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保护技术

Preservation Techniques of Cultural Relics文物保护技术是一门综合性的专业知识，包括文物制作、保护以及与防治有关的科学技术、材料性能、操作工艺和各种勘察、检测等。文物在保存过程中，经受着两种因素的破坏，即：①人为的破坏。如古建筑、石窟寺、古墓葬被战火焚毁、被拆除或维修不当失去原貌；铜铁器、书画、竹木漆器、陶瓷等因保护、搬运不当被损坏。②风、雨、雷、电、火、地震、光线、虫害、霉菌等自然因素对文物造成的破坏。

中国文物保护方面的技艺历史悠久，在唐代(618～907)就有用木楔拨正歪闪古建筑梁架的记载，另据黄休复的《益州名画录》载，成都曾迁移三堵墙的壁画，经过 200多年仍完好如初。字画保护的揭裱技术，到唐代已相当成熟。“漆粘石头，鳔粘木”更是流传很久的修复石质文物和木质文物的传统技艺。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高分子材料、物理检测技术逐渐引进到文物保护工作中来。

欧洲一些国家在18世纪左右，曾使用以牛奶、石灰水混合的可赛因修复壁画的传统技艺，一直流传到现在。

防护技术 文物保护应遵照预防为主，维修为辅的方针。不可移动文物的防潮、防漏、防火、防雷、防震等，主要依靠工程技术来解决，而防虫害、鸟害等，则主要采用工程技术与化学处理相结合的办法。

大气中的粉尘、二氧化硫和含硫化合物等对文物的污染超过国家规定标准时，应解除污染源，在国家标准许可范围内的，应绿化环境、减轻污染，同时要严格控制新添污染源。

可移动文物的防护，应首先注意博物馆库房和陈列室中的防潮、防震、防霉等防护措施，然后再对不同质地的各类文物分别进行防护，如铜铁器的防锈，砖石质地文物的防风化，丝绸纸张的防霉、防蠹、防老化等。

修复技术 木构建筑物整体歪闪，打牮拨正后，再作加固处理。构件局部残损应剔补、墩接。大构件糟朽中空的,可用不饱和聚酯树脂等高分子材料灌注加固,糟朽严重的按原制更换。

砖石结构古建筑，整体歪闪，应先做定点、定期观测，经加固后稳定的，就不再做地基处理。裂缝可采用加箍和灌浆的方法加固,砌体残缺可剔补,如无法剔补可局部或全部拆除并按原样重砌。石窟寺的山体裂隙，采用喷铆加固或灌浆加固，渗水漏水处要疏导、截流。石雕、石刻等石质文物表面风化应用有机硅类的高分子材料封护。

古建筑的修复，应做到能小修的不大修，能局部拆落的不全部拆落，尽量保留原构件，以保留古建筑的历史价值。对于古建筑中带有雕刻的瓦兽件、木雕、砖雕、石雕等艺术构件,要慎重处理,尽量做到不换或少换。对塑像、壁画、彩画等附属艺术品，更不能随意修补。

可移动文物的修复，可采取传统技艺与近代技术相结合的方法，如铜器害锈，可用机械取除或用电解还原法取除；竹木漆器的脱水，可用自然干燥法，或用醇醚联浸、冰冻升华、高分子材料渗透聚合法；残毁的书画多采用传统的揭裱方法修复;近代书刊可用丝网加固;古代丝网绢帛可用熏蒸法杀菌；脆弱纺织品可用丝网加固或传统的装裱方法加固；陶瓷器断裂用虫胶或环氧树脂等高分子材料粘接。

文物修复中采用的新材料、新工艺必须保证不损害文物的历史价值，包括文物的造型、材质、色泽、强度等，同时还要有可逆性。古建筑构件维修时所用的新材料还应遵守只能加强不能代替的原则。

检测技术 主要用于对文物残伤痕迹的探测、质地结构化学成分的分析和年代的测定。探伤常用 X光、超声波等；质地结构的分析常用电子显微镜、金相显微镜观测；文物的化学成分常用光谱、质谱分析；模糊不清、显示反差甚小的墨迹绘画等,可采取红外照像的方法;木材等含碳物质可用碳十四测定年代；陶瓷砖瓦等可用热释光测定年代。

石质文物保护技术

Preservation Techniques of Stone Cultural Relics石质文物因受到日照、水浸蚀、地震等自然营力作用和环境污染、小气候改变等因素的影响会发生粉化、变色、生霉、起甲、酥碱、劈裂、蚀空、凝浆、崩塌、倾覆等破坏形态。

石窟寺保护技术 首先应调查病害。调查工作有以下几个步骤：①测绘地形图、窟区平面图、立面图、纵横剖面图等。测图方法有经纬仪导线测量、控制网测量、小平板测量。在进行立面测量、窟内石雕艺术品测绘时，可采用近景摄影测量的方法。②环境质量评价。包括文物所在山体的地层、岩性、构造，水文地质条件，气象、水文、地震资料，污染源及造成的危害等。应指出文物受到的主要危害和治理措施。③地球物理勘探。为解决某个特殊目的而用，要在满足物理前提与必需的工作条件下才能收效。目前利用的物探方法有：直流电阻率法寻找渗水途径,微电极系法探测石窟表面风化层厚度,声波法测石窟风化程度，地震勘探进行窟前考古等。④稳定性分析。许多石窟位于陡立的边坡内，属于陡坡与洞室相结合的三向空间。分析其稳定性应从文物所在山体的岩性、裂隙、变形破坏过程、力学分析计算等方面进行研究，预测其变形破坏规律。对于体量较大的危险岩体还应进行结构面的分析、计算。

预防措施是指改善文物所处的环境，避免各种风化应力的继续破坏。主要措施是在石窟崖顶作防渗排水,改变并疏通地表水流的流向、位置并切断与洞窟的联系;查清裂隙走向、范围，杜绝地表水流沿裂隙渗入窟内；采用窟前地面排水,降低地下水位；排除窟内潮湿结露,防止剧烈的干湿交替变化等办法,防止水对文物的侵蚀。为避免艺术品受日光、雨水、风沙的直接侵袭，还可修建窟檐进行保护。

石窟寺的加固主要为防止石窟的崩坍和艺术品风化。

措施有：①用护壁、挡墙、大型砌体或浇筑体阻止裂隙的发展，防止悬岩塌落和抵御岩体开裂。此法难以保持石窟现状，易破坏崖壁的历史遗存，在不得已情况下才使用。②喷锚加固。以不同长度的锚杆(粗钢筋)采用水平或倾斜的不同方向穿过裂隙岩体，将不稳定岩体锚固在稳定岩体上，然后将锚杆端与细钢筋网焊接，表面用高压喷 5～15厘米厚的混凝土，再用山体岩粉罩面做旧。

沿一定间距留设排水孔，使少量渗水仍能排出。此法适合已经松弛、多裂隙、洞窟密集而岩体破碎的石窟山体。

它可起到加固、支撑、防风化作用，具有很大的承载力和安全储备。缺点是会局部改变石窟外貌和掩盖一些历史遗存。③灌浆粘结。为石窟中雕刻艺术品断裂、洞窟崖壁开裂、崩坍的加固保护方法之一。目前使用的灌浆粘结材料主要有环氧树脂类、丙烯酸酯类及无机化学材料等。对材料性能要求接近于被加固岩石的物理力学性状，并符合粘结性好、粘度低、可灌性好、室温下可固化、耐冻融性、耐水性等要求。灌浆设备主要是用空气压缩机和特制灌浆桶。 检查时要对灌浆的深度、 范围、岩体强度、变形特性等进行检查，保证灌浆加固的质量。

