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版刻述略http://wenkubaiducom/view/2634c9d63186bceb19e8bbf4html这个链接是全文,一万字不止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也是中华民族贡献于世界文化殿堂的一株璀璨夺目的奇葩。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实物遗存两相印证，可知至迟在唐代初叶，雕板印刷术就已经出现并应用于书籍的镂版施印了。其后经五代、宋、元的发展和完善，至明而达于极盛。其间所刻，无论规模之巨、数量之大、拟或内容之丰富，皆远逾前代不知凡己。本文即略述明代版刻的源流递嬗，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斧正。

　　一、明代版刻大发展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

　　无庸置言，中国古籍刻印史的鼎盛时期出现于明绝非偶然，而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相互制约的结果，是社会需要的必然。具体些说，其原因大抵有四：

　　1、明王朝文制政策的需要

　　公元1368年，朱元璋率众削平群雄，驱逐元统治者至漠北，在金陵（今南京）即皇帝位，改元洪武，建国号大明，是为明太祖。

　　明太祖出身于农家，苦无学术。但是，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他深谙“武定祸乱，文治太平”这一封建社会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在国事初定的洪武二年（1369年），他就诏谕中书省：“朕恒谓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行教化，施教育，在此可以说是作为基本国策而颁示的。欲行此道，图书的作用就显得极为重要，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因此，明洪武时期，屡次下诏颁《四书》、《五经》、《通鉴纲目》、《说苑》等有补“教化”的书于学校。朱元璋只能说粗通文墨，但他却写了不少有助于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冀使明王朝能“永延帝祚”的书。如洪武六年（1373年）成《祖训录》，垂训子孙说：“后世守之，则永保天禄。苟作聪明，乱旧章，违祖训，亡无日矣！”在这里，图书成了教育其后代恪守祖宗成法，以使帝位罔替的重要手段。

　　其实，早在明立国之前，朱元璋就对图书事业显现出了极大兴趣。据明朱国桢《皇明大政记》卷一载：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发兵攻灭陈有谅，即下令访求遗书。明王世贞《命将征讨考》则云：“徐达入北京，封其库府图书宝物。”由此可见，对图书及其教化作用的重视，对明太祖来说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是其大政方针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元以北方游牧民族统治中国近百年，文化事业相对落后，书业亦然。据统计，现存元人旧刻不过六、七百部，仅及两宋所遗之太半，就很可以说明这种情况。明太祖历百难千劫始克“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大业，通过重振书业复兴汉民族的传统文化，不仅是其统治政策的需要，也是摆在明王朝面前的一个艰巨任务，亦即明代书业极隆极盛的一个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

　　明王朝立国之初，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有利于书业发展的举措，就是上述政策的具体化。据《明会要》卷二十六载：“洪武元年八月，诏除书籍税。”同时免去税收的还有笔、墨等图书生产物料和农器。可见在明太祖心目中，作为文化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书业，与恢复农业生产，解决民生问题是处于同等地位上的。二十三年冬，则“命礼部遣使购天下遗书善本，命书坊刊行。”（亦见《明会要》）前者是通过让利于民来刺激书业的发展，后者则是由中央政府组织的、自上而下的大规模图书刊刻活动。从官购图书予民刊刻而言，又颇有点民办官助的味道。明王朝对书业的重视，可以说不遗余力了。明享国270余年，自洪武至崇祯历十七帝，其间固然不乏昏庸糊涂，乃至胡天胡地的皇帝，对书业却基本上采取保护、扶持政策，这对明代书业的发展、繁荣，也是一个重要的保证。

　　2、学术发达，著述丰富，出版政策相对宽松

　　文祸不断，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书史的一大特色。类似事件，明代也时有发生。但查诸史籍，除了攻讦程、周、张、朱之学的“惑世”之说，或直接与政治斗争有牵连的著述，如明成祖诏令焚毁有干靖难的史料就是一例，对于民间一般的学术和创作活动，明政府干涉并不多。所以，明代著述急剧增加，丛书、类书的编辑亦十分活跃。清黄稷虞《千顷堂书目》著录明人著作达15，725种，而合诸家书目所载，元人著述不过三千余种。其因除明代立国时间较长外，与元代书禁森严亦不无关系。《元史•刑法志》载：“大恶，诸妄撰词曲，……凡以邪说左道，诬民惑众者，禁之，违者重罪之。”在《大明律》中则看不到这样的禁令。明万历间，廷臣冯琦借焚毁李贽著作之机，上《正士习疏》，建议：“一切坊间新说，皆令地方官杂烧之。”疏进不纳，才使祖龙之火，未见于明，亦可看出明朝的文禁远不似元及清前期苛峻。著述大增，图书编辑活跃，使书业成为有源之水；文禁松施，则为书业发展提供了相对广阔的空间。

　　明代的图书出版政策，比较于元代也是相当宽松的。据清蔡澄《鸡窗丛话》所记：“元时人刻书极难。如某地某人有著作，则其地之绅士呈词于学使，学使以为不可刻，则已。如可，学使备文咨部，部议以为可，则刊板行世，不可则止。”明代则不然，不仅没有这样的繁文缛节，层层把关，逐级审查的图书出版制度，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出版前的审查制度。无论官府、私宅、坊肆，拟或达官显宦、读书士子、太监佣役，只要财力所及，皆可刻书。以至“数十年读书人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屠沽小儿没时，必有一篇墓志。此等板籍幸不久即灭，假使长存，则虽以大地为架子，亦贮不下矣！”多则以滥，不能不说是一个弊病，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代刻书之盛。明人刻书，据统计不下2万种，其中明人著述过半数，没有活跃的学术气氛和宽松的出版政策，在那个时代是根本不可能的。

