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考人名或人物传记资料的工具书既然很多，查考的方法当然也是多种多样的。现概括介绍如下：

一、查几种最常用的工具书

查考人物，可以首先查检几种最常用的工具书，如臧励龢等编的《中国人名大辞典》，彭作桢的《古今同姓名大辞典》，姜亮夫编、陶秋英校的《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的《二十五史人名索引》，杭州大学图书馆编的《中国历代人物年谱集目》等等。

1要了解一个人的姓名、字号、时代、籍贯及其简单的 生平，可查《中国人名大辞典》。该书内容丰富，共收上古至清末四万多人。自1921年由商务印书馆刊行后，至1949年已印至九版，1958年又予重新影印，可见很有使用价值。但它也存在不少缺点，主要是观点陈旧，没有注明人物的生卒年代和传记的出处，以及部分材料失实等，这些都值得使用时注意。

由于大辞典按姓氏笔划编排，而同姓者太多，查检时颇感不便，故商务印书馆于1934年又编四角号码《中国人名大辞典索引》附于书后，也有单行本，读者可加以使用。

此外，有些著名的历史人物，在《辞海》也可以查到。

2中国历史很长，出现了许多同名同姓的人物，读书时容易混淆，要解决这个问题，可查彭作桢编、1934年北平好望书店出版的《古今同姓名大辞典》。该书根据梁元帝《古今同姓名录》、余寅《同姓名录》、陈棻《同姓名谱》、刘长华《历代同姓名录》、汪辉祖《九史同姓名略》而编成。收五万六千七百人，依姓氏笔划编排。

哈佛燕京社1931年为清刘长华《历代同姓名录》编制一部专门索引：《历代同姓名录引得》，可供迅速查找刘书所录人名之用。

3如果你主要想知道人物的生卒年代，可查姜亮夫的《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是书原名《历代名人年里碑传总表》，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所收材料包括钱大昕的《疑年录》、吴修《续疑年录》、钱椒《补疑年录》、陆心源《三续疑年录》、张鸣珂《疑年赓录》、闵尔昌《五续疑年录》和作者自编《六续疑年录》，以及吴荣光《历代名人年谱》、梁廷灿《历代名人生卒年表》、张惟骧《疑年录汇编》中多于上述七种疑年录的人物和大量的碑传资料。解放后经作者订正错误、补充脱略、删汰芜杂和增补若干新的碑传材料，1959年由中华书局重印并改今名。全书收春秋末期至1919年以前去世的人物约一万二千余名，按人物的生年顺序排列，末附人名笔划索引。由于该书引用资料不尽可靠，某些人物的生卒、里第有脱漏和错误，但总的来说还是一本有用的工具书。又旧的《总表》收有名僧，再版时已删去，因此，若查佛教徒的生卒年代，可查陈垣的《释氏疑年录》（中华书局1964年版）。此书根据七百余种佛教典籍、僧传、语录，参考诸家文集、方志和金石碑拓等材料而编成，计收晋至清初有年可考者二千八百人，书末有僧人法名通检，是查考历代僧人事迹，包括名号、籍贯、生卒年月等等的重要工具书。

4研究历史人物，需要查找较详细的传记材料，《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的“备考”栏注明了人物传记的出处，尽管也有错误和遗漏之处，还是可根据这个线索进一步查阅原始资料。另外，可以通过《二十五史人名索引》查阅史书列传。

清人汪辉祖把二十四史中的人名编成《史姓韵编》，曾受到当时学术界的极大重视。但因所收只限二十四史，而且不载帝王后妃及外国诸传人名，又依旧有韵目编排，查检甚不方便，所以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搜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新元史》、《明史》等二十五部正史中全部列传及附见的人名，编成四角号码索引，人名下注明见于某史某卷和开明版二十五史总页数及栏数。又中华书局1936年出版梁启雄等编的《二十四史传目引得》也可以利用，不过此书不及《二十五史人名索引》方便。

5关于人物一生的活动，最详尽的记载莫过于年谱。

哪些人物有年谱可供阅读？一般说来各大图书馆都有书目可查。解放后作为单独的书目出版的有杭州大学的《历代人物谱集目》。该书于1962年铅印，收录年谱约一千八百余种，可以作为参考。但据赵国璋《语文工具书使用法》称，汪訚编《中国历代名人年谱综录》（稿本），收有年谱二二一四种，可见杭大书目失收尚多。此外，李士涛《年谱目录》（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梁廷灿《年谱考略》（载1929年7—11月《北平图书馆月刊》第三卷第一至五号），可以参考。

二、按时代或地域查考人物

除了查上述常用的几种工具书外，也可确定人物的时代和地域范围，利用另外一些工具书试加搜寻。

1先秦人物，可查《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燕大引得第40号，1947年出版）、钟华编《史记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77年出版）和班固的《汉书古今人表》。

《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中有关人名的部分，可供查检先秦至西汉初期人名之用。《史记人名索引》系根据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史记》校点本编制，以姓名或曾用称谓作主目，其他称谓如别名、字、号、封号、谥号、绰号等附注于后，并一律作为参见条目，可以从不同名称进行翻检，是专查《史记》人名，也即查先秦至汉初人物极为重要的工具书。

清梁玉绳《古今人表考》、蔡云《人表考补》、翟云升《校正古今人表考》，可供查阅《汉书古今人表》时作参考。又日本重泽俊郎的《左传人名地名索引》（弘文馆1935年版），也可查找见于《左传》的先秦人物。

2两汉人物，可查明傅山《东西汉书姓名韵》（山西铅印本）、庄鼎彝《两汉不列传人名韵编》（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前书是两汉书的传记索引，后书辑录两汉书中没有专传而散见于纪表或他人列传中提到的人名。另有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编的《汉书及补注综合引得》、《后汉书及注释综合引得》，也都有人名可查。

最近，李裕民编著的《后汉书人名索引》，中华书局已于1979年出版。该书系据1965年出版的《后汉书》点校本编制，收录两汉及三国（魏蜀吴）、两晋的人名。两汉以前的人名，凡属纪传追述世系或有重要价值者，也予收录。这是查找汉代人物尤为重要的工具书。由于此书与前面提到的《史记人名索引》以及下面要介绍的《晋书人名索引》、《隋书人名索引》等等是根据新点校本二十四史编制的，使用较方便，希特别留意。