露天石质文物保护技术 先从研究石雕的风化形态着手，进行风化成因分类，然后据气象要素、水害及潮湿环境的长期观测与记录，按石雕风化的深度系统取样，并进行岩石物理力学性质试验、岩石氧化物的化学分析、薄片鉴定及风化产物的差热分析、 X射线衍射分析、光谱分析、扫描电镜观察等工作，找出石雕风化的主要病因后，采用点荷载强度试验及超声波试验，检测石雕风化的程度，再根据岩石化学成分随深度的变化，用物探电法及岩相鉴定等手段检测石雕风化深度。

一般较完整，风化不严重的露天文物，应改善保护环境。对风化严重、不进行保护，无法保存的文物，才可使用防护材料。防护材料的使用应明确主要防止哪几种风化营力，提出保护后应达到的主要指标，并要求材料无色、透明、不反光、不酥碱、化学稳定性好、渗透能力强，具有抗风化能力，有一定固结强度等。一般使用的防护材料有高分子有机聚合材料（有机硅、聚氨酯、甲基丙烯酸酯类、硅酮等）及无机化学材料。

为了文物的安全，必须慎重地对石雕防护层材料的性能进行各项检测，包括：①防护层内的材料形态、充填程度及沿深度方向的变化；②物理力学性能：如孔隙率，透气性，固结强度，耐磨蚀强度等；③抵御水侵蚀的能力：如表面吸水率(毛细吸水率)、最大吸水率、憎水性、透水性等；④抗风化能力：如耐老化性能 (包括人工老化试验及自然曝晒场 )，抗冻融试验，安定性试验，干湿交替试验等；⑤化学稳定性：如耐酸性，可溶盐、中溶盐含量，抗污染能力等；⑥重涂性：为后人提供保护的可能性。

馆藏石质文物保护技术 从墓葬或由野外放入博物馆内收藏的石质文物需要表面除垢，清除内含的各种盐类或微生物。主要方法有：①清除可溶盐。一般是先在流水中较长时间浸洗，再用去离子水浸洗。体量大的石器，可用纸浆涂敷，干后揭取。②表面去垢。放入超声波清洗器中，快速洗除。大理石锈壳可用二甲树脂将其周围封护后用稀酸腐蚀锈处，再用机械法剔除。其他石器可用稀酸软化溶蚀污垢，最后用非离子水洗净。③粘接修复。粘接材料一般用环氧树脂类调入石粉掺少量颜料混合而成的粘合剂，也可用硝基纤维素或聚醋酸乙烯酯类粘合风化严重的石器。已相当疏松或表面有彩绘的石质文物，粘接前选用丙烯酸甲酯和聚甲基丙烯酸丁酯、聚酯酸乙烯酯、环氧类、有机硅类及氢氧化钡等材料进行渗透加固。修补材料常用的有熟石膏加纤维素，丙酮和乙酸戊酯混合剂配成 10％ 赛璐珞溶液再调以细石粉,聚醋酸乙烯酯乳液加入岩粉及无定形二氧化硅，将颜料调成糊状进行修补。

石窟壁画修复技术

Restoration Techniques of Grotto Paintings石窟壁画一般是在洞窟开凿后，在高低不平的石壁上先作草泥层地仗，然后作画。北魏、西魏、北周时期的壁画地仗，多抹麦草泥两层，不涂底色，直接在比较粗糙的泥壁上施彩作画。地仗的草泥层之间及颜料层与草泥层之间相互结合比较紧密，一般不产生起皮剥落的病变，但局部壁面会有细小裂纹出现。

唐宋时代壁画地仗泥层一般为3至4层，泥层种类增多,除麦草泥层外,还有麻刀、棉花、蒲绒等泥层。在施彩作画之前，先在地仗表面涂刷一层很薄的白粉。这种白粉画层受潮后会产生开裂起皮并呈鳞状小片剥落，一般称为龟裂起甲性病变。潮湿严重时，连同地仗泥层一起酥松，称为酥粉性病变。

有一些壁画地仗泥层过厚或后代在前代壁画上增修的重层壁画，因受潮湿、地震、岩体裂隙等影响，部分地仗与岩壁脱离，形成裂隙和空鼓，壁画随时有大面积脱落的危险。

五代时期有一种制作在窟外岩面上的壁画，又称露天壁画。其地仗是在岩壁上先抹草泥两层，再抹麻刀石灰膏一层，也有直接将石灰膏抹于岩壁上的，然后施彩作画。这种石灰地仗也会出现空鼓或小面积脱离岩体的病变。

以上几种病变的修复方法如下：

①壁画白粉画层龟裂起甲性病变的修复方法。先清除起甲白粉画层内外的尘土和积沙，向起甲白粉画层与泥层之间注射体积比为 4∶1的25％聚乙烯醇水溶液和1％聚醋酸乙烯乳液配制而成的混合胶粘剂,将白粉画层贴回地仗，再用外包白丝绸的棉拍压实，等注入白粉画层内部的胶粘剂中水分收定，再向壁画表面喷涂一次体积比为4∶1的15％聚乙烯醇水溶液和1％聚醋酸乙烯乳液的混合剂。如有病变遗漏处,喷后会出现鼓泡,可再注射胶粘剂修复。待喷涂剂稍干，将白丝绸铺于壁画表面，用软胶滚普遍均匀地滚压一遍即成。用此法修复后的壁画颜色无损伤、无眩光、能保持壁画原貌，药剂有可逆性，不影响再修复。中国敦煌莫高窟 1千多平方米龟裂起甲壁画就是用此法修复成功的，已经受了25年的考验，没有重新起甲。

②壁画泥层酥粉性病变的修复方法。与白粉画层龟裂起甲性病变的修复工艺基本相同，只是需根据对象向泥层深处注射不同浓度的聚乙烯醇水溶液与聚醋酸乙烯乳液的混合剂或单纯的聚醋酸乙烯乳液以及丙烯酸酯乳液，然后压实。

③壁画地仗脱离岩体和画壁空鼓的修复方法。壁画部分草泥地仗脱离岩体，先将其边沿涂刷一层聚醋酸乙烯乳液，再以15％聚醋酸乙烯乳液调粘土、砂粒、麻刀或麦草等成膏状，往地仗边沿处填塞，使画壁与岩体粘贴牢固。为了使修复处与壁画色调一致，可向泥内加添适当的颜料。

画壁大面积空鼓，可采用压力灌浆(粘合剂)粘贴或采取灌浆与铆固相结合的修复方法。

石灰地仗壁画小面积空鼓，可用浸有环氧树脂或聚醋酸乙烯乳液的纱布条从画壁破口处填入地仗与岩体间的空鼓部分，均匀地施加适当压力，使画壁与岩体贴紧，待胶粘剂干固后便可粘牢。画壁破口处用15％聚醋酸乙烯乳液调砂粒和石灰膏填补。填补前也要向画壁边缘抹一层聚醋酸乙烯乳液。这样不仅可以使其粘合得更加牢固，同时还可以避免石灰膏中的水分渗到壁画表面，留下斑迹。

