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韩王、魏王、楚王被杀，赵王被流放、燕王被活捉、齐王被饿死。这六国中最早灭亡的国家是韩国，当时韩国国君为韩王安。秦军在对韩国发动进攻之后韩国根本毫无反抗之力，待秦国成功吞并韩国之后韩王君也随之被软禁在一处名为陈县的地方。在度过大约长达四年的软禁生活之后，韩王君因受到韩国旧贵族起兵谋乱的牵连而被处死。魏国的亡国之君则是魏王假，他在魏国灭亡之际便被攻进城的秦国将领王贲杀死。

秦国在灭亡韩国之后便将赵国定为下一个攻伐目标。其实在这之前秦赵两国就已经进行过多次对战，赵国除了军事实力远不如秦国之外君将之间也严重缺乏信任。待秦国对赵国发动攻伐之后秦国利用离间计，诱使赵王迁将李牧杀害。待李牧被杀之后，秦军便势如破竹一举攻下赵国。赵王迁则在赵国被灭之后被嬴政流放至深山老林之中，之后究竟如何死去的未有记载。

楚国最后一任国君则是昌平君。此人在楚王负刍被秦军俘虏之后临时被拥护为王，然后继续抵御秦军的进攻。但是楚军终是因没能抵挡住秦军的强势进攻而宣告灭亡，刚刚成为楚王不久的昌平君也在战场上身亡。燕国末代国君则是燕王喜，他在燕国灭亡之后被活捉。至于活捉之后究竟遭遇到何种对待，古籍中不曾有记载。

最后剩余的齐国是六国之中最晚灭亡的，当时的齐国虽然足足拥有七十多座城池，但是却因丧失斗志而被秦军轻松击溃。待秦军一步步逼近齐国国都时，齐王建在国相的建议下不战而降。待投降之后齐王建被发配至一处叫作于共的地方，最后活活饿死于此地。

这个在战国时期兼任六个国家相国的人，便是战国时期著名鼎鼎的纵横家的代表人物苏秦。苏秦他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外交家以及谋略家，他在早年之间曾经拜鬼谷子为师。和张仪一起去学习纵横之术，而后来在他学有所成归来之后，经过周游列国终于是得到了燕王的赏识，之后更是代表燕国出使赵国，更是提出了合纵山东六国共同抗秦的思想。

而在他的游说之下，山东六国也是纷纷赞同了他的想法，并且山东六国也是很快结盟，并且以苏秦为六国丞相。而在山东六国结盟的这十余年中，秦国是不敢迈出函谷关一步的。

其实当年苏秦虽然从鬼谷子那儿学成归来，但是他仍然是毫无名气的，甚至连他的老婆也是嘲讽他的无用。

直到后来他到了燕国见到了燕王的那个时候，燕王王才被苏秦的建议所吸引，之后燕王更是亲自出钱让苏秦去游说六国。

直到后来苏秦在《周书阴符》之中苦心研究了一年之后，揣摩出了合纵连横之术，于是他才是以此术正式出世。而即便在他出世之后，他一开始也是得不到重用的。他在接连拜访了周显王以及秦惠王都是并没有得到重用。

直到后来苏秦到了赵国，而当时的赵王也是采纳了他的合纵主张之后，苏秦他的合纵之术才真正的被山东六国所采纳。但是可惜的是，就是苏秦这般天赋异禀之人的合纵之术，后来也是被秦国所破坏了。而苏秦更是在最后被人诋毁说他是出卖国家、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而苏秦他本人更是在齐国被齐国大夫所派的凶手所杀死。可以说，苏秦的结局也是很不好的了。

秦始皇嬴政并不是第一个自称“朕”的人。“朕”这一字在商代时期便已出现，它含有多个含义，其中之一就是指代“我”。在很多先秦时期的古籍中都可以看到作为代词使用的“朕”字，比如说《尚书·虞书·尧典》一书中记载有尧帝曾说：“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巽朕位。”除此之外，战国时期的屈原也曾在《离骚》中写道：“朕皇考曰伯庸。”由此可以看出，“朕”这一自称早在秦始皇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人在使用。

虽然秦始皇不是第一个自称“朕”的人，但是他却是使这一自称的用法彻底发生改变的人。从上面提到的两个例子中可以看出，在先秦时期不管是帝尧这样的君主，还是像屈原这样的非君主都可以使用“朕”作为自称。而待嬴政成为秦始皇之后，“朕”这一自称开始变成皇帝的专属自称，非皇帝之人如果敢以“朕”自称势必会掉脑袋。

就嬴政这个人来说，他是在公元前247年继承秦国王位的。后来从公元前230年开始，他陆续发兵吞并韩、赵、魏等国。待到了公元前221年，秦国顺利吞并六国，从而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一统。随着统一大业的完成，嬴政为了表彰自己的政绩创造了“皇帝”称号。因为他是第一个使用该称呼的人，所以他也被称为“始皇帝”。

