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所说的古籍善本，主要包括刻本、墨迹本、碑帖、印谱、信札以及其他文献。刻本是使用雕版技术印制的书籍，其顶峰期的宋元刻本在流通市场上已廖廖无几，继而由明清及民国时期的精刻本引领风潮；墨迹本为文人稿本、手抄本等，一般存世量稀少，且多为孤本；碑帖、印谱、信札、文人墨迹等，是近年来古籍拍场上重要的品种，其中明清名家或现当代名人信札尤受欢迎。　　古籍善本收藏原则

　　古籍收藏的原则：除了看年代外，还要注意刻本优于印本，初刻优于翻刻，套色优于单色，图画优于文字。随着印刷技术的日新月异，除了进入图书馆、博物馆等专业机构收藏保护外，流通于民间的线装古籍日益稀少，能称得上是“善本”的线装古籍更是屈指可数。历史上流传下来的雕版线装古籍，已成为不可再生的社会资源，稀缺性可见一斑。收藏古籍善本，不仅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还应具备深厚的文化功底、鉴伪欣赏能力和市场分析能力。

　　辨别伪籍善本

　　古籍善本收藏市场的赝品虽没有字画杂项多，但冒名人批校、加盖伪章、残本充全、挖改描补、撕去序跋的事也时有发生。制作古籍伪本必须将纸做旧，方法有两类：一是染纸，用各种方法将纸染成黄褐色，以求使纸显旧色。二是旧纸新作，如果作伪者存有古纸，就可在纸上新印古书内容，然后订成“古籍”，这种作伪方法尽管较少，但却使人很难从纸上辨别真假。一些重复刻印本上，除保留有原书的序跋外，又增刻新的序跋，序跋后还写有姓名、年月等。这些都表明了书籍的真实年代。作伪者往往裁掉对其作伪不利的序跋，或涂改其中的年代，也有重新伪造对其作伪有利的序跋。

　　对于收藏者来说，主要选择好的拍卖行，并且寻找以往的拍卖成交，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赝品的风险。手工制版与原书总有差别，而扫描可以使伪书与原书分毫不差，一切细节都能很好得以体现，这无疑使得古籍善本拍卖更具挑战性，选择古籍善本，更要注重细节。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据文津阁藏本，该书共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四库"之名，源于初唐，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 清代乾隆初年，学者周水年提出"儒藏说"，主张把儒家著作集中在一起，供人借阅。此说得到社会的广泛响应，这是编纂《四库全书》的社会基础。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可，接着便诏令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这样，由《永乐大典》的辑佚便引出了编纂《四库全书》的浩大工程，成为编纂《四库全书》的直接原因。《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共分四步：第一步是征集图书。征书工作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结束，历时七年之久。为了表彰进书者，清廷还制定了奖书、题咏、记名等奖励办法："奖书"即凡进书500种以上者，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进书100种以上者，赐《佩文韵府》一部。"题咏"，即凡进书百种以上者，择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题咏简端，以示恩宠。"记名"即在提要中注明采进者或藏书家姓名。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协助和藏书家的积极响应下，征书工作进展顺利，共征集图书12237种，其中江苏进书4808种，居各省之首；浙江进书4600种，排名第二。私人藏书家马裕、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等也进书不少。第二步是整理图书。《四库全书》的底本有四个来源：一是内府藏书，二是清廷官修书，三是从各地征集的图书，四是从《水乐大典》中辑出的佚书。四库馆臣对以上各书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应抄之书是认为合格的著作，可以抄入《四库全书》。应刻之书是认为最好的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抄入《四库全书》，而且还应另行刻印，以广流传。应存之书是认为不合格的著作，不能抄入《四库全书》，而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仅存其名，列入存目，这类著作共有6793种、93551卷，比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多出将近一倍。对于应抄、应刻的著作，要比较同书异本的差异，选择较好的本子作为底本。一种图书一旦定为四库底本，还要进行一系列加工，飞签、眉批就是加工的产物。飞签也叫夹签，是分校官改正错字、书写初审意见的纸条。这种纸条往往贴于卷内，送呈纂修官复审。纂修官认可者，可用朱笔径改原文，否则不作改动。然后送呈总纂官三审，总纂官经过分析之后，可以不同意纂修官的复审意见，而采用分校官的初审意见。三审之后，送呈御览。第三步是抄写底本。抄写人员初由保举而来，后来，发现这种方法有行贿、受贿等弊病，又改为考查的办法，具体做法是：在需要增加抄写人员时，先出告示，应征者报名后，令当场写字数行，品其字迹端正与否，择优录取。考查法虽比保举法优越，但也有不便之处，因此最后又改为从乡试落第生徒中挑选，择其试卷字迹匀净者予以录用。这样，先后选拔了3826人担任抄写工作，保证了抄写《四库全书》的需要。为了保证进度，还规定了抄写定额：每人每天抄写1000字，每年抄写33万字，5年限抄180万字。五年期满，抄写200万字者，列为一等；抄写165万字者，列为二等。按照等级，分别授予州同、州判、县丞、主簿等四项官职。发现字体不工整者，记过一次，罚多写10000字。由于措施得力，赏罚分明，所以《四库全书》的抄写工作进展顺利，每天都有600人从事抄写工作，至少可抄60余万字。第四步是校订。这是最后一道关键性工序。为了保证校订工作的顺利进行，四库全书馆制定了《功过处分条例》，其中规定：所错之字如系原本讹误者，免其记过；如原本无讹，确系誊录致误者，每错一字记过一次；如能查出原本错误，签请改正者，每一处记功一次。各册之后，一律开列校订人员衔名，以明其责。一书经分校，复校两关之后，再经总裁抽阅，最后装潢进呈。分校、复校、总裁等各司其职，对于保证《四库全书》的质量确实起了重要作用。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第一部《四库全书》终于抄写完毕并装潢进呈。接着又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抄完第二、三、四部，分贮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北四阁"。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又抄了三部，分贮江南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南三阁"。每部《四库全书》装订为36300册，6752函。七阁之书都钤有玺印，如文渊阁藏本册首钤"文渊阁宝"朱文方印，卷尾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方印。

