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庸》

《中庸》是中国古代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一部道德哲学专著，是儒家经典之一，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相传为战国时期子思所作。

其内容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把“诚”看成是世界的本体，认为“至诚”则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

宋代从《礼记》中抽出，与《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宋元以后，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其主要注本有程颢《中庸义》、程颐《中庸解义》、朱熹《中庸章句》、李塨《中庸传注》、戴震《中庸补注》、康有为《中庸注》、马其昶《中庸谊诂》和胡怀琛《中庸浅说》等。

2、《春秋》

《春秋》，即《春秋经》，又称《麟经》或《麟史》，中国古代儒家典籍“六经”之一。也是周朝时期鲁国的国史，现存版本由孔子修订而成。

《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共三十五卷，是儒家经典之一且为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在四库全书中列为经部。记述范围从公元前722（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

《春秋》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微言大义”。

后来出现了很多对《春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补充、解释、阐发的书，被称为“传”。代表作品是称为“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2019年2月报道，从海昏侯墓出土简牍5200余枚，专家释读后发现包括《春秋》在内的儒家经典及其训传。

3、《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

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

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

4、《史记》

《史记》最初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记》、《太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该著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比《淮南子》多三十九万五千余字，比《吕氏春秋》多二十八万八千余字。《史记》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

《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5、《诗经》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

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诗经》的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

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

《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

至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

《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古代文史典籍

1、十三经：儒家的十三部经典，即《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 、《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1）内容：《十三经》的内容极为宽博，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这十三种文献，当以“经”的地位最高，“传”、“记”次之，《尔雅》又次之。

（2）确立：十三经是由汉朝的五经逐渐发展而来的，最终形成于南宋。十三种儒家文献取得“经”的地位，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在汉代，以《易》、《诗》、《书》、《礼》、《春秋》为“五经”，官方颇为重视，立于学官。唐代有“九经”，也立于学官，并用以取士。

2、廿五史：中国历代的二十五部纪传体史书的总称。它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二十五部史书。

3、国学备览：《国学备览》是一套中等规模的古籍丛书。该书经选了先秦至晚清二千多年中国文化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名著81部，按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编排，涉及文学、艺术、历史、地理、科技、蒙学等。

经

大学

中庸

论语

孟子

诗经

尚书

仪礼

周易

春秋左传

尔雅

孝经

史

山海经

穆天子传

国语

战国策

史记

水经注

洛阳伽蓝记

贞观政要

史通

文史通义

书目答问

子

老子

庄子

公孙龙子

韩非子

淮南子

列子

墨子

荀子

孙子兵法

吕氏春秋

君文字

新书

扬子法言

鬼谷子

颜氏家训

黄帝内经素问

九章算术

近思录

阴符经

周易参周契

黄庭内景经

黄庭外景经

太上感应篇

金刚经

四十二章经

心经

六祖坛经

茶经

乐府杂录

洛阳牡丹记

棋经十三篇

林泉高致

搜神记

世说新语

游仙窟

聊斋志异

西游记

水浒传

三国演义

红楼梦

集

楚辞

六朝文絜

唐诗三百首

绝妙好词

古文观止

文心雕龙

诗品

二十四诗品

六一诗经

人间词话

西厢记

窦娥冤

牡丹亭

蒙学

三字经

百家姓

千字文

千家诗

增广贤文

声律启蒙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其文献记载历数千年而未中断。中华民族的典籍文献，夙称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其数量之丰富，内容之深厚，举世无双。这些丰富的典籍不仅承载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并且对世界文明的进程产生深刻影响，是全人类共有的宝贵文化遗产。保护并继承中华民族文化遗产，要求今人对现存中国古籍作系统整理与研究，首先需要对文献资源作全面调查与清理。在中国历史上，像编纂《中国古籍总目》这样在全国图书馆界、学术界对古籍文献进行深入细致的清理，尚属首次。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出版，具有开创性与总结性，堪称中国古籍整理研究的重大成果。

