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陆贾：陆氏五世祖，西汉著名政治家、辞赋家，他自从汉高祖定天下以后，常作为说客出使诸侯。力主提倡儒学，“行仁义，法先圣”，并辅以黄老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对汉初政治曾起过较大影响。

2、　陆羽：复州竟陵人，唐代著名的茶道专家，为人诙谐风趣，闭门著述，不愿为官，一度靠做零工维持生计，与女词人李季兰友谊颇深。一生的嗜好是喝茶，是当时品茶的最高权威。人称“茶神”。

3、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汉族，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著名诗人。少时受家庭爱国思想熏陶，高宗时应礼部试，为秦桧所黜。孝宗时赐进士出身。中年入蜀，投身军旅生活，官至宝章阁待制。晚年退居家乡。

4、陆九渊(1139～1192) ，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抚州金溪（今属江西）人。与当时著名的理学家朱熹齐名，史称“朱陆”。陆九渊是中国“心学”的创始人。被后人称为“陆子”。

5、陆心源：浙江吴兴人，清代藏书家，他收藏了两百本宋朝的珍善本书，因藏书扬名于天下。著有《潜园总集》。

-陆姓

九州

（古籍所载的地域分划、中国的代称）

九州是中国古代典籍中所记载的夏、商、周时代的地域区划，后成为中国的代称。古代中国人将全国划分为九个区域，即所谓的“九州”。根据《尚书·禹贡》的记载，九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和雍州。《禹贡》是战国后期学者所作。

组 成

冀 徐 兖 青 扬 荆 梁 雍 豫

最早出处

《尚书·夏书·禹贡》

九州词语来源

大禹

“九州”最早见于《禹贡》，相传古代大禹治水时，把天下分为九州，于是九州就成了中国的代名词。（又有 一说，为黄帝始创“九州”之说）

古人认为天圆地方，“方圆”是指范围。因此，“九州方圆”，即“中国这块地方”。 即九州方圆,地大物博,气势磅礴的一种景象。

《尚书》中的《夏书·禹贡》记载，大禹的时候，天下分为九州，分别为豫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梁州、雍州、冀州、兖州。

《尔雅·释地》中的记载，没有青、梁，而有幽、营。

《周礼·变官·职方氏》中的记载，没有梁、徐，而有幽、并。

估计并州是从冀州里分出的，幽州是从青州里分出的，指渤海的西北岸及辽东一带；后来的益州是梁州的发展，指今中国西南地区；凉州是从雍州里分出的，指今中国西北地区。

九州九州探究

九州之称，由来已久。“九州”原是虚指，后来才逐渐具体化。从字面上看，“州”字金文中写作“A”，正像河流环绕的高地（山丘）之形，《说文解字》第十一下曰：“水中可居曰州。”可知其本意当与《诗经·王风·关雎》中“在河之洲”中的“洲”字略同，与行政区划无关。古时降水丰沛，人们往往居于傍水的高丘之上。因而“州”又成为居住区域的名称，遂有“夏州”、“戎州”、“平州”、“阳州”、“外州”、“瓜州”、“舒州”、“作州兵”之说，犹如“商丘”、“雍丘”、“作丘甲”之类。“九”字之意有二：一是确指，如“八年之中，九合诸侯”之“九”；一是虚指，表示很多，如“九山”、“九川”、“九泽”、“九薮”、“九原”等之“九”。既然“州”是很小的地理存在，“茫茫禹迹，画为九州”，“九”就不可能是确指，而应是虚指。所以从本意上讲，“九州”决非指九个大型的行政区划，而当是众多有河流环绕的高地（山丘）的总称；由人之故，又引申为“全国”的代称，犹“天下”、“四海”之谓。 [1]

到后来，“九州”终于具体化为九个大型的行政区划。因在现有可靠资料中，具体的“九州”只见于战国，而未见于春秋，所以其时间可能在战国初期。

《周礼·夏官·职方氏》曰：

九州地图

“东南曰扬州”，“正南曰荆州”，“河南曰豫州”，“正东曰青州”，“河东曰兖州”，“正西曰雍州”，“东北曰幽州”，“河内曰冀州”，“正北曰并州”。（《逸周书·职方解》与《周礼》全同，考虑到《周礼》较有系统，很可能是《逸周书》抄袭的《周礼》。）

《吕氏春秋·有始览·有始》曰：“何谓九州？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东方为青州，齐也。泗上为徐州，鲁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西方为雍州，秦也。北方为幽州，燕也。”

《尚书·禹贡》：“冀州”，“济、河惟兖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扬州”，“荆及衡阳惟荆州”，“荆、河为豫州”，“华阳、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

《尔雅·释地》曰：“两河间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雝州，汉南曰荆州，江南曰扬州，济河间曰兖州，济东曰徐州，燕曰幽州，齐曰营州：九州。”

书名

九州名称

禹贡

冀

兖

青 徐 扬 荆 豫 梁 雍

尔雅释地

冀

兖

徐 扬 荆 豫 雍 幽 营

周礼职方

冀

并

兖 青 扬 荆 豫 雍 幽

吕览

冀

兖

青 徐 扬 荆 豫 雍 幽

《淮南子·地形训》曰：“何谓九州？东南神州曰农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兖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泲州曰成土，东北薄州曰隐土，正东扬州曰申土。”

《后汉书·张衡传》注引《河图》曰：“天有九部八纪，地有九州八柱。东南神州曰晨土，正南昂州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开土，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北柱州曰肥土，北方玄州曰成土，东北咸州曰隐土，正东扬州曰信土。”

《初学记》卷八·州郡部·总叙·州郡·第一引《河图括地象》曰：“天有九道，地有九州。天有九部八纪，地有九州八柱。昆仑之墟，下洞含右；赤县之州，是为中则。东南曰神州，正南曰迎州一曰次州，西南曰戎州，正西曰拾州，中央曰冀州，西北曰柱州一作括州，正北曰玄州一曰宫州，又曰齐州，东北曰咸州一作薄州，正东曰阳州。”

上述材料虽然联系密切，但区别也很明显，尤其是前四条与后三条之间差异更大。如各条中均有弇州（或作兖州，弇、兖字通。《初学记》形讹作拾州），但前四条定位在济、河间，后三条则定位在“正西”；冀州、阳州（形讹作扬州、杨州，阳古作阳）也是如此。所以上述材料应当基本分为两派：前四条为一派，可暂称为《周礼》派；后三条为一派，可暂称为《河图》派。

