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是两汉时期人。刘向（约前77—前6） 原名更生，字子政，祖籍沛郡（今属江苏徐州）人。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

曾奉命领校秘书，所撰《别录》，是我国最早的图书公类目录。三篇，大多亡佚。今存《新序》《说苑》《列女传》《战国策》《列仙传》等书，其著作《五经通义》有清人马国翰辑本。《楚辞》是刘向编订成书，而《山海经》是其与其子刘歆共同编订成书。

扩展资料：

生平：

刘向（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祖籍沛丰邑（今属江苏徐州）人；

元延二年（前66年）任辇郎；

建平四年（前58年）任谏大夫；

甘露三年（前51年）任郎中给事黄门；

甘露三年（前51年）任散骑谏大夫给事中，后因反对宦官弘恭、石显下狱，免为庶人；

初元元年（前48年）任宗正，受命典校古籍；

初元二年（前47年）任中郎；

建始元年（前32年）任中郎；

建始元年（前32年）任光禄大夫；

阳朔二年（前23年）任中垒校尉，致终，典校工作由其子刘歆续成。

参考资料：

刘向-

是战国时纵横家为其所辅之国的政治主张和外交策略，因此刘向把这本书名为《战国策》。

北宋时，《战国策》散佚颇多，经曾巩校补，是为今本《战国策》。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26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 刘向（约公元前77—公元前6）原名刘更生,字子政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沛县（今属江苏）人。刘向的散文主要是秦疏和校雠古书的“叙录”，较有名的有《谏营昌陵疏》和《战国策叙录》，叙事简约，理论畅达、舒缓平易是其主要特色。

楚元王刘交四世孙。宣帝时，为谏大夫。元帝时，任宗正。以反对宦官弘恭、石显下狱，旋得释。后又以反对恭、显下狱，免为庶人。成帝即位后，得进用，任光禄大夫，改名为“向”，官至中垒校慰。曾奉命领校秘书，所撰《别录》，为我国最早的图书公类目录。治《春秋彀梁传》。著《九叹》等辞赋三十三篇，大多亡佚。今存《新序》、《说苑》、《列女传》等书，《五经通义》有清人马国翰辑本。原有集，已佚，明人辑为《刘中垒集》

刘向历经宣帝、元帝、成帝三朝；历任散骑谏大夫、散骑宗正、光禄大夫等职。曾屡次上书称引灾异，弹劾宦官外戚专权。成帝时受诏命校书近20年，未完成的工作由其子刘歆续成。官终中垒校尉，故又世称刘中垒。刘向典校的古籍主要包括经传、诸子和诗赋。典校时，又撰有《别录》。其后，刘歆以《别录》为基础，撰成《七略》，这是中国最早的目录学著作。原书已佚。东汉班固因《七略》而成《汉书·艺文志》，从中可以见到《七略》的梗概。据《汉书·艺文志》载，刘向有辞赋33篇，今仅存《九叹》一篇，见于《楚辞》。刘向的散文主要是奏疏和校雠古书的“叙录”，较有名的有《谏营昌陵疏》和《战国策叙录》。刘向的散文叙事简约，论理畅达、舒缓平易是其主要特色。此外，他还编著了《新序》、《说苑》、《古列女传》3部历史故事集，是魏晋小说的先导 。明代张溥辑有《刘中垒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新序》是刘向采集舜禹以致汉代史实，分类编撰而成的一部书，原书三十卷，今存十卷，由北宋曾巩校订，记载了相传是宋玉对楚王问的话，列举了楚国流行歌曲《下里巴人》、《阳阿》、《薤露》等，说是“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2、《说苑》按类编辑了先秦至西汉的一些历史故事和传说，并夹有作者的议论，借题发挥儒家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带有一定的哲理性。3、《列女传》：有虞二妃者，帝尧之二女也。长娥皇，次女英。舜父顽母嚚。父号瞽叟，弟曰象，敖游于嫚，舜能谐柔之，承事瞽叟以孝。母憎舜而爱象，舜犹内治，靡有奸意。四岳荐之于尧，尧乃妻以二女以观厥内。二女承事舜于畎亩之中，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骄盈怠嫚，犹谦谦恭俭，思尽妇道。瞽叟与象谋杀舜。使涂廪，舜归告二女曰：“父母使我涂廪，我其往。”二女曰：“往哉！”舜既治廪，乃捐阶，瞽叟焚廪，舜往飞出。象复与父母谋，使舜浚井。舜乃告二女，二女曰：“俞，往哉！”舜往浚井，格其出入，从掩，舜潜出。时既不能杀舜，瞽叟又速舜饮酒，醉将杀之，舜告二女，二女乃与舜药浴汪，遂往，舜终日饮酒不醉。舜之女弟系怜之，与二嫂谐。父母欲杀舜，舜犹不怨，怒之不已。舜往于田号泣，日呼旻天，呼父母。惟害若兹，思慕不已。不怨其弟，笃厚不怠。既纳于百揆，宾于四门，选于林木，入于大麓，尧试之百方，每事常谋于二女。舜既嗣位，升为天子，娥皇为后，女英为妃。封象于有庳，事瞽叟犹若初焉。天下称二妃聪明贞仁。舜陟方，死于苍梧，号曰重华。二妃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之湘君。君子曰：“二妃德纯而行笃。诗云：“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此之谓也。

1 语不惊人死不休文言翻译```急~~~

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①

为人性僻耽佳句②，语不惊人死不休。

老去诗篇浑漫与③，春来花鸟莫深愁④。

新添水槛供垂钓⑤，故着浮槎替入舟⑥。

焉得思如陶谢手⑦，令渠述作与同游 ⑧。

释义

①“值”，正逢。“水如海势”，江水如同海水的气势。“聊”，姑且。②“为人”，这里是平生的意思。“性僻”，性情乖僻，古怪。这里实指诗人的一种举趣、追求。“耽”，爱好，沉溺于。③“老去”，即年老了。“浑”，完全，简直。“漫”，随意。④“莫”，没有。⑤

“槛”，栏杆。⑥“故着”，又设置了。“着”，读zhu

ó，设置。“槎”，音chá，木筏。“替”，代替。⑦“焉得”，怎么找到。“思”，才思，诗才。“陶谢”，指陶渊明、谢灵运。⑧“令渠”，让他们，“渠”，代词。“述作”，作诗述怀。

简析

这首诗是诗人面对如大海汹涌的江水，抒发内心感受的叙怀之作。诗人站在江边，看到波涛滚滚的气势，引发了他无限的感慨。他审视了自己的创作：“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诗人自谓平生特别喜欢、刻意追求最能表情达意的诗句，而且这种追求，在别人看来简直是有些古怪，有些乖僻。但这确实就是我的态度，达不到语不惊人的地步，我是决不罢休的。这两句诗道出了杜甫诗作的特色，反映了他认真严谨的写作态度。