编纂全面反映中国古代文献流传与存藏状况的总目录，是文献学界、图书馆界多年的共同理想。中国历代有编纂史志目录、公私藏书目录的传统，并重视书目编纂“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指导作用。史志与公藏目录多反映各朝皇家或官府的典籍积累，私家藏书目录则较多反映民间的文献收藏，两者各有局限，互为补充。收罗完备、着录详明、体例精严的总目录，惟有文献典籍大多归于公藏，各地区、各系统图书馆开展联合编目的当代，才有可能产生。近代以来，各大图书馆逐步积累的馆藏古籍记录与各学科专家合作编纂的专科目录，是《中国古籍总目》编纂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编纂的《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大型书目，为《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提供了文献调查与收集、书目汇总与校订的成功范例。

在古医籍排印本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妄改、删节。古医籍排印本一般将底本加标点后（或用老式标点，或用新式标点）直接排印（或照搬原书版式排印或重新编排），或者加少许校注后排印出版；一些排印本并不完全忠实于底本，直录原文，整理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原书进行改动，但却未加任何说明，其改动、增补之处并不局限于个别字词，有的篇章将篇名、正文、原按语均作了相应地改写，在很大程度上已失去了原书旧貌。

在许多古医籍排印本对原书作了不同程度的删节，删节内容大多是整理者自认为不科学、无价值的内容。事实上，这些内容未必真无学术价值。如《素问》“刺法论”、“本病论”两篇久佚，宋初补上此两篇，并加注文。金刻本尚载有此两篇全文，故金元名医对此两篇经义多有发挥，对以后的运气学说及刺法理论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后世刊本多不载此两篇，或只载正文，删去其道家色彩较浓的注文。历次整理《素问》一书也均对“遗篇”不甚留意，以至于今人对此两篇内容，除了“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名句外，几乎一无所知（其实相当一部分人并不知道此句名言出自《素问》遗篇）。近来个别学者已发现“遗篇”的学术价值，从不同角度加以阐发，为“遗篇”翻案，但人们已很难看到其全文。前人的教训不能忘，希望今后在删节之前，一定要三思，给后人多留下一些原始文献。

第一部汇编古代文化典籍的书是《永乐大典》(明·解缙等)

《永乐大典》是我国历史上一部规模空前宏大的类书，也是当时以至于现代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百科全书。成书于明永乐六年（一四○八）。

明成祖朱棣是纂修这部类书的首倡者，并亲自过问，全力支持。朱棣的践阼，是以武力从侄儿朱允手中夺取的帝位，遭到许多朝臣和士子们的反对。为平息朝野上下的不平情绪，笼络人心，炫耀文治，并便于汲取历代帝王的统治经验，朱棣决定编纂一部大型类书，于永乐元年（一四○三）命解缙等实施。永乐二年（一四○四）十一月，初稿编定，名为《文献大成》。朱棣阅后不满意，认为所收书籍不够详备，并于永乐三年（一四○五）命姚广孝、解缙等主持重修。

为编纂此书，设立了周密、健全的专门机构。由资善大夫、太子少师姚广孝，刑部侍郎刘季篪，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解缙三人任监修，为最高负责人，另设副监修三人，监修以下设都总裁、总裁、副总裁多人，以及纂修、编写、缮录、圈点生等，整个机构有二千一百多人，再加上其他各类工作人员，参与其事者总数达三千人。虽然机构庞大，但分工细致，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配合严谨，因此工作进展顺利，效率很高。

编纂人员广泛搜集天下图书资料，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分类，然后把所辑录的文章、著作的题目，按明初官修韵书《洪武正韵》的韵部编排。用三年时间，至永乐六年（一四○八）冬，全书编辑完成。朱棣对这次纂修非常满意，钦定书名为《永乐大典》，并亲自写了序文。

《永乐大典》收录了我国自古以来所有可以收集到的书籍的有关资料，辑入的图书达七八千种，内容包括经史子集以及天文、地志、阴阳、医卜、释道、技艺等各门类。全书分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另外有"凡例"和"目录"六十卷，共装订成 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总计约三亿七千万余字。修纂《永乐大典》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保存了大量宋元以前的佚文秘籍，为我国提供了一部最大规模的类书，成为极其珍贵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

修纂《永乐大典》是在南京的文渊阁进行的，成书后就贮藏在文渊阁的东阁。由于《永乐大典》卷帙浩繁，编成后从来没有刊行过，只有一部原本。永乐十九年（一四二一），明成祖迁都北京，遂将《永乐大典》转移到北京。贮存在北京紫禁城内的体仁阁。