　　《四库全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按照内容分类，包括4部44类66属。经部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史部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子部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又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

　　当然，《四库全书》的内容也有不足：第一，重视儒家著作，把儒家著作放在突出的位置。把儒家经典放在四部之首，把一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第二，轻视科技著作。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是"异端之尤"，可以"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除了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类收录少数科技著作之外，一般科技著作是不收录的。第三，不收戏剧著作和章回小说。第四，图书正文或有删节或挖改。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也就是寓禁于征的过程，也就是大兴文字狱的过程。据统计，在长达10余年的修书过程中，禁毁图书3100多种、15万部以上。在收入《四库全书》的图书中，也有不少删节或挖改。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还编了《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等。这几种书可以看作编纂《四库全书》的副产品。《四库全书荟要》是《四库全书》的精华，收书473种、19931卷。开本大小和装帧形式与《四库全书》相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共抄两部：一部放在宫中御花园的摛藻堂，一部放在圆明园东墙外长春园内的味腴书屋。《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是《四库全书》收录书和存目书的总目录。该目录前有"凡例"，经史子集四部之首冠以总序，大类之前又有小序，每书之下都有著者介绍、内容提要、版本源流等考证文字。由于这些考证文字出于纪昀、戴震、姚鼎、邵晋涵等著名学者之手，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简编本，它不列存目书，只列《四库全书》收录的图书，每种书的提要也写得比较简单。《四库全书考证》一百卷是四库馆臣对应抄，应刻各书校勘字句的记录汇编，该书对于校订古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用木活字印成的。它包括《四库全书》中138种"应刻"之书。该丛书在刻印4种之后，主持人金简通过比较，认为木活字花钱少，实用价值高，改为木活字印刷出版。金简把木活字印刷过程写成《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并收入《四库全书》，它是古代印刷史上的重要文献，已被译成德文、英文等流布世界。

　　《四库全书》编纂成功的原因何在？第一，安定的社会环境。修书期间，正当康乾盛世，天下无事，没有战争的干扰。四库馆臣坐在书案之前，一坐就是10年，没有后顾之忧。第二，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四库全书》从酝酿到修成，乾隆弘历始终参预其事，并由他精心策划。从征书、选择底本，到抄书、校书，乾隆弘历都一一过问，亲自安排。第三，雄厚的资金来源。《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所需经费难以数计，清廷一概包揽下来。第四，严密的组织系统。四库全书馆的最高职务是总裁和副总裁，多由郡王，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兼任，负责总理馆内一切事务，下设纂修处，缮书处和监造处。纂修处负责校理勘定全部书籍，并兼任缮书处缮写书籍的分校工作；缮书处负责全书的缮写及校勘事宜；监造处负责武英殿刊刻、印刷、装订、整理书籍事宜。四库馆臣总计360人，因故革职、身死除名、调用它任者，不在此数。第五，破格录用人材。四库全书馆堪称人才之宝库，集中了大量优秀人才，其中不少人是破格录用的，如邵晋涵、余集、周永年、戴震、杨昌霖等人，人馆前不仅不是翰林，而且戴震、杨昌霖等连进士都不是，仅是举人。人才云集，为编纂《四库全书》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从《四库全书》修成至今已有200余年。《四库全书》的流传情况如何呢？七部之中，文源阁本、文宗阁本和文汇阁本已荡然无存，只有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和文澜阁本传世至今。文渊阁本今藏台湾省，文津阁本今藏北京图书馆，文溯阁本今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澜阁本在战火中多所残阙，后来递经补抄，基本补齐，今藏浙江省图书馆。 如何评价《四库全书》？虽然《四库全书》在编纂过程中，有删削、挖改内容等过错，但就整体而言，应当是功大于过。首先，它保存了大量古籍，是古代文化的一次总结。

　　《四库全书》的编纂，对于弘扬民族文化，对于传播古代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200多年来，递经战乱，如果没有集众书于一身的《四库全书》，古籍将会大量散失，从而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其次，在古籍整理的方法上，尤其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汇刻丛书等方面给后人留下许多有益的启示：在辑佚方面，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并收入《四库全书》者共有385种，不仅使不少亡佚已久的古籍珍本重见天日，而且为后代的辑佚工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在校勘方面，四库馆臣网罗众本、慎选底本等做法，为后代的校勘工作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在目录学方面，《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价值是古代任何官私书目无与伦比的，其编纂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汇刻丛书方面，清人以《四库全书》为榜样，掀起了编刻丛书的热潮。近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续修四库全书》的出版，正是弘扬民族文化、继承和发扬《四库全书》的优良传统而结出的丰硕之果。

　　总而言之，《四库全书》是18世纪70到80年代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项特大型文化工程，在人类文化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善本：凡书籍精加校勘，错误较少者，称为善本。善本有三大性质：因其年代久远而有"历史文献性"，书籍内容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学术资料性"，雕板印制考究、插图等精美的"艺术代表性"。过去私人藏书家，每得到一珍本，即依样重抄作为副本保存，被转抄的图书就被称为正本。现在把政府间的文件，以及国际文件的正式签署本的复本称为副本，作为通用善本。精抄本、精校本、手稿、古代拓碑帖以及图书的旧刻本等，通常也称为善本。