与此同时，嬴政为了凸显皇帝的独一性，他还规定“朕”这一自称从此以后只属于皇帝一人。关于这一点，《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着明确记载。虽然后来秦王朝的统治仅持续了十五年时间，但是嬴政所开创的帝制以及关于“朕”这一自称的使用规定却长久延续了下来。是以在后世两千多年时间里，“朕”这一自称都只有皇帝能够使用。

相关信息

战国七雄中，秦国仗着强盛不断发兵进攻邻国，占领不少地方。其它六国都很害怕，想方设法去对付它。当时有一个人，叫苏秦，他提出“合纵”抗秦，意思是六国联合起来共同抗秦。因为六国位置是纵贯南北，南北为纵，所以称为“合纵”。

由来

苏秦是洛阳人。洛阳是当时周天子的都城。他很想有所作为，曾求见周天子，却没有引见之路，一气之下，变卖了家产到别的国家找出路去了。但是他东奔西跑了好几年，也没做成官。后来钱用光了，衣服也穿破了，只好回家。家里人看到他趿拉着草鞋，挑副破担子，一付狼狈样。他父母狠狠地骂了他一顿；他妻子坐在织机上织帛，连看也没看他一眼；他求嫂子给他做饭吃，嫂子不理他扭身走开了。苏秦受了很大刺激，决心争一口气。从此以后，他发愤读书，钻研兵法，天天到深夜。有时候读书读到半夜，又累又困 ，他就用锥子扎自己的大腿， 虽然很疼，但精神却来了，他就接着读下去。这就是后来人们说的“头悬梁，锥刺股”，用来表示读书刻苦的精神。就这样用了一年多的功夫，他的知识比以前丰富多了。

公元前334年开始，他到六国去游说，宣传“合纵”的主张，结果他成功了。第二年，六国诸侯订立了合纵的联盟。苏秦挂了六国的相印，成了显赫的人物。

苏秦（？－前284年），字季子，雒阳（今河南洛阳）人，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外交家和谋略家。

苏秦师从鬼谷子，学成后，外出游历多年，潦倒而归。随后刻苦攻读《阴符》，一年后游说列国，被燕文公赏识，出使赵国。苏秦到赵国后，提出合纵六国以抗秦的战略思想，并最终组建合纵联盟，任“从约长”，兼佩六国相印，使秦十五年不敢出函谷关。联盟解散后，齐国攻打燕国，苏秦说齐归还燕国城池。后自燕至齐，从事反间活动，被齐国任为客卿，齐国众大夫因争宠派人刺杀，苏秦死前献策诛杀了刺客。

《汉书·艺文志》纵横家有《苏子》31篇，早佚。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存有其游说辞及书信十六篇，其中十一篇不见于现存传世古籍。

坎坷之路

苏秦家里以务农为生。早年到齐国求学，拜鬼谷子为师，与张仪同为鬼谷子的学生。学成后，外出游历多年，穷困潦倒，狼狈而回。家人都私下讥笑他不治生产而逞口舌之利，舍本逐末。  苏秦甚感惭愧，于是闭门不出，遍观所藏之书，感叹道：“从师受教，埋头攻读，却不能换来荣华富贵，读再多书又有什么用呢。”于是找到《周书阴符》，伏案钻研。一年后，揣摩出合纵连横之术，认为凭此可以游说当世君王了。

苏秦首先将目标定在洛阳，求见周显王。但显王周围的大臣一向了解苏秦的为人，都瞧不起他，因而周显王并不信任他。

于是，苏秦西行至秦国。时秦孝公已死。就游说秦惠王兼并列国，称帝而治。秦惠王认为时机不成熟，且秦国刚处死商鞅，讨厌说客，未采纳他的建议。

苏秦离开秦国，向东，到达赵国。当时赵肃侯任命其弟赵成为国相，封为奉阳君。而奉阳君不喜欢苏秦。

得志燕国

燕文公二十八年（前334年）， 苏秦到燕国，等待了一年多才见到燕文侯。 苏秦游说燕文侯，先从地理位置上分析了燕国与赵国的相依之势，接着批评燕国的战略错误：担忧千里之外的秦国，却不担心百里之内的赵国；最后建议燕文侯合纵赵国，结为一体。

燕文侯认为苏秦之议很有道理，允诺苏秦“如果能以合纵之计维持燕国安定，愿举国相报”。于是资助苏秦车马金帛，前去游说赵国。

出使赵国

苏秦第二次来到赵国，奉阳君赵成已死，便游说赵肃侯，提出六国联合起来抵抗秦国的主张。

苏秦详细分析了赵国和其他诸侯国的关系，指出赵对韩魏的战略相依关系， 进而说明了自己的合纵主张：韩、魏、齐、楚、燕、赵六国联合起来，共同对抗秦国，  并建议赵国组建六国联盟并力抗秦，如此一来，六国一体，秦国一定不敢从函谷关出兵侵犯，赵国的霸主事业也就成功了。