这两句似乎是诗人聊以 的，但此时此刻却像奔泻不已的江水，他又转想到随着岁月的消逝，自己也越来越老了，此时的心境，似乎失去了往日的 ，对着春天的花鸟，也没有了过去的苦恼与烦闷，所写的诗稿，不过是随随便便敷衍而成。

接下来两句，诗人的视线转向眼前景物：江边新装了一副木栏，可供我悠然垂钓，我又备了一只小木筏，可代替出入江河的小船了。这两句是对他老年心境的写照。其实杜甫是否真有如此而已的闲情雅致垂钓，并无可考，也许这只是诗人的一种无奈的 、自嘲。总之中间这两联，见出杜甫对自己年华老去的感慨，其中也暗含着对自己热情的减退的自责。

但杜甫毕竟是一位有时代感、有责任心的诗人。澎湃的江水似乎又激起了他高昂的创作欲望，他追思诗坛高手陶渊明、谢灵运，并想象与他们一起浮槎漫游。这既是江海游，也是诗海游，表明杜甫仍然壮心不已，追求不止，要继续写出惊人的诗作。

这首诗写出了诗人面对如海的江水，自己的一段感情经历、心路历程。江上水势的汹涌奔腾，引发着诗人的情感波涛随之起伏，从中看出杜甫严谨的创作风格。“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成了千古名句。我们同学的写作，也应以此为座右铭的。

2 文言文“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译文

是不是这个？

题目：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

年代：唐

作者：杜甫

内容：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老去诗篇浑漫兴，春来花鸟莫深愁。

新添水槛供垂钓，故著浮槎替入舟。

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

译文：

我的僻性是特别喜欢写诗琢句，如果写不出惊人之语那就至死也不肯罢休。

今日纵是春来，他年定当老去。

今日既已老去，他年还许春来。

去者听之去，何必刻意诗篇；

来者任其来，但可陶情花鸟

3 翻译文言文语不惊人不休

原文为：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唐·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

[今译] 我的僻性是特别喜欢写诗琢句，如果写不出惊人之语，那就至死也不肯罢休。

[赏析] 这两句表明诗人在诗歌创作中十分重视语言的选择和锤炼。他性好佳句。并认为要写出佳句，就必须有足以使人吃惊的语言。他执着地追求这种语言，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诗人对诗歌语言的刻意求工，对文学创作的严肃认真态度，是他成为伟大诗人的重要条件之一。

[原作]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新添水槛供垂钓，故著浮槎替入舟。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

4 不死之药的文言文怎么翻译

有人给楚王献长生不老的药，传递人拿着药走入宫中。有个宫中卫士看见后问道：“这东西可以吃吗？”答说：“是可以吃的。”卫士于是抢过来吃了下去。楚王为此甚为恼怒，就要杀死这个卫士。

这个卫士托人向楚王解释说：“我问传达人，他告诉我说是可以吃的，我才拿过药来吃下去，这事我没有罪，有罪的乃是传递人。况且客人所献的是长生不死药，我吃了药大王就杀我，这岂不成了丧死药。大王杀死一个没有罪的臣子，就证明有人在欺骗大王，不如放了我吧！”楚王就放了他。

原文：

“有献不死之药于荆王者，谒者操之以入。中射之士问曰：“可食乎？”曰：“可。”因夺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杀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说王曰：“臣问谒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无罪，而罪在谒者也。且客献不死之药，臣食之而王杀臣，是死药也，是客欺王也。王杀无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也，不如释臣。”王乃不杀。

扩展资料：

不死之药的启示：

1中射之士是一个聪明，能言善辩，正直，睿智，善于思考，忠心耿耿的人。

2人在自然界中生存和发展，总是要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但历史上总有些人妄图长生不老，到处寻求不死之药。这个寓言告诉我们，不死之药是没有的，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必然具有自然性。（追求真理）。

3不死药可以说是一种人生观的体现，生老病死，天理循环。刻意的去追求不老，不如接收岁月洗礼，顺其自然。活好每个年龄段，活出自然精彩。

不死之药作者：刘向历经宣帝、元帝、成帝三朝；历任散骑谏大夫、散骑宗正、光禄大夫等职。曾屡次上书称引灾异，弹劾宦官外戚专权。成帝时受诏命校书近20年，未完成的工作由其子刘歆续成。官终中垒校尉，故又世称刘中垒。刘向典校的古籍主要包括经传、诸子和诗赋。典校时，又撰有《别录》。

其后，刘歆以《别录》为基础，撰成《七略》，这是中国最早的目录学著作。原书已佚。东汉班固因《七略》而成《汉书·艺文志》，从中可以见到《七略》的梗概。据《汉书·艺文志》载，刘向有辞赋33篇，今仅存《九叹》一篇，见于《楚辞》。

刘向的散文主要是奏疏和校雠古书的“叙录”，较有名的有《谏营昌陵疏》和《战国策叙录》。刘向的散文叙事简约，论理畅达、舒缓平易是其主要特色。此外，他还编著了《新序》、《说苑》、《古列女传》3部历史故事集，是魏晋小说的先导 。明代张溥辑有《刘中垒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食凫雁以秕文言文是由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写的作品！下面一起去看看我整理的食凫雁以秕文言文翻译吧！

原文

邹穆公有令：食凫雁必以秕，无得以粟。于是仓无秕而求易于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秕。吏以为费，请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汝所知也！夫百姓饱牛而耕，暴背而耘，勤而不惰者岂为鸟兽哉？粟米，人之上食，奈何其以养鸟？且尔知小计，不知大会。周谚曰：'囊漏贮中。'而独不闻欤？夫君者，民之父母。取仓粟移之于民，此非吾之粟乎？鸟苟食邹之秕，不害邹之粟也。粟之在仓与在民于我何择？"邹民闻之，皆知其私积之与公家为一体也。

译文

邹穆公有命令：喂鸭喂鹅一定要用秕子，不能用谷了！因此，国家粮仓里面如果没有秕子时，就用谷子和老百姓相交换，用两石谷子才换得一石秕子。公务人员认为这是浪费，请求用谷子喂养。

穆公答道：“去吧，这不是你能了解的道理！老百姓不但顶着烈日蒸烤犁地耕作，还要自己弯腰让背脊受烈日的暴晒除草施肥，勤劳而不懒惰，这样辛苦，难道是为鸟兽吗？谷米是人上等的粮食，为什么拿来养鸟呢？而且你只知小数目的细算，不知大数目的总计。周人的谚语说：‘粮仓里装粮食的口袋漏了，粮食还是贮藏在粮仓里。’这你难道没有听说过吗？人君是老百姓的父母，把国家粮仓中的粮食转存到老百姓那里，这还不是我的粮食吗？鸟如果吃了邹国的秕子，就不损害邹国的粮食呀。粮食藏在公仓里和藏在民间，对于我有什么可选择的呢？” 邹国的老百姓听到邹穆公这段话，都知道私藏跟公积是一个整体。这叫做懂得富国之道。