　　孤本：指在世界上仅存一份图书、资料。通常也把在世界上仅有一份流传的图书的某一刻本（尽管此种图书还有其他刻本流传）、未刻印的手稿、仅有一份的碑贴的旧拓本称为孤本。

金履祥(1232-1303年)字吉父,号次农,自号桐阳叔子。浙江金华人。宋元之际著名学者。自幼好学,凡天文、地形、礼乐、田乘、兵谋、阴阳、律历之书靡不精研。初受学于王柏,后受学于何基。何基出自朱熹之婿黄榦之门。仁山遂成为朱门嫡传,而许谦后又从学于仁山。因何、王、金、许四人均系金华人氏,故世称金华学派,又称北山四先生。南宋末年,时局杌陧,遂绝意仕进。德祐初,为宋廷以迪功郎、史馆编校等职起,坚辞不受。寻应严州知州聘主讲钓台书院。入元不仕,专意讲学著述。筑室金华仁山下,讲学于丽泽书院,学者尊称为“仁山先生”,许谦、柳贯皆出其门。元大德七年(1303年)卒,至正年间谥“文安”。著有《通鉴前编》二十一卷、《大学章句疏义》二卷、《尚书表注》四卷、《论语孟子集注考证》十七卷,并编有《濂洛风雅》诗集。

仁山为金华学派中坚,在学术思想上,虽宗主程朱一派,却不守窠臼,其《论孟集注考证》,发朱熹之未发,多处显与朱说抵牾,体现出其博学多识而不主故常的学风。清代全祖望称之为“明体达用之儒”。仁山选编《濂洛风雅》,承袭了理学家的陋见,如四库馆臣所云“欲挽千古诗人归此一辙,所谓王之学华,皆在形骸之外,去之愈远”。基于此思想认识,仁山本人的诗文创作自然也成就不高。只有王士祯《居易录》极称其《广箕子操》颇工,引吴师道语云“辞旨悲慨,音节高古,真奇作也”。但即或是此作,四库馆臣亦尖锐地批评“其诗乃彷佛《击壤集》,不及朱子远甚”。但仁山文集中不乏考证名物、制度之作,如《百里千乘说》、《深衣小传》、《中国山水总说》、《次农说》,四库馆臣认为仁山于经史之学研究颇深,其言有物,具有根柢,不失为儒者之言。

仁山诗文集虽生前已有结集,但未刊刻。明代正德间已散佚,董遵予以重编,明代万历年间始有刊本。清代雍正三年、九年两次刊刻仁山文集,但卷数不同,篇数多寡亦不同,从而导致仁山文集流传上的若干问题。本文介绍仁山诗文集的流传刊刻情况,力图解决仁山文集的相关问题。

一、董编本

仁山之著述,据其弟子柳贯云:“所注书有《尚书表注》、《大学疏义、指义》、《论孟集注考证》、《通鉴前编》,合若干卷,传学者。杂诗文又若干卷,藏于家,而曰《昨非存稿》者,弱冠以后、四十以前之作也;曰《仁山新稿》者,辛未至乙亥之作也;曰《仁山乱稿》者,丙子以后之作;曰《仁山噫稿》者,壬辰以后之作。其自题曰，自丙子之难而生前之望觖,自壬辰哭子之戚而身后之望孤,曰乱曰噫,所以志也。”可见,仁山生前,其诗文集业由仁山本人编订为《昨非存稿》、《仁山新稿》、《仁山乱稿》、《仁山噫稿》四集,藏于其家。柳氏又云:“所注书仅仅脱稿而未及有所正,故悉以授许谦。谦尤能遵禀遗志,益加雠校,今皆刻板以传。”柳氏此处所云“所注书仅仅脱稿而未及有所正”者,并非指其诗文集而言。观其“所注”而非“所著”即可知晓。据《仁山遣笔》交代,仁山生前念念不忘者,实为其《通鉴前编》一书,云其:“用心二十余年,平生精力尽于此,吾所得之学亦见于此矣。吾为是书,固欲以开后学,殆不可不传,然未可泛传。吾且殁,宜命许某编次,录成定本。此子他日或能为吾传此书乎”可见,仁山临终之际将生平最重要的著作《通鉴前编》托付于衣钵传人许谦,这说明《通鉴前编》的重要性远在仁文集之上。许氏有《书仁山先生集后》,通篇全论《通鉴前编》,而编者疏忽,误题仁山文集序而收之。而仁山去世之后,其诗文集自然藏于其家。后吴师道访仁山遗著,从其乡人何谨仁处得仁山诗文集,云“其子孙不能有”,又可见家藏之诗文稿已散佚。但吴氏所得仁山诗文集,既不提是否为仁山原编,又不云卷数。明代弘治年间,东湖董遵于吴师道裔孙家借观吴氏遗书,偶见仁山手笔册者一编,亟求录之,发现已非仁山原稿。于是,董氏在吴氏所藏仁山手笔册基础上,“拾遗得若干篇,又得仁山行状挽章等篇,附录于后,粗已成编”,总曰“仁山文集”。先后请上虞潘府孔修、章品廷式二人为序跋。后董氏调官广东感恩县,问取而校之,编为五卷,其前四卷为仁山作品,第五卷则附录有关仁山的他人文字。此为仁山诗文之第一次结集。董遵《金文安公仁山书院记》末云:“书院既成,赵公且将梓《仁山文集》以传于世,皆可书也。”但刊刻与否无明文。雍正三年(1725)金弘勋云:仁山文集“一刻于正德朝,再刻于万历中”,认为董遵辑本《仁山文集〉当为正德间刊刻,不知何据。同治间胡凤丹《仁山文集序》“是编依明弘治间董道卿大令所编,文三卷,诗一卷,附录一卷”,不提董氏刊刻与否,甚为审慎。

