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按照资料的表现形式，按照史料的载体划分，可以分为实物史料、文献史料。 或者将历史史料分为文献史料、实物史料和口述史料

1、文献史料：文献资料是记载，描写，评论历史的文字，书籍，卷宗。值得注意的是最早的文献资料并不是史书，应是甲骨文（甲骨文的文献价值与早期文字的意义相互混淆）。

2、实物史料：实物史料指是在人类发展过程中被保存或遗留下来的前人活动的场所和前人创造发明的有形物品。如各类遗物、遗址、建筑、碑刻、雕塑和绘画等，这类史料是历史的见证和历史知识的可靠来源，它既能比较真实地反映历史，又具有形象直观性。其中有很大部分是由考古发掘的。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遗址，即前人活动的各种场所，如居址、村落、作坊等各种建筑设施。

二是墓葬，即古人的墓穴。墓葬作为实物史料，有它特殊的意义。一个保存良好的墓葬，不仅有古代人的遗体，还往往有许多随葬物品，有的甚至还有大量的壁画、简册和古代文献，因此能真实、生动地再现当时的社会生产生活面貌。

三是文物，指历史遗留下来的在文化发展史上有价值的东西，如建筑、碑刻、工具、武器、生活器皿和各种艺术品。

3、口传史料与口述史料

（1）口传史料（远古时期神话传说）：在没有文字记载前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2）口述史料是人们对往事的口头回忆而写成或整理成文字的资料

二、按照资料价值的不同，分为第一手史料（直接史料/原始材料）和第二手史料（间接史料）。

第一手史料是指接近或直接在历史发生当时所产生，可较直接作为透视历史问题的史料；第一手史料包括原始文件、档案、信函、日记、回忆录、照片、文物古迹和其它实物等。

第二手史料是指经过后人运用一手史料所作的研究及诠释。有时第一手史料和第二手史料是相对而言的，比如，在发现甲骨文以前，关于殷商的历史一直以《史记》的记载为第一手史料，但甲骨文发现后，甲骨文就是第一手史料，《史记》变为第二手史料了。

例如《史记》一书，就包含了第一手史料(原始史料)与第二手史料(间接史料)。

司马迁著《史记》，其中有不少司马迁关于历史现象的叙述（因为司马迁并没有亲身经历或以事后追记的方式来描述的，所以司马迁对历史现象的叙述可以看作是我们研究这些历史现象的“第二手史料。