赵肃侯采纳了苏秦的“合纵”主张，资助他去游说各诸侯国加盟，以订立合纵盟约。

合纵六国

智激张仪

苏秦在赵国时，秦惠王派犀首攻打魏国，生擒了魏将龙贾，攻克了魏国的雕阴，并打算挥师向东挺进。苏秦担心秦国的部队打到赵国，盟约还没结缔就遭到破坏。于是决定智激同窗张仪入秦，维护萌芽期的联盟。

苏秦派人去悄悄劝说张仪来投奔他，张仪到来后，苏秦却故意不理不睬，并当众羞辱后打发他离开。张仪又羞又气，想到各国诸侯中只有秦国才能威胁赵国，于是便前往秦国。

苏秦暗中派人资助张仪到达秦国，并且帮助他见到秦惠王。秦惠文君十年（前328年），秦惠王用张仪为客卿，与他共商攻打各国诸侯的大计。这时，帮助张仪的人才说是苏秦故意激怒他，为的是张仪今后有更好的发展。张仪知道后，感叹自己没有苏秦高明，并许诺在苏秦当权时不攻打赵国。

说韩

苏秦到了韩国，游说韩宣王。

苏秦先分析韩国的优势：地势坚固，军队几十万，且善于冶炼兵器； 再陈述臣服秦国的弊端：侍奉秦国，秦必然要求割让宜阳、成皋，一旦同意，秦国就会变本加厉，土地有限，秦国的欲望无限，离灭亡之日就不远了；最后苏秦说：大王如此英明，军队又如此强悍，却甘居秦国之后，我真替大王感到羞耻！

韩宣王听完脸色大变，手按宝剑，仰天叹息道：“我虽然没什么才能，但也决不能侍奉秦国。既然赵王已经有了主意，我愿意举国听从您的安排。”

说魏　　

苏秦先分析魏国的地理情况，指出：魏国地方虽小，但田舍密集，人口众多，车马奔驰，国势与楚国不相上下；如今侍奉秦国，每年纳贡，一旦秦国征伐魏国，没人愿意出兵相救。 接着苏秦以越王勾践和武王伐纣的以少胜多为例，提醒魏王：魏国兵强马壮，不用惧怕秦国；如果割地侍秦，未及作战，国家已经先亏损了，主张侍奉秦国的都是奸佞之臣，要谨慎决策。  最后援引《周书》，劝诫道：事前不考虑成熟，后必有大患，如果大王能听从我的建议，六国同心协力，就无强秦危害之患了，所以赵王派我呈上合纵条约，等候您的差遣。

魏王说：“我从没听过如此贤明的指教，愿举国相从。”

说齐

于是苏秦向东行进，来到齐国，游说齐宣王。

苏秦先分析齐国国势，指出：“齐国四面天险，兵精粮足，自有战役以来，从未征调过泰山以南的军队，也不曾渡过清河，涉过渤海去征调这二部的士兵。 都邑临淄富有而殷实，人口众多，居民就有七万户，足够凑齐二十一万大军，没有哪个国家能比齐国强大。” 

接着指出齐国的战略失误：“韩、魏之畏惧秦国，是因为和秦国接壤，双方如若交战，十日内即可分出胜负，胜，则兵力损失严重，四境无法保护；不胜，则国家将要灭亡，所以韩、魏才如此看重和秦国的交战，且很容易向秦国臣服。  但是齐国和秦国的情况就不同了，齐国险要、易守难攻，且秦国孤军远征，顾虑重重，明显不能对齐国构成威胁。如此形势下，却想侍奉秦国，是大臣们的战略过失。如今齐国没有臣服秦国之名，却有国富民强之实，所以我希望大王稍微留心考虑一下，以便决定对策。”

齐宣王说：“我不聪明，且居住在偏僻靠海的东境，从未听过您高明的教诲。如今您奉赵王之命来指教我，我愿举国听从您的安排。”

说楚

苏秦说服齐国后，向西南行进，到达楚国，游说楚威王。

苏秦先分析楚国，进言说：“楚国地方五千余里，军队有百万之众，战车千辆，战马万匹，存粮足够支用十年，这些都是称霸的资本；如果您也侍奉秦国，那没有哪个诸侯不臣服秦国了。” 接着分析天下形势，说：“秦国最大的忧患就是楚国，楚强则秦弱，秦强则楚弱，秦楚不能并存。合纵成功，楚国就能称王；连衡成功，秦国就会称帝。所以最好的策略是合纵以孤立秦国，否则秦国兵分两路，都邑鄢郢就有危险。”

