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最早的诗是宗教经典《古事记》。()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7浏览：1收藏

日本最早的诗是宗教经典《古事记》。(),第1张

日本最早的诗是宗教经典《古事记》（正确）

《古事记》是稗田阿礼口述，天武天皇审定，太安万侣编写的日本神话传说兼历史的日本文学作品，于和铜五年（公元712年）1月28日编纂完成。讲述了日本建国的神话传说，以及神武天皇到推古天皇的历代天皇历史。

书中正文主要采用以汉字书写的古汉语，而诗歌是使用汉字作为日口语的标音，于语序上虽以汉语的主谓宾语法为主，但日语的语法结构也时而出现，体现了日本早期变体汉文的一些特征。

《古事记》作为日本历史上第一部文字典籍，是现存最早的日本文学著作之一。其强调了天皇“天授神命”的神圣性与正统性，并且保留了大量神话、传说、故事、诗歌及古代日本丰富的文辞，对后世日本史学、宗教、生活等领域均有影响。

日本的另一本经典古籍：

一般认为《万叶集》经多年、多人编选传承，约在8世纪后半叶由大伴家持（公元717-785）完成。其后又经数人校正审定才成今传版本。

《万叶集》被推崇为日本民族诗歌的源头。万叶集是日本最早的诗歌总集，相当于中国的《诗经》。所收诗歌自4世纪至8世纪中叶长短和歌，成书年代和编者，历来众说纷纭，但多数为奈良年间（公元710-784）的作品。

1日上午，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记者会上正式公布日本新年号为“令和”，出自日本诗歌集《万叶集》，成为日本历史上首个源于日本古籍的年号。然而，《万叶集》与中国古典文化之间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

日本新年号为“令和”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当日在记者会上介绍称，“令和”出自日本古籍《万叶集》中的“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愿每位日本人，都能如度过寒冬、在春日中盛开的梅花一般，在对明天充满希望的同时，各自绽放出绚烂的花朵。

安倍还说，悠久的历史、浓郁的文化以及四季皆美的大自然代表着日本的国民性，要坚定不移的把这一国格移交给下一代。希望人民在美丽的心灵当中，孕育滋养出文化，正因怀有此番心愿，最终将年号选定为“令和”，象征着新时代的来临。自此“令和”成为645年日本启用首个年号“大化”以来，历史上的第248个年号，也是首个出自日本古籍的年号。

具体来说，“令和”出自《万叶集》第五卷《梅花之歌》32首的序文，“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梅披镜前之粉、兰熏佩后之香”。在“令和”之前的247个年号中，凡是得以辨明出处的年号均出自中国古籍。

《万叶集》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和歌集，收录诗歌4500余首，其地位相当于中国的《诗经》。尽管被看作是日本古籍，《万叶集》仍然无法抹去源于中国古典文化的影响。公开资料显示，《万叶集》借鉴了中国诗歌的题材、形式以及表现方法，收编了部分汉诗。值得一提的是，《万叶集》成书时，日本尚未拥有自己的文字，全部诗歌采用汉字为注音符号记录而成。

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日籍教授、原日本读卖新闻编辑委员加藤隆则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万叶集》第五卷《梅花之歌》的原文部分，还是按照古代中文的写法记录下来。而且，《万叶集》收录了118首关于梅花的诗歌，看得出是受到了中国审美的影响。不过“和”代表“和风”，因此加藤隆则认为“令和”带有中日融合的含义。

日本现任明仁天皇将在4月30日“生前退位”，皇太子德仁将于5月1日即位新天皇，当日零时开始正式启用新年号“令和”。自此，始于1989年1月的“平成”时代，仅剩1个月便将退出历史舞台。▲

(1)简策

简策就是编简成策的意思。“策”就是“册”的假借字。古代有些词有音无字，行文时只好依声托事，借用同音的字加以表示。这种现象，文字学上就称为同音假借，也称为古音通假。“册”是象形字，像是绳穿、绳编的竹木简。所以《说文解字》解释“册”字说：“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礼记·聘礼》中说：“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在这句话的“策”字之下，有两个不同时代的人分别作了解释。一位是东汉的郑玄，他说：“策，简也。”一位是唐代的孔颖达，他说：“策是众简相连之称。”郑玄的意思，“策”就是竹木简；孔颖达的意思，“策”是编连在一起的竹木简。两个人的解释都对，但角度不同。我们把这两个人的解释综合起来，那就是一根一根写了字的竹木片就称为“简”，把若干根简编连在一起就成了“策”(册)。可见简策的确是编简成策的意思。