3三国、两晋和隋代人物，可查王祖彝编《三国志人名录》（商务印书馆1956年版）、张忱石编《晋书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77年版）和邓经元编《隋书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79年版）。

卢弼《三国志集解》于《吴书·吕蒙传》“近者破樊本屯，救酃，逆为孙规所破”句下，用小字加注：“或曰，此语不可解，疑有脱误。”《三国志选》、新标点本《三国志》出于误解，于孙规均不作人名标注。而《中国人名大辞典》、《二十五史人名索引》等又查无孙规其人，读书至此，就不知“孙规”究作何解？一查《三国志人名录》，才知孙规实是人名，除《吕蒙传》外，还见于《孙权传》。该传下有“乃遣吕蒙督鲜于丹、徐忠、孙规等兵二万，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等语，一看便知孙规是东吴将领，所以《三国志选》、新标点本《三国志》于此均作人名标点。可见《吕蒙传》不作人名标注，显系因卢注而产生的偶然疏忽。《三国志人名录》因是索引，在编制过程中很自然地将两处关于孙规的条目合并起来，就可避免上述差错。

通过这一番周折，再读一下《三国志人名录》的出版说明，就进一步了解这部工具书的重要性。原来《二十五史人名索引》三国部分仅以陈寿《三国志》为限，且只收列传及附见人物；《三国志人名录》除了列传及附见人物外，还把文章中提到的人名，甚至裴松之注解中的人名全部收录，而裴注文字要多出陈书数倍，所以查三国时代的人物，一定要知道利用《三国志人名录》。旧燕大编的《三国志及裴注综合引得》，把陈书及裴注中的人名地名官名综合排比，收录的人物极多，关于孙规也有两个出处，可见其用处和《三国志人名录》一样，甚至更为广泛。由此也可以推知前面提到的有关史、汉的三种引得的用处，它们所收的人名同样远远超过了《二十五史人名索引》，值得加以重视。

《晋书人名索引》据1974年11月出版的《晋书》点校本编制，收晋代（包括十六国）、三国（魏蜀吴）及由晋入刘宋的人名。但关系到晋代人物世系的古代人名，仍予收录。书中提到的其他古人，均不收录。本索引以姓名或常用的称谓作主目，其他称谓如字、号、小名、绰号、官名、爵名、谥号等，附注于后。为了方便于从各种名称进行翻检，主目后面附注的所有异称，另立参见条目。全书按四角号码检字法排列，后附笔画检字表，极便查阅。

《隋书人名索引》，据1973年出版的《隋书》点校本编制。该书收录隋代、南朝（宋齐梁陈）、北朝（北魏北齐北周）以及入唐的人名。纪传中上溯隋代人物世系的人名，不受此限，仍予收录。书中提到的其他古人，均不收录。但《隋书·经籍志》中的作者名，一概全收。

另有《新旧五代史人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在排印中，不久将出版发行。以上二书，为查考隋代及五代人物提供了便利。

4宋辽金元人物，主要的可查旧燕京大学编、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的《四十七种宋代传记综合引得》、《辽金元传记三十种综合引得》。

《四十七种宋代传记综合引得》、《辽金元传记三十种综合引得》都提供搜寻古代人物传记资料的重要线索。由于宋辽金元四朝时间上是交叉的，有些见于宋代传记引得的人物，在辽金元传记引得里也能够查到，这两部书有相互补充的作用。

宋代和辽金元的两种引得采用了一些不属于传记性质的书，前者如《桐阴话旧》、《万柳溪边旧话》、《宋诗钞》、《北宋经抚年表》、《南宋制抚年表》，后者如《辽诗纪事》、《辽大臣年表》、《辽方镇年表》、《元诗选》、《元行省平章政事年表》等，或为史表，或为诗选、诗话。从体例上说有问题，但从查考人物来说，资料愈多愈好，这并不算是太大的缺点；相反，诗文集和笔记里还保存着不少关于人物的记载，传记引得为了体例的关系又没有采用这类的书，因此我们如果要比较全面地了解某一个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还不能以引得里所指出的线索为满足。日本梅原郁、衣川强从一三二种宋代文集中收录三千二百人的传记资料（包括行状、墓志铭、神道碑传），按笔划顺序编成《辽金元人传记索引》（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2年版），朱士嘉则从三十三种宋元方志中搜集三九四九人的传记资料编成《宋元方志传记索引》（中华书局1963年版），正好弥补上述不足，有相互补充的作用。而且，正史和许多传记资料汇编收录的人物，一般都是全国性的知名人士，它们不予收录的人物，文集和地方志中往往可以找到。这里着重讲一下方志的作用。如李贽《焚书》中有一篇文章叫做《赞刘谐》，《中国人名大辞典》、《二十五史人名索引》、《八十九种明代传记综合引得》查无刘谐其人，而近年来根据李贽生前的活动范围，终于从《麻城县志》中找到了刘谐是隆庆辛未年进士，做过余干知县，“喜奖寒士，抗上而不慢下”。又如有人整理和研究林则徐的史料，看到有一个名叫李芸渠的人，与林书信往还，甚为相契，但只知此人曾在云南做官，要进一步了解他的情况，查《中国人名大辞典》、《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清代碑传文通检》等都查不到，一查《云南通志》才知李是江西南城人，原名熙龄，芸渠是其字，曾任云南澄江府及广南府知府，主编过《广南府志》、《澄江府志》、《普洱府志》等书。若是根据这个线索再去查有关的府志县志，当有更详尽的材料。这样的例子，实在是举不胜举。

宋元方志较少，已有朱士嘉《宋元方志传记索引》可查。明代有方志八百多部，清代有五千多部，民国一千多部，要编制传记或其它专题索引，规模太大，恐一时难以办到。所以要从明清以来的方志中查找人物，目前只能通过了解人物的出生地（包括生前主要活动地区）而后查阅有关方志。又据朱士嘉介绍，《吴县志列传人名索引》（1939年版），是我国第一部方志人名索引；1934年商务印书馆在影印河北、山东、浙江、湖北、湖南、广东各省通志的时候，书后都附有四角号码索引，人名当然也包括在内，故查考上述地区的人物，可加以利用。