　　3、经济发达，图书消费市场活跃

　　明太祖出身于农家，了解下层百姓疾苦，建立明王朝后，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轻徭薄赋的政策，就如他所说：“居上之道，正当用宽。”至洪武十八年（1385年），粮食产量已是元时的两倍。永乐时经济发展更快，“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栗自输京师数百万担外，府库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 “四方百货，倍于往时”。保证了生存需要之后，才谈得上更高层次的图书消费。

　　明中叶之后，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商品货币经济发展，手工业者和市民阶层扩大，通贩贸易活跃，成为刺激书业发展的催化剂。其对书业的影响，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有明显的表现：

　　其一：手工业者和市民阶层的扩大，使图书消费群体更为广泛，相对而言这部分人在经济上较为充裕，有余资购读书籍。工商业城镇的兴起和增多，为图书提供了更多的相对集中稳定的集散地。

　　其二：图书是商品。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为其提供了便捷的交易手段，图书贸易也更为活跃。明嘉靖《建阳县志》载：“书坊街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说明当时的图书行业，已经出现了专事贩运，贸易的商贩。坊肆除了坐店销售自己的图书外，也干起了批发的生意。如织的贩者，大抵类似于今天的书商，在图书流通环节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其三：市民阶层扩大，促使市民文化蓬勃发展。明嘉靖之后，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也可以说是“市民文学”的锓梓激增，成为书业中最主要的品种之一，就是以市井细民的需要为基础的。而在嘉靖之前，此类书鲜见梓行，其中当然有市场的规律在起作用。

　　明陆容《菽园杂记》云：“国初书版惟国子监有之，外郡疑未有。观宋潜善《送东阳马生序》可知，宣德、正统间，书籍印板尚未广。今所在书版日增月益，天下右文之象，愈隆于前矣！”陆容为明成化间进士，以明时人记明时事，应该是可信的。如果说明初是书业的恢复期，宣德至正德为发展期，嘉靖、万历至崇祯则为隆盛期，其中又以嘉靖、万历为极盛。毫无疑问，资本主义萌芽在明中叶之后的出现和缓慢成长，对书业的发展是产生了积极影响的。

　　4、制书材料生产进步，为书业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里所说的“器”指的是纸、墨、笔、砚等关系书业兴衰的物质材料，也是书业发展的最基本条件之一。举例来说，现今所能见到的元代旧刻，以建宁所出为最多，其地造纸原料丰富，纸张产量较大是一个重要原因。进而论之，元代纸、墨、笔、砚的生产远逊于两宋，书业之不振，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然，和图书有关的材料制作业和书业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材料业的发展可以满足书业的需要，书业兴盛又会刺激材料业的进步。明代，两者之间就是在这样的良性循环中互动的。

　　明代纸、墨、笔、砚的制作，无论数量之大，制作之精、品种之丰富，皆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期。以笔而言，明笔一改元时笔毫软散的习尚，硬毫成为时兴。明陈继儒《泥古录》称：“笔有四德，锐、齐、圆、健”，强调的就是笔毫要劲健有力，富有弹性。元及明初刻书，盛行赵（孟頫）体，尤其元中叶之后，有刻几全为赵字风范。明中叶之后，仿宋刻本蔚然成风，字多为欧、颜体。赵体纤弱，笔毫宜柔；欧、颜体遒劲有力，笔毫宜硬。可见，制笔工艺的改革，实则就是当时书法风格的反映，当然也影响到刻书的用字。

　　生产规模扩大，分布地域广泛，新品名笔后来居上，是明代笔业的又一特点。其时，元代始崛起的湖笔如日中天，湘笔之盛，几可与湖笔并驾齐驱。与此同时，京笔异军突起，成为北方笔业的中坚，时人称“南有湖笔，北有京笔”，即此之谓。名笔佳品增多，书家誊稿，根据所书字体需要对笔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明代尤其是晚明有不少精美的写刻本传世，和笔业的进步是分不开的。

　　明代制墨业一扫元代颓势，制墨名家倍出，流派众多，墨质精良，墨式新奇，有人将此比喻为诗之盛唐，词之宋时，诚不为过。中国古代有关墨的代表性专著，如程君房的《墨苑》、方瑞生的《墨谱》、李孝美的《墨谱》、万寿祺的《墨志》，皆诞于明，足征其时墨业之盛。以晚明印本而论，距今已逾三个半世纪，不少传世之本墨色仍显莹润亮泽，宛若新印，可见墨质之佳。明代的制砚业，亦颇发达。入明之后，传统的名砚如端砚、澄泥砚等枯木逢春，再入佳境，一些新开发的砚材亦负盛誉，如北京的潭柘紫石砚、东北长白山的松花石砚，四川的嘉陵峡砚等，名色繁多，无复一一列举。

　　书之所以为书，正赖纸张为其载体。明代造纸业的发展，更可谓盛况空前。清康熙《上饶县志》记明时江西上饶县石塘镇“纸厂槽不下二十余槽，各槽帮工不下一、二十人。”也就是说，一地纸坊用工，多达三百至六百人，推及全国，纸业规模之大，可以想见。