最后苏秦又提醒楚王：“秦是虎狼之国，有吞并天下的野心，是天下诸侯公敌。主张连衡之人都想割地给秦，这是敬奉仇敌，对外依仗强秦，对内挟持君主，罪恶深重。合纵成功，各诸侯会割地事楚；连横成功，楚就要割地奉秦。二者天上地下，希望您能好好考虑。”

楚王说：“秦楚接壤，秦有吞并之意，不可亲和。韩、魏经常遭受秦国威胁，不可与之深入谋划，怕有叛逆之人告密，危及国家安全。我自料以楚抗秦，又未必能胜。与群臣谋划，皆不可信，因而辗转反侧，无法安睡。如今您打算统一天下，团结诸侯，保护危国，我愿举国服从。”

成功合纵

苏秦游说完各个诸侯后，六国达成合纵联盟，团结一致。苏秦被任命为从约长（合纵联盟的联盟长），并且担任了六国的国相，同时佩戴六国相印。

衣锦荣归

合纵成功后，苏秦自楚北上，向赵王复命，途经洛阳。车马行李、各诸侯送行的使者颇多，气派比得上帝王。周显王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害怕，便为他清扫道路，并派人到郊外犒劳。苏秦的家人也匍匐在地，不敢仰视。苏秦感慨万千，说：“同样的一个人，富贵了，亲戚敬畏；贫贱时，连亲戚都轻视，更不必说一般人了。假使我当初在洛阳有二顷良田，现在又怎能佩带六国相印呢！”于是散发千金，赏赐给亲戚和朋友。

苏秦到燕国去时，曾向人借钱一百做路费，如今富贵，就偿还了百金。苏秦的随从人员中，只有一个人没得到报偿，就上前询问。苏秦说：“我不是忘记了你，当初你随我去燕国，在易水边你再三打算离开，那时正当我正处困境，所以最后赏赐你”。

书者，述也，以文字记述事物者也，书之含义甚多，今人称述书为书籍，为别于书法言也。书籍之肇始甚早，文字发明之后，即有书籍。不过，各代所用书写之质料，及其装订之形式，多有不同耳。从古至清，所有之书籍，以其形式可分为三期。由古至周末，为简牍时期；由秦至唐，为卷轴时期；由宋至清，为线装时期，兹分别述之如下：

简牍时期：三代以前，所用以载文者，竹木而已。载于竹者，曰简；载于木者，曰牍；连编简牍，则谓之策。古者，大事书之于策，小事则书之于简牍而已。初以刀刻，继以漆书，周宣王时，始有墨书。三代以上社会之文化，完全赖此以推进，国家之文明，亦完全赖此以保存，与后世之书籍功用正同。是简牍者，实即当时之书也，创之最早，行之最久。降及周末，尚仍流行“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既以韦编，其为简策也可知。是孔子之时之所谓书籍者，仍为简牍也。由古至周，所有书籍完全为简为牍，故谓之为简牍时期。 卷轴时期：嗣以简牍之书写烦难，而所载之文字有限，在秦以前人文简易之时，尚足应用。及秦灭六国，事务增繁，官私文书，日益增多，以前书写之方式，在事实上已感运用不能圆滑，不适于使用。而首感棘手者，厥为狱隶。因狱隶之文字，时间有限，不能任意积压，遂由狱隶之片倡而自动发生改革。篆书之耗时也，而改篆为隶；竹木之难治也，而代以缣素。以帛作书，从此肇始。但缣素价昂，一般平民无力购用。故缣素虽兴，只于官方通行，社会尚不普遍也。即以前所遗传之典籍文书，仍以简策保存者为多；钞录于缣素者，尚少也。迨至汉时，发明造纸，从此书写上又发生一极大之转变。盖纸为书写之惟一合适质材，有缣素之长而无竹木之短，价值既廉，得之亦易。此后遂以纸张为书写之独用品，缣素竹木均受自然之淘汰，而无人使用矣。惟无论缣素或纸张，其文字均系手写，所谓书籍者亦不过手写之纸卷，并非如今日之书也。及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从此始有刻板印刷之书籍。以常理言之，刻印与抄写，其难易何止倍蓰，宜乎刻印发明，社会景从，各种书籍均改刻印也。乃事实竟大谬不然，除敕令刻印之刻经典外，其余文书仍均手抄，且以抄本为贵。此固由于提倡者之不力，要亦由于刻印之不佳使然。盖刻印初创前无取法，办理者既非有经验之人，而从事者又系毫无训练之辈。刻印度既不精良，文字尚多错误，其不受社会欢迎，固其宜也。且当时之士子，尚有一种特殊之成见，以为手抄一次，足抵目读数次。故多数上层社会家庭，仍多为其子弟聘请名师，专为指示抄写一切经史，印刷之书，概不购读。故刊印之木虽发明于隋，然终隋之世，未有特殊之进展。及唐，刻印之事，仍未畅行，社会心理仍贵抄录，不尚雕撰。迨至五代，后唐长兴三年二月，冯道、李愚等奏请刊印九经，从此重要经书均用刻印，而不再事抄写矣。雕刻刷印，至此方为成功。然一般每易误会，以为一代所刻之经书，即与现之经书同。其实则相去悬殊，极为不同。盖自以缣素作为以来，直至五代所有之书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抄或刻印，均系成卷成轴，所谓邺候架插三万轴者是也。并非如今装辑成本、成册、成部、成套者，其一卷即系一卷书。《史书》载宋以前之书籍，均系若干卷，并无若本者，盖系统记实。非如今以卷为虚以设之符号，有名无实地。其后，以卷本之舒卷为不便，检阅烦难，乃变而为折，又以折之久而易断，乃分为薄帙。及至有唐中叶，又创用叶子，即将长卷折叠成为若干叶，其形式宛如今之手折，或前清朝考之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写或刻印，其形式完全为卷轴，故谓之为卷轴时期。 线装时期：至宋，因长卷之种种不便，遂依据叶子之格式，而改进为今日之线装式。即将一叶分割，使不连续，以一叶为一板，一叶为变易，但在检阅上、诵读上以及收藏，其为便利已不可以道里计也。故吾人所读之线装书，其实际肇始于宋，为时仅千年。宋以前，绝未有线装书也。文字多为刻印，抄写者甚少。至宋仁宗庆历中，有布衣毕升为活板，用胶泥刻字，从此又有活字印板之发明。元王桢亦有活字印刷法。明弘治嘉靖中，无锡华燧、安国先名曰“了聚珍板”。是均活字印刷也。在印刷上比较经济，但在书籍上，固与刻印无殊也。总之，自宋至清，其书籍之形式完全相同，均为线装，故此时期谓之为线装时期。清末则渐有洋装，民国后且有取线装而代之之势，其形式与装订，尽人所悉，毋庸赘述矣。 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刻印本即采用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的图书。但具体区分，又有种种不同的版本名称。