古人编简成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单绳串连；一种是两道绳、乃至四道绳的编连。汉代刘熙在《释名》中说：“札，栉也，编之为栉齿相比。”这意思是说在写好的竹木简上端钻孔，然后用绳依次串编。上边好像梳子背，下边诸简垂挂，如同梳子的栉齿并列相比。另一种是用麻绳或丝线绳，像编竹帘子一样地编连竹简。编绳的道数取决于竹木简的长短。短简两道编绳即可，甘肃出土的《永元兵器簿》，就是两道编绳(图6)。长简两道绳子编不结实，就编三道或四道编绳。如武威出土的《仪礼》汉简，简长三尺，其编绳就是四道。至于是先写后编，还是先编后写，则两种形式都有。

图6 东汉永元兵器簿编简

为了保护正文不致磨损，古人编简时常在正文简前边再加编一根不写文字的简，叫作赘简。今天书籍的封面，就仍然带有这种赘简的遗意。赘简上端常常书写篇名，下端书写书名。这是因为古人写书于简，不能无阶段地写下去，那样编简太大，不易检阅和收藏，所以常常写到一定长度就结为一篇。而用书的人也常常要先查找篇名，然后才能找到自己所要检索的内容。可是古书往往一书包括很多篇，例如《论语》就有22篇，《孟子》也有七篇。七篇中的各篇还要再分上下。如《滕文公上》、《滕文公下》、《公孙丑上》、《公孙丑下》等。如果所要查找的内容不知道在哪一篇，那就无从着手了。所以古人很重视篇名，把篇名写在赘简上端，以示醒目。而把书名反倒写在赘简的下端，以示篇名的归属。这种格局虽然是仅适应简策书籍而出现的特定形式，但对后世书籍形式的影响却是极其深远的。直到雕版印书盛行的宋代，特别是北宋时代，卷端题名还常常是小题在上，大题在下。这仍是简策书籍格局的流风余韵。

一篇文章的简编完，或一编编好的简写完，便以最后一根简为轴，像卷竹帘子一样从尾向前卷起。《永元兵器簿》出土时，就保持着原来卷起的形式。武威旱滩坡出土的医简，有的也保留着卷起的原型。武威出土的汉代《仪礼》简，篇题和篇次并写在第一、二简的背面，卷起后正好露在外面。这也证明其原型是从尾向前卷起的。卷起的简需要捆好，而后放入布袋或筐箧〔qie切〕。居延出土的简策中有“书箧一”的记载。《汉书·贾谊传》中也有“俗吏之务在于刀笔筐箧”的说法。这些盛装简策的布袋、筐箧相当于“帙”〔zhi至〕，而一帙通常包函10卷。简策书籍这种编连卷收的做法，也只是适应竹木简的特质而形成的特定形式，但对后世书籍的装帧形式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帛书卷子装、纸书卷轴装的出现及长期流行，完全可以说是对简策卷起收藏形式的模仿。

(2)帛书卷子装

帛书与简书虽然制作材料不同，成书之后的面貌也各异，但在装帧形式上彼此却有许多相似之处。缣帛轻软，可塑性较强。表现在装帧形式上便既有折叠，也有卷子。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有的写在整幅帛上，难以卷收，故折叠随葬在一个漆盒内。有的写在半幅宽的缣帛上，则以一条23厘米宽的竹片为轴心，将帛书从尾向前卷成帛卷，这大概就是卷轴装的雏形了。

清代有位著名的史学家、目录学家，叫章学诚。他有一部著名的著作，叫《文史通义》。他在《文史通义·篇卷》中说：“古人之于言，求其有章有序而已矣。著之于书，则有简策，标其起讫，是曰篇章。”还说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受命整理国家藏书，“著录多以篇、卷为计，大约篇从竹简，卷从缣素，因物定名，无他义也。而缣素为书后于竹简，故周、秦称篇，入汉始有卷也。”这两段话的意思是说篇、章是竹木简书的计量名称，卷则是缣帛书的计量名称。周、秦时盛行竹木简书，故多以篇称之。入汉以后，缣帛为书普遍流行，卷便成了广为使用的计量名称。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国家藏书，凡是整理完毕正式誊录进呈的书，都是用缣帛书写的。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佚文十一》说“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这里的“上素”，就是抄写在缣帛上。于是“卷”便成了主要计量单位。表明章学诚所说的“入汉始有卷也”的理论，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也证明帛书的装帧形式主要还是卷子装。

(3)纸书卷轴装

用纸来制作书籍，东汉已发其端。纸具备着缣帛的轻软，但较之缣帛则更易成型。所以纸书出现之后，它的装帧形式便模仿帛书卷子装，而慢慢发展为普遍流行的纸书卷轴装。这无论是从文献记载，还是实物留存，都能得到有力的证明。

晋代傅咸的《纸赋》中，除了赞美纸的方正洁白，很便于书写之外，还说纸张“揽之则舒，舍之则卷”。这两句话实际是对卷轴装书籍的描绘。纸张有一定弹性，卷久了就有回收的惯性，所以用手揽之便舒展开来，可是一撒手就又收卷回去。这是卷轴装书籍固有的现象，也是这种装帧形式的弊病之一。可见晋时纸书已是卷轴装了。