古建筑古墓葬壁画保护与维修技术

Preservation and Repair Techniques of WallPaintings in Ancient Buildings and Tombs古建筑古墓葬壁画一般情况下应原地保护，特殊情况，可迁移保护。

原地保护 在加固壁画后，还需改善室内通风、防潮、防日晒等保护设施。墓葬壁画多采用加固后在自然条件下封闭保存，壁画加固方法根据损坏情况而定。

当画面严重脱胶时，用2～3％胶矾水或2～5聚乙烯醇缩丁醛等高分子材料喷涂1～2遍。画面表皮酥碱时加固药剂与脱胶处理相同，但药剂的浓度加大，喷涂次数增多。当壁画表层薄而脆，里层酥碱时，需采用打针注射的方法，药剂与脱胶处理相同。工作时需一方寸一方寸的逐片进行，注射次数依画面情况而定，所用药剂应先稀后浓。

壁画泥层空鼓时，应用干泥铆固。在无线条的画面上，每平方米内钻小孔2～3个，用白灰或砂土掺聚醋酸乙烯乳液或聚乙烯醇缩丁醛，制成干硬灰条或泥条挤入孔内，将壁画泥层与墙体粘牢；严重裂缝处，用同样的干泥材料挤入裂缝内粘牢。部分画面脱落处按原壁画泥层做法补抹平整，涂色作旧。

迁移保护 分揭取、修复、安装三个步骤进行。

揭取 将壁画与墙体完整地分离，壁画面积小的可单块揭取，面积大的要分块揭取，每块以 1～3 平方米为宜；画面高在 25米以上时需分上下两层或三层揭取。

揭取前应做好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主要有壁画的临摹,壁画与墙体构造的调查，绘制揭取壁画的分块编号尺寸图，分块关系尺寸图等。然后再依据分块的大小、壁画与墙体的构造情况确定揭取方法。常用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①拆墙揭取。先在画面用 40％ 桃胶水溶液或10～20％聚乙烯醇缩丁醛满贴一层白色纱布，保护画面。干后靠画面安装前壁板和揭取台。用刀锯锯开壁板四边的边缝，缝宽5～8毫米，然后在壁画背面自上而下地分段拆除墙体砌块，每段高50～70厘米。接近底边时需迅速转动前壁板，连同壁画泥层向内推倒，平放在揭取台上。

运到修复室以待修复。

②锯取。当壁画有两层以上的泥层、厚度超过 2厘米时用锯条将泥层与墙体锯开。

③撬取。当壁画泥层有空鼓时，用平铲将壁画撬离墙体。

④震取。当壁画局部泥层与墙体牢固粘连时，用铁钻在泥层与墙体之间轻轻凿击，主要靠震动使壁画离开墙体。锯取、撬取和震取，常在同一画块的揭取中混合使用。

⑤套取。当壁画是土壁墙体时，可以采用木箱套取。

在前壁的四边钉边板成箱形，嵌入土壁内将壁画套入箱内，再锯开土壁使壁画离开墙体。

⑥粘取。当壁画直接画在砖墙或石墙上，可用胶布粘取。用涂有10～15％聚乙烯醇缩丁醛等高分子材料的白色布,贴在画面上,使壁画的颜色层粘牢在胶布上，干后揭取胶布，壁画随胶布就被揭取下来。

修复 有泥层的壁画，修复时应背面向上，用小平铲铲除壁画底部泥层，保留壁画的表面泥层，用2～5％胶矾水或聚醋酸乙烯乳液等高分子材料喷涂1～2遍加固，加固药剂不能渗透到壁画面上。干后补抹新泥层，连同表层厚度一般为15～25厘米。新泥层的材料配比与表层相同，用白灰或砂土掺虫胶或聚乙烯醇等高分子材料和制。再用环氧树脂贴一层纱布防震。背面最后用环氧树脂粘成承托壁画的底托，式样为十字格式的木柜或轻金属柜。柜子预留安装用的铁活卯眼。背面修好后，反转壁面向上，除纱布，清除残留胶液，残损处用原材料补抹齐平，待安装后统一补色。

用胶布粘取无泥层壁画时，应先按画块大小制作底托，面上钉板仿原墙体刷色作旧，然后将胶布有画的一面贴在底托平板上，再用粘取材料的稀释溶剂将胶布刷湿，轻轻揭取胶布，使壁画的颜色层留在底托平板上。

安装 博物馆陈列的小幅壁画或由数块拼合的壁画，只须在修复好的壁画背面，安装上适合参观的支架即可。

安装到原建筑物内原来位置时，应先根据建筑物的结构情况，在墙体下肩以上安装悬挂壁画的木支架或金属支架。墙体一面有画时采用单面支架，两面有画时采用双面支架。支架是由若干立柱和横向撑杆组成，立柱需与建筑构架连接牢固，然后按编号顺序，一面墙、一面墙的进行安装。先将壁画背面底托用铁活与支架的撑杆连接，同时用壁画分块关系尺寸图，反复核对无误后，再将铁活固定。

安装时还应考虑壁画的防潮、通风，墙体底部应加防潮层。在无画的一侧砌较薄的实体外墙，外墙与支架之间要有 5～10厘米的空隙，可使壁画背面通风；重要壁画安装时，此段空隙一般不小于50厘米，以备工作人员进入检查安全情况。

最后由美术工作者补抹各画块之间的锯缝，并依临摹品补线着色，恢复揭取前的原貌。

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百科全书，由2000多名学者在清朝永乐年间用5年时间完成。有一万多册，惊人的37亿字。估计一个人可能一辈子都读不完。《永乐大典》到底包含了什么？由于百科全书肯定包含了所有的内容，对于我们了解古文化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0755年到79000年保存下来的并不多。大部分被毁或流散海外。

先说《永乐大典》的原件和复印件。

由明朝皇帝任命的王子姚和翰林学士主持。历时三千多人参与，永乐六年完工。3000多人参与编辑、抄写、标记，编成七八千种古今图书，包括经典、史书、书、集、释、道经等。至永乐六年冬成，目录六十卷，正文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卷数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卷。总字数约37亿字，命名为《永乐大典》。

是在南京写的，但是书写完之后，只做了一本。永乐十九年朱棣迁都时，编辑陈迅奉命从文远馆共100柜的藏品中各选一件，将《永乐大典》本原件运进京宫。到达北京，存放在文楼，其余100柜书暂时存放在左顺门北廊。郑桐六年修建文远馆，于是左舜门北廊的书籍被运入馆内，《永乐大典》仍存放在文楼内。正统十四年，南京文远馆不幸失火，馆内《大典》份手稿和其他书籍全部焚毁。从此《永乐大典》成了孤儿。

因为种种原因，从写出来就束之高阁。记载：“骑马确实多，但没时间找，更没听说有短暂读书展的人。”明朝有277年，16个皇帝。这一时期，除了明孝宗皇帝为了让自己活百岁，将《永乐大典》本《金匮要略》录到太医院外，只有明世宗皇帝“用韵搜，数例有一两不在”。