作者

刘向（约前77—前6） 原名更生，字子政，沛县（今属江苏）人。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刘向的散文主要是秦疏和校雠古书的“叙录”，较有名的有《谏营昌陵疏》和《战国策叙录》，叙事简约，理论畅达、舒缓平易是其主要特色。

刘向历经宣帝 、元帝 、成帝朝；历任散骑谏大夫、散骑宗正、光禄大夫等职。曾屡次上书称引灾异，弹劾宦官外戚专权。成帝时受诏命校书近20年，未完成的工作由其子刘歆续成。官终中垒校尉，故又世称刘中垒 。刘向典校的古籍主要包括经传 、 诸子和诗赋 。典校时，又撰有《别录》。其后，刘歆以《别录》为基础，撰成《七略》，这是中国最早的目录学著作。原书已佚。东汉班固因《七略》而成《汉书·艺文志》，从中可以见到《七略》的梗概。据《汉书·艺文志》载 ，刘向有辞赋33篇 ，今仅存《九叹》一篇，见于《楚辞》。刘向的散文主要是奏疏和校雠古书的“叙录”，较有名的有《谏营昌陵疏》和《战国策叙录》。刘向的散文叙事简约，论理畅达、舒缓平易是其主要特色。此外，他还编著了《新序》、《说苑》、《古列女传》3 部历史故事集 ，是魏晋小说的先导 。明代张溥辑有《刘中垒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人物生平

刘向（约公元前77—公元前6）原名刘更生,字子政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沛县（今属江苏）人。原名更生，字子政。楚元王刘交四世孙。宣帝时，为谏大夫。元帝时，任宗正。以反对宦官弘恭、石显下狱，旋得释。后又以反对恭、显下狱，免为庶人。成帝即位后，得进用，任光禄大夫，改名为“向”，官至中垒校慰。曾奉命领校秘书，所撰《别录》，为我国最早的图书公类目录。治《春秋彀梁传》。著《九叹》等辞赋三十三篇，大多亡佚。今存《新序》、《说苑》、《列女传》等书，《五经通义》有清人马国翰辑本。原有集，已佚，明人辑为《刘中垒集》。

1、《新序》是刘向采集舜禹以致汉代史实，分类编撰而成的一部书，原书三十卷，今存十卷，由北宋曾巩校订，记载了相传是宋玉对楚王问的话，列举了楚国流行歌曲《下里巴人》、《阳阿》、《薤露》等，说是“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 2、《说苑》按类了先秦至西汉的一些历史故事和传说，并夹有作者的议论，借题发挥儒家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带有一定的哲理性。 3、《列女传》：有虞二妃者，帝尧之二女也。长娥皇，次女英。舜父顽母嚚。父号瞽叟，弟曰象，敖游于嫚，舜能谐柔之，承事瞽叟以孝。母憎舜而爱象，舜犹内治，靡有奸意。四岳荐之于尧，尧乃妻以二女以观厥内。二女承事舜于畎亩之中，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骄盈怠嫚，犹谦谦恭俭，思尽妇道。瞽叟与象谋杀舜。使涂廪，舜归告二女曰：“父母使我涂廪，我其往。”二女曰：“往哉！”舜既治廪，乃捐阶，瞽叟焚廪，舜往飞出。象复与父母谋，使舜浚井。舜乃告二女，二女曰：“俞，往哉！”舜往浚井，格其出入，从掩，舜潜出。时既不能杀舜，瞽叟又速舜饮酒，醉将杀之，舜告二女，二女乃与舜药浴汪，遂往，舜终日饮酒不醉。舜之女弟系怜之，与二嫂谐。父母欲杀舜，舜犹不怨，怒之不已。舜往于田号泣，日呼旻天，呼父母。惟害若兹，思慕不已。不怨其弟，笃厚不怠。既纳于百揆，宾于四门，选于林木，入于大麓，尧试之百方，每事常谋于二女。舜既嗣位，升为天子，娥皇为后，女英为妃。封象于有庳，事瞽叟犹若初焉。天下称二妃聪明贞仁。舜陟方，死于苍梧，号曰重华。二妃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之湘君。君子曰：“二妃德纯而行笃。诗云：“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此之谓也。

刘向，本名更生，字子政。年仅12岁时便任专为皇帝引御车的辇郎，20岁时官任谏义大夫。为人聪明好学，精通儒家和道家方术之学，又写得一手好文章，常被汉宣帝重用。后因所献炼金术不灵验，被宣判死罪。不久被赦免复出，任郎中，给事黄门，升散骑、谏大夫、给事中。汉元帝时又被提升为散骑、宗正、给事中，成为当时辅政4位大臣之一。曾用阴阳灾异推论时政得失，并弹劾外戚，抨击宦官专权误国。前后两次入狱，免官数年。汉成帝即位，他更名刘向，复出任中郎，使领护三辅都水，升光禄大夫，官至中垒校尉。

刘向为人随和，廉靖乐道，不争世俗，专心研思儒家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宿，终于成为一代宗师。刘向的著作有《洪苑行传论》、《新序》、《说苑》、《别录》及辞赋等数十篇，其中《别录》为我国目录学的奠基之作。刘向也因此被公认为中国目录学之祖。

史载刘向在汉成帝时受命在皇家图书馆天禄阁校刊《五经》和各种秘籍。

某日夜暗独坐，忽有一个黄衣老人，手持青藜手仗，叩门进来，吹燃藜杖，以藜光照明，传授刘向《五行洪范》之文。刘向问老人姓名，老人说："吾乃太乙之精，天帝悯卯金之子，特派我来传道给你。"并把怀中竹牒和典天文地图之书赠给了刘向。正是因为有此神授，刘向才能成为一代经学大师。

刘向的子孙后裔，便以"天禄"、"藜照"、"藜阁"等为堂号，自称藜阁刘氏，以纪念刘向这位杰出的显祖。

刘向生了3位优秀的公子：长子刘伋，《易》学教授，官至郡太守；中子刘赐，官任九卿丞，早逝；少子刘歆，便是西汉末年著名的大学者和政治家。

刘歆自幼受父亲熏陶，勤奋好学，后又受诏与父亲一同在天禄阁校刊秘籍，成为一位对六经、传记、诸子、诗赋、术数和方技无所不精的渊博学者。

刘歆初为黄门郎，父亲去世后他继位中垒校尉。汉哀帝时，任侍中、太中大夫、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成为当时刘氏宗室中最受宠幸的人物。