导语/INTRODUCTION东莞出了哪些历史名人？东莞是广东历史文化名城，是著名的华侨之乡、粤剧之乡，也是一个名人辈出的城市。从古至今，东莞最有名的人物，有袁崇焕、蒋光鼐、陈伯陶、王宠惠、彭谊、袁振英、张家玉、李章达本文为大家盘点东莞十大最有名的历史人物，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东莞十大历史名人排排榜关注榜投票榜01袁崇焕>>2201002蒋光鼐>>1769003陈伯陶>>931004王宠惠>>1471005袁振英>>642006彭谊>>421007李章达>>603008张家玉>>781009刘纪文>>196010徐兆魁>>3330王作尧张伯桢01袁崇焕>>2201002蒋光鼐>>1769003王宠惠>>1471004陈伯陶>>931005张家玉>>781006何真>>775007袁振英>>642008陈琏>>640009李章达>>603010彭谊>>4210孙谦徐兆魁01袁崇焕>>2201002蒋光鼐>>1769003王宠惠>>1471004张家玉>>781005徐兆魁>>333006陈伯陶>>931007陈琏>>640008袁振英>>642009孙谦>>361010李章达>>6030何真彭谊东莞十大历史名人排行榜，主要通过检索相关网络平台查找出历史上所有时期，出生地为广东省东莞市的各类已故人物，并综合考量他们取得的成就（著作、官职、荣誉头衔等）、知名度、影响力得出。名单仅供参考，如有疑问，欢迎在末尾评论/批评指正。为我喜欢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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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十大历史名人1、袁崇焕袁崇焕（1584年—1630年），字元素，籍贯广东东莞石碣，通籍广西梧州（籍贯争议）。明朝末年蓟辽督师。为抗清名将。有《袁督师遗集》存世，今人辑有《袁崇焕集》。明思宗朱由检即位后袁崇焕得以重新启用，于崇祯二年（1629年）击退皇太极，解京师之围后，魏忠贤余党以“擅杀岛帅（毛文龙）”、“与清廷议和”、“市米资敌”等罪名弹劾袁崇焕，皇太极又趁机实施反间计，袁崇焕最终被朱由检认为与后金有密约而遭凌迟处死。详细>>2、蒋光鼐蒋光鼐（1888—1967），广东东莞虎门人，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政治活动家，功勋卓著的抗日名将，民革的卓越创始人和***，新中国纺织工业的主要***。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任国民革命军师长，第十一军副军长，参加中原大战。1930年任第十九路军总指挥兼淞沪警备司令。1932年1月28日，率领十九路军抗击日军的侵略。1949年，开始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后又历任中国纺织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1967年6月8日病逝于北京。详细>>3、陈伯陶陈伯陶（1855—1930），号象华，一字子砺，晚年更名永焘，又号九龙真逸，东莞中堂凤涌人，清朝探花，主张修建陈家祠。光绪元年（1875年）中秀才，光绪十八年（1892年）中壬辰科进士，殿试获一甲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文渊阁校理、武英殿协修，后又任国史馆协修、总纂。陈伯陶从小涉猎古籍，好收藏明、清朝野史、稗官、奏议、文集等文献，晚年遵照遗命，将藏书捐置于“酥醪观”中。著有《瓜庐文乘》、《瓜庐诗乘》、《元朝东莞遗民录》、《明朝广东遗民录》、《明东莞三忠传》、《孝经说》、《吴梅村诗发微》、《袁督师遗稿》等。详细>>4、王宠惠王宠惠（18811010-195835），字亮畴，祖籍广东省东莞市。王宠惠是近代中国第一张新式大学文凭的获得者，曾任中华民国外交部长、代总理、国务总理，并为海牙国际法庭任职中国第一人。他是民国时期著名法学家、政治家、外交家，曾参与起草《联合国宪章》，被聘为国立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宠惠一生中先后撰写了《宪法刍议》《宪法危言》等法学作品，其思想奠定了中华民国的立宪基础、引领了近代中国的-风潮，被誉为近现代中国法学的奠基者之一。详细>>5、袁振英袁振英（1894—1979年），字震瀛，号黄龙道人等，出生于广东东莞县温塘村，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之一。先后参加上海、广州的***早期组织，在中国***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中作过重要贡献。详细>>6、彭谊彭谊（1410一1498），字景宜，号正庵，广东东莞莞城市桥人。生于永乐八年（1410年），为明宣德十年（1435年）举人。明正统十年（1445年）任工部司务，正统十四年（1449年）任湖广道监察史，明成化四年（1468年）以右副都御史镇守辽东。彭谊镇守辽东十年，严格训练军队，粮草充裕，女真、鞑靼都不敢进犯。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彭谊升资善大夫，至67岁时，告老还乡。详细>>7、李章达李章达（1890—1953），东莞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参加武昌起义。1948年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广州市副市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南方总支部主任委员等职。他数十年致力于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一个在中国***旗帜下前进的积极战士”，“一个优秀的党外布尔什维克”。详细>>8、张家玉张家玉（1615-1647），字玄子，号芷园，广东东莞万江人，岭南三忠（张家玉、陈邦彦、陈子壮）之一，东莞五忠（陈策、袁崇焕、苏观生、张家玉、陈象明）之一，抗清将领。崇祯十六年（1643年）进士，曾主动投书李自成为起义军效力，李自成战败后改投南明弘光帝。1647年和清广东提督李成栋在增城大战时身中九箭，身负重伤，不愿作俘虏，遂投塘而死，壮烈殉国，时年仅33岁。张家玉诗作遗留不少，后人辑有《张文烈公军中遗稿》和《张文烈公遗集》。详细>>9、刘纪文刘纪文（1890—1957），原名兆_，字兆铭，出生于广东东莞附城峡口村。1910年加入同盟会。后留学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任总务部干事。1917年回国，参加护法运动。历任陆军军需处处长、国民政府南京特别市市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陪都建设计划委员、特考典试委员长等，后和孙科练手反对蒋介石。曾担任广州、南京两大城市市长，虽然为期总共6年，但他锐意敢为，在短短数年取得了不朽的成就。详细>>10、徐兆魁徐兆魁（1550—1635），字策廷，号海石，广东广州府东莞人，明代大臣。万历十四年（1586年）中进士，初任行人司行人，升山西监察御史。后任浙江监察御史，弹劾东林党人李三才。后历任太仆寺正卿、湖广巡抚、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吏部左侍郎，天启六年（1626年），任刑部尚书，崇祯八年（1635年）病逝。著有《疏草》、《诚求录》、《留余堂文集》、《未焚草》、《寄思居集》等。详细>>更多相关榜单东莞市人物明星榜单012021东莞十大富豪排行榜02东莞十大作家名人03东莞十大古代名人04东莞市大杰出青年05东莞十大知名企业家06东莞十大近代名人07东莞十大科学家东莞市体系文章推荐01东莞著名品牌大全东莞品牌02东莞旅游景点大全东莞景点03东莞支柱产业分析高新技术04东莞传统文化盘点东莞文化05东莞GDP房价人口东莞大数据06东莞美食最全攻略东莞美食07东莞旅游攻略大全东莞旅游08东莞著名人物汇总东莞名人09东莞学校名单汇总东莞教育10东莞便民服务信息东莞名片申明：生活十大、生活排行榜等内容源于程序系统索引或网民分享提供，仅供您参考、开心娱乐，不代表本网站的研究观点，请注意甄别内容来源的真实性和权威性。