二、万历本

现存仁山诗文集的最早刻本,当属明万历年间金应□刻本。此本《中国古籍善本目录》有著录,目前仅存一部,藏北京大学图书馆,一函四册。是本名《仁山文集》,半页八行,行十八字,四周双边,无鱼尾。是刻共三卷,据卷首标目,此本绝非残帙,实为完本。版心、卷端均题“仁山文集”,卷首首列“兰溪仁山金履祥著”,次列“里后学东湖董遵编校”,最后列“裔孙:祠生金廷宾、庠生金廷对、金和、金廷采、金廷试、金复初、金日望、金日色、金应□、金应朱、金应召刊”。是刻首为同邑后学赵崇善序,作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次为南山潘府序,作于正德三年(1508年)。再次为徐用检序,作于万历二十六年。按潘府序为董遵本原序,故知万历刻本实来源于董遵所编本。据徐用检《仁山先生文集序》交代作序缘由,云:“兹归自留都,嫡裔孙文学金应□、祠生金有为复持是集,以索愚序。”其中所言金应□与卷首所列刊刻人金应□应为一人无疑。徐氏又云:“《昨非存稿》、《仁山新稿》、《仁山乱稿》、《仁山噫稿》皆出自正传吴子家,而道卿董子补入多篇,汇以成集者。愚亦录而珍藏之。”足可见当时仁山文集尚以写本流传。据前所交代,董氏所编本实为五卷,前四卷为仁山作品,末一卷为有关仁山及其诗文集的各种资料。但今万历刻本仅为三卷,或又经刊刻者改编增删而成,未可知。

三、春晖堂本

清雍正三年(1725年),金弘勋重刻仁山文集。因其版藏娄东春晖堂,故又称春晖堂本。此本共四卷。卷首依次为金弘勋序、徐用检序、赵崇善序、宋濂题《仁山先生像》、《仁山自赞》、《元史·仁山金先生传》,卷末有附录两篇,一为《金氏谱引》,一为《文安公纂略》。首页三行分题“桐溪金元功编辑”、“金仁山先生文集”、“春晖堂藏版”。半页九行,行十九字,四周双栏,白口,单鱼尾。版心题“仁山文集”,而卷端题“仁山金先生文集”。据金氏序文交代“初得正德间写本,旋又得万历间刻本,合校之。”但对比万历刻本与春晖堂本,就可发现两本出入很大。万历本为三卷,春晖堂本则为四卷。万历本卷为仁山诗,按诗体排列,首四言古诗三首、五言古风九首、五言律六首、五言绝一首、七言并长短句古风三首、七言律三十首、七言绝三十二首,总计八十四首;春晖堂本除卷一为诗外,卷二也有部分诗,其诗体顺序是四言诗三首、五言古九首、七言古三首、五言律六首、七言律三十首、五言绝句一首、七言绝句三十二首。两本所收诗分类相同,数量相同,只有诗体顺序不同。万历本卷二所收,与春晖堂本卷二、卷三所收文体相类,而作品亦大致相同。不过,春晖堂本较万历本多三篇文章,即《中国山水总说》、《通鉴前编序》、《通鉴前编后序》。万历本卷三所收与春晖堂本卷四相同。问题是,尚不知万历本与正德写本究竟孰为春晖堂本的底本。

《中华再造善本》一期首先推出750种兼具文物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的古籍善本影印出版。全套共600多种、近万册的《中华再造善本》大陆现存古籍善本中传世孤本有45000多种，准孤本（仅存2部）约4100种。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分为五编进行，自唐迄清为《唐宋编》、《金元编》、《明代编》、《清代编》、《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编》，每编下以经、史、子、集、丛编次。中华再造善本将分藏各处的珍稀版本影印出版，既可以方便研究人员，免去使用善本的奔波之苦，节约了学者的时间，为学术研究提供高质量的便捷服务，同时再造善本已经在一些公共图书馆代替底本出借，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文物保护的作用。

可以说唐宋、明清、金元 等全套的《中华再造善本》电子版除了神奇  古籍阁   藏书中最全的版本外，我还没看到其它的地方有

篇幅有限，只展示部分《中华再造善本》唐宋、明清、金元 的目录：

中华再造善本明清目录：

│      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宋)黄升辑+清初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pdf

│      唐秦隐君诗集+(唐)秦系撰+清影宋抄本pdf

│      回回馆译语+清初刻本pdf

│      大元圣政国朝典章++清影元抄本pdf

│      大明一统志+(明)李贤、万安等纂修+明天顺五年内府刻本pdf

│      大明会典+(明)徐溥等纂修+明正德六年司礼监刻本pdf

│      字鉴+(元)李文仲编+清初毛氏汲古阁影元抄本pdf

│      孝经列传+(明)胡时化编集+明万历刻本pdf

│      小学五书+(宋)张时举编+清初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pdf

│      李羣玉诗集+(唐)李羣玉撰+清道光四年黄氏士礼居影宋抄本pdf

│      梅花衲+(宋)李龏撰+清初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pdf

│      楚辞+(汉)王逸章句(宋)洪兴祖补注+清初毛氏汲古阁刻本pdf

│      武经七书++清影宋抄本pdf

│      殿阁词林记+(明)廖道南撰+明嘉靖刻本pdf

│      毛诗稽古编+(清)陈启源撰+清抄本pdf

│      汗简+(宋)郭忠恕撰+明弘光元年冯舒抄本pdf

│      汴京遗迹志+(明)李濂撰+明嘉靖二十五年自刻本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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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确切的价位。这个东西说贵很贵，说不贵也不贵。他们也是看人下菜的，如果你的钱，他就多要，如果钱少，他就少要。但他会有一个底价-可以试探一下，最低多少钱，再低他就不给了。可能这个就是底价。