再附带说一下，按地域查考人物，也不失为有效的方法之一。除了查考省志、府州县志乃至镇志、村志以外，尚有备查地方人物的专书，如河北省，可查清孙奇逢《畿辅人物考》；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河南省，可查孙奇逢《中州人物考》；浙江省，可查明徐象梅《两浙名贤录》；广东省，可查明欧大任《百越先贤志》等，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又日本梅原郁编《续资治通鉴长编人名索引》（京都同朋会1978年版），若城久治郎编《辽史索引》（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1937年版），小野川秀美编《金史语汇集成》（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60年版），田村实造编《元史语汇集成》（京都大学人文科学部1961年版），也可以查辽金元之人物。

5明清人物。

明代，可查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的《八十九种明代传记综合引得》；清代，工具书较多，而以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的《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和陈乃乾编、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的《清代碑传文通检》最为重要。

明清两种引得是查考明清两代人物的重要工具书。明代传记引得在排列上偶有疏忽；清代引得只录本名，不列字号，与前几种引得不同，是很大的缺点。

《清代碑传文通检》收有关文集一千零二十五种，分列碑传主人的姓名、字号、籍贯、生卒年代和碑传文的作者及所载书名、卷数，依碑传主姓名笔划排列。凡明朝人死在1644年（崇祯17年）以后及现代人生在1911年（宣统三年）以前的人，一律收入。一人两名或更改姓名的，在附录中作“异名考”；一人数传，而所载生卒互异的，作“生卒考异”。总之，这是一本研究清代史料和查考清代人物的极有用的参考工具书，可与《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参照使用。

此外，如蔡丐因编、世界书局1937年版《清代七百名人传》等可以直接查找人物小传的工具书也还不少，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6近代以来至解放初，可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中的人物传记、人名辞典。人物传记约收一千人，人名辞典拟收四五千人，另有若干人物表。

徐州师范学院郑云波、魏云卿编《中国近代作家传记暨著述要目》（1964年铅印本），将近代作家239人的传记资料出处和他们的生平著作汇集在一起，甚便检索。另有杨家骆编、1937年辞典馆出版的《民国名人图鉴》，日本桥川时雄编、1940年中华法令编印馆出版的《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任嘉尧编、1947年东方书店出版的《当代中国名人辞典》，樊荫南编、1931年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当代中国名人录》，香港《周末报》编辑委员会编、1950年永发印务有限公司印行的《新中国人物志》亦可查考。

三、按身份、职业查考人物

按身份、职业等查考人物，可分两大类：一类如查帝王、大臣、科举出身人物的工具书，主要有李子文编《历代帝王系统表》（1954年上海新亚书店出版），齐召南《历代帝王年表》（四部备要本），吴廷燮编《历代方镇年表》（辽海书社排印线装本），燕大引得编纂处编《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引得》（1934年版），章伯锋编《清代各地将军都统大臣等年表（1796—1911）》（1965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钱实甫编《清季重要职官年表》（1959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清季新设职官年表》（1961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刘寿林编《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1966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燕大引得编纂处编《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1941年版），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处1963年编印的《中国驻外使领年表》（1912—1949）等等。

另一类是查考一些学者、艺术家等等的工具书，主要有潘念之编《思想家大辞典》（1933年世界书局出版），谭正璧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1934年蔚文印书局出版），北京语言学院1978年编印《中国文学家辞典》（古代第一分册），邓元鼎和王默君编《宋元学案人名索引》（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张明仁编《四朝学案人名索引》（1936年世界书局出版），支伟成编《清代朴学大师列传》（1925年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阮元、罗士林、诸可宝、华世芳等编《畴人传四十六卷续编六卷三编七卷近代畴人著述记1卷》（1955年三联书店）出版），黄钟骏编《畴人传四编11卷》（195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孙濌公编《中国画家人名辞典》（1944年神州国光社出版），朱铸禹编《唐前画家人名辞典》（1961年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和《唐宋画家人名辞典》（1958年北京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出版），洪业辑、1934年北平哈佛燕京社印行《清画传辑佚三种附引得》，曹惆生编《中国音乐舞蹈戏曲人名词典》（195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等等。另有郭味蕖编《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北京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8年版），徐邦达编《历代流传书画作品编年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版），傅抱石编《中国美术年表》（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等学术年表，也可查有关人物。

明末清初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黄宗羲著《明儒学案》六十二卷，列述有明一代十九个学派和二百多名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思想，是我国第一部较为完善的学术思想史。继《明儒学案》后，他又撰述《宋元学案》，每个学案列有一“表”，对于师友的渊源，各派的支流，了如指掌；每案之后又编有“附录”，把时人及后人正反两方面的评论广加搜罗，比《明儒学案》的编写似又有所改进。可惜此书没有完成，黄宗羲就去世了。其后由其子百家续写一部分，而主要由全祖望续成。全书一百卷，列有九十一个学案，叙述的学者多达两千余人。清江藩著《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清人唐鉴著《清学案小识》，合称《清儒学案》。《清儒学案》与《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又合称《四朝学案》。这是查考宋、元、明、清四个朝代的学术家的重要参考材料，读者尤需注意。《四朝学案》目前通行的平装书有商务印书馆和世界书局两种本子。鉴于《明儒学案》已收入《八十九种明代传记综合引得》，《清儒学案》已入《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故商务印书馆于1936年又出版邓元鼎、王默君编的《宋元学案人名索引》，读者可分别加以利用。另外，世界书局本第四册附有张明仁编制的《四朝学案人名索引》，共收二百多卷书中所载有传及附传学者三千余人，按姓氏笔划排列，亦于1936年出版，更便检索。

《畴人传》收有我国从上古传说时代起到清末止天文数学家四百人（附录西人五十二人）的传记。另有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第一机床厂编的《科学技术发明家小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中外科学家小传》编写组所撰《中外科学家小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等书，都是查考科学家传记的有用工具书。