古典文献学研究古籍的分类、编目，古籍的版本、校勘，古籍的辨伪、辑佚，古籍的注释、编纂。古籍整理向人们展示历史、要保留历史，让人们在纷繁芜杂的现实中仍能把握住民族发展的脉络，挖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参与世界文化交流。

古典文献学综合运用版本、校勘、目录、注释、考证、辨伪、辑佚、编纂、检索等方面的理论与方法，科学地分析、整理、研究中国古代文献，进而探讨古代文献的产生、分布、交流和利用的规律，并总结对古代文献进行分析、整理、研究工作的规律与方法。

由于文献载体的变迁，书写、契刻、印刷的不同以及装订技术水平的进步，对于文献的编缀、卷摺、包背和装订，先后产生过几种不同的体式：简策体式（竹木简的编简）；卷轴体式（缣帛和纸书的卷轴装以及纸书向册页过渡的旋风装）；折叠体式（梵夹装、经折装）；册页体式（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等）。

文献史料的类型有很多种。下面列举一些常见的类型：1 原始史料：指的是历史上直接记录事件的物品，如石碑、碑刻、古代文献、手稿、写在墙上的文字等。2 古籍文献：包括诸如《史记》、《资治通鉴》、《大学》、《中庸》等古代文献。3 口述史料：包括口头传承中所记载的历史事件和口述的历史故事。4 待解密文件：如政府机构和军事机构所保留的机密文件、情报文件等，需要被授权才能查阅。5 地方志和家谱：地方志是一种记录地方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地理等方面的历史文献，家谱则是记录家族历史的文献。6 照片、画作、纪念品：这些物品可以通过文物研究和分析，向我们展示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真实面貌和生活情况。7 报纸、杂志、公告和广告等印刷品：这些文献可以反映时代的社会风貌、价值观念和文化传承等，并以其丰富的文献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

古文献研究的内容主要有古文献目录、古籍版本、古籍校勘、古籍辨伪、古文献辑佚。针对不同的内容有不同的方法。但是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法：

首先是“古典文献的普查登记与学科分类方法”。古典文献学最首要的任务就是系统全面地认识了解自己的研究对象——中国古典文献的总体面貌，只有通过全国范围的古典文献普查登记，并对普查登记材料进行条分缕析，使之分门别类，才能掌握其数量和大致的学科类别。因此，普查登记与分类是古典文献学最基础的工作，也是最基本的方法。

其次是“古典文献的编目与著录方法”。古典文献的典藏与查阅都需要目录书和目录卡片提供按图索撰的途径，而编制书本式目录和卡片式目录，既要遵循一定的编目原则，又要按照一定的著录规则，这就需要掌握科学的方法。由此可见，“编目与著录方法”也是中国少数民族古典文献学的重要方法之一。

再者是“古典文献的鉴定与辨伪方法”。古典文献学在考辨古典文献的源流、判断某一部书或某一篇文献的价值、分析不同文献版本之间的关系时，都需要对文献的特征和内容予以鉴别，特别是对那些伪造的书籍和文献档案子以断定。