刘歆好古，曾建议为《左传》、《毛诗》、《古文尚书》等古文经学设学官，现在的《左传》，就是由他整理后流传于世的。他因此成为西汉古文经学的代表人物。他又承继父业，集六艺群书，加以整理，所著《七略》，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

刘歆因少时与王莽同为黄门郎，关系密切，王莽篡汉后，刘歆被王莽重用，任右曹太中大夫、中垒校尉、京兆尹、羲和等职，并被封为红休侯，后又升任新朝国师，封嘉新公，成为新朝群臣中排名第三，仅次于太傅王舜和大司徒平曼的显贵重臣。

无论从学上还是政治上，刘歆都走了一条与父亲刘向不同的道路。

刘向崇尚今文经学的《谷梁传》，而刘歆则是古文经学的代表，推崇古文《左传》；刘向对汉家王朝是忠心耿耿，誓死效力的，而刘歆则成为王莽的帮凶、汉家王朝的罪人。刘歆为王莽篡夺刘氏汉家政权，确定立下了汗马功劳。

然而，刘歆虽然投靠了王莽，但他毕竟还是汉朝宗室，还是姓刘，因而对王莽篡汉，在内心感情上也非常痛苦和矛盾。当王莽篡汉称帝后，社会危机不但没有缓和反而更加严峻，这时的刘歆便对王莽开始失去信心。后来王莽诛杀大批刘氏宗室成员，并把刘歆的两个儿子也杀了，这时刘歆对王莽已心生怨恨。最后终于决意背叛王莽，图谋政变，以推翻王莽，取而代之，重振汉家天下。但事情败露，地皇四年（公元23年）七月，刘歆被迫自杀而死。一代儒学大师，最终落得个家破、国亡、身死的悲惨下场。

刘歆生有3子1女，当刘歆红极天下的时候，他的子女也鸡犬升天：长子刘叠，被王莽任命为侍中、五官中郎将，封伊休侯；次子刘棻，深得王莽赏识，官任侍中、东通灵将、五司大夫，封隆威侯；三子刘泳，官任右曹长水校尉，封伐虏侯；刘歆的女儿，则嫁给王莽的儿子王临为妻。后来，刘歆失宏，刘歆的儿子们也立即大祸临头，次子刘棻和少子刘泳，均因谋反罪被王莽处死，刘棻死后尸体还被抛到幽州（今河北、辽宁一带）。

刘歆家族当日因投靠王莽而成为刘氏宗室中最显赫的家族，如今却因反对王莽而又一落千丈，迅速衰败。但刘向、刘歆的家族，毕竟是一支非常优秀的宗室分支，所以后来刘向的子孙们又兴旺发达，并繁衍成今日刘姓中的重要分支--藜阁刘氏。

《元和姓纂》记载：刘向后裔世居彭城，分居丛亭里、绥舆里、安上里和丰县、沛县、吕县等处。今天的刘姓人群中，就有相当一部分宣称出自刘向之后。

刘向、刘歆的学术活动

刘向、刘歆在政治上的各异，在学术上也有所反映，但他们父子在学术上基本是子承父业。

刘向、刘歆的神学思想

刘向早年得《枕中鸿宝苑秘书》，“书中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深受神秘思想的影响。继又参与石渠阁的五经讲论，濡染于今文经学活动。他后来论历代兴革、国政得失，就拿出了今文学者的派头，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作为论证的依据。元帝时，他上封事，论舜及文武周公时的祥瑞和幽厉以后春秋时期的灾异而归结于“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上文引成帝时上封事，论宗周以来大臣操持国柄之危国，借“王氏外祖坟墓在济南者，其梓柱生枝叶、扶疏上出屋”之异，申言“事势不两大，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这表明刘向的历史观是神学的历史观。他这种思想反映了西汉晚年大权旁落、皇族失势的悲观情绪。

《汉书·五行志》保存了刘向《洪范五行传论》约一百五十二条。其中论灾异跟后、妃、君夫人及外戚间的关系的约三十一条，论灾异跟君主失势、国家败亡间关系的约三十九条。这不只是刘向政治立场在学术上的反映，这并且是有意地利用阴阳五行学说作政治斗争的工具。《汉书·五行志》也保存了刘歆论《洪范五行传》的材料，约七十三条，尽管论述的对象基本上都在刘向曾经论述的范围内但没有一条的具体论述是跟刘向相同的。这也由于刘歆的政治态度跟父亲不同，在学术上就也有不同的反映。刘氏父子学术见解的不同，是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反映。

刘向虽相信“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但认为“明者起福于无形，销患于未然”，可以“刘氏长安，不失社稷”。这就等于说天命还是可以人力为转移，或至少可以多延一些时期。在刘歆的遗文里，就看不到这样的说法了。依《汉书·律历志》所保存下来《三统历谱》的材料来看，历代的兴衰是按着五行相生的顺序进行的。按照这样的顺序，王莽以土德继汉的火德，就应该是当然的①。王莽在死到临头时就还这样说：“天生德于予，汉兵有如予何！”

当刘向校订皇家藏书的时候，却很少运用这种神学历史观，而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人文主义的态度。

在经学上，刘向治《春秋榖梁传》，参与石渠阁讲论，刘歆治《左传》，坚持立《左传》于学官。《榖梁传》属于今文经学，《左传》属于古文经学。从经学派别来看，父子二人是对立的。

古今典籍的校雠

成帝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刘向奉命校古今典籍，把它们分成六类，由他负责经传、诸子、诗赋三类，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校过一书，“向辄条其篇目，录而奏之”。他作了这个工作约二十年之久，刘歆在他死后奉命完成了未竟之业。刘歆把父亲的叙录，按照典籍的分类，分别概括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另加辑略，成为《七略》一书②。刘向的叙录后来别辑成书，称为《七略别录》。

依现存《别录》零篇和《汉书·艺文志》所删存《七略》的材料来看，刘氏父子在思想上，第一，发展了学术分类的概念。先秦评论学术流别者，多以学术思想接近的学者并举，不称学派。孟子和韩非始并称“杨墨”或“儒墨”。司马谈始区别六家，加以评论。刘氏父子增六家为十家九流，作为诸子一类。另外又分诸子以外的典籍为五类。他们把皇家藏书定为六类、三十八种、六百零三家、一万三千多篇。他们在总的分类上是按着皇室进行统治的需要来安排次第的。六艺、诸子和诗赋都是属于文治方面的，列在最前。兵书属于武备，列于其后。术数和方技，或在统治上起补充作用，或与生活上有联系，就放在最后。这当然谈不上是科学的分类，在思想本质上反映了皇权思想。但这毕竟在学术分类的概念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对于典籍的具体分类、典籍的保存和检寻上是可以起一定的作用的。第二，刘氏父子注意了学术源流及其政治背景，对各家各派作出了评述。他们一方面肯定了各种学术、各个学派在不同方面的作用，论其短长，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继承了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形式。在另一方面，他们把诸子、诗赋、兵书、术数和方技都说成是出于王官之守，把诸子、诗赋都说成是六经的支流余裔而为衰世的产物，这里就贯穿了尊崇儒术的思想。把这两方面合起来看，好象是给了诸子一定的地位，而实际上是在有限度地承认诸子的现实影响下为儒术独尊提出了历史的根据。第三，刘氏父子称《易》为五经之原，“与天地为始终”，而五经之学则“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焉”。他们肯定数术各家能测吉凶、候善恶。这又是神学思想的表现。