　　明代不仅民间造纸，宫廷内府也造纸。据万历《大明会典》等书载，司礼监有制纸匠六十二人，所制纸品名色有宣德纸、大玉版纸、大白版纸、大开化纸、毛边纸等。

　　造纸业的大发展，为明代书业的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明刘若愚《明宫史》载《佛经一藏》的用纸情况：共需用白纸45，023张，黄毛边纸570张，白户油纸10，395张。明人喜编印大型的丛书、类书、文集，动辄一部书数百卷上百册。明代产生的一些大型著述，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词话》等白话长篇小说；《本草纲目》、《农政全书》等医药、农业著作；《筹海图编》等军事著作，都是页数以千计的鸿篇巨制。没有纸张的大量生产，这类图书锓梓传世根本无法想象。

　　明人对印书用纸颇有研究，或者正因为书业之盛，才引起学者的关注。明朝的大学问家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中就说：“凡印书，永丰绵纸为上，常山柬纸次之，顺昌书纸又次之，福建竹纸为下”，“闽中纸短窄熏脆，刻又舛讹，品最下而值最廉。”明代纸的名色很多，大约逾百种，但除明初承元余绪，有过少量的黄白麻纸本外，主要分绵纸、竹纸两类。绵纸以桑皮为主料，竹纸则采用竹子的纤维为原料。

　　明代刻书，早期常见用白、黄绵纸，嘉靖、隆庆间用白绵纸多，也有少量竹纸印本，晚明则多用竹纸。一般来说，嘉靖之前的绵纸质佳，纸质莹洁，有如玉版，韧性亦佳；隆庆之后，所制则较为粗厚。竹纸薄且易老化，但绝少虫蛀。明谢肇淛说：“国初用薄绵纸，若楚、滇所造者，其气色超元匹宋；成、弘以来渐就苟简，至今日而丑恶极矣！”所谓“丑恶极矣”，指的就是竹纸。相对于绵纸而言，竹纸质较次而价亦廉。明中叶之后，国用不足，民生凋敝，易绵而用竹，正是物力艰难在书业上的反映。明嘉靖之后，坊刻本大行于世，坊肆为降低成本而用竹纸，是图书商品化的必然结果，谢氏以书论书，以纸论纸，未免有些偏激了。

　　明朝(英译：Ming)（1368年—1644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族所建的封建皇朝，公元1368年由朱元璋（即明太祖）建立。初定都南京，成祖（朱棣）时迁都北京。

　　明朝初年国力比较强盛，在明朝前期极盛时，北控内蒙古，西到新疆东部，东北控制了女真地区，西南方管辖云南、贵州，南方建立了交郡。明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卫所制度和土司、土官制度。后来国力逐渐衰落，尤其到了后期社会矛盾尖锐，甚至激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帝自缢，明朝灭亡。但后来南明政权又延续了十多年，直到最后被清朝消灭。

　　明朝历史

　　元朝末期

　　元朝末期，朝政腐败，国库也日渐空虚。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元政府除了加重赋税以外，还发行新钞“至正宝钞”并大量印制，致使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民不聊生。至正十一年(1351年)，元政府征调农民和兵士十几万人治理黄河水患。黄河两岸农民本已饱受灾荒之苦，在治河工地上又横遭监工的鞭打，被克扣口粮，非常愤怒。于是，“治河”和“变钞”就成为农民起义的导火线，导致红巾军起义的爆发。

　　明朝建立

　　至正十一年(1351年)5月，农民起义爆发。次年，郭子兴聚众起义，攻占濠州(今安徽凤阳)。不久，贫苦农民出身的安徽凤阳人朱元璋投奔郭子兴，屡立战功，得到郭子兴的器重和信任。至正十四年(1354年)郭子兴病死，朱元璋执掌该部的领导权。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率兵占领集庆(今江苏南京)，改名为应天府，然后攻下周围一些军事要地，获得了一块立足的基地。此时的朱元璋“地狭粮少”“孤军独守”，远不及其他起义军势力，处境十分艰难。朱元璋采纳了谋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经过几年努力，朱元璋军事和经济实力迅速壮大。朱元璋先后于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灭陈友谅，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灭张士诚，降割据浙江沿海的方国珍。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建立了明朝，同年攻占大都（今北京），元朝灭亡。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一方面减轻农民负担，恢复社会的经济生产；一方面惩治贪污的官吏，即使是皇亲国戚，开国功臣也不手软。又分封皇子镇守各地，他死后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取皇位，是为明成祖。朱棣兴建了北京城，于1421年迁都北京。其间还派郑和七下西洋；又编纂《永乐大典》。成祖之后，又有仁宣之治。

　　1435年，不满9岁的明英宗继位，崇信宦官王振。结果导致1449年的土木之变，皇帝被瓦剌俘虏。但是在于谦的率领下，明廷另立明景帝，并发动全国军民抗战，打退了入侵的瓦剌军，明朝一度复兴。明孝宗弘治年间是明朝政治最为清明的时期，这位皇帝勤勉而不专制，信任大臣，内阁权力大为上升。

　　到了嘉靖皇帝，他信奉道教，不理朝政，大臣严嵩把持朝纲，致使政治腐败，财政出现危机，以至海瑞称“嘉靖嘉靖，家家皆尽”。

　　万历年代

　　万历初年，神宗得到内阁首辅张居正的鼎力辅佐。在内政方面，提出了“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推行考成法，裁撤政府机构中的冗官冗员，整顿邮传和铨政。经济上，清丈全国土地，抑制豪强地主，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减轻农民负担。军事上，加强武备整顿，平定西南骚乱，重用抗倭名将戚继光总理蓟、昌、保三镇练兵，使边境安然。万历初年呈现出明代中叶以来最好形势。

