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史学、地学、文学等方面都有令后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唐代诗歌，更是达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顶峰。本期我们就来简要介绍隋唐时期的史学和文学。下面是我为大家精心整理的文章，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史学(地学附)

　隋文帝下令，禁止私人修撰国史，褒贬人物。唐太宗置馆修本朝史，并令宰相监修。自此官修正史、宰相监修成为定制。

　(开皇十三年)五月癸亥，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

　《隋书》

　在唐太宗至高宗时期，唐朝完成了《晋书》(房玄龄等人合著，一百三十二卷，今存一百三十卷，以臧荣绪《晋书》为蓝本)、《梁书》(南陈姚察、察子姚思廉撰，五十六卷)、《陈书》(姚思廉撰，三十六卷)、《北齐书》(李百药撰，五十卷，散佚三分之二，今本五十卷系后人补齐)、《周书》(令狐德棻、岑文本等撰，五十卷，原本至宋已有缺佚)、《隋书》(魏征等撰，八十五卷，志三十卷成于高宗时)等史书的修纂。其中，南梁、南陈、北齐、北周、隋等五个朝代的史书成于贞观十年(636年)，被合称为“五代史”，其中高宗时编成五个朝代 志 的部分，称为《五代史志》，今天《隋书》中的志就是《五代史志》。李延寿(活跃于7世纪前期)删补了南北朝与隋朝的史书，写成了《南史》、《北史》(《北史》包括隋史)。

　在史学理论方面，唐代刘知几(661-721)撰《史通》二十卷，成于中宗景龙四年(710年)，为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史学批评和史学理论的著作。

　唐朝是政书发展的重要阶段。

　唐玄宗在开元年间下令编纂《唐六典》，模仿周礼六官来叙述唐朝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前后正在行用的制度，将令式按照内容分类系于有关的职官门下。《唐六典》保存了大量唐朝前期制度与法令的重要资料。其注文有的叙述职官沿革，有的解释正文，或叙述当时实际行用的新制度。

　《通典》为杜佑(735-812年)于贞元七年(791年)写成，此书在刘秩(刘知几第四子)《政典》(三十五卷)基础上扩充，重新编次整理而成，历时三十余年，共二百卷，分为九门。《通典》上起先秦，下迄天宝年间(742-756年)，征引前代与当代人的重要评议，而对天宝以后的事则择重要的记述。杜佑著此书的目的是“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通典》序)。

　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後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後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敌焉。是以食货为之首，十二卷。选举次之，六卷。职官又次之，二十二卷。礼又次之，百卷。乐又次之，七卷。刑又次之，大刑用甲兵，十五卷。其次五刑，八卷。州郡又次之，十四卷。边防末之。十六卷。

　《通典》

　地志、地图等地理文献

　隋代裴矩(547-627年)负责招引西域商人通商，由此撰成《西域图记》三卷，绘制了当时西域四十四国山川形势的地图与其帝王庶民服饰的图像。

　唐太宗第四子魏王李泰(620-652年)开馆修撰《括地志》一书，按照当时的贞观十三年(639年)大簿为蓝本，共五百五十卷，为地理名著，后来大部分佚失。后人从唐人引用《括地志》而撰的《史记正义》等书中将《括地志》辑出，仍可管窥当时的地理情况。

　唐高宗时修成的《隋书·地理志》记载了梁、陈、齐、周、隋五代的郡县设置与户数。隋志还以《禹贡》九州概念，继承了《史记·货殖列传》与《汉书·地理志》的传统，分全国为九大区域，分别论述其地理特征、经济和文化风俗状况。

　扬州於禹贡为淮海之地。在天官，自斗十二度至须女七度，为星纪，於辰在丑，吴、越得其分野。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鱼与稻，以渔猎为业，虽无蓄积之资，然而亦无饥馁。其俗信鬼神，好*祀，父子或异居，此大抵然也。江都、弋阳、淮南、锺离、蕲春、同安、庐江、历阳，人性并躁劲，风气果决，包藏祸害，视死如归，战而贵诈，此则其旧风也。自平陈之後，其俗颇变，尙淳质，好俭约，丧纪婚姻，率渐於礼。其俗之敝者，稍愈於古焉。

　《隋书·地理志》

　唐朝各州编纂图经，每三年要将州图呈送兵部职方司。由此，唐朝形成了多种地理总志，其中保存至今最为完整、全面的一部，为宪宗元和时宰相李吉甫(758-814年)所撰的《元和郡县图志》，共四十卷，分十道四十七镇，记载各州的户口、物产、州县沿革、山川险易、古迹与史事等。原本每镇篇首有图，今图已散佚，文缺佚数卷，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舆地总志。

　唐德宗时，宰相贾耽(730-805年)著《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与《皇华四达记》十卷，两书今已佚失。《新唐书·地理志》引用《皇华四达记》中唐朝入四夷之路：

　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

　《新唐书·地理志》

　其中记载了唐朝同周边各族与亚洲等国联系的交通路线与距离。其中“广州入海夷道”是岭南地区到阿拉伯海、波斯湾、非洲等地航海路线的最早记载，对于研究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贾耽制作的《海内华夷图》长三丈三尺，宽三丈。图上一寸表示一百里，相当于一比一百五十万。到12世纪时，伪齐刘豫阜昌七年(1136年)将其缩绘为《华夷图》与《禹迹图》，刻于石上，今存于西安碑林。《华夷图》是我国流传下来最古的地图。

　唐懿宗时，樊绰为安南经略使幕僚，因唐与南诏关系紧张，樊绰在安南等地搜集有关云南地区的史料，写成《蛮书》(也称《云南志》、《云南记》等)十卷，是记载当时云南地区路程、山川、城镇、民族、风俗、物产、六诏历史、南诏政治经济制度的重要文献，对于研究我国西南边疆史地价值重大。

　文学 古文运动

　南朝齐梁以来，骈体文形式僵化，注重辞藻和华丽浮艳，已经成为文学发展的障碍，自北周至隋代，常有人提倡改革。武则天时，陈子昂(659-702年)也要求变革文体，在他的表疏中有所体现。然而当时考试进士、颁行诏令都用骈体，使得骈文被散文取代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到盛唐时期，很多文学家都提倡古文。古文就是两汉时期所流行的散文，唐代人称之为古文。当时用古文创作的文学家，有萧颖士(717-768年)、李华(715-766年)、元结(719-772年)、独孤及(725-777年)、梁肃(753-793年)等人。贞元、元和间，由韩愈(768-824年)与柳宗元(773-819年)为核心开始推行古文运动。韩愈称：“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柳宗元则说：“文者以明道。”所谓“文以载道”的“道”，指的是儒家正统思想。他们提倡言之有物，反对骈文的形式主义文风，并要求语言通顺，古文运动因此改革了当时的文风，又改革了文学语言。古文运动不仅恢复了传统散文文体，还产生了一种反映现实，表达思想的文体，得到广泛地流传。