写刻情形：

按照写刻的不同情情形，可分为祖本、写本、影写本、底本、抄本、精抄本、稿本、彩绘本、原刻本、重刻本、精刻本、修补本、递修本、配本、百衲本、邋遢本、活字本、套印本、巾箱本、袖珍本、两截本、石印本、铅印本等等。

祖本，版本学中的专业术语。中国古籍中无论是刻本或是写本，最接近著作人或成书年代的本子最为真实完整，错误也最少，称为祖本或母本。

底本，是古籍整理工作者专用的术语。影印古籍时，选定某个本子来影印，这个本子就叫影印所用的底本。校勘古籍时要选用一个本子为主，再用种种方法对这个为主的本子作校勘，这个为主的本子也就叫校勘所用的底本。标点古籍时也要选用一个本子在上面施加标点，这个本子也可叫标点使用的底本。注释、今译以及做索引时，也都要分别选用一个本子来注，来译，来做索引，这个本子也可叫注释、今译或索引的底本。除影印外，其他各种整理方法所用的底本，通常也可叫做“工作本”。

写本，早期的图书，都依赖于抄写流传，雕版印刷术普及之后，仍有不少读书人以抄写古籍为课业，所以传世古籍中有相当数量是抄写本。宋代以前，写本与抄本、稿本无较大的区别，但宋元以后，写本特指抄写工整的图书，例如一些内府图书，并无刻本，只以写本形式传世，像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以及历朝实录。

影写本，明清时期，藏书家为保存稀见宋元版书原稿，雇请抄手，用优良纸墨，照原样影摹下来，版式、字体往往与原本相差无几，这样的写本被称作影写本，又叫影抄本。其中以汲古阁毛氏影宋写本最为著名。

抄本，精抄本，由于工抄写的图书，非抄写者亲撰。其中抄写精美，字体工整的称为精抄本。

稿本，已经写定尚未刊印的书稿，称为稿本。其中，由作者亲笔书写的为手稿本，由书手抄写又经著者修改校定的为清稿本。稿本因其多未付梓，故受人重视，尤其是名家手稿及史料价值较高的稿本，一向为藏书家珍爱。

彩绘本，以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绘写的图书。多用于插图或地图较多的图书，如民间流传的《推背图》等。

原刻本，据原刻本重印的图书。其中凡版式、行款、字体依照原刻本摹刻的，称为仿刻本、翻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对原刻本内容进行增删校订或添加评注的，则称为增刻本、删刻本、评注本。