　　张居正逝世之后，中兴之象消失，明朝从此走上了衰败之路。

　　神宗是个贪婪的君主，大肆侵占土地，搜刮民财。神宗又废除考成法，形成了皇帝黩货、臣下贪污、党争激烈的状况。

　　明末三案、魏忠贤专权、李自成起义都导致了明朝的衰落。

　　神宗的腐败招致国库空虚，边关危机。这一时期，位于东北的后金的崛起，形成了与明王朝相对立的地方政权。此时的明王朝民不聊生，阶级矛盾激化，明王朝灭亡的危机已然形成。

　　明朝灭亡

　　明朝后期，统治腐朽。宦官魏忠贤专揽朝政，迫害异己、镇压人民。统治者不断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加上连年的灾荒，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1628年，战争在陕北爆发，涌现了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几十支起义军。李自成提出“均田免粮”口号，深得农民拥护。1644年（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占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同年三月，占北京，崇祯皇帝在景山自缢身亡，主宰中国的明朝至此灭亡。之后清兵入关，并打败李自成的大顺政权，进入北京。在北方，原明朝残余势力大多投降清朝或与清朝合作共同对抗起义军；而在南方，忠于明朝的各种势力建立了数个流亡政权，史称“南明”，在随后的十多年间被清朝逐一消灭。

　　 直隶：京师、南京

　　 布政使司（省）：山东、山西、河南、 陕西、四川、江西、湖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

　　 都指挥使司：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统管黑龙江流域——西起阿嫩河、东至库页岛，北达乌第河，南濒日本海的广大地区），1409年建立，共持续25年，后废弃。

　　官吏制度

　　 中央官制：

　　o 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

　　o 五军都督府：中军都督府、前军都督府、后军都督府、左军都督府、右军都督府

　　o 御史台

　　 地方官制

　　o 承宣布政司

　　o 提刑按察司

　　o 都指挥使司

　　明朝设有特务机构监视大臣的言行。太祖有锦衣卫，成祖设东厂，宪宗设西厂，武宗有内行厂。

　　军事制度

　　明代早期军队的来源，有诸将原有之兵，即所谓从征，有元兵及群雄兵归附的，有获罪而谪发的，而最主要的来源则是籍选，亦即垛集军，是由户籍中抽丁而来。除此之外尚有简拔、投充及收集等方式。此外，明朝中期以后又有强使民为军的方式，不过都属于少数，整体而言，卫所制仍然是最主要的军制。

　　卫所制为在全国各地军事要地设立卫所驻军，卫有军队五千六百人，其下依序有千户所、百户所、总旗及小旗等单位，各卫所都隶属于五军都督府，亦隶属于兵部，有事从征调发，无事则还归卫所。

　　军队来源为世袭的军户，由每户派一人为正丁至卫所当兵，军人在卫所中轮流戊守以及屯田，屯田所得以供给军队及将官等所需。其目标在养兵而不耗国家财力，但明宣宗以后渐无法维持，军人生活水准及社会地位日渐低下，逃兵也逐渐增加，军备因此逐渐废驰。

　　因此在嘉靖年间，在应付倭寇之乱时，将领戚继光在浙江地区采用招募民兵加以训练的方式，来取代不堪的卫所兵。

　　外交

　　明朝初年，因为明初的朝贡贸易厚往薄来，造成许多日本人冒充朝贡使者到明朝这里来骗钱。日本实际上是处于割据状态，没有统一的中央政权，很多到中国来冒充朝贡使者的日本人没有日本政府的管辖，朝贡完了以后他们滞留在中国沿海抢劫。这是明初的倭寇。为防止倭寇朱元璋就颁布了海禁政策。

　　明成祖即位后，在永乐年间，著名的的航海家三宝太监郑和曾率远洋船队七下西洋，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加强了明王朝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上的往来，为中国走向世界做出了贡献，体现了永乐时明王朝的鼎盛。明成祖之后，其子朱高炽继位，也就是明仁宗。他听从朝中一些大臣的意见，认为下西洋过于浪费，收效不大，宣布停止下西洋的活动。不到一年，仁宗病，宣宗朱瞻基继位，改年号宣德。宣德五年（1431年）闰十二月初六日，派郑和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下西洋。到了明宪宗年间，曾有太监向宪宗提议再次下西洋，于是皇帝下诏到兵部索要郑和出使的海图等资料。但由于刘大夏等官员认为下西洋为一大弊政，有害无益，因此将当年郑和出海地图等资料藏匿起来（一说将其销毁），兵部尚书项忠命吏入库搜索无果，再次下西洋一事于是作罢。后来倭寇横行，明朝加大了禁海的力度，直到明朝中后期，倭寇逐渐平息，才重新开放禁海。

　　公元16世纪，新航路开辟以后，葡萄牙人于1511年占领了马六甲，愈甚渴望对中国的往来。明武宗正德七年（1513年），葡萄牙国王派出一支对华使团前往中国，并在广州登陆，希望与明政府建交。后来，中国皇帝同意葡萄牙人在澳门开设洋行，修建洋房，并允许他们每年来广州“越冬”。这是西方列强第一次正式性的登陆中国并接触中国。西方国家的东来，使不少新鲜东西也传入中国。明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年），罗马教皇派出利玛窦去中国教区工作。由于万历援朝之战的爆发，利玛窦一行没能及时到达中国。后来战争中国得胜，利玛窦才能进入中国境内，由于利玛窦很快学会中文，并穿儒服、通儒书，颇得明朝士大夫好感。后来他被举荐到北京，颇得神宗信任。他向中国进献坤舆万国地图、自鸣钟、日晷、西洋炮、望远镜、火枪、西药、圣母像、十字架等贡品。先后在北京、肇庆等地展出。利玛窦不仅传播天主教，还启发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学习西学，另外他还将中国各种文化传入欧洲，如儒家思想、佛道学说、围棋等，可谓“贯通中西第一人”。 另外，明朝军队而大量使用火器，火器装备的数量和质量不比西方国家小，但是随著满清入主中原，火器的使用返而减小了。