　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

　《柳宗元集》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韩愈和柳宗元都是唐代杰出的文学家。他们的作品逻辑性强，语言简练，内容丰富。韩愈的作品气势雄健，奔放流畅，而柳宗元则含蓄精深。古文运动在唐后期开始推行，到北宋继续发展，出现了唐宋散文八大家，其中唐代就以韩柳二人为代表。

　古典诗歌的顶峰

　唐朝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流传至今的唐诗，有近五万首，现代可知的诗人不下两千人。唐诗内容极为丰富，展现了唐朝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唐朝诗歌之所以能够繁荣，由于唐朝处在中古社会变迁的转折时期，社会处在上升发展的时期。唐朝全盛时期，疆域辽阔，经济发达，对外交流频繁，这些都为唐代诗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唐朝进士取士考察文学，这对于改革六朝以来古典文学，实现新的突破，使古典诗歌进入黄金时代而创造了条件。

　初唐

　隋代到唐初的诗人主要是贵族，承袭齐梁宫体诗，思想内容贫乏，不足称道。

　被誉为初唐四杰的王勃(约650-约676年)、骆宾王(约638-684年)、杨炯(约650-约693年)、卢照邻(约636-约680年)四人，已经开始描写城市与边塞生活，虽然还易堆砌辞藻，他们确实是唐高宗、武则天时代诗坛的佼佼者了。

　陈子昂(659-702年)认为应当一扫齐梁追求华丽奢靡的诗风，而应当回归诗歌为现实而作的传统。他的诗歌刚健素朴，为后来唐诗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盛唐

　唐玄宗时的盛唐时期，为后世文人墨客所欣羡，这一时代流派众多，体裁丰富，风格不同，出现了唐诗万紫千红、异彩纷呈的壮观景象。

　盛唐诗人王翰(687-726年)、王之涣(688-742年)、王昌龄(698-757年)等人，善于以短句来表达复杂的感情。他们的边塞诗写出了征人思妇思乡的抑郁感情(“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也写出了乐观豪迈的精神。(“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相比之下，李颀(约690-751年)、岑参(约715-770年)都善于以七言歌行来创作边塞诗。他们的特点是捕捉人和物的特点，进行刻画与铺陈，生动形象地展示边塞生活。岑参相比更为出名，但他缺乏对封建统治者穷兵黩武的揭露。

　古从军行 李颀

　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

　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

　野营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

　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

　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

　年年战骨埋荒处，空见蒲桃入汉家。

　到天宝晚期，社会矛盾加剧，高适(704-765年)创作了反映农民痛苦生活的诗歌，为杜甫的现实主义诗歌的先驱。

　王维(701-761年)与孟浩然(689-740年)是著名的田园诗人，描写田园山水，写作技巧成就很高，抒发了对自然的热爱和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对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有所继承，也因此带有消极避世的思想。

　而盛唐时期将诗歌推向顶峰的，是李白和杜甫两位诗人，他们是我国古典诗歌两大流派(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

　李白(701-762年)字太白，生于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长于今四川江油。他继承屈原的浪漫主义精神，学习魏晋诗人的优秀作诗技巧，并从民歌中汲取精华，敢于创造，具有豪迈奔放的热情，磅礴宏大的气势，富有想象力，运用夸张的手法，生动轻快的语言，将浪漫主义诗歌推到一个顶峰。后人将李白称为“诗仙”。

　李白在其古风和乐府诗中，揭露封建统治者骄奢*逸的生活，谴责其穷兵黩武，无视百姓疾苦。他在诗中表达了济苍生的政治理想，蔑视王侯富贵和封建礼教的精神(“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追求美好生活的浪漫主义思想。李白还是位旅游家，他将游历的名山大川，都写进自己的诗歌，庐山(“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长江(“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黄河(“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蜀道(“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都是他的绝佳素材。

　但是，由于李白的政治理想较为抽象，他信奉道教，使得他有着顺其自然、清静无为的态度，在他受到挫折不能实现理想抱负的时候，就以求仙、饮酒来派遣，诗歌中就带有消极颓废的一面。(“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

　杜甫(712-770年)字子美。是唐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从先秦的《诗经》、《楚辞》中撷取精华，加以创造，语言沉郁雄浑，感情真挚细腻。他的一生，多半是在痛苦中度过的，因此他能够了解人民的疾苦。在安史之乱前，他写有《兵车行》、《丽人行》等现实主义作品。安史之乱中，他又创作出《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等诗作，反映了当时复杂的社会矛盾，被称作“诗史”。他在逃难过程中，也经历了人生的巨大悲痛，因此他将其与人民的苦难联系起来，使得诗作更加真实。杜甫被后人称为“诗圣”。

　杜甫以儒家封建思想为其行为准则，以忠君报国为其理想，这则是他的局限性。

　石壕吏 杜甫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

　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

　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

　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

　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

　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

　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

　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

　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中唐

　安史之乱时期，元结(719-772年)、顾况等人与杜甫一样，创作了描写社会的现实诗歌。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79年)，出现了所谓大历十才子(卢纶、吉中孚、韩翔、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讳、夏侯审、李端)，他们的诗主要描写山水田园，却没有反映当时唐朝社会动荡的现实，思想贫乏。

　到贞元、元和间(公元8世纪末9世纪初)，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唐朝实力增强的时代，部分士大夫认为唐朝中兴有望，于是要求改良政治，以学习陈子昂与杜甫为号召，发起了新乐府运动，而白居易(772-846年)与元稹(779-831年)是这一运动的核心。

　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作有《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犀利的观察力、平易通俗的风格和强烈对比的手法形成了这些讽喻诗的特色。

　忆昨元和初，忝备谏官位。

　是时兵革后，生民正憔悴。

　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

　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

　《伤唐衢》二首第二 白居易

　元稹《连昌宫词》与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等长篇叙事诗，与他们所作的讽喻诗在结构和手法上有相通之处。此外，元稹的艳体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和白居易的杂律诗(“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开辟了晚唐纤丽的诗风。白居易晚年的闲适诗，寄情佛道，追求闲适，反映了唐代逐渐走向衰落，而他的意志逐渐消沉。

