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流失 《永乐大典》正本去向成谜

　　“大家都很沉痛，不知道如何解释眼前的情况，宫中的珍宝秘籍，怎么会被盗？ ”

　　“后来，我仔细阅读了有关档案，认真梳理了整个事情的经过，原来这样令人吃惊的场面，在50多年前就曾经发生过。这是八国联军所为，根据有关档案的记载，有18箱《甘珠尔经》被割断锦缎，侵略者们盗去了护经板里的镀金佛光和七珍珠宝。”

　　那以后，向斯希望，能够结合他20多年来在故宫的研究发现，写一本关于宫廷书籍流失情况的书籍，让人们了解这些皇宫国宝和珍籍的流失情况。3年后，他向故宫博物院申请了这个研究课题。

　　“我把清宫珍籍流传宫外的情况作了系统的研究后，大致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次宫廷国宝、秘籍流失主要包括《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的流失。”

　　向斯说：“明朝《永乐大典》的修编可以说是一件空前绝后的文化盛事。”据有关史料记载，有约3000人参与纂修，前后历时三年，全书共22000多卷，修成后明成祖非常满意，亲自作序并赐名。

　　然而，自《永乐大典》问世以后，直到明朝末期，《永乐大典》正本的去向一直成为史学界和文化界的一个谜案。有专家认为，早在明朝末期《永乐大典》就不在人世了，有人说毁于大火，有人说随葬于帝陵，还有人干脆就认为是去向不明。向斯推测说，很有可能是在明朝亡时毁于战火。

　　另外，清朝末年，皇宫秘阁内的书籍管理松散，一些不良的儒臣起了贪婪之心，费尽心机偷窃宫中的秘本《永乐大典》。根据清末史料记载，翰林大臣文廷式等人，每天早晨进翰林院时特地让随从背个包袱，装自己的棉袄，晚上离开时把棉袄穿在身上，将秘阁内的《永乐大典》打成同样大的书籍带回自己家。后来一些不良的儒臣发现偷盗出来后居然无人过问，还开始公然倒卖。早就眼馋皇宫秘籍的洋人到处打听宫中流出的《永乐大典》，就这样大量《永乐大典》秘本流入洋人手中，带出中国。

第二次流失 八国联军抢劫文物无数

　　咸丰1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洗劫圆明园，也拿走了大量宫廷珍藏的《永乐大典》。40年后，八国联军再次入侵北京，储存在翰林院的《永乐大典》惨遭不测，几乎被毁，大部分秘籍葬身火海幸免于难的书籍则散落一地，有些士兵觉得这些书籍体积大，比较结实，干脆拿这些书籍当砖头，有的用作马槽，还有的用于工事或铺路。

　　根据有关记载，日本收藏中国皇宫秘本《永乐大典》多达55册，仅次于日本的是美国45册，英国38册，中国方面一直在全力收购这批流失宫外的皇宫秘籍，目前，中国共有《永乐大典》226册。

　　“在流出宫外的珍宝中，有相当一部分源于外国列强对中国的掠夺。其中，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对于中国文物的掠夺和毁损是最为严重的。”

　　1859年，英法共同研究对华作战计划，确定组建了两国联军2万人远征。在瓜分堆积如山的财宝时，英法联军最高统帅决定成立联合委员会，将所有战利品由双方军队瓜分。然而，行动开始后，一切都变样了，许多珍贵的物品不翼而飞。

　　于是，眼睛血红的官兵们开始变得野蛮而疯狂，一拨又一拨的抢劫者们眼睛放射着绿光，涌进富丽堂皇的宫殿，疯狂抢劫、纵火烧毁那些带不走的器物、字画和秘籍。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故宫再遭浩劫。圆明园究竟有多少国宝被抢劫而流失，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据统计，中国国宝级珍贵文物流失海外的，大约有160万余件，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被全世界的200多家博物馆作为最为珍贵的文物，甚至是镇馆之宝郑重收藏；分散在五湖四海私人手中的中国珍贵文物数量，实在无法统计，估计应该在1000万件以上；大约有数十万件的皇宫国宝流失宫外。”