《续高僧传》卷二，记载隋朝文帝时有一位沙门叫明穆彦宗，他曾经利用梵文经本校对佛经。说昔日“支昙罗什等所出《大集》卷轴，多以30成部”。说明早在隋朝以前，纸写的佛教《大集经》，已装潢成了卷轴。

《续高僧传》卷三十八，记载隋朝另一位沙门叫法泰，他自己精勤书写了一部《法华经》，多次显现灵瑞，所以要把它带到成都去进行装潢。可是中途过河掉在了水里，以后又失而复得，所以“至成都装潢，以檀香为轴”。可证隋朝的书籍不但已是卷轴装，而且所用轴材有的已是檀香木了。

《续高僧传》卷五，记载唐玄奘从印度取经回国之后，又奉皇帝之命在大慈恩寺翻译佛经。当他翻译完毕，装成卷轴之后，曾经上书皇帝，请求皇上给写一道序文。他说：“所获经论，奉敕翻译，见成卷轴，未有铨序，伏惟陛下睿思。”可见唐玄奘翻译过来的佛经，其装帧形式也都是卷轴。

《续高僧传》卷二十六，记载唐开元间沙门玄览，他一个人就“写经三千余轴”。

所有上述这些，都是唐及唐以前关于纸书采用卷轴装的记载。而唐以后关于这方面的记载，那就更是史不绝书了。北宋欧阳修在他的《归田录》中说：“唐人藏书，皆做卷轴。”元朝吾衍在他的《闲居录》中说：“古书皆卷轴。”明朝都穆在其《听雨记闻》中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清朝高士奇在其《天禄识余》中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此制在唐犹然。”这些说法，也证明自纸书出现，直到唐、五代，大约八九百年的时间里，书籍盛行的装帧形式，的确是卷轴装。

本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了大批遗书，其中主要是手写本佛经。现在分藏在世界各国，其中主要收藏在英国、法国、中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国。总计大约四万多件。这些敦煌遗书产生的时代，大约上起南北朝，下至五代，即公元420—960年这500多年的历史跨度内。此期正是手写纸书的高峰期。这些遗书，有的就是简单的一卷儿，有的木轴犹存，进一步又以实物，证明唐五代及唐五代以前，纸书的装帧形式，的确普遍流行卷轴装。

古时历代纸张的大小规格不尽相同。晋代纸高大约23—24厘米，长26—27厘米；唐代纸高25—26或26—27厘米，长40—43厘米或44—51厘米；五代时期纸张的规格大小不等。内容长的书，一张纸无法容纳，只好写完一张再接写第二张、第三张……直到写完为止，可能是几张、十几张、几十张，乃至数百张。一部用多张纸写完的书，按顺序粘接成一幅长条。长条可以先写后粘接，也可以先粘接好后写。写完的长条纸书，即可以从左向右，或说是从尾向首卷起。为使纸卷不至于折皱或损坏，在长条纸书最后一纸的末尾粘上一根圆木棒，然后以木棒为轴心从左向右搓卷，所以称作卷轴。轴的长度比纸的高度略长，纸书卷好后上下两端都有轴头露出，这样有利于图书保护(图7)。

古书卷轴装似乎也有精装与简装的区别。简装，仅用一根普通的圆木棒为轴，有的甚至连轴都没有，只是从尾向前卷起，也是卷轴装。精装就有不同的讲究了，据记载，王羲之、王献之晚年写的字要比青少年时写得好。他们在缣帛上写的字，要以珊瑚装饰轴头；在纸张上写的字，要以金属装饰轴头；最次的也要以玳瑁、旃〔zhan沾〕檀装饰轴头。可见晋代的卷轴装，有的已经相当精致了。

《隋书·经籍志》说隋炀帝即位之后，秘阁所藏之书，上品的要用红琉璃轴，中品用绀〔gan干〕琉璃轴，下品用漆轴。表明隋朝政府的藏书，其卷轴装潢已分出不同品级。《大唐六典》记载唐政府的藏书，经库书用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用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书用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书用绿牙轴，朱带白牙签。可见唐代的政府藏书不但裱轴十分讲究，而且已经懂得用颜色来类分图书了。

图7 卷轴装示意图

图8 卷轴插架示意图

为保护图书内容不受污损，卷轴装在正文第一张纸前边还要粘加一张空白纸，考究的粘加绫、绢等丝织品。粘加的这张空白纸或绫、绢，叫作“褾”〔biao表〕，也叫作“包头”或“玉池”。褾的右端接有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带。带的右端接有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别子，叫作“签”。卷子卷好，褾在最外层，用带绕捆，以签别住。卷轴存放的方法是在书架上平放，轴的一端向外，系上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书签。签上标写书名、卷次，以便于取阅。取阅图书时依签上所标抽出卷轴，用毕原位插入，所以称为插架(图8)。唐代文学家韩愈的《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中说“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描绘的便是一座插架宏富、装帧考究、满目琳琅的私人藏书宝库。