精刻本，指校勘严审、字体工整、纸墨优良的刻本。其中请名人书写上版的刻本（多在书版上留有姓名）称为写刻本。

修补本，递修本，将旧存书版重新修整、补配之后印出的图书称为修补本或重修本。有的书版保存时间较长，历经多次修补，则称递修本。如果宋朝书版经过宋、元、明三朝修补的，则称为三朝递修本或三朝本。

配本，将不同地区的书版，配合起来印成一种完整的书，称为配本。如清代金凌、淮南、江苏、浙江、湖北五省官书局出二十四史，版式不同，却同为一部书。

百衲本，百纳即补缀很多的衣服，利用零散不全的版本全成一部完整的书，称为百衲本。清初人宋荦汇集宋元三种版本印成百衲本《史记》，近代又有百衲本《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其中，商务印书馆于1930-1937年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最为著名。该本选用当时最古的善本影印。如《史记》用宋庆元黄善夫家塾本，《汉书》用宋景佑刻本，《晋书》以几种宋刻本配齐，南北朝七史均用宋眉山七史本，《隋书》和《南史》、《北史》用元大德刻本，《旧唐书》用宋绍兴刻本，《新唐书》用宋嘉佑刻本，《旧五代史》世无传本，用清人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本子，《新五代史》用宋庆元刻本，宋、辽、金三史均用元至正刻本，系初刻本，《元史》用明洪武刻本，《明史》用清乾隆武英殿原刻本。

邋遢本，古代书版因刷印多次，已经模糊不清，印出的书被称为邋遢本，如著名的宋眉山七史到明代还在使用，印出的书字迹迷漫，被称为“九行邋遢本”（因眉山七史9行18字）

活字本，用胶泥、木、铜、铁、铅、锡、磁、瓢制成方块单字，然后排版印刷的图书，称为活字本。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北宋中期，毕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祯又用木活字排印了《农书》，但均未见存本。现存最早的活字本是1972年发现的西夏文木活字排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明清时期活字本较多，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华燧以铜活字排印了《锦绣万花谷》，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又排印了《容斋随笔》和《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书。清雍正年间，内府以铜活字排印了一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乾隆间又以枣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此外，流传到中国的还有朝鲜活字本。

套印本，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分版印刷的图书。常见的有朱墨二色套印本，被称为朱墨本。此外，还有三色、四色、五色、六色套印本。明代发明分版分色套印和凹凸版印技术，称为饾版和拱花，这种印刷方法，常用于版画。

巾箱本，袖珍本，巾箱即古人放置头巾的小箱子，巾箱本指开本很小的图书，意谓可置于巾箱之中。宋戴埴《鼠璞》载：“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经》置巾箱中。”由于这种图书体积小，携带方便，可放在衣袖之中，所以又称为袖珍本。古代书商还刻印有一种儒经解题之类小册子，专供科举考生挟带作弊之用，这种袖珍本则称为挟带本。

两截本，有的书在版面中增加一条横线，使之分为上下两块，称为两截本或两节本。常见于图文并茂的小说戏曲，便览大全之类图书。

铅印本，采用现代铅印技术排印的古籍。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上海成立了中国最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出版了最早的汉文铅印本《六合丛谈》。此后，不少古籍也采用铅印法。晚清及民国铅印古籍多用线装，与刻本外观形式相似，要注意鉴别。

石印本，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中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件字，易于辨认。

刊刻时代：

按照刊刻时代区分，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辽刻本、西夏刻本、金刻本、蒙古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国刻本等等。

唐刻本，唐代中晚期雕版印刷刚刚出现，抄写本仍是图书的主要形式，流传下来的印刷品多为佛经和历书。

五代刻本，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公元959年）刻印的图书。包括后唐、后晋、后周刻印的蓝本九经及后蜀、吴越、南唐刻印的类书、别集、佛经。五代刻本大都亡佚，现能见到的多是刻经，有敦煌发现的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34年）所刻《金刚经》，吴越所刻《宝箧印经》等。

宋刻本，两宋时期（公元960-公元1279年）在宋王朝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官私刻书业极为繁盛，刻书范围已包括经、史、子、集各类图书，刻印质量上乘，被历代藏书家视为珍本。

辽刻本，与北宋同时代，在契丹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契丹书禁甚严，辽刻本极少流传。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中发现了60余件印刷品，多为辽代刻经，还有最早的刻本《蒙求》。

西夏刻本，西夏建国于1032年，1227年为蒙古所灭。西夏自创文字，并以西夏文刻印了《大藏经》等书，但传世很少。考古工作者在宁夏贺兰山中发现了8册蝴蝶装西夏文刻经。

金刻本，大致与南宋同时，在金代统治的中国北方地区刻印的图书。其中以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刻书最为发达，官方设有经籍所，主持刻书。金刻本流传下来的不多，较著名的有《刘知远诸宫调》和《赵城金藏》。