《周礼》派各家虽然也略有差异，但“九州”所包括的地域基本符合周朝的统治范围，并且各州分布亦与汉晋分布大致相同，易于理解，并无多少疑点，疑点最多的是《河图》派。《河图》派既曰“正西弇州”，而弇州就在山东西部（或曰济、河之间），古来如此，至今仍然，那“九州”范围岂不只限山东地区了吗？并且《河图》派有八个州均按以东南西北确定的八个方位分布着，正中则是冀州。

也有人撰文，论证了自黄帝始的先夏氏族和夏氏族可能都起于山东，夏代中晚期乃渐西迁至于河南的观点。如果这个观点能够成立，则《河图》派的诸种疑点都能迎刃而解。如果禹治水等活动的范围就在除胶东以外的山东地区，那根据茫茫禹迹所画的九州（虚指）自然就只能限于山东。后来（战国初期）九州具体化，如果明白真相的话（已有很多人不明真相了，如《左传·昭公元年》），学者仍会将它限于山东，在山东境内寻找要确定为州名的地名。这是最合理的解释。

弇州，即今兖州。今市西30里有山名嵫山，大概因有奄国在附近，所以嵫山又名崦嵫山、奄山，为神话中日之所入。其上有神称弇兹，《山海经·大荒西经》云：“西海渚中有神，……名曰弇兹。”西海即古之大野泽，在嵫山之西。弇州之名盖源于此；台州（或讹作括州、柱州），《列子·黄帝》曰：“华胥氏之国在兖州之西，台州之北。”地难考实。或谓源于古台县，《山东通志》卷三十三·疆域志·古迹一·济南府·历城县条云：“台县古城，在县东八十里，春秋齐邑，汉置县，属济南郡。高帝六年，封东郡尉戴野为台侯。”在今济南市东北30里，但台、台二字古异，疑非；玄州，《庄子·在宥》曰：“尧……流共工于幽都。”《尚书·尧典》曰：“流共工于幽州。”玄、幽意同，或即幽州，地难考实。或作济州，泰沂山系之北古有济水流过（今为黄河河道），依此而名济州，亦通。薄州（一作咸州），山东东北部古有薄姑氏，《史记·周本纪》曰：“迁其（奄）君于薄姑”，在博兴县东北15里，薄州之名盖源于此。[1]

阳州，为神话中日之所出，山东东部古有阳国，《读史方舆纪要》卷一·历代州城形势一云：“沂水县南有阳都城，古阳国。或曰，阳国本在今益都县东南，齐逼迁之于此。”齐迁之事见《春秋·闵公二年》。益都今有河名阳水，莱州古有阳邱山（《大清一统志》卷一百三十八·莱州府云：“阳邱山在掖县东南三十里，亦名马鞍山。”（今名大泽山），都可能与阳国有关。阳州之名盖源于此；神州，《河图括地象》曰：“昆仑东南地方五千里，名神州，中有五山，帝王居之。”地难考实，惟《姓苑》云：“琅邪有神氏”，不知是否有关；昂州（或作次州），地难考实；戎州，山东西南部古有徐戎，《左传·隐公二年》云：“公会戎于潜。”即是。戎州之名盖源于此。 [1]

冀州，位居正中。文献中言之较多，如《楚辞·离骚》曰：“览冀州兮有余，横四海兮焉穷。”《淮南子·览冥训》高诱注曰：“冀，九州中，谓今四海之内。”但均未指出具体所在。

现在所知最早与冀州结下关系的恐怕就是黄帝和蚩尤了。《山海经·大荒北经》：“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使应龙攻之冀州之野，……遂杀蚩尤。”《逸周书·尝麦解》：“蚩尤乃逐（赤）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其它有关黄帝战蚩尤的材料还有，《初学记》卷九引《归藏·启筮》：“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黄帝杀之于青丘。”《盐铁论·结和》：“黄帝战涿鹿，杀两皞、蚩尤而为帝。”

赤帝即炎帝，又号大庭氏，在今曲阜市附近。空桑即穷桑，《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少皞氏有四叔，……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杜预注：“穷桑，少皞之号也。……穷桑地在鲁北。”穷桑很可能就是宁阳县与曲阜、泗水两县交界处的小山脉。黄帝所居，即轩辕之丘，《山海经·海外西经》曰：“轩辕之国在（此）[其北]，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一曰]在女子国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穷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轩辕之丘。[一曰]在轩辕国北。”既曰“不敢西射”，则轩辕丘当在穷山西，“一曰”者并不可靠。穷山即穷桑，地在“鲁北”，可见轩辕之丘当在曲阜西北。《吕氏春秋·慎大览·慎大》曰：“封黄帝之后于铸。”铸后为蛇丘县治，在今泰安市西南夏张镇南故县村，正在曲阜西北。既封其后于此，可能此即古轩辕之丘所在，至少不会太远。涿鹿即蜀禄、烛龙、九淖，为古蜀族。《左传·宣公十八年》曰：“楚于是乎有蜀之役。”杜预注：“蜀，鲁地，泰山博县西北有蜀亭。”在今泰安市西。可见这里远古确有蜀族。又《山海经·大荒北经》曰：“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是谓烛龙。”章尾山即钟山，又名舂山、东山。笔者曾据《穆天子传》推证该山很可能即今蒙山山脉的主峰龟蒙顶。若果如此，则古蜀族当原在平邑县东北一带。

冀，金文作“B”正象双角鬼脸人形。中国古有崇鬼风俗，冀州当即鬼州之意。梁《述异记》卷上曰：“有蚩尤神，俗云人身牛（蹄）[首？]，四目六手。……秦汉间说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正是鬼的形象。蚩尤被杀于冀州，看来应是被杀于他的老巢。赤帝、黄帝、穷桑、涿鹿既然都在汶泗上源，由此分析，蚩尤、冀州也应在汶泗上源范围之内。《述异记》又曰：“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戴牛角相抵。汉造角抵戏，盖其遗制也。”山东地区蚩尤遗迹很多，并且也有蚩尤戏，据马德怀先生说：“早年山东泗水县民间保存了此项传统。”也可为证。