(4)经折装

经折装也称折子装，顾名思义，应该是从折叠佛教经卷而得名。前边说过了，到唐代为止，最盛行的书籍装帧形式，仍然是卷轴装。但到唐代，佛学在中国的发展也达到了鼎盛时期。一方面是僧尼遍于域中，另一方面翻译过来的佛经又普遍以卷轴装的形式流行。僧尼遍于域中，意味着善男信女诵经的普遍；卷轴装盛行，则意味着它对僧尼们诵经的不便。因为佛门弟子念经，要盘禅入定，正襟危坐，以示恭敬与虔诚。善男信女们念经时的这种姿态，卷轴装的不方便可想而知。任何一种纸卷，包括佛教经卷，卷久了，都会产生卷舒的困难。由于卷久的惯性，念过去的部分，经卷会由右向左自动卷起；未念到的部分，经卷又会自动由左向右卷起。这种情况，如果不及时调整镇尺的位置，经卷就会从左右两个方向朝中间卷起。试想，如此麻烦不便的卷轴装式，怎么能适应佛门弟子们那种盘禅入定、正襟危坐的读经方式呢！因此，一场对流行许久的卷轴装的改革，首先在佛教经卷上发生了。这就是将本是长卷的佛经，从头至尾地依一定行数或一定宽度连续左右折叠，最后形成长方形的一叠，再在前后各粘裱一张厚纸封皮，一种新型的装帧形式就出现了，这就是所谓的经折装。正像元朝吾衍和清朝高士奇所揭示的那样，经折装的出现，完全是针对卷轴装卷舒之难的弊病而发生的。元朝吾衍在《闲居录》中说：“古书皆卷轴，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折。久而折断，复为簿帙。”清朝高士奇在《天禄识余》中也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此制在唐犹然。其后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折。久而折断，乃分为簿帙，以便检阅。”这两位不同时代的古人，揭示了同一个道理，即经折装的确是由改造卷轴装而来。

1975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钱存训先生的《中国古代书史》，披露了一幅经折本图版，经名为《入楞伽经疏》，共211叶，原出自中国敦煌石室。其装帧形式就是左右相连折叠的经折装。这是唐代佛经出现经折装的实物证明。

英人斯坦因在他的《敦煌取书录》中，还描绘过一件五代印本佛经的装式，也是经折装。他说：“又有一小册佛经，印刷简陋……书非卷子本，而为折叠而成……折叠本书籍，长幅接连不断，加以折叠……最后将其他一端悉行粘稳。于是展开以后甚似近世书籍。是书时为乾祐二年，即纪元后九四九年也。”斯坦因看到并描绘的这件实物，表明印刷而成的佛经，在五代时期也有的是经折装式了。

(5) 梵夹装

过去的书史论著，常把经折装混为梵夹装。说经折装又称梵夹装，或者说梵夹装就是经折装，或经折装即梵夹装。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梵夹装并不是中国古代书籍的装帧，而是古代中国人对古印度用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佛教经典装帧形式的一种称呼。梵是天竺国梵文文字的创始人。《祐录》卷一《梵汉译经音义同异记》中说：“昔造书之主凡有三人：长名曰梵，其书右行；次曰佉楼，其书左行；少者苍颉，其书下行。梵及佉楼居于天竺，黄史苍颉在于中夏。”印度是佛教的发祥地，产生在印度的佛教经典，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将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的，所以又称为贝叶经。当然也有不少写在桦树皮上。

我们在前边说过了，书籍的装帧形式，只能视书籍的制作材料和制作方法而采取相应的方式。古印度佛经既是采用修长硕大的贝多树叶或桦树皮书写，其装帧形式也就只能适应这种材料而采取相应的方式了，这就出现了古代中国人所称呼的梵夹装。何谓梵夹装？如果用最通俗的语言加以铨释，那就应该是古印度用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或桦树皮上的佛教经典而采用夹板式以绳穿订的装式。对这种装帧形式，古代中国人称之为梵夹装。隋朝有个叫杜宝的，他有一部著作叫《大业杂记》。杜宝在《大业杂记》中说东都洛阳的“承福门即东城南门。门南洛水有翊津桥，通翻经道场。新翻经本从外国来，用贝多树叶。叶形似枇杷，叶面厚大，横作行书。约经多少，缀其一边，牒牒然今呼为梵夹”。夹原意同册，后来演化为夹。这段描述，比较明确地告诉我们，梵夹装是隋时人对传入中国的古印度书写在贝多树叶上梵文佛教经典装订形式的一种形象化的称呼。其具体的装订方式，是将写好的贝叶经，视经文段落和贝叶多少，依经文的次序排好，形成一摞。然后用两块比经叶略宽略长一点的经过刮削加工的竹板或木板，将排好顺序的贝叶经上一块下一块地夹住，然后连板带经穿一个或两个洞。一个洞者，穿绳之前先将绳的一端挽上疙瘩，以另一端将夹板及贝叶串连；两个洞者，则以绳子两端同时将夹板及贝叶串连，最后绕捆起来，一个梵夹装式就算完成了。这就是杜宝所说的“约经多少，缀其一边，牒牒然”的梵夹装。