　以韩愈和孟郊(751-814年)为代表的诗派，较重视艺术技巧。韩愈的文人诗笔力雄健，气势雄浑。

　李贺(790-816年)想象奇异，辞藻丰富，风格较为特殊。他创作的诗歌诡谲怪异，因此内容不免晦涩。

　南园 李贺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晚唐

　晚唐的杜牧(803-853年)和李商隐(813-858年)生活在一个社会表面平静繁荣而实则危机四伏的时代。一方面，他们作有忧国忧民、感伤时事的作品，另一方面又觉得对社会现实无可奈何，有一些幽会和放浪冶游的作品。杜牧的诗风明朗俊爽，而李商隐则是婉转含蓄，情调哀伤。

　到唐末，皮日休(约838-约883年)等人继承了杜甫的现实主义传统，揭露了晚唐的黑暗社会现象。而韦庄(约836-约910年)等人，则成为花间派诗人，着意创作香艳诗和山水诗，逃避现实。

　值得注意的是，到唐后期，一种与诗歌类似的重要文体——长短句，亦即词，已经出现。

　唐诗是我国古代文学的重要宝库和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是研究唐代社会各方面情况的重要文献。

　传奇小说、变文、俗讲

　在唐代流行的我国古典小说，被称为唐传奇，也称传奇小说。顾名思义，这种小说是传说奇闻异事的小说，源于六朝以来的志怪搜神小说。

　隋代至唐初流传下来的传奇小说有《古镜记》(隋末唐初王度作)、《补江总白猿传》(无名氏作)、《游仙窟》(唐张鷟(音浊)作)。

　到中唐时期，内容丰富的城市生活使得文学有了新的发展。在唐代民间小说和六朝志怪小说基础上，加之古文运动带来的散文文体，与唐时的繁荣，传奇小说在中唐获得新的发展，有陈鸿的《长恨歌传》、元稹《会真记》和《莺莺传》、李朝威(约766-约820年)《柳毅传》、白行简(776-826年)《李娃传》、蒋防(792-835年)《霍小玉传》、李公佐《南柯太守传》等。

　晚唐时期的传奇小说，有牛僧孺《玄怪录》、李复言《续玄怪录》等。有的传奇小说已经散佚，从北宋初的《太平广记》中仍可以窥见唐传奇小说的大概。这些传奇，成为后世文人猎奇志怪的重要素材。

　随着佛教在民间的传播，印度传经的梵呗(音 范拜)、唱导传入中国内地。梵呗运用佛曲和中国民间曲调来唱赞偈，唱导则用通俗语言，夹叙夹唱，用来宣传佛教教义。唐代这两种方式发展为俗讲和僧讲，听众分别是普通人和僧侣。唐后期，俗讲风靡一时。9世纪前期，俗讲僧文淑享有盛名。

　俗讲的话本称作变文。随着俗讲流行，变文已经开始用来讲唱非佛教故事，说唱变文的人也不限于僧侣。

唐代运输业论文的参考文献有这些内容:作为参考文献概观或通论性的著述较早的有白寿彝《中国交通史》(商务1936；河南人民1987再版)、陶希圣、鞠清远主编《唐代之交通》(《中国经济史料丛编·唐代编之四》，国立北京大学出版组1937；台北食货出版社影印1974)、楼祖诒《中国邮驿发达史》(中华1940)等。其中陶氏等主编《唐代之交通》在交通史料的勾稽上下了一定功夫，至今仍有其参考价值。李剑农《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国立蓝田师院历史系油印本，1943；三联1959)辟专节述唐代之商业交通，分“内地交通”与“海上交通”两大层面，前者复分水路交通与驿道交通予以讨论，对唐代运河与漕运、江淮间的水路、湘赣二水之运输、大庾岭路之开凿及其意义、自鄂州入长安的水陆道路、以长安为中心的驿道等并有详明的论述，其中对唐代“漕运整理”的几个时期、运河通塞情况也有较恰切的解说。海上交通部分虽借重桑原骘藏《唐宋贸易港研究》和木宫太彦《中日交通史》之说，但也多处提出自己的判断。一些断代史著作也或详或略地叙述了唐代的交通问题。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19章第6节《交通》(上海中华1957；上海古籍l959)在充分占有正史资料的基础上对隋唐五代交通诸问题条分缕析，讨论了内河水运与漕运、运河的开凿与通塞、陆路的开凿、陆路交通工具包括车乘、马驴等、交通设施、制度包括驿制、传马、驿马、程限、烽候等；于海运和海上交通、船舶之制作、桥梁问题等并有论述。岑仲勉《隋唐史》(高等教育1957)亦专节讨论唐代“交通之设备及程途”(见第59节)，分设备及技术、对外之重要海道两方面予以论列。前者简要述及唐代驿制驿道、水道、海运、关制、航海信风、海舶种类等；后者考南海通道、东北通路，颇多发凡。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1988)专节述唐代驿站制度与过所制度、唐与亚洲各国的交通路线。前者参据敦煌吐鲁番文书残卷，对馆驿、过所问题做出重要解释。这些断代史著作述交通运输事虽较简略，但都甚为扼要，且相对全面，不乏独到见解，故仍属研讨此论题所应参检的文献。

1杜佑的《通典》里面有专门说《选举》的

2何忠礼《科举制起源辨析——兼论进士科首创于唐》，看里面的参考材料和观点

3《唐大诏令集 卷一〇二》

4有一部2013年的纪录片是讲《科举》这一章的，去看看可能有些启发

1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

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

《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2新唐书

《新唐书》是北宋时期宋祁、欧阳修、范镇、吕夏卿等合撰的一部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二十四史”之一。

全书共有225卷，其中包括本纪10卷、志50卷、表15卷、列传150卷。《新唐书》前后修史历经17年，于宋仁宗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完成，《新唐书》修成后，其主编曾公亮曾上皇帝表“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其旧”，认为这是本书胜过《旧唐书》的地方。

《新唐书》在体例上第一次写出了《兵志》《选举志》，系统论述唐代府兵等军事制度和科举制度。

3旧唐书

《旧唐书》共200卷，包括《本纪》20卷、《志》30卷、《列传》150卷，原名《唐书》，宋祁、欧阳修等所编著《新唐书》问世后，才改称《旧唐书》，成书于后晋开运二年（945年）。

《旧唐书》的修撰离唐朝灭亡时间不远，资料来源比较丰富。

4中国历代通俗演义

本书从秦汉写到民国，全书共一千余回，五百多万字，二千二百年的历史；主本信史，旁征野史，取材审慎，观点平实，内容丰富，叙述有法，用语雅洁，自评自注，理趣兼备，洵为通俗史著的经典。作者是民国演义小说家蔡东藩。