再具体说来，笔者曾据《穆天子传》推证洋水很可能就是流穿今新泰市境内的今柴汶河，为汶河的支流之一。关于柴汶河，学界有一定争议。依《水经·汶水注》，古柴汶河原名淄水，因流经柴县故城（今新泰市柴城村）北而“世谓之柴汶河”，但其源头并非今东周河，而是今羊流河。《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曰：“成人伐齐师之饮马于淄者，”成在今宁阳县东北90里，足证古柴汶河确名淄水，郦说当有所据。至于今东周河，《水经·洙水注》则以之为古洙水之源，西南流入泗水。但是今东周河与泗水之间隔有关山，不可能相通，也就是说今东周河不可能是古洙水的上源，而只能向西流注淄水（古柴汶河）。郦道元必是失察。至于《山东通志》言洙水之源在关山，且言小汶河（即今东周河）约在元明时汇夺淄水，那汇夺之前小汶河又流向哪里呢？总不至于自淤成渊吧？所以小汶河当自古就是淄水的一条支流，其名可能曾是洋水。《归藏·启筮》曰：“蚩尤……出自羊水，”如果羊水就是洋水，蚩尤又在汶泗上源范围之内，则羊水只能是以今东周河为源的今柴汶河，蚩尤只能在今新泰市境内。这是很有可能的。若果如此，冀州之地也就在今新泰市境内。

换个角度说，《汉书·地理志上》河东郡平阳县条应劭注曰：“尧都也，在平河之阳。”《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皇甫谧曰：“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广弘明集·对傅奕废佛僧事》引古本《纪年》曰：“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由此可知，尧都平阳应无问题。那平阳又在哪里呢？查阅文献，古名平阳者共有四处：一在山西，《左传·昭公廿八年》：“赵朝为平阳大夫，”《水经·汾水注》引古本《纪年》曰：“晋烈公元年，韩武子都平阳。”今临汾市治；一在河南，《左传·哀公十六年》曰：“卫侯饮孔悝酒于平阳，”今滑县东南；两在山东，《春秋·宣公八年》曰：“城平阳。”今新泰市治；《左传·哀公廿七年》：“越子使后庸来聘，……盟于平阳。”杜注：“西平阳。”《水经·泗水注》引古本《纪年》曰：“梁惠成王二十九年，齐田肸及宋人伐我东鄙，围平阳。”今邹城市治。

尧在河南并无证据，所以滑县之平阳为尧都的可能性很小，基本可以排除。尧在山东的证据则较多，因而新泰、邹城两处之平阳有一处为尧都是有可能的。进一步说，顾祖禹评论泰安州的形势曰：“州北阻泰山，南临汶水，介齐鲁之间，为中枢之地。山东形胜，莫若泰山；泰山之形胜，萃于泰安。由此纵横四出，扫定三齐，岂非建瓴之势哉！”而这种“介齐鲁之间，为中枢之地”的形势在泰安州中尤其体现在新泰县（现设市）。据考古学研究，山东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海岱龙山文化的分布范围乃是鲁中南山地及其周围一带，新泰正处于该范围的中心位置。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尧虽然可能起于今菏泽地区，但设都于新泰一带，居中以驭四方却是极有可能的。就此而言，僻处西南的邹城是无法相比的，也就是说，如果尧在山东的话，其都平阳最大的可能是在新泰。尧在山西证据也较多，临汾之平阳为尧都虽不能完全肯定，但也无法完全否定。但既然尧在山东比在山西的可能性更大，证据也更多，那尧都平阳之在新泰也就比在临汾更具可能。综而言之，新泰的平阳最有可能是尧都。《左传·哀公六年》孔子引《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陶唐即尧的氏族，其在冀州既明，而都邑平阳最可能在新泰，也就是说古冀州最有可能是在今新泰市境内。

明白了这一点，《河图》派九州的分布十分均匀、冀州被称为“正中”的原因就好理解了。《河图》派九州说也就并非无稽之谈了。后来，据《孟子·万章上》说：“舜……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史记·封禅书》正义引《世本》曰：“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可知，舜、禹皆可能都于尧都平阳，皆可能都于今新泰市境内。今市西有禹村镇，历史悠久，为这种可能又提供了一条佐证。为什么要这样呢？当然是与新泰的地理形势（正中）有关了。。为什么会如此呢？恐怕是与禹可能都此有关！

到了战国时期，由于疆域的扩大、对古史的遗忘，人们已经很难读懂实际保存了历史真相的《河图》派九州说了。于是便依据当时中国的版图来误读和改写它们，从而产生了《周礼》派九州说。甚至我们还可根据《周礼》派各家所保存的原貌的多少（如正东、正北、正西、正南、东南、东北等以方向定位置的词语）来大体判断其产生时间的早晚，即可能《周礼》最早、《吕氏春秋》其次、《禹贡》再次、《尔雅》最后。后来，邹衍又提出大小九州说，“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这恐怕就是邹衍既见两种“九州”说而又不能解其乖异，遂折中而言的结果。

在尧舜禹时代，黄河流域究竟是处于部落联盟形式之下，还是处于酋邦形式之下，最早较全面地介绍塞维斯的酋邦理论并尝试采用此理论研究中国国家起源问题的著作是张光直的《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83)，此观点的代表是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也有相关论述。学术界尚存在争议，但此时黄河流域尚未步入国家，则已是学术界的共识，此不多述。此时的黄河流域与大同江流域在东亚前国际体系中分别处于什么地位、发挥什么作用，是我们要加以考察的问题[2] 。

分析《禹贡》的行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冀州所占据的主导地位。首先，冀州被列为九州之首。其次，在提到其他八州时，都要贯以描述其地理方位的说法，如“济、河惟兖州”、“海、岱惟青州”、“淮、海惟扬州”等等，而冀州前面却没有任何说明。第三，其他八州都提到“厥贡”，而冀州没有。按金景芳的说法：“原来尧舜禹的部落联盟仅处在冀州一隅。以治水为契机，尧舜禹这个部落联盟的势力已延伸到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八州，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限制，还不能把八州存在的部落联盟、部落、氏族等等以血缘为纽带的大小共同体并入自己的部落联盟。”金景芳、吕绍纲：《〈尚书·虞夏书〉新解》，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序”第4页。《禹贡》将九州作为一个独立的世界来描述，就是当时已存在东亚前国际体系的证据。《史记·五帝本纪》说舜：“南抚交趾，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说苑·修文》说禹：“南抚交趾、大发，西析支、渠搜、氐、羌，北至山戎、肃慎，东至长夷、岛夷，四海之内皆戴帝舜之功。”讲的并不是国家的疆域，而是这一前国际体系的空间范围。其东方达到鸟夷的所在地，就是《禹贡》中的“岛夷”居住的大同江流域，显然，朝鲜半岛北部是包括在东亚前国际体系之内的。