一；印谱是鉴赏家将其搜寻的历代玺印和名家篆刻精品编印成册，供人研究、鉴赏和临摹。我国的印谱起源于宋代，但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印谱，是明代隆庆时期的顾从德于1572年编辑的《集古印谱》，这套印谱一共六册，内容包括作者本人的收藏及他人所藏的印章，其中收录的玉印150余枚，铜印1600枚。顾从德的这套印谱开创了原印钤盖拓谱的先河，刊行后在金石界引起了很大震动。《集古印谱》出版后的第三年，也就是明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这套印谱再次增补，玉印增加到2

二；20余印，铜印增加到3200余枚。顾从德的《集古印谱》在题列编排、用笺规格、译文考证等方面都极其细致，为以后的印谱形制奠定了基础。

三；常见印谱分原钤本、翻刻本、影印本三种，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绘本印谱更为珍贵罕见。这种印谱一般都为印稿设计集成(即在印章篆刻前作者的设计稿)当为印谱祖本，只此一件流传至今者凤毛麟角，而故宫博物院藏《元音寿牒》以缂丝制作并无印章流传，制作时作为宫廷赏玩之物，存世孤本坊间极难得一件。除此之外尤以原钤本(手拓印谱)收藏价值最高。一方面，古代印谱由于用纸、编辑和印制极其考究，本身就是古籍善本;更由于手工钤印，其拓谱不易所造成的存世量之罕，成为一种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一般多则几十本，少则孤本存世，因此具有极大的文献史料和文化递藏价值。印谱收藏尤以名家藏印谱和名人印集为贵，前者可以看到印章收藏大家的藏印全貌，后者可供欣赏之外，更对书画名家的作品鉴定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杨守敬先生的书法在其众多的成就中，位列第三，但这丝毫不影响其在中国书法史上“亦足睥睨一世，高居上座”（虞逸夫）的地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鸿篇巨制，彪炳千秋的书法理论

杨守敬主张书法要“变”，变即是创新。他阐述后人的书法与前贤的书法“笔笔求肖，字字求合，终门外汉也”。他所著述的《楷法溯源》，洋洋洒洒14卷，目录1卷。顾名思义，他是在探寻楷法的源流，也是在论述文字的变革、书法的创新。“顾氏隶辨，皆依韵分篇，便于检寻，然而偏旁错杂，不足于见八法之变”。“北朝唐碑各有体格一碑，又有碑之体格，有必不容出入者，可以兼擅诸家之长，若使一字北朝、一字唐碑，岂复成章法，此书之作欲使学者通书法之变”。杨守敬在此书中如此反复论述书法之变，其创新意识自然溢于字里行间。历代书家定论在书法上要有新造诣，必须具备“三要”，即一要天分，二要多见，三要多写。杨守敬在肯定前人三要的同时，又增以二要，即一要品高，他认为“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一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应该肯定，这是其数十年对书法、对人生的感悟。

杨守敬先生不仅学富，而且品高。驻日期间，购回了大量流失日本的中国古典文化书籍，许多还是孤本，为保存中国的文化典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熔汉铸唐，独拔艺林的书法艺术

杨守敬于书法，真草隶行篆诸体皆擅，但最具特色的当推其行楷。其门人熊会贞称杨守敬“传世书法古茂，直逼汉魏，盖世无双”。虽有些过誉，但仍可窥见一斑。其年谱中“求书者接踵于门，目不暇接继之以夜”的记录，可知其书法在当时的影响。陈上岷先生对杨守敬的传世书法更是情有独钟，“熔汉铸唐，兼有分隶引楷之长，在清代末期，真可以说是继往开来，独拔艺林”。究其原因，有三：一是见识广博。大凡作为书家，只有学富，才能眼高，只有眼高，才能手高。杨守敬先生即是如此。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又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杨守敬先生说：“多读书自能作文，多看名迹自能书”，这是至理名言。毕保厘在《楷法溯源》序中说杨守敬“收奇选异，积篑成山”。勿庸置疑，见识广博是其书法风格形成的坚实基础。二是碑帖并尊，这是杨守敬书法制胜的高明之处。历代书家重视南帖，而杨守敬更注重北碑的研习。有清一代，大兴碑学，有人拒之南帖，把碑和帖绝对起来。而杨守敬始终碑帖并尊，唯美是尚，力破传统，自立门户。因此，其传世书法形神兼备，光彩照人。“既有金石碑碣的苍劲，如刀劈斧削，又有法帖的秀逸，颇有英姿而无媚骨”（陈上岷语）。

多用侧锋

“大抵六朝书法，皆以侧锋取势。”所谓藏锋者，并外锋在画中之谓，盖即如锥画沙、如印印泥、折钗股、屋漏痕之谓。后人求藏锋之说而不得，便创为中锋以当之。其说亦是甚辩，而学其法者，书必不佳。且不说他人，试观二王，有一笔不侧锋乎？惟侧锋而后有开阖、有阴阳、有向背、有转折、有轻重、有起收、有停顿，古人所贵能用笔者以此，若锋在画中，是信笔而为之，毫必无力，安能力透纸背？且亦安能诸法之妙乎？”这则见解令人耳目一新，对先贤“笔笔中锋”、“用笔千古不易”的观点是一个重大的撞击，也让人明白了一种哲理，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物。更可贵的是杨守敬不作凭空臆造，不作无稽之谈，而是身体力行去实践自己的理论，并使之光大。这样，促成了他的书法风格独特，有异人之趣的笔意。同时，也让人们看到了其书法高古、深远、质朴、秀逸的一面。