　　明朝的农业发展无论是产量还是生产工具，都高于宋元时期，为明朝中叶开始的人口稳步增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自明朝初年起，以江南地区为代表的手工业高度发展，促进了市场经济化和城市化。然而明朝推行“重农抑商”的原则以及严厉的海禁政策，使得商业受到了一定的压制。随着明朝纸币“大明宝钞”的流通失败，整个货币体系转向为以白银为主。日本和拉丁美洲的白银大量流入也进一步促进了明朝经济的发展。明嘉靖、万历时候，各地出卖丝绸、酒肉、蔬果、烟草、农作物、瓷器等商品不计其数，外国的不少东西，如欧洲的西洋钟，美洲的烟草，中国城市都有卖。当时商业大都会有北京、南京、扬州、苏州、广州、西安、成都等，著名的商业集团有徽商、川陕商、苏商、京畿商、粤商等，在世界上，明朝是16世纪、17世纪时期手工业、经济最繁华的国家之一。

　　明朝的科学文化发展比较迅速，中国小说史上的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三本就是出于明朝。《金瓶梅》亦是此时作品。汤显祖的戏剧《牡丹亭》至今仍在演出。

　　传统雅文学的发展在明代继续发展，著名文人有刘基、宋濂、高启、方孝孺、唐寅、归有光、徐渭、王世贞、袁宏道、钱谦益、张岱、吴伟业等人。散曲家则有王磐、冯维敏、薛论道、陈译、康海等人。

　　明朝的民间文学很发达，唐伯虎是杰出的代表人物。民间盛行对联，还有锁南枝等山歌，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思想上，王阳明的新哲学“心学”在嘉靖以后盛行，形成一股反对传统束缚的思想浪潮，塑造了新的社会风尚，也使明代后期的士大夫有一种别于其他时代的生命哲学。如“异端”思想家李贽就是最好的例子。

　　科技

　　明朝初期至中期的科技有了较大的发展，直至16世纪，一直处于世界的前列。

　　这一时期出现的科学著作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方以智的《物理小识》。还有《徐霞客游记》等著作是我们现在研究和借鉴古代技术的珍贵的文献资料。

　　于谦写得《咏煤炭》诗歌说明当时煤炭已经普遍应用。计成的《园冶》则是园林建筑的专著。

　　明朝的军事科技也较发达，明末已经出现了火铳枪，还有威力巨大的火炮。据说有个叫万户的人，坐在绑满火药棍的椅子上，试图利用火药的推力飞上天空，可惜失败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探索太空牺牲的人。

　　明朝时期的名人

　　王阳明 刘基 常遇春 解缙 张居正

　　 魏忠贤 郑和 海瑞 于谦 戚继光 袁崇焕

　　 郑成功 袁宏道（“三袁”） 归有光 朱载堉 文征明

　　 唐寅 黄宗羲 李贽 徐光启 汤显祖 史可法

　　 李时珍 宋应生

　　耕地面积世界第一：

　　在古代，农业是国家的重中之重，耕地的多少跟国力强弱有直接关系。在万历年间，明朝的耕地总面积是七百万顷，明末时达到七百八十多万顷，此一水平即使是到了后来的康乾盛世都没有被打破。当时欧洲的传教士是这样形容明朝的，中国的耕地像花园一样井井有条，没有一块荒地，中国产的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美。

　　人口世界第一：

　　明朝的人口有多少一直存在争议。在明末清初，因为战乱，大部份人留离失所，但有户可查的人口仍然达五千万，所以保守估计当时明朝的人口大约在七千到八千万左右，当时全世界的人口又不超过四亿，所以明朝绝对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矿产量世界第一：

　　明朝的铁产量是宋朝的两倍，万历年间达9000多吨，冶金工业极其发达，天工开物对这方面有详尽记载，后来的两百多年，世界上都没有国家能破这个纪录。

　　白银占有量世界第一：

　　在16和17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征服了美洲并在那里得到大量的黄金和白银。当西班牙和葡萄牙贵族得到这些财富后，他们第一件要干的事就是向中国买丝绸，瓷器和茶叶，到最后这些白银和黄金大部份都流到了中国。美国佛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种说，在十六和十七世纪，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白银，通过贸易流向了中国。

　　军队数量世界最庞大：

　　据记载在明初，明朝有二百万官兵驻扎在全国各地。到了明末，长江一带的经济圈为皇侯和军阀把持，中央政府出现了财政危机，明朝政府已养不起那么多军队了，在山海关防守后金的官兵常常不足十万。但根据传教士的笔记，当时明朝的军队数量依然很多，就算把整个欧洲的军队加起来也不够中国多。

　　军工产值世界第一：

　　明朝军工业极其发达，一营5000人的士兵中就装备有霹雳炮一千挺，鸟枪二百枝以及大炮二十门，除此之外明军还有鬼头大刀，弓，弩，手雷和火箭等装备。跟宋朝不一样，明朝在每代皇帝执政期间，都会发生大规模战事，所以明朝的军工业为了应付战争所生产出来的武器数量是十分可观的。