凡是中华书局重印的宋代、辽金元、明、清四种传记引得已收录的人物传记（见前表），本章不再单独介绍，以免重复。

又蔡金重编、1937年燕京哈佛社印行的《藏书纪事诗引得》，是查考历代藏书家资料的有用工具书。

《藏书纪事诗》，叶昌炽著，共辑录五代至清的藏书家一千余人的材料。伦明著《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则是叶书的续辑。《引得》将以上二书中的有关条目按中国字庋撷法混合编排，以人名等为主目，下注朝代、字号、籍贯、室名、印鉴及著述选辑校刻诸书名，再注出处；以字号、室名等为见目，只注其所属的主目，不注出处。不会查中国字庋撷法者，另有笔画索引可查。

蔡金重编、哈佛燕京社1941年印《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作者引得》，李书春编、1934年印《唐诗纪事著者引得》，林斯德编、1931年山东大学图书馆出版《全唐诗文作者引得合编》，燕大引得编纂处1934年出版《宋诗纪事著者引得》、《元诗纪事著者引得》，以及中华书局1965年编辑出版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篇名目录及作者索引》，也都是查考古代文学家的有用工具书。

四、从字号、笔名等转查人物本名

中国人的名号最繁：有名，有字，有号，有别名，有别号，有室名，近代作家更有各种各样的笔名，而且多有以字号或笔名闻世而本名转被忽略者。一般工具书多数是以姓名为主，下附字号，难以直接查找，这样就非要有以字号、笔名等为主目倒过来转查人物本名的工具书不可。因此，陈德芸编、广州岭南大学图书馆1937年出版的《古今人物别名索引》，陈乃乾编、中华书局1957年重印的《室名别号索引》，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77年编辑出版的《民国以来人名字号别号索引》，蔡金重编、燕京大学1934年出版的《清代书画家字号引得》，商承祚和黄华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60年出版的《中国历代书画篆刻家字号索引》，蒋星煜编、燎原出版社1934年出版的《作家笔名索引》，袁涌进编、中华图书馆协会1936年出版的《现代中国作家笔名录》，以及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室1959年编印的《中国现代作家笔名录》，都成为极其有用的工具书。

又唐人喜以行第（排行）相称，如“白二十二”即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元九”即元稹。岑仲勉著《唐人行第录》（中华书局1962年版）是查考唐人行第的有用工具书。

此外，还有专查谥号、庙号、尊号、史讳的工具书。在封建时代，人死后按其生前事迹评定一个称号，以示褒贬，叫做谥号。帝王之谥，由礼官议上，臣下之谥，由朝廷赐予。谥号有一些按照地主阶级观点赋予特定涵义的字，如“经纬天地日文”、“威强睿德曰武”、“安民立政曰成”、“杀戮无辜曰厉”、“好内远礼曰炀”、“恭仁短折曰哀”、“在国遭忧曰愍”等等。东汉开始又有私谥，如夏恭卒，诸儒私谥曰宣明君；陈寔卒，海内赴吊者三万余人，共谥为文范先生。

从汉代起，帝王又有庙号，如某祖、某宗等等。有些帝王后世即以庙号相称，如“汉高祖”、“唐太宗”。唐代起皇帝还有尊号，或生前所加，或死后追加，全是尊崇褒美之词，如清代那拉氏为皇太后，尊号累积有慈禧等十六字之多。

另外，旧时对帝王将相或尊者不敢直称其名，需要避讳。避讳的办法归纳起来有三种：一、因讳改字；二、空字；三、缺笔。由于避讳而更改人名、地名、官名等等，造成文献资料上一些混乱现象，需要参考一些专讲史讳的书籍以了解这方面的常识。

清刘长华编《历代名臣谥法汇考》（光绪刊本），雷廷寿编《清谥法考》（1924年铅印本），沈炳震编《廿一史四谱》（1936年商务国学基本丛书本），陆费墀编《历代帝王庙谥年讳谱》（道光本），陈垣《史讳举例》（1958年北京科学出版社出版）等等，是查考谥号、庙号、尊号和史讳方面的工具书，其中《史讳举例》尤为重要。

五、查外国人

查考外国人物，有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1963年出版的《外国哲学社会科学人名录》，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图书资料研究室编、商务印书馆1964年出版的《苏联哲学社会科学人名录》，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1965年出版的《近代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人名资料汇编》，张英伦、吕同六、钱善行、胡湛珍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外国名作家传》（上下册）等书。

《近代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人名资料汇编》，内容丰富，极为重要。该书资料全部选译自1950—1958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1958年版《英国大百科全书》、1959年版和1961年版《美国大百科全书》、美国出版的1941—1954年各卷和1959年卷《当代人物传记》、美国出版的1930—1935年版《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和日本出版的1953—1955年版《大人名辞典》。收集范围以近代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思想家和学者为主，同时酌量收录政治人物和社会活动家，以及少数和我国近代、现代史有关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人、外交人员和传教士等。所收人物以卒于1870年及以后者为限（即卒于1870年以前的都不收），大体上上及整个十九世纪，下迄当代。全书共收人名约七千五百条。由于资料来源的限制，所收欧洲和北美洲人物大大多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物，已经去世的人物大大多于当代的人物；同时，因取材于各种不同来源，所以资料的立场观点不一，着重点和详略也都不一，使用时宜注意。

解放前出版的几种工具书，如唐敬杲等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现代外国人名辞典》，潘念之和金溟若编译、上海世界书局1936年版《世界人名大辞典》，刘炳藜等编、中华书局1940年版《中外人名辞典》，也可查考。

另外，辛华编、外文书店1970年版《法语姓名译名手册》、《德语姓名译名手册》和197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语姓名译名手册》（修订本）、《西班牙语姓名译名手册》、1970年版《葡萄牙语姓名译名手册》、1970年版《拉美常用缩写手册》、1970年版《日本姓氏手册》，张竞干、黄竟成、王鉴明主编、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日本姓名译名手册》，史群编《日本姓名词典》，计分拉丁序、汉字序、和名序三册，商务印书馆已于1979年出版拉丁序本，其余二册亦即将出版。以上工具书，可供翻译工作者参考。