　　向斯说，流失海外的中国古代名画，就有大约2万余件，中国古代最为珍贵的古画《女史箴图》就是其中之一。

　　“另外一次最为惨痛的流失是溥仪**国宝秘籍，这一次，几乎全都是由宫里选出的最精品的文物和书籍。”向斯十分痛心地说。清宣统三年，也就是1911年，末代皇帝溥仪在隆裕皇太后的监护下退位，按照民国政府给的清皇室《清室优待条件》，继续生活在紫禁城北部的后廷中，并沿用宣统年号，称为小朝廷，前后13年。但是退位后的溥仪不甘心失去江山社稷，一心想复兴大清帝国，重登皇帝宝座。

　　为了筹措经费，他以赏赐溥杰为名，把宫里最值钱的字画和古籍运出宫外，存到天津英租界的房子里。“走到东北，他和朝臣们没有吃的，就拿价值连城的字画和古董和当地农民换馒头和包子。”

　　向斯研究认为，溥仪认为古书是最为珍贵的宝物，他盗窃宫中古物珍宝的半年时间里，前40多天，盗窃的全部都是难以携带的书籍！然后通过赏赐溥杰的办法将这些国宝珍籍**出宫，他先后41次赏赐溥杰的昭仁殿珍本古玩210部，几乎全是宋本精品，大部分是无价之宝

第三次流失 溥仪盗古籍珍本出宫

　　“溥仪盗运古书出宫后，昭仁殿中绝大部分珍贵的宋元珍本都已流失宫外，留存在殿中的，仅有10部宋版书，15部元版书，这些秘籍也都是版本精良、书品较好的本子，但是比起被盗运出宫的那些珍本书籍，却又略逊一筹了。”

　　向斯介绍说，这些古书出宫后，都交给了溥仪的父亲前清摄政王载沣，他转交载涛，再秘密运到天津静园，变卖了几十件，最后全部运往东北，入藏伪满洲国皇宫藏书楼。日本投降后，就不知下文了。

　　“溥仪偷盗出宫的古玩珍宝秘籍到达东北后，藏于伪满洲国皇宫藏书楼，国民党占领长春后，接收了十三箱宋版书，并交给了国立长春大学图书馆，现在存于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其余的珍贵古书和珍品文物，一部分收回、收购、一部分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其他则流失各处。”

　　有中华第一神品之称的《清明上河图》，被溥仪皇帝带到东北后，也入藏伪满皇宫。1945年8月，溥仪被苏联红军俘虏，随身携带的字画珠宝也被收缴，其中就包括这幅《清明上河图》。但是，由于情况混乱，当时人们并没有在意这幅作品，只是随意扔在了机场，后来作为战利品上交，并陆续发现了两幅摹本。

　　1950年，这三件《清明上河图》拨交东北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1950年底，文化部组织专家清理东北遗留下的文化遗产，文化部研究院杨仁恺奉命清点、整理东北地区的战利品，在堆积如山的藏品中，欣喜若狂地发现了这幅《清明上河图》。

　　除了列强武力掠抢和宫内自盗外，还有一些珍籍国宝，由于战时被迫转移、内部的调整划拨和与国外的礼物交流而外流。

　　20世纪30年代，日寇入侵北京，故宫博物院被迫将大量精品文物装箱南迁。“从1932年秋天开始，故宫文物开始装箱。事实证明这是明智之举。”向斯说，这为后来的突发事件赢得了宝贵时间。

　　文物装箱可是一门专业的学问，一方面是文物古董、宝贝书籍如何装；另一方面是哪些国宝秘籍应该装。国宝文物的装箱有两大秘诀，一是紧，二是隔，当时，故宫三大馆都选派了有关方面的专家前来挑选国宝秘籍，他们的想法是，北京有可能沦为战场，应当尽量装最好的文物，尽量装满，增加件数而减少箱数。以至于吴玉璋先生装的铜器箱，后来在上海开箱检查把铜器搬出来核对后，怎么也装不下了。大家抱怨当时装箱人何必装这么多，却不知道这是装箱人的一片好心。