　　间谍机构世界最庞大：

　　明朝的锦衣卫，东西厂，是当时世界上最有组织和最旗帜鲜明的间谍组织，在鼎盛时期人数达到六万人。在武侠小说里面，锦衣卫，东西厂常常被描写成是一群武功高强的杀人机器。但实际上，明朝间谍机构的主要作用是打击贪污，叛臣，维护国家稳定，但不排除有部份人滥用职权，谋取私利。跟专门从事颠覆敌国政权的中情局和克格勃比起来，明朝的间谍组织其实并不太可怕。

　　船只总吨位世界最大：

　　在明初郑和下西洋的时候，明朝最大的宝船长150米，宽30多米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除了宝船外，郑和的船队还有二百多艘平均长度达七，八十米的大帆船。到了明朝中叶，虽然朝廷再没有进行像郑和那样的大航海，但中国的水师却仍然控制着整个南太平样，印尼和菲律宾等国家的国王都是在明朝的支持下建国的。对明朝的海上实力，当时欧洲的传教士是这样描述的，只要中国的皇帝愿意，他们可以一夜之间征集到从大陆连接致马六甲海峡的那么多船只。到了明末，由于要抗击倭寇，联朝抗日，明朝政府无瑕南顾，最后被葡萄牙和荷兰钻了空子，把势力伸展致南太平洋。即使是这样，荷兰的殖民者依然要每年向盘踞在台湾的郑氏政权进贡。

　　第三产业世界最大：

　　据阿拉伯旅游家记载，当时在中国，几乎每一座城市都存在第三产业，在北京从事第三产业的工作者保守估计就有近两万人。跟欧洲和回教世界不同，当时第三产业在明朝是合法的，官员不以扫荡第三产业为政绩，明朝读书人又独爱风花雪月，再加上明朝人口基数巨大，第三产业为世界之最并不奇怪。

　　国土面积世界最大：

　　明朝的国土面积在大部份时间都保持在900万平方公里左右，比鼎盛时期的西班牙，葡萄牙和奥斯曼帝国都要大，明朝在东南亚的海外殖民地也绝不比当时的英国要少。

　　防御工事世界最多：

　　明长城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排第二长的防御工事，据传教士记载，中国的城市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每座城市都有高十米的城墙保护，城上有大炮，城墙外还有沟，战争时灌满了水，中国人认为那是最好的防御工事。

　　帝王年表

　　庙号 谥号 姓名 统治时间 年号 陵墓

　　太祖 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朱元璋 1368年-1398年 洪武 孝陵

　　惠宗[1] 嗣天章道诚懿渊功观文扬武克仁笃孝让皇帝朱允炆 1399年-1402年 建文

　　成祖[2] 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朱棣 1403年-1424年 永乐 长陵

　　仁宗 敬天体道纯诚至德弘文钦武章圣达孝昭皇帝朱高炽 1425年 洪熙 献陵

　　宣宗 宪天崇道英明神圣钦文昭武宽仁纯孝章皇帝朱瞻基 1426年-1435年 宣德 景陵

　　英宗 法天立道仁明诚敬昭文宪武至德广孝睿皇帝朱祁镇 1436年-1449年 正统

　　1457年-1464年 天顺 裕陵

　　代宗 符天建道恭仁康定隆文布武显德崇孝景皇帝朱祁钰 1450年-1457年 景泰 景泰陵

　　宪宗 继天凝道诚明仁敬崇文肃武宏德圣孝纯皇帝 朱见深 1465年-1487年 成化 茂陵

　　孝宗 达天明道纯诚中正圣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 朱佑樘 1488年-1505年 弘治 泰陵

　　武宗 承天达道英肃睿哲昭德显功弘文思孝毅皇帝 朱厚照 1506年-1521年 正德 康陵

　　世宗 钦天履道英毅神圣宣文广武洪仁大孝肃皇帝 朱厚熜 1522年-1566年 嘉靖 永陵

　　穆宗 契天隆道渊懿宽仁显文光武纯德弘孝庄皇帝 朱载垕 1567年-1572年 隆庆 昭陵

　　神宗 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 朱翊钧 1573年-1620年 万历 定陵

　　光宗 崇天契道英睿恭纯宪文景武渊仁懿孝贞皇帝 朱常洛 1620年 泰昌 庆陵

　　熹宗 达天阐道敦孝笃友章文襄武靖穆庄勤悊皇帝 朱由校 1621年-1627年 天启 德陵

　　思宗[3] 绍天绎道刚明恪俭揆文奋武敦仁懋孝烈皇帝 朱由检 1628年-1644年 崇祯 思陵

　　南明 (1644年-1662年或1664年)

　　庙号 谥号 姓名 统治时间 年号 备注

　　安宗 处天承道诚敬英哲缵文备武宣仁度孝简皇帝朱由崧 1644年－1645年 弘光 史称弘光帝，也称福王

　　朱常淓[4] 1645年 潞王

　　朱以海[5] 1645年-1653年 鲁王

　　绍宗 襄皇帝 朱聿键 1645年-1646年 隆武 史称隆武帝，也称唐王

　　朱聿钅粤 1646年 绍武 史称绍武帝

　　昭宗 匡皇帝 朱由榔 1646年-1662年 永历 史称永历帝，又称为桂王

　　 注：

　　1 ^ 此为南明弘光年间追崇，清朝乾隆年间，追谥为恭闵惠皇帝。

　　2 ^ 本作“太宗”，嘉靖时改为“成祖”。

　　3 ^ 清朝谥为怀宗，后改谥庄烈愍帝。南明政权谥为思宗绍天绎道刚明恪俭揆文奋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后又改谥为毅宗，唐王谥为威宗。

