不久，北平和平解放，他以“欣逢盛世”的心情，积极参加教学科研和各项社会活动。先后担任或兼任中文系系主任、副校长，新华辞书社社长、《中国语文》杂志常务编委、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等职。他参与制定汉字简化(第一批)方案的工作，写下大量文章阐述文字改革的意义及汉字改革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汉字改革的发展方向及对汉字改革应抱有的正确态度。

1949年4月，他参照大家的意见，拟了编写字典计划，设想所编字典应具有的“十大特色”：1就实际语言现象编定；2以音统形；3以义排词；4以语分字；5以用决义；6广收活语言；7由音求字；8由义选词；9适合大众；10精选附录。使之成为适合广大民众需要的基本工具。1950年魏建功应邀到出版总署牵头组建新华辞书社。8月回日新华辞书社宣告成立，魏建功兼任社长，开始主持编纂《新华字典》。由叶圣陶直接指导，在全社同仁共同努力下，历时3年的苦战，《新华字典》终于在1953年10月面世。全书70万言，收字6840个。魏建功原设想的“十大特色”被进一步归纳为“以音统字、以字统义、以义统词”的总体例。这12字的总体例体现了魏建功“音为基础”的一贯主传，正是“革除以往重文轻语，不重视活语言”的新型字典的。“新”之所在。《新华字典》第一次印刷10万册，它的出版发行，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现已几度修订再版，成为人们学习文化必不可少的好帮手。

1950年，魏建功应邀牵头组建新华辞书社并兼任社长，开始主持编纂《新华字典》，经3年苦战，《新华字典》于1953年10月面世。全书70万言，收录6840个字，其特色为“以音绝字、以字统义、以义统词”，体现了魏建功“音为基础”的一贯主张，著名语言学家袁家骅先生评价说：《新华字典》摆脱了旧字典注释“某，真也”陈陈相因的老套子，每个字的释义都明白如话，真是大功力。

1952年，他被聘为政务院文教委下设的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会12名委员之一，兼文字整理组副主任。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汉字简化方案》的制订工作中，因为自己的多年夙愿将要在新中国实现了。

1954年，魏建功被推为经文改研究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决定组成的“七人小组”成员，具体主持《常用字简化表草案》第五稿的修订。可以说，魏建功为中国的语言教育、文字改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55年，魏建功先生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院士）。

1959年，他受国家委托在北京大学创办古典文献专业，为培养古籍整理的专业人才付出了心血。他所教过的学生很多已成为中国语文及古典文献教学和学术研究方面的骨干和专家。代表作有《古音系研究》等，主要著作收入《魏建功文集》。

1972年，魏建功被北大派遣参加中央委托北京市委召开的批判林彪罪证座谈会。

1973年6月，他又被派参加中央委托北京市委召开的第二次批判林彪罪证座谈会。

1979年，时他的肾功能已经严重损伤，却依然咬紧牙关坚持认真审定《辞源》的稿件，经常工作至深夜。1980年2月18日他终因病故去了。

1980年2月18日魏建功因病故去，终年79岁。

有些字既不知道读音也不知道所查字的部首用“难检查字法”。

汉语字词典有三种查字的方法。

一种是音序查字法——知道汉字的读音运用此方法查找。

一种是部首检字法——知道汉字的形，知道偏旁部首运用此方法查找。

一种是难检字查字法——知道汉字形，不知道偏旁部首和读音，用此方法查找。

扩展资料：

字典种类

1、《说文解字》 东汉许慎著。全书以小篆为主体，根据不同的偏旁，分析字形结构，体例严整，是中国最早的对后代影响极大的一部字典。

2、《玉篇》 梁代顾野王著。所收部首比《说文解字》多，排列次序也有很大变动。每字下面不仅注明字义，而且举出古籍的例证和前人的注解，极其详备。

3、《类篇》 宋代司马光等编。全书按部首编排，分为14篇。每字下先列反切，后出训解，体例比较严谨。

4、《字汇》 明代梅膺祚著。全书按楷书笔画，把《说文解字》等的500多部首，改并为214部首；部首次序按笔画多少排列，少者在前，多者在后。这部字书在明代流传很广。

5、《正字通》 明代张自烈著。全书共241部，注释繁博。

6、《康熙字典》 清代康熙皇帝令张玉书等人参照《字汇》和《正字通》编纂而成的一部大型字典。全书分为12集214部，每字下面详列反切，并加注直音，字义之下都引古籍中的文句为例。收字极多。

7、《中华大字典》陆费逵、欧阳溥存等编。1915年中华书局出版。全书是在《康熙字典》的基础上进行革新，改正错误4000余条，增加1000多字。

8、《新华字典》魏建功主编。1953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按音序排列，共189部；所收单字8500个左右；在释义上分别标出引申义、比喻义和转义。这是第一本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的小型字典。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