第四次流失 非常岁月国宝南迁

　　故宫博物院的国宝藏品中，凡是留存宫中的书画精品，都精选装箱，几乎网罗一空。宋元明历朝的精品瓷器共7000多件，也全部装箱，再加上宫中秘籍文献、珍玩精品，共计13000多箱文物全部南迁。

　　“由于当时北京人坚决反对国宝文物的南迁，起运日期确定为1933年2月5日深夜，皇城戒严，在中午就已装车的国宝文物，一车接一车，告别了他们从未离开的深宫，踏上南迁之路。辗转数千里，历时十余年，除了由于天气潮湿，受潮情况严重外，几乎所有的文物完好无损。有2972箱文物运往台湾，其中珍贵书籍近16万册，并于1965年建立台湾故宫博物院。1950年和1953年，大批故宫国宝秘籍又两次大规模从南京北迁。”

　　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说，部分外流国宝作为昔日的礼物交流，成了文化交流的见证。例如，美国国会图书馆就在1869年收到当时清廷书籍，这是应美国政府要求回赠的书籍，10种933册；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均曾获得过清政府的赠书。

随着文化生活出现了繁荣现象，到了第七代哈里发买蒙时代，因与拜占庭关系得到缓和，哈里发买蒙遂派大翻译家侯奈因率学术访问团到君士坦丁堡求书，带回了大量稀世珍本，从而掀起了希腊古籍的“百年翻译”运动。到阿巴斯王朝前期结束之前，古希腊科学典籍中的全部重要著作和大部分次要著作都被翻译成了阿拉伯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勒密、欧几里得、阿基米德等大思想家、科学家的著作给阿拉伯世界带来了深刻的启发和迷人的智慧，帝国的人民不仅大大丰富和增长了见识、学问，而且深刻的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将阿拉伯人由一神信仰阶段带入了层次更高的理性思辨阶段。希腊哲学成为伊斯兰教义学和阿拉伯世俗哲学的基础。铿迪是最早将希腊哲学引入阿拉伯哲学的，他对哲学的定义和理解，在中世纪认识论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对阿拉伯和西欧的思想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批出色的翻译家涌现出来，侯奈因·本·易斯哈格，萨比特·本·古赖，约翰·伯特里格等等，他们精通希腊语、波斯语、古叙利亚语和阿拉伯语，他们的译文准确、练达，理解深刻，注释详尽，极大地丰富了阿拉伯语，增强了阿拉伯语的表达能力。他们的译介往往带有评注，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

“古”是相对于“今”而来的，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皆可称之为古籍。 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特定形式的材料上，借以记录知识、传播思想，图书才开始出现。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中提出图书必须具备以下六个构件：

（1）知识信息； （2）著作方式；

（3）文字；

（4）物质载体；

（5）文字制作技术；

（6）装订形式。

以这六条标准来衡量诸多图书起源的几种说法：“陶器说”过分强调陶文的作用，但陶文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河图洛书”只是出自荒古的神话传说，不足为凭；甲骨、青铜、石刻均不能称之为图书。