5细说大唐

唐朝（公元618年一907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朝代之一。

《细说大唐大全集》讲述了唐从建立到灭亡的近300年历史，记录了大唐帝国的兴亡沧桑，展现了唐朝的勃兴与衰落。

本书通过对唐朝近300年间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回顾反思，。一书在手，遍阅大唐王朝恢弘壮丽的历史；尽览大唐帝国近300年的盛世传奇。

扩展资料：

唐朝的文化：

文学：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状元、三元及第，都诞生于唐朝，即公元622年的状元孙伏伽（一说651年的颜康成），和781年三元状元。

唐朝最令人瞩目的文学成就可谓是唐诗，自陈子昂和“初唐四杰”起，唐朝著名诗人层出不穷，盛唐时期的李白、杜甫、岑参、王维，中唐时期的李贺、韩愈、白居易，晚唐时期的李商隐、杜牧是其中的几个代表诗人。

他们的诗作风格各异，既有对神话世界的丰富想象，又有对现实生活的细致描写，既有激昂雄浑的边塞诗，亦有沉郁厚重的“诗史”，还有清新脱俗的田园诗。

这些诗作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杰出代表。后世宋、明、清虽仍有杰出诗人出现，但律诗和古诗的总体水平都不如唐朝，使得唐诗成为了中国古诗不可逾越的巅峰。《全唐诗》收录数量最多的大城市为洛阳、长安、金陵。

唐朝的文化、制度、社会特点几乎全部承袭隋朝，唐朝的李家皇亲和隋朝的杨家皇亲更有亲戚关系，唐朝在一定程度上是隋朝的伸展，故历代史学家常把它和隋朝合并成“隋唐”。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作者：陈寅恪 ，出版社：三联书店 ，2004。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作者：陈寅恪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作者：陈寅恪 ，出版社：中华书局 ，1963。

一、社会发展概况

公元581年，北周的外戚、大丞相杨坚篡周夺取政权，建立隋王朝，结束了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在黄河流域，自十六国以来，各族与汉族进行剧烈的痛苦的融合运动，至隋朝得以完成，在长江流域，自东晋以来，为抵御北方各族的南侵而建立起来的汉族政权，到隋朝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隋文帝（杨坚）在这种形势下，顺利地建立起统一南北的隋朝。

隋文帝统一两大流域，凭借两大经济基地，建立起繁荣程度超过两汉的隋朝。民众得以安居从事生产，户口与财产都有巨大增进。隋朝虽然是个短命的王朝，但在中国历史上占相当重要的地位，它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近300年的军阀混战、南北分裂的状态，创建了继秦汉以后的第三次大统一局面。对后世影响很大的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在这一时期基本定型，隋王朝制定《开皇律》，继续推行均田制等发展措施，使社会经济和文化出现短暂的繁荣，隋王朝和琉球等周围各族的联系加强，并和日本、朝鲜等国家开展友好往来，然而，隋后期政治昏朽，隋炀帝杨广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暴君，他搜刮民财、大兴土木、游山玩水、并多次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使社会矛盾尖锐化。618年，隋王朝在农民纷起抗隋的反对浪潮中垮台。

公元617年，乘隋末大乱之机，李渊起兵入长安，618年自称皇帝，创建唐王朝。628年由其子李世民削平群雄完成统一大业。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以隋亡为鉴，重用贤能、虚心纳谏、轻徭薄赋，并进一步推行均田制、府兵制和科举制等，使唐朝社会走向安定，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兴旺局面。

唐太宗以后，唐朝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贸易进一步发展，诗歌、绘画以及医学、天文学等方面都有伟大的创造和卓越的成就。中外文化交流得到空前发展。到唐玄宗开元时，国内一片繁荣发达景象，被誉为“开元盛世”。

唐后期，由于统治者的昏庸腐败，各种矛盾不断激化，终于在755年爆发了安史之乱。这场历时8年之久的叛乱给社会造成极大破坏。此后，唐朝内则宦官专政、朋党争斗，外则藩镇割剧，国无宁日。唐是繁荣强大的朝代，自兴盛至衰亡，经历290年。在这个长时期里，就统治阶层内部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变化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唐前期自公元618年（唐高祖武德元年）至公元741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凡124年，其间主要矛盾是中央统治集团内部腐朽倾向和进步倾向的矛盾，由于进步倾向起着主导作用，因而保持长期的强盛状态。唐中期自公元742年（唐玄宗天宝六年）至公元820年（唐宪宗元和十五年）凡79年，其间主要矛盾是中央集权势力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由于斗争的结果，中央集权势力取得相对的胜利，因而基本上还能够保持国家的统一。唐后期自公元821年（唐穆宗长庆元年）至公元907年（唐昭宗天佑四年）凡87年，其间主要矛盾是中央经济集团内部宦官势力和士族势力的矛盾，由于宦官势力占优势，中央集权势力愈趋于衰弱，又由于黄巢所率农民起义军被击败，地方割据势力成为唯一的力量，唐朝就此灭亡。

公元907年，割据者朱全忠灭唐建立后梁，五代十国开始。南方出现前蜀（王建）、吴（杨行密）、吴越（钱镠）、楚（马殷）、闽（王审知）、南汉（刘岩）六国。北方先后建立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5个小朝廷。建立朝廷的人，都是武夫，非常好战好杀。黄河流域在这群武夫统治下，遭受极其严重的破坏。蜀、吴两国特别是吴国，阻止北方战乱波及长江流域，起着屏障作用。南方诸国得以保境息民。北方遭受将半个多世纪的破坏，南方在同时期内，基本上得免战祸。从此，经济文化的重心从河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后周世宗（柴荣）开始进行统一战争，不幸病死。公元960年周为宋代所取代，从而结束了五代十国时期。

二、医学教育的发展]

在祖国医学的流传和发展过程中，教育的主要方式为口授及带徒实践。那时，收他人做弟子的医生认为，从事医生职业是救人救世的神圣事业，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事。因此选择弟子时，都比较严格。《灵枢·官能》载：“得其人乃传，菲其人勿言”，希望被选的弟子德才均优，以继承神圣的事业。如东汉初针灸学家涪翁，精通脉诊，针灸技术尤其高明，往往手到病除，且不分贵贱，悉心救治，不图报酬，受到群众的爱戴。涪翁的弟子程高，程高的弟子郭玉也擅长针灸，并精于脉诊。东汉和帝让郭玉试诊，郭玉切脉，众皆叹服。

这种选择他人作弟子的形式可择优为徒，大大胜过单纯家传，对祖国医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这种带徒的形式在古代医学教学中处于主导地位，但这种形式由于老师本身条件，使学生的知识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伤寒论·原序》载：“各承家传，始终守旧”。使医学知识和经验的交流与发展受到了阻碍。