广东，古时称南越。

“粤”作为广东简称，粤即越，古文献中“粤”和“越”互为通假。

先秦古籍对长江中下游及以南地区的民族，常统称为“越”，文献上称之为百越、诸越，包括“吴越”（苏南、浙北一带）、“闽越”（福建一带）、“扬越”（江西、湖南一带）等 。隋唐以后，“粤”字意义收窄，指岭南地区，或称“南粤”。

行政区划

广东省下辖21个地级市（其中2个副省级市），划分为珠三角、粤东、粤西和粤北四个区域，其中珠三角：广州、深圳、佛山、东莞、中山、珠海、江门、肇庆、惠州；粤东：汕头、潮州、揭阳、汕尾；粤西：湛江、茂名、阳江、云浮；粤北：韶关、清远、梅州、河源。

广东省辖市当中，广州是国家中心城市，深圳为副省级市及计划单列市，深圳、珠海和汕头为经济特区，广州和湛江为中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广东省确定顺德区为省直管县试点。顺德区享有地级市的行政执法权限，并将接受广东省的直接考核，分数单列。

我国古籍目录数量多、种类多，内容极其丰富。如果从目录编制的体例看，大致可分如下三种：

第一种，部类前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解题又叫叙录或提要。它的作用是叙述作者生平，概括全书大旨，品题得失，考辨讹谬。这种既有序又有解题的目录，不仅剖析学术流别，而且提要钩玄、举其大旨、“故虽书有亡失，而后之学者览其目录，犹可想见全书之本末”（朱彝尊《曝书亭全集》卷四十四），因此在学术上有很高的价值，历来被学者们所推重。流传至今的有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这种解题目录始于刘向的《别录》和刘歆的《七略》，到宋代时已趋于成熟，《郡斋读书志》与《直斋书录解题》就是标志；而清代所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加完善，成为解题目录的集大成者。

第二种，部类前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无解题。这种目录，价值在于小序。小序条辨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家之学，使人得以由委溯源，考辨学术源流。流传至今者，有《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

第三种，只记书名，无小序、解题。如宋代郑樵《通志·艺文略》，清代张之洞《书目答问》，唐以下各史《经籍志》、《艺文志》，以及一些私人藏书目。郑樵《通志·艺文略》的宗旨是：“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郑樵《通志．校雠略》）。郑樵反对每书之下必有解题，认为这是“泛释无义”、“文繁无用”，主张从目录的分类来体现学术源流的本末先后。他排斥目录中的解题，未免失之偏颇，但他所编《艺文略》，分类之间剖析流别，秩然有序，确实体现了“类例既分，学术自明”这一原则。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令其门径秩然”（《书目答问》略例），其编排之法与郑樵的原则相吻合。因而在只记书名的目录当中，《通志·艺文略》和《书目答问》为人们所重视，具有一定的价值。

由此可见，考辨学术源流是我国目录学的正宗及优良传统。

此外，从目录的形成及目录的体制看，又可分为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私人藏书目录等三种。

第一种官修目录，这种目录是在国家藏书的基础上编制成的。历代封建统治者，在政权趋于巩固、国家安定的情况下，往往着手整理文化典籍，当然也为了对人民实行思想统治。从汉代至清代，历代王朝大都搜集天下遗书、编制全国性的综合目录。这种目录由于是政府组织编修，因而无论人员的配备，还是书籍资料的搜集，都雄厚而充实，特点是书籍著录完备，包罗宏富。如《群书四部录》（唐开元初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但由于成于众手，往往失于疏漏，这是一个缺点。

第二种史志目录，这种目录是历代史官在修史时，根据同时期的国家藏书修成的。目的是记一代藏书之盛，把一个时代的学术文化情况作为历史的一个方面记录下来，和正史一同流传。自从班固首创《汉书·艺文志》，开了正史中记载目录的先例，历代修史者相沿不绝。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等。从汉代到清代，史志目录一直是我国目录学发展史中一支重要的流派。可据以考见一代学术源流及典籍的存亡，在历代官修目录大部分佚失的情况下，同史书一同流传下来的历代史志目录就更显得珍贵了。

第三种私人藏书目录，这种书目是以私人藏书为基础编制的。限于各方面的力量，它不如官修目录的完备、宏富，但它可以补官修目录及史志目录之阙，特别是私人所著的解题目录，在补阙这一点上尤其重要，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这两部目录著录的书籍，后来大多佚失；但由于这两部目录都有解题，因而“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伪，考核异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成为“考证之所必资”的重要目录。