嘉靖三十六年，北京宫失火，奉天门和三大殿被烧毁。世宗怕伤及附近的文楼，下令把《大典》全部赶出来。为了防止意外，他还决定重新录制一份。这件事搁置了好几年，到了嘉靖四十一年秋天，招收了109名书画学员，正式开始临摹绘画。重录前，世宗和内阁大臣徐阶经过认真研究，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抄录员早进晚出，登记领取《大典》，按《大典》原样完整复录，做到内容逐字逐句，规格格式一模一样。三叶每天抄，不允许涂改，也不允许雇人抄。这样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原貌。

至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朱厚_逝世，复录工作尚未完成，至隆庆元年四月，历时五年。

明朝以后，才发现原来的永乐已经不存在了。原件去哪了？后人的推测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观点：

先是说明朝世宗皇帝葬在永陵。因为明朝的皇帝中，只有孝宗和世宗读过《大典》。世宗爱《大典》“包书”，所以原作很可能葬在永陵。明代有很多爱书的人祭。上个世纪，当黄璐国王朱谭的坟墓在山东被挖掘时，有像《大典》这样的书。明永陵更加壮观

第二，有研究认为她藏在黄石一墙之隔。著名历史学家、山东大学教授王等人认为，建于明世宗嘉靖十三年的故宫，墙体奇特，东西墙厚35米，南北墙厚61米，在建筑上十分罕见。的原作可能藏在黄石集的墙里。

第三，郭沫若等师礼破坏了明亡之时有志向的监生人才库，认为明末已焚原著。更确切地说，原作是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烧毁的。叛军占领北京42天后被迫撤离。当他们撤退时，他们放火烧宫殿建筑。

第四，毁于清代大火。根据《大典》的记载，《野获编补遗》的抄本是由黄士毅移到翰林院的。全王祖在翰林院看的时候，就猜到了原作“因为他知道它还在清宫里，古墨也能看到。”到了清末，苗孙权不仅继承了这一理论，而且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嘉庆二年，干青宫发生了一场大火，真迹被烧毁。”一些学者指出这是没有根据的。由于乾隆清理了宫中的书籍，所有的珍本书籍都集中在干青宫旁边的昭仁殿。但是《大典》有一万多份。比如在清宫里很容易找到真迹，但是在《大典》年没有记载，证明当时的清宫里并没有藏着真迹。

我们目前看到的《大典》都是嘉靖年间抄的。原件在哪里？是否还在天地间，因为史书没有明确记载，我们不妨寄一线希望，希望有一天能再见到她。

第二个问题：我想让你知道《大典》的文案。

《永乐大典》的副本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经历了战争，盗窃等等。据不完全统计，《永乐大典》本分散在国内外的只有400本左右。如果继续寻找，不排除世界上有新的发现。

由于《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的副本被重新记录为原件，而原件已不存在，所以我们来介绍一下副本的版本：

载体材料

纸：《大典》是以桑皮和构皮为主要原料制成的。那时候在北方习惯叫白棉纸。它被称为“棉纸”，因为它的纵向条纹像棉丝一样断裂。这种纸在嘉靖前后大量生产，纸张洁白柔韧，是印刷书籍的好选择。藏书家俗称“白棉纸书”。012毫米厚的白棉纸

墨：徽州墨是明代最著名的墨，产量也很大。它是用各种配料的黄山松烟制成的，销往全国各地。程氏、方氏等徽商世代经营，享誉海外。朱墨是由辰砂矿物制成的，它的颜色会持续很长时间。

字体插图

字体：除了标题第一个字是用多种篆书、隶书、草书书写外，正文都是楷书。明清时期，科举试卷的字体要求规整，大小统一。所以经科考任命的学生、亭长、翰林院官员，都擅长这类词。明代楷书总体上是浮华的，朴实无华的，有宋元的韵味。明末以后，受董其昌影响，字体追求圆润，亭字日趋平庸。字体工整工整，有一种洒脱的精神。它实际上是一部杰作。

插图：《永乐大典》各类插图包括人物故事、博古器物、宫殿建筑、园艺花木、山川地图等。用传统白线笔法，人物形象生动传神，作品精美。贾鲁做副手的时候，也是画师用原图画的。因此，这些插图是宋、元、明初画家绘画的遗存，在绘画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该书为手绘竹丝柱书，框架高355cm，宽235cm，两面。八行，单行14、15个字，小行双行28个字。盘子的顶部和底部有红色的大嘴和红色的鱼尾。鱼的尾巴上，写着“永乐大典卷”的标题，鱼的尾巴上，写着叶次。它的边栏、象鼻、鱼尾都是手绘的，《鲒_亭集外编》需要几十万张纸。手绘栅栏也是一个大工程。推测不使用工具的话，速度慢，不均匀。可能是边栏和书口用薄板挖空，固定，然后用刷子在木板上涂上红色。列中的垂直网格是另一个时间。中国古代的卷轴系统多采用伍肆网格，据说还有专门的笔床。书里面，正文用的是墨水，引用的书名和开篇文字用的是红色。句子被盖上小红圈，朱墨很聪明，读起来很容易。

绑定形式

为包北庄，即每一页纸，人物面朝外，由中缝对折，书脊先用纸绞紧，外面用一整张黄布包裹，再用纸板包裹，做成书皮。装裱后，书皮左上方粘贴一张蓝色镶边的**长绢书签，标题为“永乐大典卷三十”。右边附一个小小的方形黄绢边签，上面列有书目和此书的顺序。每卷有30-50叶，每卷有两卷，但也有一卷或三卷。这本书高52厘米，宽31厘米。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永乐大典》的散本。

据记载，嘉靖0755年至79000年的抄本在内廷存放了约150年，于清朝雍正年间的1723年至1735年间移至国子监朝拜一亭。此后，这套内府藏书被大臣们借阅整理，不断丢失，遭受各种损害。乾隆三十八年0755年至79000年使用此书。清点时发现少了2422册，约1000册。这一次，已经收集了300多种失踪的书籍。

嘉庆、道光修《永乐大典》、《天禄琳琅书目》时又用了《大典》。这一时期，由于监管制度不严，大量官员将其盗走。此外，咸丰十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翰林院遭到野蛮破坏和抢劫，损失从0755到79000不等，不计其数。尤婴侵略军劫掠最多，运回国内作为战利品。光绪元年翰林院整修时，《永乐大典》册的库存书不到5000册。

另据记载，次年翁同_入翰林院查《大典》本，仅存800本。终于在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翰林院成为战场。《永乐大典》年，除了战乱的焚烧和破坏，再加上人为的抢劫，翰林院中的册本就在这一点上全军覆没。侵略者将掠夺的大量财富和文物偷运回国，《大典》件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和私人手中。国内一些文人书法家也争相购买藏品，以为舶来品可以住进去。这本书《大典》一万多册，曾经藏在明、清两朝的衙门里，不到一百年就几乎绝迹了。宣彤第二年1910年首都图书馆成立时，教育部只拨出60册《大典》，作为首都图书馆的初期藏书，这些藏书都是被掠夺来的。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天工开物》的藏书。