在技术上，刘氏父子创造了大规模校雠的范例，大规模缮写定本、编撰叙录的范例和制成系统目录的范例。这对于后来所谓“校雠学”“目录学”有很大的影响，被称为它们的始祖。同时《七略》的形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成为学术史的主要的表达形式。

看起来，刘氏父子是很淹博的，但在淹博的华贵外衣下掩遮着虚弱的贫困的思想。这是他们父子学风上的特点。班固称赞他们“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刘氏《洪范论》发明《大传》，著天人之应。《七略》剖判艺文，总百家之绪。《三统历谱》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班固的赞语表明了他的思想，班固正是刘氏学风的很好的继承人。

刘向、刘歆父子还续补了司马迁书，未传于世。刘向采摘先秦旧事及汉初遗文，撰《新序》、《说苑》二书，又撰《列女传》，这是记载妇女史事的第一部专书。

回答者：xdjsz - 童生 一级 5-11 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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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者： shenyifei12 - 试用期 一级

我是天才宋潋之皮蛋，哈哈哈哈哈！！！！！！！！！！！！！！！！

评论者： 开雷霆的皮蛋 - 试用期 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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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者： 开雷霆的皮蛋 - 试用期 一级

其他回答共 2 条

刘向

刘向（约前77-前6）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本名更生，字子政，沛（今江苏沛县）人。汉初楚元王（刘交）四世孙。治《春秋谷梁传》。曾任谏大夫、宗正等。以阴阳灾异附会时政，屡次上书劾奏外戚专权。成帝时，任光禄大夫，终中垒校尉。曾校阅皇家藏书，撰成《别录》，为我国最早的目录学著作。所作《九叹》等辞赋三十三篇，绝大部分已亡佚。原有集，已佚，明人辑有《刘中垒集》。所著另有《洪范五行传》、《新序》、《说苑》、《列女传》等，今存。又有《五经通义》，亦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存一卷。

回答者：五岳独尊zzzz - 武林盟主 十六级 5-10 19:12

刘向（前79～前8）

中国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一说生于元凤四年（ 前77 ） ，卒于建平元年（ 前6 ）。原名更生 ，字子政。汉皇族楚元王刘交的四世孙 。 历经宣帝 、元帝 、成帝三朝；历任散骑谏大夫、散骑宗正、光禄大夫等职。曾屡次上书称引灾异，弹劾宦官外戚专权。成帝时受诏命校书近20年，未完成的工作由其子刘歆续成。官终中垒校尉，故又世称刘中垒 。刘向典校的古籍主要包括经传 、 诸子和诗赋 。典校时，又撰有《别录》。其后，刘歆以《别录》为基础，撰成《七略》，这是中国最早的目录学著作。原书已佚。东汉班固因《七略》而成《汉书·艺文志》，从中可以见到《七略》的梗概。据《汉书·艺文志》载 ，刘向有辞赋33篇 ，今仅存《九叹》一篇，见于《楚辞》。刘向的散文主要是奏疏和校雠古书的“叙录”，较有名的有《谏营昌陵疏》和《战国策叙录》。刘向的散文叙事简约，论理畅达、舒缓平易是其主要特色。此外，他还编著了《新序》、《说苑》、《古列女传》3 部历史故事集 ，是魏晋小说的先导 。明代张溥辑有《刘中垒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回答者：wnc7188 - 骠骑将军 十七级 5-10 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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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开始，北京有了“古籍修复”专业，尽管北京高校林立，但这个对国家文化传承有着重大意义的专业，目前只在成人高校开设。首批考入的有59人。

据了解，目前，国内的“古籍修复”人才最多不超过500名。作为藏书最多的国家图书馆，搞古籍修复的专业人士也不过才20多名。但目前据保守估计，全国古籍藏本有3000万到5000万本，主要收藏于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以及首都图书馆。而国图大约藏有200万本。全国的所有古籍藏书中，有差不多三分之一需要修复。但即使一个修复高手，一周最多能修复1到2本，有时因为破损厉害、工艺复杂，甚至一月也就修复一本。一个成熟的古籍修复者，应懂得美术、历史、印刷、出版、文献等多学科知识，还知道各个朝代造纸技术。而要修一本古籍，大约有托、补、裱、拆、锤、压、捻、打眼、钉线等20多道工序。但有时根据具体书籍，仅“拆”这一道工序就有干、蒸、湿等多种方法。

“这些书不是说修复一次就完事了，总是不断地重复，坏了就修，修了又坏。因为毕竟纸的寿命是有限的，加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在不断地氧化、变质。我们开玩笑说，有的古籍得了癌症，明知道治不好，但还是要想办法抢救、修复。”杜伟生曾经参与抢修公元5世纪到12世纪编写的《敦煌遗书》以及《永乐大典》等古籍。现在他还是首都联大国图分校“古籍修复课”的任课教师。

目前国家计划推出“文献修复师古籍修复”专业资格证书，该证书从1级到5级，拿到证书的人才有从事古籍修复工作资格。该专业计划今年招生60人。考生需要参加全国成人高考统一考试，明年春季开学。

(1)简策

简策就是编简成策的意思。“策”就是“册”的假借字。古代有些词有音无字，行文时只好依声托事，借用同音的字加以表示。这种现象，文字学上就称为同音假借，也称为古音通假。“册”是象形字，像是绳穿、绳编的竹木简。所以《说文解字》解释“册”字说：“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礼记·聘礼》中说：“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在这句话的“策”字之下，有两个不同时代的人分别作了解释。一位是东汉的郑玄，他说：“策，简也。”一位是唐代的孔颖达，他说：“策是众简相连之称。”郑玄的意思，“策”就是竹木简；孔颖达的意思，“策”是编连在一起的竹木简。两个人的解释都对，但角度不同。我们把这两个人的解释综合起来，那就是一根一根写了字的竹木片就称为“简”，把若干根简编连在一起就成了“策”(册)。可见简策的确是编简成策的意思。