《禹贡》将此前国际体系分为九州叙述，意味着组成这一前国际体系的具体单位不论是部落联盟、部落、氏族，还是聚落或聚落间组成的各种层次的联盟体，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们之间首先是分别构成9个大的区域性次体系，而后才由这9个次体系联结为东亚前国际体系。

……

“东夷”分布在包括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在内的广大地区，构成一个环渤海居住的大族群。环渤海考古学文化上的共性，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鸟夷与炎黄系部族的关系，除了《禹贡》记载的贡道之外，在史书中就找不到任何记载了，但东夷与炎黄系部族的关系，史书中却有迹可寻。

《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载黄帝以后联盟的最高首领依次是：

黄帝——颛顼——帝喾——挚——尧——舜——禹

颛顼氏，据张博泉先生考证，其居住地在今辽宁省西部地区，《箕子与朝鲜论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第2～5页。而这里也是商人先世的发源地。商人先世起源于今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的七老图山一带。参见金景芳：《商文化起源于我国北方说》，《中华文史论丛》第7辑；《关于殷人的起源地问题》，《史学集刊》1981年复刊号；干志耿等：《商先起源幽燕说》，《历史研究》1985年第5期。从商人的始祖起源传说与东夷人属于同一类型来看，杨军：《〈诗经〉婚恋诗与先秦婚恋风俗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第151～153页。这里在夏初还属于东夷文化的范围，此地区的居民显然属于东夷人的分支。挚，《左传》昭公十七年：“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少昊挚以鸟为图腾，其后裔郯子又是东夷小国之君，显然挚也属于东夷民族集团。舜，据《孟子·离娄》：“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周处《风土记》也称：“舜，东夷之人，生姚虚”，说明舜也是东夷人。禹生前先后选定皋陶与伯益作为自己的继承者，而皋陶与伯益也都出自东夷人的部落高光晶认为，皋陶与伯益都属于少暤氏集团，即出自东夷。参见高光晶：《中国国家起源及形成》，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第52页……对比《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可以发现，在尧舜禹所属的联盟体中，每隔一代即出现一位东夷人担任最高首领。由此推测，尧舜禹所属的联盟体内部可以分成两个系统，炎黄系与东夷系，二者是平等联盟的关系，联盟的最高首领由两系轮流担任。由此看来，似乎冀州作为次体系，内部可以分为两个单位：炎黄系与东夷系。

　　(《人物志》曰：“轻诺似烈而寡信，多易似能而无效，进锐似精而去速，诃者似察而事烦，诈施似惠而无终，面从似忠而退违。此似是而非者也。亦有似非而是者：有大权似而有功，大智似愚而内明，博爱似虚而实厚，正言似讦而情忠。非天下之至精，孰能得其实也？”)

　孔子曰：“凡人心险于山川，难知于天。天犹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长若不肖(长，音竹两反。)，有顺懁而达，有坚而缦，有缓而焊(音汗)。”

　太公曰：“士有严而不肖者，有温良而为盗者，有外貌恭敬、中心欺慢者，有精精而无情者，有威威而无成者，有如敢断而不能断者，有恍恍惚惚而反忠实者，有倭倭迤迤而有效者，有貌勇狠而内怯者，有梦梦而反易人者。无使不至，无使不遂，天下所贱，圣人所贵，凡人莫知，惟有大明，乃见其际。”此士之外貌而不与中情相应者也。

　(桓范曰：“夫贤愚之异，使若葵之与苋，何得不知其然？若其莠之似禾，类是而非是，类贤而非贤。”扬子《法言》曰：“或问难知曰：‘太山之与蚁蛭，江河之与行潦，非难也。大圣与大佞，难也！于乎！唯能别似者，为无难矣！’”)

　知此士者而有术焉。微察问之，以观其辞；穷之以辞，以观其变；与之间谋，以观其诚；明白显问，以观其德；远使以财，以观其廉(又曰：委之以财，以观其仁；临之以利，以观其廉。)；试之以色，以观其贞(又曰：悦之以色，以观其不。)；告之以难，以观其勇(又曰：告之以危，而观其勇。又曰：惧之，以验其特。)；醉之以酒，以观其态(又曰：醉之以酒，而观其则。又曰：醉之以酒，观其不失。)。

　《庄子》曰：“远使之，而观其忠(又曰：远使之，以观其不二。)；近使之，而观其敬(又曰：近之以昵，观其不狎。)；烦使之，而观其能(又曰：烦之以事，以观其理。)；卒然问焉，而观其智(又曰：设之以谋，以观其智。太公曰：事之而不穷者，谋。)；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太公曰：使之而不隐者，谓信也。)；杂之以处，而观其色(又曰：纵之以视，观其无变。)。”

　《吕氏春秋》曰：“通，则观其所礼(通，达也。)；贵，则观其所进(又曰：达，视其所举也。)；富，则观其所养(又曰：富，视其所与。又曰：见富贵人，观其有礼施。太公曰：富之而不犯骄逸者，谓仁也。)；听，则观其所行(行则行仁)；近，则观其所好(又曰：居，视其所亲。又曰：省其居处，观其贞良；省其交游，观其志比。)；习，则观其所言(好则好义，言则言道。)；穷，则观其所不爱(又曰：穷，则视其所不为非。又曰：贫，视其所不取。)；贱，则观其所不为(又曰：贫贱人，观其有德守也。)。喜之，以验其守(守，慎守也。又曰：喜之，以观其轻。)；乐之，以验其僻(僻，邪僻也。又曰：娱之以乐，以观其俭。)；怒之，以验其节(节，性也。又曰：怒之仇，以观其不怨也。)；哀之，以验其仁(仁人，见可哀者则哀。)；苦之，以验其志(又曰：检之，以观其能安。)。”

　《经》曰：“任宠之人，观其不骄奢(太公曰：贵之，而不骄奢者，义也。)；疏废之人，观其不背越；荣显之人，观其不矜夸；隐约之人，观其不慑惧；少者，观其恭敬好学而能悌(《人物志》曰：“夫幼智之人，在于童[齿乙]，皆有端绪。故文本辞繁，辩始给口，仁出慈恤，施发过与，慎生畏惧，廉起不取者也。”)；壮者，观其廉絜务行而胜其私；老者，观其思慎，强其所不足而不逾。父子之间，观其慈孝；兄弟之间，观其和友；乡党之间，观其信义；君臣之间，观其忠惠(太公曰：付之而不转者，忠也。)。”此之谓观诚。