的毁灭，不仅是中国学术上的巨大成就，也是世界文化的巨大损失。为寻找《大典》立下汗马功劳的郑振铎老师，50年前曾感慨：如果《大典》都保存到现在，我们可以对中国古代文学史有一个更完整的看法。就说这个存款一百，存款三四的《大典》，我们已经可以从那里得到很多难得的重要信息了。

经过国内外学者的研究

事实上，清末建首都图书馆时，学部曾提出将翰林院剩余的《大典》册转移到首都图书馆，但未获办理。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周树人被任命为教育部社会教育科第一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等部门。在他的建议和努力下，教育部要求国务院将保存在翰林院的《大典》册送交教育部，交由首都图书馆保管，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教育部立即派出工作人员前往陆润庠，并向教育部运送了64份《大典》。除4册陈列在教育部图书馆外，其余60册送往史静图书馆，是国家图书馆进藏的第一批《大典》册。

首都图书馆在认真整理和妥善保护这60册《四库全书》的基础上，到处搜集。其间，首都图书馆几经易名，但大典的收藏从未停止。到1934年，《全唐文》的收藏数量已达93卷。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局势动荡，政府下令古物南迁。北平图书馆先将敦煌经书、古籍善本、拓片、地图、珍贵西文书籍打包，然后存放在天津大陆银行等安全的地方。1933年5月，教育部命令北平图书馆将宋元精品、《大清一统志》本、明代志、明代选本等南移，以防万一。北平图书馆接电后，很快将包括《大典》在内的善本运往上海，存放在公共租界仓库，并成立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负责管理。在保存的装箱单上，可以清楚的看到当时《大典》南行运输的情况。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陷，不久欧战爆发。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国家图书馆存放在上海的图书馆藏书安全受到威胁。代理策展人袁同礼和上海办事处钱存训通过驻美大使馆与美国方面联系，决定重新挑选这些珍本书，运到美国保存。所选3000册中有60册《大典》。它在太平洋战争前抵达美国，由国会图书馆保存。1965年，这些善本被转移到台湾省，现在暂时存放在台湾省。

1988年抗战期间，民族危机当头，但爱国文化人从未停止抢救和收集古籍善本。被困在上海的郑振铎老师，不停地出入书店，寻找珍本，与国家图书馆保持联系。馆长袁同礼四处筹款买书。在那段时期收藏的善本中，有两卷《大典》。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更加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大典》的征集工作成为一个崭新的局面。

1951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将《大典》11卷归还中国政府。文化部将接收后移交给国家图书馆。为了纪念这一举动，郭图举办了一场《大典》的展览，宣传《大典》的价值及其劫掠经历。这次展览极大地激发了各界人士的爱国热情。一些爱国人士和藏书家已经将自己收藏的《大典》册交给国家图书馆集中收藏。

1951年8月20日，周树涛先生将其家族藏书中的一册《永乐大典》无偿捐赠给州，并致函州图：“我旧藏中有一册《大典》，有《杭子云》，卷7602至7603，愿捐赠给贵馆把珍珠还给合浦，化私为公，也是中国人民义不容辞的责任。”几乎与此同时，在张元济先生的倡议下，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一致同意捐赠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收藏的21卷《永乐大典》册

值得我们感谢的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共和国经济十分困难的时候，周恩来总理非常重视文物收藏工作，拨专款从香港著名藏书家陈庆华手中购买了一批珍贵古籍，其中有4册《永乐大典》。到1965年，《永乐大典》藏书已达220卷。

在仪式的采集过程中还有一个传奇的故事。1983年，在山东省叶县农民孙洪林的家中发现了一份《大典》。发现的时候，这本《永乐大典》的头和脚已经不见了，书里有花纹和鞋样。好在当时的农妇虽然不识字，但是从祖上继承下来的敬字惜纸的传统，挽救了这本书《永乐大典》，这也算是它流传过程中的一件幸事。孙家知道这本书的重要价值，就把它送到了叶县文化馆，叶县文化馆把它转到了国图上，由专业的修复者在收到这本书后进行修复。这本流浪多年的古籍，终于和其他《永乐大典》本书汇合了。截至今年，国家图书馆《大典》藏书已达221册。

2007年，中国古籍保护计划启动。当专家前往上海鉴定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时，一部新的《大典》卷再次出现在他们面前。经过两年的运行，它将被放入西藏国家图书馆。本卷是有韵湖二字的一卷，可以结合西藏原图的部分。

的收藏和保存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收藏的一个缩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图书馆善本收藏的历史。百年来，政府的支持，很多爱国人士和关心国家图书馆事业的人，国外收藏单位的回归，几代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心血，都让人感动。作为国家图书馆的一名工作人员，我永远不会忘记。

第五题国家图书馆外《大典》。

除国家图书馆收藏外，上海图书馆、四川大学以及英国、日本、德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公私藏家手中还有近200册《永乐大典》册。根据已知信息，西藏藏家主要有以下30人：

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台湾省中央图书馆、台湾历史与语言研究所、日本国立图书馆、东方图书馆、京都大学人文学院、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日本田丽图书馆、日本京家堂图书馆、日本石岛图书馆、大阪府图书馆、日本武田乔部、日本石黑、日本小川奈那弘治、大英博物馆、牛津大学图书馆、东方语言学院、伦敦大学、剑桥大学、马登大学、汉堡大学图书馆、科隆莫克图书馆、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康乃尔大学、波士顿图书馆、越南河内远东学院、韩国老北京李望知图书馆。

我们在英国和日本看到更多的收藏家。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翰林院成了战场，英国大使馆距离翰林院院墙不到1米，所以很容易解释为什么《大典》的英国藏品比较多。在翟兰斯的日记中，美国国会图书馆中记载的一卷《永乐大典》是来自英国的。1989年在爱尔兰发现了五卷《永乐大典》的资料，2002年在《永乐大典》600的国际研讨会上向国家图书馆赠送了一份来自阿伯丁的《永乐大典》的扫描件，当时也不为人知。会上学者透露，纽约公共图书馆也有《永乐大典》的藏书。《永乐大典》的日本收藏数量可能是一个有利因素。1920年，东方图书馆曾在田中敬太郎的文秋堂书店购买10册《永乐大典》，后于1943年分6次购买《永乐大典》，共63册34册。大约在1940年，东方图书馆曾想一次性购买49册刘的《嘉业堂》，但因战争和经费不足而未能如愿。通过当时的满清铁路，收藏于大连图书馆。二战结束后，通过旧苏联归还给北京图书馆。也许通过我们对古籍的普查，会有新的发现。

永乐大典档案目录

国学的核心典籍

一、国学的核心经典

国学的核心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意识思想——儒家经典，而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十三经”。

发展演变：十三经是由先秦的六经、西汉的五经逐渐发展而来的，最终形成于南宋。先秦，六经：《易》、《诗》、《书》、《礼》、《乐》、《春秋》；汉朝，五经：以《易》、《诗》、《书》、《礼》、《春秋》为“五经”，立于学官。唐朝，九经：唐朝时，《春秋》分为“三传”，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礼经》分为“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这六部书再加上《易》、《书》、《诗》，并称为“九经”，也立于学官，用于开科取士。晚唐，十二经：唐文宗开成年间，在国子学刻石，内容除了“九经”之外，还加上了《论语》、《尔雅》、《孝经》。五代，十一经：五代十国时后蜀国主孟昶刻“十一经”，收入《孟子》，而排除《孝经》、《尔雅》。南宋，十三经：正式形成于南宋时《孟子》正式成为“经”，和《论语》、《尔雅》、《孝经》一起，加上原来的“九经”，构成“十三经”。