图9 僧伽罗文贝叶经装帧

用贝多树叶来写经，不仅是古印度如此，近世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中也有用贝叶写经的。北京图书馆就藏有僧伽罗文的贝叶经(图9)，其装帧形式就是典型的梵夹装。近年北京图书馆还入藏一批傣文贝叶小乘经，其装帧形式也是梵夹装。这些实物也印证了古印度梵夹装的形式特点，从而丰富了中国书籍的装帧形式。

中国以纸张来制作书籍，至隋、唐而极盛。书籍的制作材料与贝叶不同，当然装帧方式也就不同。但中国纸制书中，包括写本和印本，也有裁成长条而模仿贝叶的。现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手稿部的中国敦煌遗书中，还颇有几件这样的遗书。它们状似长条，形仿贝叶，编绳虽然已不复存在，但当年的穿孔犹存，表明它们的确是中国纸书中模仿梵夹装的装帧形式。北京图书馆珍藏一件五代时回鹘文写本《玄奘传》。其书叶狭长，横作行书，每叶上靠近两端各有一红色圆圈，据说也是模仿的梵夹装式。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中，有一件唐写本《思益梵天所问经》(图10)。其写纸为长条形，意仿贝叶。厚厚一册，却中间穿孔，单绳穿装，是中国纸书遗存中典型的梵夹装。其夹板虽佚失一块，但另一块却原样留存。穿绳虽也大部分佚去，但仍有一段原绳贯穿册叶与夹板。直到后世刻印的藏文大藏经、蒙文大藏经，也都是纸作长条，横作行书，上下各有一块厚重的夹板，所以它们也是中国纸书中模仿梵夹装的装帧形式。只是这种装帧形式在中国并未普遍流行，所以也就鲜为人知了。但不管是古印度的梵夹装，还是中国纸书模拟的梵夹装，以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书中模仿的梵夹装，都和经折装毫无相同之处。所以经折装就是经折装，梵夹装就是梵夹装，两者既不相等，也不相通，不应混为一谈。

图10 唐写纸本《思益梵大所问经》梵夹装

(6)旋风装

过去很长时间里，中外学者对什么是中国古书的旋风装认识并不清楚。长期把经折装粘加一张整纸就说成是旋风装，或把经折装直接说成是旋风装，就是这方面的例证。事实上，旋风装跟经折装没有任何联系。它与经折装产生的文化背景完全不同。它们是在同一个时代里，同在卷轴装的基础上，由于不同的社会文化需求而产生出来的两种完全不同的书籍装帧形式。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政治、经济、科学、文化都有长足的发展。尤其是文学，诗歌几乎占据了整个文坛，使唐代成了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诗歌的发展，特别是近体律诗的发展，一方面要求要有严格的韵律，一方面遣词造句、运用掌故又要求典雅有据。这就促使唐代社会相应地产生并发展两方面的著作：一方面是备查检掌故用的类书空前发展；另一方面就是供起韵赋诗、检查格律的韵书一再被修正、增补、传抄而流布社会。唐代的韵书，类乎现在的字典，带有工具书的性质，是备随时查检使用的。因此，这类书籍的书写方式和装帧形式，也就都要以方便随时翻检为原则而作相应的改变。

但是，我们在前边说过了，唐代书籍最通行的书写方式和装帧形式，仍是单面书写的卷轴装。这样，在通行的装帧形式与要方便翻检之间便产生了很大的矛盾。继续采用单面书写的卷轴装，翻检方便难以解决；突破卷轴装，另外采取更新的装帧形式，一时又难以创造出来。于是便出现了一种既未完全打破卷轴装的外壳，又达到了方便翻检为目的的装帧形式，这就是旋风装。

在当今的世界上，中国古书旋风装的实物留存绝无仅有。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可以说是现存中国古书旋风装的典型实物例证。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全书共五卷24叶。除首叶是单面书字外，其余23叶均为双面书字，所以共是47面。其装帧方式，是以一比书叶略宽的长条厚纸作底，然后将书叶粘在底纸上。其粘法是，除首叶因只单面书字而全幅粘裱于底纸右端之外，其余23叶，因均是双面书字，故每叶都只能以右边无字空条处，逐叶向左鳞次相错地粘裱于首叶末尾的底纸上。所以从书叶左端看去，错落相积，状似龙鳞。收藏时，从首向尾，或者说是从右向左卷起，外表仍然是卷轴装式。但打开来翻阅，除首叶因全裱于底纸上而不能翻动外，其余均能跟阅览现代书籍一样，逐叶翻转，阅读两面的文字。这种装帧形式，既保留了卷轴装的外壳，又解决了翻检必须方便的矛盾。可谓独具风格，世所罕见。古人把这种装帧形式称作“龙鳞装”或“旋风装”。

