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通俗易懂，最好是程俊英的《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有注释，有白话翻译，有收藏价值。程俊英先生对自己《诗经译注》并不很满意，因为诗是不可译的，翻译诗歌意思容易传达，韵味却会丧失殆尽。

想要深入研究，最好是程俊英、蒋见元的《诗经注析》，中华书局。有非常详细的注释，没有白话翻译。这个版本被收入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很有价值。

比较常见的版本还有周振甫的《诗经译注》，中华书局。个人认为比较而言，程俊英的版本更好。

另外还有高亨的《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这本书的意识形态性较强，建议算了。

想要通俗易懂，最好是程俊英的《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有注释，有白话翻译，有收藏价值。程俊英先生对自己《诗经译注》并不很满意，因为诗是不可译的，翻译诗歌意思容易传达，韵味却会丧失殆尽。

想要深入研究，最好是程俊英、蒋见元的《诗经注析》，中华书局。有非常详细的注释，没有白话翻译。这个版本被收入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很有价值。

比较常见的版本还有周振甫的《诗经译注》，中华书局。个人认为比较而言，程俊英的版本更好。

另外还有高亨的《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这本书的意识形态性较强，建议算了。

《典籍里的中国》第二季讲述中国最早诗歌总集《诗经》的传承故事。

《诗经》共三百零五篇，又称“诗三百”，其创作时间大约从西周早期到春秋后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本期节目中，观众将跟随“当代读书人”撒贝宁穿梭时空，对话汉代大儒毛亨、毛苌，体会中国人自古以来求真、向善、达美的共同心声。

从描绘爱情婚姻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记录农事生活的“八月剥枣，十月获稻”，再到记叙欢聚宴饮的“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诗经》作为礼乐文明的精神之花，贯穿了古代先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两千五百多年来中国文学的源头活水，为后世留下丰厚滋养。

节目特色

《典籍里的中国》聚焦享誉中外、流传千古的典籍，讲述从典籍出发的中华文明史。节目依托典籍的文化IP，另辟蹊径捕捉典籍中的亮点，把“珍珠”串联成文化之链，构建成深刻全面且有洞见的文化传播、交流的历史图谱，对中华文明脉络进行梳理。

节目邀请知名导演担任影视指导，口碑佳实力派的影视嘉宾进行故事演绎，结合环幕投屏、AR、实时跟踪等舞台技术，展现千年历史中经典书籍的诞生源起和流转传承。

节目针对新媒体平台进行深度开发，设计网络衍生综艺、短视频、新媒体互动产品等多种内容产品，实现大小屏联动的“叠加刷屏”。

诗经》

第一节《诗经》概说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名《诗》，或称“诗三百”，共有305篇，另有6篇笙诗，有目无辞。全书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最后编定成书，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产生的地域，约相当于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湖北北部一带。也就是黄河、长江、汉水、渭水流域的广大地区。作者包括了从贵族到平民的社会各个阶层人士，绝大部分已不可考。时代如此之长，地域如此之广，作者如此复杂，显然是经过有目的的搜集整理才成书的。

第二节《诗经》的编集

《诗经》的编集，在先秦古籍中没有明确记载。历史上有广泛影响的“采诗”、“献诗”、“删诗”之说，透露了《诗经》作品来源和编定的一些消息。

采诗：周代朝廷采诗、献诗以制作礼乐。班固《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动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东汉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这种采诗制度的目的是观风察政。

献诗：周代公卿列士献诗、陈诗，以颂美或讽谏。《国语·召公谏弭谤》：“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公卿列士所献之诗，既有自己的创作，也有采集来的作品。

附：删诗说：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零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东汉王充《论衡·正说》：“《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其重复，正而存三百五篇”。删诗说影响很大，至今有人坚持，但多数学者认为此说不确：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吴公子季札到鲁国观乐，鲁乐公演奏十五国风，名称顺序与今本是《诗经》相同。当时孔子仅8岁。《史记》说孔子删诗是在“自卫返鲁”之后，但《论语》中孔子不止一次提到“诗”、“诗三百”。春秋时期诸侯宴飨和出使，常赋诗言志，所赋之诗多为《诗经》。而赋诗言志之风，早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存在。孔子曾骂过“郑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主张“放郑声”。但现本《诗经》郑卫民歌依然很多。可见，说《诗经》由他删选而成，则是不可信的。孔子对“诗”可能作过“正乐”的工作，甚至也可能对“诗”的内容和文字有些加工整理。