蒙古刻本，元朝立国之前在平阳刻印的图书。基本沿袭金代平阳经籍所旧规。传世品有1247年刻《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注》，1249年平阳府张存惠晦明轩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1244年刻《玄都宝藏》残卷等。

元刻本，元代（公元1279-公元1368年）刻印的图书。北方以大都（北京）、平阳为中心，南方以江浙、福建为书坊集中心。元代刻本流传较多，且有独特风格。

明刻本，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无论在刻书地区、刻书形式、刻书范围等方面都远胜前代。流传下来的明刻本以中后期作品较多，正统以前较少。明中期以后刻本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出现了适应于印书的仿宋字，二是线装取代了包背装。

清刻本，清代（公元1645-1911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官私刻书业均达到鼎盛。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兴起，学者热衷于版本校勘，出现了大批校核精审，刻印典雅的图书。现今流传的古籍大部分是清刻本。其中，乾隆前后所刻精刻本受到学者重视，有不少被列为善本。

民国刻本，中华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年）刻印的图书，以汇刻、翻刻历代珍本、善本居多。这一时期，影印、铅印技术已大量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势渐衰微。

刻书地域：

按照刻书地域分，则有浙本、建本、蜀本、平阳本、外国本（日本本、高丽本）等。

浙本，宋代浙江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两浙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刻书数量大，质量高，杭州、衢州、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等地均刻印图书，因而有杭本、衢本、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本的区分。

建本，又称闽本，为宋元明福建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福建刻书集书于建宁、建阳两地，建阳麻沙镇盛产榕木竹纸，易于雕印图书，因而书坊林立，一些著名书坊历宋元明三代未衰，所印图书又称为麻沙本。

蜀本，五代及两宋时期四川地区刻印的图书。以成都、眉山较发达，成都在北宋初刻印了著名的《开宝藏》，眉山则刻有《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七史及《资治通鉴》等书。蜀本又分大字、小字两种。

平阳本，又称平水本，金元时期山西平阳（又叫平水，今山西临汾）地区刻印的图书。金灭北宋以后，将北宋开封的刻工掠至这里，又设立刻书机构，从此平阳成为北方刻书中心。

日本本，又称东洋本，古代日本刻印的古籍。多用日本皮纸，与高丽本相似，惟质量不及高丽本。日本本常间用平假名和片假名，较易识别。

朝鲜本，又称高丽本，古代朝鲜刻印的汉文古籍。中国印刷术最早传入朝鲜，朝鲜刻本继而传入中国。朝鲜本刻印比较精美，书品宽大，写刻清晰，多采用洁白的皮纸。

刻书性质：

根据刻书的性质，又可区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

官刻本，由官府刻印的图书。五代以来，历朝中央和地方官府均有刻书之举，但所设机构不同，所以官刻本又有各种不同名称。主要有：

监本，历朝国子监刻印的图书。主要是各种儒家经典、文史名著。据文献记载，从五代开始，国子监刻印有九经，北宋承其遗制，继续刻印经史，南宋时，旧版不存，遂征调地方版片至京师国子监印书，称旧版为“旧监本”，新版为“亲监本”。明朝在南京和北京均设国子监，都刻印了二十一史，因而又有“南监本”和“北监本”的区别。

公使库本，两宋地方官府动用公使库钱刻印的图书。

经厂本，明代司礼监所辖经厂刻印的图书。多《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常见古籍。特点是书品宽大，字大如钱，但由于主持其事的是宦官，因而校勘不精，错讹较多。

内府本，明清两朝宫殿刻印的图书。明内府刻书主要是经厂本，清内府刻书多殿本。内府刻书往往不惜工本，讲究形式，但清内府本校勘亦精。昭连《啸亭杂录》续录有内府刻书目录。

殿本，清康熙间，于武英殿设修书处，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又设刻书处，派亲王、大臣主持校刻图书，所刻之书称为殿本。殿本校刻精致，纸墨上佳，堪与宋刻本相媲美。所刻《明史》、《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书，一向被列为清刻善本。

聚珍本，清乾隆年间选刻《四库全书》珍本，武英殿采用活字印刷，共刻木活字25万余个，乾隆定名为“聚珍版”，所印图书遂称武英殿聚珍本。后来各地官书局也仿聚珍版印书，被称为“外聚珍”，而武英殿活字本被称为“内聚珍”。

书局本，清同治间，由曾国藩提倡，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安徽、两广、两湖、山东、山西、直隶先后创立官书局，所刻图书称为“书局本”或“局本”。

私刻本，即私人出资刻印的图书，其中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私家刻书称为家塾本或家刻本。自宋代以来，私家刻书持续不衰，有的以室名相称，如宋廖莹中“世彩堂本”，余仁仲“万卷堂本”，明范钦“天一阁本”，毛晋“汲古阁本”，清纳兰性德“通志堂本”，鲍廷博“知不足斋本”，黄丕烈“士礼居本”；也有以人名相称，如宋“黄善夫本”，明“吴勉学本”。