古人编简成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单绳串连；一种是两道绳、乃至四道绳的编连。汉代刘熙在《释名》中说：“札，栉也，编之为栉齿相比。”这意思是说在写好的竹木简上端钻孔，然后用绳依次串编。上边好像梳子背，下边诸简垂挂，如同梳子的栉齿并列相比。另一种是用麻绳或丝线绳，像编竹帘子一样地编连竹简。编绳的道数取决于竹木简的长短。短简两道编绳即可，甘肃出土的《永元兵器簿》，就是两道编绳(图6)。长简两道绳子编不结实，就编三道或四道编绳。如武威出土的《仪礼》汉简，简长三尺，其编绳就是四道。至于是先写后编，还是先编后写，则两种形式都有。

图6 东汉永元兵器簿编简

为了保护正文不致磨损，古人编简时常在正文简前边再加编一根不写文字的简，叫作赘简。今天书籍的封面，就仍然带有这种赘简的遗意。赘简上端常常书写篇名，下端书写书名。这是因为古人写书于简，不能无阶段地写下去，那样编简太大，不易检阅和收藏，所以常常写到一定长度就结为一篇。而用书的人也常常要先查找篇名，然后才能找到自己所要检索的内容。可是古书往往一书包括很多篇，例如《论语》就有22篇，《孟子》也有七篇。七篇中的各篇还要再分上下。如《滕文公上》、《滕文公下》、《公孙丑上》、《公孙丑下》等。如果所要查找的内容不知道在哪一篇，那就无从着手了。所以古人很重视篇名，把篇名写在赘简上端，以示醒目。而把书名反倒写在赘简的下端，以示篇名的归属。这种格局虽然是仅适应简策书籍而出现的特定形式，但对后世书籍形式的影响却是极其深远的。直到雕版印书盛行的宋代，特别是北宋时代，卷端题名还常常是小题在上，大题在下。这仍是简策书籍格局的流风余韵。

一篇文章的简编完，或一编编好的简写完，便以最后一根简为轴，像卷竹帘子一样从尾向前卷起。《永元兵器簿》出土时，就保持着原来卷起的形式。武威旱滩坡出土的医简，有的也保留着卷起的原型。武威出土的汉代《仪礼》简，篇题和篇次并写在第一、二简的背面，卷起后正好露在外面。这也证明其原型是从尾向前卷起的。卷起的简需要捆好，而后放入布袋或筐箧〔qie切〕。居延出土的简策中有“书箧一”的记载。《汉书·贾谊传》中也有“俗吏之务在于刀笔筐箧”的说法。这些盛装简策的布袋、筐箧相当于“帙”〔zhi至〕，而一帙通常包函10卷。简策书籍这种编连卷收的做法，也只是适应竹木简的特质而形成的特定形式，但对后世书籍的装帧形式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帛书卷子装、纸书卷轴装的出现及长期流行，完全可以说是对简策卷起收藏形式的模仿。

(2)帛书卷子装

帛书与简书虽然制作材料不同，成书之后的面貌也各异，但在装帧形式上彼此却有许多相似之处。缣帛轻软，可塑性较强。表现在装帧形式上便既有折叠，也有卷子。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有的写在整幅帛上，难以卷收，故折叠随葬在一个漆盒内。有的写在半幅宽的缣帛上，则以一条23厘米宽的竹片为轴心，将帛书从尾向前卷成帛卷，这大概就是卷轴装的雏形了。

清代有位著名的史学家、目录学家，叫章学诚。他有一部著名的著作，叫《文史通义》。他在《文史通义·篇卷》中说：“古人之于言，求其有章有序而已矣。著之于书，则有简策，标其起讫，是曰篇章。”还说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受命整理国家藏书，“著录多以篇、卷为计，大约篇从竹简，卷从缣素，因物定名，无他义也。而缣素为书后于竹简，故周、秦称篇，入汉始有卷也。”这两段话的意思是说篇、章是竹木简书的计量名称，卷则是缣帛书的计量名称。周、秦时盛行竹木简书，故多以篇称之。入汉以后，缣帛为书普遍流行，卷便成了广为使用的计量名称。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国家藏书，凡是整理完毕正式誊录进呈的书，都是用缣帛书写的。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佚文十一》说“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这里的“上素”，就是抄写在缣帛上。于是“卷”便成了主要计量单位。表明章学诚所说的“入汉始有卷也”的理论，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也证明帛书的装帧形式主要还是卷子装。

(3)纸书卷轴装

用纸来制作书籍，东汉已发其端。纸具备着缣帛的轻软，但较之缣帛则更易成型。所以纸书出现之后，它的装帧形式便模仿帛书卷子装，而慢慢发展为普遍流行的纸书卷轴装。这无论是从文献记载，还是实物留存，都能得到有力的证明。

晋代傅咸的《纸赋》中，除了赞美纸的方正洁白，很便于书写之外，还说纸张“揽之则舒，舍之则卷”。这两句话实际是对卷轴装书籍的描绘。纸张有一定弹性，卷久了就有回收的惯性，所以用手揽之便舒展开来，可是一撒手就又收卷回去。这是卷轴装书籍固有的现象，也是这种装帧形式的弊病之一。可见晋时纸书已是卷轴装了。

《续高僧传》卷二，记载隋朝文帝时有一位沙门叫明穆彦宗，他曾经利用梵文经本校对佛经。说昔日“支昙罗什等所出《大集》卷轴，多以30成部”。说明早在隋朝以前，纸写的佛教《大集经》，已装潢成了卷轴。

《续高僧传》卷三十八，记载隋朝另一位沙门叫法泰，他自己精勤书写了一部《法华经》，多次显现灵瑞，所以要把它带到成都去进行装潢。可是中途过河掉在了水里，以后又失而复得，所以“至成都装潢，以檀香为轴”。可证隋朝的书籍不但已是卷轴装，而且所用轴材有的已是檀香木了。

《续高僧传》卷五，记载唐玄奘从印度取经回国之后，又奉皇帝之命在大慈恩寺翻译佛经。当他翻译完毕，装成卷轴之后，曾经上书皇帝，请求皇上给写一道序文。他说：“所获经论，奉敕翻译，见成卷轴，未有铨序，伏惟陛下睿思。”可见唐玄奘翻译过来的佛经，其装帧形式也都是卷轴。

《续高僧传》卷二十六，记载唐开元间沙门玄览，他一个人就“写经三千余轴”。

所有上述这些，都是唐及唐以前关于纸书采用卷轴装的记载。而唐以后关于这方面的记载，那就更是史不绝书了。北宋欧阳修在他的《归田录》中说：“唐人藏书，皆做卷轴。”元朝吾衍在他的《闲居录》中说：“古书皆卷轴。”明朝都穆在其《听雨记闻》中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清朝高士奇在其《天禄识余》中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此制在唐犹然。”这些说法，也证明自纸书出现，直到唐、五代，大约八九百年的时间里，书籍盛行的装帧形式，的确是卷轴装。