我国古代目录的种类，如果从它的性质上看，也可以分为三种，即综合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

第一种综合目录最为常见，一般都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分类。历代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私人藏书目录、通常都属于综合目录。

第二种专科目录是伴随着科学文化的逐步发展，适应人们对某一学科进行不断深入的研究的要求而产生的专业性目录。我国最早的专科目录是汉武帝时杨仆的《兵录》。后来，与历代学术的兴盛相适应，产生了各种不同的专科目录。汉魏以来，文学开始繁荣。晋初产生了荀勗的《杂撰文章家集叙》、挚虞的《文章志》。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开始盛行，由于我国有儒家独尊的传统，佛教仍被视为异端，佛经在目录中没有地位，这反而促使佛经目录向专门化发展。晋代释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齐梁间释僧祐的《出三藏记集》，都有一定的价值。史籍目录兴起于唐代，金石学目录源于宋代，时代愈晚，专科目录愈多，也愈加专精。如清代朱彝尊的《经义考》、谢启昆《小学考》，都是质量较高的好目录。

第三种特种目录是性质特别而又不限于一科的目录。如丛书目录，目前最完善而使用又方便的是上海图书馆一九五九年出版的《中国丛书综录》。禁书目录，有陈乃乾所编《索引式的禁书总录》。版本目录，有清代钱曾《读书敏求记》、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等。敦煌写本目录，有商务印书馆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是目前最好的敦煌遗书目录。另外还有地方志目录、善本目录、词曲目录、辨伪目录等等。

如果我们熟悉并且掌握各种目录的不同性质及其特点，在学习、研究、整理古代典籍的过程中，将会心中有数，目标明确，驰骋自如。

　　大谷光瑞，日本佛教真宗派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作为日本大正天皇的姐夫，他在日本曾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但作为一个随侵华日军一起踏上中国土地的掠夺者，这位披着文化考古外衣的僧人，给中国文物古迹造成的破坏之大，恐怕也无人能及。

对于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学者来说，大谷文库是一个绕不开的名词，尤其是在明清小说的研究者眼中，大谷文库更是无法取代的经典。可以说，大谷文库已成为公认的一座中国古典小说的宝库，而这座文学宝库最初的建立者，竟然是一位日本僧人。

大谷光瑞，日本佛教真宗派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作为日本大正天皇的姐夫，他在日本曾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但作为一个随侵华日军一起踏上中国土地的掠夺者，这位披着文化考古外衣的僧人，给中国文物古迹造成的破坏之大，恐怕也无人能及。

偏爱文化考古的日本僧人

旅顺口区的太阳沟，在伪满时期，曾经一度是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如今，在太阳沟随处可见的古建筑里，我们仍能依稀领略到它昔日的繁华。

与肃亲王府、关东州厅等宏大的建筑物相比，太阳沟深处，山坡上那栋俄式风格的二层小楼并不十分起眼，但却非常别致。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坐在小楼阳台上，可以看到不远处海湾里的海鸥是如何觅食的。不过现在这座小楼已经久无人居，显得格外破败，以至于当地文保部门不得不对其进行紧急修缮，好维持它不至于坍塌。但若时光倒退到百余年前，这座小楼却一派风光，是许多政要名流们出入的场所，因为，那时这里曾居住着一位特殊的主人，日本佛教界最重量级的人物：大谷光瑞。

大谷光瑞1876年出生，因为他们家族世代为西本愿寺法主，所以大谷光瑞一出生，就注定要成为僧人。资料显示，大谷光瑞10岁出家，20岁之前，一直是西本愿寺里规规矩矩的宗教领袖继承人。改变发生在1899年，这一年大谷光瑞第一次来到中国，在中国内地游历一个多月。这次中国之行，深刻影响了大谷的一生，让他从一位超然世外的宗教领袖，不知不觉间变成一个贪婪的掠夺者。

那次短暂的中国之行，让这位年轻的僧人对中国古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正在伦敦留学的他，很快便出资组建起一支探险队，以探寻佛迹为名，从喀什米尔高原深入到了中国的新疆地区。