光绪六年至十年在任出使日本大臣庶昌的随员期间，广泛搜集国内散佚的书籍，并带去汉、魏、六朝、隋、唐碑帖13000余册，致力于六朝北碑书法的传授，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特殊贡献。著有《书举要》、《评碑记》、《学书迩言》、《望堂金石》、《重订说文古本考》、《楷法溯源》。论者赞许为千古绝业。《行书七言联》，书于光绪十三年（1887），纸本墨迹，行书。七言联1则，凡上下联14字，款9字。共23字。杨守敬精于书学理论，曾作《书学迩言》一书，阐述书法理论，多有独到见解。他的书法在日本影响很大，开日本现代书法的先河。这幅行书作品，运笔加强力度，撇、捺、垂露都笔笔送到，大有雄放之气，同时，在法度之中加以变化。亦有的笔画，如撇、捺却加以放纵，使整幅作品气韵生动而富有个性。字的结体取横势，是六朝碑版的特点。从行笔上看又不尽是六朝笔法，字里行间有很浓的粘味；每个字结构疏密参差，纯朴古拙，得自然之趣。整体章法一气呵成，气势贯通。 晚清时期，在古籍版本和金石学界颇孚盛誉的杨守敬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古泉学家和著名书法家。

杨守敬曾两赴礼闱不授，遂考取景山官学教习，期满用教职。后充任驻日公使黎庶昌随员。回国后，选黄冈县教谕，寻调黄州府教授。继保知县，加五品衔。张之洞督湖广，延为两湖书院教习。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开经济特科，之洞奏举名列第一。选授安徽霍山县知县。未赴任，仍请以内阁中山用。民国期间，潜志于著述。生平嗜古成癖。以其勤奋治学，博闻强记，故能多所成就。收藏金石资料、古籍善本甚富，精鉴赏，以长于考证著名于时。于历史、地理、簿录、金石诸学，尤为专长。又致力古泉币研究，于光绪初年与古泉学专家饶登秩校勘、监刊倪模《古今钱略》三十四卷，以校刊精审，世称善本。尝摹拓《激素飞青阁钱谱》传世，台湾故宫博物院有藏本。杨氏又得李宝台所作古泉拓本，编为《古泉薮》二十四册，并为之撰前言张之，原稿今藏复旦大学图书馆，已收入新编《中国钱币文献丛书》中，不日可与读者见面。举此数事，可见其于传播古泉学用力之勤矣。著述甚多，其著者有《望堂金石》初、二集，《三续寰宇访碑录》十六卷，《水经注疏》，《历代舆地详图》，《日本访书志》和《邻苏老人手书题跋》等书。

杨氏生前便以书法名世，求书者虽出多金亦难得真迹一纸。及其殁后，守敬书迹益为名贵。印行《邻苏老人手书题跋》，则因其书名特盛也。笔者藏有杨氏致梁鼎芬（节庵）书札数通，今为附印其求梁氏代撰贺缪荃孙（筱珊）寿联文一通，用存一代名流佳话。此百年前泉家手泽，读来饶有清趣，唯其行草书间有较难辨认之字，试为释读如下：

节庵仁弟足下：贵恙当已痊愈！顷闻缪筱翁不日七十寿辰。敝处拟制一联为祝，而未能作联辞，弟所知也。恳为我捉刀，是所至盼。特着小孙诣府，立待　撰就掷下。恃爱不情，唯　原谅。即请　大安！不庄。兄守敬顿首。三十日如不可即就，烦寄东百老汇一百三十二号舍下为恳。

案梁鼎芬善作文情并盛之短札见称于时，又特长制联语，一时名流若陈夔龙、朱益藩、黎湛枝、朱汝珍诸人，常请其代作。杨梁两家为金石文字交，故有请鼎芬代为操觚耳。 重点研究的是铜、石器物上面古文字，如古代石碑、古铜币、青铜器等古代文物上面的文字，其代表著作有《湖北金石志》、《日本金石志》、《古泉薮》、《望堂金石》等10多部。

他特别注意金石文字在治学中作用，考证前人著作，《隋书经籍志补证》运用金石考证订正错误达20多处。

杨守敬第三大成就即版本目录学研究。其著作成果颇多，如《从书举要》、《杨守敬藏书目录》、《留真谱》、《古刻源流考》等。 杨守敬一生虽未曾中过进士，但在学术界却颇负盛名。杨氏学术成就最著者为与地之学，被誉为开舆地学之新纪元的历史地理学家。

杨守敬为写《水经注疏》对《水经》和《水经注》作了深入研究和考订，他总结前人研究成果，比前人的研究更为周详，所著《水经注疏》40卷，使中国沿革地理学达到了高峰，其舆地学与王念孙、段玉裁的小学和李善兰的算学被誉为清代“三绝”。除此以外，杨先生编绘的《历代舆地沿革图》、《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和《水经注图》等亦不失为鸿篇巨著。

杨守敬一生尤以舆地学的成就最为突出，代表作是与门人熊会贞历时数十年写成的《水经注疏》。《水经注》是郦道元为《水经》所作的注文。《水经》全书一万余字，而《水经注》40卷字数超出《水经》二十余倍，名为注释《水经》，实则以《水经》为纲，自成巨著。郦道元在注文中纠正了《水经》的许多错误，并指出文献引用处的正误。由于当时南北分裂的政治形势，郦道元的足迹未能到达南方，因此涉及此部分的注文也有不少错误。郦书传至宋初，已缺5卷，后有人将剩下的35卷析为40卷，又迭经传抄翻刻，《水经注》遂失其真。有的章节误简夺讹十分严重，几至难以辨读，深为学者所病。明清两代学者，十分重视《水经注》的校理工作。