至此，儒家的十三部文献确立了它的经典地位。清乾隆时期，镌刻《十三经》经文于石，阮元又合刻《十三经注疏》，从此，“十三经”之称及其在儒学典籍中的尊崇地位更加深入人心。清孔尚任《桃花扇·逮社》：“你看十三经、廿一史、九流三教、诸子百家、腐烂时文、新奇小说，上下充箱盈架，高低列肆连楼。”清昭连《啸亭续录·石经》：“雍正中，有生员蒋衡字湘帆者善书法，立志书十三经，十余年乃成。”（参阅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清钱泰吉《曝5书杂记》卷上）

《十三经》的内容极为宽博：

《周易》是占卜之书，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

《尚书》是上古历史文件汇编，主要内容为君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记录。

《诗经》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集，内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

《周礼》主要汇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期各国制度。

《仪礼》主要记载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制。

《礼记》是秦汉以前有关各种礼仪的论著汇编。

《春秋》三传是围绕《春秋》经形成的著作，《左传》重在史事的陈述，《公羊传》、《谷梁传》重在论议。

《论语》是孔子及其门徒的言行录。

《孝经》为论述封建孝道的专著。

《孟子》专载孟子的言论、思想和行迹。

《尔雅》训解词义，诠释名物，经学家多据以解经。

儒家文化在封建时代居于主导地位，“十三经”作为儒家文化的经典，其地位之尊崇，影响之深广，是其他任何典籍所无法比拟的。最高统治者不但从中寻找治国平天下的方针大计，而且对臣民思想的规范、伦理道德的确立、民风民俗的导向，无一不依从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施于社会的影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二、《十三经注疏》

“十三经”各注释版本中，以清代学者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最为完善，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是文史研究工作者经常要查检的书。十三经注疏清代由阮元主持校刻的一部，号称善本，但卷帙浩繁，不便查检。原世界书局将阮刻本缩印为两巨册，使用较方便。

《周易正义》，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尚书正义》，魏·王肃伪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

《毛诗正义》，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

《周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仪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礼记正义》，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左氏传正义》，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公羊传注疏》，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

《春秋谷梁传注疏》，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

《论语注疏》，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

《孝经注疏》，唐玄宗注、宋·邢昺疏。

《尔雅注疏》，晋·郭璞注、宋·邢昺疏。

《孟子注疏》，汉·赵岐注、宋·孙奭疏。

《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这十三种文献，当以“经”的地位最高，“传”、“记”次之，《尔雅》又次之。十三种儒家文献取得“经”的地位，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南宋宿儒朱熹以《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形成了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四书》，并为官方所认可。

三、十三经简介

（一）《周易》

原称《易》，又称《易经》，是古人卜卦用的书。周朝统治者习惯用蓍草来占卜吉凶。称为占筮。占卜时根据蓍草茎数量的奇、偶，排成各种卦，再参照占筮书的记述，判断出吉凶。《周易》就是这类占筮书的一种。

《周易》中用“”和“”两个最基本的符号代表阳和阴，分别称为阳爻、阴爻。把和叠列三层，可以形成八种组合形式，叫做八卦，又称经卦。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为了记住这八卦的符号，古人总结了顺口溜：

乾三连，坤三断

震仰盂，艮覆碗

离中虚，坎中满

兑上缺，巽下断

这八卦的每一卦代表一种物象，一种事物，如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对于每一卦象的含义还可以进一步引申，例如乾既代表天，又可以代表国君、朝廷、君子、男人、刚健、阳气等，而坤除了代表地外，还可以代表臣子、女人、柔弱、阴气等。用八卦的卦象两两重7叠，又能组合成六十四卦，称为别卦。在《周易》中，对于每一卦以及卦中的各爻，都有阐述其意义的解说，这就是卦辞和爻辞，它们是《周易》的正文部分。

《周易》的作者和著作时代是怎样的？《周易》的起源为河图、洛书。传说远古时代，黄河出现了背上画有图形的龙马，洛水出现了背上有文字的灵龟，圣人依此制定出八卦。到了殷商末年，周文王把八卦演为六十四卦，春秋时期，圣人孔子为之作《易传》十文，即《十翼》。可见《周易》是不同时期由不同的人写成的。班固《汉书·艺文志》有“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说法。就是说：《周易》的成书，经历了上古、中古、下古三个时代，由伏羲、文王、孔子三个圣人完成。古代曾有伏羲氏、神农氏推演八卦的说法，那只是传说，并不可信。近代学者们根据卦辞、爻辞记载的一些历史材料，比较有把握地推断这部书是西周初年的作品，但具体的作者仍然难以判断。

现今传世的《周易》中，还包括解释经文的传，称为十翼。十翼是由《彖传》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象》上下、《杂卦》等十部分组成的。十翼的作者并非一人，而且也不是作于同一时代。据研究，《彖传》写作最早，似在春秋、战国交替之际，其余的则是战国至西汉初年的作品了。这十翼对《周易》的解释未必都能符合经文的原意，因此不能完全依赖它们去理解《周易》的正文。

《周易》本是一部占卜算卦的书，但是书中在讲到阴阳二者之间的矛盾变化时，也反映了古人的某些朴素辩证法的观点。到了汉朝，《周易》被尊为六经之首，人们认为它包含了其他各经最根本的道理。汉朝在国家学校中教授《周易》的博士就有施、孟、梁丘三家；此外，民间还有大约十家，它们都属于不同的流派。20世纪70年代，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曾经出土帛书《周易》的残本。它同今天流行的《周易》相比，虽然六十四卦的卦名全都相同，但是卦的次序却很不一样。汉朝的学者们大多以象数之学来讲解《周易》，也就是依据形象和数量来推测自然界的变化对社会政治的影响，因此《周易》常常成为他们预言灾异的工具。三国时期，王弼改变了大谈象数的风气。他注释《周易》主要是借机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王弼在注中糅合了《老子》、《庄子》的道家学说，为魏晋时期的“玄学”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古代有大量解说《周易》的著作，除了一部分涉及古代哲学思想的以外，还有许多是宣扬封建迷信的，必须注意把它们区分开来。

（二）《尚书》

原来仅称为《书》，是中国夏、商、周时代一些政治文献和传说资料的汇编，其中也包括某些追述更古时代的史事记录，因此它属于政治书。春秋以后，《书》被儒家学者们尊奉为经典，称之为《书经》。自汉朝开始，又称它为《尚书》。“尚”即是“上”，“尚书”就是指上古时代的史书。