事实上，探寻佛迹与文化考古只是一个幌子，大谷最感兴趣的，莫过于掠夺。大量的古城、古墓遗址，遭到大谷探险队的盗掘，他和瑞典人斯文·赫定的探险队一道，在中国新疆地区展开了一场“夺宝大战”。

需要说明的是，与斯文·赫定不同，大谷光瑞和他的探险队员们并没有受过任何考古训练，他们只懂得掘墓，却连最基本的记录工作都不懂得怎么去做。以至于在挖掘过程中，大量古迹遭到毁灭性破坏，还有很多珍贵文物连出土地点都说不清。

大谷曾先后组织过3支探险队，在中国掠夺走了数以十万计的珍贵文物，这些文物多数是通过大连港登船运往日本，其中占比重最大的当数汉籍图书与碑拓。据说这些图书中仅孤本、珍本就多达数千册，而总数则超过40000册。可以说，3次探险让大谷收获颇丰，可巨大的探险经费与后期分类研究费用，也让大谷陷入了沉重的财政危机。再加上大谷一心忙于在中国探险，导致寺规松弛，僧侣贪腐现象泛滥，大谷也因此受到舆论指责，被迫于1914年辞去法主和伯爵的爵位，并于第二年定居到大连，成为满铁公司的文化与宗教事务幕后顾问及大东亚建设审议委员会委员。

大量稀世珍宝被装船运至日本

大谷光瑞是一个狂热的侵华支持者，是日本殖民当局奉行扩张、掠夺政策的先锋人物。

1938年，他针对“七七事变”后的时局，写下《中国事变后对策》一书，极力主张扩大侵华战争，这本书也一度被日本关东军高层奉为经典，要求高级将领人人研读。此外，大谷还主编出版有《兴亚计划》《兴亚论丛》等丛书，不遗余力地鼓吹“南进”政策。

除了是一个狂热的侵华支持者外，大谷还有一个嗜好，那就是收集中国的古籍文献，大量珍贵的汉籍都成了他强取豪夺后的收藏品。在敦煌，他手下的干将吉川小一郎买通王道士，得以顺利地将敦煌藏经洞里的古籍洗劫一空。在楼兰，他手下的另一干将橘瑞超沿着斯文·赫定提供的地理坐标，找到楼兰古城，并从古城里发现了震惊世界的《李柏文书》。《李柏文书》是目前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中国纸本书信实物标本，文书中出现的李柏其人，也是在楼兰所发现的全部文书中唯一一位史籍有载的人物。学界普遍认为，《李柏文书》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考古价值，同时也是堪与《兰亭序》相媲美的书法艺术精品。并且，作为与王羲之同时代的人物，李柏高超的书法技艺也改变了我们过去“书法帖学起源于江南”的认识，侧面证明西北可能也是“帖学”的发源地之一。

但可惜的是，这些稀世汉籍多数已被大谷光瑞一船一船地运回日本，其中一部分被他占为己有，另一部分捐赠给了韩国总督府博物馆、日本京都博物馆、龙谷大学图书馆，以及日本各地的美术馆，还有一部分被卖给了文物商人。以《李柏文书》为例，如今已是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的收藏品。

大谷不仅是一个中国文物的贪婪掠夺者，同时还是一个疯狂的破坏者。由于他本人并不懂考古，他使用的考古队员也都是对考古一窍不通的年轻僧侣，比如发现《李柏文书》的橘瑞超，当时只是一个不满20岁的小僧人，他不懂得对出土时的情况做记录，以至于后人在研究《李柏文书》时，有很多疑团已无法破解。这些年轻僧侣在所谓的考古过程中，往往会雇用当地老百姓乱挖乱掘，其对遗址古迹所造成的破坏，甚至比盗墓贼还要严重。

古籍幸运地大规模回流

疯狂的掠夺，让大谷迅速成为“当时世界上私人拥有汉籍图书最多的人”，为妥善收藏这些图书，大谷甚至还斥巨资，在神户修建了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私人书库“含秀居”，被当时人称为“山上图书馆”。

谁也不会想到，这些被大谷掠夺走的古籍，却因为一个特殊机缘，竟幸运地迎来一次大规模回流。

那是1915年4月，大谷光瑞再一次到达大连，出席本愿寺关东别院的落成典礼。在满铁高层的极力邀请下，这个刚刚辞去法主职务不久的日本名流，当场决定不再回国，从此定居大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