图11 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装帧

北宋欧阳修在他的《归田录》卷二中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其后有叶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备检用者，卷轴难数卷舒，故以叶子写之。如吴彩鸾《唐韵》、李郃〔he 合〕《彩选》之类是也。”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图11)，相传就是吴彩鸾书写的。欧阳修所见到的大概就是这类的东西。他说出了这种装帧形式产生的原因，也描绘了这种装帧像策子的特点，但未说出它究竟叫什么名字。

南宋初年的张邦基，则在自著《墨庄漫录》卷三中说：“成都古仙人吴彩鸾善书名字，今蜀中导江迎祥院经藏，世称藏中《佛本行经》十六卷，乃彩鸾所书，亦异物也。今世间所传《唐韵》犹有，皆旋风叶。字画清劲，人家往往有之。”可见南宋张邦基也见过这类的东西，他则把这类书籍的装帧形式称为“旋风叶”了。

元朝王恽在他的《玉堂嘉话》卷二中说：“吴彩鸾龙鳞楷韵，后柳诚悬题云：‘吴彩鸾，世称谪仙也。一夕书《唐韵》一部，即鬻〔yu玉〕于市，人不测其意。稔闻此说，罕见其书，数载勤求，方获斯本。观其神全气古，笔力遒劲，出于自然，非古今学人所可及也。时大和九年九月十五日。’其册共五(疑五为二误)十四叶，鳞次相积，皆留纸缝。天宝八年制。”可见元朝王恽也见过这类东西，而且见到的是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收藏并写了上述题识的那件东西。王恽描绘它是“龙鳞楷韵”，“是鳞次相积”。与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装帧形态完全相同。

清朝初年的著名藏书家钱曾，也见过这类东西。《涵芬楼烬余书录》引证他的话说：“吴彩鸾所书《唐韵》，余在泰兴季因是家见之，正作旋风叶卷子，其装潢皆非今人所晓。”可见钱曾见到的，跟故宫所藏相传为吴彩鸾所写的《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其装帧是完全一样的。他将之称为“旋风叶卷子”。可见我们把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装帧形式称作旋风装，是不乏古人见证的。

且考自然界旋风的形象特征，亦是因某处气压低，四周空气向一处注流而形成的螺旋式旋转的风，其中大而强烈的，就是龙卷风。这种风的特点，就是空气分若干层次前后朝一个方向旋转。它的立体形象就仿佛若干张鳞次相积卷起的芦席，像个圆筒。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其装帧形式，内中书叶错落相积，朝一个方向卷收，外壳又保留着卷轴装的格局。装帧完毕，卷收起来，内中书叶很像空气分若干层朝一个方向旋转的旋风。因此，我们认定这种形式才是中国古书的旋风装。不是经折装包粘一张整纸就成了旋风装，更不是经折装又称为旋风装。旋风装有自己的独立形态，但又没有完全摆脱卷轴装的制约。它是对卷轴装的一种改进，是卷轴装向册叶装转化过程中的过渡形式。经折装是对卷轴装的彻底改造，已由卷轴装过渡到了册叶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旋风装比经折装出现得要早。

(7) 蝴蝶装

(8)包背装

　　我国古代马球起源分析

　　2004-03-09 01:13:00 李秀梅章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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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马球起源问题的研究，相当一段时期以来已经积累了一大批古代马球运动的资料，学者们对其研究也已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但总起来分析，还没有确立一个共同的认识，这主要集中在马球运动的起源方面。

　　这里，我们结合国内外的文献记载和发现的有关文物资料，主要就古代马球运动起源问题的三种观点逐一分析，并提出我们的认识。

　　1．关于马球运动起源于波斯说。自向达、罗香林二位先生提出以后，不少研究者在经过一定的分析后，曾提出过不同的看法，其中尤以唐豪先生的分析较为充分。唐先生认为：第一，"现代马球之称为Polo，语源出于我国藏族，不是取名于波罗树。可证唐代拔汗那国的毬场（杜环《经行记》所载），并不与波罗林发生什么关系。"第二，在中国古代，"'打毯'这个名称，足早见于五世纪六十年代左右（隋唐以前）梁朝宗懔所著的《荆蓬岁时记》，根本不符合于罗香林所云'波斯原名为gui，唐人音译为毬'的说法"。也就是说，打毬一词出现于中国的唐代以前，并不是唐人据波斯语中的gui一词译来得①。