著名书史学家钱存训指出：书籍的起源，当追溯到竹简木牍，编以书绳，聚简成篇，如同今日的书籍册页一般。

先解释“古籍”的“籍”。“籍”在这里就是书，“古籍”是古书的雅称。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殷商时龟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辞，并未构成书。商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仍和后世纪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中国殷商时已开始在竹木简上写文字，《尚书》的《多士》篇里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的古文字就像两根带子缚了一排竹木简，“典”则像以手持册或将册放在几案上面。但这种典册在殷商时仍不是书，而只是诏令之类的文字，保存起来犹如后世之所谓档案。到西周、春秋时，档案留下来的就更多了。西周、春秋时人做了不少四言诗，草拟了贵族间各种礼仪的节目单或细则；还有周人用蓍草占卦的卦辞、爻辞；春秋时诸侯国按年月日写下来的大事记即“春秋”或“史记”。这些，都归祝、史们掌管。其中除大事记是后来史书的雏形外，其余所有的仍都没有编成书，只能算档案，或称之为文献。到春秋末战国初，学术文化从祝、史手里解放出来，孔子以及战国时的学者才把积累的档案文献编成《诗》、《书》、《礼》、《易》、《春秋》等教材，作哲理化的讲解。这些教材叫做“经”，讲解经的记录编写后叫做“传”或“说”，经、传、说以外的记载叫做“记”。同时，战国各个学派即后人所谓先秦诸子也有不少论著，并出现了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专著。这些经、传、说、记和先秦诸子论著、科技专著才是中国最早的书，最早的古籍。《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最早的书也就是这一批古籍。以后收入列朝公私书目属于经、史、子、集的各种著作，在今天也被公认为古籍。 学术观点：中国有6000年的文明史，图书作为重要的标志文明的牌记，与中国古老的文明社会并驾齐驱发展着。从壁石、钟鼎、竹简、尺牍、缣帛到纸张，无一不向社会传播文明，传递知识。但久经改朝换代、天灾人祸，能保留下的古书少之又少。所以，古书收藏爱好者认清古籍中孤本、善本、珍本的界定是非常有必要的。孤本的概念比较清晰。凡国内藏书只此一部的，未见各家收藏、著录的，一概称为国内孤本。珍本与善本的界定，历来为版本鉴定学者所争论。宋效先老师曾在1987年发表论文指出：“珍本是比较稀见或比较珍贵之本，善本是凡内容有用，流传稀少，校刻精良，具有文物、学术或艺术价值之本。”而在李致忠老师的观点中认为：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和词汇中，“善本”就是珍贵的、值钱的、罕见的传本，这实际上是以“珍本”概念替代了“善本”的含义。时代久远，传世孤罕的书籍，自然珍贵。甚至虽有明显的文字讹脱，反被视为珍贵版本，这在古今中外都有实例可举。本来“珍”并不等于“善”，罕见的东西并不一定真好，可是谁也不会把珍贵的东西视若粪土。这就在实际上把“珍”、“善”合流了。彭令先生认为，从广义的角度说，凡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古籍精品，都应视为珍本；珍本与善本的核心价值都是文献价值，文物价值为基础，文物价值主要是在确定古籍的真赝、年代、版本的基础上得出的，艺术价值对于古籍来说是形式。文物价值、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都高的古籍，无疑是善本；有时候，对于某种价值特别突出的古籍，也应视为善本。 中国古籍传统的分类法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四部下再细分为四十四类：

经部，以儒家经典及其释作为主，例如《御笔诗经图》，也收录古乐、文字方面的书籍。

史部，主要收录各种体裁的史书，另纳入地理、政书及目录类图书。

子部的范围比较广，诸子百家、算术、天文、生物、医学、军事、艺术、宗教、占卜、堪舆、命算、笔记、小说、类书等，皆入子部。 集部，则录诗文集、文学评论及词曲方面的著作；个人著作称“别集”，集体创作称“总集”（例如：《六家文选》）。 中国印刷术的演变：

雕版印刷发端于唐代，宋代以后成为传统中国图书制作生产重要方式。较早的雕版，一次只能印出一种颜色，称为“单印”；若将规格完全一样的几块版面，分别在不同的部位着上不同的颜色，重复迭印，就可产生二色、三色、四色，甚至五色的效果，称为“套印”；以套印技巧印制的书，就称为“套印本”，是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彩色印刷术。活字印刷术是用铜铸或木造成一个个独立的字体，再拼成版面印刷（图4《御制数理精蕴》），乾隆皇帝将宫中以木活字印刷的书称为“聚珍版”。石板印刷是西洋技术，在清末传入中国，因有快速、价廉的优点，很快地通行起来。 古籍的结构是指一部具体古籍外在形式和内容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特定的名称。