　(傅子曰：“知人之难，莫难于别真伪。设所修出于为道者，则言自然而贵玄虚；所修出于为儒者，则言分制而贵公正；所修出于为纵横者，则言权宜而贵变常。九家殊务，各有所长，非所谓难。所谓难者，以默者观其行，以语者观其辞，以出者观其治，以处者观其学。四德或异，所观有微，又非所谓难也。所谓难者，典说诡合，转应无穷，辱而言高，贪而言廉，贼而言仁，怯而言勇，诈而言信，而言贞。能设似而乱真，多端以疑暗。此凡人之所常惑，明主之所甚疾也。君子内洗其心，以虚受人，立不易方，贞观之道也。九流有主，贞一之道也。内贞观而外贞一，则执伪者无地而逃矣。夫空言易设，但责其实事之效，则是非之验立可见也。”

　故韩子曰：“人皆寐，盲者不知；人皆默，喑者不识。觉而使之视，问而使之对，则喑、盲穷矣。发齿吻，视毛色，虽良、乐不能必马；连车蹴驾，试之行途，则臧获定其驽良。观青黄，察锻销，虽欧冶不能必剑；陆断狗马，水截蛟龙，虽愚者识其利钝矣。是知明试责实，乃圣功也。”)

　《人物志》曰(凡有血气者，莫不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着形。其在体也，木骨、金筋、火气、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五物之实，各有所济也。)：“骨植而柔立者，谓之宏毅。宏毅也者，仁之质也(木则垂阴，为仁之质。质不宏毅，不能成仁。)。

　气清而朗者，谓之文理。文理也者，礼之本也(火则照察，为礼之本。本无文理，不能成礼。)。

　体端而实者，谓之贞固。贞固也者，信之基也(土必吐生，为信之基。基不贞固，不能成信也。)。

　筋劲而精者，谓之勇敢。勇敢也者，义之决也(金能断割，为义之决。决不勇敢，不能成义也。)。

　色平而畅者，谓之通微。通微也者，智之原也(水流疏达，为智之原。原不通微，不能成智。)。五质恒性，故谓之五常。

　故曰：直而不柔则木(木强侥讦，失其正色。)，劲而不精则力(负鼎绝髌，失其正劲。)，固而不端则愚(专己自是，陷于愚戆。)，气而不清则越(辞不清顺，发越无成。)，畅而不平则荡(好智无涯，荡然失绝。)。然则平陂之质在于神(神者，质之主也。故神平则质平，神陂则质陂也。)，明暗之实在于精(精者，实之本。精清则实明，精浊则实暗。)，勇怯之势在于筋(筋者，势之用也。故筋劲则势勇，筋弱则势怯。)，强弱之植在于骨(骨者，植之机。故骨粗则植强，骨细则植弱。)，躁静之决在于气(气者，决之地也。气盛，决于躁；气冲，决于静。)，惨怿之情在于色(色者，情之候。故色悴由情惨，色悦由情怿也。)，衰正之形在于仪(仪者，形之表。故仪衰由形殆，仪正由形肃。)，态度之动在于容(容者，动之符。故哀动则容哀，态正则容度也。)，缓急之状在于言(言者，心之状。故心恕则言缓，心偏则言急也。)。

　若质素平淡，中睿外朗，筋劲植固，声清色怿，仪崇容直，则纯粹之德也。”

　夫人有气。气也者，谓诚在其中，必见诸外。故心气粗讼者，其声沉散；心气详慎者，其声和节；心气鄙戾者，其声粗犷；心气宽柔者，其声温润。信气中易，义气时舒，和气简略，勇气壮立。此之谓听气。

　(以其声，处其实。气生物，物生有声。声有刚柔清浊，咸发乎声。听其声，察其气，考其所为，皆可知矣。)

　又有察色。察色，谓心气内蓄，皆可以色取之。夫诚智，必有难尽之色(又曰：诚智，必有明达之色。)；诚仁，必有可尊之色(又曰：诚仁，必有温柔之色。)；诚勇，必有难慑之色(又曰：诚勇，必有矜奋之色也)；诚忠，必有可观之色；诚絜，必有难污之色；诚贞，必有可信之色。质色浩然固以安，伪色曼然乱以烦。此之谓察色。

　(《人物志》曰：“夫心质亮直，其仪劲固；心质平理，其仪安闲。夫仁目之精，悫然以端；勇胆之精，晔然以强。夫忧患之色，乏而且荒；疾疢之色，乱而垢理；喜色，愉然以怿；愠色，厉然以扬；妒惑之色，冒昧无常。是故其言甚怿而精色不从者，中有违也；其言有违而精色可信者，辞不敏也；言未发而怒色先见者，意愤溢也；言已发而怒气送之者，强所不然也。”凡此之类，虽欲违之，精色不从，威愕以明，虽变可知也。)

　又有考志。考志者，谓方与之言，以察其志。其气宽以柔，其色检而不谄，其礼先人，其言后人，每自见其所不足者，是益人也。若好临人以色、高人以气、胜人以言，防其所不足，而废其所不能者，是损人也。(太公曰：“博文辩辞，高行论议，而非时俗，此人也。王者慎勿宠之也。”)

　其貌直而不侮，其言正而不私，不饰其美、不隐其恶、不防其过者，是质人也。(又曰：与之不为喜，夺之不为怒，沉静而寡言，多信而寡貌者，是质静人也。议曰：太公曰：“朴其身头，恶其衣服，语无为以求名，言无欲以求得，此伪人也。王者慎勿近之。夫质人之中有如此之伪者也。”)

　若其貌曲媚，其言谀巧，饰其见物，务其小证，以故自说者，是无质人也。(议曰：晏子云：“谗夫佞人之在君侧，材能皆非常也。夫藏大不诚于中者，必谨小诚于外，以成其大不诚。此难得而知也。荀悦曰：“察人情术，观其言行，未必合道，而悦于己者，必佞人也；观其言行，未必悦己而合于道者，必正人也。”此察人之情之一端也。)

　喜怒以物而色不作，烦乱以事而志不惑，深导以利而心不移，临慑以威而气不卑者，是平心固守人也。(又曰：荣之以物而不娱，犯之以卒而不惧，置义而不迁，临货而不回者，是果正人也。议曰：孔子称：“取人之法，无取健。健，贪也。夫健之弊有如此者矣。”)