本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了大批遗书，其中主要是手写本佛经。现在分藏在世界各国，其中主要收藏在英国、法国、中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国。总计大约四万多件。这些敦煌遗书产生的时代，大约上起南北朝，下至五代，即公元420—960年这500多年的历史跨度内。此期正是手写纸书的高峰期。这些遗书，有的就是简单的一卷儿，有的木轴犹存，进一步又以实物，证明唐五代及唐五代以前，纸书的装帧形式，的确普遍流行卷轴装。

古时历代纸张的大小规格不尽相同。晋代纸高大约23—24厘米，长26—27厘米；唐代纸高25—26或26—27厘米，长40—43厘米或44—51厘米；五代时期纸张的规格大小不等。内容长的书，一张纸无法容纳，只好写完一张再接写第二张、第三张……直到写完为止，可能是几张、十几张、几十张，乃至数百张。一部用多张纸写完的书，按顺序粘接成一幅长条。长条可以先写后粘接，也可以先粘接好后写。写完的长条纸书，即可以从左向右，或说是从尾向首卷起。为使纸卷不至于折皱或损坏，在长条纸书最后一纸的末尾粘上一根圆木棒，然后以木棒为轴心从左向右搓卷，所以称作卷轴。轴的长度比纸的高度略长，纸书卷好后上下两端都有轴头露出，这样有利于图书保护(图7)。

古书卷轴装似乎也有精装与简装的区别。简装，仅用一根普通的圆木棒为轴，有的甚至连轴都没有，只是从尾向前卷起，也是卷轴装。精装就有不同的讲究了，据记载，王羲之、王献之晚年写的字要比青少年时写得好。他们在缣帛上写的字，要以珊瑚装饰轴头；在纸张上写的字，要以金属装饰轴头；最次的也要以玳瑁、旃〔zhan沾〕檀装饰轴头。可见晋代的卷轴装，有的已经相当精致了。

《隋书·经籍志》说隋炀帝即位之后，秘阁所藏之书，上品的要用红琉璃轴，中品用绀〔gan干〕琉璃轴，下品用漆轴。表明隋朝政府的藏书，其卷轴装潢已分出不同品级。《大唐六典》记载唐政府的藏书，经库书用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用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书用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书用绿牙轴，朱带白牙签。可见唐代的政府藏书不但裱轴十分讲究，而且已经懂得用颜色来类分图书了。

图7 卷轴装示意图

图8 卷轴插架示意图

为保护图书内容不受污损，卷轴装在正文第一张纸前边还要粘加一张空白纸，考究的粘加绫、绢等丝织品。粘加的这张空白纸或绫、绢，叫作“褾”〔biao表〕，也叫作“包头”或“玉池”。褾的右端接有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带。带的右端接有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别子，叫作“签”。卷子卷好，褾在最外层，用带绕捆，以签别住。卷轴存放的方法是在书架上平放，轴的一端向外，系上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书签。签上标写书名、卷次，以便于取阅。取阅图书时依签上所标抽出卷轴，用毕原位插入，所以称为插架(图8)。唐代文学家韩愈的《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中说“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描绘的便是一座插架宏富、装帧考究、满目琳琅的私人藏书宝库。

(4)经折装

经折装也称折子装，顾名思义，应该是从折叠佛教经卷而得名。前边说过了，到唐代为止，最盛行的书籍装帧形式，仍然是卷轴装。但到唐代，佛学在中国的发展也达到了鼎盛时期。一方面是僧尼遍于域中，另一方面翻译过来的佛经又普遍以卷轴装的形式流行。僧尼遍于域中，意味着善男信女诵经的普遍；卷轴装盛行，则意味着它对僧尼们诵经的不便。因为佛门弟子念经，要盘禅入定，正襟危坐，以示恭敬与虔诚。善男信女们念经时的这种姿态，卷轴装的不方便可想而知。任何一种纸卷，包括佛教经卷，卷久了，都会产生卷舒的困难。由于卷久的惯性，念过去的部分，经卷会由右向左自动卷起；未念到的部分，经卷又会自动由左向右卷起。这种情况，如果不及时调整镇尺的位置，经卷就会从左右两个方向朝中间卷起。试想，如此麻烦不便的卷轴装式，怎么能适应佛门弟子们那种盘禅入定、正襟危坐的读经方式呢！因此，一场对流行许久的卷轴装的改革，首先在佛教经卷上发生了。这就是将本是长卷的佛经，从头至尾地依一定行数或一定宽度连续左右折叠，最后形成长方形的一叠，再在前后各粘裱一张厚纸封皮，一种新型的装帧形式就出现了，这就是所谓的经折装。正像元朝吾衍和清朝高士奇所揭示的那样，经折装的出现，完全是针对卷轴装卷舒之难的弊病而发生的。元朝吾衍在《闲居录》中说：“古书皆卷轴，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折。久而折断，复为簿帙。”清朝高士奇在《天禄识余》中也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此制在唐犹然。其后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折。久而折断，乃分为簿帙，以便检阅。”这两位不同时代的古人，揭示了同一个道理，即经折装的确是由改造卷轴装而来。

1975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钱存训先生的《中国古代书史》，披露了一幅经折本图版，经名为《入楞伽经疏》，共211叶，原出自中国敦煌石室。其装帧形式就是左右相连折叠的经折装。这是唐代佛经出现经折装的实物证明。

英人斯坦因在他的《敦煌取书录》中，还描绘过一件五代印本佛经的装式，也是经折装。他说：“又有一小册佛经，印刷简陋……书非卷子本，而为折叠而成……折叠本书籍，长幅接连不断，加以折叠……最后将其他一端悉行粘稳。于是展开以后甚似近世书籍。是书时为乾祐二年，即纪元后九四九年也。”斯坦因看到并描绘的这件实物，表明印刷而成的佛经，在五代时期也有的是经折装式了。

(5) 梵夹装

过去的书史论著，常把经折装混为梵夹装。说经折装又称梵夹装，或者说梵夹装就是经折装，或经折装即梵夹装。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梵夹装并不是中国古代书籍的装帧，而是古代中国人对古印度用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佛教经典装帧形式的一种称呼。梵是天竺国梵文文字的创始人。《祐录》卷一《梵汉译经音义同异记》中说：“昔造书之主凡有三人：长名曰梵，其书右行；次曰佉楼，其书左行；少者苍颉，其书下行。梵及佉楼居于天竺，黄史苍颉在于中夏。”印度是佛教的发祥地，产生在印度的佛教经典，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将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的，所以又称为贝叶经。当然也有不少写在桦树皮上。