南北朝刘宋王朝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文帝刘义隆采纳名医秦承祖所秦“置医学，以广教授”的建议，是我国官方创办医学教育机构之始。《魏书·官氏志》载：“公元484年（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北魏官制中已明确设有“太医博士”，官八品下，“太医助教”官九品，“按摩博士”官从九品，教授医学知识。专职教官的地位比南朝的明确。公元581年（隋开皇元年）以后，国家的医政管理及医学教育都有进步。政府设立了开端于南北朝的“太医署”隶属太常寺管辖。此时的太医署为国家最高的医疗行政管理兼医学教育机构。隋太医署中有固定的人员编制，设置太医令2人，太医丞2人，医师200人，药园师2人，医学博士2人，助教2人，按摩师2人，祝禁博士2人，共计有215人。隋著名医家巢元曾在太医署任太医博士。

唐朝沿用隋制，医学教育除继承传统的家传师授的带徒方式外，于公元624年（唐高祖式武德七年）正式设立的“太医署”，隶属太常寺。署中中行政、教学、医疗、药学四科人员组成，规模较大，且设备充实，教育制度比隋朝健全。并明确规定组织编制、医学分科、课程设置、学生成绩考核等制度。这种由国家创办，太常寺领导、太医署管理的教育机构，是世界上最早的医学教育机构，比欧洲意大利于公元872年创立的隆勒诺医学校开创的时间早200多年，而且在组织机构、教学内容、方法等方面都较完备，在世界上有着较大的影响。

太医署中有行政管理人员16名。其中太医令2名，为署内最高官员：太医丞2名，作为太医令的助手；以下有医监4名，医正8名。太医署除行政管理外，设医科与药科。医科为四部：医师、针师、按摩师与咒禁师。每一部门都由博士1人，正八品上，助教1人，从九品上，负责授课。

医师部门范围最广，分科系统而精细，有利于专科向纵深发展，。各科共同必修课程有：《黄帝内经·素问》、《本草》、《甲乙经》、《脉经》等。然后，分别学习有关临床5个专业的课程。学习年限也有明文规定，体疗（内科）学期7年，疮肿（外科）学期5年，少小（儿科）学期5年，耳目口齿科（五官口腔科）学期4年，灸法（火艾烧灸治病）学期3年。太医署除注重理论学习外，还重视临床实践。要求学习《本草》时，必须认识药形，深明药理，熟悉产地等；学习《明堂》是，必须检图即能指出孔穴；学习《经脉》时，学生之间互相诊候，了解四时及浮沉滑涩的脉候；学习《黄帝内经》时，必须做到深刻理解，融汇贯通。

针师部门，由针博士1人，从八品上，助教1人，针师10人，从九品下，教授《明堂》、《脉诀》、《流注图》等。先学习经脉、孔穴、九针。再学习辩证方法及用针手法等。

按摩部门，由按摩博士1人，按摩工9人辅助掌管按摩师部门，教授“消息导引之法”。这是一种相当复杂的技术，运用传统的导引、按摩、正骨等疗法以治疗风（伤风）、寒（感寒）、暑（中暑）、湿（胀泻）、饥（胃病）、绝（昏晕）、劳（劳力过度、逸（缺乏运动或积食不化）等。此法运用活血通络的方法，使体内雍滞的经脉，随导引而畅，使疾病消失。

按摩师部门还兼管正骨科教学，要作损伤折跌等伤科的处理。如对一般骨折，主张复位后用衬垫固定，并注意关节活动；对肩关节脱臼，采用“椅背复位法”等正骨技法。

咒禁部门有咒禁博士1人，从九品下，掌教祈祷咒禁的方法以驱除邪魅，这是从印度传来的原始方法，带有迷信色彩，渗入医学领域中，使医学教育中出现了唯心教育的误导。

药学部门于京师设置药园，专门培养药学人才。招收庶人16至20岁的为药园生，学习药物的栽培、采集、炮制、制剂、使用等方面的知识，毕业后升药师，即为医师助手。设药园置府2人，吏4人，掌固4人，负责药物保管及管理杂务；另主药8人，药童24人配制药物；药园师2人，药园生8人栽培药材。

太医署对学生要求严格，除入学经考试外，还定期（月、季、年）进行考试。医博士主月试、太医令丞主季试、太常丞主年终试。各科学习除测试医学知识外，还结合临症实际评核成绩。公元624年（唐高祖武德七年）始规定登用如国子监，按成绩高低及治愈率多少分别选用，定为医师、医正、医工等。公元760年（唐肃宗乾元三年）右金吾长史王淑奏：“医术请同明法人，自今以后，各试医经方策十道；本草二道、脉经方义二道，通七以上留，以下放”。根据通七以上留的原则，安置时也有区别，通常上选的充御工，其次可派各州任医学博士等。如考试成绩欠佳准许补考。唐朝限定医学必须在9年内学成，不及格者，令其退学，不准行医。

公元629年（唐太宗贞观三年）开始，唐政府在各州相继设立医学教育机构。公元714年（唐玄宗开元二年），各州添设助教。公元724年（唐玄宗开元十二年）各莞��栌幸窖Р┦浚��萄�猓�乒苤莞�搅剖挛瘛Q�J揭窖Ы逃�又醒肜┱沟降胤剑��菡��笮。��璨┦俊⒅�碳罢惺詹煌�耸�难���涫倍越淌Φ难≡穹浅Q细瘛N夜�糯��⒁窖Ы逃��⒍擞谀媳背��了宄�蹙吖婺＃�教瞥�比照橥晟疲���艘桓雎�さ姆⒄构�獭＠��醭��臧竦奈闹危��偈挂窖Ы逃�乱档慕�徊椒⒄梗�丛炝擞欣�跫�br>

公元514年，南朝·梁武帝应朝鲜（百济）国的请求，派医师赴朝鲜诊疗与讲学，由此祖国医学发展到国外。公元608年（隋炀帝大业四年），日本推古天皇派遣惠日、福音等来我国留学，学习中国医学。公元623年（唐高祖武德六年）学成回国，并将巢元方所著《诸病源候论》、孙思邈所著《千金方》带回日本。公元701年，日本正式采用我国医事及医学教育制度，制定有医药职令《大宝律令·医疾令》，明确规定学医者必读《素问》、《黄帝内经》、《明堂脉决》、《针灸甲乙经》、《新修本草》等书籍。公元693年，朝鲜置博士，开设“中国医学”。其学制仿效唐朝，并以《素问》、《难经》、《针灸甲乙经》、《神农本草经》等典籍为教材。公元733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日本荣睿、普照等来华留学，10年后即742年（唐玄宗天宝元年），荣、普两位日本学问僧专程赴扬州邀请高僧鉴真赴日，于是鉴真率领弟子数十人在公元754年到达日本，受到日本朝野及佛教界的盛大欢迎。此后，他在日本传授中国医药学，对日本医学发展贡献很大，日本人民尊称他为“过海大师”。