1．书衣：俗称书皮，也称封皮。（修复技术规范228）是为保护书而在书的前后加的封皮，一般选用较硬的纸作为书衣的材料，并在书衣上题写书名。

2．书签：用作题写书名的长方形纸条，一般贴在古籍封皮左上角。有时还有册次和题写人姓名。（修复技术规范229）

3．书叶：按文稿顺序排列的书写、印制的单张纸叶。（修复技术规范29）

4．封面：位于护叶之后、所有书叶之前。常镌刻书名、作者、刊刻时间及地点等项内容。（修复技术规范218）

5．护叶：也称副叶，用以保护书芯或连接书衣。（修复技术规范219）一般是一张空白纸。在书名叶或前或后。

6．书芯：指书衣以内或未上书皮以前已订在一起的书册。（修复技术规范220）

7．书脑：书芯订捻、缝线以右的部分。（修复技术规范224）即装订时，锥眼订线的地方。

8．书背：又称书脊，与书口相对，上下封皮相隔或连接的部分，相当于书籍的厚薄度。（修复技术规范225）即一书装订处的侧面，如同书的脊背，所以称书脊。

9．书头：书籍上端切口处。修复技术规范221）又称为书首。

10．书根：（修复技术规范222用的术语叫“书脚”，解释为：书籍下端切口处，亦称书根。）有些古籍在书根上有书名、卷数、册数，但书根上这些题名不一定准确，有些是刻板时印上，有些是藏书者自己为方便翻检、阅读或者保护而写上去的，多半是简名。 11．书角：天头和地脚右端。（修复技术规范227）

刻本也就是版本类型。亦称刊本、椠本、镌本。均指雕版印刷而成的书本。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很早。唐代已经有雕版印刷的书籍流行。五代已由政府指令国子监校刻“九经”。至宋代，雕版印刷的书籍大盛。旁及辽、金、西夏，直至元、明、清，前后盛行1000余年。

石印本指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我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 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体字，易于辨认。

影印本：分线装和平、精装两种形式。过去的影印本，大都采用线装，保持中国古书古雅的特色；但当代的趋势，要求影印的古书采用平装、精装的形式，这样价格可以低廉，又便于插架。影印的古籍也可以加以断句或校勘，有部分影印的古籍已是断句本或校勘本。

扩展资料

中国近代的石印文献，内容以古籍为多，遍及经史子集四部以及丛书、通俗小说、唱本等，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商务印书馆石印的《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中华书局石印的《古今图书集成》等。此外，地图、画刊、报刊和时人新作等也大量地以石印的方式出版。