　　1、阎公的故事原文：

是日正是九月九日。王勃直诣帅府，正见本府阎都督果然开宴，遍请江左名儒，士夫秀士，俱会堂上……其他文词超绝、抱玉怀珠者百余人，皆是当世名儒。王勃年幼，坐于座末。少顷，阎公起身，对诸儒道：“帝子旧阁，乃洪都绝景。是以相屈诸公至此。欲求大才，作此《滕王阁序》，刻石为碑，以记后来，留万世佳名，使不失其胜迹。愿诸名士勿辞为幸！”遂使左右朱衣吏人，捧笔砚纸至诸儒之前。诸人不敢轻受，一个让一个，从上至下，却好轮到王勃面前。王勃更不推辞，慨然受之。满座之人，见勃年幼，却又面生，心各不美。相视私语道：“此小子是何氏之子？敢无礼如是耶！”此时阎公见王勃受纸，心亦怏怏。遂起身更衣，至一小厅之内。阎公口中不言，自思道：“吾有婿乃长沙人也，姓吴名子章，此人有冠世之才。今日邀请诸儒作此记，若诸儒相让，作此文以光显门庭也。是何小子，辄敢欺在堂名儒，无分毫礼让！”吩咐吏人，观其所作，可来报知。良久，一吏报道：“豫章故郡，洪都新府。”阎公道：“此乃老生常谈，谁人不会！”一吏又报道；“星分翼轸，地接衡庐。”阎公道：“此故事也。”又一吏报道：“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阎公不语。又一吏报道：“物华天宝，龙光射斗牛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阎公道：“此子欲与吾相见也。”又一吏报道：“雄州雾列，俊彩星驰。台隍枕夷夏之交，宾主尽东南之美。”阎公心中微动，想道：“此子之才，信亦可人！”数吏分驰报句，阎公暗暗称奇。又一吏报道：“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阎公听罢，不觉以手拍几道：“此子落笔若有神助，真天才也！”遂更衣复出至座前。宾主诸儒，尽皆失色……须臾文成，呈上阎公。公视之大喜，遂令左右，从上至下，遍示诸儒。一个个面如土色，莫不惊伏，不敢拟一字……阎公乃自携王勃之手，坐于左席道：“帝子之阁，风流千古；有子之文，使吾等今日雅会，亦得闻于后世。从此洪都风月，江山无价，皆子之力也。吾当厚报。”

2、阎公的故事赏析：

现在凡是讲解《滕王阁序》的人，都不能不提到这段有趣的“历史”。其实，很多“正史”的记载是不能当真的，对上面引述的这段“野史”就更应该换个眼光来看了。

话又说回来，既然明明白白地写在古籍之中，且又家喻户晓，那就成了谁也没法否认的历史事实，留给我们思考的余地只是如何评价这一凝固的“历史”了。

故事中的阎公对王勃似乎是一个极好的反衬。一个是官僚，一个是才子；一个老谋深算，一个不知高低；一个尴尬，一个风流。这很有回环曲折、悬念迭起的戏剧特色，也很合厌恶官僚、同情弱势族群的平民心理。然而，无论杜撰者怎样改编，阎公总不会成为反面角色，因为阎公的表现没有使人失望。正是他创设了“笔会”这样一个激活才子思维的情境，并能慧眼识国才，才使王勃有一展雄才之机，使《滕王阁序》问世，“从此洪都风月，江山无价”。

或许人们不能容忍的是阎公的“私心”：他开宴“遍请江左名儒”，拟作“滕王阁序”，好像是以借刻石碑为名，行替女婿“留万世佳名”之实。这里，且不论那段描写阎公心理活动的文字是否真实可靠（那段对阎公“尴尬”描述纯属艺术创作，因为客观地讲，作者不可能深入阎公的心灵窥见阎公的全部思想活动，这里实有点“莫须有”），即使属实吧，作为一郡之首的阎公主办大场面的笔会，为了确保成功，心里留几块好底牌也是完全应该的。再说，人必有私，打点小算盘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他并没有私刻爱婿“奇文”于其上（依他的权力，是完全可以这么做的），而是采用公开、公平、公正的办法，让“士夫秀士”“抱玉怀珠者”挥毫泼墨，自由展开竞争，明示夺魁者“留万世佳名”。退步说，举贤不避亲，倘若其贤婿有佳作能膺服众人而折桂，那也不能全算“作弊”吧。

可见，阎公是一个好官。他的“好”还在于有“胆识”。历来人以文传，地以人传。就阎公的话说“帝子旧阁，乃洪都绝景”，而若无佳作做衬托，不免有些遗憾，便求大才挥毫作序，“使不失其胜迹”。就现在的话说就是发展旅游事业，振兴当地经济，此一“识”也。当时王勃只是个14岁的过路省亲的毛头小伙子，并无官职，而阎公能将他邀入宴会，同样地“请写序文”，充分说明阎公不讲社会地位，不论资排辈，不拘一格选人才，些二“识”也。他对那些“老生常谈”、谁人都会的文章嗤之以鼻，对专会罗列“故事”的俗套之文不屑一顾，而对有新意的绝妙好辞能慧眼识珠。当王勃写出“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佳句时，阎公“不觉以手拍几道：‘此子落笔若有神助，真天才也！’遂更衣复出至座前”，“乃自携王勃之手，坐于左席道：‘帝子之阁，风流千古；有子之文，使吾等今日雅会，亦得闻于后世。从此洪都风月，江山无价，皆子之力也。吾当厚报’。一锤便敲定了王勃《滕王阁序》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阎公是《滕王阁序》的助产婆。阎公之于王勃，恰同导演之于演员、伯乐之于千里马。只可叹，人们都争赞莲花之美丽却忘了淤泥之功！”

阎公是今麻城市阎家河人。据《麻城县志》（卷十九）载：“阎公伯屿，（本邑）阎家河人，唐进士。咸亨二年为洪州都督。时，征役繁重，公专以惠化招抚，州境大治。喜文学，曾大会宾僚于滕王阁。才子王勃为序，阎公深赏之，至今艺林传为美谈。后量移抚州，百姓相率随之，舟航相继，其见爱如此，到抚一年，复大治。元宗朝征户部侍郎，未至卒。”从文中可以看出，阎公对王勃的文才是“深赏之”的，并无打压英才，抬举爱婿的小动作。至于为官，政绩又是十分显著的。“后量移抚州，百姓相率随之，舟航相继，其见爱如此，到抚一年，复大治。元宗朝征户部侍郎”。这又从侧面表现出阎公清正廉洁的人格风范。因此，洪都之有滕王阁是都之幸，滕王阁之遇王勃是阁之幸，王勃之遇阎公是勃与阁之大幸也！