由于我国历代医家的卓越成就，使医学成熟较早，医学教育也具有特色，对世界医学教育影响很大。

三、古代医院类别和称谓

隋唐时期医院的设立更为广泛，除京都外，地方也建立了病坊。但二者的性质、内容截然不同，京都的病坊是宫廷医院，而地方则是专收贫孤残人，兼收乞丐。

《隋书》载：“暑月疫时，病人或至数百，厅廊悉满”，直到病愈才召其亲属接走，类似一种临时性的时疫医院。公元588年（隋文帝开皇八年），辛公义任岷州刺史时，收容病人于厅事。公元734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由于佛教盛行，一般病坊多设在寺庙之中称悲田坊，兼收无依靠的乞丐，由僧尼主管。《高僧传》载：“唐释道宣，收养疠疾，男妇别坊，四时供承，务令周给”。另一唐僧，丹阳沙门释智岩，先在白马寺，后往石头城（甘肃武威东），住入疠人坊，为病人说佛法，还为病人洗涤脓血、喂饭、送药、无所不为。公元654年（唐高宗永徽五年），卒于该“疠人坊”，该“疠人坊”为世界上较早建立的隔离病院之一。

公元712年（唐玄宗开元元年），玄宗李隆基接睿宗皇帝位后，进行较全面的政治改革，其中一项内容为“淘汰僧尼，压抑佛教”，勒令二万多僧尼还俗，禁止新建佛寺，限制寺院经济的发展，没收寺观法外占田。因此，僧尼还俗参加农桑生产，“悲田坊”即出现无人经管的局面。公元845年（唐武宗会昌五年），宰相李德裕奏云：“今缘诸道僧尼已还俗，‘悲田坊’无人主领，恐贫病无告，必致困穷，臣等商量，将出自佛教语‘悲田坊’改名为‘养病坊’。祈两京量给寺田十顷，大州镇给田七顷，其他诸州委观察使量贫病多少给田五顷，以充粥食。如州镇有羡余官钱，量予置本取利，最为稔便”。自此，京中与各诸州一律拨给寺田5至10顷作经费，该恒产以其田租由各本管之地，选派乡绅耆老一人主持。由于政府的重视，已设立的病坊、养病坊全部取消原名“悲田坊”，将收治麻风病人的“福田院（佛教语）改称为“疠人坊”。唐末，有专为病僧而设的“延寿察”，是一种安养、疗病机构。公元931年（五代时后唐明宗长兴二年），“敕诸道州府各置囚院，并委派随处长吏经心管理，遇有病囚，及时差人疹候疗理。

在封建社会，帝王首先重视宫廷医药组织，并有专人负责，至隋唐逐渐完备。如属太常寺的“宫中患坊”即为宫廷医院。《唐书·百官志》载：“官方患病，有药库监门”，并且“医师、医监、医正别一人莅坊”，这可算为最早的官员疗养院。

根据敦煌遗书可见，其医卷、医画以及有关资料反映出隋唐时期敦煌的医事活动。沙洲和中原一样，也设有养济院，收留病人，这即是沙洲医院。我们依据《唐玄宗·天宝年代，敦煌群会计牒》所载“病坊”会计单名目及其数字，推知该“病坊”大约设置5至10张床位，医院总资产130贯又72文，另杂药950斤20枚，用于病坊正常运转；其住院部所使用的杂什物品94件，既有食堂炊具，也有病人日用必备品，还有临床制药工具等。这所病坊似乎为州立医院。

以上资料表明，在些期间，医院基本是以病坊形式存在和命名的。

四、急救医学的发展

我国古代在急救方面有许多丰富的经验，尤其是通过手法或借助器物进行抢救，多获良效。

（一）人工呼吸法

在公元3世纪，东汉名医张仲景急救自缢者时，创造性的应用了人工呼吸方法。

这些人工呼吸抢救法到东晋时期已有进一步的改进。东晋医家葛洪的《肘后救卒方》载：“塞两鼻孔，以芦管内其口中至咽，令人嘘之，有倾其腹中袭袭转，或是通气也……”。南北朝时，梁朝姚僧垣的《集验方》中加进改进方法，强调“仰卧，以物塞两耳，……以两竹筒内死人鼻中，使两人痛吹之，塞口傍无令气得出。半日，所死之人即噫噫，勿复吹也”。这种应用器具吹气的方法，可防止医生与病人之间的交叉感染。古代急救学如此符合科学，实属难能可贵。

唐代医家孙思邈对前辈医爱所使用急救工人呼吸法的继承和发展，则倡导沿用“以筒内口中，使两人痛吹之，塞口旁无令气得出，半日，死人即苏，可勿吹也”。这种急救法可以说是口对口的人工呼吸急救法的开始，以后普及民间，向口内痛吹气时，将气全部吹入。此法广泛应用至今。

孙思邈除用人工呼吸法外，还运用灸法，灸病人胸内，四肢大节陷、大指等各七壮。孙氏还用鼻孔灌药法，“捣韭汁灌鼻孔中，末伏龙肝吹鼻中，末皂夹吹鼻中，嚏则气通，起死人”。

（二）溺死的急救法

古代医籍中有不少记载。葛洪所著《肘后救卒方》为最早提出。南北朝陈延之所撰《小品方》中亦有论述。尤以唐代医家王焘的《外台秘要》中所载：“肘后疗溺死一宿者尚可活方，取瓮倾之，以死人伏瓮上，令口临瓮口，燃以芦火二七把，烧瓮中当死人心下，令烟出，小入死者鼻口中，鼻口中水出则活，芦尽更益为之，取活而止。常以手候死人身及瓮，勿甚热。冬天当令火气能使死人心下得暖”。“若卒无瓮，可就岸穿地，令如瓮烧之令暖，乃以死人著上”，也可“用车彀为之，当勿隐其腹，乃令得低头，使水出。并熬灰数斛以偻身，湿即易”。陈延之的《小品方》载：“疗溺死若身尚暖者，掘地作坑，中熬灰数斛，内坑中，下死人复灰，湿彻即易之，勿令灰热烙煿人，冷即易之，半日即活。