坊刻本，历代书坊、书肆、书铺、书棚刻印的图书。坊刻本以营利为目的，刻印较差，往往校勘不精，惟宋代坊肆刻书，如临安陈氏、尹氏书籍铺等，所刻图书与官刻本、家塾本不相上下。

流传情况：

根据流传情况和珍贵程度，古籍又可分为足本、节本、残本、通行本、稀见本、孤本、珍本、善本等等。

足本，内容完整无缺的图书。

节本，因原书篇幅过巨，刻印时只节取其中一部分，或是因为其它原因予以删节，称为节本或删节本。

残本，指内容残缺的图书。古籍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残缺，有的仅是缺卷、缺册，经过抄配，仍能补全；有的残缺过甚，只能作为他书的配本。一般说来，残本较足本的价值要降低很多。

通行本，指刻印较多、流传较广、年代较晚的古籍版本。

稀见本，刻印较少，流传不多的古籍。如明刻方志，历代族谱、家谱，均不多见。

孤本，世所仅见的古代图书，往往不见于诸家著录，如明《永乐大典》。国内仅存一部的书则可称为“海内孤本”，如宋刻30卷本《五臣注文选》。

珍本，写刻年代较早，流传很少，研究价值较高的古籍，通常指宋元刻本，内府写本，有史料价值的稿本及名人批校本。

善本，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由于历代藏书家中，善本肯定是旧本，那些抄写、刻印年代较近的只能是普通本，如晚清藏书家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例中，规定收书范围是：1．旧刻、2．精本、3．旧抄、4．旧校。他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将旧刻规定为宋元版书，精本为明代精刻。依据这一划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家心目中的善本年代界限也日益后移。民国时期，明刻本渐渐进入旧刻行列，20世纪中期以后，乾隆以前刻本全都变成了善本，甚至无论残缺多少，有无错讹，均以年代划界。实际上，真正的善本仍应主要着眼于书的内容，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1970年代末，《中国善本书总目》开始编纂，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规定了“三性”、“九条”，这应该是对善本概念的一个完整周详的表述：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

（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

（3）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前的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抄本。

（8）在印刷上能反映中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9）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

历史上，只要建立了国家，必定会有一个国号，因为这象征新政权的开始，如同人的名字一样。只要王朝不灭，国号就将一直存在，两千多年来，出现过许多国号。让人奇怪的是，战国七雄中的六个国家都被当作过国号，唯独“韩”没有过。

“韩”作为国号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次，而且都是在秦朝之前。第一次是在西周初期，周武王封第五子为韩侯，封地为韩，公元前757年，“韩”被晋国所灭；第二次是在春秋末期，韩、赵、魏三家分晋，虽然韩国跻身战国七雄行列，但是实力却是最弱的一家，一直在夹缝中求生存，公元前230年，秦发动灭六国之战，韩第一个被灭国。

自此之后，大大小小的国家出现过无数个，战国七雄中六国被拿着当国号的并不少见，唯独“韩”却是例外，这是为什么呢？其实，统治者选择国号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如同人取名字，都希望名字好听，有寓意。对统治者而言，他希望自己开创的政权能够千秋万代，所以对“国号”非常谨慎。

纵观两千多年历史，选择“国号”的方式主要有这几种，一是以统治者的发源地为国号，比如商、周、宋等；二是以统治者的爵位为国号，比如汉、魏、唐等；三是以统治者的姓氏为国号，比如陈；四是由古籍而来，比如元；五是从谶语中而来，比如明；六是通过音韵变化而来，比如清。相比较而言，由出身地和爵位决定国号的比较常见。

以此来看，爵位为“韩王”的人，只要他们能开创属于自己的国家，国号选择“韩”的几率就会非常大。历史上，一共出现过28位韩王，其中韩氏7人，郑氏1人，拓跋氏1人，李氏1人，王氏1人，柴氏1人，赵氏1人，朱氏15人。然而，这些人却没有一个能立国。

当然，如果在“韩”这块地方创业起家，最后能够创建国家，国号选择“韩”的几率也不小。然而，战国时期的韩国，位于现在的河南郑州，它是北方的交通枢纽，属于一马平川的四战之地，只要发生战乱，这块地方总是轮番易主。历史上，“韩”的地方从未出现过强大的割据势力，因此也就不会诞生新的政权。

还有一点，战国七雄中，其他六国都有过风光时期，甚至是实力很差的燕国，也差点灭了齐国。唯独韩国，在七国中，版图最小，人口最小，一直被六国沦落欺负，就算在申不害时期，也只能勉强自保，到秦灭六国时，韩国也是第一个灭亡的。或许是必然，或许是偶然，两千多年来，从无一个政权再用“韩”为国号。

参考文献：《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