影印图书大约有3种方式：珂罗版影印，石印，胶印。工序基本上都是先照相，而且是依原本照相。影印本在古籍中很普遍。

-刻本

-石印本

-影印本

古籍小常识：什么是古籍？ 收藏界普遍的看法是，1911年以前的书籍称为古籍，而1949年之前的称为解放前旧书。在国际上，各大博物馆对中国古籍以清入关(1644年)为界限，在此前的古籍，无论官刻、私刻，均为善本。而国内收藏界则以1795年为界，在此前的均视为善本，因此古籍中又有乾隆版、康熙版、明版、宋版之称。宋元时期的古籍很久以来就是藏家追捧的对象，拍卖会上，元以前的书往往是论残页卖；600年前的书是论页卖；400年前的书是论册卖。 古籍的版本 据博物馆的张先生进一步介绍，古籍还有原刻本、翻刻本、写刻本、套色刻本等版本之分，其中古籍中的原刻本一直是藏家的首选。翻刻本比较多，在存世古籍中所占最大，收藏价值略逊原刻本一筹。但有几种翻刻本值得藏家关注： 一是原刻本已不在了，或只有孤本残卷存世，则其翻刻本的珍贵程度堪比原刻本。 第二，翻刻者是历史上著名的刻书机构，如官书局中比较有名的通志堂、汲古阁等。 第三是影刻本。影刻就是先在原刻本上进行影摹，然后再上版雕刻，如此印出的书能够完整地保留宋元版原刻本的形状。这些影刻本的价值要远远高于普通的翻刻本。第四，写刻本，是指由擅长书法的人或作者自己书写上版印出的书，如宋代苏轼写刻的《陶诗》，清代郑板桥自书的《板桥集》等。 还有就是套色刻本，即在同一书页上，印上颜色不同的文字和图画。这种套色印刷技术最早出现在元代，至明万历年间发展成熟。套色刻本的价值往往高于同时期墨本数倍，历来是收藏界追逐的热点。 在古籍收藏中，有一个说法，即“善本时间早于乾隆”；同一时期的古籍中“刻本优于印本，初刻优于翻刻，套色优于单色，图画优于文字”。 （强燕　朱文婧）　古籍展讯 位于广州市北京路的广州古籍书店，是华南地区最具规模的专业古籍书店。店内主要经营古籍珍本、善本线装书、现代新印文史等。几十年来广州古籍书店曾经收购、抢救了相当数量的古代珍本，最具代表性的有：唐代的《唐人写经》、宋代的《活人事证药方》、清代愈樾批注的《水经注》等，使一批极具珍藏价值、参考价值和版本价值的古旧书得以保存下来，重现光彩。9月23日-10月2日，该书店将在文明路中山图书馆有古籍展，展出古籍以明清时期的居多，还包括碑帖和部分特价书。 据了解，广州目前只有市古籍书店一家（包括北京路和东山书城两家分店）在经营古旧书籍，其他的就是一些个体户。 （朱文婧） 风险提示：收藏古籍先辨真假 与字画相比，古籍作假的不多。北京路古籍书店的杜经理表示，旧书的伪造情况相对字画等其他收藏品来说已经少很多，因为伪造古旧书的成本太高，纸质、墨色都很容易辨认，要仿造真的需要很高的技术。所以古旧书市场上的赝品还不是太多，但也不排除有赝品的风险。 据了解，古籍常见的作假方式有三种：一是剜改，比如将书名由常见名改为罕见名，或改牌记（即版权说明），将很晚的牌记改为早期的；还有改藏书印的，将普通藏书印改为名家藏印；二是以残充全，即将残册通过改造冒充全册。另一种较常见的就是染纸，将现在市面上的新书用茶叶水泡后冒充古书。 因此，在收藏古籍时，一定要先学习相关的知识，比如说要了解某个年代出版过什么代表书籍，这个年代的纸质、字形、油墨都有何特点；原刻本、影刻本、复刻本等不同形式的古籍应该是什么样子。当然，光有这些也不够，还需要多看细看。另外，还要多向行家请教，参加展览会、拍卖会了解行情，以免“用买人参的价钱买了萝卜”。 并非所有古籍都有价值 虽然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之说，但在所有的藏品种类中，古籍是存世量最多的一种，收藏者藏有上百本古书轻而易举。因此，杜经理表示，并非所有古籍都有投资价值，一些当时发行量很大、做工不是很精细、存世数量很多的古旧书籍，价值不是很高。这就需要收购时有一定的鉴别能力，不要高价买了便宜货。 一般而言，在皇宫内用过的内府本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而历代查禁书目，著名学者的批、校、抄、稿本要特别注意。一经品题，身价百倍。这类书籍拍卖时比同类同版的要高出不少。另外，名人尺牍拍卖异军突起，屡创佳绩，现已在古籍收藏中牢牢占据了一席之地。目前，一封一般的清代名人书札价格都在千元以上，明代名人的则需数千元。 近年来，古籍收藏已将视野拓展到民国时期。民国时期的图书数量可观，内容丰富，且由于距今较近，损坏或流失者也较少，时下价格也相对偏低，许多私人藏家在经济上都能承受。近年，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在关注“旧善本”的同时，又提出了“新善本”说，并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进步书刊和文献归于其中。1994年嘉德公司举行的首场古籍拍卖会上，孙中山的3封信札就分别拍出了7万元、92万元、17万元的高价。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据文津阁藏本，该书共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四库"之名，源于初唐，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 清代乾隆初年，学者周水年提出"儒藏说"，主张把儒家著作集中在一起，供人借阅。