明代朱谋玮著有《水经注笺》，清初顾炎武、顾祖禹、阎若璩、胡渭等人又治《水经注》。在此基础上，乾隆年间更有全祖望、赵一清、戴震三人全力以赴，各成专书。光绪年间，又有王先谦汇列全、赵、戴三家校语，参考其他研究成果，撰成《合校水经注》。他们不但从大体上分清了先前被混淆的经文与注文，补齐了脱佚的5卷《水经注》佚文，而且纠正了郦道元《水经注》中原有的不少错误，《水经注》已逐步接近原貌。然而，上述诸家仍存在不少问题。杨守敬说：“自全、赵、戴订《水经注》之后，群情翕然，谓无遗蕴。虽有相袭之争，却无雌黄之议。余寻绎有年，颇觉三家皆有得失，非唯脉水之功未至,即考古之力亦疏。往往以修洁之质而漫施手澣者，亦有明明斑疣而失之眉睫者。”（《水经注疏要删·自序》）乃与门人熊会贞发愤为《水经注疏》，其编撰体例、大小纲领皆由杨守敬拟定。

此书初成时，杨守敬已六十六岁，深恐一旦离世，书稿不能传之于后，“因先刻其图，又即疏中之最有关系者刺出为《水经注疏要删》。”（《水经注疏要删·自序》）由于《水经注疏要删》的出版工作做得匆忙、谬误较多，另一方面《水经注疏要删》出书后杨守敬仍继续对《水经注疏》初稿反复进行磨勘，故又有《水经注疏要删》的《补遗》、《续补》和《再续补》的刊出，而《水经注疏》原稿至杨守敬去世前，仍未出版。此后，熊会贞继承师志，继续编纂。至1936年熊会贞去世，《水经注疏》虽有定稿，仍未能刊出。熊会贞临终曾嘱托同乡好友李子魁整理出版该书，1948年李子魁在宜都各界的捐助下刊出《水经注疏》第一卷。1955年，《水经注疏》由中国科学出版社影印出版，至1957年全书40卷出齐，共21册，附原稿之一（残卷），稿本是1954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从武汉藏书家徐行可处购得。1971年，台湾中华书局影印《杨熊合撰水经注疏》40卷，用的是前中央图书馆所藏《水经注疏》另一稿本。

《水经注疏》吸取历代《水经注》的研究成果，以朱谋玮《水经注笺》为正文，考证精详，疏之有据。如《水经注·河水五》：“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狩地。”杨守敬《疏》文指出，事出《左传》，并说《左传》末句作“非其地也”，同时还引杜预注云：“河阳属晋,非王狩地。”接着《注》文云：“服虔、贾逵曰：河阳，温也。”《疏》文指出：“史记·周本纪·集解》引贾逵曰：‘河阳，晋之温也。’《谷梁传》云：‘温，河阳也。’故服、贾有此说。”有了杨守敬的《疏》文，才使《注》文所述史实，让读者能够透彻地了解。

《水经注疏》博采群籍，相互参证，对前人之失多所指正。疏文中屡有“失考”、“失误”、“郦所见之图籍有误”等语，态度明确。如《水经注·江水三》：“北对举口，仲雍作‘莒’字，得其音而忘其字，非也。”杨守敬指出：“梁玉绳《瞥记》：‘定四年，柏举之战，《左》《谷》作“举”，《公羊》作“莒”’，盖古以音同通借。郦氏谓仲雍作‘莒’为非，失考。”

在《水经注疏》中，“凡郦氏所引之书，皆著出典。”（《水经注疏要删·自序》）如《水经注·江水二》：“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猿鸣三声泪沾裳”一段文字是对长江三峡生动逼真的描述，精彩绝伦，历来为古今文人学士所传诵，一般认为是郦道元本人所撰写。《疏》文则指出：“自三峡七百里”句至“泪沾裳”句共一百八十多字，引自盛弘之的《荆州记》，引文见《太平御览》卷五十三。

《水经注疏》使中国沿革地理学达到高峰，是郦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它将郦学所引之书，皆注出典。所叙之水，皆详其迁流。集当时研究郦学及地理各家之长于一书，正误纠缪；旁征博列，疏图互证。它既是史地学的，也是水利学的，农学的，民俗学的和文学的巨著。全书40卷200余万字，论述河流3000余条。 杨守敬自幼嗜书，却学优而未能仕。杨守敬二十四岁中举，至光绪十二年四十八岁，曾先后七试进士，终因时运不济而落榜。尽管如此，每次入京赴考期间，他都乘机遍游京师书肆，广泛搜罗古书和碑版文字，由此奠定了他的目录版本学和金石考据学的基础。

光绪六年三月，杨守敬第六次会试不中，无奈之下，遂于是年夏天应使日大臣何如璋之招请，作为使馆随员出使日本。当时，日本正值维新之际，提倡新学，摒弃旧学，古典汉籍更是被看作落后的象征而随意抛掷。於是杨守敬得以大量购进许多国内已散佚的善本秘籍。杨守敬还认识了一位名叫森立之的日本医生，森立之同时也是一位藏书家。杨守敬在森立之处看到他所摹写的善本书影数册，爱不释手，森立之见杨守敬如此宝爱，慨然举赠，杨守敬则从中得到启发，补以在日本所访得的宋元秘本的样张后刻版行世，名曰《留真谱》，从而开创了古籍版本学上有划时代意义的书影先河。森立之又送给杨守敬一本《经籍访古志》，此后，杨守敬按目访问，更为便利，仅一年时间，竟购求到三万多卷古书。若干年后，日人觉悟，懊悔非常而无奈何。撰有《日本访书志》15卷，是一部知见书录，每书有解题，是近代一部重要的目录学著作。