直接找李自魁（灵宝县焦村人）的资料不好找，但只要找到当年陕县（州）中共领导赵群一，离李自魁就不远了。或者以李自魁另一名字李子奎搜索，下面摘录网上搜集的一些关于李自魁的史料：

1947年10月24日夜 灵宝县李自魁（李子奎）民团l 500余人，分5路进攻灵宝县尹庄土改工作队总部，激战到26日，被人民解放军击退。27日，国民党西北战区副司令长官裴昌会率整一师和30师组成的陕州兵团共6个旅东犯，30师27旅及李自魁民团，包围尹庄，激战4小时，人民解放军突围，由川l口撤入伏牛山。 10月27日灵宝县反动势力联合成立豫西人民自卫军，李自魁任司令。11月13日，胡宗南任命李自魁为“西安绥靖公署灵阌自卫军”指挥官。11月17日灵宝县地主武装保安队枪杀、铡杀、活埋虢镇区干队员和翻身队民兵50余人。

1949年4月6日，国民党灵宝地方武装头子、国民党新一师师长李自魁（又名李子奎）率部1300余人犯河南卢氏县，地方人民武装力量在陕州地委组织部长赵群一的部署和三分区司令员殷义盛亲自指挥下，激战两小时，歼敌60多人，伤80多人，俘少校以下军官242人，获抢200多支。

49年6月10日国民党第l9绥靖区副司令长官刘希程率部于灵宝县城起义。起义军新一师师长李自魁挟部叛变，联合国民党军队袭击灵宝、阌乡县城，陕州军分区部队西驰援助起义军，击退叛军。

1950年2月23日，灵宝县人民政府在虢略镇召开公审大会，处决了大土匪头子李子奎。

由军统局长毛人凤操纵任命的中西南地区的土匪军

1、豫西剿共司令部：司令：程秀之

辖：新编第1师长：李子奎 新编第2师长：任泰升

新编第3师长：任秦生 保安第6旅长：王作章

黄河特务支队司令：刘？

绥远特务支队司令：…？

另92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灵宝县志》以及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南天烽火：中南大剿匪》或许可以提供线索。

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的李健著《崤函抗战》有‘陕县地下党的优秀干部赵群一’一文，为赵群一小传。

超星数字图书馆----河南文史资料<<卢氏文史资料 第三辑>>有‘痛击李自魁/赵群一 ’一文，如能找出，对李自魁资料的搜集当大有裨益。

赵群一(又名赵立命)1939年1月以后先后担任中共陕灵地委负责人兼组织部长和陕县县委书记以及南阳中心县委书记等职。47年后任陕南地委宣传部长、伏北工作委员会副书记、陕州地委副书记、淮阳地委书记、河南机械工业厅厅长等职。遗憾的是91年已去世。

可以再找找这位老人：

在灵宝市阳平镇敬老院里，绿荫葱葱，月季花竞相开放，卢文焕老人喜笑颜开。6月15日是他的86岁生日，在他和老伴刘文兰居住的房间前，灵宝法院的几名法官举杯为他祝寿，卢文焕老人脸上洋溢着幸福和感激。

卢文焕是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老人，在他的眼镜盒里，至今还保存着当年豫西地区特大匪首李子奎的黑白一寸照。李子奎在解放前号称豫西地区杀人恶魔，曾先后残杀人命达720余人。1949年12月，卢文焕在剿匪战斗中将李子奎生擒，被人们誉为伏虎英雄，成为受到毛泽东主席点名表扬的特等功臣。1953年，卢文焕离开了部队和战友，回到阳平沟南村，做起了一个普通的农民。

再有这个网址：

http://tiebabaiducom/fkz=201380674

连年灾害严重的豫西，土匪蜂起，有名的大土匪“老洋人”、张寡妇、王天纵等都曾祸害过灵宝。灵宝境内土生土长的李子奎、李凤麟也给当地百姓带来了极大的恐慌。为害豫西地区的主要是“经济土匪”，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钱财。而且灵宝的土匪一般不抢劫，他们主要依靠绑票聚敛钱财。送传帖给富户勒索钱财叫“飞票”，绑架人质索要赎金，这人质就叫“肉票”，绑架的黄花大闺女叫“快票”。为什么叫“快票”呢？因为姑娘被土匪绑架，过夜的话就有危险，所以往往是这边被绑走，脚跟脚赎金就送来了，于是就叫“快票”。

勒索的价码也没有统一的标准，一般视被绑架者的家庭状况而定。按土匪们的说法就是：绑“**”（富人）挣大钱；抓“土票”（穷人）“还换不了一只鸡吃”。灵宝河西村境内汉山上的一道石梁下，至今还保留着当年土匪开凿的用来绑“肉票”的一溜石栓。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灵宝当地的地主、乡绅纷纷筑寨御匪。每当大队土匪过境时，寨外的百姓也会带上家里稍稍值点钱的东西躲进寨中，农村上点年纪经历过的老人管这叫跑匪。

啸聚而来的土匪一旦强行攻寨，村民困守寨子的日子，可能是数天也可能是数周。根据经验，村民们一般会在寨内预备一些维持活命的必要物什，如水、粮食、厨具等。杨公寨作为一个具有过日子和防匪双重功能的建筑群，寨内的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寨中居民应该可以做到长期困守。

李凤麟是今灵宝五亩村人，他“起杆”大约也是因为饥饿。在同样受饥饿死亡威胁的乡民中，李凤麟很快就拉起了一支几十人的队伍。杆子拉起来，弟兄们要吃饭，不需要什么老师，李凤麟迅速就掌握了他的前辈们的生存手段———绑票。为害乡里一段时间之后，当地的地主武装和县里的部队闻讯前来镇压。逃过几次围剿，李凤麟把根据地搬到了离五亩不远的杨公寨。