此说得到社会的广泛响应，这是编纂《四库全书》的社会基础。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可，接着便诏令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这样，由《永乐大典》的辑佚便引出了编纂《四库全书》的浩大工程，成为编纂《四库全书》的直接原因。《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共分四步：第一步是征集图书。征书工作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结束，历时七年之久。为了表彰进书者，清廷还制定了奖书、题咏、记名等奖励办法："奖书"即凡进书500种以上者，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进书100种以上者，赐《佩文韵府》一部。"题咏"，即凡进书百种以上者，择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题咏简端，以示恩宠。"记名"即在提要中注明采进者或藏书家姓名。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协助和藏书家的积极响应下，征书工作进展顺利，共征集图书12237种，其中江苏进书4808种，居各省之首；浙江进书4600种，排名第二。私人藏书家马裕、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等也进书不少。第二步是整理图书。《四库全书》的底本有四个来源：一是内府藏书，二是清廷官修书，三是从各地征集的图书，四是从《水乐大典》中辑出的佚书。四库馆臣对以上各书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应抄之书是认为合格的著作，可以抄入《四库全书》。应刻之书是认为最好的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抄入《四库全书》，而且还应另行刻印，以广流传。应存之书是认为不合格的著作，不能抄入《四库全书》，而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仅存其名，列入存目，这类著作共有6793种、93551卷，比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多出将近一倍。对于应抄、应刻的著作，要比较同书异本的差异，选择较好的本子作为底本。一种图书一旦定为四库底本，还要进行一系列加工，飞签、眉批就是加工的产物。飞签也叫夹签，是分校官改正错字、书写初审意见的纸条。这种纸条往往贴于卷内，送呈纂修官复审。纂修官认可者，可用朱笔径改原文，否则不作改动。然后送呈总纂官三审，总纂官经过分析之后，可以不同意纂修官的复审意见，而采用分校官的初审意见。三审之后，送呈御览。第三步是抄写底本。抄写人员初由保举而来，后来，发现这种方法有行贿、受贿等弊病，又改为考查的办法，具体做法是：在需要增加抄写人员时，先出告示，应征者报名后，令当场写字数行，品其字迹端正与否，择优录取。考查法虽比保举法优越，但也有不便之处，因此最后又改为从乡试落第生徒中挑选，择其试卷字迹匀净者予以录用。这样，先后选拔了3826人担任抄写工作，保证了抄写《四库全书》的需要。为了保证进度，还规定了抄写定额：每人每天抄写1000字，每年抄写33万字，5年限抄180万字。五年期满，抄写200万字者，列为一等；抄写165万字者，列为二等。按照等级，分别授予州同、州判、县丞、主簿等四项官职。发现字体不工整者，记过一次，罚多写10000字。由于措施得力，赏罚分明，所以《四库全书》的抄写工作进展顺利，每天都有600人从事抄写工作，至少可抄60余万字。第四步是校订。这是最后一道关键性工序。为了保证校订工作的顺利进行，四库全书馆制定了《功过处分条例》，其中规定：所错之字如系原本讹误者，免其记过；如原本无讹，确系誊录致误者，每错一字记过一次；如能查出原本错误，签请改正者，每一处记功一次。各册之后，一律开列校订人员衔名，以明其责。一书经分校，复校两关之后，再经总裁抽阅，最后装潢进呈。分校、复校、总裁等各司其职，对于保证《四库全书》的质量确实起了重要作用。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第一部《四库全书》终于抄写完毕并装潢进呈。接着又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抄完第二、三、四部，分贮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北四阁"。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又抄了三部，分贮江南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南三阁"。每部《四库全书》装订为36300册，6752函。七阁之书都钤有玺印，如文渊阁藏本册首钤"文渊阁宝"朱文方印，卷尾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方印。