最初《尚书》中保存的历史文献是很多的。至西汉初年，由山东人伏生传授下来的《尚书》只有28篇了。这部《尚书》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文字抄写的，所以汉朝人称它为“今文尚书”。传授今文《尚书》的学者们常常利用阴阳五行的观点阐发他们的迷信思想，形成了《尚书》的今文经学派，并且由朝廷立为博士官。西汉中期以后，又多次发现先秦时期用古文字体抄写的《尚书》，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16篇。东汉学者贾逵、马融、郑玄等人对古文《尚书》做了大量的注释工作。他们多从名物制度、文字训诂等角度来解释经文，形成了《尚书》的古文经学派。在汉朝，古文《尚书》未被朝廷所承认，没有能立于学官，以致西晋以后它全部散失，现今只能看到它的篇目名称了。东晋时期，豫章内史梅赜向朝廷贡献了一部《尚书》，共58篇。梅赜根据一些散佚的《尚书》文字，编撰成所谓古文《尚书》25篇，后人称之为“伪古文尚书”。梅赜同时又吸收了原来今文《尚书》的28篇（但被离析为33篇了），共凑成58篇。这就是现今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它实际上是由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两部分合成的。此外，梅赜还贡献出一部《尚书孔氏传》，十三卷，说是西汉经学家孔安国解释《尚书》之作。这部书后来经清朝学者们考定，实系后人伪造，于是称它为伪《孔安国尚书传》，但也收入《十三经注疏》之中了。

（三）《诗经》

最初只称为《诗》，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春秋时期被儒家学者尊奉为经，以后称为《诗经》。书中收入了上起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下至春秋中叶（前6世纪）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保存到现在的作品共305篇。这些诗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是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歌，其中有揭露、斥责统治者的残暴压迫，也有对庶民的爱情、劳动等社会生活的歌颂。《雅》又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主要是颂扬周统治者的文治武功，其中有许多内容是涉及周初及“宣王中兴”等有价值的史料。《小雅》多是西周后期和东周初期的作品，内容以反映王室统治危机的政治诗为主。《颂》主要是统治者敬神祭祖的庙堂颂歌。需要指出的是，《风》、《雅》、《颂》三部分在内9容上不是截然分清的，它们也有混杂交错的情况。这三部分的区别，除了在内容上各有侧重外，还有音乐方面的不同。一般地说，十五国《风》要配以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乐曲歌唱；《雅》大多是用西周都城镐京（今陕西西安市西）一带乐调谱曲的；《颂》的配乐表现出庄重、肃穆的特点。

古代传说周王朝有定时派人到民间搜集诗歌的做法，叫做“采诗”。这大约就是《诗经》的最早来源。在周朝上层社会的政治活动中，人们常常借用《诗》的一章或一两句来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所以孔子曾经告诫他的儿子伯鱼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不学《诗》便无法和人交谈。

《诗经》传至汉代，有齐、鲁、韩、毛四家。其中前三家都属于今文诗学，西汉时得到朝廷的承认，立于学官，各设了博士官并教授门徒。今文诗学至魏晋以后逐渐衰亡。毛《诗》相传为西汉初年毛亨、毛苌所传授，属于古文诗学。现今传世的是毛《诗》，共311篇，其中有6篇仅存名而无诗文。《诗经》中记载了许多周人早期的开发活动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因此它不仅作为文学巨著对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

（四）《仪礼》

原来只叫《礼》，汉朝时又称它为《士礼》、《礼经》，到了晋代才称为《仪礼》。

讲究各种典礼仪式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儒家希望通过“礼”来区分人们的贵贱尊卑地位、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仪礼》就是详细记载古代各种礼仪的书。传说此书是周公所作，但缺少根据。《史记》等书则认为它出于孔子之手。现代学者一般认为，《仪礼》成书约在东周时期，不过书中记载的各种典礼仪式，应该在成书以前就存在了。孔子很注重采辑、整理各国礼仪，他把演习礼仪作为自己教学的重要内容，甚至在他游说列国的路途中，也坚持与弟子们在大树下演习礼仪。

现今传世的《仪礼》包括：士冠礼、昏（婚）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聘礼、觐礼、丧服、士丧礼等，共17篇。它们记载了周朝统治阶级的加冠、婚丧、交际、敬老、宴饮、外交、觐见、祭祀等各种礼仪。西汉初年，由鲁高堂生传授下来的《士礼》即今《仪礼》17篇，至西汉中期分为戴德（大戴）、戴圣（小戴）、庆普三家礼学，它们都属于今文经学派，朝廷也设立了博士官。1959年在甘肃省武威发现了汉代抄在简上的《礼》多篇，为我们校定今本《仪礼》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本子。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又有《礼古经》56篇，是汉武帝时发现的古文《礼经》，其中有17篇与今文的《仪礼》内容基本相同。至于另外的39篇，汉代称为《逸礼》，早已失传。

（五）《礼记》

先秦时期，儒家学者们在传习《仪礼》的同时，也传授一些有关的参考资料。这些资料可以进一步解释、补充《仪礼》经文，阐发其经义，人们称之为“记”。当时这种《记》很多，作者也只一两个人。至西汉时期，礼学家们也都各自选取一些《记》作为讲授《仪礼》的辅助教材。这些《记》流传到东汉中期，只剩下了两种：一种是相传为戴德选辑的85篇本的“大戴礼”；另一种是相传为戴圣选辑的49篇本，称为“小戴礼”。东汉学者郑玄为其中的49篇本作了注解，从而使它的影响越来越大，由原来从属于《仪礼》的地位转变为独立成书，人们称它为《礼记》。在唐代，《礼记》更被列为九经之一，它与《仪礼》、《周礼》鼎足而三，称为“三礼”。

《礼记》是一部儒家关于各种礼仪的论著、杂说汇编。它的内容庞杂，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方面：有专为说明《仪礼》的，如《冠义》，《昏义》、《乡饮酒义》等篇；有杂记丧服、丧事的，如《檀弓》、《丧大记》、《问丧》等篇；有记述各种礼节、礼制和守则的，如《投壶》、《礼器》、《明堂位》、《曲礼》、《内则》等篇；有记述孔子言论的（其中许多是假托孔子之名来阐发儒家的言论），如《仲尼燕居》、《孔子闲居》等篇；有比较系统地论述儒家某一思想的论文，如《礼运》、《学记》等篇。此外还有一篇属于授时颁政的《月令》，记述了夏历一年十二月的时令及有关的事物。《礼记》中有些篇章如《大学》、《中庸》等，谈及儒家关于如何修养道德、为人处世的哲学伦理观念，被后世理学家编入《四书》中，加以大力宣扬。《礼记》中还有《学记》、《乐记》两篇，从理论上对教育、音乐作了精辟的论述，至今仍可资借鉴。

《仪礼》仅仅记载了一些礼仪制度，而《礼记》则更多地论述了这些典礼制度的意义、作用，从理论上阐述了战国末期至秦汉时期儒家的“礼治”思想。《礼记》对于封建统治者强化思想文化统治、利用封建礼教束缚人们的思想、言行，可以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因此它越来越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在儒家经典著作中的地位也不断地上升。

（六）《周礼》

原名《周官》，西汉末年，学者刘歆将它改名为《周礼》。这是一部记载政治制度的书。

关于《周礼》的成书，过去古文经学家认为是周公所作，今文经学家则指斥为刘歆所伪造。现在一般学者都认为这部书是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者搜集了周王室的官制以及春秋时各国政治制度，并根据儒家的政治理想加以增减排比而成的汇编。据《汉书》河间献王本传记载，汉景帝时，河间献王搜集到流散在民间的古本《周官》，才使此书为世人所知。因为这部书是古文经，所以长期遭到古代今文经学家的诋毁。