　　与马球运动起源于波斯说相近，郝更生先生在其1926年出版的英文版《中国体育概论》一书中，还提出了马球是经过波斯传到土耳其斯坦和西藏，然后在中国普遍流行起来的观点。他的主要根据是："900年前波斯一位作家记载，约在公元600年左右，和波斯萨珊王朝末代皇帝Khosrau Parwis结婚的一个基督教女子希莱恩，联合了许多贵族妇女和她配合，同'夏'的马球队进行了一场对抗赛"②。但是，由中国古籍《旧唐书》西戎传和《新唐书》西域传中有关波斯历史的记载看，能与Khosrau Parwis对音的是"卑路斯"。他是六八世纪之间的人物、并不是6世纪左右的人物。而这与中国汉魏时期出现的记载马球活动的《名都篇》已经相隔了5个世纪，因此这一结论也是说不通的③。

　　此外．据英国于1936年出版的有关著述记载，波斯马球竞赛被称为"Chaugan"，而其发音近似于中国古代"鞠杆"的方言④。"鞠杆"即是球仗，这一相近的对音字，也间接证明了波斯盛行的马球是受到了中国流行的马球活动的影响。

　　2．关于马球起源于吐蕃说。虽然首倡者阴法鲁先生从语音学着手，对向达、罗香林二先生所考证的"波罗波斯名为gui"之说提出了异议，并进一步考证出波斯语的gui字应是汉语毬字的音译。但他同时又根据波罗一词是出于英语的polo，亦即马球之意，而其发音又来源于藏语的"波郎"（Polon）或藏语的"氇氆"（Pulu），并由此推断马球运动最初应出现于吐著，至唐代初年传入中原并兴盛起来⑤。不过，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波郎"，还是"氇氆"，在拉萨藏语中其实是对一切球和球形物体的统称。而拉萨地区的这一称呼则来源于西藏牧区的"扒啰"，扒指圆形物体，而扒啰系指用皮革制成的圆形物体，因此，仅据此推断马球运动起源于吐蕃地区，似有些牵强⑥。

　　3．关于马球起源于中原一带的观点。最初仅仅依据的是汉魏时期曹植《名都篇》中的记载。但由于证据乏力，又加之学者们对《名都篇》中"连骑击鞠壤"的"击鞠"有着不同的理解，所以，虽然对此观点附和者众多，但更需确凿的资料再加论证。

　　生活在公元六八世纪的唐代诗人蔡孚曾作《打毬篇》一诗。诗中写道："德阳宫北苑东头，云作高合月作楼。金锤玉蓥千金地，宝杖佩文七宝毬。……共道用兵如断蔗，俱能走马入长揪。……奔星乱下花场里，初月飞来画杖头。自有长鸣须决胜，能驰迅足满先筹。薄暮汉宫愉乐罢，还归尧室晓垂旒。"⑦在这首诗中，所提到的"德阳宫"即是在汉末被董卓烧毁的东汉洛阳宫殿。而诗中描述的"德阳宫北苑东头"的马球场及"能驰迅足满先筹"、"薄暮汉宫愉乐罢"的马球竞赛，都是参考当时尚未佚佚的汉代旧籍的记载写成的。因此，由这一条资料可以看出，东汉时期已经流行马球运动，而且于宫中还修建了专用的马球场。

　　年在甘肃省敦煌市西北的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现的西汉中期的球形实物，对这一观点可以说是起到了一些旁证作用。目前，虽然对这类球形实物还有不同的看法，但根据报告的描述和我们在长城博物馆看到的实物，把其作为一只马球活动用球，应有一定的道理。

　　据元人熊梦祥的《析津志》载："一马前驰，掷大皮缝软毬子于地，群马争骤，各以长藤柄毯杖争接之"。这里的大皮缝软毬子，也就是牛皮马球，在牛皮里面填上一层毛发之类的物质，成为软球。也可能像古代日本那样是在木质球外包一层牛皮。在中国古代马球活动中，所用的马球有一种是外包皮，内置毛发等类的"软毬"。此外，至迟在公元前5世纪出现的马球的另一称呼"打毬"的毬字，在其构造上，"左旁由'毛丸"而来，所以从毛。这个毬字的右旁根据用球'招来'击和用杖'索取'击，所以从求"⑧。这也是早期马球活动曾用过"毛九"一类球的证据。

　　另外，在日本占籍《倭名类聚抄》一书中，为了说明"打球"的来源，于其"打毬"条下引"唐韵云：毛丸，打者也"⑨。"毛丸"就是用毛揉成的球，《太平御览》所引《风俗通》对此已有记述⑩。《风俗通》是东汉中平六年（189年）泰山太守应劭所编，这印证了至迟于东汉时期，"毛丸"就已应用于马球运动之中了。