（三）尸厥、脱气的急救

古籍出现卒死、昏沉、昏绝等名称，是描述现代称之为休克的病名。《内经》中载：“针过其日数则脱气”及“五络俱竭，令人身脉皆动，而形无知也，其状若尸，或曰尺厥。”脱气是一种轻型的休克，尸厥则是休克严重的病例。其急救的方法有针灸、按摩、热熨、吹耳、热汤药等。如《史记·仓公传》载扁鹊在诊断虢国太子病时说：“若太子病，所谓尸厥者也”，……“脉乱故形静如死状，太子未死也”。扁鹊抢救虢国太子时，乃使其弟子子阳“厉针砥石，取三阳、五会”。顷刻太子复苏，又使弟子豹，“为五分之熨，熨两肋下，再熬以汤剂调理，二十余天而愈”。

晋代葛洪等在抢救卒死时，还强调了保暖的重要性，用铜器、瓦器盛热水或茅草火灰，隔衣熨贴腹上，器皿冷却后则更换热汤，维持温度。

唐代医家孙思邈对卒死者采用热瓦熨心；灌服汤药不易时，可用“口噤不开，去齿下汤，汤入口不下去者分其发左右踏病人引之，药下复增而取尽一升，须臾立苏”。孙氏同时也用灸法治疗，“卒忤死，灸十爪下各三壮、灸人中三壮，又肩中百壮，间使七壮、巨阙百壮”。孙氏利用综合疗法急救卒中，有一定疗效。

敦煌医卷载：“治人卒死，其脉如常，取皂荚末吹耳鼻中即瘥……无脉者真死”。可见隋唐医家已能认识休克，并能区别临床死亡与生物死亡，并提出卒死病人急救的方法。

（四）咽喉异物的急救法

葛洪的《肘后救卒方》中载：“今吞针哽在喉中，若含磁石口中，或吸针出耳”。再用，误吞金属钗等物，哽于咽喉而不出，急救法是：“取韭菜暴令萎，煮使熟勿切食大束”，钗即随韭菜之纤维和粪便而出。至今小儿误吞钉或曲形针之类，亦用此法排出。《外台秘要》中载：公元四五世纪，僧人用琥珀珠巧取误吞的鱼钩，具体方法是以琥珀珠“贯着钩绳，推令前入，至钩处又复推，以牵引其出矣”。孙思邈则用鹿筋条揉作球状物以线网之，另一头留在口外，令病人将鹿筋团吞下，使铁杆异物入团内以提出。在古代，对咽喉，甚至食道异物剔除的方法和使用的器械是多种多样的，技术高明而科学。

（五）鼻卒衄方

用压迫止血法，“若洒渍棉塞鼻孔”。应用烧烙止血法，在秦汉时已相当普遍。《外台秘要》中载：“便烧铁篦烙之”。孙思邈在论述牙齿涌血不止的治疗时，强调烧钉赤，炷血孔中而止“。古人用金银打成烙铁，每用艾火燃烧通红，乘热烫患处，再燃再烫，用于止血，效果可靠。

（六）尿闭的急救法

葛洪的《肘后方》中载：“取生土瓜根捣取汁，以少许水解之，筒中吮下部，取通”。孙思邈则进一步改进，《千金要方》强调：“凡尿不在胞中，如胞屈僻，津液不通。以葱叶除尖头，内阴茎孔中深三寸，微用口吹之，胞胀，津液大通，便愈”。用葱叶导尿，是一种安全可靠的急救方法。

葛洪撰写的《肘后救卒方》，后改名为《肘后备急方》共八卷。被历代认为是一本古代急症手册。书中载有不少急救内容，明确指出救急措施必须与病因治疗相结合，急则治其标，症状缓解后，辩证施治，消其根源。他非常注重临床实践，重视急症的症状与鉴别诊断，在该书卷一中，以“脉扰动”、“股间暖”来区别“尸厥”和死亡。他在治疗学上也有很多的创新，是前人所未曾应用的。葛洪在治疗急症时倡导具有便（疗法简便）、廉（药物价廉）、验（选方切合实用、效果可靠）特点的方法。

孙思邈勤奋钻研，四处寻求采访流传于民间的医疗经验，“以人命至贵、重有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因此，他的医疗思想、临床实践和高尚的道德品质，均为历代所称道，他在急救医学方面所做的突出的贡献。邻人注目。

五、专科医学发展与护理实践

（一）专科医学发展

唐朝的临床医学分科十分明确，在官办的太医署里，分医科和药科两大类。医科又分医师、针、按摩与咒禁四大部分。而医师又细分为五大科，分别是体疗、少小、疮疡、耳目口齿、角法。由此可见中医原本无“内科”之称。传统概念中，除特殊标明而独立的专科，如妇、儿、口齿耳目、正骨之外，其它的病症几乎都属于体疗（内科）内。

专科医学的发展日益趋向成熟，一般认为从远古至公元前三世纪，是我国医药学的萌芽时期，公元前221年至220年秦汉时，是中医奠定基础的时期，公元265至960年，晋随唐五代时是中医大发展的时期。

1体疗科

(1)对疾病认识的进步

隋政府组织医学家巢元方等编撰的《诸病源候论》是一部中医学论述病因、证候及疾病分类的专著，书中把疾病分为67门，证候1739种，这是以往医籍均未达到的规模。

从深度上看，《诸病源候论》一书对许多疫病的病因、病机、病变、分型、鉴别等各方面有进一步的认识，如对消渴、癫病、虚劳、脚气、丹毒、破伤风的描述详细而精确。对疾病分类方面，�毙匀炔》治�撕� ⑹逼� ⑷炔 ⑽虏 ⒁唣莶‖謇唷6源�拘匀炔〉牟∫颍�岢霾∪艘蚪哟ァ俺遂逯��倍�貌。�笔倍灾虏≡�蛴幸欢ǖ娜鲜叮�缛衔�择ю莺凸钦簦ń岷耍┪��础br>

陈延之撰的《小品方》中亦强调：“天行瘟疫”与“伤寒”的不同。“经心录”中把热性病分为伤寒、热病、风湿、湿病、阴毒、阳毒、热毒、瘟疫、天行节气九种。医家在临床实践中逐步提高了认识。

（2）疾病认疗方法的进步

诊断学：孙思邈的诊断学见解是“夫欲理病，先察其源，候其病机”。他认为诊察病人的时间应选择在早晨，因为早晨饮食还未进，阴气未动，阳气未散，经脉未盛，络脉调匀，气血未乱，精取其脉，知其逆顺。因此，孙氏提出“非其时不用”。再指出“上医听声，中医察色，下医诊脉”。“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孙思邈认为不可只凭脉断病。