人民日报1950年1月刊载文章：

为生产建设扫清道路 河南省肃清股匪 一年歼土匪十三万余 新华社 (19500115)

新华社开封十四日电河南境内股匪已全部消灭，散匪亦大部肃清。人民解放军河南军区一九四九年全年剿匪战绩公报称：河南向为多匪之区，自蒋匪主力大部消灭后，国民党特务即到处组织土匪，妄图待机复辟，继续压迫人民。一年来，土匪在我军连续不断清剿下，特别是去年六月间中共中央华中局明确指示河南地区以剿匪、反恶霸、发动群众为中心任务，中共河南省委继又号召全力完成此项历史任务后，我驻河南全体野战军及军区武装，坚决响应此一号召，纷纷订出立功计划。部队在“土匪不消灭誓不收兵”的决心下，七月下旬，展开了对土匪的全面围剿，同时并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和发动群众工作，使剿匪反霸密切结合起来，形成空前的群众性的清匪反恶霸运动，一年来共歼匪十三万余名。

据初步统计：全年共毙伤匪豫西暂四师副师长兼团长刘茂亭、皖北绥靖区副总指挥白云建等匪首以下共五千七百八十一名。

俘匪豫西新一师师长李子奎。新二师副师长胡俊平、游击司令兼师长陈定侯、绥远支队支队长酆励、鄂豫人民自卫军指挥官郑腾云等以下五万二千六百二十九名。

向我投降者计：匪豫西新二师师长任泰升、新三师副师长宁干臣、支队长任宗禄等以下一万二千一百九十名。

登记悔过者计：匪新三师团长王云亭等以下六万一千六百八十五名。

全年共缴获各种炮二百十六门，轻重机枪九百三十四挺，各种长短枪十五万七千七百零九支，各种子弹二百零三万六千余发，其他电话、电讯器材、军用物资甚多。

王勃的故事

唐代著名诗人。王勃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齐名，齐称“初唐四杰”，其中王勃是“初唐四杰”之冠。

中文名：王勃

别名：字子安

国籍：中国

民族：汉

出生地：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

出生日期：650年

逝世日期：675年

职业：诗人

主要成就：诗词

代表作品：《滕王阁序》;《杜少府之任蜀州》

所处年代：唐朝

原文

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阁，宿①命其婿作序以夸客②，因出纸笔遍请客，莫敢当，至勃③，泛然④不辞。都督怒，起更衣，遣吏伺其文辄报。一再报，语益奇⑤，乃矍⑥然曰：“天才也!请遂成文!极欢罢。“

勃属文⑦，初不精思，先磨墨数升，则酣饮，引被覆面卧，及寤⑧，援笔成篇，不易一字，时人谓勃为腹稿。

注释

注释①宿：事先。②夸客：向宾客夸耀(女婿的才能)。③勃：指王勃。④泛(fàn)然：轻松、愉快之意。⑤语益奇：(勃文)语益奇。⑥矍(jué)：惊惶貌。⑦属(zhǔ)文：写文章。属，连缀。⑧寤：睡醒。

翻译

译文：九月九日重阳节，都督阎伯屿要大宴宾客。为了让自己的女婿在宾客面前显示才华，早就嘱咐他构思一篇序文，到时拿出来，又使人觉得是即席之作。宴会开始，阎伯屿谦恭地拿着纸笔，一个一个地请客人写序文，而客人都谢辞了。轮到最后一个客人，是小小年纪的王勃，料想也不敢来接纸笔，但仍然把纸笔送了过去，颇显都督的“风度”。王勃却毫不客气地接过了纸笔。阎伯屿一楞，但又莫可如何，然后满脸愠色地借口上厕所离开了宴会厅，私下则教属官观察动静，随时通报情况。当第一次报“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时，阎伯屿说，这是“老生常谈”；二次报“星分翼轸，地接衡庐”时，未作声；三次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时，阎伯屿突然地站了起来说：“天才！天才！他的文章可以传世了。”阎伯屿的心情非常高兴。

王勃写文章，开始时并不仔细思考，先磨很多墨，然后喝酒，蒙被大睡，醒来后，提笔成文，不改动一个字，当时的人都以为王勃预先打好了草稿。

拓展

1王勃（649～676年），唐代诗人。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王勃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齐名，齐称“初唐四杰”，其中王勃是“初唐四杰”之冠。王勃为隋末大儒王通的孙子（王通是隋末著名学者，号文中子），王通生二子，长名福郊，次名福峙，福峙即王勃之父，曾出任太常博士、雍州司功、交趾县令、六合县令、齐州长史等职。可知王勃生长于书香之家。王勃也是王绩的侄孙。2王勃才华早露，14岁，应举及第，后来他的才华更是锋芒毕露，在那时就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齐名并称为初唐四杰。乾封初(666年)为沛王李贤征为王府侍读，两年后因戏为《檄英王鸡》文，被高宗怒逐出府。随即出游巴蜀。咸亨三年(672年)补虢州参军，因擅杀官奴当诛，遇赦除名。其父亦受累贬为交趾令。上元二年(675年)或三年(676年)，王勃南下探亲，渡海溺水，惊悸而死。其诗力求摆脱齐梁的绮靡诗风，文也有名，著名的《滕王阁序》就出自他之手。都督阎公（扩展阅读）“都督阎公”

刘宏

前不久，去江西南昌滕王阁游览时，讲解员津津有味地讲了许多关于滕王阁的轶闻趣事，其中自然少不了“都督阎公”的那段“精彩”的“尴尬”。虽然这未必全是历史事实，但也不能说语出无据。这段“趣闻”最早见于唐末五代时人王定保的《唐摭言》（卷五），不过，还算是小说《醒世恒言》中的《马当神风送滕王阁》写得详细些，兹引如下：