　　从这些文献中对早期马球用球的描述，结合马圈湾汉代烽隧遗址发现的西汉中期的球形实物，其"内填丝绵，外用细麻绳和白绢搓成的绳捆扎成球形。"两者基本上是符合的。另外，发现的这件球形实物直径5．5厘米，与中国古籍中所记载的马球的"球状小如拳"也基本上相符合。结合古代西北地区的军队中始终就有进行马球活动的习俗，将其推断为当时西北地区军中进行马球活动的一种简便用球。是有一定道理的。

　　由这一实物资料的发现，结合上述的文献记载，可以说，马球运动至迟于汉代就已流行在包括中原地区在内的黄河流域一带。无论在文献的记述上，还是在有关实物的发现上，其反映的流行时间均比波斯、吐蕃等地早。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古代马球自汉代始就开始出现于中原以至黄河流域，经过长期的演变和发展，成为了中国古代球类运动中主要的运动形式之一。最后，需要指出的一点是，由于受自然环境的制约，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马球运动主要还是在北方地区流行的。

我不知道国内是如何的。。但是日本这种对著作权啥的严格规范地执行的国家，很少能在网上免费看到图书。虽然说好像法律规定，50年后解禁，所以50年前的书应该不属于版权约束范围内，但是图书馆这种公益场所，本来就不挣钱，靠着国家的税收来经营的地方，不可能有多余的人力和无力把书上传到网上。。。何况，传了，因为不是自己的版权，也不能进行收费，费力不讨好

国会图书馆我只去过一次，书虽然全，但是事儿特别特别多

有些书连外借都不行，只能在他们那里复印。。。。。。

当然了，照相更不行。。。

确实是第一次。

自2019年4月1日起，明仁主动退位，太子顺理成章地即位，年号也终于尘埃落定，采用“令和”，是日本第一位不从中国古代书籍中寻找年号的，可谓是开创首例了。

日本作为学习并实践中国年号制度的国家之一，而且是目前为止世界上唯一还在使用年号的国家，对于年号的变更，不仅仅是日本本国人民关注的焦点，更是全世界的话题。

中国封建统治者改年号主要原因是新帝即位。另外，遇到“天降祥瑞”的吉兆或遭受天灾人祸政治危机等厄运时封建统治者希望通过改元为自己歌功颂德，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历史上，日本天皇也出于同样的政治目的频繁改元(据统计，日本从645年至今，共使用过247个年号)。改元的具体原因主要是:

(1) 新天皇即位;

(2) 天象异变、疫病流行或发生天灾、战乱;

(2)天降祥瑞。

“令和”是“大化”以来的第248个年号，出自日本古典书籍《万叶集》。现在可以十分确定的“令和”成为历史上日本不借鉴中国书籍的年号，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但早在昭和末期，日本政府就有意自己“创新”，委托当时日本东京大学研究文学的著名教授考虑新年号，但没想到最终进入候选名单方案的三个年号，仍是出自中国古书。

事实上，虽然日本很多文化都源自中国汉唐文化、学习中国汉唐文化，但经过这么多年历史发展，日本早已形成了自己的“和风文化”。

2019年4月1日，邻国日本公布了新年号“令和”，这一年号将自5月1日起正式启用，而现用年号“平成”则将在4月30日停用。自公元7世纪“大化”年号以来，日本历史上有据可考的247个年号全部出自我国古代经典，可见古代中国文化对该国的深厚影响。那么就让民族文化为你介绍，哪些日本年号来自我国古代典籍。

日本现新年号令和

当地时间4月1日上午，日本政府公布新年号为“令和”。5月1日开始，日本将从平成时代进入到令和时代。“令和”出自日本古籍《万叶集》诗句“于时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梅披镜前之粉，兰薰佩后之香。”是首次出自日本古籍的年号。

《万叶集》是日本最早的诗歌总集，相当于日本的《诗经》，所收诗歌主要为公元4世纪至8世纪中叶的长短和歌。一般认为《万叶集》经多年、多人编选传承，经数人校正审定才成今传版本。

这些日本年号来自我国古代典籍

迄今为止，日本共有247个年号，一直以中国古籍为依据来制定，除“天平感宝”、“神护景云”等奈良时代的5个例外，均由2个汉字组成，而且从未使用过平假名和片假名。

由于日本天皇在彰显自己权威和特色的同时也会加入迎来长久而美好时代的愿望，特定汉字被反复使用。其中次数最多的是“永”字，达29次。“元”和“天”字各27次，“治”为21次，“应”20次，“正”“长”“文”“和”各19次，“安”则使用过17次。

仅使用过1次的汉字有“吉”“胜”“泰”“白”“福”等30个。昭和的“昭”字也是其中之一。在决定昭和的时候，据称解释字义花了很多功夫。平成是第12次使用“平”字，“成”则是首度登场。

下面选取部分来自中国典籍的日本年号，以供参考：

养老：第44代天皇年号。出自《礼记》：“凡养老者，有虞氏以燕礼”；

嘉祥：第54代天皇年号。出自《汉书》：“是以百姓安，阴阳和，神灵应，而嘉祥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