治疗学：孙思邈对临床治疗主张是“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他列举很多治疗良方，如水肿病属难治之症，认为盐与水肿有关，应注意忌盐。他对甲状腺肿有一定了解，用容易推广含碘的羊靥代替南北朝时深师采用的鹿靥治疗甲状腺肿。用槟榔治疗绦虫病，用麻黄平咳喘，用乌豆和谷白皮治疗脚气病，用白头翁、苦参治疗痢疾等。

（3）由“辨病论治”向“辩证论治”过渡

唐朝时诊疗倾向于汉朝张仲景奠定的“辩证论治”，主要表现是证候组合。如在《千金方》、《外台秘要》等医籍中，出现在每个病名之下，都列举了大量方剂，这些方剂都是根据不同的证候组合、分类列举的，可以看出逐步由“辨病论治”过渡到“辩证论治”的原则。

2外科

中医的疮疡科就是中医的外科，古代时称为疡医。疮疡科临床掌肿疡、溃疡、金疡与析病。治疗未溃肿物、已溃疮疡、刀枪箭伤与骨伤。正骨在隋唐时期由按摩博士等直接负责教学与医疗，外科手术中较为进步的是正骨科。唐朝骨科医家蔺道人，是一位精通骨科医学的道家。他撰有《仙援理伤继断方》一书。倡导骨伤治疗常规中，强调正骨麻醉，清洁伤口，检查诊断，牵引复位，敷药固定，定期复查等。他在治疗技术上，已能应用手术治疗粉碎性骨折，在改进骨折固定的方法与原则中，强调有效固定与不发生骨折再移位的前提下，患肢应作适应运动，这些治疗与护理，可促使加速愈合与减少伤后病残的发生。

《诸病源候论》中提到，将原属内科杂病的“肺痈”列入外科病证，对恶性肿瘤已有记载，描述“离疽”和“杼疽”的证候特征。此二证均可在半月左右致人于死，揭示这些病的外观主证及预后不良。这是中医对恶性肿瘤的较早记载。

3针灸科

针灸疗法，是我国中医学中一个重要学科，晋代针灸学家皇甫谧编著了《黄帝针灸甲乙经》，书中基本内容是按照脏腑、腧穴、气血、经络、病机、刺灸法及禁忌作了明确的规定，如厘定腧穴的总数是654穴，比内经书上多189个，其中有单穴48个。提出禁针穴8个，不宜深针穴4个，禁灸穴31个。

孙思邈则重视药物和针灸的配合治疗。他提出：“若针而不灸，灸而不针，皆非良医也，针灸不药，药不针灸，尢非良医，知针知药，固是良医”。又提出：“或一病用数十穴，或数病只一穴，皆临时斟酌作法用之”。他最早提出“阿是穴”的名称和作用，据此后世才有天应穴、不定穴的痛点论述和应用。

王焘的《外台秘要》阐述“针能杀生人，不能起死人”的观点，因此王焘只录灸法，不录针法，着重介绍明堂灸法。

4按摩

按摩术是一种古老的疗法。隋唐时期，按摩药法盛极一时，《唐六典》载：“风入肢节脏腑积而疾生，宜导而宣之，使内疾不生，外邪不入。若损伤折跌者，以法正之”。《外台秘要》中载“手当千遍，药力才行”等。总之唐朝的医学发展是辉煌的。

（二）护理实践

隋唐时期，专科医学得到很大的发展，护理实践也相应地丰富起来。

1,外科

《诸病源候论》中对外伤引起肠断急救时说：“肠断裂若一断端不见者，不可救，若两端可见者即可缝合”。并详细说明断肠“

　　记载明代重要史实的编年体史书。谈迁撰。全书正文104卷，卷首4卷。约428万余字。

该书记叙从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九月明太祖朱元璋诞生，到1645年南京沦陷、福王抗清政权灭亡为止的317年间的历史。书中敢于直书《明实录》避而不谈的明朝一些重要史实；对一些重要事件，常以个人和诸家的评论并列于后。其史实注意考订精审，材料有相当的可靠性或参考价值。万历以后七十多年的历史，以及建州女真的发展和后金同明的关系的记载，尤为他书所少见。根据邸报、方志和官吏遗民口述材料编补的崇祯朝十七年的史实，也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但书中叙事有的过于简略，有的事件前后记叙重复且说法不一。另外，封建正统史观、儒家天命论、佛道等迷信思想，在书中也有浓重反映。由于书中对满清颇多贬责，当时成为禁书。《国榷》原稿称百卷，谈迁死后仅有抄本传世，后经浙江海宁张宗祥据蒋氏衍芬草堂抄本和四明卢氏抱经楼藏抄本，及崇祯一朝十卷本互相校补，加以标点，分为一百零四卷，又卷首别作四卷，共一百零八卷。1958年由古籍出版社分六册出版。

编辑本段成书经过

天启元年（1621年），谈迁28岁，谈迁母亲亡故，他守丧在家，读了不少明代史书，觉得其中错漏甚多，因此立下了编写一部真实可信符合明代历史事实的明史的志愿。在此后的二十六年中年中，他长年背着行李，步行百里之外。到处访书借抄，饥梨渴枣，市阅户录，广搜资料，终于卒五年之功而完成初稿。以后陆续改订，积二十六年之不懈努力，六易其稿，撰成了百卷500万字的巨著《国榷》。岂料两年后，1647年8月，书稿被小偷盗走，他满怀悲痛，发愤重写。经4年努力，终于完成新稿。1653年，60岁的他，携第二稿远涉北京，在北京两年半，走访明遗臣、故旧，搜集明朝遗闻、遗文以及有关史实，并实地考察历史遗迹，加以补充、修订。书成后，署名“江左遗民”，以寄托亡国之痛，使这部呕心沥血之巨作得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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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隋唐帝国形成史论

作者：谷川道雄

译者：李济沧

豆瓣评分：87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1-6

页数：362

内容简介：

《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精)》(作者古川道雄)是一本以十六国北朝政治史为具体内容，而以隋唐帝国形成根据和历史本质为问题意识的实证之作，也是作者著称的“豪族共同体理论”由以提出并得以成立的奠基之作。对于这本成名之作，作者自称：“如果说对自己的研究工作有何自负之处的话，那便是密切注意民众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这一点。”《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精)》作者从十六国北朝寻觅隋唐帝国的原始形态和形成动力，指出国家与民众有对立的一面，更有相互依存的一面，“没有民众的积极作用，隋唐帝国便不可能出现”。作者深入到六朝隋唐社会的内部和基层，把摸这一时代的精神脉搏，揭示出从纷乱的十六国发展到强盛的隋唐帝国的历史内在逻辑，突破了战后日本中国史学界强调世界史基本规律而忽视中国历史特色的研究范式，标志着一种新的中国中古史阐释体系的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