　若喜怒以物而心变易，乱之以事而志不治，示之以利而心迁动，慑之以威而气恇惧者，是鄙心而假气人也。(又曰：若格易以言，志不能固，已诺而不决者，是情弱之人也。)

　设之以物而数决，惊之以卒而屡应，不文而慧者，是有智思之人。(议曰：太公云：“有名而无实，出入异言，扬美掩恶，进退为功，王者慎勿与谋。夫智思之人，弊于是矣。”)

　若难设以物，难说以言，守一而不知变，固执而不知改，是愚佷人也。(议曰：志士守操，愚佷难变。夫不变是同，而愚智异者，以道为管也。何以言之？《新语》云：“夫长于变者，不可穷以诈；通于道者，不可惊以怪；审于辞者，不可惑以言；达于义者，不可动以利。故君子闻见欲众而采择欲谨，学问欲博而行己欲敦。目不炫耀之色，耳不乱阿谀之辞。虽利以齐鲁之富而志不移，设以松乔之寿而行不改，然后能一其道而定其操，致其事而立其功，观其道业。”此其所以与愚佷异也。)

　若屏言而勿顾，自私而不护，非是而强之，是诬嫉人也。(议曰：刘备以客见诸葛亮而贤之，亮曰：“观客色动而神惧，视低而忤数。形外露，邪心内藏。必曹氏刺客。”后果然。夫人容止，大抵如是。

　何晏、夏侯玄、邓扬等，求交于傅嘏而不纳也。或怪而问之，嘏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虚声而无实才；何平叔言远而情近，好辩而无诚，所谓利口覆国之人也；邓玄茂有为而无终，外要名利，内无关钥，贵同而恶异，多言而妒前。多言多败衅，妒前而无功。以吾观此三人，皆败德也。远之犹恐祸及，况昵之乎？”后皆如嘏言。夫妒者之行，有如此者。)

　此之谓考志。

　(《人物志》曰：“夫精欲深微，质欲懿重，志欲宏大，心欲嗛小。精微所以入神妙也，懿重所以崇德宇也，志大所以堪物侄也，心小所以慎咎悔也。故《诗》咏文王：‘小心翼翼’，不大声以色，心小也；‘王赫斯怒’，以对于天下，志大也。由此论之，心小志大者，圣贤之伦也；心大志大者，豪杰之隽也；心大志小者，傲荡之类也；心小志小者，拘懦之人也。”)

　又有测隐。测隐者，若小施而好得，小让而大争，言愿以为质，伪爱以为忠，尊其行以收其名。此隐于仁贤。(孙卿曰：“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言霸道者，何也？彼非本政教也，非服人心也，以让饰争，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桀耳，曷足称大君子之门乎？”)

　若问则不对，详而不穷，貌示有余，假道自从，困之以物，穷则托深。此隐于艺文也。(又曰：虑诚不及而佯为不言，内诚不足而色亦有余，此隐于智术者也。《人物志》曰：“有处后持长，从众所安，似能听断者；有避难不应，似若有余而实不解者；有因胜情错失、穷而称妙，似理不可屈者。此数似者，众人之所惑也。”)

　若高言以为廉，矫厉以为勇，内恐外夸，亟而称说，以诈气临人。此隐于廉勇也。(议曰：太公云：“无智略大谋，而以重赏尊爵之故，强勇轻战，侥幸于外。王者慎勿使将。”此诈勇之弊也。)

　若自事君亲而好以告人，饰其见物而不诚于内，发名以君亲，因名以私身。此隐于忠孝也。此谓测隐矣。(《人物志》曰：“尤妙之人，含精内真，外无饰姿；尤虚之人，硕言瑰姿，内实乖违。而人之求奇，不以精微测其玄机，或以貌少为不足，或以瑰姿为巨伟，或以真露为虚华，或以巧饰为真实。”何自得哉？故须测隐焉。)

　夫人言行不类，终始相悖，外内不合，而立假节以惑视听者，曰毁志者也。(《人物志》曰：“夫纯讦性违，不能公正，依讦似直，以计讦善；纯宕似流，不能信道，依宕似通，行傲过节。故曰：直者亦讦，讦者亦讦，其讦则同，其所以为讦则异；通者亦宕，宕者亦宕，其宕则同，其所以为宕则异。观其依似，则毁志可知也。”)

　若饮食以亲，货赂以交，损利以合，得其权誉而隐于物者，曰贪鄙者也。(太公曰：“果敢轻死，苟以贪得，尊爵重禄，不图大事，待利而动，王者慎勿使也。”)

　若小知而不大解，小能而不大成，规小物而不知大伦，曰华诞者也。(文子曰：“夫人情莫不有所短：诚其大略是也，虽有小过，不足以为累；诚其大略非也，闾里之行，未足多也。”)

　又有揆德。揆德者，其有言忠行夷，秉志无私，施不求反，情忠而察，貌拙而安者，曰仁心者也。有事变而能治效，穷而能达，措身立功而能遂，曰有知者也。有富贵恭俭而能威严，有礼而不骄，曰有德者也。(议曰：鱼豢云：“贪不学俭，卑不学恭，非人性分，处所然耳。”是知别恭俭者，必在于富贵人也。)有隐约而不慑，安乐而不奢，勋劳而不变，喜怒而有度，曰有守者也。有恭敬以事君，恩爱以事亲，情乖而不叛，力竭而无违，曰忠孝者也。此之谓揆德。

　(桓范曰：“夫帝王之君，历代相踵，莫不慕霸王之任贤，恶亡国之失士。然犹授在凶愚，破亡相属，其故何哉？由取人不求合道，而求合己也。”故《人物志》曰：“清节之人，以正直为度，故其历众材也，能识性行之常而或疑法术之诡；术谋之人，以思谋为度，故能识策略之奇而或失遵法之良；伎俩之人，以邀功为度，故能识进趋之功而不信道德之化；言语之人，以辩析为度，故能识捷给之慧而不知含章之美，是以互相非驳，莫肯相是。凡此之类，皆谓一流。故一流之人能识一流之善，二流之人能识二流之美。尽有诸流，则亦能兼达众材矣。”又曰：“夫务名者不能出陵己之后，是故，性同而材倾，则相援而相赖也；性同而势均，则相竞而相害也。此又同体之变，不可不察也。”)