是日正是九月九日。王勃直诣帅府，正见本府阎都督果然开宴，遍请江左名儒，士夫秀士，俱会堂上其他文词超绝、抱玉怀珠者百余人，皆是当世名儒。王勃年幼，坐于座末。少顷，阎公起身，对诸儒道：“帝子旧阁，乃洪都绝景。是以相屈诸公至此。欲求大才，作此《滕王阁序》，刻石为碑，以记后来，留万世佳名，使不失其胜迹。愿诸名士勿辞为幸！”遂使左右朱衣吏人，捧笔砚纸至诸儒之前。诸人不敢轻受，一个让一个，从上至下，却好轮到王勃面前。王勃更不推辞，慨然受之。满座之人，见勃年幼，却又面生，心各不美。相视私语道：“此小子是何氏之子？敢无礼如是耶！”此时阎公见王勃受纸，心亦怏怏。遂起身更衣，至一小厅之内。阎公口中不言，自思道：“吾有婿乃长沙人也，姓吴名子章，此人有冠世之才。今日邀请诸儒作此记，若诸儒相让，作此文以光显门庭也。是何小子，辄敢欺在堂名儒，无分毫礼让！”吩咐吏人，观其所作，可来报知。良久，一吏报道：“豫章故郡，洪都新府。”阎公道：“此乃老生常谈，谁人不会！”一吏又报道；“星分翼轸，地接衡庐。”阎公道：“此故事也。”又一吏报道：“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阎公不语。又一吏报道：“物华天宝，龙光射斗牛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阎公道：“此子欲与吾相见也。”又一吏报道：“雄州雾列，俊彩星驰。台隍枕夷夏之交，宾主尽东南之美。”阎公心中微动，想道：“此子之才，信亦可人！”数吏分驰报句，阎公暗暗称奇。又一吏报道：“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阎公听罢，不觉以手拍几道：“此子落笔若有神助，真天才也！”遂更衣复出至座前。宾主诸儒，尽皆失色须臾文成，呈上阎公。公视之大喜，遂令左右，从上至下，遍示诸儒。一个个面如土色，莫不惊伏，不敢拟一字阎公乃自携王勃之手，坐于左席道：“帝子之阁，风流千古；有子之文，使吾等今日雅会，亦得闻于后世。从此洪都风月，江山无价，皆子之力也。吾当厚报。”

凡是讲解《滕王阁序》的人，都不能不提到这段有趣的“历史”。其实，很多“正史”的记载是不能当真的，对上面引述的这段“野史”就更应该换个眼光来看了。

话又说回来，既然明明白白地写在古籍之中，且又家喻户晓，那就成了谁也没法否认的历史事实，留给我们思考的余地只是如何评价这一凝固的“历史”了。

故事中的阎公对王勃似乎是一个极好的反衬。一个是官僚，一个是才子；一个老谋深算，一个不知高低；一个尴尬，一个风流。这很有回环曲折、悬念迭起的戏剧特色，也很合厌恶官僚、同情弱势族群的平民心理。然而，无论杜撰者怎样改编，阎公总不会成为反面角色，因为阎公的表现没有使人失望。正是他创设了“笔会”这样一个激活才子思维的情境，并能慧眼识国才，才使王勃有一展雄才之机，使《滕王阁序》问世，“从此洪都风月，江山无价”。

或许人们不能容忍的是阎公的“私心”：他开宴“遍请江左名儒”，拟作“滕王阁序”，好像是以借刻石碑为名，行替女婿“留万世佳名”之实。这里，且不论那段描写阎公心理活动的文字是否真实可靠（那段对阎公“尴尬”描述纯属艺术创作，因为客观地讲，作者不可能深入阎公的心灵窥见阎公的全部思想活动，这里实有点“莫须有”），即使属实吧，作为一郡之首的阎公主办大场面的笔会，为了确保成功，心里留几块好底牌也是完全应该的。再说，人必有私，打点小算盘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他并没有私刻爱婿“奇文”于其上（依他的权力，是完全可以这么做的），而是采用公开、公平、公正的办法，让“士夫秀士”“抱玉怀珠者”挥毫泼墨，自由展开竞争，明示夺魁者“留万世佳名”。退步说，举贤不避亲，倘若其贤婿有佳作能膺服众人而折桂，那也不能全算“作弊”吧。

可见，阎公是一个好官。他的“好”还在于有“胆识”。历来人以文传，地以人传。就阎公的话说“帝子旧阁，乃洪都绝景”，而若无佳作做衬托，不免有些遗憾，便求大才挥毫作序，“使不失其胜迹”。就话说就是发展旅游事业，振兴当地经济，此一“识”也。当时王勃只是个14岁的过路省亲的毛头小伙子，并无官职，而阎公能将他邀入宴会，同样地“请写序文”，充分说明阎公不讲社会地位，不论资排辈，不拘一格选人才，些二“识”也。他对那些“老生常谈”、谁人都会的文章嗤之以鼻，对专会罗列“故事”的俗套之文不屑一顾，而对有新意的绝妙好辞能慧眼识珠。当王勃写出“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佳句时，阎公“不觉以手拍几道：‘此子落笔若有神助，真天才也！’遂更衣复出至座前”，“乃自携王勃之手，坐于左席道：‘帝子之阁，风流千古；有子之文，使吾等今日雅会，亦得闻于后世。从此洪都风月，江山无价，皆子之力也。吾当厚报’。一锤便敲定了王勃《滕王阁序》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阎公是《滕王阁序》的助产婆。阎公之于王勃，恰同导演之于演员、伯乐之于千里马。只可叹，人们都争赞莲花之美丽却忘了淤泥之功！”

阎公是今麻城市阎家河人。据《麻城县志》（卷十九）载：“阎公伯屿，（本邑）阎家河人，唐进士。咸亨二年为洪州都督。时，征役繁重，公专以惠化招抚，州境大治。喜文学，曾大会宾僚于滕王阁。才子王勃为序，阎公深赏之，至今艺林传为美谈。后量移抚州，百姓相率随之，舟航相继，其见爱如此，到抚一年，复大治。元宗朝征户部侍郎，未至卒。”从文中可以看出，阎公对王勃的文才是“深赏之”的，并无打压英才，抬举爱婿的小动作。至于为官，政绩又是十分显著的。“后量移抚州，百姓相率随之，舟航相继，其见爱如此，到抚一年，复大治。元宗朝征户部侍郎”。这又从侧面表现出阎公清正廉洁的人格风范。因此，洪都之有滕王阁是都之幸，滕王阁之遇王勃是阁之幸，王勃之遇阎公是勃与阁之大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