　　4 ^ 潞王、鲁王政权均称“监国”，而未称帝，故无年号。

何谓古籍善本？清朝版本目录学家张之洞的解释为：一是足本，没有删节和缺卷；二是精本，精校精注，错误极少；三是旧本，即传世很久的木刻本、传抄本和线装书。当代学者对古籍善本的解释为：一是年代久远而且有文物性；二是印刷插图精美而具有艺术性；三是书籍内容精辟具有学术资料性。国家文物法对古籍善本曾明文规定，凡是乾隆六十年（1795年）以前出品的文物和图书，均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私自出口。于是收藏家们往往将这一时限之前的清代初期或更早期的精刻本和精抄本视为珍宝，因为最起码它的历史文物价值和学术资料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从而决定了其收藏和投资价值也是相当高的。古籍善本由于是纸质品，很容易受到损毁，如水灾、火灾、虫蛀等自然及人为因素的影响，保存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实属不易，这就导致了流传下来的古籍善本十分稀少，许多古书现已绝迹，留存下来的古籍善本中不乏孤品、珍品，有的存世量也不过是寥寥几部，因此，古籍善本的价值珍贵也就不难理解了。　

一、评判古籍善本价值的标准

1、文献价值　古书籍所描述记载的史料非常丰富，是研究古代社会不可缺少的第一手材料，因此古籍的价值首先体现于它的文献价值。　

2、版本价值　　古籍的版本种类很多，一般来说，稿本（作者的原稿）、旧抄本、原刻本、精刻本、初印本以及各类活字印刷本等版本的价值更高。　

3、艺术价值　有些古籍字体雕刻精美，印刷水平较高，如精写本、精刻本、各种套印本、红印本、拱花等。　

4、学术价值　如名家稿本、精校本以及在某一学术领域有独到见解或较为少见的稿本、写本、批校本、过录本等，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5、文物价值　有些古书，抄写或刻印本年代久远，流传又稀少，如宋版书存世不多，无论从纸质、墨迹、印刷技能、装帧水平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文物考古价值。

二、各种古籍善本的市场价格　　　　

近年来，我国古籍善本在拍卖市场上行情十分走俏，价格不断向上攀升。如一册《唐人写经遗墨》以88万元成交，《续华严经疏》以40万元成交，《四库全书珍本》以29万元成交，明代版《陀罗尼经》成交价9万元，清乾隆年间《汪由敦诗翰》成交价165万元，民国版《朱拓千叶莲花造像》成交价055万元等等，可见古籍善本近年来已成为拍卖会的重头戏，购买者十分踊跃。古籍善本现已成为收藏家们苦苦追求的收藏精品。　

目前，市场上的古籍善本价格还在不断攀升，特别是宋版书或更早的古籍涨幅更是惊人，眼下一般宋版书都是按页论价，而不是以本论价。一页品相上好的宋版书市场价大致在1 万元左右，换句话说，一册100页左右的宋版书价值可达到100万元左右。由于宋版书十分珍稀，其市场价格有可能还会进一步上升。元版书市场价与宋版书相差不是很大，市场价也随着宋版书的上扬而升值。明版书市场价要比宋版书低不少，其价格目前还比较平稳，但明版书要比以后的清版书的价格昂贵。明代初期的版本因流传下来的比较少，所以明初版本的升值潜力千万不可小视。明代中叶及明未的各种版本由于尚有一定的存世量，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其市场价格仍将平稳地维持着原状。清版书由于存世量较大，清中叶及晚清的版本，市场价还不是很高。但清初康熙、乾隆年间的版本仍具有很高的收藏和投资价值。清代图书以木刻为主，晚清时有一部分石印版出现。清代版本尽管目前价格不是很高，但在这部分存世量较大的图书中仍不乏精品善本，这就要看收藏者的识别能力了。此外，民国初期的石印版和二十世纪30年代的一部分铅印版、影印版虽然不属于很珍贵的古籍善本，但也值得投资者收藏。古籍善本由于近年来在收藏品市场上十分受宠，因而各种伪造的古籍善本也应运而生。

三、古籍善本的几种作伪手法。

1、纸张做旧：纸张是文字的载体，没有纸张就没有书籍，因此判断古籍的真伪，首先要看纸张是否古旧。所以制作古籍伪本必须将纸做旧。将纸做旧有两类：一类是“染纸”，包括用糖水，或用栗子壳熬水，或用茶水，或用其它方法等将纸染成黄褐色，也有用烟将水熏黄的，以求使纸显旧色；二类是用“旧纸新印”，如果作伪者存有古纸，就可在纸上面新印古书内容，然后订成“古籍”，这种作伪方法尽管较少，但却使人很难从纸张上辨别其为赝本。　

2、伪造序跋：一些重复刻印本上，除保留有原书的序跋外，又增刻新有序跋，叙述重印的原因，序跋后还著有姓名、年月等。这些都表明了书籍的真实年代。作伪者往往裁掉对其作伪不利的序跋，或涂改其中的年代，也有重新伪造对其作伪有利的序跋。　