一年后，黎庶昌接替何如璋为驻日公使。黎庶昌（1837--1897）号纯斋，贵州遵义人，光绪中曾两度出任驻日使臣。黎庶昌也是一位好古之士，当他听说杨守敬在日本访得许多国内已失传的古书后，很受感动，遂委托杨守敬在搜访古籍的基础上刻印《古逸丛书》，於是杨守敬愈发热心访古。杨守敬本来就能书善画，去日本时，曾带去了汉、魏、六朝、隋、唐的碑贴一万三千多册，利用这些碑贴，杨守敬不仅向日本广泛传播了中国的书法艺术，被誉为近代日本书道之父，还以此换回了许多用金钱所无法买到的珍本。光绪八年至十年，杨守敬协助黎庶昌刻成《古逸丛书》，共二十六种，计二百卷，多为当时国内已失传的秘本。

光绪十年，杨守敬尽载其在日本访得之书回国，并於光绪十四年在湖北黄州（今黄冈市）筑园藏书，租屋10数间，因和当年苏东坡在赤壁的“雪堂”相邻，遂建藏书楼名“邻苏园”，以其与苏东坡旧居相邻故也。光绪二十九年，杨守敬在武昌建成观海堂，并移书於武昌，自称其有书数十万余卷。辛亥革命时，杨守敬避居於上海，但其书未及运出，当时，都督黎元洪应日本驻汉口领事寺西秀武之请求，发出了保护杨守敬藏书的启示：照得文明各国，凡於该国之典章图籍，罔不极意保存，以为国家光荣。兹查杨绅守敬，藏古书数十万卷，凡中国同胞，均应竭力保护。如敢有意图损毁及盗窃者，一经查觉，立即拿问治罪。杨绅系笃学老成之士，同胞咸当敬爱，共尽保护之责，以存古籍而重乡贤。 杨守敬最大的成就是舆地学，也即历史地理学。著作甚多，代表作《水经注疏》、《历代舆地沿革图》2301幅，军用图《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71幅，绘有《水经注图》304幅，以及《隋书经籍志补正》、《晦明轩稿》、《汉书地理志补校》等20多部。世人评价最高、最多是《水经注疏》，清朝学者罗振玉将其为代表的历史地理学与光绪时李善兰的算学，王念孙、段玉裁的小学并誉为当朝的三大绝学。毛泽东在世时，曾提议出版杨守敬的《历代舆地沿革图》。《水经注疏》使中国沿革地理学达到高峰，是郦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它将郦学所引之书，皆注出典；所叙之水，皆详其迁流。集当时研究郦学及地理各家之长于一书，正误纠缪；旁征博列，疏图互证。它既是史地学的，也是水利学的，农学的，民俗学的和文学的巨著。全书40卷200余万字，论述河流3000余条。且纠正了前人错误多。其纠错二法：一是金石考证，对照实物用事实说话验证。二是实地踏勘，亲身亲历。如清江（古称夷水）的发源问题。《水经》载：“夷水，出巴郡鱼复县。”《水经注》也以错传错，郦道元在未到实地考证情况下也认为其源在鱼复县（今奉节）长江。即清江上游源头与长江相通，再流到宜都入长江。杨守敬经实地踏勘，认为清江源出利川。三是杨守敬在治理学问时，时刻与服务现实结合，他在《水经注》中即提出了重视植被、植树造林，防止水土流失的思想。他认为古代长江两岸均有树木，近代砍伐将尽、居民不知种树，时间长了会造成水土流失，堵塞河道，造成洪水。四是他首开彩色套印地图之先河。杨氏之前地图，一般为单色（黑色）清绘，杨守敬在研究《水经注图》等时，为便于区别正误，便引进红色而朱墨套印。

中医古籍还是非常多的，不过很多中医古籍都在国外馆中，比如日本的早稻田图书馆馆藏了很多中医古籍，很多珍稀罕见的中医古籍 也都在里面

另外曾经在 医书网 下载到一些的中医古籍类书籍资料，也都是整理国外一些馆藏的中医古籍资料，都是纯古籍扫描版的中医书籍，非常罕见的，你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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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版集部新刊校定集注杜诗存6卷唐杜甫撰宋郭知达编宋宝庆元年广东漕司刊3册

类证普济本事方十卷宋许叔微撰清钱氏萃古斋抄本

目前市场上出售古籍书，较为盛行，但唐、宋、元、明等朝代的古籍书已是凤毛麟角，难以见到，故大多数均为清代或者民国时期的书籍。

对于如何鉴别清代版本古籍书的问题，根据笔者多年来的一些实践体会，有如下几点以供参考。 对清代书籍的版别要有所认识，其大致可分内府刻本、官刻本、私刻本、坊刻本等四大类别。内府刻本主要指武英殿刻本；官刻本主要指各省、府、州、县学校、书院刻本；私刻本主要指私人刻书；坊刻本指书坊刻本，如苏州扫叶山房，扬州文官堂、宁波群玉山房，安徽屯溪茹古堂、金陵奎璧斋等等。 对清代书籍的特征要有所掌握清初刻本多有明代遗风，字形长方、横细竖粗。如顺治刻本《甲申集》、《梅村集》。康熙以后多为硬体字和软体字。硬体字即仿宋体；软体字即写体，如《板桥集》、《绿窗遗稿》、《杨太后诗》等。 对清代书籍的纸张要有所了解。其多为开化纸、棉纸、黄榜纸、毛边纸、毛太纸等，颜色呈暗黄，纸质柔软耐久。 对清代书籍的版式要有所辨别。一般多为左右双边，也有四周双边、单边。多白口、少黑口，装帧大多为线装。 总之，对清代版本书籍的鉴定方法除上述几方面外，还应注意书的作者及成书年代是否相符，也是鉴定清代古籍书是否属真本或仿本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