《周礼》记有三百多种所谓周朝的职官，并对其所司职务作了介绍，其中也涉及周代的一些典章制度。全书共由《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等六大部分组成。书中的《冬官司空》早已佚失，西汉时以先秦古籍《考工记》补入。《周礼》一书对后世的政治有较大影响，诸如西汉末年的王莽改制、南北朝时期的宇文泰改革官制以及宋代的王安石变法等政治改革，都曾以《周礼》为号召，试图以此为依据。

近代学者曾以周代铜器铭文所记职官对照《周礼》的官制进行考查，找出一些不相符合之处，以此证明《周礼》系战国人所杜撰，并非是周朝政治制度的如实纪录。然而《周礼》中记述的另外一些制度，又确实在周代实行过，这可以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那里得到证实。因此，这部书至今仍然受到人们的重视。《周礼》是我们研究周代典章制度的重要文献资料。

（七）《春秋》及其三传

“春秋”曾经作为东周各国史书的通称，同时也是春秋时期鲁国史书的专称。现存的《春秋》一书记述了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244年间的鲁国历史。这是目前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史书。据记载，孔子曾对《春秋》进行了修订、整理，并且把它列为六经之一，作为教授学生历史知识的重要教科书。相传孔子在修订《春秋》时，曾经运用一些隐微的言辞，暗喻、示意某种深远的意义，后世儒家学者们把孔子这种文笔曲折而意含褒贬的所谓“春秋笔法”称为“微言大义”。例如《春秋》经于鲁隐公元年下说“郑伯克段于鄢”。《左传》对此则解释说，由于共叔段的表现违背了做弟弟的伦常，所以《春秋》经不用“弟”字称呼他；这一事件如同两个国君之间争权，所以用“克”字；又由于共叔段的失败是因郑庄公蓄意逼迫造成的，所以经文不称郑庄公的谥号，而用“郑伯”，以批评他对弟弟有失教诲。不过我们今天看来，《春秋》经的这种“微言大义”被古人过分渲染、夸大了。

古代为《春秋》经作的传，流传至今有三部，即《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春秋》经本来有自己的单行本，后来按照编年次序，人们把它同各种传文合并起来，先列经文，后述传文。经文对史事介绍十分简短、概括，所以后世学者都要配合传文加以研读。

《春秋左氏传》又称《左氏春秋》或《左传》。旧传作者为春秋时的左丘明，近代学者们根据《左传》中所述史事，认为它当成书于战国初年。《左传》编年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比《春秋》经多出17年；《左传》所记史事更延至鲁悼公十四年（前454年），比《春秋》经晚27年。

《左传》以叙事为主，书中用大量史实补充、说明了《春秋》经，有时也订正《春秋》经的某些错误。因此《左传》有助于我们了解《春秋》经的那些概括、简略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古代史料，加之它叙事生动流畅，成为中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和文学著作。

《左传》成书于战国时期，本是用战国时的古文字写成的，因此在汉代它属于古文经传，而且长时期只在民间传授，未能被朝廷立于学官。《春秋公羊传》也称《公羊春秋》或《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也称《谷梁春秋》或《谷梁传》。它们的编年都与《春秋》经一样。古代学者曾经认为《公羊传》和《谷梁传》分别为战国时的学者公羊高和谷梁赤所撰写，并且二人同受学于孔子的学生子夏。但是这种说法缺乏足够的根据。可以肯定的是，二书在战国时仅是口传心授，直到西汉初年才用隶书字体写成定本，因此它们都有属于今文经传。

《公羊传》和《谷梁传》的内容都有着重于解释《春秋》经文，很少述说史事，所以它们不是史书，只是儒家后学们以自己的主观臆测来阐释《春秋》“微言大义”的著作。《公羊传》、《谷梁传》二书的作者是要把所谓孔子的“春秋笔法”点破、说明，让人明了其中的意义。不过，实际上这两部书的内容冗长空洞，所讲的“大义”也未必符合《春秋》的原旨。同《左传》相比，这两部书没有给我们提供新的史料，也谈不上文学价值。不过汉代及以后历代的今文经学家常常利用它们来发挥自己的政治观点，把它们作为议论时事的理论根据，因此这两部儒家经传、特别是《公羊传》，在中国古代经学史、思想史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八）《论语》

这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和他的少数弟子的言语行事的记录，其成书在战国初期。《论语》在西汉时还只作为经书的辅翼，被看作是传、记一类的著作。直到东汉时，才作为正式经书列入“七经”之中。

孔子名丘、字仲尼（前551—前479年），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一生的学术活动以及他创立的儒家学说，对于传播和发展中国古代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论语》是研究孔子思想和儒家早期学说的最基本的依据，也是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教育史、文化史的重要文献。

《论语》一书传到汉朝时，已有三种不同的本子，即今文本的《鲁论》、《齐论》以及古文本的《古论》。现今传世的《论语》，是东汉学者郑玄参照上述各种本子整理而成的，共20篇。汉代以后，《论语》成为读书人的必读之书。南宋时，理学家朱熹把《论语》同《孟子》、《中庸》、《大学》合为《四书》，并为之作集注，使《论语》在宣扬封建礼教方面，处于更加突出的地位。

（九）《孟子》

这是一部记录孟轲言论行事、包括他和当时人及门人弟子们相互问答的谈话记录。《孟子》一书主要是由孟轲的门人万章、公孙丑二人所记，大约孟轲本人也亲自进行过润色。书中记载了孟子的政治活动、政治学说以及他的哲学、伦理、教育等思想。

孟子名轲，字子舆（约前372—前289年），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曾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在封建社会，孟子被认为是孔子学说的继承者，他发展了孔子的儒家思想，在儒家哲学中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孟子在政治上提倡“民贵君轻”思想，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他主张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度以及宣扬人性善等思想，则反映了他的好古、唯心观点。

在汉代，《孟子》同《论语》一样，仅被当作“传”、“记”一类著作。直到宋代，《孟子》才由理学家们作为经书列入“十三经”。南宋朱熹把它编入《四书》，并为之作集注，更加深了它在封建文人中的影响。《孟了》现今只存七篇。相传另有“外书”四篇，早已佚失，今本“外书”系明人伪作。

（十）《孝经》

今本《孝经》仅1799字，分为十八章，基本内容是儒家倡导的封建孝道，宣扬“孝，德之本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等说教。虽然《孝经》通篇提倡行孝，但也由讲孝进而劝“忠”，主张孝子对待国君应该忠贞不贰。因此历代封建统治者对于《孝经》十分重视，要求所有的读书人都必须熟读它，特别是汉代，是读书人第一部必读的书。

《孝经》在内容上，有许多地方抄袭了《左传》、《孟子》、《荀子》等书，有时是撮取其大意加以复述，加上书中某些方面内容陈腐、文字粗陋的缺点，因此它有明显的局限性。

关于《孝经》的作者，历来有“孔子”、“曾子”、“孟子门人”等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