　夫贤圣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知人识智，则众材得其序，而庶绩之业兴矣。(又曰：夫天下之人不可尽与游处。何以知之？欲观其一隅，则终朝足以识之；将究其详，必三日而后足。何谓三日而后足？夫国体之人，兼有三材，故谈不三日，不足以尽之。一以论道德，二以论法制，三以论策术。然后乃能竭其所长，而举之不疑。然则何以知其兼偏而与之言乎？其为人务以流数，抒人之所长，而为之名目。如是者，谓兼也；好陈己善，欲人称之，不欲知人之所有。如是者，谓偏也。)是故，仲尼训“六蔽”，以戒偏材之失(仁者爱物，蔽在无断；信者露诚，蔽在无隐。此偏材之常失也)。思狂狷以通拘抗之材，疾悾悾而无信，以明为似之难保。察其所安，观其所由，以知居止之行。率此道也，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古人读书校书，常常随手在书上记下读校时间，或记下其它感慨。这种随手写下的即兴文字，就其内容讲，不同于不般意义上的题跋，通常称为手识或手泽。这种手泽，不仅反映了该书的实际流传情况，而且还提供了不少珍贵的史料。如被日人收藏的《周易注疏》十三卷，共十三册，每一册的末尾都有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的第六子──陆子的手识。其第一册写道：“其月二十一日，陆子三山东窗传标。”第二册写道：“端平改元冬十二月二十三日，陆子三山写易东窗标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最末一册，即第十三册的手识：“端平二年正月十日，镜阳嗣隐陆子，遵先君手标，以朱点传之。时大雪初晴，谨记。”从这些手泽中我们不难看出：①这部《周易注疏》是陆游读过的，陆游不仅读过，还作了句读。②陆子所标，系“遵先君手标”，也就是他仅仅用“朱点”重复了一下他父新陆游所作的句读。③陆子称“镜阳嗣隐”，并且是在“三山东窗”完成读易的。

　考三山在浙江山阴县的镜湖之中，陆游中年以后即卜居于此。

　而所谓“东窗”，即陆宅龟堂的`东窗，这是陆游与家人聚坐和读书的地方。陆游《剑南诗稿》卷三七有《与子虞、子坦坐龟堂后东窗偶书》一诗，卷三六又有《龟堂东窗戏弄笔墨偶得绝句》一诗，其中有“北庵睡起坐东厢”一句，知所谓“龟堂”是陆宅中的东厢房。卷三十三有一首诗叫《读易》，陆游写道：羸躯抱疾时时剧，白发乘衰日日增。

　净扫东窗读《周易》，笑人投老欲依僧。

　陆游十分重视“六经”，他在《六经示儿子》一诗中(诗见《剑南诗稿》卷三八)，说“六经如日月，万世固长悬”。并且说“我老空追悔，儿无奈壮年”。趁着年富力强，好好读“六经”。

　显然陆子遵从了其父的这一教导，而且还按着陆家的传统，在“东窗读易”。不用说，陆游诗中的《周易》，就是现藏日本的这部《周易注疏》，而陆子的十三条手泽，又每一条都可和陆诗相印证。这部书无论从文物角度(名人读阅本)，

　还中从实用角度(宋本、且有句读)，都具有很高的价值。因此，1955年该书被定为“日本国宝”。

　清朝乾隆四十年敕修的《天禄琳琅书目》，即著录一书的名人手泽。如卷三所收《六臣注文选》，即著录元明诸家手泽多条，其中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的题识最为有名，他写道：霜月如雪，夜读阮嗣宗《咏怀》诗，九咽皆作清冷气，而是书玉楮银钩，若与灯月相映，助我清吟之兴不浅。

　至正二年仲冬三日夜，子昂识。

　这是说，该书刊刻与纸墨的精良，促进了他读书的兴趣。《书目》的编者说：赵氏的题识“作小行楷书，曲尽二王之妙。其爱是书也，至足以助吟兴，则宋本之佳者，在元时已不可多得矣。”可以看出，赵孟的这一题识本身，由于“曲尽二王之妙，已是一件珍贵的艺术精品，至于这部《文选》全书，其价值就更是不言而喻了。

原文：

陆子，名羽，字鸿渐，不知何许人。有仲宣、孟阳之貌陋，相如、子云之口吃，而为人才辩，为性褊噪，多自用意，朋友规谏，豁然不惑。凡与人燕处，意有所适，不言而去。人或疑之，谓生多嗔。及与人为信，虽冰雪千里，虎狼当道，不愆也。

上元初，结庐于苕溪之湄，闭关对书，不杂非类，名僧高士，谈宴永日。常扁舟往山寺，随身惟纱巾、藤鞋、短褐、犊鼻。往往独行野中，诵佛经，吟古诗，杖击林木，手弄流水，夷犹徘徊，自曙达暮，至日黑兴尽，号泣而归。故楚人相谓，陆羽盖今之接舆也。 

始三岁，惸露，育于大师积公之禅院。九岁学属文，积公示以佛书出世之业。予答曰：“终鲜兄弟，无复后嗣，染衣削发，号为释氏，使儒者闻之，得称为孝乎？羽将校孔氏之文可乎？”公曰：“善哉！子为孝，殊不知西方之道，其名大矣。”

公执释典不屈，予执儒典不屈。公因矫怜抚爱，历试贱务，扫寺地，洁僧厕，践泥圬墙，负瓦施屋，牧牛一百二十蹄。竟陵西湖，无纸学书，以竹画牛背为字。他日，问字于学者，得张衡《南都赋》，不识其字，但于牧所仿青衿小儿，危坐展卷，口动而已。

公知之，恐渐渍外典，去道日旷，又束于寺中，令芟翦榛莽，以门人之伯主焉。或时心记文字，懵焉若有所遗，灰心木立，过日不作，主者以为慵惰，鞭之。因叹云：“岁月往矣，恐不知其书”，呜咽不自胜。主者以为蓄怒，又鞭其背，折其楚，乃释。

因倦所役，舍主者而去。卷衣诣伶党，著《谑谈》三篇，以身为伶正，弄木人、假吏、藏珠之戏。公追之曰：“念尔道丧，惜哉！吾本师有言：‘我弟子十二时中，许一时外学，令降伏外道也。’以我门人众多，今从尔所欲，可捐乐工书。”