《四库全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按照内容分类，包括4部44类66属。经部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史部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子部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又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

当然，《四库全书》的内容也有不足：第一，重视儒家著作，把儒家著作放在突出的位置。把儒家经典放在四部之首，把一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第二，轻视科技著作。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是"异端之尤"，可以"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除了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类收录少数科技著作之外，一般科技著作是不收录的。第三，不收戏剧著作和章回小说。第四，图书正文或有删节或挖改。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也就是寓禁于征的过程，也就是大兴文字狱的过程。据统计，在长达10余年的修书过程中，禁毁图书3100多种、15万部以上。在收入《四库全书》的图书中，也有不少删节或挖改。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还编了《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等。这几种书可以看作编纂《四库全书》的副产品。《四库全书荟要》是《四库全书》的精华，收书473种、19931卷。开本大小和装帧形式与《四库全书》相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共抄两部：一部放在宫中御花园的摛藻堂，一部放在圆明园东墙外长春园内的味腴书屋。《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是《四库全书》收录书和存目书的总目录。该目录前有"凡例"，经史子集四部之首冠以总序，大类之前又有小序，每书之下都有著者介绍、内容提要、版本源流等考证文字。由于这些考证文字出于纪昀、戴震、姚鼎、邵晋涵等著名学者之手，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简编本，它不列存目书，只列《四库全书》收录的图书，每种书的提要也写得比较简单。《四库全书考证》一百卷是四库馆臣对应抄，应刻各书校勘字句的记录汇编，该书对于校订古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用木活字印成的。它包括《四库全书》中138种"应刻"之书。该丛书在刻印4种之后，主持人金简通过比较，认为木活字花钱少，实用价值高，改为木活字印刷出版。金简把木活字印刷过程写成《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并收入《四库全书》，它是古代印刷史上的重要文献，已被译成德文、英文等流布世界。

《四库全书》编纂成功的原因何在？第一，安定的社会环境。修书期间，正当康乾盛世，天下无事，没有战争的干扰。四库馆臣坐在书案之前，一坐就是10年，没有后顾之忧。第二，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四库全书》从酝酿到修成，乾隆弘历始终参预其事，并由他精心策划。从征书、选择底本，到抄书、校书，乾隆弘历都一一过问，亲自安排。第三，雄厚的资金来源。《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所需经费难以数计，清廷一概包揽下来。第四，严密的组织系统。四库全书馆的最高职务是总裁和副总裁，多由郡王，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兼任，负责总理馆内一切事务，下设纂修处，缮书处和监造处。纂修处负责校理勘定全部书籍，并兼任缮书处缮写书籍的分校工作；缮书处负责全书的缮写及校勘事宜；监造处负责武英殿刊刻、印刷、装订、整理书籍事宜。四库馆臣总计360人，因故革职、身死除名、调用它任者，不在此数。第五，破格录用人材。四库全书馆堪称人才之宝库，集中了大量优秀人才，其中不少人是破格录用的，如邵晋涵、余集、周永年、戴震、杨昌霖等人，人馆前不仅不是翰林，而且戴震、杨昌霖等连进士都不是，仅是举人。人才云集，为编纂《四库全书》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从《四库全书》修成至今已有200余年。《四库全书》的流传情况如何呢？七部之中，文源阁本、文宗阁本和文汇阁本已荡然无存，只有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和文澜阁本传世至今。文渊阁本今藏台湾省，文津阁本今藏北京图书馆，文溯阁本今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澜阁本在战火中多所残阙，后来递经补抄，基本补齐，今藏浙江省图书馆。 如何评价《四库全书》？虽然《四库全书》在编纂过程中，有删削、挖改内容等过错，但就整体而言，应当是功大于过。首先，它保存了大量古籍，是古代文化的一次总结。

《四库全书》的编纂，对于弘扬民族文化，对于传播古代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200多年来，递经战乱，如果没有集众书于一身的《四库全书》，古籍将会大量散失，从而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其次，在古籍整理的方法上，尤其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汇刻丛书等方面给后人留下许多有益的启示：在辑佚方面，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并收入《四库全书》者共有385种，不仅使不少亡佚已久的古籍珍本重见天日，而且为后代的辑佚工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在校勘方面，四库馆臣网罗众本、慎选底本等做法，为后代的校勘工作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在目录学方面，《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价值是古代任何官私书目无与伦比的，其编纂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汇刻丛书方面，清人以《四库全书》为榜样，掀起了编刻丛书的热潮。近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续修四库全书》的出版，正是弘扬民族文化、继承和发扬《四库全书》的优良传统而结出的丰硕之果。

总而言之，《四库全书》是18世纪70到80年代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项特大型文化工程，在人类文化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