3、伪造名人题跋，藏章印记。　

4、伪造牌记：保留旧牌记，挖掉复刻牌记，或挖补，涂改复刻牌记的年代。　

5、裁截目录：将原目录裁去部分或全部，使人不知收全该书究竟有多少卷，以便用残本充当全本。

6、利用著录书：有些著录书的记载是错误的，作伪者便故意以此为据来兜售自己制作的伪本。　

总之，古籍善本作伪的手法有多种多样，有时只采用一、两种，有时则可能是各种手法混合应用。收藏者在实际辨别时，应该运用自己掌握的学识和有关资料进行全面考察被鉴定的古籍，并可请专家一起鉴定，应注意去伪取真，才能真正做到所购古籍物有所值。

阅读文学古籍，也可以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相结合。古籍是传统文化的载体，非物质文化则是靠记忆和口头传承的艺术或技能，二者往往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我在阅读宋元话本的时候，就借助于听书的经验，解决了一些困惑的问题。现存的话本或详或略，或雅或俗，总的说都不会是实况录音的记录。因此有的被认为是拟话本，如鲁迅对《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宣和遗事》的判断。有人认为话本只是故事的代称，如日本的增田涉等学者。还有人不承认宋元话本的存在，认为都是明代人改写的小说。其实，说话人一般有底本，自古以来都是如此。北方的评书艺人，把提纲式的简本叫做“梁子”，把语录式的繁本叫做“册子”，但也不会是实况的记录。如现代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岳飞传》的时候，每天要写上万字的稿本，但还是要加上许多临场发挥。我在参观苏州评弹博物馆的时候，注意到收藏的弹词话本，一般只有唱篇，没有表白；有的虽有表白，也很简略。也有已整理成书的，一般也不像场上说唱的那么详细生动。

当然，也有老艺人自己整理成比较详备的底本，或徒弟继续加工的繁本，那是很少见的。例如苏州评话老艺人陆耀庭和顾宏伯，都有说《三国志》的脚本，是自己编写的抄本，都把一部分脚本送给了学生王忠元。王忠元自己又整理了一个脚本。2015年5月18日，王忠元遗孀华琦把三种脚本都捐赠给了苏州评弹博物馆，成为一时佳话（何兵《留住名家珍贵史料，三部手稿展现戏痴情怀》，据《古代小说研究网》转载2015年5月20日《姑苏晚报》）。师父整理了自己的底本，最后送给了徒弟，这是曲艺界常有的事，有些话本大概就是这样流传下来的。因此就有了传承性和变异性的特征，形成了世代累积型的作品。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注意到宋元时期的特定背景，文化重心逐渐下移，特别是元代一度停止科举，文人没有出路，走向民间，出现了不少书会才人。他们为艺人编写脚本，杂剧、散曲是大宗的，都见于《录鬼簿》。但编写话本的只见陆显之《好儿赵正》一例。“腹笥有文史”的朱桂英女士，讲的是“道君艮岳及秦太师事”，则是讲史家（见杨维祯《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但有无话本留传，亦未可知。现存的《宣和遗事》则是收集了许多史料的一部话本，编者掌握不少史传和诗词的资源，文化修养较深，应该说是当时的“才人”。但《宣和遗事》可能并未全部付诸场上演说。我认为这也是话本的一种类型。因此我提出了讲史平话的多样性问题，对古代作品不能用一个标准来衡量，但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看，有些艺术性不强的本子，却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献意义，如《宣和遗事》就是。

清代的话本如《清风闸》《飞跎子传》也是艺人自己整理的，但比较简略，又没有才人帮他润色。俞樾虽然对《三侠五义》作了一点修改，但没有仔细加工，所以没能像《水浒传》那样成为杰作。

苏州评弹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有许多世代累积型的话本和多种流派的唱腔。我作为苏州评弹的老听客，很关心它的保护和传承。在探讨近体诗的格律及吟诵问题时，觉得苏州评弹在雅化和格律化的过程中，曾深受近体诗的影响，特别是以马如飞为代表的《珍珠塔》和马调系统的唱腔，最能体现传统的吟诵方法。因此写了《苏州评弹与格律诗的吟诵》等文章，希望能以吟诵的方式来扩展传统诗词的传承，包括对诗词格律的普及。另一方面，也希望苏州评弹的艺人，能继承并发展前人的经验，适当借鉴传统诗词的格律，提高评弹的艺术性。反过来，吟诵家也可以借鉴曲艺家的唱腔，适当改进吟诵的音乐性。例如平起式的七言诗，如果结句是“平平仄仄仄平平”的，在苏州评弹里一般都是在第六字上延长行腔，而在第七字时却很快收束，与其他剧种大多在末字上延长行腔迥然不同。我觉得近体诗的吟诵，也可以适当夸张第六字的长音，显示“二四六分明”的平仄反差。最近在电视上听到上海陆锦花女士指导、培养的小学生，用苏州评弹唱腔吟唱的唐诗，比较准确地体现了平长仄短的声调，也很好地给少年儿童传播了古典诗歌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一个一举两得的诗教方式，值得重视和提倡。

“常州吟诵”已被批准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赵元任先生的吟诗方法为代表的。在目前百花齐放的吟诵流派中，我认为“常州吟诵”可以代表吴语地区及大多数方言地区的传统吟诵方法，以“平长仄短”的声调和两字节、三字尾为基本节奏，是和近体诗的格律相适应的，完全可以作为“非遗”保护并传承下去。其他流派的吟诵，是否分别列入“非遗”，还有研究讨论的必要。至于以音阶高低为艺术手段的歌唱方法则是在探讨和试验中的创新，同样可以为传统诗词的传播作出贡献。

（作者单位：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