天宝中，郢人酺于沧浪，邑吏召予为伶正之师。时河南尹李公齐物出守，见异，捉手拊背，亲授诗集，于是汉沔之俗亦异焉。后负书于火门山邹夫子墅。属礼部郎中崔公国辅出守竟陵，因与之游处，凡三年。

赠白驴、乌犎牛一头，文槐书函一枚。云：“白驴、乌犎，襄阳太守李憕见遗；文槐书函故卢黄门侍郎所与。此物皆己之所惜也。宜野人乘蓄，故特以相赠。”

洎至德初，秦人过江，予亦过江，与吴兴释皎然为缁素忘年之交。少好属文，多所讽谕。见人为善，若己有之；见人不善，若己羞之。苦言逆耳，无所回避，由是俗人多忌之。

自禄山乱中原，为《四悲诗》，刘展窥江淮，作《天之未明赋》，皆见感激当时，行哭涕泗。著《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谱》八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吴兴历官记》三卷，《湖州刺史记》一卷，《茶经》三卷，《占梦》上、中、下三卷，并贮于褐布囊。上元辛丑岁子阳秋二十有九日。

译文：

陆先生名羽，字鸿渐，不知是哪里人。也有人说他字羽，名鸿渐，不知谁说的对。他有着三国时王粲、晋朝张载那样丑陋的相貌，有汉代司马相如、扬雄那样的口吃病，但为人多才善辩，气量小而性情急躁，处事多自己做主。

朋友们规劝，就心胸开朗而不疑惑。凡是与别人闲处，心里想往别处去，往往不说一声就离开了。有人怀疑他，说他一生性情多怒。与别人有约，即使相距千里，冰雪满路，虎狼挡道，也不会失期。

唐肃宗上元初年，在湖州苕溪边建了一座茅屋，闭门读书，不与非同道者相处，而与和尚、隐士整日谈天饮酒。常常乘一小船往来于山寺之间，随身只带着一条纱巾、一双藤鞋、一件短布衣、一条短裤。

往往独自一人走在山野中，朗读佛经，吟咏古诗，用手杖敲打树木，用手拨弄流水，流连徘徊，从早到晚，至天黑游兴尽了，号啕大哭着回去。所以楚地人相互传说：“陆先生大概是现代的楚狂接舆吧。”

陆羽才三岁就成了孤儿，被收养在竟陵太师积公的寺院里。从九岁开始学习写文章，积公给他看佛经及有关脱离世俗束缚的书籍。

他回答说：“我既无兄弟，又无后代，穿僧衣，剃头发，号称为和尚，让如家之徒听到这种情况，能称为孝吗？我将要接受孔圣人的文章。”积公说：“好啊！你想当孝子，你根本不知道西方佛门的道理，那学问可大呢。”

积公坚持让陆羽学佛教经典（的主意）不改变，陆羽坚持学儒家经典不动摇。积公由矫正过去的错爱而变得毫无怜爱之心，用卑贱的工作对他进行考验：打扫寺院，清洁僧人的厕所，用脚踩泥用来涂墙壁，背瓦片盖屋顶，放三十头牛。竟陵西湖没有纸可以用来学习写字，陆羽用竹子在牛背上画着写字。

有一天，在一位读书人处得到张衡的《南都赋》，但不认识赋里的字，只得在放牧的地方模仿小学生，端正坐着展开书卷，只是嘴巴动作假装读书罢了

。积公知道了这件事，唯恐陆羽受到佛经以外的书籍的影响，离开佛教教义一天比一天远，又把他管束在寺院里，叫他修剪寺院芜杂丛生的草木，并让年龄大的徒弟管束他。有时陆羽心里记着书上的文字，精神恍惚像丢了什么一样，心如死灰，如木头站立，长时间不干活。看管的人以为他懒惰，用鞭子抽打他的背。

陆羽因此感叹说：“唯恐岁月流逝，不理解书。”悲泣不能自禁。看管的人认为他怀恨在心，又用鞭子抽打他的背，直到折断他的鞭子才停手。陆子因而厌倦所服的劳役，丢下看管他的头目而离去，卷起衣服投奔戏班，写了三篇《谑谈》。以自身为主要角色，表演木偶“假官藏书”之戏。

积公追来对他说：“想你佛道丧失，可惜啊！我们的祖师说过，我的弟子十二个时辰，允许一个时辰学习佛教以外的知识，并让他们制服异教邪说。因我的弟子众多，现在顺从你的愿望，可以抛掉乐工书了。”

唐玄宗天宝年间，楚地人大办宴会于沧浪水边，地方官吏召见陆子，任他为伶人的老师。这时李齐物出任河南府太守，见到陆子，以为不平常，握着他的手，拍着他的背，亲手把自己的诗集授予他，于是汉水、沔水地区的民俗也就不同了。

后来陆子背着书来到火门山邹先生的别墅，正值礼部郎中崔国辅出京到竟陵郡任司马，与陆子交游，共三年。赠送白驴、乌犎牛各一头，文槐书套一枚。白驴、乌犎牛，是襄阳太守李憕赠送的；文槐书套，是已去世的卢黄门侍郎给的。这些物品都是自己所爱惜的。适合隐士骑坐和收藏，所以特地赠送他。

到唐肃宗至德初年，淮河一带人为避战乱渡过长江，陆子也渡过长江，与吴兴释皎然和尚结成为僧俗忘年之交。陆子从小爱好写文章，其文多有讽谕之词。见到别人做好事，就好像自己也做了这样的事；见到别人做不好的事，就好像自己也做了不好的事而害羞。

忠言逆耳，从不回避，因此俗人大多嫉恨他。自从安禄山在中原作乱，他写了《四悲诗》；刘展割据江、淮地区造反，他作了《天之未明赋》，都有感于当时社会现实而心情激动，痛哭流涕。

陆子著有《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谱》八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吴兴历官记》三卷，《湖州刺史记》一卷，《茶经》三卷，《占梦》上中下三卷，一起收藏在粗布袋内。唐肃宗上元二年，先生年方二十九岁。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陆文学自传》写于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当时陆羽二十九岁。唐朝作为一个繁荣的封建帝国，已经开始转向衰败，安史之乱还没有结束，仍然频繁地发生战争，致使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政治黑暗，社会动荡。

因为战乱，陆羽也被迫离开了湖北家乡，来到浙江一带，隐居在苕溪之畔。这样，陆羽怀着一种深重的忧患意识，追思了自己上半生的经历，表达了因遭遇坎坷而悲苦的心情，同时也寄寓了对国事的关心。

-陆文学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