我们在前边说过了，书籍的装帧形式，只能视书籍的制作材料和制作方法而采取相应的方式。古印度佛经既是采用修长硕大的贝多树叶或桦树皮书写，其装帧形式也就只能适应这种材料而采取相应的方式了，这就出现了古代中国人所称呼的梵夹装。何谓梵夹装？如果用最通俗的语言加以铨释，那就应该是古印度用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或桦树皮上的佛教经典而采用夹板式以绳穿订的装式。对这种装帧形式，古代中国人称之为梵夹装。隋朝有个叫杜宝的，他有一部著作叫《大业杂记》。杜宝在《大业杂记》中说东都洛阳的“承福门即东城南门。门南洛水有翊津桥，通翻经道场。新翻经本从外国来，用贝多树叶。叶形似枇杷，叶面厚大，横作行书。约经多少，缀其一边，牒牒然今呼为梵夹”。夹原意同册，后来演化为夹。这段描述，比较明确地告诉我们，梵夹装是隋时人对传入中国的古印度书写在贝多树叶上梵文佛教经典装订形式的一种形象化的称呼。其具体的装订方式，是将写好的贝叶经，视经文段落和贝叶多少，依经文的次序排好，形成一摞。然后用两块比经叶略宽略长一点的经过刮削加工的竹板或木板，将排好顺序的贝叶经上一块下一块地夹住，然后连板带经穿一个或两个洞。一个洞者，穿绳之前先将绳的一端挽上疙瘩，以另一端将夹板及贝叶串连；两个洞者，则以绳子两端同时将夹板及贝叶串连，最后绕捆起来，一个梵夹装式就算完成了。这就是杜宝所说的“约经多少，缀其一边，牒牒然”的梵夹装。

图9 僧伽罗文贝叶经装帧

用贝多树叶来写经，不仅是古印度如此，近世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中也有用贝叶写经的。北京图书馆就藏有僧伽罗文的贝叶经(图9)，其装帧形式就是典型的梵夹装。近年北京图书馆还入藏一批傣文贝叶小乘经，其装帧形式也是梵夹装。这些实物也印证了古印度梵夹装的形式特点，从而丰富了中国书籍的装帧形式。

中国以纸张来制作书籍，至隋、唐而极盛。书籍的制作材料与贝叶不同，当然装帧方式也就不同。但中国纸制书中，包括写本和印本，也有裁成长条而模仿贝叶的。现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手稿部的中国敦煌遗书中，还颇有几件这样的遗书。它们状似长条，形仿贝叶，编绳虽然已不复存在，但当年的穿孔犹存，表明它们的确是中国纸书中模仿梵夹装的装帧形式。北京图书馆珍藏一件五代时回鹘文写本《玄奘传》。其书叶狭长，横作行书，每叶上靠近两端各有一红色圆圈，据说也是模仿的梵夹装式。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中，有一件唐写本《思益梵天所问经》(图10)。其写纸为长条形，意仿贝叶。厚厚一册，却中间穿孔，单绳穿装，是中国纸书遗存中典型的梵夹装。其夹板虽佚失一块，但另一块却原样留存。穿绳虽也大部分佚去，但仍有一段原绳贯穿册叶与夹板。直到后世刻印的藏文大藏经、蒙文大藏经，也都是纸作长条，横作行书，上下各有一块厚重的夹板，所以它们也是中国纸书中模仿梵夹装的装帧形式。只是这种装帧形式在中国并未普遍流行，所以也就鲜为人知了。但不管是古印度的梵夹装，还是中国纸书模拟的梵夹装，以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书中模仿的梵夹装，都和经折装毫无相同之处。所以经折装就是经折装，梵夹装就是梵夹装，两者既不相等，也不相通，不应混为一谈。

图10 唐写纸本《思益梵大所问经》梵夹装

(6)旋风装

过去很长时间里，中外学者对什么是中国古书的旋风装认识并不清楚。长期把经折装粘加一张整纸就说成是旋风装，或把经折装直接说成是旋风装，就是这方面的例证。事实上，旋风装跟经折装没有任何联系。它与经折装产生的文化背景完全不同。它们是在同一个时代里，同在卷轴装的基础上，由于不同的社会文化需求而产生出来的两种完全不同的书籍装帧形式。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政治、经济、科学、文化都有长足的发展。尤其是文学，诗歌几乎占据了整个文坛，使唐代成了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诗歌的发展，特别是近体律诗的发展，一方面要求要有严格的韵律，一方面遣词造句、运用掌故又要求典雅有据。这就促使唐代社会相应地产生并发展两方面的著作：一方面是备查检掌故用的类书空前发展；另一方面就是供起韵赋诗、检查格律的韵书一再被修正、增补、传抄而流布社会。唐代的韵书，类乎现在的字典，带有工具书的性质，是备随时查检使用的。因此，这类书籍的书写方式和装帧形式，也就都要以方便随时翻检为原则而作相应的改变。

但是，我们在前边说过了，唐代书籍最通行的书写方式和装帧形式，仍是单面书写的卷轴装。这样，在通行的装帧形式与要方便翻检之间便产生了很大的矛盾。继续采用单面书写的卷轴装，翻检方便难以解决；突破卷轴装，另外采取更新的装帧形式，一时又难以创造出来。于是便出现了一种既未完全打破卷轴装的外壳，又达到了方便翻检为目的的装帧形式，这就是旋风装。

在当今的世界上，中国古书旋风装的实物留存绝无仅有。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可以说是现存中国古书旋风装的典型实物例证。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全书共五卷24叶。除首叶是单面书字外，其余23叶均为双面书字，所以共是47面。其装帧方式，是以一比书叶略宽的长条厚纸作底，然后将书叶粘在底纸上。其粘法是，除首叶因只单面书字而全幅粘裱于底纸右端之外，其余23叶，因均是双面书字，故每叶都只能以右边无字空条处，逐叶向左鳞次相错地粘裱于首叶末尾的底纸上。所以从书叶左端看去，错落相积，状似龙鳞。收藏时，从首向尾，或者说是从右向左卷起，外表仍然是卷轴装式。但打开来翻阅，除首叶因全裱于底纸上而不能翻动外，其余均能跟阅览现代书籍一样，逐叶翻转，阅读两面的文字。这种装帧形式，既保留了卷轴装的外壳，又解决了翻检必须方便的矛盾。可谓独具风格，世所罕见。古人把这种装帧形式称作“龙鳞装”或“旋风装”。

图11 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装帧

北宋欧阳修在他的《归田录》卷二中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其后有叶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备检用者，卷轴难数卷舒，故以叶子写之。如吴彩鸾《唐韵》、李郃〔he 合〕《彩选》之类是也。”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图11)，相传就是吴彩鸾书写的。欧阳修所见到的大概就是这类的东西。他说出了这种装帧形式产生的原因，也描绘了这种装帧像策子的特点，但未说出它究竟叫什么名字。

南宋初年的张邦基，则在自著《墨庄漫录》卷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