第三节《诗经》的分类

《诗经》按风、雅、颂分为三类，“诗”最初都是乐歌，只是由于古乐失传，后人已无法了解风、雅、颂各自在音乐上的特色了。风即音乐曲调，国风即各地区的乐调。国是地区、方域之意。十五国风即这些地区的地方土乐。国风中，豳风全部是西周作品，其他除少数产生于西周外，大部分是东周作品。“雅”即正，指朝廷正乐，西周王畿的乐调。雅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31篇是西周的作品，大部分作于西周初期，小部分作于西周末期，小雅共74篇，除少数篇目可能是东周作品外，其余都是西周晚期的作品。大雅的作者，主要是上层贵族；小雅的作者，既有上层贵族，也有下层贵族和地位低微者。颂是宗庙祭祀之乐，许多都是舞曲，音乐可能比较舒缓。周颂31篇，是西周初期的诗。周颂不同于其他诗的体例，不是由数章构成，每篇只有一章。鲁颂4篇，产生于春秋中叶鲁僖公时，都是颂美鲁僖公之作。商颂5篇，大约是殷商中后期的作品。写歌舞娱神和对祖先的赞颂，商部族的历史传说和神话。

第四节《诗经》的应用和流传

一、赋诗言志：

《诗经》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广泛流传，《左传》中大量记载了诸侯君臣赋诗言志的事例，他们以“诗”来酬酢应对，出使专对，以赋诗来表情达意。称引“诗”句，来讽谏劝戒，评论抒情，在上层的人际交往中，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吴楚交战，申包胥到秦国求援，秦伯使辞焉，曰：“寡人闻命矣。子姑就馆，将图而告。”对曰：“寡君越在草莽，未获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春秋左传·定公五年》）

齐庆封来聘，其车美。孟孙谓叔孙曰：“庆季之车，不亦美乎？”叔孙曰：“豹闻之：‘服美不称，必以恶终。’美车何为？”叔孙与庆封食，不敬。为赋《相鼠》，亦不知也。（《春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二、四家诗：

秦火以后，《诗经》以其口耳相传、易于记诵的特点，得以保存，在汉代流传甚广，出现了今文的鲁、齐、韩三家诗。三家诗在西汉被立为博士，成为官学。鲁诗出自鲁人申培，齐诗出自齐人辕固，韩诗出自燕人韩婴，三家诗兴盛一时。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苌的古文“毛诗”晚出，在西汉虽未被立为学官，但在民间广泛传授，并最终压倒了三家诗，盛行于世。后来三家诗先后亡佚，今本《诗经》，就是“毛诗”。汉儒传《诗》，使《诗》经学化，固然有对《诗经》的曲解、附会，但汉代形成的诗教传统和说诗体系，不仅对《诗经》的研究，而且对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古代《诗经》研究简说：

《诗经》的传授和研究，自汉以下，主要用于经学。经学是开始于汉代、绵延至清代的一门专攻儒家经典的学问，这门学问的宗旨，是为封建社会的思想教育和理论建设服务，一般以“六经”注我的方式阐发学者的主观思想。《诗经》作为经学的一科，讲授和研究的主题，自然不是艺术形式而是思想内容。大致说来，汉学重“美、刺”，宋学重“义理”，清代“朴学”重“考据”。

汉学：是汉、唐经学研究的主流。汉学研究《诗经》的典型著作有《毛诗序》、《毛诗郑笺》、《毛诗正义》。汉人在诗的标题下写一篇类似于题解的文字，称为毛诗序，《关雎》篇为大序，其余为小序。《诗大序》总论《诗经》，认为诗歌反映政治：“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小序》则以史解诗，以诗证史。具体指出各篇的政治背景，或因某事而美某人，因某事而刺某人。所以清人程廷祚《诗论》说：“汉儒说诗，不出美刺二端”。到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集《诗经》汉学研究之大成，全面继承了汉儒“美刺”的说法，进一步肯定了《诗经》是一部美刺时政的政治诗集。应该说《诗经》中有一部分诗是与政治有关联的，具有美刺的性质。但不加区别地说每一首诗都是美刺，就过于拘泥了。

宋学：是宋、元、明经学研究的主流。宋学不满汉学只讲美刺的毛郑诗学，集中批判毛诗序。苏辙《诗集传》、郑樵《诗辨妄》、王质《诗总闻》，代表性的是朱熹的《诗集传》，废序言诗，自由讨论。跳出汉学的窠臼，而讲出了宋学的特色。宋学以理说诗，主性情、主义理。“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四书集注》）这样《诗经》有汉学家的政治教科书变成了宋学家的“理学教科书”。宋学的功劳在于指出了《诗经》中存在着大量的与“美刺”无关的民间歌谣。“凡诗之所谓风者，所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诗集传》序）宋学的弊端在于指责这些民间歌谣是“恶为可诫”的*奔之诗。宋学还有脱离训诂、随意穿凿的毛病。

清代朴学：汉学复兴，宗汉而攻宋。陈启源《毛诗稽古编》、胡承珙《毛诗后笺》、陈奂《毛诗传疏》推崇毛传。其宗毛攻宋的武器就是发扬汉代“汉学”重视考据的朴实学风，认真地做音韵、文字和词义的工作，所谓“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其字也，由字而通其词，由词而通其道”。（戴震）清代朴学的贡献在于：专心的考据，对于《诗经》训诂，贡献良多。但其弊端在于：只敢拿《诗经》做往古的学问，不敢拿《诗经》作当世的鞭策，背离了复兴“汉学”“引古筹今”，用之于“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顾炎武）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