明代历朝的皇帝都很重视《永乐大典》。朱棣的御案上，就经常摆放着几函《大典》，随时翻阅。明孝宗与明世宗尤其喜爱《大典》。经常查阅，以为不时之需。嘉靖三十六年（一五五七）四月十三日，紫禁城内发生火灾，明世宗亲自指挥全力抢救收藏在宫中的《永乐大典》，使这部书幸免于难。

为预防意外灾害，造成损失，明世宗决定重录一部《永乐大典》。这项工作从嘉靖四十一年（一五六二）开始进行，招聘善书写的儒生一百零九人负责抄录，整整用六年时间，于明穆宗隆庆元年（一五六七），重录完成正、副本各一部。

至此，《永乐大典》除原本外，又有了正副本各一部。遂将原本返归南京保存，正本收藏于北京文渊阁，副本收藏于北京皇史。三部《永乐大典》在以后的数百年间，遭遇了无数次被盗被毁的厄难，损失惨重，至今所剩无几，吉光片羽，更弥足珍贵。关于三部《永乐大典》，还留下了一些现在仍无法解开的谜。

明亡之际。南京的原本毁于兵燹。

正本也早已亡佚，其中有许多未解之谜。有的学者认为，正本也在明清更迭时期被毁，但史籍对此并没有明确记载。也有的学者认为，清初时将正副本分别移存于乾清宫和翰林院。嘉庆年间乾清宫失火，正本被全部烧光。可是乾隆年间《四库全书》开馆时，需要从《永乐大典》辑录资料，当时在宫内找遍，也没发现正本踪迹。可见正本在乾隆时已亡佚，但究竟佚于何时，或被毁于何处，也无史料证明。近年还有的学者提出，正本被明成祖用于殉葬，被埋藏于北京昌平明长陵地宫内，这作为一种假说，更无法得到证实。

硕果仅存的副本屡遭厄难。清初将副本移藏翰林院时，已发现缺二千四百二十二卷，至光绪元年（一八七五）。清点副本，已不到五千册，竟丢失大半。副本收藏于翰林院后，一些贪婪的官员千方百计偷窃。据刘声木在《苌楚斋随笔》中记载："其盗书之法，早间入院，带一包袱，包一棉马褂，约如《永乐大典》两本大小，晚间出院，将马褂穿在身上，偷《永乐大典》两本，包于包袱内，如早间带来样式。"（转引自姚福申：《中国编辑史》），复旦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年版）经年累月的长期偷盗，致使副本大量丢失。

近代帝国主义列强的大肆毁坏和掠夺，更使副本遭受灭顶之灾。咸丰十年（一八六○），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时，劫掠一些副本，据传英国人掠得最多。光绪二十六年（一九○○），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坐落在东交民巷的翰林院沦为战场，一时炮火纷飞，存在翰林院的副本大部分被侵略军焚毁，其余部分被侵略军抢掠或毁坏。有的洋兵用副本书册堆成工事，随地乱掷，恣意损毁。激战过后，毗邻翰林院的英国使馆中一个叫翟理斯的官员，在余烬未熄的翰林院里寻觅，拾得一些副本，他特意把其中卷 一万三千三百四十五这一册作为战利品收藏。以后还有人从翰林院废墟堆中挖出零星副本残页。经过这次浩劫，《永乐大典》副本损失殆尽，留存在国内的副本只剩三百余册，辛亥革命以后陆续丢失，仅余六十四册，移存于当时的教育部图书馆。

据统计，现在存世的《永乐大典》副本约三百七十余册，共约八百余卷，分别收藏于世界上十多个国家的三十多个单位和个人收藏家手中。几十年来，经我国有关部门多方面寻访收集，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国家保存的《永乐大典》增加到二百一十五册。现在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永乐大典》已有二百二十一册，国内另外约有十册分别收藏于台湾等地。一九五九年，中华书局将当时国家收藏的《永乐大典》七百三十卷影印出版。八十年代以后又出版续印本六十七卷。为更好地保存和利用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中华书局再将影印本和续印本合并重印成十六开精装本，共计七百九十七卷，二百二十二册，后附《永乐大典》目录六十卷。中华书局的 七百九十七卷影印本占存世《永乐大典》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为继承和宏扬中华传统文化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